开始的话:作者承认他觉得无聊,并寻求药方
这个浮动不定的学术讨论会具有令人肃然起敬的题目与历史,是一项严肃的工程。(1)因此,当我受命提交论文之后,就开始严肃地履行我的职责。在针对“当代”以及它给人文学术界带来的后果写下长达三页的理论性探讨之后,我终于把自己搞得十分无聊,再也继续不下去了。我不太谦虚地觉得我的立论相当不错,也很新颖,我可以预见它的逻辑发展。一篇短小的论文被完成了,但是我失去了兴趣,立论就这样逐渐地淡出了。在反思中,我意识到了欠缺的是什么东西:是一个文本,一首诗,那是能够抓住我的兴趣、为思路充当一根纤维的东西。
“细读文本”(close reading)不像有些人想的那样是众多文学批评和理论立场之一种。它其实是一种话语的形式,就像纯理论也是一种话语形式那样。虽然选择细读文本本身和选择纯理论不同,算不上一个立场,但还是有其理论内涵。而且,任何理论立场都可以通过细读文本实现(或者被挑战,或者产生细致入微的差别)。
偏爱文本细读,是对我选择的这一特殊的人文学科的职业毫不羞愧地表示敬意,也就是说,做一个研究文学的学者,而不假装做一个哲学家而又不受哲学学科严格规则的制约。无论我对一个文本所做的议论是好是坏,读者至少可以读到文本,引起对文本的注意。文本细读可以变成对话,这个对话与回应其他的批评家、理论家十分不同:在后一种情况里,一个人不管是对某一立场表示不同意见,还是提出重大的修改(如果完全同意就会摧毁这种对话),对于自己来说都意味着具有既得利益(vested interest)。但是,在解读文学文本时这样的问题并不存在,尤其当这个文本以前的解读历史不给人很多压力时。当然了,我们总是带着自己的议程、自己的立场来进行解读的。但是,在那些精彩的文学阐释里,似乎常常发生出乎意料的事,而一个慧心深思的读者,往往不是借文本表达自己的立场,而是要“对付”那出乎意料的东西。所有事先决定的“议程”都可以出轨,或者改变方向。
我不反对理论探讨、历史语境、新历史主义、政治立场或者仅仅作笺注——只要我有一个好的文本。文本是一个学者和世界及外因会面之处,是历史与思想的交界点。
出于荣誉感,我还得再做一个告白:我常常被“命题作文”,而每当我考虑要写什么的时候,一个特定的文本就会进入脑海。在很多情况下,我不清楚为什么这一文本在脑海里盘旋不去。最后终于被写出来的文章,变成了一个把这一表面上看来风马牛不相及的暗喻逐渐归化的过程。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一个毫不相干的文本,一首6世纪初期的小诗,随着我的夏日阅读自动地来到我的笔下。
一首诗
刘孝绰,和咏歌人偏得日照
独明花里翠,偏光粉上津。
屡将歌罢扇,回拂影中尘。
在讨论这首小诗之前,请容我先简要地回顾一下这一时期的文学理论背景。与刘孝绰基本属于同一时代的钟嵘在探讨“意”和表现的问题的时候,用了两个意义相反的词:“深”与“浮”。(2)“深”指蕴涵在文字里面的深邃命意,如果文字对命意的表达都是“比”与“兴”,那么命意就会被埋藏在文字的表层之下。当比兴占统治地位的时候,文字表达在实现之前就已经全部植于作者的意向之中,文本中的一切都最终指向作者隐含的命意。在钟嵘的心目中,另一种可能性是“赋”,不假修饰的文字表达,然而赋的倾向是“浮”,因为它没有植根于任何“深”意之中,它是开放性的,对偶然事件、对它自身所遭遇到的理解,都来者不拒,并不被任何先行的内在动机所过滤和制约。钟嵘宣扬的,是两者的中和:既不要太“深”地植根,以致寸步难行(因为太强烈的关怀往往被作者用各种比兴之意象执着地重复不已),也不要过于漂浮不定。钟嵘觉得细节的繁缛是“浮”带来的恶果,但是,我几乎可以确定他会觉得刘孝绰的绝句是“浮”到极端的体现,因为这个文本虽则短小,却“毫不严肃”。
自6世纪以来,中国的文学批评家无不对这样的小诗深恶痛绝,百般诟詈,其激烈程度,与这首诗表面上的无害无辜完全不成比例。不过,我们也不能对这些批评家过于重视,因为与此同时,很多中国诗人都在继续写作这种“浮”诗。对这种诗篇的强烈敌意——认为它们导致了王朝的覆灭——只能使得我们感到奇怪:这样的诗歌到底造成了什么样的威胁?也许,归根结底,它们并没有那么邪恶。
在这首小诗里,诗人之“弄”(游戏),同于歌者之“弄”(这种“弄”,并没有希腊词“游戏”的哲学内涵)。“浮”的概念是准确的,因为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偶然,是日光笼罩下的一个片段的时空,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无故的手势。而阳光中的微尘确乎是“浮”尘,拂尘的动作似乎很有目的性,但是一无用处,只是游戏而已。这里的扇子是歌者的道具,本是用来辅助表演的(也许她唱的是一首爱情歌曲——同样也是游戏文字),不过准确地说,现在它只是“歌罢扇”——已经完成了它的主要使命的扇子。
这首诗里面的能指都在漂浮。绝句的第一行描绘了花间的翠羽,但是我们从题目已经猜到这里大概没有什么真正的翠鸟。在不同的语境中,我们也许还会把“翠”视为花间新发的绿叶,但是此处我们知道诗人说的一定是翠鸟的羽毛,歌者的头饰。这一线阳光为我们照亮了已经脱离它们原始性质和功用的物件。比方说,如果一样东西属于“器”的范畴,这东西“是什么”就要以它的用途来定义。那么,扇子是什么呢?它是用以驱散炎热的器具。但是在这首绝句里,虽然歌者在日照下汗津细细,她却拿手中的扇子派了别的用场;一来作为她歌唱的道具,二来拂去飘浮的微尘。这些用处都是次等的,都是对于目的性的戏弄,不是扇子本来的功能。轻汗浸湿了歌者扑在脸上的粉——又一样装饰品,微尘的对应物。
当时的读者在看到这首诗时,大概不会不想到汉朝的班婕妤。一首关于扇子的诗被系在她的名下,在这首诗里,扇子是美人的象征:在炎热的夏天受到珍视,但是失宠于秋日的凉风。
新裂齐纨素,鲜洁如霜雪。
裁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
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
常恐秋节至,凉飙夺炎热。
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
这里的扇子既是象征,又确实以它的本来功用见知于诗人。这也就是“比”,拿钟嵘的话来说,文字的表达具有深度,因为它被作者深藏的用意所控制,一字一句都犹如这把象征性的扇子那样具有目的性。没有任何漂浮不定的东西。批评家们对之赞叹不已。而且在6世纪初期,常出现以班婕妤为题材的乐府诗——说不定我们的歌者刚刚唱的就是呢。
但是,在刘孝绰的绝句里,我们既看不到班婕妤据称是真实的幽怨,也看不到歌者表演出来的幽怨:扇子所派的用场相当地软弱无力,相当地想入非非。这是很有挑战意味的游戏:甚至不是像所说的那样是假作严肃的游戏,而是毫不掩饰地赞美生命中的偶然,一个没有前因后果的、充满随意性的时刻,这种时刻的情趣和美丽。道德感强烈的批评家们对这样的诗深深不以为然,他们往往把它和“艳情”(或称色欲)联系在一起——但是这里根本没有男女爱欲的表现,也没有我们在班婕妤怨诗里发现的那种对感情承诺的追求。这首小诗所表现的艳情,其实不过是对于事物富有声色之美的外表尽情的投入,这种投入无意得到结果,不期求圆满完成:这是一种漂浮无根的艳情。
就像Paul Rouzer曾经指出过的,这样的诗歌表现出一种窥视癖(voyeurism)。歌女不仅被笼罩在阳光下,而且也被笼罩在诗人关注的目光下。但是,就连“窥视癖”的范畴也必须被重新划分:一边是那种深入的、颇涉下流的偷看者(the Peeping Tom),一边则是浮动的、只作短暂逗留的视线,游戏于感官的欲望,而不沉溺其中。
也许,在这个佛教大行的时代,这首诗有其佛学的层面:日影中的微尘,感官世界能够玷污素衣的红尘。其实,富有声色之美的外表,包括激情和色欲,甚至包括钟嵘认为给了诗歌以基础的那些所谓“严肃”的事情,都不过是幻象,是空虚。也许,这些浮动的意象更接近真理。
严肃起来
读者大概终于忍不住要发问了:可是这与人文学科、与它的制度和机构的现状到底有什么关系呢?我的论文按理应该“意深”——牢牢地植根于一个大家共同关心的题目和重大的文化问题之中。相反,它却好像远远地偏离了航向。我想我得抛锚把它固定下来。
刘孝绰的绝句来到我的脑海,也许是因为我在考虑我们的“严肃”精神,我们对人文学科的“危机”没完没了的探讨,我们对人文学科在当今世界的用处感到的焦虑。这首诗是一种小小的抵制,是对严肃精神的批判。我们可以从这里更进一步,同时不让这些严肃的目标把我们从这个游戏性的文本引开得太远。
钟嵘在过分的“深”里看出一个问题:
若专用比兴,患在意深,意深则辞踬。
“踬”——失足绊倒——是步履遇到障碍的体现。一切文字都是能指。如果泥足于深意之中,一个作者就不可能到达任何地方,只有不断重复。
直到近年以来,大学就和其他社会机构一样,保持了极大的历史惯性,并把这种惯性作为普遍接受的情形。人文话语也是一种机构,也曾同样如此。变化当然还是在不断发生,有过许多十分充满张力的、自我意识很强的阶段。但是我们不应低估这句对于机构形态的通行解释:“这就是一贯如此的行事方法。”机构的性质就是接受已存的传统。人文学科以前对文化、道德教育有很多泛泛的、很少被详细考察的虔诚信仰,但是却从未没完没了地担心它们为什么要存在,它们对什么样的社会目标起到了服务作用,是否在朝着一个正确的方向前进(它们不是没有担心过,但只是有时为之,而且程度温和)。它们以一种宽泛的眼光看待自己,也就是说,它们认为自己帮助了一个年轻人为即将进入成人社会生活做出准备。作为一个不假思索的陈述,这其实是宣告了它们在社会精英生活的一系列阶段中占有的一席之地。
我们生活在一个批判的时代(不管这些批判思想提出的问题和采取的形式多么富有惯性、多么容易预见)。当我们回顾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大学,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教育与社会形态在生产精英的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就与我们能看到较老的人文话语曾经灌输和强调了诸如殖民主义、性别与社会等级差别这些曾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价值观念是一样的。时到如今,我们对于现存的机构和话语形式(仍然在为生产精英服务)所进行的是同样严肃的批判性审视。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之间的大学当然也富有批判精神,但是现在有所不同的是那种对于历史惯性的认可消失了,那种把某些形式有效地隐藏在“这就是一贯如此的行事方法”这句话后面的习惯精神,已经不见了。
这种惯性其实非常有创造力:它提供了使得改革和革命成为可能的阻力。没有这种有效的阻力,在批判性考察和改革的支持下,“变化”就只不过是一种时尚的改变而已。我常常听到学者们讨论文学批评领域的下一个“转折”将会是什么:这种预言的热衷来自追求时髦的欲望,并非出自面对一个真正的问题感到的急迫,而真正的问题只通过抵制和阻力表达自己。在这样的批评过程中,真正的文化问题、理论问题被触及,收获是不言而喻的,但同时,找到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的欲望本身超越了任何具体的发现而成为当务之急。如此追求不断的批判、不断的变化,意味着每种变化的形式自身都没有意义,我们拥有的,是一种激进的稳定。
批判的行为(在广大的文化意义上,同时也适用于机构、机构的形式,比如说人文学科领域的机构形态)使变化得以不断地发生。有很多因素来解释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巨大的文化变迁:比方说“二战”之后扩张过度的学术生产,导致了学术机构的压力,这种压力迫使人们不断努力寻找新的批评反思对象(包括上一代人和同时代人)——虽然这种压力本身是我们抗拒批评反思的习惯之一。我们的学术文化有点像中国农民使用土地:总是把充满渴望的目光投向最后一丛树林。
我当然不是在充满怀旧情绪地建议回到过去——我不提出任何建议,因为任何建议都是不可能的。(3)但是这个不断批判的文化本身就应该受到批评的审视。文化批评的所有形式都在故作严肃,一起认定应该有所为,或者,当批评的对象存在于过去,就一起认定不应该再有所为。这种批评形式指示了什么是更好的路线。批评家似乎充满关怀——我说“似乎”,是把他们究竟是否真的充满关怀这一问题姑且置而不论。这就是存在于机构制度化之中的问题,在形式上生产“严肃”——包括严肃的批评。我们永远不知道,一个批评家对当前的文化现象做出批判性的分析,是不是因为除了有助于他在学术机构里面的晋升之外还对他个人十分重要,或者,仅仅只是他获得职位名誉的手段。不过,当然了,我们永远也不可能分清楚这两种动机。我们已经失去了惯性的阻力,使批评行为保持其必要性的深度。
歌妓说:“我爱你,我这次是心口如一。”但是花了钱的听者永远不知道歌妓是否心口如一,抑或她只是明白如果她这么说,她的职业生涯就会更加成功。我们自然可以假设——而且有充足的理论基础——这是一个不成其为问题的问题,永远也没有肯定的答案。但是这个问题在话语中其实十分重要:这就是为什么仅仅说“我爱你”是不够的,还必须加上一句“我是心口如一的”。对于歌者/批评家来说,“我是心口如一的”采取了争辩、怨怒等一系列修辞表征,力图雄辩地证实其严肃性。即使我们不知道批评家是否真的严肃,“看起来”严肃(这当然也包括了“确乎严肃”的可能)本身便具有价值。
我们回到日照下的歌者。假设班婕妤在写下以扇子立言的怨诗时真的“心口如一”,而不是在进行一种镶嵌在社会语境之中的表演。(4)刘孝绰的歌者演唱的是类似的诗篇,而且大概十分真诚。我们都喜欢具有“严肃意义”的表演,也被真诚的表现所感动,但是刘孝绰的诗却选择了“歌罢”之后的瞬间。我们被迫看到扇子作为象征性意象的严肃性被掏空,被化作纯粹的玩具。
扇子
扇子是风的人工制造者。“风”在中国文学批评的传统中是一个具有丰富含义的词。“风”是《诗经》前半部分的总称:那些来自各个诸侯国、“系一人之本”的诗篇,针对当前的文化情境而产生的感情的“自然表达”。“风”又意味着“影响”:歌者通过激发听众的道德情感而教化他们。“风”(讽)有时被翻译为“讽刺”,但是“讽劝”——间接的批评——也许更合适。批评是间接的,因为它被寄托在某种具体的意象里:动机是幽深的。
刘孝绰笔下的歌姬所拿的扇子引起了一阵微风,吹拂着阳光里的尘土。在这阵人工的微风停止以后,阳光仍然充满浮尘。
再次谈到严肃的问题
我承认,我试图显示琐细之物的严肃性,从而好像那些解读儿童游戏之重要性的心理学家一样,伤害了游戏本身。但是就算是在严肃的领域里,“偶然”和“无缘无故、毫无来由”这样的概念仍然难以被我们完全地控制和操纵,它智胜诸如班婕妤那样的“怨苦叙事”,或者当代文化批评不断许诺的道德改革计划,甚至歌妓或批评家们通过痛苦与关怀的表演得到荣升的计划。钟嵘知道得很清楚:这些计划的问题在于它们把遭遇的一切全部转化成了自身的一部分,任何新东西都成为我们已经熟知和同意的东西,被没完没了进行重复的象征或者表达工具。
在这种模式里,任何创新都成为不断探察罪行(或者左倾,或者右倾,或者只是不正确的态度)的手段。我们和我们的世界处于不断寻找失误和偏差的批判眼光之下。(5)当我们发现和揭露错误的时候,发现者自己在这种行为中得到了清洗和解脱。在这一方面,比如说英伦三岛的非国教徒(non-Conformist)就用不着屈居于那些对类似刘孝绰绝句这样的诗横加挑剔的中国批评家之下,我们也用不着绞尽脑汁才在其他文化里找到同样的激情。这里我们不得不引用塞缪尔·巴特勒(Samuel Butler)的诗句:
呼唤火焰与利剑,还有荒芜。
进行一次彻底而神圣的革新,
把它不断地进行下去,
现在,将来,直到永恒,
好像宗教这东西被创造出来,
就是为了被没完没了地修正。
巴特勒写下这几行诗句的时候,本是为了嘲讽和调侃。但是如果我们把“宗教”一词换成别的概念,那么批判过程就很容易得到我们的认可而不是蔑视。
我把自己驱入一个角落,在这个角落里面很难宣传任何东西,不过我还是准备一试
我是按照其字面意义理解大学(university)这个词的。(6)大学应该是产生新事物、新思想的空间。任何宣称其笼罩一切、极权独裁地位的意识形态都必然失败,哪怕只是因为它没有在内部包含对自己的否定(这一貌似简单的理论公式有十分具体、现实和惊人的表现)。同理,当代把不断的变化作为极权叙事的努力,因为类似的原因而注定失败:缺少徘徊。大学只有在成为矛盾的载体时才能实现它自己(虽然这会排除统一,统一却可以作为一种可能性存在)。狐狸和刺猬必须躺在一起,这比狮子和羊羔躺在一起困难得多。
人文学科机构被批判和代替的机器驱使着,我们都被捆绑在这台机器上,虽然我们早已经忘记了它是为何以及如何制造的。就算我们把批判的武器对准它自身,我们还是不能摆脱操作这台机器和被它操作——因为它就是一个机构,一个制度,具有机构和制度的全部惯性,虽然这种惯性就是声称反对惯性。在机器之外和机器的边缘,是知识界里的卢德派分子(Luddites)(7),在充满希望地倾听工厂内部发出的任何不满的噪音。在工厂里面,我们制造“进步”。
严肃是值得的。我在这里变得严肃起来,以完成我当下的职责。但是我们应该意识到严肃的局限:严肃倾向于重复,因为新事物变成不过是现存关怀的象征或者证明材料而已。因为我们的社区把严肃看得太过严肃,赋予它太多的价值,纯粹的严肃往往和为自我利益服务的严肃混在一起,难以分清。
但是一座大学里的人文学科领域应该是开放的,关怀而不沉溺于我们已知的教训。它应该是一个存在着意料之外的事物的空间。
我们再次回到日照下的歌妓。她刚刚演唱过一首富有激情的歌曲,现在她淡漠地退到一边。阳光正好照在她身上,她流汗了。在阳光中她看到浮动的微尘——每一粒都属于这个红尘世界,也是这个红尘世界的象征,她以手中的扇子去拂尘,知道这没有用,它们还会继续存在。那个偶然性的、没有前因后果的游戏行为,是上天赋予人类的礼物,在其中我们看到某种新的东西——也是没有意义的东西。
(1) 本文可谓“赋得人文学科国际学术讨论会”,盖作者在1998年参加第五届人文学科国际学术讨论会时提交的论文。本届讨论会的主题是“习俗与创新”。讨论会每次都在不同的城市举行,故云“浮动不定”。——译者注
(2) 参见钟嵘《诗品》序:“若专用比兴,患在意深,意深则辞踬;若但用赋体,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译者注
(3) 我已经注意到,每次当我提出一些过去的时刻存在十分严重的问题但同时也有一些好的、有用的、我们现在已经没有了的文化形态时,我都会被指责为怀旧——即使我特别强调利益大于损失,也还是无济于事。带有批判心态的读者完全听不到我对过去的批评,只听到过去比现在好的那一部分。而真正怀旧的批评家同意这种比较,但又完全忽略了对过去的批评那一部分。我认为,这种情形的反复出现说明当前我们的文化政治中存在一个重要的问题,不同派别之间的鸿沟深到他们当中的任何一方都看不到其他可能性的程度。对于激进派来说,任何对当代文化的批判都是可以接受的,但是除了一点,那就是诉诸过去,虽然这种过去往往是幻想出来的。过去和现在,都同样有可怕的失误,也有很好的东西。每一个收获同时也意味着损失。如果一定要我做出一个政治选择,我会毫不犹豫地肯定收获大于损失,但假如我们不能在肯定此点的时候也意识到有一些重要的东西已经不可弥补地、必要地失去了,那么我们就是在隐瞒我们文化上的消费,将来迟早要面对我们现在掩盖起来的问题。
(4) 富有反讽意味的是,虽然在整个古典时期,甚至对现代的许多学者来说这首往往被系于班婕妤名下的诗都是“真情实感、心口如一”的典型例证,但是此诗作者纯属于虚。很久之前,曾经一度,人们“心口如一”,从那之后,就很难说了。但是这种对于曾经一度、人们的确“心口如一”的信念本身,成了后来世界持续而重要的组成部分。
(5) 我承认我们的法律缔造者具有弥补此点的天才。不过社会上的实际情形却是:在没有发现任何真凭实据之前,“无罪的假设”(presumed innocence)这一律条从不是美国社会的常态——“有罪的假设”才是。
(6) 英语“大学”(university)包括了宇宙(universe)和普遍(universal)在内,也就是说包容和涵括一切。——译者注
(7) 卢德派指英国19世纪初以捣毁机器等为手段反对工业化的运动成员。——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