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2期

【摘要】《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是杜甫与贾至、王维、岑参唱和之作，同中有异，后代学者对此大有轩轾。此诗有别于赞美同僚的一般唱和诗，也不是简单歌颂帝王的早朝诗。四位诗人的诗作，映射了玄、肃皇权递嬗的敏感时局，也隐晦传达出处境并不相同的四位诗人对朝政时局微妙的态度及政治立场。杜甫诗作尾联的特殊处理，不仅表明其人情练达，而且隐含政治意味，反映了他对玄、肃二帝的不同态度和政治心态的变化，也展示了杜诗的转变及其创新的根源。

【关键词】杜甫；《早朝大明宫》；早朝诗；唱和诗；玄、肃二帝之争；诗歌创新

唐肃宗至德二载（757）九月二十七日，唐军与安史叛军在长安西南香积寺大战并取得胜利，次日长安光复，并趁势于十月十八日收复洛阳，二十三日唐肃宗回到长安；经过长时间的犹豫之后，唐玄宗终于答应唐肃宗并于十二月初三回到长安，二十二日唐玄宗在大明宫宣政殿传国宝于肃宗，持续一年多的父子相争至此决出胜负，形式上完成帝位之更替，朝堂之内，大局趋于稳定，与此同时，东部战争形势也在急剧演变，安史叛军虽尚未被彻底平定，但其势力已属于强弩之末。英主继任、山河复归的喜悦，弥漫在朝堂内外，在亲身经历、感受开元以及天宝前期“盛世”之盛的朝臣看来，李唐王朝已形成“中兴”之势。乾元元年（758）春天，春回大地，万象更新，自然的节序也带来欣欣向荣的氛围，时任中书舍人贾至，在参加一场隆重的早朝仪式后，创作了一首歌咏朝仪的诗《早朝大明宫呈两省僚友》并赠分居大明宫南部西、东两侧中书省、门下省并一同参加朝仪的几位同僚，也是当时著名诗人的中书舍人王维、右补阙岑参以及左拾遗杜甫，身有同感，立即纷纷应和，这次唱和事件被视作盛唐之盛、盛唐诗坛之盛的一大景观。这组诗用词典丽，气象高华，尤其是王维唱和诗中两句“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更被视作大唐盛世之最佳写照而成为千古名句，被后代诗论家津津乐道。这几位诗坛大手笔本来交往深入、关系亲密，同台唱和，运用同一题材、同一形式，自然会有短长，古代学者对此颇为关注，当代学者也有讨论。目前，学界围绕四首早朝诗，从诗歌类型、写作艺术以及表层的时代内涵以及技艺高低角度，作了丰富而专深的比较研究，创获殊丰，却对诗作内容差异及其内在根源并未深究。其实，联系当时具体政治背景看，虽已复京，两代皇帝先后回到长安，但关系并不和谐，且安史叛乱尚未彻底平定，王维诗句“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显然不是写实，更可能是安史之乱爆发前的朝会场景。如果从政治史的角度看，安史之乱仍酣，此时显然已不属于“盛世”，而且，二帝并在，权力斗争十分激烈，形势微妙，所谓“中兴”并不切实，因此，在当时最神秘的公共政治空间里举行的这场诗歌唱和活动中，几位诗人显然并非平平淡淡地歌功颂德，竞赛诗艺。他们创作的深层政治背景及其内心隐秘是什么？杜甫《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到底有何特殊之处？本文在前贤研究基础上，爬梳现有史料文献，努力还原历史细节，并结合这几位好友诗人的身份处境，试图发掘隐埋于这组诗字里行间的政治隐情。

一、早朝唱和诗的共同主题与杜诗的歧异

从总体上说，有唐一代，经济繁荣，国力强盛，同时，也十分重视文教礼仪建设，借以维护大唐的统治秩序与突显大国的庄重威仪，朝仪便是其中较为重要的一项，与唐代官员日常政治生活息息相关，《大唐开元礼》《唐六典》《通典》以及《唐会要》等政书对此均有详细记载。唐代继承上古“三朝”之制，形成三种层级的朝会形式，即每年元正、冬至举办的大朝会和每月初一、十五举办的朔、望朝会以及每日都可能举行的常朝会，常朝会以及朔、望朝会是皇帝在宣政殿处理朝廷重要行政事务的活动，频繁举行，议政效率高，是朝会的主要形式，有时宰臣被皇帝召进紫宸殿议事，被称为“内朝”；“大朝”则是皇帝于元旦、冬至及大庆之日在宣政殿、含元殿或丹凤门受群臣朝贺，有时还安排藩邦使者参加，庄严肃穆，具有宣示大唐及其帝王权威的政治意涵。《唐六典》“尚书礼部”条（卷4）记载：“凡京司文武职事九品已上，每朔、望朝参；五品已上及供奉官、员外郎、监察御史、太常博士，每日朝参。” “尚书吏部”条（卷2）对“供奉官”的范围有明确规定：“侍中，中书令，左、右散骑常侍，黄门、中书侍郎，谏议大夫，给事中，中书舍人，起居郎，起居舍人，通事舍人，左右补阙、拾遗，御史大夫，御史中丞，侍御史，殿中侍御史。”此时，贾至、王维为中书舍人，正五品上；岑参为右补阙，从七品上；杜甫为左拾遗，从八品上，根据唐朝制度规定，四人均有资格参加朝会。新、旧《唐书》都没有详细记载唐肃宗至德三载朝会情况，《册府元龟》（“帝王部（下）”，卷107）只记载了一次：“肃宗至德三年正月甲申朔，御含元殿，受朝，百官上寿称贺”，这是元旦朝会，而《资治通鉴》还记载了这个春天另外一次重要朝会：二月丁未（758 年3月18日），肃宗“御明凤门”，“赦天下”并“改元”为乾元元年，“尽免百姓今载租、庸，复以载为年”，可见这次朝会颇为隆重，宣示政策意义重大。根据四位诗人诗句所写景物反映的节候判断（贾至诗句“禁城春色晓苍苍”“千条弱柳垂青琐，百啭流莺满建章”，岑参诗句“莺啭皇州春色阑”，杜甫诗句“旌旗日暖龙蛇动，宫殿风微燕雀高”），从季节来看举行这次朝会的时间正是“春正好”的时刻，而四首诗所写的氛围异常庄严，内容一定重大，需要中书舍人贾至起草“王言”，我们推测《资治通鉴》所记载的可能正是这次宣布重大政策的朝会活动。

四首唱和诗刻画的早朝朝会的权力感、秩序感与庄严感，正是最高统治者举行这种仪式所追求的社会效果在文学创作中的真实反映，体现着“中兴”的政治氛围与时代感受。在整个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皇权拥有绝对权威，而唐代更是政治、文学两位一体，关系错综交织，在此体制下生存的官僚兼诗人们，诗人这个身份从来都不是他们的第一选择，不是他们第一身份属性。他们身处政党倾轧、波诡云谲的朝堂风云之中，诗歌创作与当时政治活动有着紧密的联系，镌刻着深深的政治印记，具有鲜明的现实指涉，换言之，历朝历代的朝会诗都不免歌功颂德，而这几首朝会诗的歌功颂德，则与各位作者独特的处境与认识、心态有关。

贾至《早朝大明宫呈两省僚友》诗云：“银烛朝天紫陌长，禁城春色晓苍苍。千条弱柳垂青琐，百啭流莺满建章。剑珮声随玉墀步，衣冠身染御炉香。共沐恩波凤池里，朝朝染翰侍君王。”主要描写百官在大明宫早朝的情形，勾画出肃穆而又宏伟的早朝景象，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诗中提及早朝地点是大明宫，此宫与太极宫、兴庆宫并列为长安三大宫殿群，唐代帝王中，唐高宗最早在大明宫听政；唐玄宗除了短暂移居兴庆宫听政外，长期在大明宫生活并处理政务；安史叛军被逐出长安后，唐肃宗返回长安，便理所当然地住进大明宫，到唐末，大明宫一直是唐朝政治中心，在承担唐朝政治与礼仪功能方面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而回到长安的唐玄宗开始住在兴庆宫，后来被软禁在冷僻的太极宫，直到驾崩。贾作首联“银烛熏天紫陌长，禁城春色晓苍苍”，从早朝景物写起，点明时节为春天。颔联“千条弱柳垂青琐，百啭流莺满建章”，描写春天欣欣向荣的景色和眼前宫殿的宏伟气势，互相映衬。当时长安“夹道植槐”，但也大量种植柳树，柳枝依依更能显示春回人间的温暖氛围。颈联“剑珮声随玉墀步，衣冠身惹御炉香”，由远及近刻画两省朝容。尾联“共沐恩波凤池上，朝朝染翰侍君王”，表明自己以文字侍奉肃宗的忠心。《唐六典》“中书省”条（卷9）载：“中书舍人掌侍奉进奏，参议表章。凡诏旨、制敕及玺书、册命，皆按典故起草进画；既下，则署而行之。”末两句以歌功颂德为落脚点，显现出早朝诗这种题材特定的审美视阈。

王维的《和贾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诗云：“绛帻鸡人送晓筹，尚衣方进翠云裘。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日色才临仙掌动，香烟欲傍衮龙浮。朝罢须裁五色诏，珮声归向凤池头。”颔联“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格局宏大，笔力遒劲，气象万千，但历史真相可能并非如此，这只是王维对唐王朝的歌颂而已。安史叛军占领长安时，长安遭到严重破坏，如杜甫诗句“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春望》），而“九天阊阖开宫殿”表明，大明宫的主要宫殿并未遭到毁坏，但“万国衣冠拜冕旒”则显然是夸张，因为在安史叛军尚未被彻底消灭、李唐王朝国力虚弱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出现藩国争相归附朝觐的盛况，吐蕃趁机进攻陇蜀，当时帮助唐军驱逐安史叛军的回纥还趁火打劫。这两句诗隐约透露出王维对新帝肃宗的恭维与奉承，这实则与他之前一段并不光彩的经历有关，蕴含潜在的政治隐情。安史之乱爆发后，王维因扈从不及，被迫做了安史洛阳伪朝廷的伪官，这是他政治上无法抹去的“污点”，但由于王维任伪职时曾写过心向大唐王朝及唐玄宗的《凝碧诗》，加之因担任太原少尹时辅佐李光弼镇守太原出谋划策作出重大贡献而被擢任刑部侍郎的弟弟王缙，主动降官为兄赎罪，所以王维于至德二载（757）十二月被肃宗特赦，可以说，王维诗中对朝仪的夸大描摹，在一定程度上是王维对肃宗油然而生感激的具象化。《瀛奎律髓汇评》（卷二）引何焯评论说：“次联君臣两面都写到，所谓有体要也”，比较准确地概括了王维对唐肃宗的立场。

岑参《奉和中书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诗云：“鸡鸣紫陌曙光寒，莺啭皇州春色阑。金阙晓钟开万户，玉阶仙仗拥千官。花迎剑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干。独有凤凰池上客，阳春一曲和皆难。”前六句着重描写早朝景象，则后两句嘉美贾至及两省僚友们。历代学者多尊奉岑作，宋代杨万里《诚斋诗话》论曰：“七言褒颂功德，如少陵贾至诸人倡和《早朝大明宫》，乃为典雅重大。和此诗者，岑参云：‘花迎剑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干。’最佳。”清代方东树《昭昧詹言》评价亦甚高：“起二句‘早’字。三四句大明宫早朝。五六正写朝时。收和诗，匀称。原唱及摩诘、子美，无以过之。”其实，在安史之乱发生之前，岑参于天宝十三载（754）应封常清之辟而赴北庭幕府，任安西北庭节度判官；至德二载（757）春，回到凤翔肃宗行在，故其对朝廷时局变幻及其内部复杂利害关系卷入、体验还不深，后因朝廷正处于草创之际，急需用人，经杜甫与裴荐等人推荐（杜甫集收录此联名荐举文《为遗补荐岑参状》），被授予右补阙之职，进入中央朝廷，完成仕宦之路上的重大跳跃。岑参与王维的创作动机当是一致，也表现出对肃宗的感激之情。

从对李唐王朝的赞美和对“中兴”的歌颂而言，杜诗并不下于前三者之作，而从早朝诗、唱和诗写作规范角度看，杜诗确实存在微妙之别：“五夜漏声催晓箭，九重春色醉仙桃。旌旗日暖龙蛇动，宫殿风微燕雀高。朝罢香烟携满袖，诗成珠玉在挥毫。欲知世掌丝纶美，池上于今有凤毛。”诗前四句咏早朝氛围，后四句和贾至。首句道出唐代官员上朝时间之早，黄维章评：“杜曰‘五夜漏声催晓箭’，从夜言早，先一步说。催字，尤写出臣子夜坐待旦心事。”根据有关文献记载，唐代官员上朝须在黎明前赶至宫门外等待，有些官员居所距离皇宫较远，半夜从家出发的情况时常存在，不可谓不艰辛，杜诗此句意在表现臣子忠于职守，忠于帝王的态度——这其实就是说明唐肃宗地位稳固，大臣们普遍忠于肃宗、忠于职守。次句描写春色之浓，桃红如醉的禁内景象。颈联“旌旗日暖龙蛇动，宫殿风微燕雀高”，没有像其他三位诗人那样直接描写朝会的人员活动场面，而渲染朝会的环境气氛，明人李日华《恬致堂诗话》（卷二）云：“以旌旗所画之龙蛇对真燕雀，已极变化，而‘动’字、‘高’字俱含生气。”

最值得注意的是杜诗的尾联，与其他三首诗之不同极为明显：贾、王、岑作皆咏叹“凤池”，杜作咏叹“凤毛”，一字之差恰恰造就了此诗布局谋篇的独特性及与现实语境的违和感。日本虎关师炼《济北诗话》云：“初唐、盛唐之诗人，有赠答，只和意而已，不和韵矣。和意者，贾至《早朝大明宫》诗，杜甫、王维、岑参皆有和。至落句云：‘共沐恩波凤池里，朝朝染翰侍君王。’甫落句云：‘欲知世掌丝纶美，池上于今有凤毛。’维落句云：‘朝罢须裁五色诏，佩声归到凤池头。’岑落句云：‘独有凤凰池上客，阳春一曲和皆难。’盖至之父曾，开元间掌制诰，肃宗拜至起居舍人，起居舍人掌制诰，故至句有‘染翰侍君王’之语；甫之‘世掌丝纶美’者，曾、至父子，玄、肃两朝，盛典之谓矣；维之‘五色诏’又同。四诗皆有‘凤池’者，舍人局前有凤凰池也。落句者，寓意之所，四人句同者，和意之谓也。”他只是从唱和诗的规则角度注意到四首诗尾句意思的近似，却未注意杜诗与其他三首诗的微妙差异。“凤池”是指中书省，而“池上于今有凤毛”则兼说“凤池”与“凤毛”，由“凤凰池”延伸到“凤毛”，“凤毛”则用典代指贾曾、贾至父子。《世说新语·容止》记载：“王敬伦风姿似父。作侍中，加授桓公公服，从大门入。桓公望之曰：‘大奴固自有凤毛。’”《南齐书·谢超宗传》云：“谢超宗，陈郡阳夏人也。祖灵运，宋临川内史。父凤，元嘉中坐灵运事，同徙岭南，早卒。超宗元嘉末得还。与慧休道人来往，好学，有文辞，盛得名誉。解褐奉朝请。新安王子鸾，孝武帝宠子，超宗以选补王国常侍。王母殷淑仪卒，超宗作诔奏之，帝大嗟赏，曰：‘超宗殊有凤毛，恐灵运复出。’”后世有学者注意到杜作尾联这处细微的变化并给予很高评价，如北宋学者庞元英《文昌杂录》论云：“三篇皆用凤池事，唯工部尤出于二公。昨建三省待漏院，书此诗为屏风焉。”黄生认为：“且王结美掌纶，岑结美倡咏，惟杜兼及之，又显其世职，写意周到，更非二子所及。”学者何焯认为：“后半详叙和贾，较之王、岑，绰有余裕，此笔力之高。‘欲知世掌丝纶美’二句，他人但切舍人，此更切贾。”仇兆鳌的观点类似：“诗在四句分截，上咏早朝景，下和贾舍人。《演义》初联，早朝之候；次联，大明宫景；三联，言退朝作诗，称贾至之才；结联，言父子继美，切舍人之事。此诗比诸公所作，格法尤为谨严。”即使认为杜作垫底的赵殿成，也承认杜作尾联的妙处：“《早朝》四作，气格雄深，句调工丽，皆律诗之佳者。结句俱用凤池事，惟老杜独别，此其妙处不容掩者也。若评较全篇，定其轩轾，则岑为上，王次之，杜、贾为下，虽苏子瞻所赏在‘旌旗日暖’二句，杨诚斋所取在‘花迎剑佩’一联，文人爱尚，各有不同。”实际上，杜甫唱和诗最后两句叙事表情，既赞美贾至，还赞美了贾至之父贾曾，并且揭示贾曾、贾至父子以出色的写作才干和公文之美，以及连续侍奉唐玄宗、唐肃宗这一历史巧合——暗示贾至父子与皇家的密切关系及其忠诚情怀，这一细节生动地表明杜甫与贾至的熟稔，表现出杜甫人情之练达与才思之敏捷，表明其人生经验、知识积累之丰厚以及诗歌构思的精巧。

然而，不容忽视的是指摘杜作的声音也一直存在。明人胡震亨在《唐音癸签》（卷十）批评道：“早朝四诗，名手汇此一题，觉右丞擅场，嘉州称亚，独老杜为滞钝无色。富贵题出语自关福相,于此可占诸人终身穷达,又不当以诗论者。”清人周容《春酒堂诗话》谈及：“早朝四诗，贾舍人自是率尔之作，故起结圆亮而次联强凑。少陵殊亦见窘。世皆谓王、岑二诗，宫商齐响。然唐人最重收韵，岑较王结更觉自然满畅。且岑是句句和早朝，王、杜未免扯及未朝罢朝时矣。”倡导格调诗论的沈德潜，则明确批评杜甫没有对朝会威仪进行正面书写：“《早朝》倡和诗，右丞正大，嘉州明秀，有鲁卫之目。贾作平平，杜作无朝之正位，不存可也。”他们认为杜甫诗没有正面描写朝臣朝拜肃宗的庄严场面，文字也不够典丽高华。当代还有学者认为，杜甫不能描写富贵气象，原因是杜甫缺乏对于富贵生活的实际体验和切身感受，并进一步提出：“杜甫把《早朝大明宫》一类的诗写成一流作品，是几乎没有可能性的。”不可否认，杜甫成年后几乎是为求仕拼搏多年，以致于穷困潦倒，后来更一直颠沛流离，啼饥号寒，是“苦难”“病痛”的代言人，缺乏富贵享乐生活的丰富感知体验。实际上，“富贵诗”不等于“早朝诗”，“富贵诗”更倾向描写日常富贵生活欢娱的享乐，而早朝诗则是带有应制性质之创作，两种题材之内涵存在明显的分殊。杜甫对早朝诗这种官方性质的诗歌创作并不陌生，这很大原因来源于杜甫的家学渊源即祖父杜审言的诗学传统。从生活经验看，杜甫从小生活在东都洛阳，“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自然熟悉宫廷情况，而从创作经验角度看，杜甫少年时就“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在诗歌创作具体实践中积累了非常丰富的实战经验，必然谙熟和诗的创作规则。杜甫很看重他祖父杜审言所开创的诗歌传统即宫廷诗和应制诗，杜甫自幼习读祖父诗作，对其应制诗作的创作经验应有所承续和发展，显然具有写好宫廷歌颂诗的能力。杜甫另外两首反映在大明宫中工作体验的诗《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紫宸殿退朝口号》即可证明，王嗣奭评价：“宣政殿在含元殿北，朔望所御，紫宸殿日御，古之燕朝也。故二诗气象大小壮媟不同。”杜甫面对富丽堂皇的皇家宫殿、庄重肃穆的办公场合，并没有表现出捉襟见肘的窘迫与局促，相反却从容、优雅，能精准捕捉到宣政殿与紫宸殿因政治功能不同而显现出气象的差异。边连宝在《杜律启蒙》中持有相同看法并进行描述：“一步步从外面叙进去，又一步步从里面写出来，倶见缓步从容之致，故当以结联为线索。”

上述诸家站在不同的角度对杜作褒贬不一，所指向内容却很清晰：第一，杜诗没有直接正面描写朝仪人群活动的宏伟场面，只是通过环境描写展示了朝会的自然环境氛围和臣子们的忠诚；第二，杜诗既肯定了贾至，也肯定了贾至之父，歌颂肃宗朝会顺带也歌颂了肃宗之父玄宗。其实,第一个方面体现了杜甫诗歌美学的重要特色，他往往擅长通过环境描写显示氛围，而不直接陈述事实，如著名的《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国如何破？诗人难以描述，而杜甫通过下句，给我们呈现了伴随着春天的回来城市里人迹罕至、蒿草丛生、一片荒凉的景象，让我们感受到安史叛军对大唐王朝及首都的破坏。司马光就说：“山河在，明无余物矣；草木深，明无人矣；花鸟，平时可娱之物，见之而泣，闻之而悲，则时可知矣。他皆类此，不可遍举”。至于第二个方面，即杜诗与王维、岑参唱和诗尾联内容的差异——既赞美贾至父子，还赞美肃宗，并微妙地捎带赞美肃宗之父唐玄宗，当别有深意在。质言之，《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文本逻辑的建构相异于贾至原作、王作和岑作，与当时现实情境下时局动向亦有较大的隔离感和割裂感，文本逻辑与现实政治的错位，微妙地传达出杜甫隐微的心曲，值得我们进一步发掘。

二、新朝旧臣的尴尬处境与贾至急于自证的心态

其实，此时在安史之乱尚未结束，肃宗迫不及待地举行这种仪式本身就有点非同寻常。玄、肃二帝的权力交接在历代封建王朝政治机制中并不正常，并不符合礼仪：肃宗是在玄宗尚未驾崩的情况下趁乱夺权，自立称帝，而玄宗迫不得已让位，名义上退为太上皇，因此，二帝之争当然激烈。如何解决二帝之争对唐王朝而言是与平定安史之乱同等重要的政治问题，尤其是在唐玄宗回到长安城之后。唐肃宗在乾元元年（758）春举行这次朝会，显然具有鲜明而强烈的政治目的，不仅大赦天下、免除百姓当年的租、庸，以收拾民心，而且还更改年号，去“载”复“年”，有着鲜明的告别过去、一元复始的政治意图，是宣示权威，宣示继位的合法性，宣示已完全重建唐帝国的权力运行秩序。尽管之前唐玄宗已经从法律形式上（传授国玺等）正式确认了唐肃宗的皇帝地位，唐玄宗退出政治前台，但是，绝不意味围绕二帝朝臣集团的斗争就此结束，唐玄宗当年信任、重用的旧臣肯定难以继续受到唐肃宗的信任，唐肃宗势必要继续清理朝堂，事实上，直到本年五月，唐玄宗安排的宰相最终被全部贬出，代表唐肃宗在决策层彻底清除了玄宗的影响，玄宗旧臣此时此刻的感受应该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四位朝臣诗人在这个春天里的唱和，显然具有政治表态的意义，歌颂“中兴”的和平、欣喜只是表面现象，看起来差不多都在歌功颂德的几位诗人，其实各怀心思，尤其是身份、处境特别的贾至和杜甫，这四首早朝诗作迥异的诗歌风貌，实际上映射出与彼此政治身份对应的政治立场与感情心态：如果说王维是真诚感激、岑参是真心歌颂，而贾至、杜甫则内心难免存在紧张、焦虑乃至批判，贾至因作为皇帝近侍的环境、身份和经历对时局的变化尤为敏感。

天宝十五载（756）七月十二日，在政局剧变、战争纷起之际，太子李亨趁机在灵武宣布登基，此时其地位尚未得到合法的确认。七月十五日，即肃宗即位三天后，远在蜀中不知情的玄宗刚刚颁布了《幸普安郡制》，其中任命太子李亨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到八月，玄宗才得到肃宗自立为帝的消息，于是委派韦见素、房琯、崔涣等人奉国宝、玉册前往灵武传位，对肃宗擅自即位的合法性予以追认。陈寅恪论及此事曰：“别开唐代内禅之又一新局。”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255页。此语见解深刻。早年历经多次宫廷政变、拥有丰富政治斗争经验但已年老且手无兵力资源的玄宗，在应对这次突发的政治冲击时迅速权衡利弊，以共御外侮为重，不得不尊重事实。《旧唐书·韦见素传》记载：

上皇谓见素等曰：“皇帝自幼仁孝，与诸子有异，朕岂不知。往十三年，已有传位之意，属其岁水旱，左右劝朕且俟丰年。尔来便属禄山构逆，方隅震扰，未遂此心。昨发马嵬，亦有处分。今皇帝受命，朕心顿如释负。劳卿等远去，勉辅佐之。多难兴王，自古皆有，卿等乃心王室，以宗社为念，早定中原，吾之望也。”见素等悲泣不自胜。

事实上，唐玄宗的真实心态远不如史书所写那般风轻云淡，从册命《明皇令肃宗即位诏》的内容可窥探一二：“其四海军郡，先奏取皇帝进止，仍奏朕知。皇帝处分讫，仍量事奏报。寇难未定，朕实同忧，诰、制所行，须相知悉；皇帝未至长安已来，其有与此便近，去皇帝路远，奏报难通之处，朕且以诰旨随事处置，仍令所司奏报皇帝。”玄宗不得不承认肃宗即位的合法性，却以太上皇自居，仍然保留部分决策权力，试图继续发挥政治影响，因此，两位帝王之间的政治博弈一直持续。在成都，即将受命赴肃宗行在，临行前，韦见素等人悲泣不能自持，明显是对复杂的政治氛围及个人政治命运去向不明的惴恐不安。这些旧臣来到肃宗行在，房琯是他们的代表，今人陈冠明曾统计房琯集团共有十八人，其中有贾至，也包括杜甫。站在肃宗立场看，从成都玄宗行在过来的旧臣尤其不可信任。

在玄、肃二帝权争笼罩的阴影下，贾至的身份极其敏感。其父亲贾曾是玄宗早年为太子时旧臣，“玄宗监国，每有制命，皆令晋及贾曾为之”，《旧唐书·贾曾传》记载：“玄宗在东宫，盛择宫僚，拜曾为太子舍人。……曾后坐事，贬洋州刺史。开元六年，玄宗念旧，特恩甄叙，继历庆、郑等州刺史，入拜光禄少卿，迁礼部侍郎。”可见贾曾深受玄宗信任。《旧唐书·贾至传》的一段记载也反映出玄宗对贾氏父子两代的信任：

（贾）至，天宝末为中书舍人。禄山之乱，从上皇幸蜀。时肃宗即位于灵武，上皇遣至为传位册文，上皇览之叹曰：“昔先帝逊位于朕，册文则卿之先父所为。今朕以神器大宝付储君，卿又当演诰。累朝盛典，出卿父子之手，可谓难矣。”至伏于御前，呜咽感涕。

贾曾见证了玄宗当年从激烈、残酷的宫廷斗争中拿下最高统治者的权杖，而在贾至在普安郡为玄宗草《幸普安郡制》中，令皇太子李亨充天下兵马大元帅。对于《幸普安郡制》，肃宗心存芥蒂，一直耿耿于怀。历来人们多关注房琯对此事的参与，实际上，贾至虽未直接参与决策，但经手了这中间环节。钱谦益笺注杜甫《送贾阁老出汝州》已敏锐捕捉到这个隐情：“琯与武尚未贬，而先出至者，以普安郡制置天下之诏。至实当制，故先去之也。”赴灵武途中，贾至留有《自蜀奉册命往朔方途中呈韦左相文部房尚书门下崔侍郎》诗，可谓此一阶段的“诗史”，虽然纪事简略，却可以呈现房琯等人赴肃宗处宣召旧臣的当下之心境，传位之语境及旧臣入新朝将面临何种问题更是他们思考的中心议题。

房琯是玄宗安排来的宰相，从肃宗的立场来看，这当然是玄宗对自己权力的渗透和间接掌控。贺兰进明对肃宗说的这句话“（房）琯岂肯尽诚于陛下乎”，其实透露出问题的关捩，肃宗疏远、戒备、抵触乃至打击玄宗旧臣在封建社会中也是完全正常的阴暗的帝王心理。至德元载（756）十月，房琯上疏请求率军作战，并自选参佐，时来到凤翔行在、任起居郎知制诰的贾至担任其判官。在承平之世成长起来的房琯，虽有以天下为己任之心，却缺乏实际的政治、军事才干，在咸阳陈陶斜与叛军交战，拘泥古板，使用春秋车战之法，加之中官邢延恩不顾战争形势不断地催促出战，导致四万多人全军覆没，一败涂地。贾至参与了陈涛斜的战事规划，战败后，面对完全实行黜华用实政策（包括用人导向）的肃宗，内心不免有惴惴之意，更加如履薄冰。

复京之后，大局初定，房琯集团成员相继遭到肃宗的政治清洗。至德二载五月十日——已是唐军大败大半年之后，唐肃宗最终逮住门客董庭兰受贿这个冠冕堂皇的理由，罢免玄宗信任的旧臣房琯宰相之职，其实明眼人都看得出唐肃宗排斥玄宗及其旧臣的政治用意。钱谦益在杜甫《洗兵马》诗注释中就这一事件的深层原因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肃宗擅立之后，猜忌其父，因而猜忌其父所遣之臣，而琯其尤也。”房琯罢相，对于作为玄宗旧臣的房琯集团人员的政治前途而言可谓是毁灭性的打击。次年四月，贾至被出为汝州刺史。钱谦益笺注杜甫《寄岳州贾司马六丈巴州严八使君两阁老五十韵》诗，直接点明贾至后来被贬岳州司马的深层原因是“（贾）至父子演纶，受知于玄宗。肃宗深忌蜀郡旧臣，（贾）至安能一日容于朝廷？”

《早朝大明宫呈两省僚友》作于乾元元年（758）春天，也就是贾至贬官的前夕，在这段政治敏感期内，贾至所发起的这场早朝诗唱和活动显然并非单纯的歌功颂德、竞赛诗艺，此诗的创作动机显然与贾至对政局的敏感有关。这首诗不仅仅只是单纯地抒发叛乱平定、山河复归的喜悦之情，诗歌末尾两句“共沐恩波凤池上，朝朝染翰侍君王”歌功颂德，在某种程度上说，更有迫于形势而急于向肃宗自证的动机。

杜甫与贾至是情谊深厚的好友，在杜甫被唐肃宗打发回鄜州省亲时，贾至、严武等人纷纷送行，杜甫留作《留别贾严二阁老两院补阙》，这次饯行或多或少表明他们在思想感情上对杜甫疏救房琯立场的认可与支持。贾至被贬为汝州刺史时，杜甫写下了《送贾阁老出汝州》以慰问、送别友人，钱谦益据此认为：“贾至本传不载出守之故。杜有《别贾严二阁老》及《寄岳州两阁老》诗，知其为房琯党也。”杜甫虽然算不上玄宗旧臣，也没机会跟去玄宗成都行在，却因为疏救房琯，与房琯集团人员交往密切，自然被认为是房琯一党，因此，杜甫自然面临着与贾至相同的政治困境，杜甫对好友贾至此时尴尬的处境及复杂的心态表示深刻的理解和同情，也必然能体察到贾至组织此次文学活动的真实目的和隐衷。

另外，值得补充说明的是，岑参在当时政局中的认识、态度或立场。岑参虽不似贾至直接卷入玄宗、肃宗之争，但就任右补阙之后在朝廷工作的经历，应该使他感受到二帝之争的隐秘与激烈，并流露在与好友杜甫的赠答诗中。岑参大致创作于同时的名作《寄左省杜拾遗》诗后四句云：“白发悲花落，青云羡鸟飞。圣朝无缺事，自觉谏书稀。”宋人刘克庄就指出，“两宫蒙尘时事可言者多矣”，而岑参却说“圣朝无缺事”，肯定言外有隐衷。清人刘邦彦重订《唐诗归折衷》引吴敬夫语评论岑参此诗云 ：“多少规讽，寓于浑厚之中。”纪昀亦曰：“‘圣朝’既以为‘无阙’，则‘谏书’不得不稀矣。非颂语，乃愤语也。”岑参还有《西掖省即事》诗云：“平明端笏陪鸳列，薄暮垂鞭信马归。官拙自悲头白尽，不如岩下掩荆扉。”这种归隐之思应该也是他对复杂政争的回应。作为岑参诗歌受赠者的杜甫，对岑参诗歌中隐含的感受其实心照不宣，感同身受。

三、杜甫在玄、肃二帝权力交替之际政治处境与心态的变化

比贾至处境更危险，因为杜甫在凤翔行在已与肃宗发生正面冲突。杜甫《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更不是普通的唱和诗和早朝诗——并非歌颂皇权、歌颂友谊的内涵浅薄之作。联系当时玄、肃二帝之争这一特定的政治语境发现，此诗不仅隐晦地寄寓杜甫对好友贾至的劝慰与勉励，亦隐藏杜甫隐微心曲——他的政治立场与对玄、肃二帝的不同感情倾向，换言之，此诗具有隐晦而明确的政治立场与感情倾向。

古今学者皆注意到，杜甫《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官》末两句“欲知世掌丝纶美，池上于今有凤毛”的内容很特别：这两句毫不吝惜地赞扬贾氏父子执掌起草诏命的荣耀。清代梁运昌敏锐地注意到其中政治深意：“诗之典重高华，亦与王、岑作相埒。独结句同用凤池事，而此能兼表其掌纶济美，暗切玄宗，褒嘉语更移向他人不得，此则非王、岑所及也。”（《杜园说杜》卷十二）梁运昌虽未详细阐释其细微之处，但洞幽烛微。杜诗与其他诗歌内容之不同，不能仅被视为简单的文学表达问题，实牵涉文学与政治、文学与历史之间复杂互动。杜甫等人创作朝会诗、唱和诗，既歌颂友谊，更赞美时代，既然要歌颂唐肃宗朝会的宏大场面，展示唐肃宗的帝威庄严，这些都是朝会诗题中应有之义，而杜甫却既赞美贾至，还赞美贾至父亲，而且，由贾至父子牵连而及肃宗父子，关注贾曾、贾至两代父子服务玄宗、肃宗两代父子的巧合，这一构思并非来自单纯的人情练达和诗思敏捷，还微妙地反映了杜甫对玄、肃二帝之争的政治立场和对玄、肃二帝的不同态度和感情。

杜甫本来应该对二帝并无感情偏向，尽管杜甫是通过向唐玄宗反复献赋才获得出身和官职，但他的第一份正式工作就是在李亨——后来的肃宗为帝前的太子府任右卫率府兵曹参军，说明安史之乱前杜甫与李亨有过联系交往，所以，听闻唐肃宗驻跸凤翔，至德二载（757）五月，杜甫满怀忠诚和爱国激情逃出安史叛军控制下的长安，不畏生死，历经万难，曲折穿过交战区，抵达唐王朝临时政权所在地凤翔。“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述怀》）时隔千年之后的现代读者，读到这两句平实的诗句都能够被杜甫勇敢、坚定、忠贞的赤诚之心深深触动，而对此时正为战事焦头烂额、兵微将寡的肃宗来说，杜甫的出场又怎会不令他动容？于是肃宗立即授予杜甫左拾遗官职——这个官职级别不高却是“皇帝的‘侍臣’”，杜甫也因此“涕泪受拾遗，流离主恩厚”（《述怀》）。肃宗对杜甫有提携之恩，故而杜甫对肃宗满含感激、敬仰，可惜历史总是充满偶然性，他们彼此间动人的君臣知遇关系持续不到十天，杜甫就被动地卷入玄、肃二帝之争的巨大政治漩涡，杜甫自以为终于有机会真正开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政治生涯，实际迎来的却是他一生仕宦之路的转折点——遭遇房琯事件。五月十六日才被唐肃宗任命为左拾遗的杜甫初来乍到，不明就里，没有看清政局的敏感和权力的脉络，竟然挺身而出，仗义执言，为房琯开脱，触到肃宗逆鳞，导致与肃宗关系迅速恶化，遭“三司推问”。虽经宰相张镐的周旋求情，杜甫最终被免一死，并于六月一日上《奉谢口敕放三司推问状》以谢恩（其实也是自辩），却从此再难获得肃宗的信任——“然帝自是不甚省录”；两个月之后，杜甫被唐肃宗以“墨制”打发回鄜州省亲。疏救房琯是杜甫生平之大事，亦是其一生政治生涯的重大转折点。因为疏救房琯，杜甫自然被肃宗归为房琯一党，被视为拥戴玄宗的旧臣集团成员。杜甫疏救房琯，不管是出于何种动机，或因左拾遗的本职要求，或因杜甫强烈的源自儒家信仰的谏诤精神，此举实触碰到肃宗的底线，造成与肃宗不可调和的矛盾甚至冲突，杜甫对肃宗的认识与感情经历了过山车式的从希望到失望的翻转过程，政治前程因此断送，杜甫的参政积极性遭遇巨大摧折（早年多年求仕不售当然也是打击），这次经历彻底重塑了杜甫的政治信仰和人生道路。

创作《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的乾元元年（758）春天，杜甫已从鄜州回到长安继续任左拾遗一职，对朝政上的时局风向即玄、肃二帝斗争的残酷性已有相当深刻的体认，对肃宗的态度已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但事关政治禁忌，杜甫不便直白表明出对于肃宗不满、抵触的情绪，但在诗歌创作难免会含蓄地流露一些内心之款曲。此诗结尾“欲知世掌丝纶美，池上于今有凤毛”，正是他政治态度隐晦的宣示，或自然的流露。顾宸曾说：“因贾诗有‘凤池’二字，公遂云：‘池上于今有凤毛’。盖世掌丝纶，惟贾氏为然。贾之‘凤池’，不过泛言凤凰池，而公之属和，遂凿定贾氏父子，不可移易以和他人。公诗所以独步也。”“凿定贾氏父子，不可移易以和他人”一句，道出了杜诗赞美对象的限定性，亦暗示出杜甫政治立场的与众不同。仇兆鳌、顾宸等人虽已敏锐觉察到杜甫的独具匠心，却还停留在对杜诗文字功夫的摸索，没有进一步追踪杜作隐埋于字里行间的微言大义。就唱和诗的规则看，唱和诗中的和作要与原题之作主题契合，形式上要大体一致，表现出“和”意。杜甫等人应遵从和意不和韵的规则，与杜甫同时唱和的王维与岑参都贴合贾至原作“凤池染翰”的意旨。杜作最后两句“欲知世掌丝纶美，池上于今有凤毛”作为和作，应和贾至原作，如同其他几位诗人一样赞美了贾至，不同的是还赞美了贾至之父贾曾，还由此连带赞美唐玄宗、唐肃宗两代帝王皇恩浩荡，充分信任并重用贾曾、贾至父子；通过赞美肃宗，还将笔触隐晦地指向肃宗正与之针锋相对进行政治较量的玄宗，这就牵涉当时的政治敏感。尽管此时玄宗已正式承认肃宗的皇位继承合法性，但玄宗不甘寂寞，在社会上还有一定影响力，且唐玄宗当初提拔的官员还布满唐肃宗的朝堂，同时，经过李辅国等人的蛊惑，唐肃宗几乎将唐玄宗视为敌人，刻意进行打压，可以想见，在这种政治环境里，赞美唐玄宗几乎成为政治禁忌。然而，杜甫诗不仅揭示贾曾、贾至父子相承、先后侍奉玄宗、肃宗父子的巧合，而且以贾曾、贾至父子对玄宗、肃宗父子，实际上还暗示唐肃宗趁乱夺权、对其父唐玄宗不孝的态度。当时二帝之争、特别是肃宗处心积虑打压玄宗及其旧臣，几乎是公开的秘密，杜甫此处提及唐玄宗，确有“微义大义”存焉：杜甫政治嗅觉灵敏，在创作时突破早朝诗和唱和诗的惯例，实是“有意而为之”——表现出与其他三人不同的对待这两位皇帝的政治态度，反映了杜甫对唐玄宗、唐肃宗权力斗争的清醒认识以及对唐玄宗、唐肃宗父子不同的感情立场。

实际上，被视为房琯一党遭到肃宗的打击报复，自然激起杜甫对最初赐予自己官员身份、而今已大权旁落的玄宗的怀念与同情。杜甫对肃宗打击玄宗的感知早在《北征》诗中就有流露，其中有诗句“凄凉大同殿，寂寞白兽闼”，如胡小石先生所云，是“皆为上皇而发”，表明杜甫早在凤翔被肃宗打击之后就情不自禁感念玄宗，“盖杜早于灵武攘立，成都内禅之日已预见玄肃将来父子之关系，必至恶化, 固不待南苑草深, 秋梧叶落, 始叹上皇暮境有悲凉之感。”葛晓音先生认为，杜甫在凤翔行在因为疏救房琯而被问罪、复京后很快被贬官华州，“残酷的政治斗争破除了杜甫对肃宗的崇信”。余恕诚先生还指出：“杜甫身属近臣，对于肃宗的认识……以至发生房琯被贬，永王被杀等重大事件，杜甫作为比较了解内情，并因疏救房琯几遭杀身者，应该对肃宗于其乃父的阴狠之心早已有所觉察了。”从疏救房琯被打击开始，杜甫开始对肃宗乃至高层政治产生了越来越清醒的认识，与肃宗政治理念的悖离使得杜甫开始怀念曾经一手缔造过开元盛世的玄宗，人生态度转向消极，这种情绪在杜甫回到长安任职左拾遗、于长安春天创作的诗文中多有流露。乾元元年春，杜甫作《题省中院壁》诗“腐儒衰晚谬通籍，退食迟回违寸心。衮职曾无一字补，许身愧比双南金”，就袒露出对官场的厌倦之情。最典型的是曲江系列诗，如《曲江二首》其一云：“一片花飞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且看欲尽花经眼，莫厌伤多酒入唇。江上小堂巢翡翠，苑边高冢卧麒麟。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身。”其二云：“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传语风光共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王嗣奭一针见血地指出：“余初不满此诗，国方多事，身为谏官，岂行乐之时。后读其‘沉醉聊自遣，放歌破愁绝’二语，自状最真，而恍然悟此二诗，乃以赋而兼比兴，以忧愤而讬之行乐者也。”朱瀚论及《曲江对雨》：“前半写雨景之苍凉，以长安新遭丧乱也。后半因雨而伤南内之寂寥。少陵实见知于上皇也。春云覆苑，则林花著雨，而车马闃然，江亭晚暮而水荇牵风，则采舟绝迹矣。所谓静年芳者此也。中联又申言之。玄宗用万骑军平韦氏，改龙武军，亲近宿卫。……几许忠厚，掉尾痛彻，全在诏字，扼定思君之意。”由于志不得展，杜甫追求功业的热情也在日常枯燥的官场生活中逐渐消逝、破灭。由于对肃宗的失望，杜甫逐渐认识到政治家的虚伪与冷漠，参政热情也渐趋于消失，此时，与早年时许下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远大抱负已相隔万水千山。

尽管贾至、杜甫和王维、岑参一样对唐肃宗歌功颂德，但不可能改变唐肃宗对他们不信任的立场，“该来的很快就来了”：乾元元年（758）四月，贾至被贬出京城，出为汝州刺史，两个月后的六月，杜甫也被肃宗彻底抛弃，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杜甫从此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杜甫被打发到华州任司功参军后，日趋清醒，大约一年后，即乾元二年 (759) 秋，果断弃官西去：告别朝廷，告别关中，走向秦州，最终走向西蜀和荆楚。因为远离京都，此后杜甫不断通过回忆和反省审视的立场，书写他亲身参与的从政经历和对朝政的感受，对政治的认识更加深刻，如关于疏救房琯问题，杜甫仍然坚持自己原先的立场，唐代宗广德元年八月房琯死在阆州僧舍，时在阆州的杜甫撰写《祭故相国清河房公文》高度评价房琯，“公实匡救，忘餐奋发。累抗直词，空闻泣血”，被明代学者张溍《读书堂杜工部文集注解》（卷之二）赞誉为杜甫“第一首文”；次年杜甫前往房琯墓凭吊，创作了《别房太尉墓》诗，自述“近泪无干土”，这也就意味杜甫始终不原谅唐肃宗对房琯的处置和对自己的打压，因此，杜甫的思想也更加丰富、深刻，从而不断开创他的诗歌境界。

综上，从玄、肃二帝权争政治视角观察，创作于乾元元年的《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并非单纯的唱和诗、早朝诗，和杜甫在乾元元年春创作的其他诸诗一起，隐秘地反映了杜甫政治心态的转变：杜甫在玄、肃代替之际政治处境与心态发生重大变化，由此也带来诗歌创作的变化——生活永远是文学变革与创新的根本动因。

文学产生于人类心理、精神灵动与丰富的体验，文学经典总是诞生于复杂的社会环境之中，其丰富、复杂之内涵正是读者共情的根本，值得深入发掘、阐释、理解。后世有些论者拘泥于早朝诗、唱和诗的规制，习惯于从诗体、诗艺本身出发，对四篇唱和诗作进行高低轩轾，对杜诗与其他三首诗歌之不同处褒贬不一，有论者甚至依据朝会诗务求词句伟丽的标准，认为杜诗在这四首唱和诗中只能“叨陪末座”。这种从艺术形式本身出发的研究是合理的——当然有其不得替代之价值，但对其内容差异及其根源的准确解读无疑也十分重要。在我们看来，这四篇作品的主题与当时政局、诗人政治处境密切相关，杜诗与政治的联系隐晦而深刻。杜甫《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表面上歌颂皇权，夸赞僚友，实际上隐含了杜甫基于个人处境而对当时政治形势的独特理解，和对玄宗、肃宗两代皇帝不同的态度。今天，我们结合有关史料和古今学者的评论，重读被后代误作为盛唐诗坛特有的这件盛事和这组名作，解读杜甫《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的微妙内涵，有助于我们理解唐代玄、肃二帝权力交替特定历史时刻政治斗争的复杂性、敏感性，亦有助于我们认识文学经典诞生的根源及其丰富、深厚的文化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