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革命话语生活化叙事，是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的核心路径，也是增强群众政治认同、夯实政权合法性根基的关键策略。延安时期，街头诗运动成为中共革命话语生活化叙事与传播的关键媒介，依托墙壁、声音、纸媒等生活化载体，将动员抗战的“民族”话语、支前拥军的“人民”话语、艰苦奋斗的“劳动”话语、翻身做主的“阶级”话语等核心内容融入街头诗当中。民众在观读、倾听街头诗的过程中，于潜移默化中理解、认同中共的政治主张与革命理念，进而达成街头诗运动的政治动员与情感动员双重效能。街头诗运动有力地推动了革命话语生活化叙事，实现了“政治话语”向“民族话语”的大众化转变，为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提供历史经验与时代启示。

关键词：延安时期/ 中国共产党/ 街头诗运动/ 意识形态/ 革命话语生活化/

作者简介：李逸良，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朱斌，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原文出处：《军事文化研究》(京)2025年第3期 第92-105页

标题注释：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意识形态生活化研究”(编号：21BDJ065)。

街头诗也称传单诗、墙头诗、岩头诗等，是创作于街头、传播于街头的一种诗歌体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盛行于解放区。它短小精悍，思想性强，号召力大。紧密配合革命斗争，起到了积极的宣传作用”①。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存亡之时，街头诗因其短小便捷、随处可写、朗朗上口的特点，短时间内迅速风靡于各边区，并起到极佳的宣传、动员抗战功效。街头诗运动，作为群众性政治运动，是宣传动员的利器，也是文艺的“游击队”，逐步演变为叙事、传播中共革命话语的大众载体。

一、街头诗运动推动革命话语生活化叙事的历史缘由

街头诗运动作为群众性政治运动，是人民参与革命的伟大尝试，也是中共意识形态生活化诠释的伟大壮举。中共在领导革命斗争中，将革命话语嵌入大众街头诗当中，把抽象的意识形态话语转化为鲜活的民族话语，实现“革命话语”与“工农兵话语”有机融合。为何街头诗运动能与中共革命话语高度契合？街头诗运动又是如何推动革命话语生活化叙事的？这背后存在诸多深层原因。

(一)街头诗运动与中共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相契合

路易·阿尔都塞指出：“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在掌握政权的同时通过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并在这套机器中行使其领导权，就不能持久地掌握政权。”②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政党)通过非暴力方式，将意识形态灌输给社会成员，使其自觉认同现有社会秩序，稳固政权地位。

处于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交织的历史节点，中共面临重大抉择：在纵深推进“马克思主义具体化”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构建时，面对着国民党时刻挑战中共政权合法性，中共将何去何从？中共经革命斗争得出明确结论——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中共的宣教工作可视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非暴力实践，以大众文艺形式传播党的意识形态，使群众在潜移默化中接受革命理念，强化对党的领导和革命事业的认同，进而维护革命政权的稳定和发展。

街头诗作为一种可承载意识形态的大众化媒介，恰好与中共意识形态宣传动员相契合。延安时期，中共是否把握意识形态“领导权”“话语权”，不仅关乎革命政权的稳定，甚至影响整个革命事业的成败。中共意识形态话语实质上是“中国化”“大众化”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转换为生活化、通俗化的民族话语，才能被更多群众理解和接受。这一时期的革命话语，从“减租减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逼蒋抗日”“有理、有利、有节”，无不是党意识形态的显露。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中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③这里的“革命理论”，本质上就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④，将意识形态“本土化”表达，否则革命不可能成功。1939年5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出台《关于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其中第四点指出：“估计到中国文化运动(文艺运动在内)在革命中重要性，各级宣传部必须经常注意对于文化运动的领导，积极参加各方面的文化运动”，第十一点指出：“应注意宣传鼓动工作的通俗化，大众化，民族化，力求各种宣传品的生动与活泼”。⑤这些指示具有明确的政治导向，所提及的“文学运动”当然涵盖街头诗运动，通俗化的“宣传品”也包括街头诗。概言之，以通俗化方式进行意识形态的宣传和动员是当时中共的重要工作。此外，中央还颁发诸多借助文化运动进行意识形态宣传的相关文件，如《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指示》《中央宣传部、中央文化委员会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文化人与文化团体的指示》《中央宣传部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群众鼓动工作的指示》等，共同构成了中共在意识形态领域宣传的系统性部署，为包括街头诗运动在内的各类文艺宣教活动提供制度保障和政策指引。

(二)街头诗运动与中共争取文化建设主导权相匹配

“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⑥掌控文化建设“主导权”，不仅是宣扬中共政治理念的核心路径，更是破解国民党“污名化”宣传与日本“文化侵略”的关键举措。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学者葛兰西曾提出“文化领导权”理论：“一个社会集团统治着它往往会‘清除’或者甚至以武力来制服的敌对集团，它领导着同类的和结盟的集团。一个社会集团能够也必须在赢得政权之前开始行‘领导’；当它行使政权的时候就最终成了统治者，但它即使是牢牢地掌握了政权，也必须继续以往的‘领导’。”⑦无产阶级若要实现革命目标，必须在文化领域战胜其他阶级，将世界观、价值观灌输给其他阶级以争取政权的合法性和有效性⑧。

革命话语作为革命理念的叙事载体，其核心目的是从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手中夺取文化主导权。一方面，日本在沦陷区扶植伪政权、新民会、中日文化协会等伪组织，推行以“亲日”“复古”为核心的“奴化教育”，大肆宣扬“中日亲善”“大东亚新秩序”“根绝容共思想”⑨，妄图消解沦陷区民众的民族认同根基，磨灭抗争意志，使华夏儿女沦为精神上的亡国奴。日本控制文化传播媒体，“七七事变”后日军在中国19省创办汉奸或亲日报纸约139种，最多时达600～900种。⑩同时，日本右翼势力篡改历史教科书，将侵华战争描述为“自卫战争”或“解放东亚的圣战”，其核心目的是掩盖侵略罪行；并且大搞“尊孔祭孔”，利用《孝经》《孟子》等礼教典籍，大肆宣扬“王道精神”与封建道德，让中国人民俯首帖耳地成为殖民统治者的“顺民”“良民”。另一方面，国民党对中共进行反动的“文化剿匪”，试图构建以“三民主义”为指导的话语权(11)，以此取代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国民党先后颁布《宣传品审查条例》《修正抗战期间图书杂志审查标准》《中央取缔社会科学反动书刊一览》等文件，查封、销毁大量进步书刊、书店，如《布尔塞维克》《红旗》《文艺阵地》等，将传播进步书刊者视作“危害民国”的典范，以“叛国罪”论处，对于“以文字图画或演说为叛国之宣传者”要“处死刑或无期徒刑”(12)；同时对中共进行“丑化”“污名化”宣传，污蔑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污蔑马克思主义为“造反理论”，污蔑八路军的艰苦作风为“穷八路”(13)，试图占据文化制高点以迷惑群众。“制裁共党活动，应尽量运用民众力量，党政机关避免直接出面，尤须避免党派斗争之痕迹”(14)，其本质是妄图通过借壳于民、隐迹于形的手段，达到混淆视听、泯灭中共革命合法性的目的。

古人曰：“欲亡其国，必先灭其史，欲灭其族，必先灭其文化。”日本和国民党的“文化侵蚀”均试图消解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与精神凝聚力，瓦解民族精神与价值体系，动摇民族根基。从文化战略层面审视，倘若中共未能把握文化建设主导权，将弱化中共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力，进而使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无法有效占据文化主阵地。这时，街头诗“去精英化”的传播模式与中共文化建设相匹配，利于搭建起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型文化秩序。

(三)街头诗运动与中共统领信息情感传递相承接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一度面临严峻的信息传递困境，人际沟通不畅、党群关系弱化，中共的抗战理念与政策难以有效覆盖基层，宣传动员效能显著削弱。

首先，国民党严密的新闻封锁，国民党“禁止报刊披露八路军抗战胜利的消息和‘左倾’文章”(15)，“九年以来一直遭到铜墙铁壁一样严密的新闻封锁而与世隔绝”(16)。其次，边区交通极为落后，依赖“兵站线”“骡马运输队”“秘密交通员”等原始人力和牲畜等运输方式传递信息，导致信息滞后、失真问题突出。再次，边区广播通讯覆盖率极低，直到1940年3月，党才有唯一一座直接领导的人民广播电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还是周恩来从莫斯科带回延安由共产国际援助的一部广播发射机(17)，年底才首次播音。最后，边区物资匮乏，纸张、印刷设备严重不足，加之部分地区文盲率高达99%，许多刊物因受众识字率过低而失去宣传功效，纸媒传播能力有限。同时，战争带来的苦难又致使群众与家庭离散的焦虑、对侵略者暴行的愤怒等情绪持续积压，民众情感亟待宣泄释放。

街头诗实际承担“准新闻媒体”功能，其传播特性与中共推动信息传递、引导情感宣泄的政治意图高度契合。街头诗能将边区政府相关政策信息及时、准确地传达给群众，迅速渗透至边区每一处村落与集镇。艾青明确表示街头诗要“倾听老百姓的话，注意老百姓的事情”，主题内容可以是“团结抗战、保卫边区、军民合作、缴公粮、选举、救济灾民……等”(18)。在传递抗战信息方面，边区定期于集市举办“朗诵诗”活动，散发“传单诗”，并配上“街头诗画”；部分工农通讯员、读报组会在冬学、夜校、识字班等朗诵街头诗，将最新的抗战动态“讲”“说”“画”给群众，有效突破群众文化水平限制。在动员抗战方面，《解放日报》曾刊登街头诗，包括苗一山的《看我们这些自卫军》、亚凡的《再上前线》、袁静的《同志，让我老汉也报个名》等，让民众了解在自卫战争中的情绪和生活。在传递生产建设资讯方面，石群的《开荒》和白水的《农具》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抗战时期根据地开展大生产运动的侧影。田间的《减租记》《翻身谣》等，反映在土改斗争中民众为减租减息而斗争。在情感宣泄方面，史轮的街头诗《奸细》揭露充当日寇“奸细”的人“象火灾的引蝶”，邵子南的《准备投降的家伙》严厉警告战争中软弱妥协乃至妄图投敌的民族败类，魏巍的《一个老乡被杀》和荒冰的《轰炸吧》抒发民族仇恨，喊出人民的呼声：“血债一定要用血来偿还！”(19)

总而言之，当政治理念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浸润日常生活，当政治动员与大众情感节奏同频共振，政党的意识形态方能真正转化为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这种“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20)，“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21)的革命话语，是延安时期中共突破封锁的“秘密武器”，更是百年大党永葆生机的“精神养分”。

二、街头诗运动推动革命话语生活化叙事的载体

街头诗叙事革命话语主要依托街头墙壁、声音、刊物媒体三种媒介，构建起视觉—听觉—触觉交织的立体化传播网络：墙壁书写以直观的视觉符号吸引受众目光，口头吟诵通过声音传播实现即时互动，刊物登载则凭借文本的稳定性扩大传播半径。通过贴近日常生活的生活化叙事，推动革命理念真正融入群众实践，实现“飞入寻常百姓家”的叙事目标。

(一)以街头墙壁为载体：视觉传播助力政治动员

在根据地，诗人常以街头墙壁、土楼立面、树干表皮、岩石表面等为载体，即兴创作诗歌，由此形成独特的“墙壁文化”景观。“在游击区有的村子街头有用石灰抹的白墙，宣传队就在墙上写街头诗。”(22)这种形式的兴起，是战时物资匮乏、经济困窘的现实选择——纸张稀缺、印刷技术落后，人们难以负担高昂的印刷成本，街头墙面等“零成本”载体便成为诗歌传播的理想媒介。1938年年底，周巍峙率领西战团奔赴晋察冀时，队伍内“战地社”诗人们，“手提颜料筒，毛刷子，在沿途的墙壁上、岩石上，都抓紧时机，出口成章，写上街头诗、岩头诗”(23)。此外，诗人曼晴回忆道：“当时最积极的是田间同志，常见他提着粉桶，拿着毛刷，书写他的短诗。已经牺牲了的诗人史轮，当时也曾提着粉桶，在街头墙壁上、岩山上，书写过自己的诗。”(24)

街头诗虽发端于延安，但其传播场域从不局限于街头——但凡人烟之所在，必有街头诗之存在。从街头闹市到边陲小镇再到偏远村落，从人群聚集点到交通要道再到敌后据点，皆成为街头诗生根发芽的沃土。在“街头诗运动日”，诗歌作者们走向延安街头，在墙壁、岩石、门板上书写“街头诗”，有的写在纸上，贴在街头，或散发诗歌传单，或举行街头诗歌朗诵。(25)街头诗无须纸张印刷刊登，传播极为便捷：只需有人将其抄录于路边石头、房屋墙头、电线杆树干，乃至枪托、手榴弹上，很快便会吸引大量人群驻足，看、读、背诵街头诗，即达到革命话语传播的效果。此外，街头诗的主要受众群体以工农兵为主，农民占比尤高。为便于理解和记忆，街头诗语言质朴简短，表达通俗口语化。即便不识字的农民，多听几遍旁人诵读，也能记忆深刻。

街头诗以墙壁为载体，重新定义传播载体的范式。一方面，墙壁、岩石等载体厚重稳固，不易搬运和损坏，有助于街头诗的长期保存，其蕴含的革命话语也得以持续发挥效用；另一方面，相较于秧歌、戏曲、红歌等，这类文艺形式需纸媒记载或专门从业人员进行记忆、演出，传播难度大、耗费精力多。唯有街头诗以墙壁、树干等“低成本”载体，仅需会识字写字的人将其抄写在墙上，耗费极低，独具特色，宣传力和动员力是其他文艺形式难以媲美的。并且文艺工作者还根据街头诗的内容，衍生出“诗配画”“诗画展”，让群众更好理解街头诗的内容，使之宣传动员更有冲击力。张柯楠曾以诗人田间的街头诗《假如我们不去打仗》进行“诗配画”，发挥极佳宣传效果。魏巍回忆道：“在杨成武司令员驻防的南管头，有很大的一面墙壁，墙壁上就写着一首田间的诗：假如我们不去打仗/敌人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用手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是奴隶！’这首诗还配了一个很大的漫画，给人的印象是深刻难忘的。”(26)

(二)以声音为载体：朗诵诗运动的情感动员

声音是街头诗叙事革命话语的又一“廉价”载体。学者雷蒙德·穆雷·谢弗曾提出“声音景观”概念，声音能够将权力、情感、听众等要素最终与文化交织，强调声音在环境感知和文化建构中的重要性。(27)延安时期，中共借助“声音”构建对外话语体系，传播革命话语，争夺对外宣传领域话语权，这与街头诗采用朗诵叙事革命话语如出一辙。诗人饱含情感朗诵街头诗，将革命话语化为党对人民的情感，于瞬息间渗透进群众的潜意识中，情感动员和思想教育效果尤为突出。诗人林山说道：“诗歌朗诵是时代的需要，前途是光明的，应该总结教训，坚持发展诗歌朗诵艺术。”(28)

声音传播具有独特优势。第一，朗诵具有较强的情感动员功效。写、刷在墙上的字体是静止的，缺乏感情变化，面对文盲群体时，其宣传效果大打折扣。相反，朗诵者以肢体语言配合跌宕起伏的节奏、铿锵有力的语调，将情感注入言语之中，受众的情绪被充分调动，进而放大情感动员效果。第二，朗诵能延展街头诗传播范围。在面对边区文盲群体时，声音依旧能稳定开展政治动员与情感动员。不识字的农民听到街头诗的音韵，也能迅速领会其中含义。正如华北联大文学系学生回忆街头诗运动时所说：“老乡们常围聚了来诵读，不识字的也爱把它顺口流传；直接的帮助工作，成为农民文化生活与斗争生活中有用的东西。”(29)第三，朗诵更具政治鼓动性。朗诵诗在同一时间内具有更多的受众，因为人的从众心理而产生“集团的鼓动性”(30)。在一片满是宣传文字的墙壁上，会受到视觉的限制，无法留意、记住过多的内容。然而，“在朗读的场合里，纵然也要受到听觉的限制；但在同一的时间中，却可以对着几十几百几千甚至于几万的大集团朗读，获得组织上的效果。”(31)因而，由听觉催生的记忆反而更长效，更具鼓动性。

声音效能的实现需满足特定条件。朗诵诗由诗人创作、朗诵者朗诵和受众听诗三个环节组成。因此，朗诵诗的传播需要诗人、朗诵者和听众三方形成闭环。若缺少任何一方，街头诗歌朗诵便无法开展。朗诵诗运动与街头诗运动相伴相随，均以叙事中共革命话语为目标。皖苏边区行政公署发出《豫皖苏边区教育工作暂行计划和办法》，其中规定：“高中，初中、小学各年级必须设有文化娱乐课，唱歌、跳舞、演戏、讲故事，经常召开诗歌会、诗歌朗诵会等，活跃党政军民的文化生活。”(32)诗人柯仲平经常在边区朗诵《保护我们的利益》，控诉土豪地主对农民的压迫，褒扬党和政府保护农民的利益：“三年前，地面上刮起了一阵红色的暴风，/刮倒了土豪，我们家家才分得土地耕种；/从此我有粮在我手中，/你有地在你手中。/你看那土豪何等无理，/他强迫我们交还土地；/就不说他有汉奸的嫌疑吧，/他分明是故意来破坏边区。”据高敏夫讲：“我把这首诗在敌后朗诵过几百次，老乡都喜欢听。”(33)在朗诵诗人陈纪滢看来，朗诵诗在质的方面富有战斗性，文字需要通俗化和押韵，朗诵者要将诗背熟，朗诵时要附带表情和动作，这样才可以“把它当成一种抗敌和教育大众的工具；切实地负起抗敌救亡的任务”(34)。

延安时期，抗战救亡与生产自救的特殊历史语境，从根本上决定了街头诗传播载体的选择逻辑。在物质资源极度匮乏与受众认知局限的双重制约下，采用“旧瓶装新酒”的话语转化策略，成为契合主客观条件的必然选择。

(三)以多样化媒体为载体：传单、刊物的多元互动

从宣传效果与动员能力来看，综合效能最为突出的，实属大众类媒体——传单和刊物。

传单是街头诗传播的核心载体之一，其传播主要依托两种方式：其一，将街头诗油印于传单，张贴于大街小巷；其二，将街头诗誊抄于传单，在朗诵诗活动或大型集会上发放、张贴。传单具有小巧灵活、低成本、高效率的传播特点，易于批量印刷、携带和散发(如街头张贴、秘密投递)，能迅速覆盖城乡，并且形式隐蔽，可绕过日本和国民党当局对正规出版物的控制，实现革命话语对国统区、沦陷区的渗透。由于传单需抄录或印刷，耗费时间与物资，因此传单上的街头诗大多短小、通俗，将复杂的革命理论凝练为简短的口号式诗句，以降低传播成本。这种“短小”反而催生了意外优势：群众看得懂、记得住，无需额外学习成本就能背诵并传唱。这种“轻量化”传播特性，使革命话语以更直接的方式抵达大众认知层面，其政治动员与宣传鼓动效能反而更胜一筹。诗人田间指出，这“不是一般的传单，它要通过形象表现的，也要适当讲究音韵和节奏。这是为了便于易写(它要写在墙上或什么地方)、易记(它要尽可能使更多的人记住)、易传诵”(35)。后来“随便走到一个极偏僻的乡村都可以看到墙壁上贴满了街头诗，在每一个盛大的集会中都飘荡着‘诗传单’，在报纸杂志上，街头诗也占了很大篇幅”(36)。

刊物媒介涵盖报纸、杂志、诗画册等，街头诗经印刷其上，得以传播至全国各地。这类媒介不仅能够实现远距离传播，且现留存的街头诗相关作品几乎均由刊物记载。从历史纵向传承与横向传播维度考察，尽管刊物媒介不如墙壁、声音等载体便捷，却堪称革命话语最具稳定性与权威性的记录者和传承者。1938年发起“街头诗运动”之时，《街头诗歌运动宣言》就刊登于《新中华报》，这才促使街头诗运动大幅扩散。周巍峙率西战团奔赴晋察冀边区编印了《诗建设》《歌创造》《战地》等刊物刊登街头诗。《新地》文艺副刊“街头诗运动专页”，内收高敏夫的论文《展开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街头诗运动》，田间、史轮、巩廓如等的多首街头诗。(37)后来，甚至陈毅在盐阜区带头写诗作文宣传抗日。1941年5月，向阳在《江淮日报》提倡“墙头诗”，苏北诗歌协会在《江淮日报》刊出“街头诗运动专号”，发表林山的《展开“街头诗”运动》《都来参加妇救会》等8首街头诗。1942年，诗人陈辛劳与林山在《盐阜报》再次提倡街头诗，《大众知识》杂志和《盐阜报》连续刊出“街头诗专辑”，并且指出，这些墙头诗“比标语有力量，作用大，因为它具体、生动……又可以做为群众教育的课本和识字牌用”(38)。各种刊物媒介刊载的街头诗虽题材多样、形式各异，但始终锚定核心目标——依托刊物的传播力与公信力，同步推进政治动员与情感动员：既向人民大众传递抗战救亡的家国情怀，又将党的革命理念、边区政府的政策信息转化为生活化叙事，最终实现革命话语与民众日常生活的深度融合与有机统一。

三、街头诗运动推动革命话语生活化叙事的主要内容

文艺为抗战服务。街头诗搭载着中共革命话语，将拥党颂军的民众心声、军民团结的鱼水深情、生产劳动的实践号召、阶级翻身的现实诉求等核心内容，以方言俚语为舟、以生活场景为帆，精准传递至工农兵群众心中。这些“烟火气”十足的诗句，在潜移默化中激发群众情感共鸣，不仅唤醒革命自觉，更将分散的个体力量汇聚成改变历史的磅礴力量，助力边区构筑坚不可摧的抗战堡垒，为革命胜利奠定坚实基础。

(一)拥护中共歌颂人民军队，凝聚抗战必胜信念

共产党和八路军始终心系人民，坚决维护人民根本利益：推行减租减息政策以纾解民生疾苦，带领民众抵御外敌以捍卫家园安宁，赢得广大人民的衷心拥护与爱戴。邵子南将共产党比作美好的花朵，创作出脍炙人口、火爆晋察冀的传单诗《花》：“人民有了晋察冀/心眼里开了花！/花——又鲜明又大！/花——长生不老/要开出新中华！”林山在山西桥头镇墙壁上抄来的墙头诗，以农民质朴的语言、真挚的情感生动地勾勒出八路军的光辉形象：“八路军真正好/既会打仗又耐劳/不打百姓不扰民/大家快快来效仿。”报刊也常常刊登街头诗以宣传抗日救亡思想，增强民众抗战信心。《抗敌副刊》曾刊登铁流杜丹辉的《消灭敌人》：“敌人从那里进攻/把它消灭在那里/对再来的敌人说/中国越打越强了！”

为激励士气，表达人民对新四军的拥护与爱戴，就有拥军街头诗出现，如：“喜鹊树上叫/黄狗尾巴摇/来了新四军/大家哈哈笑。”为歌颂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1938年田间于延安创作《毛泽东同志》：“你们看到——毛泽东同志吗？/延安底工人/要告诉你们/他底儿子/毛主席也抱过/还给他底儿子说过/长大呵/做一个/胆大的边区自卫军！”高敏夫《我们是无敌的游击队》大力歌颂抗日游击队：“我们是无敌的游击队/无敌的游击队/我们的神速/赛过空中的飞机/袭击着敌人的腹和背。”在平北抗日根据地，也有直白简短的拥军诗，如《八路军》：“共产党/八路军/保国家/爱人民/人人拥护他/全国模范军/我是好儿男/去当八路军。”

此外，在苏北根据地，街头诗反映的内容较广泛，包括生产、民兵、参军、战斗等诸多方面。但无一例外，这些诗看起来一目了然，读起来朗朗上口，听起来一听就懂。如“鬼子来了——受罪/伪军来了——开柜/新四军来了——开会”；“好铁要打钉/好汉要当兵/大家参加新四军/赶走鬼子享太平”；“主力一到/伪军吓得直跳/主力一攻/伪军个个送终”等。当时，每一首新的街头诗上墙，就被群众围着，以先睹为快，可见影响之大、效果之好。(39)

解放战争期间，柯仲平有两首赞扬中共领袖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街头诗。其一，在兴县作的《再赢几盘棋》：“毛主席摆了一盘棋/派贺龙带我们创造晋绥/保卫党中央/控制咽喉地/十年光荣史/赢了这盘棋/跟上贺龙去/再赢几盘棋！”其二，柯仲平与黄河边的一位船夫交谈王震兵团战斗的情形，吟了街头诗《想王震同志》：“路过龙门想王震/将军原来是工人/工人领兵干革命/功盖大禹凿龙门。”这些诗歌通过对意识形态生活化的细腻描摹，使“民族”话语从抽象的政治概念，转化为边区百姓可感知、可践行的抗战仪式与人民军队符号。

(二)党政军民鱼水情，号召群众支前参军

八路军抵外敌、护人民，人民拥护八路军。党政军民鱼水情深，已成为抗战的一道靓丽风景线。彼时，支前拥军已成为边区百姓的自觉行动，一首首街头诗凝聚着军民团结的深情厚谊，也凝聚着华夏儿女誓守家园的铁血决心。

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是为人民而战的军队。街头诗人流笳在《子弟兵三赞》中，写出八路军与人民同甘共苦、英勇作战的优良作风：“我吃树叶你咽秕糠/帮我生产你还要打仗/我夏天身上穿一件羊皮袄/你秋后穿着单衣不嫌凉/我受着鬼子的欺负汉奸的气/你找着他们一个一个消灭光/我不离山沟天天地里转/你风里雨里走四方/要问你比我怎么样/多一副为咱百姓的好心肠。”字里行间，流露出人民对革命战争的热情和战士对人民的纯洁的感激。(40)在平北抗日根据地，诗人吴永田在《军民合作》中，以质朴而激昂的笔触，勾勒出一幅军民并肩、共御外侮的热血图景：“咳呼咳/咳呼咳/我全军民要合作/你在前面打/我在后面帮/挖战壕/送子弹/抬伤兵/送茶饭/我们有的是血和汗/咳呼咳/赶不走鬼子心不甘/咳呼咳。”一位炊事员写的枪杆诗《扁担》也透露着对队伍的热爱，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痛斥：“我的扁担轻又轻/一头油来一头盐/革命工作我煮饭/挑起干送前线/保证同志吃得好/坚决消灭胡宗南。”

军民骨肉情深，拥护抗战子弟兵。徐明的《慰劳》描述子弟兵在受伤后，老百姓们纷纷慰问关心的骨肉情深画面：“子弟兵受了伤/痛在老百姓身上/大伙来慰劳/捧出核桃、大红枣/要战士心里甜/要战士脸带笑。”田间的《慰劳品》写道：“许多女人们/在晚上/在炕上/哪怕儿子的嘴正吸着奶/她还为战士缝着鞋和裤子/为着一早交到救国会。”此外，还有两首童谣式的拥军优属墙头诗：“小花狗/你看家/我到园里去摘瓜/四哥打鬼刚回来/摘个嫩瓜慰劳他”；“小喜鹊/叫喳喳/新四军到我家/妈煮几个蛋/爸泡壶茶/姐姐抿嘴笑/送他一枝花”。童谣式的街头诗富含浓郁的生活化气息，以小孩子的视角出发进行话语叙事，本质是中共革命动员因地制宜策略的创造性运用。

此外，支前街头诗还有这样一段故事。据陈靖(41)回忆，1938年5月由一二○师派出的八路军挺进支队(宋时轮支队)从吕梁北出发，初入冀东地区，战斗极为频繁，部队流动性特别大。为适应这一斗争需要，宣传文化工作必须把重点放在行军之中和战斗间隙，即集中力量，对内“鼓动”和对外宣传，主要手段是写标语、发传单。有一次部队连续行军数昼夜，非常疲劳，到了喜峰口南侧，几上几下，时进时出，有一些同志想不通，对挺进冀东的意义认识不足，以致发生怀疑和不满。为了让全军明确近来的任务、目的和今后的斗争意义，于是挺进剧团编了一首鼓动诗《挺进冀东》，贴在路旁鼓动站，部队看了无不精神振奋：“赶——/从雁北，/到雁南。/一气走了三千三，/喜峰口上来抗战！/看——/渤海海岸，/山海关。/万里长城脚下边，/拳头指向长白山！/干——/逼唐山。/围开滦。/北宁铁路拦腰斩。/开展冀东游击战！”(42)

(三)生产为抗战服务，调动群众劳动热情

当劳作号子与军号在窑洞外交响共鸣，生产劳动早已超越衣食之需。街头诗将镢头纺锭化作战斗武器，让每粒粮食、每寸土地都撒满救国热血，在柴米油盐间敲响全民抗战的晨钟。大后方群众便在街头诗“劳动”话语的动员下，将爱国热忱化作劳动生产支援前线的动力，大力呼喊——“生产为抗战服务！”

前线战士英勇作战，后方生产补给也在紧锣密鼓地筹备。有鼓励劳动妇女制作军服、为抗战提供后勤支援的诗，如诗人江风在《给太太们》中倡议：“女人也有两只手/用它/纺毛绒/缝军服/制棉背心/叫战士们穿得暖暖和和/(办个妇女工厂/响应/长官生产建设的号召呀！)”也有动员群众生产优质布匹制作军衣支援前线的街头诗，如：“织布机/哗哗响/张家大姐织布忙/织成布匹做军衣/支援部队打东洋”，以及晓延的《做衣歌》：“皎皎的月儿照窗前/我给战士缝衣到三更/一针一线赶快缝/缝呀缝好送到前线去/哎哟/缝呀缝好送到前线去。”有动员妇女参与军鞋制作，如田间的《鞋子》：“回去/告诉你底女人/要大家/来做鞋子/象战士穿的/又大又结实/好翻山呀/好打仗呀。”这些街头诗无不发挥革命话语凝聚百姓斗志的效能。

动员边区群众发展农业种植、牲畜养殖的生产劳动必不可少。在保田立功运动中，就有生动鲜活的街头诗出现：“八路同志上战场/民兵哥哥紧跟上/我和姐姐留在家/又上坡/又上场/姐姐种瓜我浇水/姐姐锄地我送汤/等着前方人回来/瓜儿长的肥/麦粒长的胖/大家拍手笑一场！”该诗以生活化气息描绘姐弟俩积极种植农作物、为前线送瓜果蔬菜的场景，贴切边区生产生活，农民读后“心窝窝”“热腾腾”。同时，在盂平大坪还有表扬娃娃参与劳动的《娃娃种南瓜》：“小小娃娃下南凹/刨个坑儿种南瓜/叶儿绿/花儿黄/结个南瓜给爹娘/乐的娃娃睁不开眼。”(43)田间的《给饲养员》激励后方饲养员辛勤劳作：“饲养员呵/把马喂得它呱呱叫/因为你该明白/它底主人/不是我和你，是/中国！”

边区政府工作人员带头参与劳动、勤俭节约。1944年元旦，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机关墙报上贴出四条个人生产节约计划，公开接受群众监督，过后他还在墙报写了一首生产节约诗：“待客开水不装烟/领得衣被用三年/淡巴菰一亩公粮缴/糖萝卜二分私费赡/施肥除草自动手/整旧如新不花钱/发动男耕和女织/广开草菜增良田/边区子弟多精壮/变工扎工唐将班。”大生产运动中，党的领袖们在百忙之中抽身参加生产劳动，率先垂范，不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特有的精神风貌，也对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创业精神有重要作用。(44)

(四)重塑阶级观念，倡导民主平等

边区政府成立前，农民长期处于地主阶级压迫下的不平等地位。封建礼教的精神枷锁如同无形镣铐，不仅禁锢着农民的思想，更让妇女、儿童深陷泥沼——她们被剥夺人身自由，选举权、教育权遥不可及，甚至连基本的生存尊严都难以保障。中国共产党扎根边区后，以打破陈规陋习、重塑阶级观念为使命，把“妇女能顶半边天”“娃娃也要学文化”等“民主话语”，借助街头诗等通俗文艺形式转化为群众听得懂、记得住的鲜活表达，让被压迫者从“命该如此”的麻木中觉醒，逐步认清自身阶级处境与解放可能。

打破阶级桎梏实现妇女解放，践行民主平等的革命话语。在中共的努力下，太行根据地禁止缠足和开展放脚后，妇女们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生产战线和革命运动之中，世风为之一变。平北根据地街头诗《妇女翻身》庆祝妇女实现解放：“一九四○年/八路军开进海坨山/烧炮楼/攻据点/敌人一溜烟/妇女得解放/站到人面前/做军鞋、照顾伤员/男女都平权/再不挨打受气/再不受可怜！”

重塑阶级认知观念，实现民主权利向人民的回归。中共来之前，农民根本不知“民主”为何物，更无民权可言。中共来到边区后，通过政治动员与制度建构，将民主权利从地主阶级手中剥离并归还农民，使农民群体实现从封建依附关系到政治主体的历史性转变。街头诗《民主》反映这一情况：“从前官管民/现在民管官/选由你选/换由你换/再不出来管/真是大傻瓜/写《反‘扫荡’》。”徐明的《民主》也记述道：“民主象一阵春风/把痛苦与寒冷/吹得无影无踪/太行山人民的生活/象春天的花/开得又香又红。”

以制度建构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切实赋予农民选举投票权。当中共在边区推行民主选举并向群众普及权利意识时，每位农民都为获得选举权而由衷喜悦。平北根据地的《选村长》写道：“杨柳叶儿青/杨柳叶儿长/人人怀揣一杆秤/称称谁能当村长/要选忠实能带头/要选抗日意志强/千万莫选滑头鬼/警惕白险黑心狼/黑心狼！”1941年夏，创作于唐县的街头诗《豆选女县长》讲述的正是晋察冀边区第一位抗日女县长陈舜玉的事迹：“没有鼓/没有锣/选举会场好红火/县长也由咱们选/乡亲们个个乐呵呵/要问县长选哪个/模样装进心窝窝/带兵大仗/问饥问寒/手上茧儿还数她多/黄黄麦苗见她发青稞/高山流水见她要唱歌/这样的人不选选哪个/她碗里黄豆乒乓落。”该诗强调选举的重要性，将“主权在民”抽象理念转化为可操作的政治实践。

四、街头诗运动推动革命话语生活化叙事的当代启示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延安时期，街头诗运动在对中共革命话语进行生活化、大众化叙事的过程中，不仅取得丰硕的文化建设成果，也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历史经验。这些经验对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传播工作、文艺大众化实践的推进以及传播方式载体的创新融合发展，均有重要的现实启示。

(一)牢牢把握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和话语权

延安时期，中共借助街头诗运动传播革命理念与政治主张的同时，无时无刻不在对日军“文化侵略”和国民党“文化围剿”进行反击。表面上是中共与日、蒋在文艺宣传领域的“攻守战”，实则是与敌对势力争夺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持久战”。中共若不主动掌控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权”，在敌对势力的“丑化”“虚无化”宣传攻势下，党的群众根基将面临消解风险，政权稳定亦会岌岌可危，革命事业更可能付诸东流。因此，中共在政治动员与文艺宣教中，始终牢牢掌握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权”与“领导权”，以忧国忧民的赤子情怀，主动投身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伟大实践，着力塑造具有革命担当、使命自觉的光辉政党形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坚持思想工作‘两个巩固’的根本任务。”(45)新时代新征程，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进一步完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话语权牢牢攥在党的手中。

首先，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根本指导地位。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和灵魂，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需始终确保文化宣传与舆论导向精准阐释党的“理论话语”——这既呼应延安时期街头诗运动以“文艺载体传理论精髓”的历史经验，也体现意识形态工作的时代延续性与创新性。其次，筑牢意识形态宣传阵地。借助党报、党刊、党群网站等全媒矩阵，系统实现传播党的声音、阐释党的理论、解读党的政策、讲好党的故事的多维功能。宣传阵地作为联结党群的“精神舟桥”，既需传递党的主张，更要汇聚群众心声——凭借延安时期街头墙报“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的双向传播机制，构建新时代“全民传播”体系。最后，深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代实践。全社会共同遵循的核心价值观是意识形态中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延安时期军民之所以能团结一致“拧成一股绳”，关键在于街头诗运动以“抗战救国”“自力更生”等价值内核构筑了全民精神共识——如街头诗《当兵歌》：“肩起钢枪/插起刺刀/当兵把仇报/当兵啊/趁早呀/打了胜仗/父母妻儿都欢笑”，直接传递救亡图存的共同信念，使其内化为精神追求、外化为自觉行动。

(二)坚定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生活化方向

毛泽东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46)中国共产党始终坚信保持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是赢得人民支持与拥护的根本政治优势。延安时期中共高举“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旗帜，特别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街头诗创作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彻底锚定“工农兵”群体。街头诗集《粮食》中标记的重要口号是“让艺术和大众在一起！”(47)无论是党的文艺工作者还是“草根”创作者，其作品的第一要素始终是契合人民生活实际、符合大众审美习惯，唯有让民众“看得懂”“听得进”，大众文艺才能真正“叫得响”“传得开”。

新时代，必须坚定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生活化方向。一方面，深度聚焦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等现实场域，将意识形态传播嵌入群众生产生活场景，把各种生活场景转化为理论学习和教育的“实景课堂”与“流动阵地”。模仿延安街头诗“贴在村口、路口、电线杆、墙壁专栏”的传播智慧，新时代可通过“物理空间+数字空间”交互化的双轨模式，充分利用公共空间资源，让有人驻足围观的每一个生活场景，都成为意识形态传播的有效场域。

另一方面，创新运用喜闻乐见的大众文艺形式，是开展意识形态宣教工作的关键抓手。培养真正“为人民而歌”的文艺工作者，是正确运用大众文艺、创作优质作品的前提，也是引导人民深刻理解并认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基础。“为人民而歌”，不仅仅是一种艺术追求，更是一种政治责任和人民情怀的体现。(48)这不但要求文艺工作者扎根“群众土壤”，感受世间人情冷暖，体验人民喜怒哀乐，精准把握群众“所思、所盼、所忧”。并且，还需要文艺工作者深扎“生活沃土”，以不“循规蹈矩”的创新精神打破形式桎梏、跨越年龄壁垒、拓展传播边界，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方能创作出呼喊人民心声、流露人民情感的优质宣教作品。

从延安“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到新时代“文艺为人民服务”，始终遵循“人民”这一根本立场。正如习仲勋所言：“我们是群众的先生，又是群众的学生，要善于当群众的学生，才能更好地给群众当先生。”(49)

(三)创新传播矩阵，多媒体立体式叙事

街头诗运动取得巨大成功的重要原因，在于有机结合多样媒介，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式传播矩阵：街头诗与广播通讯、纸质刊物、黑板报等媒介形成跨平台联动，或是与信天游、漫画、拉洋片等大众文艺相交融，更或是嵌入识字运动、大生产运动、改造二流子运动等革命实践，使民众在欢声笑语中接受党传递的革命理念，实现政治认同与文化启蒙的双重实效。

进入新时代，互联网等新兴科技突飞猛进，智能化浪潮扑面而来。与此同时，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增长，对信息接受渠道的需求已不满足于现状，而是追求更多元、更便捷、更沉浸式的信息获取路径。这既要求党和国家顺应技术变革趋势，构建“传统媒体+新兴媒介”的传播体系，也需要将意识形态内容转化为符合智能时代认知习惯的数字化产品，让党的声音以“润物无声”的方式融入大众生活场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握正确舆论导向，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要加强传播手段和话语方式创新，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50)

一方面，充分发挥“传统媒体”优势。以电视、广播、报纸和杂志等为代表的传统媒体，在长期的信息传播实践中，已经积累了强大的人力物力资源，无论是受众群体、传播内容还是传播渠道，都保持着相对的品牌优势。在意识形态生活化传播过程中，充分利用传统媒体积累的资源，以群众喜闻乐见的表达形式、富有亲和力与感染力的内容唤起情感共振，推动党的政策主张在群众中走深走实、入脑入心。

另一方面，创新运用“新媒体”资源。生成式人工智能(如ChatGPT、DeepSeek)的崛起，正成为意识形态生活化传播的智能引擎。可依托VR、AI、AR等智能化技术，构建“技术赋能+场景融合”的立体传播矩阵。将街头诗“流动传播”的历史经验，升级为突破时空限制的“液态化”传播网络——党的政治理念、民生主张、核心价值观等意识形态，在现实与网络空间实现“无孔不入”的流动式传播。当农民工用短视频创作政策民谣，当“银发族”在社区直播间演绎政策“说唱”，当政府官媒在短视频平台普及最时政动态，“人人都是传播者、处处都是传播场”的生态正在形成，足以印证传播渠道的创新是弥合认知鸿沟的有效路径。

注释：

①陶长坤编：《简明现代文学手册》，桂林：漓江出版社，1991年，第7页。

②[法]路易·阿尔都塞：《论再生产》，吴子枫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458页。

③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53页。

④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54页。

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6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06-307页。

⑥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11页。

⑦[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姜丽、张跣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38页。

⑧参见任洁：《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研究》，《东岳论丛》2008年第3期。

⑨郭贵儒：《华北沦陷区日伪奴化教育述论》，《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

⑩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第553页。

(11)参见王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共两党的话语权博弈——以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为视角的解读》，《理论月刊》2022年第11期。

(12)《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6册，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1979年，第375页。

(13)李国亮：《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破解污名化宣传的历史经验》，《党史博览》2021年第2期。

(14)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中共重庆市委党校、红岩革命纪念馆编：《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上)，重庆：重庆出版社，1992年，第655页。

(15)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5页。

(16)[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北京：生活·读书·知新三联书店，1979年，第1页。

(17)新华通讯社史编写组编：《新华通讯社史》第1卷，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196页。

(18)艾青：《开展街头诗运动——为〈街头诗〉创刊而写》，孙国林、曹桂芳编著：《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引下的延安文艺》，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326页。

(19)蓝海：《中国抗战文艺史》，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4年，第95页。

(20)《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48页。

(21)《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54页。

(22)晋察冀文艺研究会编：《文艺战士话当年》第12卷，北京：晋察冀文艺研究会，1986年，第101页。

(23)甄崇德：《西北战地服务团的文学创作活动》，《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1期。

(24)曼晴：《春风杨柳万千条——回忆晋察冀边区的诗歌运动》，《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5期。

(25)梁星亮、杨洪主编：《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政治社会文化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95页。

(26)魏巍：《回忆田间联想到劭子南》，戈焰编：《重读邵子南》，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1年，第327页。

(27)季凌霄：《从“声景”思考传播：声音、空间与听觉感官文化》，《国际新闻界》2019年第3期。

(28)艾克恩主编：《延安文艺史》(上)，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149页。

(29)华北联合大学编：《人民的大学——华北联大介绍》，正定：华北联合大学，1949年，第50页。

(30)吕进、熊辉、张传敏等：《重庆抗战诗歌研究》，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8页。

(31)吕进、熊辉、张传敏等：《重庆抗战诗歌研究》，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8页。

(32)河南省革命文化史料征编室编：《豫皖苏边区文艺史料选编》，郑州：河南省革命文化史料征编室，1991年，第464页。

(33)《文化俱乐部举行马耶可夫斯基纪念会》，《解放日报》1942年4月13日。

(34)高兰编：《诗的朗诵与朗诵的诗》，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31-33页。

(35)田间：《街头诗札记》，《文艺研究》1980年6期。

(36)凌云：《晋察冀文化工作的过去与现在》，胡采主编：《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文学运动·理论编一》，重庆：重庆出版社，1992年，第670页。

(37)晋冀鲁豫边区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协作组编：《闪光的文化历程——晋冀鲁豫边区文艺大事记》，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7-28页

(38)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编辑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抗日战争时期》第4册，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第130页。

(39)刘则先、刘小清编著：《苏北抗日根据地文化散记》，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61页。

(40)王剑清、冯健男主编：《晋察冀文艺史》，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年，第116页。

(41)陈靖，时任挺进剧团团长，首任南京军区炮兵副司令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42)陈靖：《百花山上一枝花》，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冀热辽抗日根据地》，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第582页。

(43)《盂平大坪文教小组的文化艺术活动》，《晋察冀日报》1944年11月17日。

(44)黄宏主编：《延安精神》，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23页。

(45)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311页。“两个巩固”指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46)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94页。

(47)田间：《怎样写街头诗》，张学新、刘宗武编：《晋察冀文学史料》，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358页。

(48)张泽一：《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音乐革命话语权构建》，《思想理论战线》2024年第6期。

(49)《习仲勋文选》编委会编：《习仲勋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177页。

(50)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312-3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