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基于作为“易之用”的后天八卦方位不能展示阴阳之理的先见，邵雍据《说卦传》“天地定位”章作先天八卦方位，以立“易之本”。经朱熹的提倡与发挥，先天八卦方位成为宋明时期以象论《易》的主流。明清之际，黄宗羲、胡渭等对先天八卦方位予以多方面的批评，但他们所用的批评方法主要是考据学和历史学的，并未反思到问题的关键在于后天八卦方位是否内含阴阳之理。隋朝萧吉对“帝出乎震”章八卦方位中各卦卦象和布位的解释，和汉代以降“帝出乎震”章八卦方位被配置到作为盖天说宇宙论基本图式的式盘中的事实，共同说明了“帝出乎震”章八卦方位与盖天说宇宙论的阴阳之理是一致的。总之，“帝出乎震”章八卦方位不仅包含了作为“易之用”的万物随四时生灭的循环，而且内含了作为“易之本”的阴阳二气的布位和运行之理。
关键词：《说卦》/ 帝出乎震/ 先天八卦/ 后天八卦/ 阴阳/
作者简介：夏世华(1977- )，男，湖北武汉人，中国哲学博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新出楚地简帛、先秦诸子哲学、秦汉政治思想（湖北 武汉 430073）。
原文出处：《周易研究》(济南)2025年第6期 第35-44页
标题注释：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项目：“禅让类出土文献综合研究”(20VJXG003)。
《说卦传》是“十翼”中非常重要而又难以理解的一篇，其中的“天地定位”章和“帝出乎震”章，更是古往今来聚讼的焦点。北宋的邵雍认为“帝出乎震”章所描述的八卦方位不能展示阴阳之理，仅为“易之用”，遂据“天地定位”章作先天八卦方位，以立“易之体”。南宋的朱熹将其置于《周易本义》《易学启蒙》之首，予以继承和表彰，遂使得先天学成为宋明时期的易学主流。明清之际，黄宗羲、毛奇龄、胡渭等从各种视角批评邵子和朱子，将邵雍的先天学溯源到道教的陈抟。然而，近人尚秉和又反过来批评黄宗羲等，以为先天八卦方位本于汉儒，其他为先天八卦方位张本或调和两种八卦方位的意见也不绝如缕。如果不能从易理上澄清“帝出乎震”章八卦方位是否内含了阴阳之理，那么围绕两种八卦方位的争议就会一直延续下去。本文拟在反思相关学术史的基础上，引入隋朝萧吉的论述和流传于唐代以前且配有后天八卦方位的式盘来探讨“帝出乎震”章八卦方位中内含的阴阳之理。
一、先天八卦方位所要解决的问题
根据《系辞传》“易有太极”章，邵雍按照“加一倍之法”①推出了“伏羲八卦次序”②。将次序图中的八卦从中间分为两组，然后按“自震至乾为顺，自巽至坤为逆”的法则使其依次分布，就实现了乾与坤、兑与艮、离与坎、震与巽的两两相错。然后，邵子又据《说卦传》“天地定位”章画出先天八卦图，将其称作“伏羲八卦方位”(《周易本义》，载《朱子全书》第1册，第20页)，并据《说卦传》“帝出乎震”章画出后天八卦图，将其称为“文王八卦方位”(《周易本义》，载《朱子全书》第1册，第22页)。其六十四卦次序图和伏羲六十四卦方圆图的排布原理，与此先天八卦图是一理贯通的，如邵雍所言：“八卦相错，然后万物生焉。是故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八分为十六，十六分为三十二，三十二分为六十四。故曰‘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也。”③
就后天八卦图而言，邵雍所做的不过是将《说卦》文本中的八卦和方位图示化，并将其对先天而称后天，又将其比附于文王。若“不取‘后天’‘文王’之名，称为‘帝出乎震图’，似更切当”④。就先天八卦图而言，邵子所做的，是仿照“帝出乎震图”中的方位与八卦相配的旧例，根据其八卦次序图所示的原理，重新排布了八卦方位。⑤在他看来，先天八卦方位为“易之本”，后天八卦方位为“易之用”。⑥
之所以把先天八卦方位视为“易之本”，是由于邵子认为只有先天八卦方位才能直观地展现阴阳对待、消息的原理，这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看：其一，八卦中的阴阳多少。“兑离巽，得阳之多者也；艮坎震，得阴之多者也，是以为天地用也。乾阳极，坤阴极，是以不用也。”(《邵雍集》，第109—110页)其二，乾与坤、坎与离的定位义。“乾坤定上下之位，离坎列左右之门，天地之所阖辟，日月之所出入，是以春夏秋冬、晦朔弦望、昼夜长短、行度盈缩，莫不由乎此矣。”(《邵雍集》，第112页)其三，震与兑、巽与艮的消息义。“震始交阴而阳生，巽始消阳而阴生。兑，阳长也；艮，阴长也。震兑，在天之阴也；巽艮，在地之阳也，故震兑上阴而下阳，巽艮上阳而下阴。天以始生言之，故阴上而阳下，交泰之义也，地以既成言之，故阳上而阴下，尊卑之位也。”(《邵雍集》，第111—112页)一方面，震卦一阳在二阴之下，象征阳生于下而始与阴交，兑卦二阳在一阴之下，象征阳继震之后变为二阳，至乾则三阳而无阴；巽卦一阴在二阳之下，象征阴生于下而始与阳交，艮卦二阴在一阳之下，象征阴继巽之后变为二阴，至坤则三阴而无阳。另一方面，震、兑皆“阴上而阳下”，表示阳下于阴、天下而与地交的“生”物之义；巽、艮皆“阳上而阴下”，表示阳尊阴卑、地“成”物之义。其四，先天八卦方位的升降义。“自下而上谓之升，自上而下谓之降。升者生也，降者消也。故阳生于下，阴生于上，是以万物皆反生，阴生阳，阳生阴，阴复生阳，阳复生阴，是以循环而无穷也。”(《邵雍集》，第112—113页)震、离、兑、乾自下而上的排布表示阳的渐长，故谓之“升”；巽、坎、艮、坤自上而下的排布表示阴的渐长，故谓之“降”。这样就构成了阴阳不断消息的无穷循环。
关于后天八卦方位，邵雍说：“易者，一阴一阳之谓也。震兑始交者也，故当朝夕之位；离坎交之极者也，故当子午之位；巽艮虽不交而阴阳犹杂也，故当用中之偏位；乾坤纯阴阳也，故当不用之位。”(《邵雍集》，第125页)从阴阳相“交”的角度来看，邵子对震兑、坎离和巽艮的解说显得颇不一致，尤其是其既承认巽、艮二卦“阴阳犹杂”，又说其“不交”，更有自相矛盾之嫌。
邵雍的先天四图被朱熹置于《周易本义》卷首。在《易学启蒙》的《原卦画第二》中，朱熹先据邵雍的“加一倍法”详解八卦与六十四卦之生成，然后对伏羲八卦图、六十四卦图和文王八卦图予以解说。朱子对邵雍先天图的推重，不言而喻。朱子深得邵子先天学之精蕴，并将其系统地表而出之，其言云：
自两仪之未分也，浑然太极，而两仪、四象、六十四卦之理已粲然于其中。自太极而分两仪，则太极固太极也，两仪固两仪也。自两仪而分四象，则两仪又为太极，而四象又为两仪矣。自是而推之，由四而八，由八而十六，由十六而三十二，由三十二而六十四，以至于百千万亿之无穷，虽其见于摹画者，若有先后而出于人为，然其已定之形、已成之势，则固已具于浑然之中，而不容毫发思虑作为于其间也。(《易学启蒙》，载《朱子全书》第1册，第217—218页)
朱子这段话的重点不在于“一分为二”的推演程序，而在于两仪、四象、八卦、六十四卦等都是太极自然演化的结果，其诗云：“立卦生爻自有因，两仪四象已前陈。”(《朱子语类》，载《朱子全书》第16册，第2611页)立卦生爻之“因”，在两仪四象未形之时“已前陈”，八卦和六十四卦未形之时也可以说“已前陈”，此“因”只能是阴阳未分的太极。
朱熹不仅继承了邵雍的先天四图及其相关理解，而且将其用于对《周易》经传的解释。朱熹在解《说卦传》“天地定位”章时直接用邵雍的先天说，而对“帝出乎震”章几乎没作什么解说，反而直陈此章“所推卦位之说多未详者”(《周易本义》，载《朱子全书》第1册，第153—154页)。《朱子语类》记载了朱子对此章卦位的多种怀疑。如卷七十七云：
“帝出乎震”，万物发生，便是他主宰，从这里出。“齐乎巽”晓不得。离中虚明，可以为南方之卦。坤安在西南，不成西北方无地。西方肃杀之地，如何云“万物之所说”？乾西北，也不可晓，如何阴阳只来这里相薄？“劳乎坎”，“劳”字去声，似乎慰劳之意，言万物皆归藏于此，去安存慰劳他。
问：“‘战乎乾’，何也？”曰：“此处大抵难晓。恐是个肃杀收成底时节，故曰‘战乎乾’。”问：“何以谓之‘阴阳相薄’？”曰：“乾阳也，乃居西北，故曰‘阴阳相薄’。恐是如此，也见端的未得。”
文王八卦不可晓处多。如离南、坎北，离、坎却不应在南北，且做水火居南北。兑也不属金。如今只是见他底惯了，一似合当恁地相似。(《朱子语类》，载《朱子全书》第16册，第2617—2618页)
大体而言，朱子以为在文王八卦中震、坎、艮三卦的布位勉强可说，其余则多不可晓，尤其是乾、坤的布位，让他颇费思量。其实，真正让朱子不解的，并非“帝出乎震”章所解释的万物生灭变化流行之意义，而是先后天八卦的关系，“生育万物既如文王所次，则其方位非如伏羲所定，亦不能变化。既成万物，无伏羲底，则做文王底不出”(《朱子语类》，载《朱子全书》第16册，第2618页)。像邵雍一样，朱子也认为文王八卦是“入用之位，后天之学”(《周易本义》，载《朱子全书》第1册，第22页)，必待先天八卦方位所示的阴阳之理才能变化。
朱伯崑曾指出，邵雍的先天八卦方位有三个理论来源，即陈抟的先天图、李之才的卦变说和汉易的卦气说。其“以乾坤坎离为四正卦，即来自于陈抟说，更远可追溯到《参同契》”；伏羲八卦由四正二变组成的思想，是对李之才的卦变反对说的解释；以八方配四时，又本于汉易的卦气说。不过，“此种卦气说，又不同于汉易。如京房的卦气说，本于《说卦》中‘帝出乎震’一章，讲八卦方位，取八卦的卦义。其卦象的排列顺序，不表示阴阳之消长。而伏羲八卦方位图，其卦象的排列顺序则体现了阴阳消长的过程”。⑦这便清楚揭示出，以邵雍和朱熹为代表的宋儒认为“帝出乎震”章八卦方位中的八卦布位不能展示阴阳的对待和消长之理，而阴阳对待和消长之理是太极自然演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故需要以先天图补上这一理论缺环。
二、黄宗羲等对先天八卦方位的批评
邵雍的先天学，经朱子之手而更加成体系，遂成为元明时期主流的解易系统，影响深远。(参见《易学象数论》，第2页)至明清之际，黄宗羲、黄宗炎、毛奇龄、李塨与胡渭等开始从不同视角展开对邵、朱先天图的反思与批评。以黄宗羲为例，他先批评邵雍对“太极生两仪”章的理解，认为“康节加一倍之法，从此章而得，实非此章之旨”(《易学象数论》，第18页)，然后又将矛头指向先天八卦方位：其一，“卦之方位，已见‘帝出乎震’一章，康节舍其明明可据者，而于未尝言方位者重出之，以为先天，是谓非所据而据焉”。先天八卦方位在配时节、寒暑方面，皆与“先儒所已言者”不合。其二，《说卦传》中紧接在“帝出乎震”章之后从“动万物者莫疾乎雷”至“既成万物也”的那段话，在“莫盛乎艮”之前虽未言乾坤，但其次序即“帝出乎震”章的离南坎北之位。其后的“水火相逮，雷风不相悖，山泽通气”中的水火、雷风、山泽又与“天地定位”章的山泽、雷风、水火正相反，亦即“正为离南坎北之方位而言”。黄宗羲试图以《说卦》文本为内证，指出“天地定位”章和“帝出乎震”章的八卦方位应是一致的，故“何所容先天之说杂其中耶”？其三，六十四卦卦爻辞中“言方位者，西南皆指坤，东北皆指艮，南狩南征必为离，西山西郊必为兑。使有乾南坤北之位在其先，不应卦爻无阑入之者”。这是说卦爻辞中所言方位实与“帝出乎震”章的八卦布位一致。(参见《易学象数论》，第19页)
黄宗羲的批评颇具代表性，后来者的批评大体上也不外乎此。从方法论来看，“宗羲对象数之学的批评，正是从历史学家的立场出发的，其方法是考其源流，论证象数之学非《周易》经传的本来面貌”(《易学哲学史》第四卷，第261页)，它有助于理解邵雍先天学的本质、源流及得失。然而，黄宗羲等人所用的批评方法并不足以从根本上构成对邵雍作先天四图的质疑，因为邵雍对批评者所列举的这些源自《周易》经传的证据和相关的易学源流应该是了然于胸的，他明确地说：“起震终艮一节，明文王八卦也；天地定位一节，明伏羲八卦也。”(《邵雍集》，第139页)既然“天地定位一节”和“起震终艮一节”都是《说卦》本有的文本，那邵雍以体用关系来理解它们，并用先天八卦方位和后天八卦方位分别把它们展示出来，也不过是因为前人对这两章《说卦》文本及其关系的理解和阐释并不能让他满意。“从易学哲学的角度看，邵氏先天学的历史意义正在于不因袭传统的意见，从而在理论上做出了新的阐发。”(《易学哲学史》第二卷，第189页)既然邵雍是有感于前人未能很好地解释他所发现的《周易》经传中的可疑之处，才试图寻求一种一以贯之的新解释方案而创制先天图的，又怎能以背离传统为由来反驳他呢？
这种方法的局限性，也可以通过考察后续的学术史来加以反思。首先，由于这种考据学方法本质上是历史的方法，就可能导致后来的批评者一面暗中受邵雍、朱熹的影响，一面又竭力批评他们。比如万斯同在《〈易图明辨〉序》中一方面认为“卦止有出震齐巽之位，乃孔子之所系，而文王、周公之遗法也，安得有先天之位”？另一方面又说“天地定位一节，不过言八卦之相错耳，何曾有东西南北之说，而欲以是为先天卦位乎”？⑧《说卦》的“天地定位”一节确实没有指明卦的方位，但说这一节“不过言八卦之相错耳”，其实无异于承认邵子以两两相错来理解“天地定位”一节是可以接受的。若果如此，则邵子为何不可以仿“帝出乎震”章的方位，将两两相错的八卦配置于其中而形成先天八卦方位，作为自己对“天地定位”章的新解呢？其次，这种基于历史方法的批评并未从易理上反思邵雍创立先天图的内在问题意识和思想理路，所以明清之际的这场大批评发生之后，先天之学仍在流行，且有多种表现形式：其一，清代学者如梅文鼎、江永等仍试图融通先天后天之学⑨；其二，有学者以同样的考据方法反过来批评黄宗羲等人的观点。尚秉和考证出焦延寿、荀爽等汉儒曾用先天方位。⑩刘大钧据虞翻注解《系辞》“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的话，试图用纳甲说来证明先天八卦方位在汉代乃至先秦就已经存在。(11)其三，有学者据帛书本“天地定位”节的文本修正邵雍的先天八卦方位。(12)其四，有学者据先天八卦方位论十月历，并谓“说后天八卦的卦位分配纯粹是附会，那是不成问题的”(13)。其五，有学者直接综合先天八卦方位和后天八卦方位来解释《周易》卦序。(14)当然，也有学者“梳理了近现代诸多学者对先天八卦图的考证，认为目前还没有过硬的证据来证明宋代以前存在‘先天八卦图’”(15)，或者认为“从今人虚拟的‘帛书卦位’中去寻找‘先天图’的痕迹，肯定会落空的”(16)。由此可见，先天八卦方位和后天八卦方位之争还远未结束。本文无意于侧身这种争议之中，而是尝试转换研究视角和方法，将焦点聚集在“帝出乎震”章八卦方位究竟是否内含阴阳之理这一问题上。
三、萧吉对“帝出乎震”章八卦方位阴阳之理的解释
邵雍的先天四图把阴阳相错的原则贯彻到八卦和六十四卦的次序和布位中，通过“分阴分阳”原则的反复运用，不仅重新图示了“一阴一阳之谓道”的易理要义，而且用同一个原则解释了八卦和六十四卦形成的机理。作为一家之言，邵子可谓自成系统。然而，就其以体用关系理解和解释《说卦传》“天地定位”章和“帝出乎震”章而言，若被其称为后天文王八卦的方位本身就暗含其在先天八卦方位中所揭示的那些阴阳之理，则其对《说卦》经文的理解和其先天图就是值得怀疑的。
萧吉在《五行大义》中曾较为系统地论及“帝出乎震”章八卦方位中的阴阳之理，其言云：
坎居北方者，冬至之日，阳气动于黄泉之下，子虽大阴之位，以阳气动其下，故其卦外阴内阳，象水内明，中怀阳也，故居子位以配水。
艮在东北者，其卦一阳在上，象立春之时，阳气已发，在于地上。下有重阴，象阴气犹厚，阳气尚微。艮既为山，以其重阴在下，积土深，故卦复在丑，丑为未冲，故以配土。
震居东方者，震为长男，能主干任，故居显明之地。东方春也，万物咸得生出，明净显著。震为雷，雷动则万物出。春分之时，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和同，万物萌动，故震居卯，卯木少阳之位，故以配木。
巽居东南者，其卦重阳在上，象立夏之时，阳气已盛在上，阴气微弱在于下，木之为物，入地最少，出土最多。巽卦二阳在上，象木出地之多，一阴居下，象木入地之少，木体是阳，亦宜明显，故在东南以配于木。
离居南方者，夏至之时，阴动于黄泉之下，午是盛阳之位，而阴气动，故其卦外阳内阴，象火外明内暗，怀阴气也，故在南方以配火。
坤居西南者，坤卦纯阴之象，能养万物莫过于地也，阴体卑顺，不敢当首。阴动于午，至未始著，故坤后午之位，地体积阴。坤既纯阴象地，礼以中央土在未，地即土也，故在西南以配土也。
兑在西方者，兑卦一阴在上，象秋分之时，阳气已深，金为少阴，故一阴居上。酉是金位，故在西方以配金。
乾居西北者，乾卦纯阳之象，生万物者莫过乎天，乾为生物之首，阳气起子，乾是阳气之本，故先子之位，以纯阳坚刚，故在西北以配金。(17)
萧吉论八卦，明显以“气”为线索。坎卦居北方子位，于时为冬至，其卦象一阴在二阳之中，象征冬至日时，阳极弱于下，阴极盛于上，过冬至日则阳开始逐渐复生、日益。艮卦居东北方丑、寅之间，于时为立春，其卦象一阳在二阴之上，象征阳气在冬至复生、日益之后，于立春始出地。此时阳虽出地，但阴仍较阳为盛。震居东方卯位，于时为春分，其卦象一阳在二阴之下，象征阳出地渐长之后，阳长阴消，至春分时阴阳相半，且阳将胜阴。巽卦居东南，在辰、巳之间，于时为立夏，其卦象二阳在一阴之上，象征春分后阳日益强盛，居上迫阴，至立夏时，阳尽出地，迫使阴尽入地。离卦居南方午位，于时为夏至，其卦象一阴在二阳之中，象征夏至日时，阴极弱于下，阳极盛于上，阴阳相遇而后相离，过夏至日则阴开始逐渐复生、日益。兑卦居西方酉位，于时为秋分，其卦象一阴在二阳之上，象征阴气于夏至复生、日益之后，于孟秋始出地，同时阳始入地，至仲秋时阳入地渐深。对于乾坤二卦，萧吉只是指出它们作为纯阳、纯阴之象，并说明了乾与坎、坤与离的布位关系及其理由。
就布位而言，萧吉所解的八卦与《说卦》“帝出乎震”章完全一致，只不过他是从坎开始解到乾，而《说卦传》是从震开始说到艮的。这种差别可以由“气”的循环和“物”的循环的不同来理解。《说卦传》“帝出乎震”至“成言乎艮”这八句话，仅解乾卦时未提及“万物”，而由震至艮，是万物由生出到归藏的完整闭环，足见其解释的主线是以八卦模拟万物随四时变化而生灭循环。可以说，“物”的循环是末，“气”的循环是本，两者所解释的内容虽有所不同，但其实是内在相关和一致的。
比较萧吉和邵雍对八卦卦象和布位法则的理解，可以发现其中有许多重要的差别。其一，就阴阳的对立而言，邵雍以乾南坤北和六子卦的两两相冲来表示，而萧吉则以坎卦二阴之中的一阳和离卦二阳之中的一阴示之。其二，就阴阳始交之象而言，邵雍主震卦和兑卦，因为震卦的一阳始出于二阴之下，兑卦的一阴出于二阳之上；萧吉主艮卦，因为一阳在二阴之上，乃阳始出地而与阴相接之象。其三，就阴阳的发展而言，邵雍以兑卦之二阳在下为震卦之一阳在下的发展，以艮卦之二阴在下为巽卦之一阴在下的发展，萧吉则以震卦的一阳在下为艮卦的一阳在上的发展。其四，就阴阳尊卑而言，邵雍以为巽、艮皆“阳上而阴下”，表示阳尊阴卑、地“成”物之义；萧吉用乾“先子之位”、“坤后午之位”来表示阳主导着阴阳相推变化的模型。此外，在阴阳的逆顺、乾坤与坎离的关系等方面，二者的理解也有明显不同。就整体效果而言，邵雍必以先天八卦方位和后天八卦方位相互配合，方能实现“易之本”与“易之用”的统一，而萧吉只通过解释“帝出乎震”章八卦方位的阴阳布位和运行原理，就将作为“易之本”的阴阳二气之循环与作为“易之用”的万物随四时而生灭之循环有机统一起来了。
萧吉对兑卦卦象的解释值得注意。兑卦一阴在二阳之上，若参照艮卦来理解，它象征的应是阳气夏至后始衰，孟秋时始入地，此时阴始出地，但阳仍较阴为盛。从卦象所象征的意义而言，兑卦应居西南，与艮相对，两者皆阴阳始通气之象。若按阴阳发展的趋势而言，则酉位当配一阴在二阳之下的巽卦，戌、亥之间当配二阴在一阳之上的震卦，以示阴渐长迫阳入地之象。然而，这样就会造成震巽二卦重出和乾坤无位的问题。乾坤作为纯阳、纯阴之象，根据独阴独阳不生的原则，在四时阴阳流转的模型中，本无纯阴、纯阳之时。不过，乾坤二卦作为六子卦的父母，其定位和示象的意义是其他六卦无法替代的。因而，一个合理的方案，就是将兑置于酉位，将纯阴的坤卦置于西南、纯阳的乾卦置于西北。从乾与坎、坤与离的关系来看，坎卦中的一阳，以纯阳的乾卦为本元；离卦中一阴，以纯阴的坤卦为本元，“阳动而进，阴动而退”，阳左旋，阴右旋，则阳始出于东北，阴始出于东南，阴阳相推，变化无穷。若如此来看，兑卦居酉位是综合考虑八卦布位的一个特例。然而，萧吉可能并不是如此理解的，他强调兑卦二阳在一阴之下，“象秋分之时，阳气已深”，这是从艮卦和兑卦各取一象，以成互补之义。
此外，萧吉所谓的“坤后午之位”、乾“先子之位”，是就时节推进的顺序而言的，《易纬·乾凿度》云：“乾坤，阴阳之主也。阳始于亥，形于丑，乾位在西北，阳祖微据始也。阴始于巳，形于未，据正立位，故坤位在西南，阴之正也。”(18)这与萧吉的讲法是一致的，所谓“阴始于巳，形于未”是就时节而说，阴于立夏尽入地，又于立秋始出地，但以方位和气的运行方向而言，则立夏时阴由西南尽入地，又在立秋时由东南始出地。也就是说，如果仅就阴阳运行模型的建构而言，并不需要特别强调乾、坤布位所具有的不同意义，而《五行大义》说“坤后午之位”和乾“先子之位”，《易纬·乾凿度》说乾在西北是“阳祖微据始”、阴在西南是“据正立位”，这都突出了阴阳运行模型中阳的主导作用。
四、式盘与“帝出乎震”章八卦方位中的阴阳之理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认为萧吉对“帝出乎震”章八卦方位中阴阳之理的揭示，是紧扣卦象和卦位展开的，且几乎包罗了邵雍在先天八卦方位中所涵纳的阴阳之理的各个层次。就相关的解释传统而言，负责“考定古今阴阳书”的萧吉对“帝出乎震”章八卦方位中的阴阳之理所作的解释也当是有所继承的，这可以从代表盖天说宇宙论图式之式盘的结构看出来。
李零曾列举被断代为西汉初至六朝晚期的八件式盘，其中有一件1925年朝鲜乐浪遗址王盱墓(年代在东汉明帝末或章帝前后)出土的漆木式(见图1)和一件六朝晚期的铜式(见图2)(19)，值得注意。在图2所示的式盘中，四隅的位置分别标注了“西北天门乾”“西南人门坤”“东南地户巽”和“东北鬼门艮”等字样，并画出了四个相应的三画卦。图1所示的式盘，标示了八个三画卦的卦形。两图中的三画卦配位都与《说卦传》“帝出乎震”章所描述的方位一致。《易纬》和《汉书·魏相传》等传世文献的记载也能表明，汉代人已然熟知“帝出乎震”章八卦方位与式盘的相配关系。此外，从其他比较完整的式盘图式来看，即便没有标示三画卦卦象或卦名的式盘，也分别于西北、西南、东南、东北四隅书写了“天”“人”“土”“鬼”四字。根据《易纬·乾坤凿度》“乾为天门”“坤为人门”“巽为风门，亦为地户”“艮为鬼冥门”(20)的记载，式盘的四门及其与乾、坤、巽、艮的对应关系，已经可以用作说明式盘与“帝出乎震”章八卦方位相配的观念可能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的证据。(21)
图1
图2
上述匹配了“帝出乎震”章八卦方位的式盘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因为这种相配关系必然是基于两者在阴阳之理方面的内在一致性的。安徽阜阳西汉汝阴侯墓出土的器物既有式盘，又有《周易》经传，表明这种式盘与易学的发展存在着时空的交集。有学者曾将上图所示的两件式盘与“帝出乎震”章八卦方位结合起来考察，但因未阐明式盘的阴阳之理，故未论及“帝出乎震”章八卦方位中的阴阳之理，这项研究值得进一步推进。(22)
笔者曾将西汉汝阴侯墓出土的式盘作为盖天说宇宙论的标准图式，借助董仲舒关于阴阳运行的相关论述，(23)较为详细地阐明了这种式盘中的阴阳之理，今略述如下：
第一，阴阳之位。“阳气始出东北而南行，就其位也；西转而北入，藏其休也。阴气始出东南而北行，亦就其位也；西转而南入，屏其伏也。”(24)
第二，阴阳的出入与上下。阳于孟春始出于东北，阴于孟秋始出于东南。阳于孟夏尽出于东南，阴于孟冬尽出于东北。阳于孟秋始入于西南，阴于孟春始入于西北。阳于孟冬尽入于西北，阴于孟夏尽入于西北。春、秋二季都属于阴阳相交之时，阴、阳都是既在地上又在地下的；冬季阴在地上、阳在地下，夏季阳在地上、阴在地下，都属于阴阳隔绝不通之时。
第三，阴阳的离合、左右与俯仰。
冬季阳在地下、阴在地上。阳左行，由亥至子，阳继续衰减至极弱，由子至丑，一阳来复，阳在地下渐形，至寅始出地；阴右行，由丑至子，阴继续增强至极盛，由子至亥，阴盛极而衰，至戌始入地。盛阴与微阳合于子，而后阳继续左行，阴继续右行，相别而去。整个冬季，阳在下、顺行、适左，阴在上、逆行、适右。
夏季阳在地上、阴在地下。阳右行，由巳至午，阳继续增强至极盛，由午至未，阳盛极而衰，至申始入地；阴左行，由未至午，阴继续衰减至极弱，由午至巳，一阴复起，阴在地下渐形，至辰始出地。微阴与盛阳合于午，而后阳继续右行，阴继续左行，相别而去。整个夏季，阳在上、顺行、适右，阴在下、逆行、适左。
由于冬季阴在上，阳在下，故冬至合而相别之后，阴由至盛开始逐步衰减，至孟春始入地，这正有“俯”而入之势；同时，阳由极弱开始逐步复苏，至孟春始出地，这正有“仰”而出之势。故董仲舒说“冬至之后，阴俛而西入，阳仰而东出”(《春秋繁露》，第440页)，反之，夏至之后，阴仰而东出，阳俯而西入。
第四，阴阳的损益与多少。
阴阳的损益与多少，更具体地描述了阴阳相推变化之量，其原则是“以出入相损益，以多少相溉济也”(《春秋繁露》，第440页)，由此可见，阳多则阴少，阳损则阴益，阳出则阴入，阴阳始终处于一种互相推动的变化过程之中。然而，从整体上来看，阴阳相推只是一气之变而已。(25)
参照这种从式盘和董仲舒的相关论述总结出来的阴阳布位和运行模型，再来看萧吉和邵雍对“帝出乎震”章八卦方位中阴阳之理的理解，可以更清晰地看到萧吉所解是渊源有自、大体可从的。其一，邵雍将震之一阳在下和兑之一阴在上理解为阴阳始交，这在先天图中还勉强可说，但将其移至对“帝出乎震”章八卦方位的解说中，谓“震兑，始交者也，故当朝夕之位”则颇不妥当，因为震当春分阴阳相半之时，从立春之阴阳始交至春分之阴阳相半，阳长阴消已经发展到阳将在春分之后胜阴的态势了。此外，邵子既以兑为始交，又以兑之二阳在下为震之一阳在下的发展，难免有自相抵牾之处。相比之下，萧吉说震卦“居显明之地”，实际上是将在下的一阳理解为阳之显明，亦即阳在立春之后渐长迫阴，以至于在春分之时将能与阴相半。其二，邵雍以为“巽艮虽不交”，萧吉则以为艮卦“一阳在上，象立春之时，阳气已发，在于地上。下有重阴，象阴气犹厚，阳气尚微”，巽卦“重阳在上，象立夏之时，阳气已盛在上，阴气微弱在于下”(26)。艮居东北，是阳始出地而与阴始交之处；巽居东南，是阴尽入地而阳尽出地之处，故以“帝出乎震”章八卦方位而言，谓巽不交并不错，因为立夏之后，阳尽在地上，阴尽在地下，阴阳悬隔而不交，但谓艮不交则不可。其三，就式盘的阴阳运行而言，整个冬季都是阴在地上、阳在地下的阴阳不交不通的状态，整个夏季都是阳在地上、阴在地下的阴阳不交不通状态。萧吉以为坎卦取象于“冬至之日，阳气动于黄泉之下，子虽大阴之位，以阳气动于下，故其卦外阴内阳，象水内明，中怀阳也”，离卦取象于“夏至之时，阴动于黄泉之下，午是盛阳之位，而阴气动，故其卦外阳内阴，象火外明内暗，怀阴气也”。(27)崔憬在解释“劳乎坎”时云：“以坎是正北方之卦，立冬以后，万物归藏于坎。又阳气伏于子，潜藏地中，未能浸长，劳局众阴之中也。”(28)这与萧吉对坎卦卦象的理解是一致的，表明崔憬也可能持有与萧吉类似的对“帝出乎震”章八卦方位阴阳之理的认识。这种对坎、离卦象的理解所展示的阴阳之理，与式盘的阴阳运行模型是完全吻合的。邵雍以为“离坎，交之极者也”，其实离坎皆是阴阳不交之极也。
邵雍与萧吉对“帝出乎震”章八卦方位中所含的阴阳原理的理解之所以不同，主要是因为二人看卦象的方法不同，邵雍的先天八卦方位及其解说表明他是仿照汉儒十二消息卦例来理解六子卦中的阴阳消长之理的，而萧吉则紧扣阴阳运行的整体循环来理解六子卦的卦象及其丰富的意义层次。同时，邵雍对《说卦传》“天地定位”章的理解方式是其创制先天图的重要依据，而该章文本可以根据“帝出乎震”章八卦方位的阴阳之理作出新的解释，限于篇幅，笔者将另文详之。总而言之，先天八卦方位虽属富于创造性的一家之言，但其创设的先见是“帝出乎震”章八卦方位不具阴阳之理，而萧吉的论述和式盘的配卦，足以说明“帝出乎震”章八卦方位中内含的阴阳布位和运行之理，与盖天说宇宙论的阴阳理论是一致的。遗憾的是，这种古义在唐代以后渐渐不为人所理解。
注释：
①[清]黄宗羲《易学象数论》，载沈善洪主编，吴光执行主编《黄宗羲全集》第九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8页。下引该书，仅随文标注书名与页码，标点有改动。
②[宋]朱熹《周易本义》，载[宋]朱熹撰，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9页。下引《朱子全书》，仅随文标注著作名、丛书名、册数与页码。
③[宋]邵雍著，郭彧整理《邵雍集》，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107—108页。下引该书，仅随文标注书名与页码。
④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新修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56页，标点有改动。
⑤“邵子曰：‘乾南坤北，离东坎西，震东北，兑东南，巽西南，艮东北。自震至乾为顺，自巽至坤为逆。’”(《周易本义》，载《朱子全书》第1册，第20页)
⑥“乾坤纵而六子横，易之本也；震兑横而六卦纵，易之用也。”“乾生于子，坤生于午，坎终于寅，离终于申，以应天之时也。置乾于西北，退坤于西南，长子用事而长女代母，坎离得位，兑艮为偶，以应地之方也。”(《邵雍集》，第126、123页)
⑦朱伯崑《易学哲学史》第二卷，北京：昆仑出版社，2005年，第152—153页。下引该书，仅随文标注书名、卷数与页码。
⑧[清]胡渭《易图明辨》，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268页，标点有改动。
⑨参见张兆鑫、赵万里《梅文鼎〈先后天八卦位次辨〉初探》，载《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第110-114页；杨易辰《融通河洛与先天后天的江永图书易学》，载《周易研究》2020年第4期，第14—18页。
⑩参见韩慧英《“法象自然”的先天八卦之学——试论尚秉和对先天之学的考究与补证》，载《中国哲学史》2021年第2期，第12—18页。
(11)参见刘大钧《关于“图”“书”及今本与帛本卦序之探索》，载刘大钧主编《象数易学研究》第一辑，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第5—6页。
(12)参见于豪亮《帛书〈周易〉》，载《文物》1984年第3期，第15-24页；李学勤《周易经传溯源——从考古学、文献学看〈周易〉》，长春：长春出版社，1992年，第210—212页。
(13)陈久金《阴阳五行八卦起源新说》，载《陈久金天文学史自选集》，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年，第304—306页。
(14)参见张文智《“崇阳抑阴”，还是“崇阴抑阳”？——〈周易〉中的阴阳观新论》，载《哲学研究》2020年第12期，第46—54页。
(15)冉景中《“天南地北”真义考》，载《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第120页。
(16)李仕澂《也谈“先天卦位”与“帛书卦位”》，载刘大钧总主编《1900-2009百年易学菁华集成初编·出土易学文献》，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251页。
(17)[隋]萧吉撰，钱杭校定《五行大义》，北京：中华书局，2022年，第252—253页。
(18)[清]赵在翰辑《七纬：附论语谶》，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32页。
(19)参见李零《中国方术正考》，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70—76页。此外，2013年甘肃敦煌市祁家湾2013DQIM35墓也出土了一套保存基本完好的魏晋漆木式盘，参见马洪连、张俊民《敦煌祁家湾新出魏晋式盘研究》，载《敦煌研究》2020年第2期，第84—92页。
(20)[清]赵在翰辑《七纬：附论语谶》，第7页。
(21)丁四新曾指出：“《说卦》‘帝出乎震’一段文字的要义，就是以四时八方与八卦相配合，并进行易学的解说的。”又说：“阴阳家们早已把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这些因素统合起来，而此在系统中颇为容易显现的‘八位’一环亦非常容易与八卦配合起来，不应该武断地否定阴阳五行与八卦方位早已有机结合的那种可能性。”(丁四新《从出土竹书综论〈周易〉诸问题》，载刘大钧总主编《1900—2009百年易学菁华集成初编·出土易学文献》，第1891—1892页，标点有改动)
(22)参见杨济襄《〈周易〉经传方位观念的文化意义与学术价值——兼论〈说卦〉、帛书〈易之义〉及汉代式盘的方位观》，载《易学与儒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易学卷)》，2005年，第63—69页。
(23)在《春秋繁露》的《阴阳位》《阴阳终始》《阴阳义》《阴阳出入上下》《天辨在人》《天道无二》等篇中，董仲舒对阴阳的布位与运行法则的系统说明，主要围绕出入、上下、合别、左右、损益、多少等几组基本概念来展开。
(24)张世亮等译注《春秋繁露》，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438页。下引该书，仅随文标注书名与页码。
(25)参见夏世华《董仲舒的宇宙论图式》，载《衡水学院学报》2021年第6期，第55—62页。
(26)有学者引入盖天说的天圆地方观念，指出“帝出乎震”章八卦方位中处于相冲位置的两卦之间的爻变关系，即坤与艮之上爻变，震与兑之中爻变，乾与巽之下爻变，坎与离三爻全变，并引入了爻位上下、升降等观念来解释其意涵，如“自艮卦表示天之阳气初始下降至卦之上爻位，到震卦已下降至中爻位，巽卦则达至卦之底部，然后到离卦天之阳气(德)以中爻为主在三爻之间周遍流行，而不仅仅是停留于某一爻，表明此时天之阳气(德)在地上的流行已成中正圆熟状态；之后，是天之阴气(德)开始下降，经三变到坎，表明天之阴气(德)在地上流行达到圆熟状态。”参见李尚信《〈系辞〉中一段文字的解读与后天八卦图正解》，载《江汉论坛》1998年第2期，第29页。这种由上而下看卦象的方式及其对“帝出乎震”章八卦方位阴阳之理的理解都颇富新意和启发性。
(27)荀爽注《系辞》“阴阳之义配日月”云：“乾舍于离，配日而居，坤舍于坎，配月而居之义是也。”又注《乾·彖》“大明终始”曰：“乾起坎而终于离，坤起于离而终于坎。离坎者，乾坤之家而阴阳之府。”尚秉和曾举此例证明荀爽用先天八卦方位。刘大钧则据《春秋繁露·循天之道》“阳之行，始于北方之中，而止于南方之中；阴之行，始于南方之中，而止于北方之中”对荀爽注文做出了解释，其“离居南而坎居北”的方位无疑与“帝出乎震”章八卦方位是一致的。参见[清]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565、36页；尚秉和《周易尚氏学》，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9页；刘大钧《〈太一生水〉篇管窥》，载刘大钧主编《象数易学研究》第三辑，成都：巴蜀书社，2003年，第3页。
(28)李道平援引十二辟卦的复卦来解释“阳气伏于子”，又谓“复一阳局于五阴为劳，坎一阳局于二阴亦为劳”。虽说十二辟卦对一年十二月乾坤相推变化之理的模拟有助于理解崔说，但从崔憬“劳局众阴之中”的“中”字来看，他主要还是就三画坎卦卦象立说的。此外，在注解“帝出乎震”至“成言乎艮”这段话时，李鼎祚只采录了崔憬说，崔说要义有二，一是谓“帝者，天之王气也”，二是分别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立春对应震、巽、离、坤、兑、乾、坎、艮八卦依次作解，这表明崔憬试图通解“帝出乎震”章八卦方位中“气”的运行原理。参见《周易集解纂疏》，第697、694—695页。原书作“崔觐”，中华经典古籍库中的《周易集解》《孙氏周易集解》《周易集解补释》和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的《文渊阁四库全书》皆作“崔憬”，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