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王志强,中共江西省委党校群团理论教研部教授;李想,中共江西省委党校群团理论教研部讲师。

原文刊发于《红色文化学刊》2025年第3期第75—82页。

[摘 要] 中央苏区时期随着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向农村的战略转移,各革命根据地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随之干部队伍的建设也成为党的一项重要任务。中央苏区在职干部教育将实际工作与革命斗争视为干部成长的核心路径,并且将识字运动的开展与工作紧密结合在一起。为了巩固教育成效,党通过系统化的报刊发行与理论著作出版,为干部构建起日常学习的知识网络。同时,建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统一规划并指导各级干部的政治理论学习,覆盖以灵活多样的干部训练班,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在职干部教育制度。新时代,党开展干部教育,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秉持终身学习理念、紧扣中心任务、创新方式方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

[关键词] 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在职干部教育

干部教育作为一项具有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的系统工程,是构建高素质干部队伍的核心要素,也是推动党的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力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发展都告诉我们,没有全党大学习,没有干部大培训,就没有事业大发展。”在中央苏区时期,随着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向农村的战略转移,各革命根据地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然而,残酷的战争让干部队伍遭受重大损失,干部缺乏成为共性问题。中央苏区时期的在职干部教育,正是中国共产党在面对干部数量、质量与革命需要之间的突出矛盾时,所采取的一种普遍的干部教育形式。从历史维度来看,中央苏区时期的干部教育实践与当前“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的战略任务具有内在的历史延续性。因此,深入探究中央苏区时期党的干部教育实践经验及其当代启示,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一、中央苏区时期党开展干部教育的背景分析

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江西、福建等地建立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随着革命根据地的迅速扩大和革命战争的激烈进行,干部队伍的建设成为党的一项重要任务。干部教育作为培养和提升干部素质的重要手段,在这一时期得到了高度重视和迅速发展。

(一)革命形势发展的迫切需求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逐渐意识到“广大的人力物力在乡村不在城市”,从而向敌方力量更为薄弱的农村地区进军,到1930 年夏,全国已经建立十几块农村革命根据地。1931年11 月7 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中央苏区成为当时最大的革命根据地,在其鼎盛时期,总面积达到84 万平方公里,总人口达到453万。

随着根据地的发展壮大,各项建设工作也全面铺开,中央苏区面临着军事斗争、土地革命、经济建设等多重艰巨任务。“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需要大批干部来开拓和巩固根据地。1928 年7 月8 日,江西省委向中共中央报告中就提到,虽然党在革命中有所发展,但得力干部极度匮乏,不仅工农干部分子短缺,知识分子干部也同样稀缺,甚至出现各地秘书岗位无人可用,苏维埃政府写布告都找不到人的情况。1929 年10 月25 日,福建省委巡视员谢运康在考察闽西根据地后也指出,随着工作范围及地区的扩大,旧干部无法胜任新的工作且不够分配,吸纳的新同志也未经训练,干部短缺问题十分严重。“迫切需要大批干部去巩固各级党部和恢复已破坏的组织”。因此,苏区解决干部缺乏问题的根本出路,是立足于自己培养,干部教育成为党在战争环境下的一项重要任务。

(二)干部队伍现状的严峻挑战

大革命失败后,党员数量从近6万人锐减至不足2万人,降幅高达约70%。随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党组织建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党员数量呈现显著增长态势。特别是在1932年夏至1933 年秋,开展多次党员发展运动,党组织规模实现了跨越式扩张,党员总数激增至近30万人。然而,党员数量和规模持续扩张的态势下,却存在干部质量难与之匹配的状况。

中央苏区所属地区多在偏僻的山区农村,经济文化极为落后。当时苏区干部队伍多数为工农出身,旧“中国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这个里面,最大多数是农民”。这使得很多地方政府因负责人的文化程度太低,以至于无法理解问题,从而不能把政府的常规工作很好地运转起来,对于上级的命令和文件,很多也因理解问题,而无法执行。干部有朴素的革命热情,但缺乏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以红军为例,吴克华将军提到:“当时,红军的主要成员是参加武装起义的农民,他们对于敌人都有很深的阶级仇恨,战斗中英勇顽强,自我牺牲的精神也是很好的。但是,农民的自由散漫习气没有去掉,军人生活作风没有养成,战术技术素养很差,特别是缺乏指挥作战本领”。1931 年9 月6 日,《中国共产党赣东北省代表大会组织问题决议案》中也提到:“同志理论水平一般的低落,因而执行的能力薄弱,致一切工作推不动,缺乏教育训练,这也是一个原因”。因此,提升干部素质以适应革命任务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培养大批能够胜任各项工作的干部,成为当时革命形势发展的迫切需求。

(三)残酷军事斗争的现实压力

在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过程中,中共中央逐渐认识到,保守地割据一小块根据地,不仅不能实现自我的发展,反而容易给对方提供蚕食的机会。鉴于此,中央及时地调整了革命策略,随即逐步发展形成了赣东北、鄂豫皖以及中央等十余个根据地。然而,革命形势的蓬勃发展引起了国民党的极大恐慌,故将“围剿”苏区提升到巩固统治的战略层面来施行。因此,“围剿”与反“围剿”构成了中央苏区时期最主要的一组关键词,串联起干部培训过程中的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

面对国民党军队频繁军事“围剿”下的巨大生存压力,党必须对干部的军事与组织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在战场上,干部需要具备出色的军事指挥才能,熟悉各种战术战略,能够灵活应对复杂多变的战斗局面。在反“围剿”战斗中,干部要准确判断敌情,合理部署兵力,制定有效的作战计划。同时,在苏区内部,干部还需具备强大的组织能力,要“用全部力量去动员民众、组织民众与武装民众,必须一时不停地去进攻他的敌人,去粉碎敌人对于他的‘围剿’”。中国共产党大规模、正规化的干部教育也正是在该阶段于各苏区特别是中央苏区展开的。可以说,残酷军事斗争的压力,增强了党对干部进行教育的自觉性和紧迫性。

二、中央苏区时期在职干部教育的实践展开

中央苏区时期,党虽然创办了许多干部学校,但绝大部分干部仍处在工作岗位上。1933年8月,中央组织局在《关于党内教育计划致各级党部的信》中明确提出,各省县党部及同级苏维埃政府、工会及其他革命团体都须系统化提升党内政治理论素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武装所有新旧同志们的头脑”,建立常态化教育机制。该文件首次规范在职干部教育的目标、任务、内容及方法,中央苏区在职干部教育逐渐且普遍地开展起来,开启了有组织、有计划的教育实践。

(一)在工作与斗争中学习:理论与实践的深度结合

中央苏区在职干部教育始终秉持理论与实践深度融合的理念,将实际工作与革命斗争视为干部成长的核心路径。在1933年6月8日发布的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第三号训令中就提到,新调入的干部要在工作中训练、在斗争中训练,“尤其是新调来经验不足的干部,必须要做最直接的工作”,并且“要经常不断的不怕麻烦的发动斗争”。

在具体实践中,党重视各种党内组织和会议对干部的教育作用。党的支部会议是最普遍的会议形式,毛泽东指出,会议是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并且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要考察问题的环境,要参考上级的指示,这样就发动同志们的心思才力”,使会议内容能够内化于参会者的头脑中。红四军党内召开的会议就包括有:小组会;支部大会;支部委、组联席会;纵队为单位党员、组长以上活动分子会议;纵队为单位各级书、宣、组联席会议;政治讨论会等多种形式。红军党内干部教育的原则同样适用于地方干部教育。1929 年8 月28 日,中共闽西特委在其提交的一份关于武装斗争与党务工作的报告中,对干部教育工作的经验教训进行了系统总结。报告指出,应着重加强青年干部的培养力度,除了定期举办各类干部训练班外,还应特别注重健全党内组织生活,督促各级党组织按期召开会议。尤其是党支部应注重开展集体讨论,切实分配工作任务,以此为党员提供训练及实际工作锻炼的机会。

此外,苏区政府高度重视通过总结斗争经验来推动干部学习,提出干部教育的方针就是“养成在革命环境中所需要的革命工作的干部人才”。在实践中注重深入剖析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以“实践——反思——再实践”的模式,使干部在解决具体问题过程中,不断深化理论认知,提升工作能力。如在查田运动中,中央政府责成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指导各级教育部在查田运动过程中,为查田干部与群众提供各种简明通俗的课本与宣传册,提出“应跟着查田运动的发展去发展群众的文化教育。”干部们通过实地调研和经验总结,明确了土地政策的执行要点,自身的政策水平和群众工作能力也得到显著提高。张闻天就提到,在查田运动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斗争与教育的一致。正因为这样,所以在苏维埃政权底下,涌现出了成千成万工农的干部”。

(二)组织识字运动:文化素养的系统提升

学习需要有连续性,特别是识字教育没有连续性是不行的。因此,中央苏区时期,通常识字运动的开展与工作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鉴于苏区干部普遍文化水平较低的现状,中央苏区自1932年起就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识字运动,要求各级苏维埃政府委员、代表及工作人员中不识字者,须全体编入识字班接受文化教育。规定识字运动以强制性措施推进,要求每人每日至少识记五个生字,并配备识字日记簿记录学习进度。

为此,识字运动构建了多层次的组织体系:党支部中的识字班由不识字的党员组成,同时这部分党员一律加入群众识字班,并在识字班中起领导作用;机关工作人员中文化水平较低者专为其设立列宁室小组,学习内容涵盖识字、读报、唱歌等;基层扫盲班则由乡苏维埃组织,动员识字者义务教学。为保障识字运动的学习效果,苏区政府建立了严格的监督机制。各级文化部门每月检查学习进度,并组织开展“识字竞赛”活动。1933 年瑞金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苏维埃工作人员学习问题的决议案》规定:“如有怠工而不学习的,则上级政府可用违犯革命纪律来处罚。”在这些制度的有力推动下,干部识字率显著提高。至1934 年,中央苏区干部文盲率下降至30%以下,“三五年前一个字不识的人,现在能够看文件,能够在县区苏维埃负责工作,甚至省苏维埃里也有这样的同志了”。

识字运动不仅提升了干部的文化水平,更与政治教育紧密相连。识字班教材常选用《土地法大纲》《劳动法》等政策文件,同时将带地方时效性的材料以及各区乡政府、贫农团、工会、少队等传来的本地消息和墙报内容,作为教材以外的补助材料,使学员在识字过程中同步掌握苏维埃政权的核心主张,实现了文化学习与政治教育的协同发展。

(三)开展时事政策学习:知识网络的日常构建

苏区干部教育高度重视时政学习,通过系统化的报刊发行与理论著作出版,为干部构建起日常学习的知识网络。一方面,发行红色报刊作为宣传与学习的前沿阵地。中央苏区发行大小报刊34种,《红色中华》作为当时中央苏区的重要宣传刊物,其发行量高达4万份。少共中央局机关报《青年实话》发行2.8万份,仅在福建上杭地区,《青年实话》的代售处就有43所。这些报刊兼具政策宣传与理论学习的重要功能:转载马克思、列宁经典著作片段,为干部提供了接触经典理论的渠道;刊发中央文件、决议,使干部能够及时了解党的政策方针;报道苏区建设典型事迹,树立模范案例供干部借鉴。地方苏区也积极创办特色刊物,如湘赣省的《红旗》(后改为《湘赣斗争》)、闽浙赣省的《党的建设》,内容侧重于本地政策与经验总结。县级刊物则注重内容的通俗化,以简明易懂的语言解释复杂理论,确保基层干部能够理解。

另一方面,出版编写理论著作是思想传播的有力武器。中央出版局成立专业编译团队,系统翻译出版马列经典。至1934年,苏区共出版《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等12种著作,并通过“流动书箱”制度分发至各县区,供干部借阅学习。苏区地方政府则侧重于编写便于传播携带的小册子,其中1928 年中共遂川县委编写的《共产主义宣传提纲》和赣东北编写的《共产党员守则二十二条》,在闽浙赣根据地广泛流传,成为党员干部思想政治与纪律教育的生动教材。

(四)建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理论武装的组织赋能

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于1933年4月9日在瑞金正式成立,该研究会旨在提升党政机关干部及教员的理论素养,通过系统研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并关照中国革命现实场域,以此实现各级干部的政治理论学习的统一规划和指导。同年8 月,中央组织局发布《关于党内教育计划致各级党部的信》,要求各省、县党委在党政机关、工会及其他革命团体内设立马克思主义研究分会,形成由中央总会统筹、地方分会具体执行的三级组织体系。至1933 年11 月,研究会的组织架构基本完善,亦标志着苏区干部理论教育迈入组织化阶段。

研究会的成员主体为党政机关干部,入会门槛明确:凡具备阅读《红色中华》或《青年实话》能力的党团员、苏维埃工作人员及群众团体成员,均可加入。分会根据干部的文化程度分设高级班与初级班,每周组织一次集体学习或讨论,每月四次活动。学习周期以六个月为一个阶段,每两个月完成一门科目,首期课程包括《共产国际纲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俄共党史与列宁主义》。授课形式除讲授式教学以外,强调自学与讨论,讨论中指定一至两名学员做主题报告,随后展开集体讨论。对于文化水平较低的干部,分会另设读报组与识字组。研究会的教学活动注重灵活性与实践性,规定每月四次活动中需留出一次研究其他工作问题,同时鼓励通过讲演会、问答栏等形式解决理论困惑。

1934 年7月,中央颁布《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组织与工作大纲》,对分会的工作流程、学习任务和研究方法进行全面规范,进一步提升了学习效率。例如,分会需定期总结学习成果,总会则通过巡回指导与材料更新强化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尽管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主要活动集中在中央苏区,但其经验仍为后续党的理论教育工作积累了宝贵资源,也为延安时期的整风运动提供历史镜鉴。其强调自学与讨论相结合的方法,至今仍是党内教育的重要传统。

(五)开办训练班:培育模式的提质增效

苏区干部训练班作为最具适应性的苏区干部教育形式,强调服务中心工作为导向,将理论扎根实际,形式活、周期短、见效快。对于干部训练班的体系建设,中共中央构建了“中央训练班——各省委与地方党部训练班——青年团、赤色工会及群众组织训练班”的多层体系,既要常态化开办固定班次,也要结合工作实际增设流动训练班,并强调流动训练班“在任何严重条件下都要不断的进行”。训练班主要分为省委训练班、县委训练班和支部流动训练班三级体系。

省委训练班根据中央要求,“应从地方党部选择人材出来”,而地方党部优先遴选支部积极分子,尤其是支部书记与干事等基层骨干。课程涵盖政治常识、党的建设、苏维埃建设以及实习。学习时长为4 周,每日授课6 小时。县委训练班的培训对象为区委干部、支部书记。课程包括党员须知、支部工作方法、苏维埃政府的基本工作、地方武装工作、工会工作等。学习时长为3 周,结业后学员需提交本地工作改进方案。支部流动训练班则针对新党员与基层干部,每次2 小时,每周上课2 到8 次,具有业余化、小型化、流动化的特点。1929 年兴国寨脑训练班以“如何发展党”为主题,采用油印教材与案例教学,一周内培养了40 余名骨干,为基层党组织注入了新鲜血液。训练班在教学方法上也积极创新,采用“问题导向”教学,学员携带实际工作问题入学,通过课堂讨论形成解决方案,在教员选拔上,优先选用有实战经验的干部,如扩红运动模范或土地改革专家,确保教学内容的实用性和针对性。至1934 年,中央苏区党内训练班的教育,已经形成了独特的体系。早期对于干部训练班政策的探索性规划,为土地革命后期与延安时期构建系统化干部教育体系提供了实践基础,其培训制度及其部分教学方法更延续至今。

三、中央苏区时期在职干部教育的当代启示

(一)要将坚持党的领导作为开展在职干部教育的根本遵循

中央苏区时期,党的坚强领导是干部教育取得成功的关键。中国共产党始终将干部教育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纳入党的整体工作布局。党的各级组织对干部教育工作进行统一领导和部署,确保干部教育的方向正确、目标明确。例如,红军党内干部教育的原则和做法,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制定和实施的。党的支部会议、党员大会等形式,成为干部教育的重要载体和平台。通过这些形式,党组织能及时了解干部的思想和工作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和引导。

“党的领导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必须全面、系统、整体加以落实。”进入新时代,党的领导就是干部教育的根本保证,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展开。各级党组织应强化组织建设和领导能力建设,要建立健全党的干部教育工作机构,明确职责分工,加强对干部教育工作的统筹规划和协调指导。要提高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加强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建设,增强党员干部的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要注重选拔和培养优秀的干部教育工作者,提高他们的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打造一支高素质的干部教育工作队伍。

(二)要将终身学习理念作为开展在职干部教育的战略基石

中央苏区时期,干部教育贯穿于革命斗争的始终,是一种持续的、不间断的过程。当时,革命形势瞬息万变,任务艰巨复杂,干部们面临着诸多挑战和困难。然而,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只有通过持续的教育,才能使干部不断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强调在实际斗争中的锻炼和提升。干部在战争环境中,一边战斗,一边学习,这种持续的教育模式,为革命培养了大量优秀的干部,为革命的胜利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领导干部“要坚持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有针对性地学习掌握做好领导工作、履行岗位职责所必备的各种知识和技能,努力使自己真正成为行家里手、内行领导。”新时代,干部面临着全新的任务和挑战,需要不断学习新的理论知识、政策法规、科技文化等。因此,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显得尤为重要。为了推动干部的终身学习,首先,要建立健全干部教育制度,制定科学合理的教育计划和培训方案,确保干部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学习。其次,要丰富教育内容和形式,采用线上与线下相结合、集中培训与自主学习相结合等方式,满足干部多样化的学习需求。再次,要加强教育资源建设,加大对干部教育的投入,建设一批高质量的干部教育培训基地和网络学习平台,提供优质的学习资源。

(三)要将紧扣中心任务作为开展在职干部教育的关键路径

中央苏区时期,干部教育始终紧密围绕革命斗争的中心任务和大局展开。干部教育的目标是为培养能够胜任革命工作任务、推动革命事业发展的优秀干部,其内容和形式都是根据革命斗争的实际需要来确定的。通过紧密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中央苏区的干部教育取得了显著成效,为革命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为此,干部教育必须紧密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和大局展开,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期,干部肩负着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使命。为了使干部教育更好地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必须紧密联系实际,增强教育的实效性。首先,要深入研究干部教育对象的实际需求和发展现状,根据不同的岗位特点和工作任务,制定有针对性的教育计划和培训课程。其次,要注重教育内容与实际工作的结合,采用案例教学、模拟训练、实地调研等方式,让干部们在实践中学习、在学习中实践,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再次,要加强对干部教育效果的评估和反馈,根据评估结果及时调整和优化教育内容和方式,确保干部教育能够真正达到预期目标。

(四)要将创新方式方法作为推进在职干部教育的活力源泉

中央苏区时期,干部教育在方式方法上进行了积极探索和创新。当时,革命形势严峻,环境艰苦,传统的教育方式难以满足干部教育的需求。因此,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灵活多样、富有实效的教育方式,使干部能够更加便捷地获取知识和信息,还有效地促进了干部之间的交流和合作,形成了一种良好的学习氛围。新时代,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和社会的深刻变革,干部教育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因此,必须注重创新方式方法,各级政府和组织应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拓展教育空间,激发干部教育的活力。首先,要大力发展网络教育和远程培训,建设一批高质量的干部教育网络平台,提供丰富多样的网络课程和学习资源。例如,可以开发手机端学习应用,让干部在碎片化时间中学习。其次,要积极探索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技术,实现干部教育的个性化定制和精准推送。通过大数据分析,了解干部的学习需求和兴趣爱好,为其提供有针对性的学习建议和课程推荐。再次,要注重教育内容和形式的创新,采用情景模拟、虚拟现实等技术,让干部在沉浸式的学习体验中提高能力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