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深陷多重结构性困局：技术垄断加剧全球智能鸿沟，治理体系碎片化放大治理赤字，价值导向偏差滋生算法歧视等技术异化风险，生态支撑不足妨碍技术红利全民共享，“中心—边缘”的发展格局持续固化。中国式现代化内嵌的发展理念与实践逻辑，为破解上述困局提供了内生性方案。应当依托全球发展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世界互联网大会、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中国方案及多边合作平台，从技术共享、能力建设、价值引领、生态赋能、治理协同五个方面着手，打破垄断壁垒、凝聚全球共识，切实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普惠发展。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人工智能；普惠发展；全球治理
人工智能是人类发展的新领域，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也可以是造福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深陷技术垄断、治理失衡、价值导向偏差、生态支撑不足等多重结构性矛盾，集中表现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失衡，不仅加剧全球数字鸿沟，更对人类共同福祉和全球治理效能构成严峻挑战。推动人工智能向普惠发展转型，打破“中心—边缘”的固化格局，成为智能时代全球治理的核心命题与迫切使命。中国式现代化超越西方现代化“两极分化”“国强必霸”“先发展后治理”的固有范式，其内嵌的发展理念与实践逻辑为破解人工智能普惠发展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
一、全球人工智能普惠发展的障碍与成因
人工智能普惠发展的核心要义，在于实现技术可及、机会均等、成果共享、价值正当和生态可持续的辩证统一。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发展之路不容乐观，突出体现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发展失衡，本质上是全球发展不平衡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具体呈现。
从发展格局看，发达国家的技术垄断与资源掌控，是加剧全球智能鸿沟、催生“强者愈强、弱者愈弱”马太效应的关键原因。少数发达国家凭借先发优势，在人工智能核心算法、高端算力、关键数据资源领域构筑起垄断高墙，形成“技术输出—标准控制—利益独占”的闭环体系。例如，统计显示，全球北方国家拥有世界上最强大超级计算机的75%，而整个非洲大陆拥有的数量不到1%。发达国家和大型科技平台通过控制数据流动与算法逻辑，将全球范围内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数据资源转化为资本积累的工具，而数据生产国自身却无法分享由此产生的经济红利，陷入“数据红利外流、数据安全承压”的困境。不仅如此，人工智能还在国家内部加剧了分化，少数掌握人工智能技术与资本的群体获得超额利润，广大劳动者则面临技能淘汰、工作不稳定、收入两极化等突出问题；老年群体、低收入群体等更是因为数字素养不足、应用门槛过高等因素，被挡在智能服务大门之外，沦为“数字弱势群体”。这些都与普惠发展的目标要求背道而驰。
从治理体系看，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虽然形成了多元主体参与的治理格局，但多元主体之间的互动与协同还远远不足，治理力量呈现分散化与碎片化的状态，尚未形成兼顾各国利益、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全球性治理体系。发达国家主导的治理体系进一步强化上述发展失衡，放大全球治理赤字，挤压后起国家发展空间。美国为维护其科技霸权地位，通过技术联盟这一排他性框架打压他国发展，以图扩大技术代差，占据人工智能国际规则制定主导权，这客观上加大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现实难度。欧盟在人工智能治理上长期秉持严的基调，奉行“风险防控优先”理念，其以《人工智能法》为代表的监管制度体系借助“布鲁塞尔效应”发挥着全球影响力。但这种单一化的“高标准严要求”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发展中国家发展阶段和能力水平，无形中抬高了后者的合规与参与成本。
从价值导向看，遵循商业利益最大化原则的资本逻辑导致人工智能发展路径偏离普惠方向，进一步加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数字鸿沟。在资本逻辑与技术理性的双重裹挟下，部分发达国家的人工智能研发与应用过度追求效率提升、利润增长和技术突破，而忽视人的价值关怀、社会伦理坚守与公共利益维护，算法歧视、数据滥用、隐私泄露、深度伪造等伦理失范问题频发。这种价值偏差更通过技术输出、规则渗透等方式，进一步加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困境。例如，部分发达国家将带有伦理偏差的算法模型向外输出，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歧视问题（如金融领域的算法歧视剥夺低收入群体的信贷权利），令技术普惠异化为“技术特权”。
从生态支撑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人工智能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差距持续拉大，发展中国家面临生态约束与技术瓶颈的双重压力，进一步固化了发展失衡格局。人工智能是能源密集型技术，研发与应用离不开大规模算力支撑，大模型的训练和使用需要消耗海量电能。人工智能技术依赖的硬件基础设施产生显著的“碳足迹”和“水足迹”问题，其全产业链更是进一步放大了资源消耗与污染风险。发展中国家面临突出的生态与技术困境：一方面，受资金、技术限制，发展中国家难以自主研发绿色算力技术和低碳AI算法，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多依赖传统高耗能模式，加剧本土生态压力；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在生态保护、气候变化应对等领域的赋能价值未能在发展中国家充分释放，难以通过技术创新提升生态治理能力，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赢。
二、中国式现代化契合人工智能普惠发展目标要求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中心任务，强调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i第三个历史决议也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基本特征同人工智能普惠发展的目标要求高度契合，为破解全球人工智能普惠发展困境提供了路径指引与价值支撑。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这决定了中国发展人工智能必须坚守多元需求导向，尊重差异化选择。中国式现代化涵盖超大规模人口的多样化需求，不同地域、不同群体、不同发展阶段的需求存在显著差异，这就决定了人工智能不能走“一刀切”的发展路径，而必须秉持“因地制宜、精准适配”的理念，推动技术向基层延伸、向特殊群体覆盖，在回应多元需求中彰显普惠价值。中国在人工智能普惠应用中的实践，恰是这一理念的生动诠释：无论是赋能乡村振兴的智能农业技术、贴合老年群体需求的适老化智能产品，还是驰援欠发达地区的智能教育、医疗帮扶项目等，都贯穿“以需求为导向”的技术研发与应用逻辑，实现了技术普惠与本土需求的精准对接。投射到全球层面，这一特征要求人工智能普惠发展充分考量各国发展阶段、国情特点与文化差异，尊重发展中国家自主选择，提供多元化、差异化的普惠方案，而非将单一模式强加于人。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超大规模人口的现代化实践所积累的“差异发展”经验，可以为全球人工智能技术从高端化、同质化向普惠化、差异化转型提供重要借鉴。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这为人工智能发展锚定了基本方向，为破解全球人工智能发展的公平性困境提供了价值依归。共同富裕的要义是缩小差距、促进公平、共享成果，这同人工智能普惠发展的目标要求高度契合。人工智能作为一种颠覆性新兴技术，本身是中性的，其最终是成为推动共同富裕的引擎，还是沦为加剧不平等的“帮凶”，关键在于价值导向和制度设计。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通过制度创新与政策引导，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向普惠领域倾斜，在缩小城乡差距、区域差距、群体差距中发挥重要作用。在全球层面，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内在地要求打破少数发达国家和大型科技平台的技术垄断和利益独占格局，通过算法开源等多种途径推动技术、知识、资源的全球共享，助力发展中国家实现跨越式发展，让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平等参与技术创新和利益分配，让不同国家的人民都能共享人工智能发展的丰硕成果。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这为人工智能发展划定了伦理边界、丰富了价值维度，为防范技术异化提供了重要遵循。中国式现代化始终追求物质富足与精神丰盈的辩证统一，摒弃片面追求技术突破而漠视伦理建设、只重经济效益而轻社会效益的发展模式，要求人工智能发展坚守伦理底线，实现技术进步与伦理规范、物质普惠与精神赋能的协同共进。这种协调共进的发展思路，能够有效破解“技术至上”“资本逐利”的片面倾向，引导人工智能朝着“智能向善”的方向健康发展。在实践层面，这一特征要求将伦理考量贯穿人工智能技术研发、应用、治理全过程，筑牢防范算法歧视、隐私泄露、深度伪造等技术异化风险的防线。与此同时，充分释放人工智能在文化传承、教育普及、文明交流等领域的赋能效用，推动技术与不同文明、文化传统深度交融，让人工智能不仅成为提升物质生活水平的利器，更成为丰富精神世界、促进文明互鉴的载体，彰显普惠发展的多元价值。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为人工智能发展注入了可持续维度，有助于化解技术进步与生态保护的潜在对立。中国式现代化摒弃西方“先发展后治理”、以牺牲生态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的旧范式，坚守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理念，要求人工智能发展深度融入生态保护目标，实现技术普惠与生态可持续的协同推进。这一特征为人工智能发展注入了长远视角和责任意识，避免因追逐短期利益而牺牲代际公平和全球生态安全。一方面，推动人工智能产业自身绿色转型，降低算力中心、芯片制造等环节的能源消耗与碳排放，构建绿色智能的产业生态，破解技术发展的生态约束；另一方面，充分发挥人工智能在生态保护、气候变化应对、资源高效利用等领域的技术优势，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支撑。这些实践为人工智能发展突破短视局限、兼顾代际公平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本，也为发展中国家借助人工智能实现绿色发展提供了重要借鉴。
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为人工智能发展筑牢了全球合作根基、确立了互利共赢方向。“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王称霸的基因”，中国式现代化摒弃“国强必霸”的霸权逻辑，坚守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的发展理念，以自身发展为全球发展注入持久动力。这一特征投射到人工智能领域，内在地要求摒弃零和博弈思维，反对技术霸权与阵营对抗，倡导通过共商共建共享的方式，构建开放、公正、包容的全球人工智能发展环境。人工智能技术的全球性、跨域性特征，决定了任何国家都无法关起门来实现技术突破和产业升级，必须通过开放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协同共进。人工智能领域复杂多元的参与主体和利益诉求，也决定了任何单一国家或国家集团都无法完全主导其规则演进和制度构建，必须秉持多边主义原则，推进多元协同治理。在这方面，中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等中国方案，搭建世界互联网大会、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合作平台，都是和平发展理念下的积极探索和有益实践。
三、以中国式现代化引领全球人工智能普惠发展的现实路径
（一）技术共享：破除垄断,夯实创新根基
技术垄断是阻碍人工智能普惠发展的核心症结。少数发达国家凭借核心技术优势、标准制定主导和雄厚资本实力，构筑起相对封闭的技术生态，阻断技术的自由流动与普惠共享。技术领先国家在核心资源领域的结构性优势持续巩固，算力、算法、数据等基础资源方面的优势持续强化，高端芯片及高性能计算基础设施的国际流通面临诸多限制。要破解这一困境，需要从两方面着手。
一是推动开源生态建设。开源模式作为打破技术垄断、促进普惠共享的重要载体，能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低成本的技术支撑，激发其创新活力。例如，以DeepSeek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正在解构原有的技术依附体系，全球南方国家有望打破只能充当技术追随者的宿命，依托开源模型发展本国人工智能技术，助力各领域转型升级，迎来技术发展与创新的历史性机遇。
二是构建多边合作机制。可考虑以世界互联网大会和筹建中的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为平台，联合有志参与的相关国家建立全球性技术共享标准与协同创新机制，明确技术共享的范围、规则和保障措施，促进非敏感算法、技术成果、应用方案和开源工具的跨国流动，构建普惠性技术共享库，从源头上降低发展中国家技术研发的门槛和成本，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从高端化、同质化向普惠化、差异化转型。在此过程中，需要坚守开放合作原则，摒弃技术封锁、产业链割裂、排他性合作等短视行为，尊重各国技术创新自主选择权，鼓励各国基于自身优势参与全球技术协同创新，形成“各展所长、互补共赢”的合作格局。
（二）能力共建：赋能本土，激发内生动力
能力建设是人工智能普惠发展的长效支撑，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基本特征在全球层面的应有体现。当前，国际社会尚未形成专门面向人工智能的长期性、制度化支持渠道，发展中国家往往难以突破高昂研发投入与基础设施建设成本的约束，技术自给能力有限；与此同时，能力建设合作仍呈碎片化、短期化特征，相关项目多以阶段性援助为主，缺乏持续的制度支持和知识传递机制，导致发达国家和地区在人才培养、制度建设、风险治理能力等方面长期滞后于技术迭代速度。能力发展的核心在于获取、更新并优化人力、组织、政策等核心资源，以适应技术创新需求，这就要求发展中国家针对性提升自主研发能力、改革教育体系、优化公共服务等，构建适配本国发展阶段的人工智能发展体系，筑牢自主发展根基。在这方面，中国基于从“后发”到“领先”、从“追赶”到“并行”乃至“领跑”的成功经验，有望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升自主能力、实现跨越式发展精准赋能。
需要注意的是，能力建设的核心目标是实现发展中国家人工智能自主发展，而非被动依附。由此，赋能不能局限于单一技术输出或设备援助，而是要构建“技术—人才—制度”三位一体的支撑体系：技术层面，通过联合研发、开源共享等方式，助力发展中国家突破核心技术瓶颈，同时结合本土需求适配应用，让人工智能更多惠及民生领域；人才层面，兼顾短期技术培训与“职业教育—高等院校”长期培养，打造本土复合型人才梯队；制度层面，分享政策制定、监管实施等经验，帮助发展中国家建立适合自身国情的人工智能治理规则，平衡创新发展与风险防控。通过此种系统性赋能，推动发展中国家从技术跟随者向创新参与者转变，为普惠发展筑牢自主根基，彰显共同富裕理念的全球价值。
（三）价值共塑：以人为本，校准发展方向
价值导向偏差是人工智能技术异化的根源，也是人工智能普惠发展的梗阻。坚守正确价值引领，是中国式现代化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基本特征的内在要求。部分国家在人工智能发展过程中陷入技术至上、资本逐利的误区，算法歧视、数据滥用等加剧公平赤字，伦理规则的割裂和意识形态化倾向则进一步阻碍了普惠理念的全球传播。应当以《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所提出的“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伦理先行等原则为依归，推动人工智能回归服务人类共同福祉的本质，消弭技术异化风险。
要实现价值共塑，需要构建“共识凝聚—监管约束—文明互鉴”的三维路径。
一是依托世界互联网大会等多边平台，开展常态化伦理对话，整合各国价值理念与伦理智慧，形成兼具普遍性与包容性的全球伦理共识，避免标准碎片化。例如，世界互联网大会连续举办“人工智能与数字伦理”分论坛，2023年数字文明尼山对话发布系列共识，为跨文化伦理协同作出贡献。
二是建立全生命周期伦理治理机制，将伦理审查嵌入技术研发、应用全流程，构建跨国家、跨领域伦理监督与问责体系，对算法歧视、数据滥用等失范行为强化约束。例如，发布《中国关于加强人工智能伦理治理的立场文件》，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中明确禁止算法歧视，为全球伦理治理提供实践参考。
三是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化传统下的伦理智慧交流互鉴，让人工智能发展适配各国国情与文化需求，实现普惠价值与文明包容的有机统一。必须看到，人工智能的发展既有助于跨越语言障碍、消除文化隔阂，提升跨文化交流的效率和质量，同时也存在因算法偏见、数据偏差而导致文化同质化，危及文化多样性的风险。为此，应当倡导审慎使用人工智能技术，保护文化多样性，同时鼓励人工智能开发者在设计中融入文化多样性的考虑。
（四）生态共育：绿色转型，促进永续发展
生态可持续是人工智能普惠发展的必要前提。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理念，客观上要求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与全球可持续目标深度融合、同频共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产业绿色转型升级，推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的深度融合。这为人工智能产业的国内发展与国际合作奠定了基调、指明了方向。概言之，可以通过“技术减排+场景赋能”的复合模式，构建绿色智能生态共育体系。
一是聚焦绿色算力建设和低碳技术创新，推动产业转型。推广低碳技术，降低数据中心单位算力能耗；研发轻量化算法、能效优化模型，从技术源头减少人工智能应用的能源消耗。例如，中国在贵州、内蒙古等地布局的绿色算力中心，依托可再生能源供电，算力能耗较传统数据中心大幅降低，为能源短缺国家的人工智能发展提供了路径参考。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工业和信息化部2024年12月联合发布的《国家数据基础设施建设指引》也明确提出，推进算力与绿色电力融合，实现“瓦特”产业向“比特”产业转化。可以考虑通过技术输出、人员培训、研讨交流等方式，将相关做法和经验在国际上推广。
二是强化人工智能在生态治理场景的赋能，实现协同增效。聚焦相关国家和地区生态保护核心需求，提供低成本、易落地的绿色智能解决方案。例如，可以向非洲干旱地区提供人工智能精准灌溉系统，结合土壤墒情、气象数据等优化用水分配，既较传统灌溉方式有效节水，还能提升粮食产量。又如，可以向热带雨林地区提供基于卫星遥感和人工智能算法的森林火情监测系统，实现火情早发现、早处置，助力生物多样性保护。这些都有助于推动各国在人工智能产业布局中兼顾生态保护，实现代际公平与国际公平的统一，为普惠发展注入持久绿色动力。
（五）治理共担：凝聚共识，完善规则体系
治理体系碎片化和国家间话语权失衡，是制约人工智能普惠发展的制度瓶颈。构建公平合理、协同高效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是中国式现代化和平发展特征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人工智能普惠发展的制度支撑。当前，全球人工智能治理面临的关键问题和挑战，在于如何有效应对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带来的技术安全风险及其衍生风险的不确定性，平衡当前不同国家在发展阶段、制度文化、治理能力及治理诉求方面的差异，协调人工智能多利益攸关方之间的复杂互动，以及克服地缘政治与意识形态等障碍分歧。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是全球治理的一部分，因此，全球治理倡议的五大核心理念，即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应当成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基本指引和遵循。同时，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到《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中国针对人工智能治理提出的一系列理念和主张，也应当成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引领全球人工智能普惠发展的重要抓手。
在当前个别大国大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的情况下，尤其应当强调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基于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完善人工智能治理规则体系。要将“三共”原则贯穿相关规则制定实施全过程，充分保障发展中国家的参与权和话语权，扭转发达国家主导、发展中国家“失声”的局面。要建立多元化的治理参与机制，拓宽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渠道，让其发展关切与利益诉求得到充分表达和吸纳。要秉持分类分级、弹性包容的治理原则，兼顾不同国家发展阶段和能力水平，制定差异化治理规则，在筑牢安全和伦理底线的同时，为后起国家预留充足发展空间。要摒弃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倾向，推动相关国家加强规则互认和信息共享，实现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碎片化向系统化、从排他性向包容性转型，为普惠发展提供坚实制度保障。
四、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应该是造福全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中国愿同世界各国广泛开展人工智能领域国际合作，加强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等方面的对接协调，促进智能产业健康蓬勃发展，让智能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人工智能的普惠发展不仅关乎全球发展的公平底色，更关涉全人类共同福祉提升，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题中应有之义。当前全球人工智能普惠发展面临的多重困境，本质上是利益格局、发展理念、治理模式等方面的深层矛盾，而非单纯的技术差距问题，亟待以新的发展理念和实践逻辑加以破解。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其间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及其伟大实践，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它超越了西方现代化的既有模式，契合人工智能普惠发展的目标要求，为破解上述矛盾提供了中国方案。未来，应持续挖掘中国式现代化的丰富内涵，进一步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现代化叙事的局限，讲好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故事，以中国式现代化引领全球人工智能普惠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者介绍：廖凡，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党委书记、所长、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