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大众文艺的兴起标志着文艺形态正经历从静态印刷文本到具有口语特质的动态演述的范式转型。数字媒介打破了印刷文本的封闭结构，使作品呈现可更新、可接续的生成状态。在开放的环境中，民间文学传统被重新激活：作品不再是静态陈列，而是演变为创作者与受众通过评论、二创等互动方式共同推进的“演述事件”。算法推荐与即时反馈在客观上重构了传统口头“程式”的功能，通过聚拢听众与形成应答搭建起数字时代的“书场”，强化了文艺生产的集体性与现场感。由此，普通劳动者等民间主体获得了更直接的表达通道，得以绕过精英文学的审美规训，凭借在地经验完成从“被书写”到“自书写”的转换。这种具有民间根性的当代展演不仅传承了中国传统的表意资源，而且为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主体性确立提供了内在动力。
【关键词】新大众文艺 民间根性 演述事件 次生口语 文化主体复归
“新大众文艺”作为一个内涵丰富、意蕴宽广的学术概念，被学界广泛用于描述数字传媒时代涌现的文艺新形态。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新大众文艺总体上来说“是在党的领导下，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滋养，顺应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时代变革，人民大众担当主体、主创、主角，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移动终端等新技术新工具，突破传统文艺生产传播流程，创新文艺形式和表达方式，呈现共创共享的一种新型文艺形态”。统计数据为新大众文艺的蓬勃发展提供了有力佐证。截至2024年底，中国网络文学用户规模已达5.75亿人，我国短视频创作者账号规模已达16.2亿个，每日全国上线的短视频数量突破1.3亿条。由此可见，一场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大众文艺创作实践正蓬勃展开，一种充分彰显人民主体性的文艺新形态已然起势、蔚为大观，这正是新时代文艺的崭新气象。这种规模化的文化生产与消费在客观上重塑了当代中国的文艺生态与社会文化心理。
关于新大众文艺的大量既有研究实际上是在回答两个不同的问题：其一，当数字技术介入之后，创作与传播的方式到底发生了怎样的改变、改变了多少；其二，在平台化分发与商业机制的背景下，内容如何被组织、筛选并形成稳定的生产模式。围绕第一个问题的研究往往把人工智能、算法推荐、数据指标等视作关键条件，着力描述写作—发表—反馈的链条如何被重新编排，进而使内容生产更依赖流程、协作与可计算的反馈（并由此把它放进技术复制逻辑持续加深的谱系中加以说明）。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机械复制”理论在当下得到了呼应：技术复制将文艺作品从对传统的礼仪功能的寄生中解放了出来，“然而，当艺术创作的原真性标准失灵之时，艺术的整个社会功能就得到了改变。它不再建立在礼仪的根基上，而是建立在另一种实践上，即建立在政治的根基上”。围绕第二个问题的研究则更关注规则与激励，如平台的制度安排如何塑造参与者行为，交易成本下降之后供需匹配为何会变得更高频、更精细，从而推动某些文艺样态在短时间内快速发展并固化为可重复的生产形态。
围绕第一个问题的研究清晰地阐述了“媒介条件”带来的结构性变化，围绕第二个问题的研究则把平台经济与组织方式的作用落实在机制层面。正是在这两个方面，数字媒介的覆盖面与传播效率被反复提及和强调。
但若将目光从外部的技术表征转向内部的生成机制，我们就可以发现，新大众文艺在底层逻辑上与源远流长的民间文学及其口头传统存在深刻的同构关系。数字媒介的即时性、交互性与多模态特征在某种意义上连接着前印刷时代的文化传播机制，沃尔特·J. 翁（Walter J. Ong）预见的“次生口语文化”（second orality）由此在当代重现。外卖诗人王计兵、矿工写作者陈年喜以及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直播演述等被视为“素人写作”的现象并未完全遵循现代出版体制确立的“固态文本”法则，反而呈现鲜明的口头演述特征。在这里，文艺创作不再是脱离现场的封闭式文本制造，创作者与接受者在数字空间的实时共在使作品回归为一种流动的、生成的“演述事件”，从深层次折射出当代中国民间主体从“被书写”转向“自书写”的主体复归。
在展开具体讨论之前，有必要先把“民间”和“大众”这两个容易混淆的概念区分开来，以便于后文立论。就中国的现代学术脉络而言，“大众文艺”往往联结着延安文艺传统及其“面向人民”的实践指向，其核心关切在于文艺如何走向更广泛的社会群体、如何实现普及与动员。相较之下，西方批判理论常说的“大众文化”更多指代文化工业条件下的标准化生产，其产品趋同、消费模式被预设，受众也常被描述为被动接受的一方。二者虽然都是涉及大多数人的概念，但指向的历史情境与价值判断并不相同。本文之所以提出“民间根性”，意在把新大众文艺置于民俗学意义上的“民间”（folk）脉络之中来理解。民俗学所说的民间超越了人口学意义上的“非精英群体”，是基于社群生活展开的知识生产与传承方式。民间意即依赖在地经验，强调自发表达，并通过集体性的讲述、模仿与再创作完成对传统的延续。当大量普通劳动者在数字平台上进行写作、讲述与表演时，他们正在以独特的方式把自身经验组织为可交流、可传递的叙事资源。新大众文艺虽然涉及“文化工业”，但是与消费主义导向的“大众文化”有所区别。由此可见，“新大众文艺的民间根性”既可以重新校准“大众”的理论内涵，也有助于在数字语境中确认文艺生产主体仍然可以出自民间并以自身逻辑组织表达。
一、数字时代的演述复归与形态重塑
“演述事件”是对口头诗学经典范畴的拓展性借用。在艾伯特·洛德（Albert Lord）的理论框架中，演述事件强调的是歌手在特定时空中面对具体受众的一次性表演，其核心特征包括身体在场、即时互动与不可复制性。数字媒介环境下的文艺实践显然无法完全复现这些特征：网络文学的“日更”是异步发布的，短视频可被反复播放，即便是直播也可以回放。然而，本文关注的并非物理意义上的“一次性”，而是文艺生产从封闭定本到开放过程的范式转换。在这个意义上，数字时代的演述事件指向的是一种生成性的文本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作品始终处于与受众互动的进程之中，其意义在传播中不断被修正、补充和再生产。这种特征虽与传统口头演述不尽相同，二者却在功能层面形成了深层次的同构关系。
电子媒介将人类带回到一个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所言的“重新部落化”的听觉与触觉空间，在更高层次上复活了口语文化的某些特征。新大众文艺的勃兴在表层结构上体现为移动互联技术对文学边界的拓展，而在深层机理上，则隐喻着文艺形态从现代印刷文明向口头演述传统的生态回归。这种回归通过比特流的物质形式复活了前印刷时代的文艺，尤其是民间文学中“创演一体”的流体特征，使文艺作品不再是静止的空间陈列物，而是重返时间的河流，成为不断生成、即时互动的演述过程。
（一）从定本法则到流体文本
在印刷术发明后，近代资本主义出版机制在数百年间确立了以“定本”为核心的文学范式。这一范式强调作品的独立性、封闭性以及作者权的排他性，文本一旦付梓，便固化为不可更改的物质实体。印刷术确立的文本封闭性在数字媒介环境中正在被逐步消解。不同于纸本时代的定型出版，当下的文艺现场呈现另一种由时间主导的生成逻辑。网络文学动辄持续数年的连载、微短剧紧随热点的实时更新，以及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在直播间内的即兴演述，这些形态虽然依托于不同的媒介载体，却共同指向了文本边界的开放。在这里，作品不再是一个固定的结果，而是一个虽在物理存储上暂时闭合，但在意义生成上始终流动的过程。
创作并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而是被拉长为一个持续展开的过程，故而产生了流动性。传统意义上的写作者往往在相对封闭的空间里完成构思与写作，随后交稿并完成出版，到达阶段性终点。在新大众文艺的语境中，许多创作者同时是演述者，他们的表达常常发生在一个动态演进的过程中。例如，网络文学的日更、短视频内容的系列化跟拍都会把作品置于一种边发布、边修正、边续写的状态：并不是先有一个完整文本再进入传播环节，而是在传播中不断形成新的文本。过去我们用数字化来描述这种状态，如今看来，这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平台上的发布节奏、评论互动与数据反馈反过来会塑造创作的心理预期与叙事策略：创作者需要及时回应受众情绪、抓住当下议题、顺应热度调整结构与节奏。这时，数字文本与印刷时代那种相对封闭、追求定稿的文本形态渐行渐远，反而更接近开放性较强的口语文化了，也就是允许增删、容纳分叉、强调当下的体验与共鸣。
从这个角度看，将新大众文艺作品与民间史诗歌手或说书人的演述逻辑对照是有道理的。史诗歌手或说书人通常不会承认存在一个永恒不变的“终极定本”（尽管有些版本会更受推崇），每一次现场讲述都是在传统母题、故事范型与情节骨架之上，因时因地进行的再组织与再创造。数字媒介让这种能力重新变得有用，创作者可以依据即时的社会情绪与受众反馈，持续调节叙事走向、人物重心以及情感强度，让作品在更新与互动中完成自我修订。
而在共时性领域，流体文本体现为“异文”的并存与增殖。这一特性既与民间文学中“异文丛生”的传统一脉相承，也暗合了校雠学对文本流传过程中版本异文的梳理与辨析逻辑——校雠学通过比对不同版本的文字差异、追溯文本流变轨迹揭示作品在传播中的动态演化，而流体文本的异文增殖就是数字时代文本传播与创作的自然延伸。在印刷时代，变异往往被视为对原作的偏离或误解，甚至会引起版权方的争讼；而在民间文学与新大众文艺中，变异恰恰是生命力的明证。例如，在一些作品的周年庆期间，玩家自发产出的二创作品构建起庞大的文本星丛：既有《关于拯救说冷笑话会冻人星球这档事》之类的解构角色特质的抽象短剧，也有在《戏如人生》中用原神角色演绎《霸王别姬》《楚门的世界》等经典电影名场面的致敬作品，甚至还出现了《别让我担心》这类以派蒙视角续写官方未明说的情感羁绊的原创动画。单一的游戏母本在此过程中被大幅度解构，取而代之的是由千万玩家共同编织的文本网络。这种现象在微短剧领域尤为明显，针对同一热门题材（如“霸总”或“重生”），不同创作者可以利用相似的叙事模块快速生成海量情节各异的作品。从朝戈金概括的民间文学“文本聚簇”（基于共同母题的文本集群化生成）到数字时代在新大众文艺中存在的短时间内爆发式增殖、多维度解构重组的文本现象，都呈现一种由数字技术赋能的、规模空前的集群化特征，它们既在生成速度上具有爆发力，又延续了“文本聚簇”的生态内核，使异文之间呈现深度共生与交织的形态。这种文本形态的本质不再是追求唯一的、不可复制的原创神话，而是回归民间文学共享母题、多形式演述的生态传统中的文本。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文本生成效率与多元性程度实现了指数级提升。
新大众文艺的文本形态实际上是对印刷固定性的一种消解。它不再将语言凝固在纸张之上，而是通过不断的数字化流变，让文本在传播中保持鲜活的演述张力。在这里，文学重新获得了一种类似于口语的在场感与身体感，每一次点击与滑屏都是对这一流体演述事件的即时参与。
（二）算法驱动下的程式化表达
对新大众文艺日益显现的同质化倾向，常见的批评视角多将其归咎于算法推荐与工业化生产带来的创造力枯竭。但若跳出技术批判的单向维度，转而将其置于口头诗学的传统法则中考察，我们便会发现，这种以数据反馈为核心的生产方式，在交互逻辑与组织功能层面与民间文学中从古传承至今的“程式”机制具有某种同构关系。当然，二者的运作机制存在本质差异：传统歌手的程式是在长期训练中主动习得并业已内化的表达能力，歌手是程式的主人；而算法推荐则是外部技术系统对创作方向的隐性规训，创作者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算法的逻辑。然而，若从效果层面观察，二者亦有共性，它们都为创作者提供了一套可依托的表达框架，都服务于高效生成引发受众共鸣的内容，都使创作者无须从零开始构建叙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算法时代的创作机制与口头诗学的程式传统存在广阔的对话空间。
当然，针对新大众文艺的算法机制，学界不乏“信息茧房”与“审美同质化”之类的批判，认为算法推荐会导致创造力的平庸与内容的重复。然而，若在口头诗学的视域下进行辩证考察，我们不难发现，这种重复与同质恰恰是民间文艺赖以生存的根基。在口头传统中，“程式”（formula）并非乏味的陈词滥调，而是演述者与听众之间实现高效沟通的必要前提。数据反馈校准了创作方向，而程式则是创作者依托的表达框架甚至“公式”，二者共同服务于对民间文学“母题”的当代演绎，形成了清晰的逻辑链条：数据反馈捕捉大众对特定母题（如微短剧中的“逆袭”“救赎”）的接受偏好，而程式则将这些偏好转化为可复用的叙事模块（如固定的人物关系、情节转折节点），最终让当下的创作者能像口头性占主导的时代的演述者一般，快速生成符合受众预期的内容。
如果将史诗歌手的创作与新大众文艺进行比较就可以看到，史诗歌手依靠共享的“程式化词组”与“核心母题”支撑宏大的即兴演述，这使他们无须每次都从零开始构建叙事，而是通过既定程式组合不同母题，实现万变不离其宗的创作效果；当下的网络文学与微短剧创作也呈现高度的模块化特征，数字时代的创作者在数据反馈与程式中同样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具备特定叙事功能的结构单元。算法沉淀的用户数据明确了“哪些母题值得复用”，标准化的创作程式则提供了解决“如何快速组合母题”问题的工具，共同构成新大众文艺生产的底层逻辑，这种逻辑刻画出民间文学“高效演述传统”在数字时代的新形态。创作者在这些经过大数据验证的叙事格律中，通过不同排列组合迅速构建出能够激发受众情感共鸣的“异文”。这种看似千篇一律实则千变万化的创作逻辑在本质上是民间文学“旧瓶装新酒”传统的数字化延续。它证明了在民间大文化的逻辑里，程式化非但不是艺术的敌人，反而是激发即兴演述、确立群体认同的必要前置条件。
数字技术的介入还把“程式”从语言层面扩展到了听觉与视觉层面。在短视频与直播中常见的固定背景音乐、特定转场、惯用滤镜，以及弹幕里被反复引用的热梗，并不只是装饰或噱头。在很多场景里，它们承担的是一种提示性符号的功能，类似于传统演述中的衬词、套语或定场诗：一方面用极低的成本迅速标记题材与情绪基调；另一方面在演述者与受众之间建立一种被共同接受的观看方式。熟悉的旋律一响，典型的句式一出，观众往往就能判断接下来究竟是以反转、煽情还是喜剧方式收尾。这种可预期的观看快感并不必然意味着艺术贫乏；相反，它恰好说明程式化艺术的魅力来自共享的默契，观众在识别与等待中获得满足，作品在有限的框架内寻找变化。
正因为这些数字程式是可学习、可复制的，许多原本不具备精英写作能力的素人创作者才有机会进入表达现场。平台算法固然承担着分发与聚合注意力的功能，但也在无形中提供一套“怎么拍、怎么剪、怎么讲”的实用方法：什么样的开头更容易引起视觉停留，什么样的节奏更能吸引观众追更，哪些音效和模板更容易被识别与转发。于是，外卖员、矿工等普通劳动者并不一定需要跨过复杂的书面写作门槛，就能把日常经验转译为可传播的叙事与表演。在这里，技术的规范与民间表达的冲动并非完全对立，它们往往以一种虽不稳定但确实存在的方式相互嵌合，共同支撑起新大众文艺的生产。
这种对照也要保持分寸。传统口头程式的形成依赖于演述者与社群在长期共同生活中积累起来的价值认同与审美共识，其背后有历史沉淀和共同体伦理；而平台算法组织的程式则更多服务于注意力竞争与流量转化，优化目标未必与文化价值一致。因此，在认识到数字程式在降低表达门槛方面作用的同时也必须看到，一旦创作被模板化的叙事、可复制的热梗与量化指标牵引，创作者的选择往往会向“更易被分发”的路径收敛，表达的差异性与自主调度的空间随之受到挤压。
流体文本的开放性与程式化表达的可习得性在赋能民间创作的同时，也为资本逻辑的介入提供了通道。当“爆款公式”成为可被批量复制的生产资料、算法推荐的优化目标是流量而非艺术价值时，新大众文艺也有审美同质化风险。然而，这并非否定其民间根性的理由，而是提醒我们要关注这一文化形态内部的复杂张力。
二、交互现场的构建与生产机制变革
文艺形态的演进在本质上是社会交往方式变化的投射，必然伴随着生产关系与接受场域的深刻变迁。新大众文艺不仅在文本层面复活了口头程式，而且在空间维度上重构了文艺传播的基本场景。数字技术搭建的虚拟平台消解了印刷时代个人化、私密化的阅读空间，转而营造出一个即时共在的交互现场。在这个全新的数字场域中，创作与接受的界限被消融，单一的单向传播被多维的互动反馈取代，文艺生产机制回归到了民间演艺传统中那种喧闹、鲜活且充满集体感的共生状态。
在数字场域中，交互不仅改变了作品的呈现方式，而且改变了文艺生产的“关系结构”。在传统印刷文明中，文艺生产具有典型的前端生产、后端消费的线性机制，作品在生产阶段即被确立为定本，读者的介入仅停留在消费与阐释层面。然而，数字媒介构建的即时反馈机制使文艺生产过程呈现“协商性生产”的转向：创作不再是单向供给，而是创作者、受众与平台算法共同参与的动态协作过程。受众的阅读节奏、评论情绪、投票选择甚至实时在线人数，都会在创作过程中被折算为可见的数据变量，进而影响作品的发展方向，使文艺生产呈现类似于民间演述传统中“随场而变”的现场性逻辑。平台算法在这一机制中是隐藏的边界制定者，它以流量分配和曝光排序的方式将受众偏好嵌入生产过程，形成一种介于市场选择与文化习俗之间的技术性共识。这种三方互动构成了新大众文艺生产机制的核心要义，使文艺生产从现代性的“以作者中心”转变为数字时代的“以关系中心”。
数字生产机制的变化的确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参与文艺生产的门槛。对许多普通劳动者而言，拍摄、口播、连载、直播等形式把“发表”从少数人的专门技能变成了一种可操作的日常行为。经验可以先被说出来、发出来，然后在互动中被补写与修订，而不必先通过精英写作体制完成合法化。与此同时，这套机制也带来新的约束。互动反馈虽然提高了受众意见的可见度和即时性，但也会把创作推向更容易被认可、被转发的方向。创作者需要在“回应期待”与“保持自我表达”之间来回摇摆，创新往往不是被直接禁止，而是在一次次对数据回报的比较中被边缘化。算法在这个过程中可起到放大器的作用。以流量与停留为优化目标的分发逻辑会把热点、可复制的叙事结构和稳定的情绪回路变成更安全的选择，久而久之，题材围绕热点集结，结构依赖成熟套路，表达被迫向平台偏好靠拢。也就是说，新大众文艺的生产条件在降低门槛、扩大参与的同时，通过数据与分发规则重新划定创作的可能性边界。
（一）数字书场中的集体在场
文学社会学常把阅读描述为一种相对私人化的活动。在阅读中，读者独自面对文本，交流发生在阅读之后、发生在别处。平台化的新大众文艺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一方式。直播间、弹幕视频与网文平台提供的并不只是新的传播渠道，它们还把“看/读”与“说/评”压缩到同一界面和同一时间里，形成一种可被感知的共同观看、共同阅读。以网文为例，段评、章评把读者的反应固定在具体句段与叙事节点上，评论不再只是附着在作品之后的读后感，它与正文并排出现、随阅读同步展开，后来的读者也会把这些回应当作阅读路径的一部分来接收，并做出再回应。弹幕视频与直播间则进一步增强了这种同步性：情绪表达、玩梗、质疑、提醒、共鸣，都在内容播放的同一时刻发生，并以可见的形式留在屏幕上。
这种“在场”当然不是身体的聚集，但也不是纯粹的比喻。读者或观众能清楚地看见他人的即时反应，并据此调整自己的理解与情绪。比如，某个情节一出现就出现密集弹幕，某句话下面聚集争论，某个镜头引发齐刷刷的“悟了/破防/笑不活”，这些情形都可以把个人体验拉回群体语境之中。网络文学场域里的段评特别能说明这一点，在这种在场方式下，读者不是站在“定本”之外进行评论，而是进入叙事内部，在同一处转折、同一处伏笔、同一处抒情相互碰面、补充信息或直接争辩。它带来的效果很像传统“书场 /戏台”的围观：文本（或表演）成为公共事件，反应本身也构成事件的一部分。
当视听媒介进一步介入时，这种共同在场变得更加直观。比如，当大量观众进入同一直播间观看表演时，屏幕把他们的反应串联成可见的队列：剧情节点下的热评、连麦时的起哄与劝阻、对某段唱腔或某种技艺的即时内行提示，不断地把“我在看”转换为“我们在看”。文艺欣赏不再只是个体的静观，而是更像一种被平台机制组织起来的共同参与：有人解释、有人带节奏、有人反驳、有人复述，群体在互动中共同完成对作品的情绪命名与意义分配。
（二）接受者权力的回归与互文生成
数字书场的在场性把某种近似于裁判者的身份赋予了观众。在传统的书面文学中，读者只能在作品完成后介入；而在数字书场中，围观者的在场构成了演述环境的一部分。读者或观众的情绪波动、聚散离合实时转化为可见的数据流，对演述者形成直接的心理压力。正如传统说书艺人必须通过时刻关注台下看客的反应来调整节奏，网络作家需要根据读者的“催更”或剧情反馈来修正后续章节，直播博主需要依据弹幕风向调整表演内容，这种反馈的即时性使文艺生产摆脱了封闭的象牙塔式想象，重新扎根于喧嚣的人间烟火。
这种共同在场会进一步进入生产流程，变成可以被创作者感知、迫使创作者不得不做出回应的力量。与接受美学中主要在解释层面发挥作用的“隐含读者”不同，在新大众文艺的场域里，受众的影响往往通过平台机制直接影响作品推进。以网络文学和微短剧为例，付费投票、催更、追更数据、打赏与虚拟礼物等功能，把“喜欢/不喜欢”转化为可计量、可比较的信号，并将这种信号嵌进作者更新与平台推荐的链条。创作者面对的不只是发布后的评价，还有贯穿连载过程的持续反馈。某个配角因为评论区的集中偏爱而被保留下来，甚至被扩写戏份；在某段剧情引发强烈反弹后，作者通过调整走向、补写解释甚至推翻重写来缓和矛盾，这些情况并不罕见。换句话说，连载式生产把创作从“先写完再交付”的模式改为“边写边谈”的过程，文本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创作者与受众围绕叙事节点展开的反复协商。
随着介入程度的加深，接受者的反馈进一步突破了“评论”的边界，直接内化为作品的有机血肉，形成独特的互文景观。在弹幕视频中，那些精准解构或重构视频原意的高赞弹幕往往比正文更具传播力；在网文阅读中，精彩的段间评论被视为作品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甚至出现了“看书就是为了看评论”的倒置现象。更进一步，在由受众发起的“二创”活动中，无论是对热门角色的同人扩展，还是对经典桥段的“鬼畜”混剪，都在原文本的基础上衍生出了庞大的次生文本群。
受众在评论、二创、剪辑、同人改写等环节中不断补充新的叙事材料，这反过来又会影响原作的阅读方式与传播路径，形成一种循环的互文关系。在这种互文关系里，作品不只是原作者发布的那条文本，而更像是由正文、评论区解释、热门二创与平台传播共同构成的复合体。作者的主导权并未消失，但它会在传播过程中被稀释。人物形象、情节理解乃至作品的主题指认，常常在围绕文本的集体讨论中被重新命名。因此，数字环境确实让民间文学强调的“共同体参与”变得更明显，意义在不断地回应、转述与再创造中被生产出来。对许多受众来说，解释、改写、补全、玩梗，都会成为他们“进入作品”的方式。
不过，数字市场中的集体参与并不天然意味着平等。平台的分发机制往往会使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到少数头部账号与高热度内容上，普通参与者的表达很容易被淹没在信息洪流里。即便在看似人人可发声的弹幕与评论区，讨论也可能被少数高频用户、付费会员、既有粉丝组织或情绪化议题主导，进而出现站队、围攻与极化现象。换言之，技术把参与的门槛降下来了，却未必能把参与的可见度与影响力平均分配。在数字空间里仍然会生成新的层级与权力关系，谁更容易被看见、谁能持续定义议题、谁的解释更容易成为“共识”，这些问题都需要在分析集体在场时一并纳入考察视野。
三、民间根性的当代展演与主体复归
创作主体的变革是文艺形态变革的核心驱动力，而文艺形态的最终成型则是创作主体与技术工具、受众需求、社会语境等要素协同作用的结果。进入数字时代后，民间主体在文艺生产中的位置发生了巨大变化。新大众文艺最具革命性的意义之一就在于它重新激活了民俗学意义上的“民间”逻辑，使沉潜的地方性知识、生活经验与口头传统得以突破现代文学体制的规训，再度成为文艺生产的重要驱动力。长期以来，在以印刷理性为主导的现代文学叙事中，民间往往被置于“被看”与“被书写”的客体位置。尽管“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不断尝试“走向民间”，但这往往是一种精英视角下的代偿性书写，民间真实的声音常在文本转译中被过滤或重构。新大众文艺最深刻的革命性意义，在于它借助数字技术的赋权，打破了话语结构的长期失衡。这不仅是媒介的演进，而且是人类口头传统在被印刷文明边缘化数百年后的一次强力反弹与生态复归。
学界如今越来越认同一个常识：口头传统是人类最基本、最原本的交流方式。媒介环境学派的代表人物沃尔特·J.翁在《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语词的技术化》中明确指出，口头传统并非文学的史前残余，而是被印刷理性长期压抑的人类原生表达机制。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该书中提出了“次生口语文化”的概念，用以描述电子媒介时代口头特征的回归。他富有预见性地指出，广播、电视等电子媒介正在催生一种“新的口语文化”，这种文化既保留了原生口语文化的参与感与群体意识，又建立在书面文化的基础之上。数字时代的新大众文艺，正是这一“次生口语文化”在互联网语境下的进一步发展。新大众文艺成为口头传统在数字时代的显影。当话语权下沉至微观个体，民间主体不再是一个需要被启蒙的抽象共同体，而是一个个具体而鲜活的演述者。这种变化标志着文艺生产从“为民代言”转向“自家言说”，民间主体在技术与审美的双重加持下，正在经历一次历史性的主体复归。
（一）素人写作的民间底色与主体复位
在新大众文艺的版图中，海量普通劳动者的参与构成了最引人注目的景观。外卖员在送餐途中构思诗句，矿工在爆破声中记录生存痛感，农妇在田间地头直播乡土生活。若在民俗学的长时段视野中审视，这些被统称为“素人写作”的实践在实质上是民间文学“劳者歌其事”传统的当代回响。与其将这些创作者视为现代意义上的“作家”，不如把他们看作传统社会的演述歌手（singer）或讲唱艺人的数字后裔。他们身处生活现场的中心，不依赖职业化的修辞技巧，凭借生存本能进行即兴表达。
这种从日常生计出发的自述性写作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长期由精英文学主导的审美门槛，但这一变化并不是线性推进的。以王计兵、陈年喜等人为例，他们的写作更多来自在数字平台上的自发发布与自我表达。然而，他们后来之所以能进入更广阔的公共视野，仍与传统文学机制的介入密切相关：诗集出版、奖项授予、主流媒体的报道与访谈等持续为其作品提供“可被文学界承认”的通道与解释框架。换言之，当前许多素人写作者的上升路径仍离不开印刷出版与文学机构的筛选环节。数字传播与传统体制在较长时期内呈并行关系，“民间/精英”的分野开始松动，但很难说已经被整体瓦解。
相比之下，更值得细看的是那些几乎不经过传统文学评价体系、在平台内部就完成生产与扩散的表达。在快手、抖音等平台上，大量农村用户以短视频记录劳作节奏、乡土风物与家庭生活。它们未必以“文学作品”的形式被命名，也很少进入出版物或奖项体系，却能在平台内获得持续的观看、评论与转发，并形成稳定的互动圈层。对这些创作者而言，被发现并不必然意味着进入文学机构的视野，其作品更多地是在社群内部被理解、被回应、被模仿，从而把个人经验转化为可共享的叙事资源。正因为更少依赖体制性追认，这类在数字空间中自给自足的创作形态往往更能呈现新大众文艺具有的民间根性。
在传统文学评价中，文本的精致、结构的严整和修辞的控制常常构成进入门槛。但口头传统提醒我们，意义并不完全封存在文本的工整之中，表达的情境与行动性同样关键。短视频、非虚构网文等媒介使这种表达的情境与行动性重新凸显出来，一些并不圆熟甚至显得粗粝的叙述之所以有效，不在于它们在技术上压倒了专业写作，而在于它们保留了更直接的经验触感。例如，“陈年喜加印15次的矿工诗集《炸裂志》以‘爆破’隐喻命运，王计兵用‘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捕捉现代人的生存焦虑，这些利用业余时间创作提炼的意象直击普遍的人性困境、表达共同的情感心声”。“说出来/写出来”本身既是表达，也是处置经验、确认自身位置的一种方式，而不只是供人观赏的审美陈列。
正是基于这种在场的行动性，民间主体不再依赖“他者”的中介来确证自身。过去，民间经验往往必须经由知识分子的采风、转译与加工，才能以“文学”的名义进入公共视野，民间主体在此过程中常处于被动失语的状态。如今，数字媒介使民间主体能够以“此在”的身份直接发声，彻底扭转了“启蒙与被启蒙”“描写与被描写”的二元结构。他们不再是文学作品中的素材或景观，而是握有定义权的主人。当无数个“我”开始用自己的语言讲述自己的故事，民间文艺便不再是潜伏于历史褶皱中的暗流，而是汇聚成了重塑时代精神图谱的显性力量。这正是新大众文艺最为核心的民间根性所在：在技术的最前沿，跳动的依然是那颗最古老的民心。
（二）地方性知识的全球传播与自信表达
在新大众文艺的实践中，地方性知识的跨地区呈现正在成为一个值得细思的现象。以往的全球传播常受制于同质化的叙事与审美筛选：乡土经验要么被作为风情符号来消费，要么在难懂、难进入的判断中被边缘化。平台化数字媒介在结构上改变了这一状况。它一方面降低了呈现门槛，使地方生活得以绕开部分机构化的筛选流程直接进入公共视野；另一方面通过推荐、热榜与社交扩散，把原本属于局部的经验推送到更广泛的观看场景之中。地方性不仅可以作为被展示的对象出现，还可能以一种更贴近日常节奏的方式参与当代叙事的生成。李子柒围绕田园劳作、手工技艺与饮食起居的影像叙事，并不依赖宏大阐释，而以劳动过程、时间秩序与身体操作本身构成吸引力；潮汕英歌舞在国际社交平台引发的关注，恰恰来自其强烈的节奏、队形与仪式性带来的直观震撼。更值得注意的是，当传统声音形态进入数字娱乐产品之后，地方经验会以新的方式被“听见”。例如，游戏《黑神话：悟空》的声音设计与曲艺元素使不少海外玩家在并未掌握语言细节的情况下，也能通过音色、腔调与节奏感知到一种异于西方奇幻叙事的氛围结构。地方性在这里不只是符号拼贴的素材，还以感官层面的组织方式参与意义的建构。
与传统意义上的对外文化展示相比，这类传播实践的显著特征在于其并不总以“适配他者”为首要目标。过去的跨文化呈现常伴随强翻译与强修饰，导致方言被削弱、唱腔被规整、仪式被舞台化，以换取更高的可理解度。而在不少新大众文艺情境中，创作者更倾向于呈现一种在地而自足的生活状态，如陕北说书不必因为面向更广泛的受众就主动放弃其方言腔口与表演结构，英歌舞也未必需要抽离仪式语境才能形成传播。值得强调的是，这种保持原有表达的策略并不必然增加传播壁垒，有时通过评论区解释、二创补充、平台上的知识型内容链接等方式可以形成一种分层进入的理解路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所谓的“文化折扣”。更重要的是，新大众文艺折射出主体心态的变化，外部目光不再是唯一尺度，记录与呈现自身生活的完整性反而成为优先选项。
这种基于地方性知识的表达在数字环境中以可见的方式重新组织了“中国经验”，它使现代化叙事不再被单一的城市经验或宏大叙事垄断，更多地把方言、曲艺、节俗、劳作、手工与家庭生活等仍在运行的生活结构带回到当代文化图景之中。当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开始围绕某种技艺、某种声腔或某种叙事节奏展开讨论时，发生的未必是一次性“理解”，而往往是一种可持续的接触与再解释。因此，传统不只是博物馆式的静态陈列，而是在记录、传播、误读、校正与再创作的循环中继续生成其当代意义。
四、结语
新大众文艺更接近于一种在完成媒介更新之后展开的生产与传播结构。平台化分发、连载更新、即时互动与二次创作改变了作品的生成方式，文本常常在发布与反馈中被修订，在讨论与再叙述中被重写，文艺活动也因此更容易呈现公共化的面貌，读者或观众的回应不只是事后评价，而是进入创作节奏与传播路径的要素。与此同时，大量普通劳动者进入表达现场，使某些以往难以进入公共叙事的生活经验获得了可说、可写、可被看见的机会，这构成新大众文艺最具解释力的现实维度。
但是，也不应把这一过程理想化。平台机制并不会自动带来平等的表达秩序：推荐算法与注意力竞争会持续影响题材选择、叙事结构与情绪强度，热点逻辑与模板化倾向可能压缩差异化的空间；头部集聚与评论区的群体压力也会生成新的不平衡。所谓民间根性并不是脱离技术与商业条件的天然本质，而是在平台规则与流量逻辑的限制中寻找表达位置的结果，并在一次次互动中被塑形。
因此，新大众文艺的价值不宜仅以是否产出经典来衡量，更应回到机制与经验层面：哪些生活经验能够被转换为公共叙事，哪些表达形式更容易获得可见度，创作者如何在反馈压力、模板约束与自我表达之间形成适宜的策略？这些问题指向的是文艺与生活关系的重构方式。新大众文艺尚未定型，其内在张力和相关争议仍将持续存在，正是这些未被化解的矛盾，为我们理解洞察当代文艺的变迁提供了可靠的入口。
意娜，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原文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2026年第2期，是“新大众文艺研究”专题文章之一，注释从略，全文请见原刊，引用请据原文并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