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21世纪以来，中国国际关系学者致力于引介、应用和发展科学方法，取得了显著成就。本文通过对2000-2024年中国国际关系学学界六种代表性期刊的统计分析，可以发现，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科学方法使用总体呈上升趋势。由于各期刊定位不同，它们所刊载的论文在方法应用上存在差异。尽管历史和描述方法仍占据主要地位，但学科重心已向科学方法转变。由于受中国史学传统和国际主流学术界的影响，这些论文在科学方法应用上呈现出较强的选择性，存在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如定性研究过度关注因果机制、过于偏重历史分析；定量研究存在方法至上的迷思和验证的误区陷阱；混合方法研究则忽视了定性与定量方法的不完全匹配性。因此，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应兼顾人文与科学，科学方法的提倡与推广应保持适度，只有这样，才能推动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健康发展。

标题注释：本文得到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专家工作站(立项号：2022GZZH01)资助。

关键词：国际关系理论/ 研究方法/ 科学方法/ 中国国际关系学/ 定量研究/ 定性研究/

作者简介：卢凌宇，云南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昆明 650091）；崔磊，郑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国家安全研究院研究员（郑州 450001）。

原文出处：《国际政治研究》(京)2025年第4期 第37-61页

中国国际关系学正在经历从传统方法向科学方法的转变，这一转变促使国际关系研究更加系统化和科学化，进一步提升了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和影响。

实际上，中国传统国际关系研究方法以描述性分析和历史溯源为基础，形成了诸多具有深远影响的研究成果。传统方法在探索经验事实与提供适度推论上展现出独特的优势，但却无法满足国际关系学对推论普遍性的诉求。供给端与需求端的不对称促使中国国际关系学者积极寻求突破，力求提升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科学化水平。而国际关系学要成为真正的社会科学，系统的研究方法是不可或缺的。①阎学通表示，“国际关系研究方法掌握得越多，研究成果的水平就越高，效用就越大”。②

进入21世纪以来，科学研究方法的引介、应用与发展在国内呈现出持续高涨的态势，形成了一派繁荣的景象。基于此，本文通过对2000-2024年间六种代表性国际关系期刊的载文进行统计分析，揭示了中国国际关系科学方法的应用趋势与特征。更进一步地，通过系统整理和分析期刊数据，深入探讨定性、定量及混合研究方法的实际应用及其局限性，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方法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参考。

一、传统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方法特色

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建设及相关研究通常追溯到1949年，并将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视为此学科发展的里程碑。本文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世纪之交③这一时期界定为“传统阶段”，并认为其方法特征是以叙述性分析和历史研究为主。④

(一)叙述与分析

社会科学致力于对世界做出描述性和因果性的探索，相应地，描述与解释的研究方法为国际关系学提供了有效工具并提升了专业水平。描述侧重于回答关于一个或一组现象的“是什么”问题，如俄乌冲突等时政事件的现场报道。而解释则重视一个或多个因素会导致某些结果发生变化的“为什么”问题，如哪些因素引发了国际冲突。两者间并非泾渭分明，而是相互作用。描述通常嵌套于因果解释的论证框架中，而解释也能够更好地呈现经验世界的其他侧面。⑤

传统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方法侧重于描述。描述方法的使用频率在传统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呈现出压倒性态势。齐琳选取1996-2006年间的六种代表性专业期刊，对其描述性文章和解释性文章的组成情况进行分析，发现国际政治经济时事的比重为71.1%。时事文章属于描述性或解释性文章取决于研究的目的与方法。如果对于事件做出说明，那么属于描述性研究；如果旨在解释和探究这些现象背后的原因和影响，则属于解释性研究。据齐琳统计，国际关系研究方法类型文章仅占0.9%。⑥研究方法引介和应用的匮乏导致此阶段时事型文章更倾向于描述。

(二)历史分析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始终存在着科学与人文之争⑦，而传统中国国际关系研究高度重视人文因素并运用历史研究方法作为主要分析手段。⑧如任晓表示，“社会科学研究(包括国际关系学)不能没有人文底蕴”。人文底蕴可以理解为“熟悉人类(世界的和中国的)历史脉络，掌握中外哲学经典的基本内涵，理解人类基本的价值观念等”。⑨时至今日，历史分析仍然是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的重要方法。⑩

毋庸置疑，传统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深度依托历史分析，诞生了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如以沈志华为代表的冷战史学者通过对史料的挖掘与解读，(11)有效地推动了国际关系学者在理论探讨、数据库建设、冷战期间美国对外关系与战略，以及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等方面的研究。(12)相关统计数据也展现了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对历史的重视。孙学峰对这一阶段国际关系研究方法进行现状分析，通过综合分析1995-1998年间代表性期刊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世界经济与政治》《欧洲》和《美国研究》，政府部门研究所主办的《现代国际关系》和《国际问题研究》，以及高校学报《外交学院学报》，获得了较为可信的统计样本和数据。其中，历史方法的相关文章占有54%的高比例。(13)

总之，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在传统阶段的主要方法特色是以描述为主、以历史分析为基础。门洪华在21世纪初对于国际关系研究现状评估中所提及的，“研究人员没有摆脱对历史方法、描述方法的依赖”。(14)

二、中国国际关系科学方法的探索

传统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方法以描述性分析和历史视角为主导。然而，随着全球学术趋势的演变，尤其是在西方学术界对科学研究方法的日益重视下，中国学者逐渐迈向科学方法之路。在此过程中引发了关于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方法的阶段性学术讨论，核心点在于是否应推动国际关系研究向更加科学化的方向转型？科学研究方法应包含哪些手段？在推进科学方法的过程中，如何妥善处理与人文历史研究之间的张力？

(一)研究方法科学化转型的必要思辨

西方国际关系学兴起之初，奉行传统主义模式，即“以政治学、哲学、法学、历史学、伦理学等传统学科为概念和范畴，以历史经验为资料来建立理论体系”。(15)它坚持理性原则，主要依赖逻辑推演寻找一般性结论，而很少使用定量方法。(16)及至20世纪50年代末，以美国耶鲁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卡尔·多伊奇(Karl Deutsch)、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莫顿·卡普兰(Morton Kaplan)和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大卫·辛格(David Singer)为代表的秉持科学统一性的行为主义学者希望将国际关系学转变为“可累积的学科”，提出“从经验事实探究因果性，并以数量、公式、模式加以验证和预测，……以求实现精确、科学、量化和可操作性”。(17)由此，国际关系学迈入“行为主义方法论革命”的时代，这场变革象征着研究方法日益向实证化、定量分析和可验证性倾斜，推动学科朝着更加科学化、系统化的方向发展。

西方国际关系学对传统主义范式的突破，为识别和界定“科学方法”奠定了基础。在此框架下，科学意味着知识的推论性、可复制性与可证伪性。正如美国哈佛大学政府系教授加里·金(Gary King)等学者所言，“一切科学的统一只在于方法”，科学研究的有效性源于对推理规则的遵循。(18)只有经受住批判性检验与证伪挑战，研究结论才能立足。简言之，因果推断是科学方法的核心议题，它标志着科学方法与历史分析、描述性研究及规范性探讨的显著分野。其中，定量研究和(以案例为导向的)定性研究能够有效地实现因果推断。(19)定量研究借鉴自然科学中的(准)实验设计，通过控制组和控制变量推断因果效应。它简化复杂社会现象，操作抽象概念并设定量化指标。研究者利用数学模型和统计工具，评估变量间的显著性与置信区间，从而精准推断因果关系。定性研究在有限案例基础上探索因果关系与规律。通过合适且恰当的案例选择，不仅能够揭示特定情境下的因果机制，还为超出案例范围的推断提供依据。(20)其中，定性研究因其聚焦于案例剖析，与历史分析、描述性研究和规范性讨论具有一定程度的亲缘性，但彼此间存在本质差异。历史分析通过时间序列追踪社会现象的发展，依赖档案和历史资料揭示现象的历史根源，侧重呈现演变过程而非因果推断。描述性研究旨在客观还原经验事实，不涉及理论解释或因果推断。规范性讨论则聚焦于社会现象的应然状态，关注道德伦理与社会正义，探讨现象的合理性及改进路径，因而在目的上与定性研究有所不同。(21)

反观传统阶段的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科学研究方法的系统性思考尚显不足，各类研究方法的系统性划分还未形成。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研究长期依赖历史分析、规范分析或意识形态分析等传统方法(22)，绝大部分成果仅限于对国际事件的叙述和分析。科学研究方法的缺失导致国际关系难以真正地作为学科而存在。深层次的误解以为该学科不需要具备方法性和专业性(即没有门槛限制)，任何学科背景的人均可从事国际关系问题研究。更为严重的是，缺乏科学方法也导致文章内容的“空心化”。多数学者仅仅通过“收集资料和冥思苦想”就完成了国际大事的论断(23)，其科学性令人质疑。此行为模式的循环往复，严重影响到了学科建设与发展。基于此，有学者认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方法仍处于“前实证”阶段(24)，亟待实现科学化转型。

一些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希望重视并提升科学方法意识。(25)1997年，吴心伯在对研究方法进行评价时，明确提出当前阶段中国国际关系学研究方法单一，学者仍然运用传统的研究方法以致研究立论不足且说服力不充分。(26)1998年，阎学通提出“没有技术和工具(即研究方法)就无法解决问题”。(27)同年10月，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国际关系理论讨论会”上，与会学者认为，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仍然较为依赖历史分析和逻辑推理等传统方法，而对科学研究方法的应用较为有限。(28)在后续讨论中，张睿壮更是表示“当务之急是引进并推广经验实证方法”，实现学科方法转变并促成学科现代化及与国际接轨。(29)秦亚青在评述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方法时也指出，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对方法论的自觉意识兴起较晚，且方法论问题迄今尚未引起大多数学者的足够重视。(30)

总之，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对科学研究方法的高度重视，激发了中国学者对国内研究方法相对滞后的深刻反思与强烈危机感，产生了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从传统的描述性与历史分析方法向科学化转型的迫切愿望。

(二)科学研究方法的引介

中国国际关系学者通过对科学研究方法的深入思考，逐渐确立了从传统国际关系研究路径向科学化研究方法转型的决心。该转型不仅显著地提升了学者们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工具运用能力和方法自觉性，也促使中国国际关系学界逐步与国际学术前沿接轨，从而实现更加有效的学术对话与交流。

进入21世纪，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明显提升了科学研究方法的引介力度。2003年，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和《世界经济与政治》编辑部联合举办的国际关系研究方法研讨会，有效促进了中国学界对科学研究方法的重视。同年，阎学通与孙学峰撰写了《国际关系研究实用方法》一书，对于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方法建设具有重要意义。(31)2005年，“研究方法与中国视角”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会上，学者们针对如何正确地使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各抒己见，增进了中国学术界在科学方法上的认识和理解。(32)值得一提的是，王义桅、孙学峰等学者就国际关系理论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论展开辩论，深化了学界对国际关系的理解，推动了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对科学研究方法的应用。(33)

那么，科学研究方法的引介涵盖哪些具体内容？从根本上说，这是对科学研究中“方法”概念的本质追问。阎学通明确表示，研究方法不是理论(34)，也不是创造国际关系理论的范式。方法是为实现研究而采用的工具方法，理论则是对于某逻辑关系的系统性解释，而范式更侧重于角度或立场。因此，理论和范式可能呈现出主观色彩，而方法则是可以被“任何人、任何阶级和任何国家”所运用的。(35)结合西方国际关系中的“科学方法”界定，中国学术界在研究方法引介中主要集中于定量和定性分析方法。(36)后续根据研究目的和研究问题性质，将两种方法融合使用形成了较为典型常见的混合方法形式。(37)有必要强调的是，早在20世纪90年代(甚至更早)，中国学术界已经对定量和定性研究方法进行了初步的概念探讨和工具尝试，但这些研究尚处于萌芽阶段，未能形成完整且系统的体系。进入21世纪后，随着学术界对科学研究方法需求的日益迫切，国际关系领域通过研讨会、学术出版物等途径，逐步推动了科学研究方法的系统化和实践化。在此进程中，尽管20世纪90年代关于定量与定性方法的应用推广较为零散，但作为开创性探索，仍应被纳入对科学方法发展的整体脉络中予以呈现与审视。纵览中国国际关系学引介情况(38)，大致概括如下：(39)

定量分析方法。在王缉思翻译的1977年版《大英百科全书》第九卷“国际关系理论”的词条中，对量化研究进行阐释，即量化研究强调通过编码和计数将非数量化数据转化为可量化信息，再通过数学和统计方法进行分析。(40)1986年，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研究生潘锐探讨了西方国际关系中的计量分析法，尤其是统计与定量方法。(41)在20世纪90年代前，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对定量方法的引介主要伴随西方理论讨论，专门研究较为稀少，仅有潘锐较为深入地探讨了这一领域。20世纪90年代介绍并应用定量方法的文章逐渐增多。尤其是秦亚青对定量方法的首用与推广，可谓是中国国际关系学“定量方法第一人”。(42)秦亚青在1995年和1996年对于霸权体系和国际或地区冲突的关系探索，采用了定量研究方法。(43)进入21世纪，以阎学通为代表的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对于国家间关系进行定量预测研究(44)，为国内运用定量方法起到倡导和表率作用。2004年，阎学通利用定量衡量方法来测定国家双边关系(45)，引发了学界讨论，提升了定量研究方法的热度。(46)2010年，阎学通的《中外关系鉴览1950-2005：中国与大国关系定量衡量》一书，更是引发了中国学界的激烈讨论。陈定定、刘丰、刘冲、周建仁和董青岭等学者纷纷发文评价(47)，促进了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对于定量分析的思考和重视。(48)2011年，刘丰和陈冲推荐介绍了国际关系研究的定量数据库以帮助研究者进行定量分析。(49)时至今日，定量分析方法已经逐渐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获得认可并不断发展。

定性分析方法。(50)在诸多定性分析方法中，案例研究是较为经典且常见的类型(51)，因此，主要以此为重点展开叙述。较早引入案例研究方法的是1988年周启朋讨论对外政策分析类型时提及单个案例研究法并进行了简短叙述。(52)马勇在1994年通过新加坡案例来证伪“经济发展一定会有社会稳定”。(53)尽管此阶段案例研究均未提及案例选择缘由，但是其标题与结构安排蕴含着个案研究的意味。(54)1999年，李小华选取并详述了海地案例的缘由，通过个案研究推及至冷战后美国外交中的经济制裁(55)，从而使学界的定性研究水平更进一步。2008年，李少军全面系统地探讨国际关系中的案例研究法的概念、操作、限度等。(56)

混合方法是定量与定性方法混合使用形式。近年来，随着国际关系学界对于科学方法的日趋重视，定量与定性方法的使用也日臻娴熟，并逐渐向混合方法的方向迈进。漆海霞等学者以实际行动不断推进混合方法的引介和应用，在《国际政治科学》期刊2023年第1期的编者寄语中提出，她提出“混合方法是当前国际关系研究的可行选项”。(57)2022年，查雯和李响对于外交政策突变的原因进行探讨，通过建立1970-2020年间世界主要国家领导人更迭数据库、联合国大会投票中样本国与中国投票的相似程度数据，对于核心假设进行定量分析检验。与此同时，他们对于斯里兰卡、越南和澳大利亚三个国家进行案例检验与确证。(58)

(三)科学研究方法的争鸣

研究方法的转向必然引发学术争论。外部结构性因素与学科内部反思的双重作用，激发了广泛的学术争鸣，进一步深化了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对科学研究方法的认识与理解。

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影响力的日益提升，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认识到需要在引介和应用科学研究方法的同时，兼顾国家发展的现实需求，为政府政策制定提供前瞻性、针对性及实践导向的学术支持，以帮助国家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更有效地实现战略目标。科学研究方法强调因果推断，通过严谨的逻辑推理与实证分析，力图最大化研究结论的外部有效性。然而，该方法在实践应用中通常未能充分考虑特定国家的社会、经济、政治等多种因素，及其在国际体系中的独特地位，导致研究结果难以有效地实现本土化，制约了其对政策制定与战略发展的贡献。换言之，中国的战略与政策需求促使研究者在应用科学方法时，必须深入结合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脉络及社会发展特征，以便为政策制定和战略实施提供切实可靠的智力支持。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服务国家发展的目标进一步强化了对人文历史因素的关注与重视。

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方法的科学化转向不仅关乎学者对研究对象的理解和分析路径的选择，还涉及更深层次的学术价值观和认知方式的冲突。尤其是中国作为史学大国，诸多国际关系学者具有浓厚的历史情怀，这加深了科学研究方法与人文历史方法之间的分歧。以阎学通为代表的学者秉持着“研究方法没有阶级性也没有国籍”观念(59)，强调研究方法作为工具的中立性，认为其具备超越特定情境的客观性。相对而言，主张人文历史方法的学者认为，自然科学的严格经验方法并不适用于社会科学，后者的规律是“软的(或塑性的)”，因此，硬科学的解释策略在社会科学中只存在有限的应用。(60)如任晓表示，国际关系研究应当“讲究方法，不惟方法”。(61)科学行为主义的研究对象、行为模式简化行为，忽视了丰富多样的历史、文化、宗教等内容，导致该学科研究进入“非历史”的误区。社会科学研究“应该提倡方法和研究途径的多元共存”，而比较历史研究将成为国际关系学研究最具前途的领域。(62)再如，秦治来在强调历史学对于国际关系功用后，认为“‘向历史学习’是新时期国际关系学者加强跨学科研究的重要课题”。(63)

与此同时，西方国际关系研究逐渐呈现多元化的理论范式，如建构主义、后殖民主义与女性主义等促使学者对传统科学研究方法及其背后的本体论进行深刻反思，质疑其在解释客观世界的局限性。当西方学术思潮步入后行为主义阶段时，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在行为主义的推进上仍未取得充分进展。在此背景下，中国国际关系学界面临着选择困境：是直接跨越至后行为主义范式，还是遵循学术演进规律先经历行为主义的阶段性过渡。如有学者提出中国学界不应当去重复西方老路而是追求新潮流。对此，张睿壮表示，“在经验实证方法尚未萌芽的中国提倡后行为主义，就好比在饥民中提倡减肥一样不合时宜”。(64)届时中国仍处于“前实证”阶段(65)，贸然突进至西方较成熟的后行为主义阶段必然会产生消极的后果。

总之，研究方法的转向不仅促进了中国国际关系学术的多元化发展，也激发了对学术价值观与研究路径选择的深刻反思，推动了学科内部的学术对话和思辨。

三、国际关系科学方法的实践

经过30余年的不断探索和沉淀，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方法经历了从引入到本土化应用，再到发展的阶段性飞跃。

(一)科学方法应用及趋势发展

中国国际关系学的主要期刊反映了科学方法应用的主要图景。关于期刊的选择，本文主要围绕《世界经济与政治》《国际政治研究》《国际政治科学》《当代亚太》《国际安全研究》以及《外交评论》这六种代表性期刊。原因如下：首先，期刊必须在国际关系学界获得较大认可且登载文章具有代表性。以上列举的六家期刊被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收录(CSSCI)，且复合和综合影响因子评价也较为突出；其次，期刊应当更多地体现国际关系学科多元化的研究情况，只锁定在研究方法类文章高(或低)占比的期刊进行统计，难免会出现选择偏差。因此，本文纳入了强调逻辑思辨和历史研究的《国际政治研究》，着眼于科学方法引介和应用的《国际政治科学》以及综合各类型文章的《世界经济与政治》《外交评论》等期刊；最后，强调区域或专题研究的期刊应当尽量减少统计描述，避免出现干扰因素影响统计结果。因此，仅将《当代亚太》(亚太地区研究)和《国际安全研究》(安全议题研究)这两个期刊纳入部分讨论。

21世纪以来，科学研究方法在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应用与发展标志着该领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因此我们将统计时段设定为2000-2024年，具有较强的时效性和代表性。其中，《世界经济与政治》《国际政治研究》和《当代亚太》创刊时间较早，其统计数据可以覆盖2000-2024年。而《国际政治科学》《国际安全研究》和《外交评论》则因创刊时间较近或刊名更改等缘由无法将数据起始时间确定为2000年，因此取其重要节点进行统计。《国际政治科学》创刊、外交学院学报更名为《外交评论》(66)均为2005年，因此两期刊取2005-2024年进行统计，而《国际关系学院学报》在2013年由综合类学报改版为专业期刊《国际安全研究》，业已成为国际关系研究(尤其是安全研究)的新锐期刊，因此，截取2013-2024年间的数据作为统计依据。

在统计的具体操作层面，需要考虑到类型划分、统计目的和有效数据获取。关于类型划分，定性、定量和混合分析方法是主要的科学方法。本文的目的是在时间序列上呈现占比情况，以清晰展现科学研究方法的变化态势。同时，本文选择了较为严格的科学方法选择标准，将理论、范式和视角确立为“非研究方法”。(67)此外，本文剔除了如简讯、会议综述、征稿、注释等内容。

选取期刊的统计结果如图1所示。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经济与政治》期刊的科学方法应用文章的持续上升。从趋势变化来看，2000-2010年间方法应用占比明显低于15%。2011年的占比数值提升到20%以上(但2013年仅为16%)，至2021年出现显著提升，达到当年度总发文量的六成水平。2024年更是统计年份中数值的最高点。《国际政治研究》期刊在统计时段内的科学研究方法占比均处于20%以下，而2016-2024年间的变化曲线呈现出上升趋势(除2021年遭遇低谷)。未来可预见的是，该期刊科学方法文章会进一步提升。《国际政治科学》期刊自创刊以来就保持着20%以上的科学方法占比水平。从变化趋势来看，年均占比在35%左右徘徊。《当代亚太》期刊在科学研究方法占比变化中呈现出上升趋势。在2000-2009年间，此类方法占比低于5%。而自2010年以来，研究方法文章重要性日益突出。由2010年的13.7%迅速提升到2012年的25.6%，至2024年达到75%。《外交评论》自2005年更名以来，其登载科学研究方法类文章的占比缓慢提升。2005-2018年间的统计数值始终处于15%以下，2019年则出现了由5.6%涨至26.3%的显著飞跃。《国际安全研究》自2013年由学报转为专业期刊后，其科学研究方法占比呈现出上升势头。2013-2020年间的数值始终低于20%，而2021年则实现了20%的突破。而后两年在保持此水平的前提下，实现了进一步的提升。

图1 各期刊科学研究方法占比的变化趋势

图表来源：笔者自制。

综合来看，进入21世纪以来，科学研究方法的应用稳步上升，且呈现出不同的三个阶段。如图2所示，2000-2009年间发展较为缓慢，均处于10%以下；自2011年起，科学研究方法类文章的登载率显著提升，变化曲线呈现出增长态势，至2018年突破20%；在近五年内，此统计数值始终高于25%，且在2024年达到51.1%的最高点。

图2 科学研究方法整体占比的变化趋势

图表来源：笔者自制。

办刊理念的差异形成了迥异的科学方法应用变化曲线。如《世界经济与政治》旨在发现并发表学术创新性的国际关系理论，且作为业内的权威期刊，它也高度关注实证研究文章。定性和定量研究是典型的实证研究方法，随着时间的推移，该类文章占比逐步增加。再如，《国际政治科学》创刊之初就表明要促进中国国际政治研究的科学化发展，因此其科学方法应用登载率始终处于较高水平。当然，该期刊关于指标和概念的讨论、部分书评等内容稀释了科学方法的比例，但却极大地推动了国内对于国际关系研究的认识与理解。《国际政治研究》则强调对思想和理论的研究、学科建设探讨及学科史梳理等，因此，涉及科学研究方法的论文在其中的刊载率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本文的落笔点是科学研究方法，但“术业有专攻”，不应苛求期刊兼具知识推广传播、科学方法引介应用以及批判色彩。只有各个期刊能够坚守本刊的办刊理念和宗旨，共同形成合力，才能促进国际关系学科的健康发展。

研究方法的选择往往与研究议题密切相关，而议题的结构性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数据的可得性与案例的充足性，进而影响了研究方法的应用。在战争、冲突、国际援助及国际组织投票等议题上，相关数据通常由较为成熟、系统化的数据库提供，案例数量相对充足，因此此类议题在应用科学研究方法上具有显著优势。相比之下，诸如权力转移、霸权衰落(或护持)、大国崛起等议题则面临数据获取困难和案例数量不足的问题，应用科学研究方法的挑战较大。因此，研究议题的差异性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不同类型研究方法的选择偏好。尽管如此，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在推动研究方法应用的过程中正逐步克服研究议题的限制。以权力转移、霸权衰落(或护持)、大国崛起等议题为例，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不断拓展科学研究方法的应用领域，推进研究向深度与广度发展。具体而言，西方学界更多地将其范围限定在近代(68)，但若将视野扩展至更早的历史时期，则可以显著增加相关议题中的案例数量，从而为科学研究方法的应用创造条件。杨原利用古代东亚的辽国与北宋争夺高丽，以及后金与明朝争夺朝鲜的案例来探讨崛起国如何与霸权国争夺小国。(69)而漆海霞基于中国古代的历史经验，利用演化博弈模型和春秋霸主案例对权力转移是否引发大规模战争的问题进行系统分析。(70)同时，议题细化至具体领域，能够增加数据和案例的可获取性。此外，对于如“国家利益”等难以直接观测的概念，利用代理变量进行处理。如庞珣等学者通过模型回归和比较案例分析对于美国霸权如何操纵地区开发银行做了实证分析。(71)

(二)科学方法的评判与提升

对国际关系科学研究方法的重视与期待，促使学者们对其应用规范展开了深入反思与讨论，从而有效地推动了研究方法的不断发展与完善。(72)

1.定性方法。定性技术在以案例研究为代表的方法层面实现了发展，彰显了中国学者在吸收国外科学方法与规范的基础上进行独立思考的能力，并通过创新性应用为研究工具的完善做出了独特的中国贡献。

学者们在肯定案例研究重要性的同时，也对其缺陷不足表示忧虑，尤其是案例研究是否具有普遍意义、是否适用于理论概括。(73)本质是对于案例选择科学性的怀疑。在对案例研究方法的应用早期，中国学者并不分析案例是如何选择的。这就使读者怀疑案例是否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文章是否存在选择偏误。随着相关研究的推进，中国学者为改善案例选择提供了真知灼见。游宇和陈超针对案例选择的不同场景探讨了三种策略，分别是“理论预期与现实案例受控比较下选择‘反理论’关键个案——最不可能案例和最可能案例”“求异或求同的受控比较设计下选择结果不同的最大相似案例或结果相同的最大差异案例”以及“基于建构因果条件组合的类型学用于选择兼具理论生成与验证的理论多样性案例”。他们还建设性地讨论了如何将多元的案例选择策略整合成统一的分析框架。(74)叶成城和唐世平则突破多数研究的基于因素的案例选择手段，通过因果机制方式来弥合案例选择和案例研究方法之间的脱节。具体而言，针对因果机制相同但结果迥异的案例，有必要“展示完整展示机制和机制被抑制中止的案例”，发现并获知研究目标。(75)

此外，汪卫华对过程追踪方法进行拆解，倡导研究者应当将“原因、结果、机制、处境这四个方面统筹起来考虑，以描摹因果机制为中心，致力于揭示从原因导致结果的一系列“不充分但必要、非必需但充分条件的组成部分”(INUS)条件如何串联起来，同时对处境条件高度敏感”，同时，尽量避免仅止步于使用过程追踪方法，而应当结合多案例比较、定性比较分析(QCA)、统计分析等，既注重因果机制分析也呈现因果效应。(76)

2.定量方法。中国国际关系学者逐渐地通过定量技术来提升研究的科学性同时(77)，重点关注定义范围、操作规范和技术处理等内容。

国内定量研究存在着误解与错用等现象，正如庞珣在总结其应用现状时提到“定量研究不需要国际关系理论支撑”“过度简化以至于远离现实失去意义”“数据质量低，基于这些数据的定量研究不可靠”“定量方法是最为科学的研究方法”“是从数据分析中得出解释”“统计技术越高级，统计模型越复杂，定量方法越可靠”等常见错误和操作。庞珣对定量技术的探讨不仅重申了该方法的重要性——“对定量方法的正确理解和使用对促进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一定程度上进行了“祛魅”——“定量方法本身并没有任何魔法能够让研究更接近真理”，使用者要清楚方法的适用范围和研究目的。(78)与此同时，国内汹涌而来的定量研究浪潮也促使学者反思其究竟是科学还是反科学的。卢凌宇针对国际关系学中的弗里德曼范式(形式理性建模+回归分析)指出，形式上的科学无法保证过程和结果具备科学性，并进一步揭露了理性主义模型“非真实的假定会导致与现实毫不相关的理论猜想”的主要缺陷。其他学者在此论断基础上提出建设性观点和建议帮助定量研究进一步发展，包括技术只是帮助达成解释现实的目的、形式化对于科学进步既不充分也非必要、数理工具的使用应当首先厘清使用限度以及深度个案研究的重要性不容忽视等。(79)

需要强调的是，定量技术与国际关系预测紧密相关，后者也逐渐成为前者的重要分支。正如漆海霞在探讨定量分析前景时明确表示“学界不重视程度分析，更是忽视程度预测”。(80)关于定量技术应用于预测分析，也产生了重要的讨论。如刘辰辉和唐世平通过对暴力预警系统的再检验，获知机器学习在冲突预测方面的四点局限，包括“构建一个基于机器学习且相对自动化的系统非常困难”、机器学习对于外交策略和领导人当时心态等因素的捕捉效用有限、仅从行动角度解释或预测的效用是有限的以及机器学习的预测是实用的而非科学的。所以，相关预测应当融合多种方法以期提升预测的准确性和可信度。(81)

3.混合方法。定性和定量技术各有优势，彼此结合能够提升研究的可信度，这也表明了研究方法未来的重要突破和创新方向——混合方法。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埃文·利伯曼(Evan Lieberman)的嵌套方法(nested method)希望融合定量和定性方法的优势——定量回归分析促进了案例无偏选择并确定了因果关系，而定性案例研究则揭示了对应的因果过程。(82)国外学者对混合方法的重视得到诸多中国国际关系学者的认同。

如图3和图4所示，国内混合方法的应用比例已有显著提升。各期刊的综合性分析结果显示，过去十年间，在采用科学研究方法的文章中，混合方法的应用比例约为10%。

图3 各期刊综合性结果中混合方法占科学研究方法比重的变化趋势

图表来源：笔者自制。

图4 《国际政治科学》期刊中混合方法占科学研究方法比重的变化趋势

图表来源：笔者自制。

其中，《国际政治科学》期刊在推动科学研究方法的发展过程中，对混合方法的应用尤为显著。长期以来，该刊中混合方法占科学研究方法的比重稳定在15%以上，尤其在2022年达到了28.6%的高点。鉴于国内学术界正在积极倡导和推动混合方法的应用，可以预期此类研究将持续增长，成为未来科学研究方法中的重要趋势。

简言之，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在推动科学研究方法的过程中，学者持续对研究方法进行反思与完善，审慎规避潜在的误区，从而使研究程序更加严谨、结论更加可靠。

四、科学方法应用的局限

科学的核心特征之一在于概括性，着重于建立因果关系和普遍性规律。(83)在过去20年间，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为推动学科的科学化和规范化，积极倡导并应用科学研究方法。然而，传统方法与科学方法之间存在较大的分歧，二者各执一端，缺乏必要的对话和交流。另外，鉴于中国文化中相对缺乏深厚的社会科学传统，近年来在科学方法应用中出现了一种“过度转向”的现象，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定性方法的局限

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在定性方法应用上主要体现在因果机制的偏重和历史学方法的推崇。

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在定性方法应用上主要体现在因果机制的偏重。因果效应研究通常与定量统计推断相联系，并不打开变量间联系的“黑箱”，只探寻彼此的因果关系。因果机制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因果关系，打开黑箱以清晰展现自变量到因变量的转化过程。(84)两种研究各具优势和特点，而中国国际关系学者高度重视机制分析。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首先，在供给端，以描述和历史为基础的传统方法有效地促进了因果机制的推进与发展。因果机制涉及复杂的历史过程，学者需要明晰每一个环节的关系并对其进行“深度描述”(thick description)。(85)这与中国国际关系传统研究方法相契合，学者只需做出适当调整即可从描述和历史的舒适区转入因果机制研究。其次，在需求端，探寻中介变量和提供完整的逻辑链条使得研究的发现具备较强的应用和政策价值，符合中国儒家“经世致用”的学术传统。再次，探寻因果机制通常只能在个案研究尤其是单一个案研究中实现，而在国际关系科学研究中，单一个案的政策相关性是最强的。定量分析尤其是大样本统计分析往往只能揭示因果效应，在多数情况下是解释变量影响结果变量的显著性、方向和强度。但对决策者而言，要深入了解特定的外交行为的原因或结果，就有必要探查黑箱内部的构造以获悉关键的、细致具体的逻辑链条。(86)适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因果机制中(中介)因素的环环相扣及相关逻辑转化，能够使决策者对于每个阶段的外交影响和可能互动结果进行有效掌控(87)，从而提高了决策的科学性。国家和政府需求结合中国国际关系学术界的责任感，促进了因果机制研究的丰富与发展。

然而，因果机制的偏爱会导致研究方法应用的失衡。因果机制与效应并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互为依托。缺乏因果效应，就无法明确哪些因素应予以关注；若不构建机制，则无法解释这些因素为何不仅仅表现为简单的相关性。(88)所以，科学研究应当同等重视效应和机制(89)，实现两者之间的优势互补。(90)

像其他社会科学一样，国际关系学与历史学存在学科上的亲缘性(91)，因为所谓经验研究，都是以历史为基础的。但此特征却易于使我们的国际关系研究过于倚重历史分析，淡化社会科学的色彩，也会使读者产生疑问：国际关系研究究竟是历史学还是社会科学？

学科间相互借鉴是必要的，但无法厘清各学科的核心目标就推广跨学科研究方法，可能会导致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学科属性模糊。有必要强调的是，社会科学强调对于现象的一般性解释，而历史学则高度重视个别事件的特殊性。认识论的差异导致历史分析不能有效满足国际关系研究的诉求，彼此间或多或少存在排斥反应。具体而言，主要存在以下值得商榷的问题：首先，历史类比在多大程度上是可信的？类比作为一种或然性推理，其结论不一定是正确的。如有西方评论员将日本军国主义、德国法西斯与近年来中国的民族主义高涨现象联系，以此推理出中国可能会对整个世界造成威胁。(92)这种历史类比的广告效应大于学术意义。其次，案例选择需要提供充分的理由。早期国际关系学者案例选择的意识较弱，且由于个案研究与历史事件存在紧密联系，致使研究更像是对重大历史事件的深刻分析，而不是旨在寻求普遍性的社会科学个案研究。最后，历史色彩深厚的深度个案研究或过程追踪足够具体，但在国际关系预测上始终力有不逮，而预测被很多国际关系学家视为学科的基本目标之一。(93)事实上，历史学家“从未声称自己有预测的能力”。(94)美国俄亥俄大学教授约翰·加迪斯(John Gaddis)表示，历史存在有限的预测效应，并不能作为未来行动的指南。倘若学者仍然希望通过历史进行预测，那么只有“不会发生”和“出人意料”的结果。(95)

(二)定量方法的反思

定量科学方法在中国国际关系应用中也存有某种过度的倾向，主要包括方法至上的迷思和验证的误区陷阱。

1.方法至上的迷思。方法是服务于回答研究问题的，恰当的方法能够使研究事半功倍。为了更好地推动中国国际关系的发展，近年来，主流期刊努力倡导学者运用定量方法进行研究。学者们也表现出对定量方法学习的巨大热情。但是，要预防出现矫枉过正、过犹不及的情况。定量研究的快速发展为国际关系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也会出现具有科学形式而并无科学本质的研究，即在经验世界中找不到确证案例的研究。

当前正值中国国际关系科学方法引入20余年之际，但已有迹象表明，我们正面临与西方国际关系定量研究相似的问题——研究问题与研究方法的本末倒置。这种本末倒置主要有三种形态：一是在论文评审过程中，审稿人会以方法上的不足为由坚决拒稿，忽视了科学研究的最大贡献在于其提出的研究问题及相应的理论建构。相较之下，方法是次要的，且方法上的问题通常可以通过修改或替代方案加以解决。例如，内生性问题——尤其是解释变量和结果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反向因果关系——就是一个可以被永远质疑的问题。二是审稿人跟踪方法前沿，往往会用最新的方法和工具来评价和要求作者的方法处理。比如，前些年“工具变量”(instrumental variable approach)红极一时。审稿人就会要求回归分析采用工具变量法，而并未深入考量具体的议题是否有必要采用此方法以及前人是否使用过它。三是一些学者会根据最新方法或擅长方法来选择问题，削足适靴，为了预制方法而扭曲研究问题。(96)正确的研究流程应当是先明确研究问题再选择适合的方法，而非让方法决定问题的选择，这是典型的“有了锤子，看什么都是钉子”。

2.验证的误区陷阱。定量研究中存在操作化和显著性水平标准等诸多较为主观的方面，由此造成了知识的碎片化，进而导致似乎所有的国际关系理论均可得以确证。

定量研究需要进行操作化，将相对抽象的概念转化为精确的、可测量的指标。在该过程中，变量仅仅捕捉到概念的部分内涵，指标也只体现了变量的部分内容。学者如何操作变量，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当前，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也受困于此定量方法应用的误区。具体而言，政治科学在多数情况下并“没有明确的规则来确定变量(与概念)应当如何操作化”(97)，这就导致学者会根据文章假设采取最有利的概念和变量操作化，其结论也会轻易地被证实。因此，当研究掺入强烈的主观色彩且为了佐证观点而选择变量和指标时，结论是值得商榷的。与此同时，显著性标准的选择也滋生了知识碎片化。学者所提出的假设可以在无法满足99%的置信要求时，退而求其次选择95%或90%。这种灵活的处理方式使理论在经验上更容易成立。

所以，定量方法应用易于陷入知识碎片化的误区。如果所有理论皆可证实，那么国际关系研究会陷入一种混乱状态。

(三)混合方法的困境

一种方法的缺点往往是另一种方法的优点。一些学者认为，通过结合多种方法能够克服各单独方法的自身不足，进而实现最佳的研究效果。(98)混合方法应运而生。当前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混合方法应用处于萌芽阶段，加之其并不完美，有必要理解它所存在的限度。

混合方法是定量和定性方法的结合，两者的研究限度在上文已做讨论，此处不再赘述。学界似乎对于混合方法的优势互补效果深信不疑，但实际上，相互补充的方法能够抵消彼此错误并增加研究有效性的论断并不完全站得住脚。如定量统计推断倾向于“覆盖法则”的规则命题，而定性案例研究则提供了特定背景下的具体事件叙述。方法间存在本体论和因果关系概念的根本性差异，因此很多研究发现并不能通约，也无法互相印证。美国西北大学教授詹姆斯·马奥尼(James Mahoney)也表示定量回归分析和定性案例研究的工作方式并不相同。对于某些话题，我们并不能同时追求这两种方法。(99)所以，混合方法的使用需要添加前提条件，即各个方法基于近似的基本假设。(100)与此同时，当学界重视方法的本体论时，却只有特定的方法组合才能够存在。偏重数量就比强调具体事件的定性方法更加适合定量研究，也更能够屹立于学术市场。相反的是，不适配的方法就会被逐渐淘汰，这会使方法种类受到限制，造成学界知识多样化锐减。(101)

科学方法的提倡与推广应保持适度。如果超出限度，可能会引发一系列问题。首先，可能会挤压传统方法的“生存空间”。传统的描述能够为科学方法的解释提供基础。与此同时，传统方法通过历史与哲学的视角为科学方法提供了自我反思和批判的工具(102)，使后者能够审视可能存在的问题。倘若大部分期刊版面被科学方法占据，就会抑制传统方法的研究兴趣。所以，国际关系学科的健康发展不能仅以科学方法作为唯一重点。其次，可能会模糊国际关系学的学科属性。如果国际关系学就是通过科学方法(尤其是定量工具)进行统计推断，那么，不如把这个学科归入经济学或统计学。显然，从学科属性来讲并不合适，其他学科是辅助国际关系学发展的，而并非转身成为“主人翁”。最后，可能会造成思想贫瘠。当学者倾向于利用工具抓取变量间关系，而并非通过思辨和归纳来明晰概念内涵和形式逻辑，就会丧失诸多宝贵的思想内容，甚至造成研究的空洞。美国斯坦福大学史教授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Krasner)指出，“(科学方法)经过一长串步骤得出的最终结论，与最初的假设所显示的结论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重申了分析的起点”。(103)总之，推进国际关系研究的科学性与普遍性固然值得提倡，但是，切忌使其“与本体论基础失去联系”。(104)任何国际关系研究都应当兼顾人文与科学，才能推动国际关系学的健康发展。具体到科学方法的各个子类，也存在诸多有待商榷和廓清的内容。

总之，当前中国国际关系科学方法的应用仍然存在诸多有待改进和提高之处。鉴于我们较大规模引进科学方法是在近十年，目前出现的状况是正常的。“道极致而中庸”是个理想境界，需要很多代学者持续的努力。需要正视问题并寻求合理的解决方式，推动国际关系学科缩短方法应用的试错周期，早日进入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感谢《国际政治研究》匿名评审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文责自负。

注释：

①阎学通：《国际关系学科建设需要国际化》，《国际政治科学》2024年第1期，第5页。

②阎学通：《对国际关系研究方法的几点看法》，《国际观察》1998年第4期，第47—50页。

③“世纪之交”通常指一个世纪结束与另一个世纪开启之间的历史过渡阶段，本文将其界定为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21世纪前五年。

④秦亚青等：《国际关系研究方法论笔谈》，《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第82页。

⑤John Gerring,"Mere Description,"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24,No.4,2012,pp.722-723.

⑥齐琳主要选取了《世界经济与政治》《现代国际关系》《国际问题研究》《外交评论》《国际政治研究》和《国际关系学院学报》作为代表性期刊进行分析，参见齐琳：《专业期刊与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成长：对6种国际关系专业期刊刊发论文的统计分析》，《现代国际关系》2007年第8期，第57—58页。

⑦袁正清：《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既要解释也要理解》，《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3期，第30页。

⑧中国学者的认识不仅源于自主性，也一定程度上受益于国外学者，参见Gabriel A.Almond and Stephen J.Genco,"Clouds,Clocks,and the Study of Politics," World Politics,Vol.29,No.4,1977,pp.489-522; Colin Elman and Miriam Fendius Elman,"Diplomatic Hist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Respecting Difference and Crossing Boundari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2,No.1,1997,pp.5-21。

⑨任晓：《国际关系学不能没有人文底蕴》，《国际政治研究》2005年第4期，第145—146页。

⑩王丽萍：《中国国际政治研究五十年审视》，《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第27页。

(11)沈志华、于沛：《苏联共产党九十三年》，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沈志华：《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目标和结果》，《历史研究》1994年第5期，第88—103页；沈志华：《中苏联盟与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对中国和俄国文献资料的比较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5期，第26—39页。

(12)更多地中国学者研究贡献，参见刘德斌、王海媚：《21世纪以来世界史与国际关系跨学科研究的发展：刘德斌教授访谈》，《国际政治研究》2018年第3期，第142—153页。

(13)孙学峰：《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现状分析》，《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第7页。

(14)门洪华：《关于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现状的评估报告》，《欧洲》2002年第3期，第104页。

(15)俞正樑：《国际关系与全球政治》，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8页。

(16)李少军：《国际关系研究中的途径与范式》，《欧洲研究》2008年第1期，第116—117页。

(17)俞正樑：《国际关系与全球政治》，第38—39页。

(18)Gary King,et al.,Design Social Inquiry:Scientific Inference in Qualitative Research,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pp.7-9.

(19)文中的“定性研究”主要侧重于具备因果推断能力的以案例为导向的定性研究。

(20)刘丰：《定性比较分析与国际关系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1期，第92—93页。

(21)庞珣：《国际关系研究的定量方法：定义、规则与操作》，《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1期，第10页。

(22)门洪华：《关于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现状的评估报告》，第96—97页。

(23)张秋霞：《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方法现存问题与思考》，《国际观察》2005年第4期，第39页。

(24)肖欢容：《国际关系学在中国》，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3页。

(25)秦亚青等：《国际关系研究方法论笔谈》，第81—82页。

(26)吴心伯：《迎接国际关系学的第二次飞跃》，《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第5页。

(27)阎学通：《对国际关系研究方法的几点看法》，第47—50页。

(28)唐贤兴：《新时期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全国国际关系理论讨论会综述》，《外交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第82—83页。

(29)张睿壮：《我国国际关系学科发展存在的若干问题》，《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5期，第70—71页。

(30)王逸舟：《中国国际关系学的一种审视：对学科分支领域的快速扫描(上)》，《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9期，第26—32页。

(31)王卓宇：《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历程、问题与进展》，《甘肃理论学刊》2015年第4期，第25页。

(32)漆海霞：《“研究方法与中国视角”学术研讨会综述》，《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12期，第73—76页。

(33)王义桅：《在科学与艺术之间：质疑国际关系理论》，《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9期，第4—10页；孙学峰：《学术批判不同于道义谴责：评〈在科学与艺术之间：质疑国际关系理论〉》，《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期，第31—34页。

(34)有学者表示一个成熟的学科要具备理论和方法两个要素，要将两者进行划分，参见王立君：《当前的国际政治研究及其学科发展趋势探讨》，《学习与探索》2010年第5期，第113页。

(35)秦亚青等：《国际关系研究方法论笔谈》，第83页。

(36)李少军：《国际关系研究与诠释学方法》，《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10期，第11页；卢凌宇、胡美：《国际关系定量分析：科学还是反科学？》，《欧洲研究》2013年第6期，第129页；庞珣：《国际关系研究的定量方法：定义、规则与操作》，第5—25页。

(37)漆海霞：《混合方法：当前国际关系研究的可行选择》，《国际政治科学》2023年第1期，第6页。

(38)本部分主要的考察对象是期刊论文，但一些学者通过著作形式也在不断地推进研究方法的普及。如2001年出版的《国际关系研究实用方法》(阎学通、孙学峰著)、2008年出版的《国际关系学研究方法》(李少军著)等。

(39)通过输入“国际关系”这个关键词，在主题进行查找，截至2025年9月12日，共获得28856个结果。再根据时间顺序一一查找。与此同时，在国际关系主题词中寻找定量、案例研究作为主题词进行结果的补充。此外，关于定量与定性研究的时间线，参考了外交学院梁晓君副教授所指导撰写的论文《中国国际关系定量研究方法现状分析(1990-2020)》和《中国国际政治研究中案例研究法的应用：现状及原因探析(1990-2020)》。

(40)[美]查尔斯·A.麦克利兰德：《国际关系理论》，王缉思，《政治研究》1986年第1期，第90—91页。

(41)潘锐：《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计量分析方法》，《社会科学》1986年第12期，第29—31页。

(42)刘毅：《当代中国国际关系定量研究的进展与问题：庞珣教授访谈》，《国际政治研究》2015年第4期，第141页。

(43)秦亚青：《霸权体系与区域冲突：论美国在重大区域武装冲突中的支持行为》，《美国研究》1995年第4期，第51—68页；秦亚青：《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4期，第114—126页。

(44)阎学通、周方银：《2004年1—3月中日关系走势》，《世界知识》2004年第2期，第31页。

(45)阎学通、周方银：《国家双边关系的定量衡量》，《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第90—103页。

(46)如秦亚青：《国际关系的定量研究与事件分析方法：评〈国家双边关系的定量衡量〉》，《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第135—137页。

(47)陈定定：《定量衡量的得与失：简评〈中外关系鉴览1950-2005：中国与大国关系定量衡量〉》，《国际政治研究》2010年第4期，第162—164页；刘丰：《定量分析与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兼评〈中外关系鉴览1950-2005：中国与大国关系定量衡量〉》，《当代亚太》2010年第5期，第148—160页；刘冲、阎梁：《大国双边关系的另一种记述与解读：评〈中外关系鉴览1950-2005：中国与大国关系定量衡量〉》，《亚非纵横》2010年第6期，第54—58页；周建仁：《国家双边关系的定量衡量：突破与局限——评〈中外关系鉴览1950-2005：中国与大国关系定量衡量〉》，《欧洲研究》2011年第1期，第143—152页；董青岭：《从事件赋值走向关系赋值：双边关系的定量衡量：评〈中外关系鉴览1950-2005：中国与大国关系定量衡量〉》，《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第154—155页。

(48)漆海霞、周方银、阎学通：《定量分析的前景》，《国际政治科学》2011年第3期，第110—126页。

(49)刘丰、陈冲：《国际关系研究的定量数据库及其应用》，《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5期，第18—41页。

(50)蒋建忠：《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质性分析》，《国际关系研究》2016年第4期，第3—24页。

(51)定性方法可能不是科学方法，如阐释学，此处及以下的“定性方法”专指/特指科学的定性研究方法，主要是案例研究。

(52)周启朋：《浅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对外政策分析》，《外交学院学报》1988年第2期，第27页。

(53)马勇：《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新加坡案例分析》，《亚太研究》1994年第6期，第7—10页。

(54)案例分析强调对于研究对象的解释说明，并没有由个体推及整体的意味。而案例研究则是对单个单元(一个相对有限的现象)的深入研究，阐明类似现象的共同特征，也会从中进行概括和证实或证伪假设或理论。参见John Gerring,"What Is A Case Study and What Is It Good fo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98,No.2,2004,pp.341-342。

(55)李小华：《冷战后美国外交中的经济制裁：对海地的个案分析》，《国际政治研究》1999年第3期，第50—56页。

(56)李少军：《论国际关系中的案例研究法》，《当代亚太》2008年第3期，第111—123页。后续如耿召也继续推进案例研究法，参见耿召：《浅析〈国际关系学研究方法〉中的案例研究法》，《理论观察》2015年第11期，第84—85页。

(57)漆海霞：《混合方法：当前国际关系研究的可行选择》，第7页。

(58)查雯、李响：《外交政策突变原因探究》，《国际政治科学》2022年第3期，第74—118页。

(59)阎学通：《对国际关系研究方法的几点看法》，第48页。

(60)Gabriel A.Almond and Stephen J.Genco,"Clouds,Clocks,and the Study of Politics," pp.489-522.

(61)任晓：《讲究方法，不惟方法》，《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1期，第18页。

(62)任晓：《国际关系学不能没有人文底蕴》，第145—146页；任晓：《走自主发展之路：争论中的“中国学派”》，《国际政治研究》2009年第2期，第25页。

(63)秦治来：《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学转向》，《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8期，第84—96页。

(64)张睿壮：《我国国际关系学科发展存在的若干问题》，第71页。

(65)张秋霞：《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方法现存问题与思考》，第39页；张睿壮：《我国国际关系学科发展存在的若干问题》，第71页。

(66)2005年3月，江泽民为《外交学院学报》题写新刊名《外交评论》，所以将2005年作为数据统计的起点，参见《外交评论》编辑部：《江泽民同志为我刊题写刊名：〈外交评论〉》，《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第5页。

(67)关于理论和范式，上文在对“科学方法”概念内涵讨论时已有所提及，在此不再赘述，参见秦亚青等：《国际关系研究方法论笔谈》，第83页。而视角类文章被视为理论的子类，蒂姆·杜恩等学者将理论划分为五种类型，视角(Perspective/Lens)即为类型之一，参见Tim Dunne,et al.,"The End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9,No.3,2013,pp.411-412。

(68)George Modelski,"The Long Cycle of Global Politics and the Nation-State,"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Vol.20,No.2,1978,pp.214-235.

(69)杨原：《崛起国如何与霸权国争夺小国？：基于古代东亚历史的案例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12期，第26—52页。

(70)漆海霞、孙兆瑞：《权力转移、体系演化与春秋时期的霸权更迭》，《当代亚太》2022年第4期，第99—133页。

(71)庞珣、何枻焜：《霸权与制度：美国如何操控地区开发银行》，《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9期，第4—30页。

(72)本文将国际关系科学哲学排除在讨论之外，因为它不是方法，而是方法论。

(73)李少军：《论国际关系中的案例研究法》，第120页。

(74)游宇、陈超：《一切为了理论：理论化与整合性的案例选择策略》，《世界经济与政治》2023年第12期，第151、167页。

(75)叶成城、唐世平：《基于因果机制的案例选择方法》，《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10期，第22—47页。

(76)汪卫华：《拆解过程追踪》，《国际政治科学》2022年第2期，第178页。

(77)卢凌宇、胡美：《国际关系定量分析：科学还是反科学？》，第127页。

(78)庞珣：《国际关系研究的定量方法：定义、规则与操作》，第5—25页。

(79)卢凌宇、胡美：《国际关系定量分析：科学还是反科学？》，第126—150页。

(80)漆海霞等：《定量分析的前景》，第113页。

(81)刘辰辉、唐世平：《机器学习在冲突预测方面的局限：基于对暴力预警系统的再检验与讨论》，《世界经济与政治》2023年第12期，第114—143页。

(82)Evan S.Lieberman,"Nested Analysis as A Mixed-Method Strategy for Comparative Research,"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99,No.3,2005,pp.435-452.

(83)Margaret Conway and Frank B.Feigert,Political Analysis:An Introduction,Boston:Allyn and Bacon,1972,p.17.

(84)Ruth Groff,"Causal Mechanisms and the Philosophy of Causation," Journal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ur,Vol.47,No.3,2017,pp.286-305.

(85)Ann Chih Lin,"Bridging Positivist and Interpretivist Approaches to Qualitative Methods," Policy Studies Journal,Vol.26,No.1,1998,p.170.

(86)Gideon Rose,"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World Politics,Vol.51,No.1,1998,p.148.

(87)Alexander L.George,"Knowledge for Statecraft:The Challenge for Political Science and Histo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2,No.1,1997,p.50.

(88)Ann Chih Lin,"Bridging Positivist and Interpretivist Approaches to Qualitative Methods," p.165.

(89)Ingo Rohlfing,Case Studies and Causal Inference:An Integrative Framework,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12,p.3.

(90)Ann Chih Lin,"Bridging Positivist and Interpretivist Approaches to Qualitative Methods," p.164.

(91)不仅限于历史学，还有诸如生物学、心理学和经济学等学科，参见Gabriel A.Almond and Stephen J.Genco,"Clouds,Clocks,and the Study of Politics," pp.489-522。

(92)Nicholas D.Kristof,"The Real Chinese Threat," New York Times,August 27,1995.

(93)阎学通、陆昕：《阎学通：执著于科学预测的现实主义者》，《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7期，第57—62页；王中原、唐世平：《政治科学预测方法研究：以选举预测为例》，《政治学研究》2020年第2期，第52—64页；Stephen Walt,"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ory and Polic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Vol.8,No.1,2005,pp.31-32。

(94)Peter Novick,That Noble Dream:The "Objectivity Question" and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Profession,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p.582.

(95)John Lewis Gaddis,"New Conceptual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Diplomatic History,Vol.14,No.3,1990,p.423.

(96)Gabriel A.Almond and Stephen J.Genco,"Clouds,Clocks,and the Study of Politics," p.510.

(97)Stephen D.Krasner,"Toward Understand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141.

(98)Norman Denzin,The Research Act in Sociology:A Theoretical Introduction to Sociological Methods,New York:McGraw-Hill,1978,p.302.

(99)James Mahoney,"After KKV:The New Methodology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World Politics,Vol.62,No.1 2010,p.141.

(100)Amel Ahmed and Rudra Sil,"When Multi-Method Research Subverts Methodological Pluralism-or,Why We Still Need Single-Method Research,"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Vol.10,No.4,2012,p.941.

(101)Ibid.,p.947.

(102)Hedley Bull,"International Theory:The Case for A Classical Approach," World Politics,Vol.18,No.3,1966,pp.375-376.

(103)Stephen D.Krasner,"Toward Understand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29,No.2,1985,pp.142-143.

(104)Gabriel A.Almond and Stephen J.Genco,"Clouds,Clocks,and the Study of Politics," p.4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