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刘齐，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全国海洋教育研究联盟常务理事、Marine Education Studies 编委。

通讯作者：罗语惊（LUO Yujing），女，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

摘要：海洋观反映着人类对海洋的认识和理解，决定着国家对海洋的战略意图。受生产力和认知局限，古代海洋观以敬畏与有限探索为主；在列强海上侵略冲击下，近代海洋观逐渐觉醒转变；现代则积极融入海洋发展潮流，提出海洋强国战略。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就具有对海洋的探索与开拓精神，彰显出中华民族热爱和平、敢于突破、勇于前行的品质。通过梳理古代、近代和现代不同时期的海洋观变化，可以揭示出中国海洋观从萌芽到成熟、从传统到现代的深刻变革,为当下海洋战略制定提供历史依据，助力我国在全球海洋治理与权益维护等实践中发挥积极作用。

关键词：海洋观；历史演进；战略价值

一、引言

从古代海上贸易航线的初辟至近代海权竞争所驱动的地缘政治版图变迁，海洋以其丰富的资源和广阔的空间，深刻影响着人类社会的进程。一个国家海洋观的形成与发展，既是其对海洋认知的集中体现，也是制定国家战略、外交原则的重要依据。21世纪，人类进入了大规模开发利用海洋的时期。海洋在国家经济发展格局和对外开放中的作用更加重要，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中的地位更加突出，在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中的角色更加显著，在国际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竞争中的战略地位也明显上升（习近平，2013）。可以说，海洋与民族复兴息息相关。

进入新时代，“海洋教育”逐渐成为热点话题。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其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了定义，涵盖海洋经济、海洋安全、海洋生态等多维议题（马勇，2012；刘训华、励琳，2023；李德显、顾子晗，2024）。这无疑为中国教育研究带来新的契机。

当前，我国海洋强国战略已全面实施，并已取得阶段性进展，但海洋话语依然存在着低效困境。在西方，学界从文化地理学的视角对海洋文明进行了研究，认为西方文明的根源可以追溯至海洋，而中国文明处于其对立面，缺乏与海洋的密切联系。这一论断最典型的代表，即黑格尔（2006，p. 84）所言：“这种超越土地限制，渡过大海的活动，是亚细亚各国所没有的……中国便是一个例子。在他们看来，海只是陆地的中断，陆地的天线；他们和海不发生积极的联系。”显然，这种表述方式将现有文明简单粗暴地一分为二，带有“凝视”意味和等级论述，无视中国海洋文化传统，这是不正确的。但由于早先国内文明自觉性不足，这种观点也获得了一部分人的支持，并“内化”为他们观察和理解中国大陆文明的一种角度。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一旦我们从“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中抽离，不依据西方所界定的“海洋文明”特征对海洋文化进行评判，再次审视中国历史变迁中所具备的海洋观，或许能够得出新的见解，那就是中国自古以来幅员辽阔、海陆兼备，中国人民的活动既在广袤的大陆上蓬勃展开，也在浩瀚的海洋上勇敢地探索。

二、中国海洋观的变迁

中国海洋观的变迁，是一部镌刻着文明基因、交织着地缘博弈、承载着民族复兴的认知迭代史。从农耕文明孕育的“四海”天下观，到近代坚船利炮冲击下的海防危机觉醒，到新时代“海洋强国”战略构建的深蓝经略，中华民族对海洋的认知经历了从神秘想象到被动回应、从陆权依附到立体经略的转型。这种认知变迁昭示着文明型国家在陆海文明交汇处重构世界秩序的主体性探索。

（一）古代（先秦至清中期）：陆海并立，以陆为本

中国先民的海洋认知兼具实用理性与自然崇拜，在探索利用与敬畏尊崇的辩证统一中，形成了以天人共生为核心的生态智慧。

1. 先秦：蒙昧初启下的海洋哲思

中国探索海洋历史悠久且起步较早。“早在旧石器时代，山顶洞人就能在小石珠、青鱼骨和海蚶壳上钻孔，并用线将它们串联起来，涂上鲜亮的红色，作为装饰品使用。”（王幼平，2000，pp. 39-40）进入新石器时代后，人类与海洋的接触也更加亲密，山东胶州发现的大汶口文化遗址中的海鱼骨骼、成堆的鱼鳞等，说明中国沿海先民已经将鱼类作为重要食源。先民从海洋中获取食物，并留下“贝丘遗址”。“遗址出土的贝类中，经鉴定有14种之多，除2种淡水贝类外，其余均为浅海种类。”（严文明，2000，p. 93）考古学家立足于区系划分体系，提出如果将中国文明分为面向海洋和面向陆地两部分。其中，“面向内陆的部分，多出彩陶和细石器；面向海洋的部分则主要是黑陶、几何印纹陶”（苏秉琦、殷玮璋，1981，p. 17）。这印证了早期文明的多元性，中国具有海陆兼备的文化发展模式。

早期人们对海洋的认识有限，在情感上表现为恐惧与疏离。这种观念在古代海洋崇拜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人们通过祭祀、祈祷等方式，向海神祈求平安、丰收和幸福。先民通过“望祭”或祭祀海龟等动物，来表达人们对海洋的崇敬之情。后来，祭祀海洋逐渐成为民俗活动，东南各省特别是福建地区的“妈祖”文化时至今日都极为盛行，“以海为生”的渔民出海前会向妈祖祷告出海顺利。海洋与人类的互动，在悄无声息中塑造着中华民族的精神特质。

这一时期对海洋描述最多的是《山海经》，由五卷《山经》和十三卷《海经》组成。“《海经》部分，保存神话资料之最夥……为研究神话之入门。”（袁珂，1980，p. 1）作为中国古代第一部描述海洋的经典，《山海经》以静态图像的形式展示与海洋信息有关的海洋元素，表现出一种“山海共观”的文化视野。书中关于海洋的部分包含大量虚构成分，描绘的是人们想象中的“海洋世界”，海洋鱼类以其外貌之奇、力量之神，成为海洋崇拜的根源，也为之后的海洋小说书写提供了不竭源泉。

“四海观”和“九州说”把海洋作为构成宇宙的要素，是先秦时期海洋观的主要体现。《尔雅》记载:“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尔雅，2015）狭义上的“四海”指“中国”范围以内的地方，广义上则与“宇宙”“世界”或“天下”意涵相近。邹衍在前人基础上，提出“大九州学说”，认为中国只是广袤宇宙的一小部分，被广阔无垠的海洋环绕。这一观点超越了当时有限的地理认知，为后世地理观念的拓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升，古人开始以一种理性和审美的眼光看待海洋。先秦诸子将海洋视为言说形上之道的现实喻体，既代表了宽容、谦卑等美好品质，也成为国家富强的途径。比如“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淡兮，其若海；望兮，若无止”。（道德经，2021）“淡兮，其若海”描绘了圣人内心之恬淡宁静、无欲无求、自在逍遥之境，与道家老子所倡导的为人处世之价值观不谋而合。齐国管子提出“官山海”的经济政策，希望通过“寓税于盐”，将贩盐权收为国有，靠海洋资源成就王业。这时也已出现小规模的近海作战，齐鲍氏弑齐悼公，吴王听说之后，“哭于军门外三日，乃从海上攻齐。齐人败吴，吴王乃引兵归”（司马迁，2022，p. 3701）。结合两国地理位置不难发现，这场战争结果有其必然性：当时的齐国地处近海，水上活动历史较长，海战能力非同一般。

受限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认知能力，先秦时期人们对海洋的了解极为有限。海洋在人们心中充满了神秘色彩，引发了人们深深的敬畏之情。对于齐、吴、越等沿海诸侯国，海洋成为了它们的天然屏障和疆土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开始逐渐认识到海洋所蕴含的经济价值，开启了海洋经济开发的先河。“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庄周，2015，p. 2），庄子借助对海洋中神奇生物的想象，表达出对自由、宏大境界的追求，赋予了海洋丰富的文化内涵，海洋文化意象开始在文学创作中初步形成。总之，先秦的海洋观不仅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带来新的气息，也对后世“海洋文学”的产生、民族精神的特质、中外文化的交流奠定了基础。

2. 秦汉：海疆初定中的海防观萌芽

“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具有探索海洋和挑战海洋观的皇帝，表现出对海洋的占有和控制的海洋政治观。”（邹振环，2015，p. 89）他推崇《邹子》书中“大九州说”思想，从水火木金土、阴阳五行相生相克的理论观点出发，认为周为火德，秦以水性相克，故能取而代之。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多次出巡海滨之地，对燕、齐、越三个濒海之国的反叛活动进行威慑，属于海疆初定背景下的海防观念萌芽。他于海边立石颂秦德，也遣人“入海求先人”，具有很强的海洋开发意识，曾将内陆地区的三万户居民大规模迁移至山东沿海地区，通过提供长达十二年的赋税豁免这一优惠政策来激励内陆民众在此定居生活。

秦始皇坚信“四海之内莫非王土”，也真正实现了四海归一，使秦代的疆域向东延伸到大海和朝鲜，西边到达临洮和羌中地区，南部直抵极远之处，北边则以黄河为天然屏障，包括阴山遗址延伸至辽东地区。海被纳入秦的统治范围，可以说他具有海陆文明一体、四海皆天下的海洋观。

与秦始皇相比，汉武帝巡海次数更多、时间更长，以海洋控制为主导的海洋政治观表现得更加突出。他即位初期尤重鬼神之祀，多次亲临大海，主持礼祠。在位期间下南越，运用“楼船”开拓海域，在粤设置九郡，以加强对沿海地区的控制。

汉朝与海外诸国建立了宗藩关系，已经存在官方层面的朝贡贸易。如《汉书·燕地》记载：“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馀国，以岁时来献见云。”（班固，2007，p. 311）汉武帝在统一东南沿海地区后，积极开拓海上交通。据《汉书·地理志》最早记载，有条海上交通路线自日南（现今越南广治省一带）起航，直至抵达黄支国（普遍认为位于今印度东南部），这条航线后来被世人誉为海上丝绸之路。东汉后期，中国商人经海路至广州贸易，运丝绸、瓷器至印度，换购香料、染料回国。汉代海上丝绸之路推动了民众的海洋探索，并为后世航海活动奠定基础。

秦汉时期实现了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上的统一，通过立碑、打击沿海诸侯，海洋被正式纳入治理范围。统治者将海疆范围之内视为华夏文明的核心区域，而将海疆范围之外看作是发展滞后且不具威胁的蛮荒之地，有着“华夷之辨”的治理观念（胡林梅、文绪武，2015，p. 103）。海洋被赋予文化意蕴，更代表着国家安全的实界，而出于对王朝地理位置和空间秩序的创设，秦汉帝王都曾受神秘主义的影响，于理性中夹杂着“入海求仙人”的狂热。不管是徐福东渡，还是丝绸之路，此时对海洋的探索上升至国家层面，都极其有力地推动了民间对海洋开发和探索的热情。朝贡体系在一定程度上维持着政局稳定，但同时也压制了海外探索的常态化。

3. 隋唐：海贸繁盛下的中外文化交流

隋朝统一全国后，隋炀帝锐意经略海洋。《隋书·流求传》载：“炀帝令朱宽入海求访异俗……因到流求国。”（魏徵，2000，p. 564）隋炀帝曾派将领率军远征流求（今中国台湾地区），标志着中原政权首次对台湾的军事经略。隋朝继承了南北朝的造船技术，已能造出载重千吨且适应近海作战需求的船只。其“名曰五牙，上起楼五层，高百余尺。”（席龙飞，2000，pp. 102-103）但隋朝存在时间较短，尚未形成系统的海上贸易政策，对海洋的探索有限。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最鼎盛的一个朝代，经济繁荣、文化昌盛、思想包容、艺术恢弘、民族融合。唐代的文化影响辐射亚洲，并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到欧洲。”（习近平，2024）的确，唐朝政治相对安定、社会兼容并包，加之统治者采取对外开放的政策，对周边海外国家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当时的朝鲜半岛、日本、渤海国等海上邻国都曾跨过大洋来到中国。万邦来朝也促进了唐朝造船技术的提升、海路航线的成熟以及沿线贸易的繁荣。

隋唐时期，海上丝绸之路进一步拓展，海洋贸易繁盛，与海外各地区贸易往来频繁，甚至远达非洲。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代表性商品大量出口，香料、珠宝等异域特产也逐渐流入，形成贸易链条。而佛教经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与本土文化相互融合，深刻地影响着民间精神文化。同时中国的文化也通过海洋传播到周边国家，典型如日本文化受唐朝有很大的影响。鉴真东渡日本，带去了大量的文化典籍、建筑技艺、医学知识等，促进了中日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这种文化交流活动丰富了中国的海洋文化内涵，也为此后更为广泛的文化传播与交流开创了先河。

隋唐时期的海洋意识在传承前代的基础上，在海洋认知、航海实践、海洋贸易和文化交流等方面都有了新的突破。这为宋元时期海洋事业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中国古代海洋发展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4. 宋元：科技领航时代的海洋文化兴盛

自宋元以降，东南沿海市舶之利渐开，农商并重的经济形态促使中原农耕文明与海洋商业文明相互渗透，传统内陆性格中逐渐生长出开拓冒险的海洋性因子。

宋朝受北方少数民族政权袭扰，陆向发展受阻，官方海洋经济意识逐渐兴起，两宋面向海洋求发展，对外贸易重心开始转向海洋。航海的需要推动了指南针的诞生，技术的革新进而对宋代对外交往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多次对外交往过程中，宋代不仅对中国与日本、高丽、东南亚等地间的航路有了清晰认识，还总结出了主要航线的针路，如阇婆国“于泉州为丙巳方，率以冬月发船，盖藉北风之便，顺风昼夜月余可到”（赵汝适，1996，p. 54）。宋代海船采用水密隔舱、多层舷板、龙骨结构等技术，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和抗沉性，代表了当时世界先进的造船技术。

不同于前朝致力于“四夷怀服”，宋朝海洋政策的首要目的是获取贸易利益。宋朝政府将外商贸易纳入市舶管理体制之下，获利颇厚。历史悠久的国际商港地位延续的同时，大量新兴中小型通商口岸应运而生，最终构建起梯次分明、结构完整的海港贸易网络格局，这极大地推动了对外贸易的发展。“仅据朝鲜文献《高丽史》中的记载，从宋真宗中期至宋末，由明州、温州等东南港口出发赴高丽贸易的宋商就多达130批次，其中确知商队人数的有87批次，累计近5000人次。”（陈国灿、鲁玉洁，2016，p. 114）在国际贸易上，中国海商凭借其在手工业产品方面的经济和技术优势，与东南亚等地区提供的香药、珠宝等自然资源类商品形成了互补性的市场交换关系。市舶司的设立，使海关税收成为当时国家财政的重要支柱。宋高宗对此评论道：“市舶之利最厚，若置措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李心传，1992，p. 1866）可见，市舶贸易的利润极为丰厚，其收益可达百万之巨，比直接从民众那里征收赋税更为有利。

元朝兴起于草原，经济发展有天然的商业倾向，统一中原后继承了南宋向海开放，互通有无的政策，沿用蒲寿庚（原南宋主管泉州市舶司的官员）管理福州市舶司。在前朝的基础上，还在泉州、庆元等地增设市舶司。元世祖对海洋贸易也持肯定态度，曾对蒲寿庚说：“诸蕃国列居东南岛寨者，皆有慕义之心，可因蕃舶诸人宣布朕意，诚能来朝，朕将宠礼之。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中国航海史基础文献汇编编委会﹝中国航海史编委会﹞，2007）统治者的开明吸引着外国人来华，当时泉州以“刺桐”一名著称，马可·波罗惊叹于此地的繁荣，在其行记中写道“印度一切船舶运载香料及其他一切贵重货物咸莅此港……由是商货宝石珍珠输入之多竟至不可思议”（马可·波罗，2011，p. 393）。但元朝也曾颁布海禁，设立市舶司兴废无常，为垄断海外贸易还实行过“官本船”的政策。虽然在当时对海洋贸易影响较小，元朝仍然以开放包容的姿态给外界留下深刻的印象。但之后的明清看到海禁对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作用，并逐渐走向异化。

宋元时期，社会经济繁荣，科技水平显著提升，为海洋观的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指南针应用于航海，造船技术取得突破，使得远洋航行更为安全和高效，极大拓展了人们对海洋的探索范围，促进了海洋观念的转变。这不仅是科技领航的时代，同时也是海洋文化繁荣发展的时期。总的来说，宋元时期的海洋意识发展到了高潮阶段，海洋贸易兴盛，海洋文化繁荣，影响深远。

5. 明清：海禁与冲击间的海洋观念变迁

明清时期，商业发展空前繁荣，海洋贸易也进入发展新阶段。与传统认知不同，明朝官方对于海洋的态度和政策其实并不在于绝对“禁海”，而是出于海疆安宁考虑下的相对“限海”。在全球化进程中，明朝曾占据着白银流通的核心位置。明朝的海洋活动既有嘉靖时期的“全面海禁”，也有郑和下西洋、隆庆开海此类积极向海之活动。新航路开辟后，世界连成整体，西方海洋势力东来，与中国沿海地区发生冲突和交流，与海禁形成张力。这种由经济需求与全球化进程驱动的观念嬗变，标志着中国传统海洋文明发展进入新阶段。

明朝初年多次颁布禁海令，如洪武四年（1371年）十二月“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洪武十四年（1381年）“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洪武三十年（1397年）“申禁人民无得擅出海与外国互市”。（“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史语所﹞，1962）从对以上禁令的梳理中可以发现“海禁”的实质是禁“私”，而非绝对的海洋贸易。从明初《大明律》相关规定：“凡泛海客商舶船到岸，即将物货尽实报官抽分。若停塌沿港土商、牙侩之家不报者，杖一百。虽供报而不尽者，罪亦如之，物货并入官。”（怀效锋、王旭；2024，p. 261）也可以看出明太祖并不反对海洋贸易，只是更想将贸易控制在可控范围内，禁止的是未经允许的走私行为。明成祖时期，对海洋贸易的管控基本延续祖训。此时对民间海洋活动的管控依旧严格，多次颁发禁令。永乐二年（1404年），福建沿海居民私自与外国往来，“逐下令禁民间海船，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永乐五年（1407年）“不许军民人等私通外境、私自下海贩鬻番货，违者依律治罪”。（“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史语所﹞，1962）但对外番朝觐，统治者采取的是“悉听其便”的态度。在明成祖的授意支持下，郑和还成功下西洋，客观上构建了新的贸易网络。正德年间，民间贸易发展，海外各国商人纷纷前来。当时的日本进入战国时代，政治混乱，不少日本人走上了“亦商亦盗”的谋生之路，在官方或民间贸易中与浙江等沿海地区不断往来。这为嘉靖年间的“倭患”埋下伏笔。为抵御倭寇，官方对沿海地区人民进行严格管控。不过在戚继光平定倭患后，明朝又决定在沿海局部开海。这一时期“开海”和“禁海”政策并存且交替占据主导地位，其主要目的还是在于限制海洋贸易。

万历年间，西方传教士已经远渡重洋来到中国，也带来了科学理念。如利玛窦向明朝宫廷呈献的《坤舆万国全图》，将中国置于欧亚大陆东侧的地理坐标中。这种世界认知打破了传统“天圆地方”的宇宙观，更以精确的经纬仪测绘技术刷新了士大夫阶层对寰宇格局的认知框架，但这并未引起朝廷上下的重视。

反观明朝对于海洋的态度，可谓顾忌颇多。官方推行的偏保守型海洋治理体系与现实需要形成矛盾，制度性地压抑了海洋经济的自然演进。它并不愿意鼓励远洋商贸，但也不可能做到完全禁止，只能在官方观形态与民间贸易需求中找到一条中庸之路，在不违反原则的背景下默许其自由发展。它的出发点是以海禁来巩固海防，结果却加剧了海上威胁。不仅阻碍了造船业的进步，也对蓬勃发展的民间海洋贸易事业造成毁灭性的冲击。

清朝的海洋政策与国家安全密切相关。特别是清初，为了针对“郑氏集团”，政府实行迁界和海禁的措施，决定通过律令形式限制沿海居民私自进行海上贸易。如康熙年间，厦门渔船“梁头不得过五尺，水手不得过五人，取鱼不得越本省”（周凯，1984，p. 174）。在招安过程中，海禁政策有不同程度的松弛。随着对郑成功招抚政策的失败，清廷决定在浙、闽、粤等沿海地区颁布“迁海令”，从武装打击的角度期望其促成“逆贼坐困可待”的效果。但由于推行手段太过强硬，造成了社会动荡。如果说先前的海禁主要目的在于禁私，那这一阶段着重在于断绝海陆联系并进行军事防范，不仅严禁私自下海，也责成各地“设法阻拦，或筑土坝，或树木栅，处处严防，不许片帆入口，一贼登岸”（中华书局，1985）。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政府在稳定政局后决定开海，经再三考量，指定澳门（后改广州）、漳州（后改厦门）、宁波以及云台山为对外通商港口。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英国商船“洪任辉号”无视劝阻坚持前往天津告御状，激怒了乾隆皇帝。同年，为了加强防范西方入侵者的潜在威胁，清政府调整了对外贸易政策，改四口通商为仅广州通商，并设立“广州十三行”这一官方机构来管理。这一政策基本延续到1842年清政府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止。

中国古代是“以路观海”，官方海洋观薄弱，民间是海洋文化的主体。在农耕文明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封建王朝，海洋文化主要是生产方式的附庸。尽管有过郑和下西洋的壮举、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以及宋代以来海洋贸易的繁荣可以称得上灿烂辉煌，但利益取向上是保守的，总体上是脆弱的。诚然，明清两朝在大航海时代没有抓住“向海而生”的历史机遇，它既有出于防御“来自海上的威胁”的现实考量，也受“身在局中不知局”的历史约束。但这次机遇的丧失，以及奠定的趋于保守的海洋观对处于历史变局中的中国而言代价是深重的。

（二）近现代（1840—1949）：被动应对与海权觉醒

近代以降，西方海洋文明大举东渐，同时各国之间展开了海洋权力的扩张与角逐，世界格局正被海权重塑。从“夷人”到“洋人”这一称谓的变化，便已深深揭示了新来的欧西文明具有强烈的海洋性特质。来自海上的坚船利炮击碎了传统中国的天朝美梦和自我想象，中国被动地进入了“以海为防”的时代，“海权思维”逐渐兴起。

“睁眼看世界”也意味着“睁眼看海洋”，而这一转变最先开始于知识分子。他们观察到对于晚清时期的中国而言，突破困局的关键在于打破陆疆思维定式，转向海洋寻求出路。具有涉洋经历，往往是自身思想革新的关键。因此，清末民国的留学活动最后也常带来意料之外的社会震动。如孙中山出国之后才“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尚明轩，2023，p. 28）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大海国”的构想，认为中国向外应该东南面太平洋、西南通印度洋，即所谓“志西南洋，实所以志西洋也”（魏源，1999，p. 120）。他最早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海军建设经验，以抵御外侮。他在《海国图志》中展现出的海洋观具有前瞻性、开放性和实践性，对近代海洋观的觉醒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为应对海防危机，洋务运动着重于建立新式海军。清政府依据传统制度和防御战略组建了南北洋水师，并从中分化出广东水师和福州船政水师，海洋战略格局开始形成。那么到甲午战争前，清政府的海洋观如何呢？我们可以从晚清朝廷代表人物李鸿章的思想中窥见一二。“中国即不为穷兵海外之计，但期战守可恃，藩篱可固，亦必有铁甲船数只游弋大洋，始足以遮护南北各口，而建威销荫，为国家立不拔之基。”（李鸿章，1998，p. 1433）他将巩固海防作为权宜之计，认为拥有坚船利炮的最大好处在于威慑敌军，但仍不具备主动使用海军武力的意识。他始终认为北洋海军实力不及日本海军，所以一再坚持保守防御和表面威慑的方针，主张“保船制敌”，极力避免与日本舰队海上交锋。清政府也没有真正认识到海洋的重要性，消极发展海军势力，挪用拮据之海军财政以营建颐和园工程，海洋建设竟让步于皇室私欲。所以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海战仅有两次，结局为“广乙”号重伤后自毁、“操江”号被掳、“高升”号被击沉。在黄海激战中北洋海军更是损失惨重，几乎全军覆没。此后，李鸿章作为全权大臣与日本议和，签下对中国危害极大的《马关条约》。甲午战争中，中方因无意争夺海权而惨败，日本开始在东亚海权新格局中独大。最终引来德占胶州湾，俄占大连湾，英国强租威海卫，而这一切争论的中心点都在于“海权”,“海权”的丧失也拉开了瓜分中国的序幕。甲午战争后，清廷虽曾购置军舰试图重建海防体系，然而随着列强势力对战略港口的全面侵夺，中国沿海防御体系已支离破碎，最终连维持最低限度的被动防御都难以实现。此时的中国陆海皆危，又一次丧失发展机遇，使人扼腕叹息。

这时，马汉的“海权论”经日本人主办的刊物《亚东时报》介绍传入中国，给内忧外患的中国带来新的启发和生机。孙中山对清政府“中体西用”的海军指导思想进行了批判，主张“兴船政以扩海军；使民国海军与列强齐驱并驾，在世界称为一等强国”（孙中山，1982，p. 344）。他站在国防安全的战略角度就海南岛问题进行了专门的论述，主张改岛建省以保证制海权。同时，他将民生主义思想引入海洋观，看到了海洋的经济效益，视港口为“国际实业发展的动力源泉”“全球贸易的桥梁”及“中国连接世界交通的核心”。在《建国方略》之《实业计划》篇章里，他规划了构建三大世界级港口（分别位于北方、东方、南方），辅以四个二等港、九个三等港及十五个渔港的布局，旨在利用港口作为发展引擎，结合航运与造船业，通过港口与铁路的协同发展策略，实现内外联通，全面推动国家实业的繁荣（孙中山，2011，p. 111）。民国时期，著名的军事理论家杨杰提出了国防现代化的命题。他突破了重陆轻海的传统观念，站在战略高度积极倡导，坚决主张捍卫海权，指出我国建设海军的目标不是争霸，而是保卫领海主权，确保制海权。

这些观点充满对家国存亡的忧虑，从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有着逐渐深化的进步趋势。但在当时政局动荡的时代中，很难付诸实践。普通民众困于生计安危，更无暇顾及“海洋”。近现代中国的国民海洋观在民族危机的背景下经历了跌宕起伏的发展历程，存在着时代局限性。这段需要“以海为防”的“有海无防”近代屈辱史，让国民意识到海洋的重要价值，为当代海洋观的构建与深化提供历史依据。

（三）当代（1949年至今）：从积极防御到全面经略

中国社会现代性历史进程与我国海洋观念的演进发展几乎是一致的，海洋为现代中国带来了新的文明视角。

新中国成立初期，来自周围海上的威胁是多方面的、复杂的，海洋常常被视为海防的前线。美国多次派遣军舰和飞机进入台湾海峡进行挑衅和干涉，试图通过模糊南海诸岛的主权归属，挑起中国与南海周边国家的争端。而当时中国海军力量相对薄弱，缺乏先进的舰艇和武器装备，海军人员素质和作战经验也相对不足，难以有效应对外国军舰的挑衅和入侵。这些威胁不仅考验着新中国的国家实力和民族凝聚力，也促使新中国不断加强海军建设、提高国防实力以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1958年9月4日，我国政府发表《关于领海的声明》，初步建立起领海制度。《声明》对我国“台湾及其周围各岛”的领海主权以及宽度进行了规定，并强调“一切外国飞机和军用船舶，未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许可，不得进入中国的领海和领海上空”“任何外国船舶在中国领海航行，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有关法令”（钱辉、毕建林，1992，p. 538）。在这样的国内外环境下，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海洋观侧重于海防，将海洋视为国防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断对中国岛屿、领海以及大陆架进行主权宣示，此时的海洋观念和海洋政策基本集中于此。

改革开放以来，海洋经济观念日益凸显，发展海洋经济被明确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孙志辉，2006）。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等的启动，推动了海洋科研的快速发展。一系列海洋重大专项工程相继实施，在海洋探测技术、海洋资源开发技术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为海洋产业的升级提供了技术支持。国内海洋科技不断发展的同时，开启了国际合作，这不仅提升了中国海洋科研的国际影响力，也使中国能够更好地与世界各国在海洋领域进行交流与合作。

随着我国海洋资源的不断被发现以及《联合国海洋法》的签署，周边国家又开始觊觎我国海洋主权，南海问题和钓鱼岛问题变得尤为突出。为了于变局之中维护我国海洋权益，国家领导人特别重视发展海上军事力量，创造性地提出了近海概念，适应了我国当时面临的国际态势。邓小平指出要建设防御性海军，且是保卫海洋领土完整、维护海洋权益的积极防御。可以看出，我国领导人的海洋观念与时俱进，注入了现代化特征。

1992年，官方意识形态层面的海洋观念基本形成。1995年10月，江泽民在青岛视察海军部队时指出：“我们一定要从战略高度认识海洋，增强全民族的海洋意识。”（徐质斌、张莉，2002，p. 43）这一时期随着海洋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我国愈发加强了对海洋资源的综合管理和保护。中国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高，更加注重维护我国在海洋领域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1996年，中国批准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并在该公约生效后，正式享有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这一举措标志着中国在国际海洋法框架下，对自身的海洋权益进行了明确和有力地宣示，之后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标志着我国开始依照国际法行使主权和管辖权，开创了管理海洋新的历史篇章，这也表明中国领导人现代海洋观的确立。

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党中央首次系统阐述了“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规划。这标志着我国将海洋发展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体现了党对海洋事业发展的深刻认识和长远打算。政府积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一体化等沿海经济区的建设，希望通过加强合作与联动，逐渐形成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海洋经济区域格局。在这一背景下，我国开始大力发展海洋渔业、海洋运输业等传统海洋产业，海洋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逐渐增加。最新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海洋经济实现全面复苏，全年海洋生产总值突破10.54万亿元，同比增速达5.9%，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7.8%。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海洋第三产业以领先增速实现59.6%的占比新高。在创新驱动方面，海洋能源开发取得突破性进展，大洋科学钻探关键技术与深海油气勘探装备革新，显著强化了我国“深海进入、深海探测、深海开发”三位一体的战略能力，实现了海洋资源利用、经济发展、生态修复的和谐推进（自然资源部，2025）。这不仅为全球海洋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更标志着我国正从海洋经济大国向海洋文明强国的历史性跨越。同时，“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实践过程中完成了理论指导的创新，这一理念为全球海洋治理提供中国方案，促进了国际海洋秩序的公平正义和可持续发展。

世界各国的连接越来越紧密，而海洋资源开发与海洋生态维护的矛盾性日益凸显，加之世界格局的调整与变革，这对国家领导人的海洋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海洋发展与国家前途命运的关系，提出要“坚持陆海统筹，坚持走依海富国、以海强国、人海和谐、合作共赢的发展道路，通过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方式，扎实推进海洋强国建设”（习近平，2013）。我国拥有广泛的海洋战略利益，与封闭的大陆形象相比，海洋越来越象征着通向共同文明的现代化承诺，承载着新时代的共同价值。“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就是海洋共同发展的生动实践和重大举措，它有力地推动着国际海洋秩序朝着更加公平、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致力于开创共赢的海洋安全与发展之路。

三、我国海洋观的基本特征

我国海洋观念的变迁经历了漫长又曲折的发展历程，从贸易通道与文化交流的纽带到国防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再到现代海洋观念聚焦于可持续发展与综合利用。对海洋的探索与开拓精神贯穿始终，彰显着中华民族热爱和平、敢于突破、勇于前行的品质，虽然不同时期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蕴含于演变过程的共同特征十分明显且至关重要。

（一）连续性

我国海洋观的历史演进过程呈现出明显的连续性。这不仅体现在对海洋价值的认识上，也体现在对海洋事业的投入和发展上。

古代航海技术相对有限，海洋主要被视为渔业资源获取、海上贸易通道以及海防屏障。早期对海洋资源的初步认识与利用，为后续海洋经济发展奠定了根基，这种对海洋资源属性的认知延续至今。早在新石器时代，沿海地区的先民们就已经懂得食用海产品了。浙江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鱼骨、贝壳等遗物便是有力佐证，这一传统渔业活动历经数千年发展，至今仍是我国海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沿海渔业村镇依旧依赖海洋渔业为生。

在封建王朝时期，海洋贸易不断发展。从西汉时期开辟的海上贸易航线，到唐宋时期达到鼎盛。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商品通过南海航线被运送到东南亚、南亚、西亚甚至远达欧洲，这不仅加强了与外部世界的经济联系，更深化了对海洋作为贸易纽带的理解。这种以海洋为依托拓展对外交流的理念，在近现代海洋观中得以传承。近代以来，虽历经波折，但港口贸易始终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从开埠通商到如今成为全球重要的集装箱枢纽港，上海港始终在国际贸易中占据关键地位，海洋作为连接世界桥梁的重要地位从未改变。

进入近现代，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海洋权益意识的增强，海洋观在传统基础上进一步升华。海防安全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对海洋权益的维护成为核心诉求，这与古代重视海防一脉相承。中国古代海防观念及其防御架构的成形，可追溯至明代。为抵御倭寇侵扰，明朝在沿海地区修建海防工事，戚继光抗倭便是典型的海防斗争。如今，我国在南海建设岛礁、部署现代化海防设施，加强对海洋权益的维护。现代语境下的海防，内涵更加丰富，涵盖了海洋资源开发权益、海洋空间管辖权益等多方面。如今，我国提出建设海洋强国战略，在继承传统海洋观理念的同时，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的现代海洋观体系，这都体现了我国海洋观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的历史脉络。

（二）创新性

中国海洋观的历史演进始终贯穿着独特的创新基因，在不同历史阶段以突破性思维和创造性实践回应时代命题。

唐宋时期就能够突破先秦“环九州为四海”的封闭地理观，形成“梯航万国”的开放视野。现代更是构建“陆海统筹”立体空间观，将300万平方公里管辖海域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确立“深海—极地—外空”三位一体的新边疆认知。随着国门被打开，传统海洋观受到西方冲击，开始了创新性变革。在海防理念上，从单纯陆基防御向重视海上力量建设转变。洋务运动时期创办近代海军，购置先进战舰，学习西方海军战术与训练体系，这是对传统海防观的突破，也是以近代化视角审视海洋安全。

现代海洋观的创新性更是全面而深刻。在海洋经济领域，对海洋的认识不再局限于传统渔业与贸易，新兴海洋产业正蓬勃发展。海洋油气开发技术的不断突破，为海洋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在海洋管理方面，完善的海洋法律法规体系已经构建，从分散管理走向综合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等法律的出台，规范了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秩序，保障海洋权益。

在国际合作层面，我国提出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一重大倡议，创新性地将海洋合作的范畴从单一的经济领域拓展至文化、科技、安全等多个维度，旨在促进沿线国家的共建共享与互利共赢。这一倡议超越了传统的海洋合作模式，为全球海洋治理提供了中国智慧，充分展现了我国海洋观在新时代背景下的创新性发展。

（三）实用性

我国海洋观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显著差异，但其核心始终围绕国家战略需求、经济利益、技术能力及国际环境展开，实用性特征贯穿始终。

早期海洋观服务于农耕社会的经济需求，海洋被视为获取资源和短途交通的辅助工具。秦汉强化对沿海地区的控制，海洋成为拓展外交与贸易的通道。海上丝绸之路早期形态的开辟，实现了与朝鲜、日本、印度通商，但仍未突破“以陆制海”的传统框架。

贸易扩张推动经济型海洋观产生，海洋逐渐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唐代依托开放政策与发达造船技术，海上丝绸之路延伸至阿拉伯地区，贸易范围扩大至香料、丝绸等商品，海洋成为国家经济繁荣的支柱。因北方领土丧失，南宋将海外贸易视为“立国之本”，泉州、广州等港口成为国际商贸中心，体现“以海养国”的实用策略。明清奉行保守型海洋观，海洋政策转向内缩，以防御倭寇和西方殖民势力为主，牺牲经济利益换取政治稳定。朱元璋实施海禁以削弱敌对势力经济基础，虽郑和下西洋短暂展示海洋实力，但长期禁海导致航海技术停滞，错失大航海时代机遇。受西方冲击，近代以来的海洋观从被动防御转向主动争取海权，但实践效果有限。洋务运动建立北洋水师，甲午战败暴露“以海为防”的局限性。孙中山引入马汉海权理论，主张发展海军、港口和海洋经济，但因国力薄弱未能实现，海洋观停留于理论启蒙阶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主权维护到全球治理的综合型海洋观形成。海洋成为国家主权、资源开发与国际合作的战略空间，同时兼顾安全与发展。1958年，我国宣布实施12海里领海制，强化对南海、东海的实际控制。到现在“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倡导国际合作应对生态危机，体现出海洋观从“独善其身”到“兼济天下”的实用转型。

我国海洋观与时代需求动态耦合，揭示了演变过程从“被动应对海洋”到“主动经略海洋”的深层逻辑，也反映了技术、制度与国际环境对海洋观实践路径的深刻影响。

（四）和平性

与一些国家的海洋观带有侵略和掠夺意味相比，和平是中国开展海洋活动不变的底色。中国古代神话里的海神、海怪等传说丰富，但《山海经》等神话传说反映的海洋观念，更多是对海洋的精神寄托和文化表达，不涉及武力冲突，传递着人类对海洋的尊重与和谐共处的意愿。后来海洋贸易在东西方交流中持续发展，丝绸之路延伸至海上，连接起亚、非、欧大陆。中国的瓷器、丝绸等商品经海运远销海外，以商品交换为纽带，这促进了文化的互通与交融，加深了各国人民之间的认知与友情。

在大航海时代的背景下，海洋成为了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资源掠夺与殖民扩张的重要通道。相比之下，郑和率领的庞大船队访问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功与这些国家建立了良好的外交关系。促进了各国使节纷纷随船回访中国，使得中国与亚非各国之间的友好往来变得日益频繁，双方关系也因此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此过程中，众多国家与中国相互馈赠礼物，并缔结了友好条约，从而进一步巩固了双方和平稳定的国际关系格局。这表明中国古代王朝有积极开展对外交往的意愿，希望通过和平友好的方式与其他国家建立联系，体现了中国古代“和为贵”的外交理念。

海洋资源开发领域不断拓展，深海勘探技术进步使人类对海底资源有更多了解。在资源开发过程中，国际合作日益频繁，我国通过签订协议、联合开发等方式，避免因资源争夺引发的冲突，以和平方式实现资源的合理利用。当下，我国构建全方位海洋防御体系的主要任务是维护海洋权益和海上安全，保障和平的海洋秩序，通过国际合作和对话解决争端，而非轻易发动战争。

四、结语

海洋既是文明演进的摇篮，也是国家兴衰的晴雨表。从古至今，我国海洋观经历了漫长且深刻的历史演进，这一历程深刻地诠释了中华民族的发展与如何认识海洋、保护海洋、利用海洋息息相关。

向海而兴，背海而衰。海洋观的变迁不仅是观念的革新，更是国家发展战略、经济模式、军事布局以及文化交流融合的生动体现。在演进过程中，既有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转化，也有对外来思想的吸收与融合。古今“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都推动着中外交流，近代的海防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也借鉴了西方的海军建设与海洋战略理念。这种开放包容的文化态度，为中国海洋观的现代化转型提供了重要动力。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海洋在国际政治、经济、资源开发等方面的重要性愈发凸显。中国海洋观的发展需继续秉持开放、合作、共赢的原则，在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的同时，也应加强海洋环境保护，促进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实现人海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此外，加强海洋教育与科研投入，提升全民海洋意识，是推进中国海洋观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

       回溯我国海洋观的历史演进，亦为当下海洋发展战略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与深刻的启示。积极开放的海洋观是国家走向繁荣、融入世界的重要推动力量，而对海洋的科学认知与系统合理开发则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键路径。我国应继续传承和发扬历史中海洋观的积极因素，以更具前瞻性的视野和战略思维，深度参与海洋治理，拓展海洋经济发展空间，加强海洋文化建设，维护海洋权益，让海洋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发挥更为关键的作用。

原文刊发于《海洋教育研究》2025年第1期，第79-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