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关于“海洋文明”的概念，史学界一直存在着一种错误的界定和认识，即把“海洋文明”与“陆地文明”割裂、对立起来，用非此即彼的二元论看待“海洋文明”与“陆地文明”，并将“海洋文明”等同于“西方文明”“现代文明”或“先进文明”。近年来，虽然有不少学者对西方所谓的“海洋文明”提出了必要的质疑，但鲜有学者对“海洋文明”一词作出精准的界定和圆满的阐释。对“文明”这一概念的错误理解和错误定义，导致一些学者在涉及“海洋文明”的历史叙事中，出现了许多逻辑混乱和原则性错误，根本无法抗衡西方中心论的话语霸权。

作者：魏楚雄，郑州大学特聘教授、河南大学客席讲座教授、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摘自：《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5期

原题：《“海洋文明”概念新议》

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2025年第12期

关于“海洋文明”的概念，史学界一直存在着一种错误的界定和认识，即把“海洋文明”与“陆地文明”割裂、对立起来，用非此即彼的二元论看待“海洋文明”与“陆地文明”，并将“海洋文明”等同于“西方文明”“现代文明”或“先进文明”。

例如，张笑宇提出“大陆文明”与“海洋文明”的冲突对立论，把五百年来的世界历史看成是“海洋文明”征服“大陆文明”的历史。张尔升和陈东东将近代中国的历史变革，视为“由大陆文明向海洋文明的转型”。持类似观点的还有日本学者川胜平太。这种把人类文明与社会发展的历史，按照陆地和海洋来进行简单粗暴的切割和划分是一种反历史的机械论。

其实，正如约翰·麦克所指出，“海洋……空空如也：是一处空间而非一个场所”，“人们不能完全生活在海上而没有通往陆地并攫取陆地资源的途径”。所以，“海洋文明”的根基，仍然是陆地；没有陆地，哪来“海洋文明”？洛水也认为，“靠近海洋，不等于就有海洋文明。即使有较发达的海洋文化，也不一定是海洋文明”，“大陆国家未必一定是封闭保守的农耕文明，海洋国家也不一定是开放、包容的象征”。

近年来，虽然有不少学者对西方所谓的“海洋文明”提出了必要的质疑，但鲜有学者对“海洋文明”一词作出精准的界定和圆满的阐释。对“文明”这一概念的错误理解和错误定义，导致一些学者在涉及“海洋文明”的历史叙事中，出现了许多逻辑混乱和原则性错误，根本无法抗衡西方中心论的话语霸权。

传统“海洋文明”概念的错误界定和文明的实质

实际上，在西方，“海洋文明”一词从一开始就被错误地运用，它首先“被用于总结克里特岛依赖海上商业、海盗劫掠和殖民征服起家的米诺斯文明（公元前3000—公元前1400年）”。把“文明”一词与“劫掠”和“征服”等同起来，何其荒谬！西方早期论及文明的法国米拉波侯爵和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亚当·弗格所使用的法语“civilisation”，其词源来自古希腊语“civil”，意即“与他人交往和交谈时真诚、文雅、礼貌的行为举止”。法文版的《百科全书》也简述道：“文明是一种被全新的自然及人文的哲学所激发的结果。”然而，18世纪西方思想界提出“文明”概念的主要目的，是试图从根本上解决西方因殖民主义扩张和“殖民相遇”对西方社会秩序所造成的各种挑战。英国地理学家亚当斯、美国学者约瑟夫·埃默森·伍斯特和伍德布里奇、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等，分别提出了文明存在三个等级、四个等级和五个等级的理论。这种所谓的“文明等级论”，与西方早期用“文明”一词来美化西方海盗文化的做法和意图如出一辙：西方把自己描绘成“文明”开化的顶端，而其他尚未西方化的民族和群体则是野蛮的、蒙昧的末端。对此，美国全球史学者布鲁斯·马兹利就批评道：文明成了“一种殖民意识形态，也就是，用文明概念来证明其优越性和统治其他民族的合法性”。

那么，究竟何为“文明”？按《辞海》的解释，文明是“指人类社会进步状态，与‘野蛮’相对”。《易经》则曰：“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就是指礼仪和典章制度，“明”就是正大光明，“文明”就是用光明之德来感召和指引人们遵从典章制度，用礼仪规范教化他们的行为，使其行所当行、止其所当止。之所以要提倡文明，就是因为无论哪个民族和社会，无论它们在物质生产的层面发展进步到何种程度，它们在精神和道德方面总有可能出现倒退和衰败，或者跟不上物质发展的步伐，所以文明是每个民族和人类整体持续不断地自我提升、消除野蛮粗野和武力暴力的过程。

以此推论，文明实际上包含两个层面：一是人类为了保障和完善其生存条件和生活水平所创造的所有外在条件，即物质文明，包括驾驭自然和创造物质生活条件的生产能力和科技水平、管控社会内部运转的各种规章制度、处理国际社会矛盾冲突的外交手段等。二是人类在思想境界和道德教养方面达到与人类所创造的外部条件相匹配的程度，即精神文明，包括能够正确运用人类所创造的各种外部工具和器物，如生产力、科技、民主、外交、军事、人工智能等。物质文明本身是中性的，是手段而非目标。人类文明在物质层面的成果如果被正确运用，便将造福人类；但如果这些物质成果因人类精神文明的欠缺而变成野蛮的工具，被错误使用，它们便将祸害人类。所以，文明既指一种大型人类群体所拥有的生存形态、生活模式，也指该群体所拥有的思维样式或信仰样式，即一种人类摆脱原始野蛮的过程和精神进化的状态。如果按照何怀宏的定义，“文明，就是一定数量的人们，具有一定的可以持久固定群居的物质生活基础，形成了或者正在走向一定的政治秩序，具有一定的精神生活形态的人类开化状态”。

西方传统“海洋文明观”之实质

在西方，人们过度强调文明的物质层面而忽略了文明的精神层面，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便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人类内部的冲突与战争就是文明想要消除的野蛮，但亨廷顿却把文明看成是冲突与战争的根源。他声称：“西方是、并将在很多年内继续是最强大的文明。 ……当西方试图主张其价值观并保护其利益时，非西方社会将面临一个选择。”在亨廷顿看来，物质层面的“强大”即“文明”，而强大的西方总是试图主宰和垄断文明，于是非西方社会不得不在西方“文明”和他们自身文明之间做一选择：要么寻求投靠西方而存活，要么背弃西方而灭亡。处于这种大分类之非西方一边的我们，虽然也认可西方的物质文明，但并不认为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行径也属于“文明”。西方那种用武力来解决民族冲突或文明冲突并维持西方强大的方式，是野蛮行径而非文明行为。难怪亨廷顿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对西方是普世主义的东西对非西方世界是帝国主义。”

正是由于许多人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混淆在一起，他们便用“冒险精神”“开放精神”“进取精神”“包容精神”等词语来界定西方“海洋文明”的内涵。其实，真正奠定西方海洋文化，推动欧洲“地理大发现”的动因，并非“文明”。骆昭东把欧洲从11世纪之后通过国家军事武装建立起来的贸易圈，称之为“仗剑经商”。西班牙采用武装殖民的方法，攫取了美洲大片的土地，垄断了大西洋贸易。后起的英国，则通过“私掠船制度”资助海盗，严重打击了西班牙的贸易，并在５次海战中，击败了西班牙。哈佛大学史学家斯文·贝克特发现：“第一个工业化国家即大英帝国，几乎并非像人们所经常描绘的那样，是一个自由、精干的国家，具有可靠公正的体制。相反，它是个帝国主义国家， ……几乎总是在打仗，是一个强权干涉主义的官僚集团， ……当然它也不民主。”他把这种现象称为“战争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别重要但却常常不受重视的阶段”，“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工业资本主义之所以发展起来的基础”。这种资本主义早期阶段是基于奴隶而非自由劳动力的，常常与暴力和人身胁迫而非契约和市场为伍，“资本主义的起源并非是自由的”。

美国历史学家斯蒂芬·鲍恩也指出：“自从1600年代早期到1800年代晚期，垄断贸易公司就一直是欧洲殖民扩张的非官方代理，他们抢夺控制了广袤的土地和许多民族。”鲍恩用“无情”“专横”“军事天才”“侵略性的”“傲慢”“种族主义者”等词汇，来形容总结该时期西方对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6位“商王”。他描述道，“这些贸易公司保持了他们自己的警察队伍，有时是常备军，他们控制了当地的政府，或者成为他们控制领域的唯一政府……。这些公司的头目即‘商业帝王’们，最初只不过是贸易者，但最终成了统治数百万民众的专制政权”，“他们的企业与亚当·斯密那样自由市场的思想者是绝不相干的”。约翰·格雷则分析道：“自由市场绝不是自由与自发过程的产物：它是国家力量的产物。……是国家治国之道和意志的体现。”“当资本主义扩张时，它把社会搞得天翻地覆，毁掉了整个工业、生活方式和政权。”连亨廷顿都不得不承认：“西方赢得世界不是通过其思想、价值观或宗教的优越，而是通过它运用有组织的暴力方面的优势。” 所以，虽然西方的工业革命导致了西方的工业文明，但西方所谓的“海洋文明”，实际上是“海盗文化”。

中国传统文明观之实质

那么，世界上是否还有“海洋文明”呢？有，那就是中国历史上的朝贡体系，它是“海洋文明”的代表之一。马丁·雅克认为，朝贡体制是由孔夫子“和而不同”的概念发展起来的，它是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国家身份和存在的国际共存物。不过，对于这一延续存在了2000多年的中国古代体制之确切名称、性质和功用，国内外史学界却众说纷纭，迄今尚未给予一个准确的界定。“朝贡体制”的称谓，很容易使人误将其看作是一种贸易体制或宗藩体制，而其另外的称谓如“华夷秩序”或“天朝礼仪制度”，则会让人误以为它是种族主义或中国中心主义的产物。实际上，这一体制的背后，是古代中国政治家们竭力通过礼仪、协议、互惠互利等文明的方式，在中国内外创建一种统一的政治文化体系，并通过礼仪来教化规范民众的思想行为，使世界上所有人都遵循同样的文化道德准则而互相不发生冲突。所以，把这种外交模式和国际体系称为“天下礼仪体制”才更为贴切合适。

“天下礼仪体制”源于先秦时代的畿服制度，它是西周时期周天子与诸侯、卿大夫等之间实行封册和朝觐的政治制度。当时华夏族与四夷交错而居，西周统治者便根据各族各方跟周王室的政治文化和地理关系的亲疏远近，制定出五服的标准体系。在此体系中，以周王室为中心的华夏族居于中心，而蛮夷、外藩则处于该体系的边缘。每一个从属某“服”的政治单位，都必须根据其与周王室的政治文化及地理位置的远近关系，承担起相应的祭祀、朝贡或拱卫周王室及边境安全的不同义务。离周王室越近，如甸服、侯服、宾服等华夏族，所承担的义务就越重，若其未履行相应义务，所受到的非武力惩戒也会越严厉；而要服、荒服等非华夏族，他们与周王室越远，其承担的义务也就越轻，周王室也趋于采用德化而非威刑或武力来促其归附。之后，随着华夏疆域的扩大，“天下礼仪体制”也随之扩展开来，甚至延伸到海外，形成了中华民族的“海洋文明”。

“天下礼仪体制”遵守“华夷秩序”的原则：一方面“用夏变夷”，即以中原的华夏文明去改变、消除周边蛮夷戎狄和海外异族的野蛮文化；另一方面实行“夷夏之防”，即防止周边蛮夷民族和海外异族的野蛮文化对中原华夏文明的侵凌，以免“蛮夷滑夏”。但无论是“夷夏之防”还是“用夏变夷”，华夏统治者对夷族或异族很少表现出敌对和仇视，反而是采取了包容和理解的态度。《礼记》强调，对蛮夷要“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其性也，不可推移”。也就是说，要用华夏文明去教化夷族和异族，但不必改变其生活习惯；要改进夷族和异族的治理方式，但不必改变他们的传统生活。荀子明言道：“诸夏之国同服同仪，蛮、夷、戎、狄之国同服不同制。 ……夫是之谓视形势而制械用，称远近而等贡献，是王者之至也。”

所以，“华夷之辨”是建立在文明礼仪而非种族血缘基础上的。孔子表示，认同并践行周礼便是华夏，反之则是夷狄。“圣人贵中国、贱夷狄，非私中国也。中国得天地中和之气，故礼义之所在。贵中国者非贵中国也，贵礼义也。”唐代韩愈详释道：“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至中国则中国之。”南宋陆九渊亦曰：“中国之所以可贵者，以其有礼义也。”按此原则，“天下礼仪体制”内的所有臣民包括蛮夷，都可以通过提高礼仪修为和美德而向上流动。“华夏”之称就是指礼仪：“冕服华章曰华，大国曰夏。”“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所以，华夷之辨并非种族主义，而是要以华夏文化和礼仪来吸引改造周边的夷狄，以周礼规范天下秩序，以礼制德化夷狄，以明智婉转的方式来引导异族认同和接受周礼之政治和社会规范。

正是遵循了这样的原则，所以在大航海时期，正当西方按其“海盗文化”的信条，疯狂地用武力开拓殖民地、大肆掠夺海外资源时，中国政府在15世纪前期的近30年时间内，派遣郑和成功地7次下西洋，甚至穿越印度洋抵达东非沿岸，他们不仅毫不侵犯所达国家和区域的主权，而且与他们和平交往、互通有无，向他们展示友谊。这才是真正的“海洋文明”，即把海洋当成各族人民之间交流经济文化的和平途径，把海洋构建为展现文明、建设文明的世界空间和舞台，以高层次的文明来影响并感化其他民族，“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我们要警惕仅仅从物质层面来界定“文明”的错误做法，要揭露试图以一种文明来支配另一种文明的假文明，要坚持各民族之间和平相处、以礼相待的“海陆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