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古代诗学主体论的核心经历了从“才”到“识”的转移。“才”具有宽泛性，往往与其他术语合论。对“才”的讨论最晚在宋代就不断向才学、才识集中。此后，才学、才识进一步向“识”论转移，最终走向识以领才、以识为主。“以识为主”包含两重含义：一、识是诗歌创作中的必要甚至主要能力；二、识是诗学家的首要素质。识的内涵包括理性思辨、博学深思、整体思维、想象力、术语抽绎、逻辑调度、感受能力等多个层面；识的生成路径主要有读书、穷理、体验、对自身及自身时代的深度洞察等。历史、理性与思辨是识论的三个基本维度，反直觉和反常识是识论的两个主要特征。“识”所代表的中国古代诗学的这一面向，不应为才性论和天才论所遮蔽。
关键词：“识”；“以识为主”；才识；学识；史识
“识”是中国古代最为核心的诗学主体论术语。中国古代诗学中存在大量“才”论，“才”在近现代又因与天才说相合而得到充分阐发，这造成了中国古代诗学主体论以“才”为中心的印象。实际上，这一印象是片面的且遮蔽了另一面向——“识”。古代汉语中，识有动词、名词两种用法：作为动词的识与见、闻、观、感等密切相关；作为名词的识可以视为识之动作的结果，有“知道”“知识、见解”“体验、感知”三重义。具体到诗学领域，各时期诗学家又有不同侧重和衍生。简略来看，先秦至唐代，识论被包含在才识、器识论中，唐代“将器识尊为大德，并在玄学之识、佛学八识心王之识的基础上将明乎义理纳入识中”，识的思想资源较宏观，内涵也较宽泛，尚不具备成为专门诗学术语的条件。宋代是识论发展的关键时期，文学活动中新质素的出现刺激了识的积累，理学的发展也带来了认识论的深化，“以识为主”的命题被提了出来。明清诗学在对前人诗学观点的多重反思中完成了识论的深化，“识以领才”“先之以识”“以识为本”等命题标志着识被提升到新的理论高度。以往研究多将“识”与其他相关术语混合而做出宽泛讨论，对“识”的理论特征和发展脉络未加深究，忽视了识论的独特价值。在当今时代，重探识论、厘清其内涵和功能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国古代诗学和文化特质，进而为当代文化发展提供借鉴。
一 从“才”论中突围：主体神秘性的消解与“识”的出场
对诗人主体素质的讨论是历代诗论中的常见话题，“才”是相关论述中出现最频繁的字眼。然则何谓“才”？《说文解字》中道，“人之能曰才，言人之所蕴也”，“才”指综合素质。《文心雕龙·才略》篇以“略”论才，其实“刘勰笔下的文思、力量、学问、识力、志气、情兴等内容正是才的具体描述”。“才”既用于论人也用于论文，“由先秦到魏晋，是由才性论人的时代；东汉逐渐由圣人观生出才子观之后，则变成了以才性论文的时代，至唐而鼎盛”，可以说，“才”泛指禀赋，人皆有之而才性不同、才气有异。由是，“才”往往与其他范畴结合在一起，如才性、才气、才情、才略、才志、才能、才貌、才华、才识、才学等。因此历代诗论中逐渐形成一种共识，即诗人之“才”只有在学识、经验等的累积以及大量写作实践的基础上才能充分展现。这一共识随着时间推移愈加明显，《文镜秘府论》中已然道：“识高才劣者，理周而文窒；才多识微者，句佳而味少。”识与才二者缺一不可，才、识合称并隐然向后者倾斜，更不用讲宋人对知识、学问的崇尚。然而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知识、学问和经验的累积所提升的到底是诗人的什么能力？这种能力能否内化、传授？在宋、元、明三代诗歌的发展以及诗学家们的不断思辨中，一个酝酿于诗学史、符合诗学规律同时也合乎清代文化特质的关键术语逐渐彰显出来——识。
“才”论发展至宋代，就已经因为内核空洞、不具备区分性等而出现被解构的倾向。唐诗在整体上洋溢着澎湃的激情、高昂的想象力，唐代诗人群体也以才情高蹈、才华横溢著称。但“才”不是指某种特定而单一的素质，正所谓“古人无不学之诗，李太白，旷世逸才也，而其始读书匡山，至十有九年”，当人们对“才”之来源加以探究时，自然导向了“学”“书”等因素。而“学”“书”所带来的“才”并不只体现在唐诗中，亦体现在宋诗中。严羽所讲“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虽是对宋诗变唐的谴责，但文字、才学、议论确是宋诗特点所在。因此只能说唐、宋诗各有风格，却不能说唐人有才而宋人无才。更进一步，从诗歌评价的角度讲，“才”或不及“学”，比严羽稍早的费衮曾道：“作诗当以学，不当以才。诗非文比，若不曾学，则终不近诗。古人或以文名一世而诗不工者，皆以才为诗故也。退之一出‘余事作诗人’之语，后人至谓其诗为押韵之文。后山谓曾子固不能诗、秦少游诗如词者，亦皆以其才为之也。故虽有华言巧语，要非本色。”他将学从才中分离出来，认为诗人之学比才重要。“学”是对古之典范的模仿，重点在于对诗之为诗的共通性的把握；与之相应，“才”则被局限在个体化范围内，尤其是语言形式方面的“华言巧语”。正是普遍性与个体性、知识性与趣味性等层面的差异造成了学与才的分离、学优于才的文人立场。这一立场与宋代理学主导下尚学问、重知识的整体风潮相一致，因此“学”融入主流诗学话语而成为一种普遍观念，才学其实偏向于学而非才。书、学构成才的前置条件，或者说抽象而整一的才被分解为学、书这两种具体途径。宋人从读书、穷理、格物、熟参、妙悟、工夫等多个方面对诗人之能加以思考，也就是把具有神秘倾向的“才”消解为可理解、可操作的对象。
“才学”与“才识”在明代诗学中进一步向“学”与“识”倾斜。明代诗人宗尚唐诗，有“诗才出于天分，不在读书；诗趣出于天兴，不在穷理”等才性论主张。但恰如宋诗新变在当时已引起注意，明诗高扬才论却识见不足从而流于空疏，这在当时也已为人诟病。谢肇淛道，“古人诗文，亦有不学而能者，如贱竖、幼女、村氓、粗卒，或数语之偶合，或慧根之夙成，未可执是便谓读书无益也”，认为不学而能只是个例而绝非常态。王世懋也道，“骤而一士能为乐府新声，倔强无识者，便谓不经人道语，目曰上乘，足使耆宿尽废。……呜呼！才难。岂惟才难，识亦不易”，“识亦不易”的呼声就是对时人无识的谴责。也正因此，虽然明人有“七言律开元之后，便到嘉靖”等唐诗、明诗并称之诩，但就明代诗歌创作而言，以才论则唐诗珠玉在前、以识论则不逮宋诗，因此很难获得认可。相较于兴象、格调、性灵等明代诗学对盛唐诗歌审美特征的描述，“识”强调的是读书、穷理然后超越日常琐屑的思维过程，这一过程经由宋诗而深刻影响此后诗歌和诗学的发展，并不因明诗审美取向而改变。对才性论的质疑和反思逐渐导向“识”论。李贽写道：“有二十分见识，便能成就得十分才，盖有此见识，则虽只有五六分才料，便成十分矣。有二十分见识，便能使发得十分胆，盖识见既大，虽只有四五分胆，亦成十分去矣。是才与胆皆因识见而后充者也。”识是才与胆充分展现的先决条件；“盖才胆实由识而济，故天下唯识为难”，将识放在最突出的位置，并认为“识”是文人素质的核心要素。
清代诗学一方面对“才”做出限制性补充，提出“敛才就格”“才为法敛”的主张。毛先舒写道：“诗须博洽，然必敛才就格，始可言诗。亡论词采，即情与气，亦弗可溢。”格与法相通但更具形上意义，格蕴藏在对历代经典诗作及其精神的领会之中，也即格是学的结果、是识的前提；相较之下，“才”被狭隘化为词采，也即浅表的技巧层面，因此才与格构成一组表里关系。朱彝尊也在评诗时道，“止庵诗，原出东野，意主崛奇，而能敛才就格”，赞赏在诗歌表达中的别出新意而又能自我节制、合于典范。唐诗固然才情高张，但“唐人情与景涵，才为法敛”，即使是才气横溢的唐人，也依然要融情入景而不能放任情的铺张。以格、法限制才，在一定程度上是才论及相关诗学主张之空疏的反映。
另一方面，清代诗学也对“才”做出更彻底的解构，鲜明地将“识”标举为诗人的首要素质。叶燮《原诗》中写道：
吾见世有称人之才，而归美之曰能敛才就法。斯言也，非能知才之所由然者也。夫才者，诸法之蕴隆发现处也。若有所敛而为就，则未敛未就以前之才，尚未有法也。……夫于人之所不能知，而惟我有才能知之；于人之所不能言，而惟我有才能言之。纵其心思之氤氲磅礴，上下纵横，凡六合以内外，皆不得而囿之。以是措而为文辞，而至理存焉，万事准焉，深情托焉，是之谓有才。
这段阐释表明，“才”是一种后发性解释。先有好诗，然后再有对该诗人之才的评价，而不是先有诗人之才然后再有诗歌。假定我们认为某人诗才出众，却举不出其诗歌作为例证，那么我们的言论必然受到质疑和反对。只有一位诗人已经创作出大量优秀诗歌，他的“才”才能受到认可。然而诗人创作出优秀诗歌，我们固然可以称赞他的才华，但他之所以能够创作出优秀诗歌，却是因为长年累月的读书、训练、观察与思考——他的诗歌并非从第一首开始全部都是佳作，那些使他获得才华出众之称誉的诗歌正是大量练习的结果。也即，学诗者能够最大限度地扩充学养、学习古人优长、发掘自身性情所近，并能够基于自身实际创作诗歌、体现出自家面目，这就是有才。换言之，人之才并不是某种特定而孤立的素质，其本身就代表一种能够随着境遇变化而变化的能力，这种能力是人皆有之的，并不能构成人与人之差别的主要因素。因此，叶燮反对将“才”视为某种先天而固定的素质，既然“才”无一定，“敛才”也就无从谈起。叶燮所反对的不是才-法关系，而是希望彻底解构才与法这两个术语。如果一定要对“才”加以解释，可引用叶燮的话，“不知有识以居乎才之先。识为体而才为用，若不足于才，当先研精推求乎其识”，有识自然有才、无才在实质上就是无识；“内得之于识而出之而为才”，“才”是内在之识的外在表现而已。
在“识”论的强势发展下，“才”从创作论角度对诗人素质的体认转变为鉴赏论角度对诗人成绩的肯定性描述。《而庵诗话》中多处论及“才”，其纲领如下：“诗本乎才，而尤贵乎全才。才全者能总一切法，能运千钧笔故也。夫才有情、有气，有思、有调，有力、有略，有量、有律，有致、有格。……具此十者，才可云全乎？然又必须时以振之，地以基之，友以泽之，学以足之。”在这里，“才”的指向是泛而又泛的，才被分解为情、气、思诸端，这些端绪合起来就是诗歌从构思到成章的全过程。“全才”就是诗人的全部能力，“才”以被充分分解的方式得到了说明。历史地看，有学者将文本生成观念区分为“天籁”和“作者”，认为天籁说是“反对知识储备和技术锤炼，强调感受、直觉的创作论”，而作者说“其核心在于将文本生成视为高度个人化、理性化与技术化的过程”。“识”取代“才”成为最主要的诗学主体论术语，正是世代知识累积之下作者说对天籁说的自然取胜。即便袁枚论诗主性灵，其《续诗品》中却也道：“学如弓弩，才如箭镞。识以领之，方能中鹄。”“识以领之”鲜明地显示出才、识地位的消长情况。
总之，中国古代诗学中的“才”具有宽泛性特征，对才的讨论最晚在宋代就不断向才学、才识集中，才学、才识进一步向识论转移，最终走向识以领才、以识为主。从诗学史发展的角度看，当人们对诗歌还没有足够认识的时候，就已经能够辨别诗歌的优劣，也即对诗歌的鉴赏是一种审美鉴赏，审美鉴赏不全然受理性认识的约束。当理性认识还不充分的时候，人们对于诗歌创作才能的解释倾向于用“才”这种较为流动而难以显陈的表述。随着诗学知识的累积和理性思辨的深入，诗学中已经较少单独使用才，而是才性、才学、才识等合用。更进一步，诗话等评论文体的发展，使得诗学家能够对前人诗歌之字、词、句等的出处、师承、化用等加以全面揭示，这个过程就是“识”主导下的对前代诗人“才”之来源的解释。“才”不断被消解的过程就是“识”不断被凸显的过程，在识论视域下，诗歌创作是诗人从以往文化中汲取养分、摹而拟之的过程——诗歌不是天才的独创，而是书、学、识、胆、力诸能力综合作用下的结果。知识、学问和经验的累积所提升的正是文人之“识”，卓越的文人之“识”又构成诗歌史和诗学史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二 从作诗到论诗：双重视域下“识”的凸显
诗学中重“识”由来已久，但较晚才形成具有独特内涵的诗识论，这与诗歌体制的完备及其过程有关。较之其他术语，“识”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仅关涉诗歌创作、诗歌鉴赏等文学活动诸环节，还关涉对诗学史的认识与理解。刘知几《史通》中说“夫识事未精，而轻为著述，此其不知量也”，认为“识”以对前代经典的把握为基础，识事之精是著述之精的前提所在。“识”所代表的正是一种基于博学的辨析能力，这种能力渗透在文人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各个方面，以至于当我们拉开距离将文人及其成就放在历史时空中来看待，词采、情志、神思、体裁、格律、技法等层层剥离之后，作为内蕴的“识”最终成为一种决定性因素。“识”在宋代以来得到凸显，诗学中的重识思想发展为“以识为主”，这不仅是诗歌史发展的要求，也是诗歌史与诗学史相交汇的历史趋势的要求。
宋代诗学从作诗与论诗两个方面强调“以识为主”。《潜溪诗眼》中列“学诗贵识”条：“山谷言学者若不见古人用意处，但得其皮毛，所以去之更远。……故学者要先以识为主，如禅家所谓正法眼者。”范温从黄庭坚论诗言论中抽绎出“识”，指超越语言形式而在精神层面深入领会前人诗作要义。如果说范温所讲之“识”是学诗之法，那么后来严羽则是在对诗学史的认识的高度上来提升“识”的理论地位。《沧浪诗话·诗辨》开篇即道，“夫学诗者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高屋建瓴地标举出“识”这一重要素质，从而引出他关于诗学史的见解。尽管后人并不全然认同严羽以汉魏、盛唐为师的主张，却很少反对“以识为主”。郭绍虞评价《沧浪诗话》道，“是书论诗，关键在一‘识’字”；夏中义也认为，“‘识’本是最值得后世从《沧浪》中去发掘的第一关键词，因为它既涉‘诗识’，又涉‘器识’”。诗识是对具体事物的判断能力，器识则是一种主体气质。也即，严羽所讲的“识”，不仅是艺术鉴别能力，还是一种宏观的诗学史认识能力。可以看到，范温和严羽都认为应“以识为主”，然而指向却有差异：范温在学诗方法层面认同黄庭坚“见古人用意处”的主张；严羽则在师法对象的选择方面强调入门之正。因此，“以识为主”这一命题具有诗歌之识和诗学史之识两个层面的含义，前者强调对古人的学习必须脱离技巧等形式因素，后者则强调必须具有辨析源流、甄别真伪、区分优劣的史学认识能力。这两种含义共同为后续诗学中“识”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识是诗歌创作中的必要甚至主要能力，这是“以识为主”的第一重含义。在晚唐之前，诗歌创作或许可以依赖直觉或者说洞察力，但经由晚唐和宋代诗人的努力，那种单纯依赖个人体验和直觉的诗歌创作已然不受青睐。当以往的文化形成庞大的传统，后世之人受其席卷，努力的方向只能是融入其中而非弃绝传统，宋诗创作实践即是典型例证。张健指出：“知识的问题本是在中国诗歌抒情的大传统内部的问题，但是在宋代，知识的位置与作用越来越被强调与突出，甚至走到了抒情的对立面。”“知识的问题”就是识的问题，识以理性思考为主要特征，自然区别于以情感宣发为主的抒情性作品。宋诗新面貌的形成与“识”的凸显密切相关，或者说“识”正是宋诗自成面貌的重要原因。明人略此而贬抑宋诗，这一做法受到清代诗学家的嘲讽，所谓“乃有明一代，徒以貌袭格调为事，无一人具真才实学，以副之者”。究其根源，明代诗人“无识”以至于审美趣味单一、诗歌创作流于浅表。对于这种情况，明人也并非无所反思，许学夷《诗源辩体》中连续四条论“以识为主”：“学者以识为主，以才力辅之”；“学者以识为主，则有阶级可循，而无颠踬之患”；“学者以识为主，其功夫、才质不可偏废”；“学者以识为主，造诣日深，则识见益广矣”。它们充分凸显识在诗歌创作中的作用，希冀以识救弊。衍至清代，诗歌创作中的“识”不只是指深刻的诗史认识能力和广博的诗学知识，还指个性化的思辨能力，叶燮写道，“我之命意发言，一一皆从识见中流布。识明则胆张，任其发宣而无所于怯”，认为“识”是诗人对自身所处独特环境及其历史状况的个性化思考。确实，“识”作为一种基于博学的判断能力，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保证诗人对既往诗学史有充分的了解，从而确保诗人的创造处在诗学正轨上；同时，“识”是诗人对真实历史及真实生活之感知的衍生，这又确保了诗人的创造是从独特的时代环境和自身感触出发而非无病呻吟。
不仅作诗与识相关，解诗也深度依赖于识。“以识为主”的第二重含义即“识”是诗学家的首要素质。解诗是一种深层次的诗歌阅读，对解诗者的文化程度和审美素养都有着较高要求。明代谢榛有“诗有可解、不可解、不必解”之论，清代魏裔介针锋相对道：“昔人云：‘诗在可解不可解之间。’夫诗岂有不可解者乎？其不可解者非诗也。”他认为诗必然可解，且解诗是智识活动。也即诗歌意象的创造始终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基础，而解诗的关键在于良好的审美感受以及卓越的诗识积累。进一步讲，解诗活动并不停留在某位诗人、某首诗歌上，而是要在诗学史中展开，这也就意味着，“识”是一种诗史辨别能力。历史地看，诗歌史和诗学史发展到清代，已经是偏见丛生、歧论丛出，诸般谬误之论与真知灼见混杂在一起作为“前识”横亘在文人意识中，成为亟待清理的对象。叶燮等诗学家将“识”提升为文人主要素质，从认识论层面重新审视传统，所做的正是“抛弃前识、抵抗成见”以肃清风气并确立自身位置的工作。叶燮曾通过辨析严羽的诗学主张来突出识：“夫羽言学诗须识是矣，既有识，则当以汉魏、六朝、全唐及宋之诗悉陈于前，彼必自能知所抉择，知所依归，所谓信手拈来，无不是道。”他认同严羽所讲学诗要有识，但他反对严羽以汉魏、盛唐诗为尚而以宋诗为劣的具体主张。“吾以为若无识，则一一步趋汉魏、盛唐，而无处不是诗魔；苟有识，即不步趋汉魏、盛唐，而诗魔悉是智慧，仍不害于汉魏、盛唐也。”在叶燮看来，识应该导向更宽广的诗学天地而不是拘泥于单一诗学理想，追摹对象与追摹者的成就之间并无必然联系。叶燮总括道：“大约才、识、胆、力，四者交相为济。苟一有所歉，则不可登作者之坛。四者无缓急，而要在先之以识；使无识，则三者俱无所托。”“识”发挥基础性作用，只有拥有卓越的判断能力，才能使才、胆、力发挥得当而不流于偏僻怪诞。因此叶燮说“吾愿学诗者，必从先型以察其源流，识其升降”，学诗、写诗、评诗都应该从诗学之“识”出发。卓越之识是诗学家的必要素质，当历史文化已经累积到一定程度，成为文人世界里空气般的存在，后人能做的就是提高“识”的能力、跃出各种偏见，进而在诗学史中寻找自身定位而后作出相应贡献。
综上，“识”既是诗人的主要素质，也是诗学家的首要素质。古代诗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对新知识的表达需“不断调用‘成辞’，以独到的理解焕生其新义”，成辞的选择和新义的叠加都属“识”的作用过程。理越辨越明，识后出转精，这是诗学愈往后期，理论品格愈加鲜明的原因所在。宋人在诗歌创作上一改唐人诗风而融入理学因素，在诗学理论上也由于好发议论而推动了诗话这一评论文体的发展，理学和议论的根本都在于“识”。正是宋代以来诗学家们对“识”之重要性的不断凸显，以及由“识”本身所带来的反思氛围，清代诗学家完成了古典诗学从零散、琐碎、描述性向系统性、理论性的跃升。凡出于卓越之“识”的言论，总是带有强烈的批判精神，而其批判又恰能超出现象而切中本质。清代诗学家以卓越之“识”重估宋诗，将唐宋诗优劣之争扭转为风格之辨，从而为后世开拓出新的诗学方向，此即“识”之运用的典型例证。中国古代诗学家既从“识”的角度来解释前人佳作，勉励时人提升“识”的能力从而完成自我突破，也从“识”的角度来反省此前的诗学观点，对诗学规律加以提炼总结。识的这种双重性，不仅适用于诗学，也适用于其他领域，诚如郭嵩焘所言：“论天下事以识为主”，“处天下事，以识为本”。
三 质疑与超越：“识”的意蕴生成及其功能高扬
中国古代诗学家不仅强调“识”的重要性，认为“识”是造成诗人与诗人、诗学家与诗学家之间差距的关键因素，还对“识”的内涵、生成方式及功能等做出了具体探究。诗学认识的发展并非是线性的，知识的累积并不必然能促成质变，认识论层面的质变在一定程度上离不开批判精神。对于中国古代诗学家来说，质疑并不意味着全盘推翻，而是肯定其成果、纠正其偏谬，在这个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正是“识”。米尔斯曾提出“社会学的想象力”，认为“具有社会学的想象力的人能够看清更广阔的历史舞台”。我们可以把“识”称为“诗学的想象力”：其一，就对以往诗学成果的认识而言，识是一种带有超越性的整体思维的能力；其二，相较于其他术语，识的特殊之处在于其是对非理性内容的理性提炼的能力，“识既包括能力和能力的运用，也包括经验和见识”；其三，识指涉的是从诗歌史到诗学史的视角转换能力、从特殊到一般的归纳概括能力，以及对文本条分缕析的洞察能力、对文学现象的分析阐释能力等。识的这些特征并不意味着识是全能的，而只是表明，在一切主体素质中，识当之无愧地占据首要位置，也即“先之以识”。
首先，识是一种多方面的综合性的能力，其内涵包含理性思辨、博学深思、整体思维、想象力、术语抽绎、逻辑调度、感受能力等。识的形成以博学和思辨为基础，宋代诗话中即多渲染书和学的重要性，然而书、学并不能直接转化为区别性优势，书、学经由思而成为识，由识展现出一种区别性，这才是诗人和诗学家的优势所在。魏禧《答蔡生书》中写道：“文章之变，于今已尽，无能离古人而自创一格者。独识力卓越，庶足与古人相增益。”他认为只有“识”超出众人才能卓然自立、与古人比肩。他在《答施愚山侍读书》中再次强调道，“愚尝以谓为文之道，欲卓然自立于天下，在于积理而练识”，提出了积理与练识相辅相成的自立之道，博学、知理是练识的前提，练识是对理论思辨的更高要求。炼识优于炼字，是因为识与诗之根本密切相关。崔迈道：“读书好古、穷理养气、志识高广、胸眼阔大者，诗之泉源根柢也。”乔亿也道：“诗学根于性情，则识与年进，愈老愈妙。”他们认为随着年龄增长、见闻增加，识的能力与日俱进，如此诗思才能愈老愈妙。积学练识、先之以识在清人诗论中几乎是诗家常谈。顺此理路，章学诚写道：
文辞，犹三军也；志识，其将帅也；
文辞，犹舟车也；志识，其乘者也；
文辞，犹品物也；志识，其工师也；
文辞，犹金石也；志识，其炉锤也；
文辞，犹则货也；志识；其良贾也；
文辞，犹药毒也；志识，其医工也。
这系列譬喻充分说明：“学问文章，聪明才辨，不足以持世，所以持世者，存乎识也。”正所谓“才、学、识三长，识为尤重，岂独作史然耶？”以“识”为核心而养成的诸种能力既是诗人、诗学家能够秀颖于群的原因所在，也是诗歌、诗论能够超越时代、成为民族精神之宝藏的最为核心的原因。
其次，就生成路径而言，识主要产生于读书、穷理、体验、对自身及自身时代的深度洞察。识首先意味着博学，但却绝不止步于博学。《诗法问津》中道：“学问既博，识解渐广，则学裕而何患才之不充，理深而何患趣之不永乎？”书、学、识构成诗人能力提升的具体路径。博学而深思，不断吸取和揣摩古人的智慧，同时用当时之世的经验加以检验、升华，养成一种涵括古今、超越时间和空间束缚的胸襟，从而形成卓越智识，这就是作为诗歌根基的“识”。正所谓“读书非为诗也，而学诗不可不读书。诗须识高，而非读书则识不高”，读书不是作诗的充分条件，而是必要条件。此外，“识”还来自于诗人将生活体验放置于时代和历史背景下的深刻思考。李贽写道：“然则识也、才也、胆也，非但学道为然，举凡出世处世，治国治家，以至于平治天下，总不能舍此矣。”智识的来源和适用范围都不局限于学道，而是遍及处世各方面。吴乔提出“意由于识”，其具体指向为，“须于唐人之命意布局求入处，不可专重好句”，命意布局是识之来源，而好句只是表象；“学问以识为本，有识则虚心，虚心则识进；无识则气骄，气骄则识益下。诗无论三唐，看识力实是如何”，吴乔所说的识不仅是博学，更是对经、史所蕴含的社会背景和诗人遭遇的全面和深度把握。识来源于读者经由语言深刻体察诗人用心，在涵泳经典中获得审美感受、使自己的精神获得升华。“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襟抱、学识与真诗三者彼此成就，学识造就真诗，阅读真诗也可以提升学识。谢鸣盛《范金诗话》中论五古诗，“此非参会于三家之法，读破万卷书，领略于物理人情之至深，识力品量超出群伦，未易言也”，从读诗领会的角度来看待诗人的选择，为学诗者指明门径。他还补充，“鸣盛则谓诗之中还须有我在。盖我有我之性情、我之学识、我之登览吟眺。同此议论，而志趣迥殊，同此丘壑，而意兴各别，要使后人览之，恍如与我相遇，挹丰标而诉衷悃，斯善矣”，认为识的养成应基于诗人对自身境遇、性情和独特经历的深入体察。识不仅涉及诗人个体对生命经验的反思、对诗歌技巧的掌握，还涉及诗人对诗学史的认识、学问的累积以及创造的勇气等，识的形成过程就是知识、学问和经验的累积和内化过程。
最后，“识”具有反直觉和反常识两种倾向。“直觉”远绍直寻、近接禅宗，与妙悟同辄、与心学合契，在近现代以来更因柏格森等的提倡而研究者众，以至于被用以指称一种与逻辑思维对抗的思维方式。直觉的核心在于“感”，表现在诗歌创作上就是以声色为要，因此也就难以洞察幽微、寻绎深隐，直觉无法单独成立，由直觉出发而获致真理的前提在于此前已然围绕真理积累了大量知识、展开了大量思考；况且，直觉所产生的真知与谬误往往只有一线之隔。“识”的产生就是与直觉相对抗的过程，诗歌创作中“识”表现在用理性来描述感性、感性中暗蕴理性，宋诗是个中典型；诗学理论中“识”则表现在大量基于现象的逻辑推衍、基于实证的理论总结。“识”要求诗人和诗学家深度沉潜在诗的历史中，同时又能够抽身退步、将诗视为普通认识对象并能在社会、历史、生活所构成的整体中来讨论诗的问题。“识”的智性特征意味着识是一种可以通过人为努力而提升的能力，也即“练（炼）识”：“所谓练识者，博学于文，而知理之要；练于物务，识时之所宜。”与反直觉相关，识还具有反常识的特征。“常识”即过去之人在过去语境中的特定认识，常识所包含的真理往往具有时效性。在新的语境中对旧的常识加以反思，以完成知识更新，这是“识”主导下的诗学知识迭代过程。袁枚有言：“作诗有识，则不徇人，不矜己，不受古欺，不为习囿。”徇人、矜己、古之欺、习之囿，这是诗人创作和诗家议论为人诟病的四个重要方面，解决方式就在于“识”所代表的反常识。“反直觉”的倾向来自于以宋代、清代诗学家为代表的文人以诗人的身份来反思前代诗学观点，剔除一切想当然尔的内容，而将诗学经验逻辑化、学理化；“反常识”的倾向则是一种去蔽能力，即基于博学的思辨择取能力。在对直觉和常识的质疑中，超越前人从而形成新“识”，这是古代诗学知识的自我更新路径。
总而言之，中国古代诗学主体论的核心经历了从“才”到“识”的转移。在当代文学、艺术以及审美研究中，肇端于德国古典美学的天才论一直隐约处于中心位置，如果以此为圭臬，必然形成对中国古代诗学主体论的遮蔽。“识”是中国古代诗学成果累积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一种主体素质论，历史、理性与思辨是识论的三个基本维度。较之其他术语，诗学“识”论虽然可以远溯先秦，但却要到宋代诗歌成果累积到高峰状态、理学因素浸透到文人潜意识中，“识”才从“才”论中突围而被深度讨论，进而在清代实学的推动下走向文人主体素质论的中心位置。中国古代诗学对“识”的论述，同时包含诗歌之识与诗学之识，二者同源共出、相辅相成。如果说重视感性、强调生命体验是中国古代诗歌的特征，那么“识”所代表的理性倾向、智性追求就是中国古代诗学的特征。当然，诗歌创作与诗学论述是文人活动的两个侧面，二者自然也就不可能泾渭分明。识既是知识、学问和经验等内化的结果，也是理性和思辨的产物，反直觉和反常识是其两个主要特征。“识”所代表的中国古代诗学的这一面向，不应被才性论和天才论所遮蔽。在当今电子检索便捷、资源充分开放的网络时代，“识”的有无、高低也正在成为诸多人群的区分性要素。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本文原刊《文学评论》202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