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学不仅是审美的对象，也是知识的对象，这决定了古文论研究除应围绕创作本原与功用展开价值的论定外，还须结合其内在的技术规程，做更有针对性的知识研究。在究明传统知识论重后验的证成路向及“传承即生成”的生产特点的基础上，聚焦诗歌这一文体，可以发现从三国至明清，出现以“事文一体”“随类相从”等方式存储知识的类书、丛书和蒙书，其扩张的知识主义对古人诗学知识的养成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在程式化特征笼盖下，由调用“成辞”造成可重复配置的“语类”，在形成诗歌类化特征的同时，也促进了古人诗学知识的养成，揭开了后来以诗法探究为中心的诗学知识存储与传播的序幕。因此，从诗学知识养成的角度考察古人文学认知的来源，可以为古文论原始面貌及隐在体系的开显提供帮助。
传统知识论的证成路向与诗学知识的养成
所谓知识，广义是指人通过认识实践得到的成果。这种成果因能被证实，所以被人采信与遵行。从探究其起源、范围及有效性的知识论角度看，传统中国人的知识养成基于后验而不尚先验，没有越出经验的范围，因此被认为是经验主义的。随便分析任何一个哲学命题，都可见以直观经验为基础，植根于反“师心自用”、主张“因行得知”的人生哲学，可上溯到《周易》的仰观天、俯察地而知幽明之故。而所谓“观”，指述的是一种“行知”，显然属于后验。
对此，从先秦诸子到宋明理学家、心学家不断提出质疑。如张载认为有时超验认识非逻辑所能把握，必须仰赖“德盛自致”。朱熹更要人通过“操存涵养”的功夫来“尽心穷理”，但他并未放弃讲“践履”。王阳明也认为“尽天下之学，无有不行而可以言学者”。因此，力行则明始终被古人视作获取知识的主要途径，由此视“见闻之知”为有别于“德性所知”的感性认识，“乃物交而知”，“耳目之官”所为，明物识事是如此，作艺亦如此，此所谓“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是铁门限”。
当然，人不可能事必躬亲，故承认间接经验，要求多识前言往行，成为古人的共识。并且在尊古意识支配下，信奉间接经验甚至超过直接经验，这使得传统知识生产具备了“传承即生成”的特点。故继三国时《皇览》这样以“随类相从”方式存储知识、便人查阅的专书后，《纂要》《袖中记》等抄撮汇编类专书开始出现，以发扬古学相尚的知识主义开始扩张。稍后《华林遍略》《长洲玉镜》等部类体量均大的类书，都是这种扩张的结果，并引领了唐人编成《艺文类聚》《文思博要》等书，体例从事类呈示扩展到事文一体，典故词语无所不包，又大量揽入诗文。敦煌写卷也被用为教材。艺文就这样被涵纳进广义的知识系统，与《兔园册》《杂抄》等蒙学书及《文场秀句》等学童讽诵诗选一起供人取用。这个过程直接影响了古人诗学知识的养成，实质性地揭开了后来以诗法探究为中心的诗学知识存储传播的序幕。
宋元后，除《文章正宗》《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外，还有《联新事备诗学大成》等繁简不等的诗学知识集成，远承《初学记》等类书，近继《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影响了明人的《诗学大成》《诗学全书》等。而由这些书的翻刻、增补、续修推动的知识存储传播的风气，还深入社会基底，催生出《居家必用事类全集》这类专书，结合深入乡校、义学与家塾的蒙学教材，更大范围地普及了诗学知识。此后《万书萃宝》《五车拔锦》等综合性或专科性类书纷纷出现，其中有文类、诗类、词类、歌类，还有格言、对联、诗词和歌诀，甚至有的还专设诗对门、诗联门、诗体门，收录藏头、回文、拆字、会意等杂体诗，更可见对形式层面的关注。
明清两代，《鉴略妥注》等蒙学书编撰更为发达，书后常附历代诗歌。又有《训蒙骈句》这样教人骈对训练的书籍。它与元人《诗学集成押韵渊海》等韵书、对书、韵对书及清人《声律启蒙》《笠翁对韵》一起，配合着《古唐诗合解》等诗选，对一般人诗学知识的养成起了很大作用，不独孺子，即文人墨士亦常习之。
目标为文人举子的类书在存储传播知识的同时，对古人文学知识养成的作用更为明显。以宋朝言，因有的出自文坛巨擘如吕祖谦、王应麟之手，其条目精详，故实广远，非一般实用性类书可比。其中王应麟尤称博洽，他应词科之设作《玉海》，胪列条目、采录故实皆好。其中“艺文”凡29卷，可谓无所不包。其他如《永嘉八面锋》《锦绣万花谷》等书也大量收录名人佳作，成为经典诗文的范本。《翰苑新书》因词科之兴而编，可视为一部四六类书。
类书内容上有“类事”“类文”之分，形式上有“类字”“类词”“类语”“类书”之别。将主题相近的书集合在一处就是丛书，它与类书虽不同，但出现在类书编撰成风、知识整体性勃兴的宋代并非偶然。此后绝大部分典籍都被明清人收入丛书，或综合，或专题，在一个总名下印行。清代更发展为私家辑印，使所集丛书同于类书，成为文学生产的重要推手。这样生产出的诗歌及累积成的诗学知识具有承传性，能形成稳定的传统。
上述类书、丛书和蒙书难免遭部分知识精英的厌弃。但在许多人看来，其“事文一体”，仍然“合雅”，于初学者的涵养诱掖颇具实效，是传统知识论生产不脱经验的生动表征。古人自小习此，既用为应对答策，又用为咏诗作赋。故经验主义之外，这种知识养成还同时具有强烈的建构主义特征。
程式化笼盖下诗歌创作的“成辞”累积与运用
经魏晋南北朝，原属史部的类书数量类型均有长足发展，继《隋书·经籍志》将其归于子部“杂家类”，《唐书·艺文志》始有“事类”的专设。类书在文献学意义上的独立及与之相关丛书在宋以后出现，在时间上与诗歌程式化特征的凝定正相吻合，这从另一个方向揭示了这种程式与古人诗学知识养成的关联。因此，有必要讨论在程式化笼盖下，诗学知识的累积之于诗歌创作类化特征的影响。
这里所说的“程式化”是指诗歌在语言、结构和手法上所体现出的类化倾向。作为与作诗相关的各种知识的结穴，程式是经提炼概括后形成的法则，有拟象性，更具抽象性，它贯穿于各体文类乃至各种艺术，是因为受到从语言到思维乃至传统文化的制约与影响。如前所说，中国人重躬身亲历，但人生有限，故每援前人经验，由依循传统来自证入门正、法原纯。这使得诗学史上复古思潮长久不能消退。但换一个角度，正是这种类化的程式特征，赋予了中国诗歌鲜明的辨识度，并维系了它的传统。
构象、造境乃至风格最离不开用语，对此古人要求“意新能工”。语工专指字词锻炼：不要求奇求僻，而应语出有本；不要涉俗涉近，而要从容雅驯。三坟五典、五经六艺是最足资借鉴的“经验媒介”。以后，随写作制度化的确立，《文赋》明确提出“颐情志于典坟”。《文心雕龙》以为“明理引乎成辞，征义举乎人事，乃圣贤之鸿谟，经籍之通矩也”，更互文见义，点出“成辞”之于各体文写作的作用。唐人将“用事”抬升为作诗的“六式”“三格”之一。宋人更从类书、丛书、蒙书中采获汲取，以才学、文字、议论为诗，以为援“成辞”入诗能勾串古今，让传统为自己背书。元明清人进一步奉此为作诗之必须，遂使诗的程式化与个人创作的类化倾向日见显著，传统诗学的知识承传因此得到进一步加强。
这表现为他们明知“用事非诗之正体”，仍用故事与成语，分前者为正用、反用等，分后者为炼字、炼句与炼意等。他们还就误古诗为己语等现象展开讨论，启发了明清人对明引暗沿、托彼即此做更深细的讨论，直至最后将之归并稳定为足资取用的“语类”。与“事类”相对应，“语类”是可类分汇辑的语言集录，便利人在规定语境中重复配置使用，进而达到易于理解、增进交流之目的。它世代沿袭，直接构成诗体组织的骨干，也成就了诗歌的格调。当然，诗人也不忘提醒自己要能“变转”“脱化”。他们不认为调用它们是骸骨迷恋或托体自尊，相反，认为这是一种渊厚诗风与古老文脉的传承。
当然，“成辞”不尽体现为成语，经语、史语、佛家语、俗语、谚语、家常语皆可入诗，皆可用作“诗材”“诗资”。宋以后，应和着城市经济繁荣和市井趣味的兴起，不味避俗避近，乃至以为“诗境贵虚，故仙语胜释，释语胜儒；诗情贵真，故闺语胜市，市语胜朝；诗兴贵适，故湖海之语胜于台阁；诗意贵寂，故穷愁之语胜于富贵；诗无色，故意语胜象，淡语胜秾；诗无著，故离语胜即，凡语胜正”。“以诗入诗，最为凡境。”这种新的“成辞”不断崛起，丰富了古人的语库和知识库，使诗的旧程式翻出了新模样。
更重要的是，古人还认识到“成辞”有助人“发兴”的重要功能。“诗材”“诗资”是对诗歌传统“静”的继承，借古人作品“发兴”则是他们对传统的“动”的创造。如王昌龄论诗好讲“入兴”“立兴”“触兴”，称“凡作诗之人，皆自抄古今诗语精妙之处，名为随身卷子，以防苦思。作文兴若不来，即须看随身卷子，以发兴也”。如果说“触兴”依靠的是直接经验，那“发兴”依靠的就是人的间接经验。故他点出古今人诗中的精妙词语可以“发兴”，是从创作角度对“成辞”作用的进一步强调。
诗学知识的成型与“成辞”的另一种作用
最后讨论“成辞”之于诗学知识成型的作用。与西人预设诗的种类、功能、性质，然后就其本体与属性顺次展开讨论不同，传统中国人从来相信躬行亲历，结合经验谈创作，对演绎论证获得知识抱审慎态度，对后验知识则普遍能够接受。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技术至上的经验主义者，其创作能力的养成多基于个人实践、同辈切磋和前贤的示范，在此过程中促使知识形态的诗学得以凝定成型。
自唐五代人开始有较自觉的诗学建构意识，各类诗格诗式类著作分门讨论诗的声调、句度、属对、用事，并及各种文病避忌。同一标目下各家论说虽有出入，但总体都围绕着“语”“意”“势”来展开。宋人承袭之，有《诗话总龟》《苕溪渔隐丛话》等更大篇帙的撰作。金元时，《木天禁语》《作诗骨格》等书都将重点放在技法上，更多讨论下字、炼句、琢对、押韵等技巧，且所列格目类例仍多沿前人语汇。明清两代撰者干脆用“总论”“综述”“统论”之名将上述总论统为一卷，置于卷首，主要精神全放在定体、炼句、贞韵、审声、研几和综颐上，并仍沿袭前人格目类例逐次展开，是继习诗、作诗好用“成辞”，论诗也不离“成辞”的显证。
详言之，他们多以经典为抄录对象，先用“成辞”标示格目类例，再作解释。有的附有诗例，体例与类书相近。至将诗法著作冠上总名推出，成书方式又近于丛书。其中唐五代多自著，宋代以辑录为主。明因印刷术与书坊业繁兴，汇编增多。清处传统诗学集成期，汇编类专书更体大而全，但格目类例仍沿前人“成辞”，只是抄撮中更多著己见，推动了知识形态的诗学凝定成型。虽有支离僵化之病，但不能全盘否定。尤其有的诗法著作虽沿“诗话”之名，内容已以诗法为主，甚至题名也由“诗格”“诗式”进阶为“诗法”“诗学”，足为诗学知识在程式化规训中得以凝定成型的表征。
与诗法格目类例多沿前人相对应，论诗法析“成辞”的调用就更常见。这些基于诗歌体制与程式形成的术语命题，对尚师承、重出处的古人来说是很容易理解接受的，所以一经创设使用，很快就稳定下来。命题在取用过程中虽多增益修改，但基本意涵与语言外壳大抵稳定，尽显对过往经验与成识的重视，并应和着极具初始意味及范式意味的形式义，向人们昭示了其正当性的取得绝不仅在诗艺本身，更联结着中国人的自然观与哲学观，具有强烈的人文性。
而从诗学知识生成的角度考察，这种用语的稳定与后出转精，概见诗学知识累积的历时性及生成逻辑。它在创作—批评实践中凝练成经验，给人提供了有明确合法性与辨识度的观念与主张。借此，后人搭建起基准性的共识平台，使诗学知识得以普及推广。间或有所补正，更使之稳定为成熟的知识，并最终在历代人的记忆中得以永久保存。
最能体现这种过程的，是古人对文论范畴的承继与运用。受哲学范畴影响，文论范畴多从自然人事中来，以经验事实为基础，再继之以理性概括。有鉴于传统范畴是“一套可以发展不同思想体系的基本名言”，一方面具备超越不同思想的中立性，一方面又有参与承受不同思想体系的潜入性，它们成为论者构建理论的基本用辞。其间，作为意义更为精粹的“成辞”，被广泛引入非常自然。
历代论者对其原有的构成方式及语言形式始终尊重依从，对其固有的意义边界更不轻易打破。当西人独任主观，自铸伟辞，中国人宁愿感受同一种传统，不以趋新骛奇为念，而通常取一种因循推衍的方式来延展既有范畴，由它们彼此间的循环通释来达成意义互决。诗学范畴生产因此具有连锁性特征，特别是一些健动的元范畴和核心范畴，常能交叉复合，牵衍形成范畴集群，意义上环环相扣。如以“象”为核心，由“兴象”而“意象”而“虚象”而“象外象”。有些新衍生的“合体范畴”较原“单体范畴”有补充深化作用，如“圆机”之于“机”、“深静”之于“静”；有些新衍生出的“虚性范畴”较原“实性范畴”能化浅显为幽邃，如“虚灵”之于“灵”、“虚神”之于“神”。但其关键字面并未改易，由词源线索提示的知识承传脉络始终清晰可辨。
作为思维对客观对象的抽象规定，范畴自身形态的稳定与意指必须明确一样，原必不可少。宗经征圣的传统更使浸淫其中的古人不愿冒不被认同的风险，所以对前人创设的范畴大多能概括承受，即使有所质疑，也不轻易抹倒，而努力在借鉴修正中延展其义，使其规范的幅宽更大，辨析的能力更强。要之，不否定或弃用“成辞”，而使之持续展开、不断演进，这种批评模式构成了传统诗学知识生产的又一个显著特点。它既使前人的经验得以延续与保存，又为新知识的创造与汇聚留足了更大的余地。
长期以来，学界普遍认为古代知识论缺位。有鉴于古人所习得的知识根植于各种实务，为群体所遵信与共享，说它缺位未尽客观，说它无效更有悖事实。相反，因是有意识的努力，不断调用“成辞”以焕生其新义，它已然成为一种“结构化的经验”，而这样的经验显然正符合知识的定义。
汪涌豪，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摘自：《文艺研究》2025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