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长东，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胡伟，北京大学社会治理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摘 要：不平等与政权稳定和政治转型之间的关系是近年来比较政治学研究的热点之一，但对于二者关系的实证研究却没有形成一致的结论。通过分析经济不平等对政治转型影响的研究可以发现不平等与政治转型之间的关系是高度复杂的。鲍什、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等人用政治转型的再分配模型来解释不平等、再分配和政治转型之间的关系，在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但这一政治转型的再分配理论在理论预设和实证结果上却受到了诸多质疑。面对这些质疑，学者们对相关研究进行了反思和改进。归纳总结已有研究，有利于进一步深化对不平等、再分配和政治转型相关议题的理解。
一、引言
政体的变迁是最重要的制度变革之一，政治转型尤其是向选举式民主政体的转型也得到了学界的高度关注，成为比较政治学中最为成熟的研究领域之一。这一“转型学”被认为是比较政治学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期的主导范式。经过多年的发展和积累，政治转型研究已经形成了多个理论流派：以现代化理论为代表的结构范式用一些社会经济结构变量，如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财富与收入的不平等等，来解释政治转型；社会力量范式继承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思路，用不同阶级的特征和阶级间的相互关系来解释政治转型；策略范式用精英之间的互动和策略来解释政治转型；经济范式用经济学中的形式模型来解释政治转型。从经济不平等这一21世纪的全球最大挑战出发，通过再分配机制来解释政治转型的发生及其对不平等的影响，是转型学21世纪以来主要的理论进展。该理论围绕以下问题展开了许多研究和争论：选举民主制国家会更公平、更平等、更自由吗？不平等和分配冲突是政治转型的驱动力吗？政治转型之后确实能降低不平等程度吗？不平等程度高的转型国家更难巩固吗？
用经济（不）平等来解释政权稳定和选举型民主体制的产生和巩固可谓由来已久。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就认为如果一部分人拥有大量财富而另一部分人一无所有，结果要么是极端民主（暴民统治），要么是寡头统治。托克维尔（A. de Tocqueville）在对美国民主的考察中就发现，“条件的平等”是民主最重要的先决条件：在民主社会的两个极端之间（富人和穷人），应该有广大的中等收入群体，他们拥有足够的财产来维持秩序。现代社会科学也强调经济资产的平等分配程度对于政治转型的重要性。比如李普塞特（S. M. Lipset）就强调了广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对于政治转型的重要调节作用，如果社会是由大量贫困群体和少量精英组成的分裂社会，则会导致寡头统治（基于少数的独裁）或暴政（基于多数的独裁）。罗伯特·达尔（R.A. Dahl）在其著作《多头政治》中对于不平等对民主的影响也有专门论述，讨论了政府是否回应不平等问题、民众如何看待不平等、各种社会裂痕的分布状况等问题对政权持续性的影响。这些研究对不平等与民主体制的产生及巩固的影响进行了深入讨论，试图解释其中各种机制，虽然缺乏严谨的论证，却有深刻的洞察力。
尽管关于不平等和民主的理论研究源远流长，但直到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才逐渐出现关于不平等和政治转型的定量实证研究。大量文献的实证结果显示不平等对政治转型产生了消极影响。也有学者考虑到了不平等和政治转型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如布哈特（R. Burkhart）认为，以往的研究多检验不平等和政治转型之间的线性关系，而忽略了二者之间非线性相关的可能性，他对1973—1988年期间56个国家的研究发现，收入分配和政治转型之间存在着非线性关系（倒U形曲线）：高度和低度的不平等都不利于政治转型，政治转型容易在中度不平等的条件下发生。
本文试图通过系统分析不平等和政治转型关系的研究，尤其是审视其再分配机制，来评价这一理论的得失，并在此基础上探讨这一理论对进一步研究的启示。
二、不平等导致政治转型？
同样是关注经济不平等和政治转型的关系，一些学者不仅仅通过定量研究来归纳和证明经济不平等和政治转型之间的因果关系，还通过形式模型（formal model）来演绎这种关系。其中最具开创性和影响力的当数鲍什（C. Boix）的研究，以及阿西莫格鲁（D. Acemoglu）和罗宾逊（J. Robinson）（以下简称AR）的研究。
鲍什和AR的理论都预设民众和精英都有一定的利益和偏好，他们基于这些预设建立博弈模型，并利用数学推导求出均衡解而推出研究假设。他们都假定社会可以简要地区分为占少数的精英和占多数的普通民众这两个群体。对于少数的精英（富人）来说，他们反对再分配性的税收；而对于多数平民（穷人）来说，他们赞同再分配性税收。基于这种再分配问题，二者就产生了深刻的矛盾，在衡量各自成本和收益的基础上，双方就会产生镇压、革命、政治转型、政变等策略性行动。鲍什和AR的模型都是建立在梅尔策（A. H. Meltzer）和理查德（S. F. Richard）的政府规模和中间选民理论的基础上的：一个社会的收入分配的分布一般是右偏的，即平均收入高于中位收入；如果处于民主社会下，基于多数决定的投票规则，政策由中位选民决定；收入不平等程度越高，中位选民收入就越接近穷人群体，他们就越会支持再分配程度高的政策。简要来说就是，政治转型通过将政治权力扩大到社会较贫穷的阶层，从而设定更多有利于穷人的政策，这种再分配的政策会减少不平等。所以富人和穷人就会基于现有的经济不平等状况，分析不同程度的再分配政策的成本和收益而选择建立何种政权，因此鲍什和AR的理论也被称为政治转型的再分配理论。
对于鲍什而言，不平等程度和资产流动性是政权更迭的两个核心自变量：不平等程度决定了民众再分配的诉求，财富的专用性程度决定了精英们的选择——讨价还价还是压制。一方面，经济不平等程度越低，就越容易发生政治转型。鲍什说：“财富分配越不平等，大众对于再分配的诉求就越高……但是随着潜在的财富转移水平的不断加大，掌权者对于财富的欲望就会增长，政治转型与民主稳定的可能性就会稳步下降。”在一个收入相对平等的社会，富人面对穷人提出再分配诉求的压力就会降低，富人所需支付的赋税更低，再分配政策对于富人的成本更小，所以相对于镇压多数民众的政治转型的需求而言，富人对民主制度更为容忍。相反，在一个高度不平等的社会，政治转型后富人要承担相当高再分配成本，他们倾向于选择镇压民众的政治转型需求。所以，政治转型在高度不平等的社会不易发生。另一方面，资产流动性（资产专用性）越高，政治转型的可能性也越大。具体而言，如果资本流动性增加，资产所有者可以轻易地将资产转移，他们面对再分配的压力就会减少，民众就不会提出过高的再分配要求。
AR的预设和鲍什大致相同，但AR提出了一个更为细致的政治转型的再分配模型。鲍什侧重于考虑不平等程度下富人的成本和收益，对模型中的另一群体——穷人的成本和收益考虑较少。AR就认为，不平等的作用是两方面的。一方面，不平等程度越高，富人面临的再分配成本就越高，他们对民主制度就越抵制，这和鲍什的分析大致是相同的；但是另一方面，对于穷人来说，不平等程度越高，通过革命建立政权后他们的再分配所得也就越高，所以不平等程度的提高会增强革命和建立新政权对穷人的吸引力。如果把这两个方面综合起来考虑，AR认为不平等和政治转型的可能性之间是一种倒U形关系。在最平等的社会中，政治转型和再分配对穷人没有很强的吸引力，他们不会通过革命调整现有政权，富人也没有政治转型的动机，所以政治转型的可能性较低；在最不平等的社会，民众有强烈的转型需求，但是富人则面临着高度的再分配成本，因此有强大的动机去镇压这种需求——所以，高度不平等的社会导致一个压迫性的政体；而政治转型恰恰最容易出现在中度不平等的社会当中——因为穷人对现存体系不是完全满意，富人对民主的憎恶也没有达到要用镇压去阻止它的程度。此外，相比于鲍什，AR的模型更具动态性，解释了民众为什么不满足于短期的再分配政策，因为只有制度转型才能解决权力安排和再分配的可置信承诺的问题。
三、简洁不一定美：对政治转型的再分配理论的批评
政治转型的再分配理论用经济不平等来解释政治转型，将政治转型选择看作是富人（精英）和穷人（大众）在一定的不平等及其他条件下对再分配的成本和收益而做出的理性考量。鲍什和AR运用形式模型，基于清晰明确的理论预设，根据严格的数学和逻辑推演，建立起了一套严密的理性选择的解释框架。他们的理论丰富了政治转型的研究范式，具有开创性的贡献。但是，虽然在理论的简约性和逻辑内洽性上十分具有吸引力，政治转型的再分配理论也面临两大挑战：一是其理论预设过于严苛而太脱离实际，二是其实证上的支持模糊不清，甚至大量数据和实证研究的结论与之背道而驰。表1归纳了政治转型再分配理论的主要预设、论点及其批评。
如前文所述，达尔在其经典著作《多头政治》中讨论了政府是否回应不平等问题、民众如何看待不平等、各种社会裂痕的分布状况等问题对政权持续性的影响。出于理论简洁的需要，这些复杂问题在上述的模型分析中都被忽略了。
预设1面临着严重脱离现实、过度简化的问题。如达尔和其他学者所论述的那样，在发展中国家，社会往往存在多种社会裂痕，在发达国家，社会则可能存在代际、行业等社会裂痕，这些裂痕会影响民众的认同和集体行动。即使财产和收入是主要的社会裂痕，马克思主义者也提出无产阶级从一个自发阶级成为自为阶级而展开集体行动是需要很多条件的。简单预设不平等会造成两个群体各自的集体行动，存在着理论和实证的多重挑战，是一个过于大胆的预设。艾弗森（T. Iversen）和格普勒鲁德（M. Goplerud）对梅尔泽和理查德关于现代发达民主国家的解释力提出了质疑，认为后者对于再分配政治的理论是单维的，现实世界中三个方面的发展已经使得它难以理解当今世界。第一，随着私人保险和信贷等市场的发展，不断扩大的私人供给形成对公共供给的替代和补充，福利国家已被许多人视为一种纯粹的再分配工具，而再分配政策本质上是多维的；第二，诸如移民、种族、后物质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等非经济问题日益突出，它们通过促成性的政策捆绑和联盟而影响再分配政治；第三，国家的政治通常按照种族、种姓和宗教等因素划分，如果要了解转型国家，就不能简单地采用分析西方国家的单维模型去分析。艾弗森和格普勒鲁德还介绍了几个理解再分配政治的多维模型：奥斯汀－史密斯（Austen－Smith）和沃勒斯坦（Wallerstein）模型、艾弗森（Iversen）和索斯吉斯（Soskice）模型、沙瑶（Shayo）模型。这些多维模型关注了非物质因素对再分配政治的影响，并且认为再分配政治本身也具有内在的多维性，因为它可能针对不同群体的利益和成本。哈格德（S. Haggard）和考夫曼（M. Kaufman）也对这种政治转型的分配理论提出了质疑。他们使用从1980年到2000年之间的“第三波”浪潮中关于政治转型和回潮的原始数据，利用因果过程观察的方法，发现即使对精英和大众之间的分配冲突使用极其宽泛的定义，也有超过40%的政治转型不符合政治转型的再分配理论，并且他们的数据表明大量的政治转型是发生在高度不平等的国家（无论是鲍什还是AR都认为高度不平等的国家不容易发生政治转型）。对于政治回潮来说，也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情况是由精英和大众之间的分配冲突所驱动的，因此，不平等和政治转型之间存在着其他替代性的解释机制，而不仅仅是再分配冲突。
预设2同样面临根本性的挑战——政治转型的再分配模型依据中间选民定理，认为具有决定性的中间选民可以设定再分配的水平，倾向于更多的再分配——这一理论基础也受到了一些学者的质疑。瑟维尼（F. Scervini）研究了中间选民在再分配过程中的作用，为了将中间选民的作用和再分配过程联系起来，他使用了包括每个人税前收入和再分配所得的数据。利用高质量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后发现，不平等程度和再分配水平之间的关系符合再分配理论的观点，但是如果仔细考察中间选民的特征和作用可以发现，再分配理论中中间选民的作用是有限且可疑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中间选民得到的现金转移的金额稳步下降；民主的程度对于再分配的数量没有足够的解释力；对于中间选民来说，收入再分配的效应小于富人和穷人；与再分配理论相反，中间选民与富人收入差距越大，再分配水平反而越低。
有文献进一步分析了连接不平等和再分配的微观基础，指出民众的认知、观念等心理因素会对不平等、再分配和政治转型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这会导致政治转型的再分配理论不具有解释力。有学者强调客观不平等和主观不平等的差异，如金佩尔森（V. Gimpelson）和崔斯曼（P. Treisman）认为，政治转型的再分配模型假设普通人知道现实的不平等有多严重，它们是如何变化的，以及自身在收入分配中的位置，但是通过各种大型跨国调查数据分析，他们发现，近年来普通人对这些事情要么知之甚少，要么存在很大误解。不管数据来源、操作化和测量方法如何，普遍的无知和误解大量存在。此外，感知到的不平等（而非实际的不平等水平）与再分配需求以及贫富冲突密切相关。因此，大多数关于不平等的政治影响的理论中的所谓不平等需要被重新定义为关于感知的不平等。佩利瑟尔（M. Pellicer）等人发现，再分配需求不会像基本的政治经济学模型预测的那样对不平等作出反应，高度不平等的国家往往表现出较低的再分配需求。他们分析了这种情形的社会心理学原因，提出了可以解释这一矛盾的路径：如果公民认为高度不平等是不可避免且无法改变的，那么他们可能会变得顺从，不需要再分配来应对这种情况；反之，通过在南非进行的干预实验，对干预组的民众展示了其他一些不平等程度较低的国家的信息，干预组的民众就可以意识到不平等不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具有较高的再分配需求。类似的，布索罗（M. Bussolo）认为客观的不平等和民众的不平等认知差距越来越大，因此有必要建立不平等认知和再分配需求之间关系的模型。客观宏观变量影响了不平等观念的形成，而不平等观念和再分配需求是高度相关的，这种相关性替代了客观宏观变量和再分配需求之间的相关性，客观宏观变量仅通过个体对平等的感知来影响个体对再分配的需求。
此外，阿莱西纳（A. Alesina）和安吉利托斯（M. Angeletos）认为，民众对于社会竞争公平性的信念和什么决定收入的认知这两个因素会影响其对再分配政策的态度：如果社会信念相信个人努力决定了收入并且个人有权利去享受努力的成果的话，那么这个社会就倾向于低度的再分配和低税收，在这种均衡状况下，社会中努力的作用是关键性的，而运气的成分是有限的，市场经济的结果也会相当公平，由此这种社会信念是自我实现的（self－fulfilled）；反之，如果社会信念认为运气、出身、关系等决定了个人财富，那么这个社会就会征收高税收，这扭曲了分配和市场激励，同样使得这种信念是自我维系的。所以，这种社会信念有助于解释收入不平等和再分配政策选择的跨国差异。
与预设2相关，预设3——民主体制的建立理应带来更高的税收和再分配水平——同样面临着挑战。穆里根（C. Mulligan）等人比较了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在一系列公共政策上的差别，他们没有发现民主对再分配性政策有稳健性的影响，甚至民主政体并不倾向于实施再分配程度更高的个人所得税。他们因此提出，民主政体的政策并不一定反映出更平等的权力分布，这些经济和社会政策是效率、代际冲突、行业职业冲突等各个因素权衡的结果，而不是与某种特定的政治制度相关。车布（J. Cheibub）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他根据1970年至1990年期间收集的108个国家的数据，发现不同国家之间税收水平的差异并不是因为政治体制的不同。另外，政治转型的再分配理论预设民主会导致更加累进的税收，对此，有学者研究发现选举权的扩张最初会减少征收个人所得税的可能性，最终普遍选举权可以导致个人所得税增加，但是需要税收征收成本在一定的阈值之下。斯吉夫（K. Scheve）和斯塔萨维奇（D. Stasavage）也发现，民主与税收累进率或资本税率之间没有相关性。虽然政治转型的再分配理论认为政治转型会带来更为平等的收入差别，但是仍有研究指出政治转型和经济不平等之间的关系是模糊的。如替蒙斯（J. Timmons）使用更新更可靠的数据和更合适的模型，发现政治转型是不是会导致经济平等尚无定论。巴尔卡扎（C. Balcazar）认为政治转型和不平等之间的关系是非线性的，其最开始会导致不平等增加，随后才能减少不平等。此外，有学者认为政治转型的再分配理论在解释一些国家的民主崩溃时并不适用。
从概念上而言，如亨廷顿（S. P. Huntington）所言，作为政府形式的民主和作为政府有效程度的税收和再分配能力二者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并不一定相关。斯莱特（D. Slater）等人的研究认为在后殖民国家，新兴转型国家往往并不具备更高的再分配能力。他们利用1972年至2007年的139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分析发现，与再分配模式的预期相反，再分配税收与军事政变和民主崩溃的可能性呈现负相关，并且政治回潮并没有系统性地减少对富人的再分配；他们进一步考察东南亚一些国家的案例发现，再分配模型在解释民主崩溃方面的失效很重要的原因是忽略了国家能力，民主崩溃不是由于精英和民众的再分配冲突导致，而是由于孱弱的国家能力产生。此外有学者指出，不同国家的国家能力在不平等对政体更迭的影响中发挥了作用，索菲亚（H. Soifer）认为，对于缺乏汲取能力的国家，理性的经济精英不应担心失去政治权力会导致有效的再分配，所以在国家能力强的国家，不平等对政权更迭有负面影响，但是在国家能力薄弱的国家，不平等对政权更迭没有影响。③还有一些文献表明社会流动性对于民众的再分配需求发挥着调节作用，当社会流动性强时，今天的穷人可能不会支持高税率和再分配，因为他们担心，如果他们将来变得富有，这会对他们产生负面影响。
另外，库特森（C. Knutsen）和魏格曼（S. Wegmann）指出，虽然很多人把再分配和民主体制联系在一起，但很少有人将再分配视为其最核心特征之一。通过考察什么因素决定了个人会不会把再分配视为民主的最核心特征之一，他们发现，从累进的再分配中获益更多的人（即受教育程度低、属于较低阶层的人）更有可能将再分配作为民主体制最核心的特征之一。库特森和魏格曼进而认为这个发现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新兴民主国家并没有比非民主国家提倡更多的再分配政策以及为什么收入不平等和政治转型之间没有直接关系。
预设4富人害怕政治转型后的再分配甚于转型前的掠夺也受到了诸多质疑。反再分配理论家则对精英是统一的这一假设提出质疑，并把资本家区分为经济精英或政治精英。贝林（E. Bellin）认为资本家是“有条件的”民主主义者，因为他们面临着对国家的依赖与对社会动荡和再分配的恐惧的不同组合。基于这两个变量，她建立了一个2乘2的矩阵来预测资本家对民主的偏好或不信任。贝林断言，在经济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发展中国家，支持现政权的情况尤其可能出现，但是当二者都不明显的时候则可能支持政治转型。有学者认为资本家害怕掠夺性权力以及掠夺的不确定性，而民主体制则能制约掠夺性权力，因此对其有所偏好。这一思路某种程度上回到了摩尔等人所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传统中。
当理论的预设存在严重问题的时候，其实证研究结果自然会出现问题。如前文所述，政治转型的再分配理论并没有获得实证研究的系统支持。除了关系不确定，一些文献表明，不平等和政治转型之间的关系远非那样简单，在不同的条件或不同的情境下可能呈现不同的结果。如有学者考虑到了专制国家的异质性对于不平等和政治转型问题的影响。侯勒（C. Houle）认为，过往对于经济发展和不平等对于政治转型影响的研究，问题在于假设经济发展和不平等独立地影响政治转型。侯勒利用一组涵盖了1960年至2007年间几乎所有专制国家的数据，发现不平等对政治转型的影响实际上取决于收入水平：在中等收入国家，不平等促进了政治转型；然而，在富裕国家，它损害了政治转型。而多什（M. Dorsch）和马利克（P. Maarek）考虑到专制政体本身的不平等程度对其政治转型的平等效应的影响，认为专制政体内部异质性程度较高，在这种情况下，政治转型不是简单地具有平等主义效应，而是将收入平等程度推向“中间状态”，即收入平等的专制政体在政治转型之后变得更加不平等，而政治转型在高度不平等的专制政体中具有平等效应。这种效应似乎是由市场不平等的变化所驱动的，这表明，平均而言，政治转型导致了市场机会的再分配，而不是直接的财政再分配。阿雷曼（J. Aleman）和伍兹（D. Woods）认为目前的研究对于不平等和再分配之间关系未能提供满意的答案，因为这些研究通常不承认不平等和再分配之间的关系存在时空异质性，也没有使用有关政府再分配和收入的跨国可比数据。鉴于此，阿雷曼和伍兹使用了许多统计模型来处理这种关系的复杂性。他们发现，在控制再分配和市场收入不平等的内生性之后，不平等与再分配之间存在短期的正相关关系，而从长期来看，不平等增加了发达国家的再分配，但减少了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再分配。
四、对政治转型的再分配理论的反思
上述文献表明，政治转型的再分配理论在理论预设和实证分析上都存在严重的漏洞，难以解释不平等、再分配和政治转型之间的复杂关系。针对各种批评，阿西莫格鲁等学者重新审视了不平等、再分配和选举型民主之间的关系。他们提出民主未能像预期那样带来更高程度的再分配从而降低不平等可能是因为存在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民主可能被精英俘获。尽管法律上的权力（主要体现为投票权）被分配给包括穷人在内的所有人，但富裕阶层仍可以采取其他行动——如政治游说——增加事实上的权力，来抵消选举民主可能带来的再分配压力。且民主体制会受到转型前统治的影响，精英可以通过形成有利于继续施惠的联盟来产生影响，还可以在政治转型之前就通过宪法和法律规定限制再分配权力的范围和程度，使得能够政治转型的社会必定是再分配程度有限的社会。此外，政治转型可能会提高政府的税收和再分配能力，但不一定会减少不平等，因为精英可以将财政支出重新定向到自己身上。
第二，政治转型会导致“不平等增加型的市场机会”（Inequality－Increasing Market Opportunities）。比如，在种族隔离制度结束之前的南非和计划经济时期的东欧，大部分民众被限制在低技能的体力劳动中。由于这些人本身是高度异质性的，他们当中一些人由于受体制所限，无法最大化利用自己的才能。而一旦政治转型后，劳动力得以自由流动，公平的市场带来的优胜劣汰可能会加剧之前被排斥或者被压迫群体内部的不平等，从而加剧整个社会的不平等。最后，根据戴雷科特定律，民主确实会增加税收，但是由此产生的收入会倾向于中等收入群体，因此不一定会减少整个社会的不平等：再分配的结果取决于中等收入群体在社会中的相对位置——如果中等收入群体比富人穷得多，再分配就会更加平等；如果中等收入群体比穷人富得多，再分配就会更加不平等。此外，实证检验发现，民主对税收和不平等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其能够促进税收，但是对不平等影响有限，民主能够增加再分配和减少不平等所需的条件需要学界进行更为系统的研究。
斯吉夫（K. Scheve）和斯塔萨维奇（D. Stasawage）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反思，他们认为转型社会的几个关键特征能够使得财富不平等依旧存在：第一，当社会存在财富差异之外的社会裂痕时，就会抑制财富平等政策（wealth－equalizing policies）的采用；第二，选民对财富再分配政策的偏好受到选民对再分配政策公平感知的影响，虽然那些财富较少的人希望重新分配财富，但这种支持也取决于公民是否认为这些政策是公平的；第三，如果转型过程被富有阶层操纵的话，就不会出现财富平等政策，何时、何地以及为何出现这种现象是很重要的研究议题。
另外，对于不平等、再分配和政治转型之间的关系，一些学者提出了替代性的解释。斯吉夫和斯塔萨维奇认为传统的选举权扩张导致再分配理论忽略了大规模战争以及大众动员对再分配政策的关键影响。他们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参战国与非参战国进行差分法比较之后发现，战争的大规模动员与税收累进率的显著提高有关，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无论是普选制度的确立，还是左翼政党执政的到来，都与税收累进率的大幅提高没有系统的联系。安塞尔（B. Ansell）和萨缪尔斯（D. Samuels）提出了一种契约论（contractarian approach）的替代性理论，他们认为政治转型不是精英因为害怕穷人会通过转型来分配其财产的结果，而是政治上被剥夺公民权且经济上正在崛起的群体反对统治精英剥夺其收入和资产的结果，政治转型是精英内部谈判和算计的产物，而不是应对来自下层的威胁的再分配的反应；并且不同种类的不平等影响截然不同，土地不平等程度低的政体更容易产生政治转型，而收入不平等则会促进政治转型，这和政治转型的再分配理论是相悖的。
五、总结与讨论
纵观目前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不平等、再分配和政治转型之间的关系是不明确的。针对其中两个主要的问题——不平等是不是有利于政治转型，选举型民主制是否带来更多的再分配从而减少不平等，目前的实证研究尚没有给出一个统一的答案。以鲍什和AR等学者为代表的政治转型再分配理论对这些问题给出了解释，但他们的解释在理论预设上远离现实，在实证研究上也普遍遭受质疑。尽管对于这些问题在理论和实证上缺乏一致性，但是已有的文献为我们进一步深化相关研究提供了借鉴。对于不平等、再分配和政治转型的相关研究，可以通过对以下问题的改善而得到推进。
首先，数据的来源、测量指标的选取和模型设定等问题。可用的数据通常不是随机分布的，侯勒指出主流的不平等数据样本系统性地偏向富裕的转型国家，得出的结果自然就有偏差；对于不平等、民主、再分配等指标的选取也是困难的，根据不同的指标进行的研究其结果往往会有很大不同。什么指标才是最合适的不仅是一个实证问题，也是一个理论上需要慎重考量的问题。此外，对于不平等、再分配和政治转型问题的研究面临着内生性问题的挑战，需要考虑到可能的反向因果，过往很多研究使用截面数据，很难控制国家固定效应，不平等和政治转型之间的关系容易受到其他因素的混淆，而面板数据能帮助解决这一问题。
其次，不平等仅仅是经济的不平等吗？或者说社会仅仅因为经济差异而产生分裂吗？我们在将社会分为精英和大众时是否过于简化了现实？我们想探究经济不平等对政体的影响，但同时必须注意社会在意识形态、宗教、种族等问题上存在的社会裂痕及其可能影响。忽视这些社会裂痕也是许多学者指出的政治转型的再分配理论在实证上的支持模糊不清的重要原因。此外，民众对不平等的感知、对政治转型和再分配的需求是主观的，民众的不平等感知与客观现实往往存在差距，而民众的认知和观念等心理性因素却常常具有决定性作用。所以，在研究这些问题时需要关注到心理性因素对客观现实的影响。如上所述，有越来越多研究者考察了主观不平等、政策公平感等心理性因素的作用。
最后，政治转型的再分配理论虽然考虑到了精英对于民主的威胁，但是往往忽略了一些潜在的影响因素，这就是许多研究者所提到的精英对民主的俘获。这一现象会扭曲政治转型与再分配和不平等之间的关系。
通过以批评的眼光看待西方理论，梳理和剖析政治转型、再分配和不平等之间关系的相关文献及其发展脉络，吸收其科学合理的成分但批评其逻辑和实证的不足，能对我们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有所借鉴。此外，对西方选举式民主及其在发展中国家的运行及其制度绩效的分析，也有助于我们破除对西方选举民主的许多迷思。
原文刊发：《学海》2025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