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绍先，宁夏大学阿拉伯学院（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研究员
来源：《当代世界》2026年第2期；当代世界
内容提要：以色列始终追求自身“绝对安全”，坚持具有绝对性、单边性和排他性的“绝对安全观”。以色列建国以来，在中东地区冲突频发、美国干预加持背景下，不断扩展和强化“绝对安全观”，并由此开展管控巴勒斯坦、挑战伊朗、威慑周边阿拉伯国家等具有地区破坏性的安全战略实践。由于过度强调把持单边利益、忽视地区整体安全，以色列基于“绝对安全观”的政策取向与对外行动，导致巴勒斯坦问题僵持难解、中东局势动荡、地区安全困境长存。从历史看，犹太民族的历史记忆催生以色列“绝对安全观”的形成；从现实看，美国近乎无条件的袒护助推以色列“绝对安全观”的践行；从长期看，随着以色列“绝对安全观”的极化和美以“特殊关系”的持续，中东仍将面临复杂难解的安全困境和艰巨挑战。
关键词：以色列 绝对安全观 中东安全 美以关系
中东地区长期处于冲突频发状态，巴以冲突、伊核问题、大国博弈和地区地缘政治矛盾等问题交织。以色列作为中东地区关键行为体之一，其安全理念和政策对地区局势走向具有重大影响。自1948年建国以来，以色列一直追求自身“绝对安全”，“绝对安全观”成为其对外战略核心，这是导致中东地区长期陷入安全困境的重要因素。
以色列“绝对安全观”的历史演变
西方现实主义思想和犹太民族的历史经历共同构成以色列“绝对安全观”的理论源头与事实根基。20世纪40至60年代，在冷战背景下，各国高度关注利益分配和权力平衡，西方现实主义理论一度兴盛，深刻影响了当时的国际政治研究与实践。从公元1世纪起，犹太民族历经近2000年的民族流放和数百万人死亡的种族屠杀，逐渐形成一种意识：必须建立独立自主且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国家。1948年后，以色列建国初期便遭到周边阿拉伯国家的“围攻”，这直接推动“绝对安全观”成为现代以色列的全民共识。总体看，以色列“绝对安全观”的演变历经4个主要阶段。
第一阶段：1948—1973年“绝对安全观”形成。1948年以色列宣布建国后的第二天，由7个国家组成的阿拉伯国家联盟的联军即对其发动大规模进攻，第一次中东战争（也称“巴勒斯坦战争”）爆发。战争初期，以色列节节败退，后在美国推动下联合国安理会促成停火，以色列利用停火期重整军备、招募外援，在军事力量得到质的提升后，主动发起多轮攻势，相继攻占加利利地区、内格夫沙漠等，迫使阿拉伯国家签订停战协定。虽然以色列赢得“立国之战”，但战争初期面临的“灭顶之灾”及战后无天然屏障的脆弱边界线，使其树立起“安全无法依赖外部，只能靠自身军事力量”的强烈信念，从而确立“以实力求安全”原则，大力发展军事力量，推行“预防性防御”策略，通过军事行动巩固领土主权，形成以军事优势为核心的“绝对安全”认知。1967年以色列通过“闪电战”发动第三次中东战争，6天之内占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并占领叙利亚的戈兰高地和埃及西奈半岛，从而确立“领土缓冲等于安全”的认知，这是以色列“绝对安全观”的雏形。1973年，埃及、叙利亚对以色列发动第四次中东战争（也称“赎罪日战争”），打破以色列“不可战胜”的神话，以色列本土首次遭受大规模打击，其“领土缓冲等于安全”的幻想被击碎，促使其转向发展核威慑、情报网络和“先发制人”打击能力。总而言之，四次中东战争的实践使以色列最终形成“以绝对军事优势和战略威慑求安全”的核心安全认知。
第二阶段：1974—1990年“绝对安全观”扩展和强化。1974年在美国斡旋下埃及与以色列开始谈判并于1979年签署和平条约。1982年，以色列发动黎巴嫩战争。这两大事件对以色列“绝对安全观”产生多方面影响，如强化军事优先策略，将加强军事实力作为国家首要任务。黎巴嫩战争中的贝卡谷地之战，以色列空军一举摧毁叙利亚部署在贝卡谷地的19个地空导弹连，展现了强大的空军力量，进一步强化其通过军事手段维护安全的观念。与此同时，以色列安全观的内涵也有所扩展：黎巴嫩战争后，以色列面临的安全威胁更加多样化。真主党等非国家行为体的崛起，以及火箭弹等不对称武器的威胁，让以色列意识到其安全不仅取决于传统军事防御，还需要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促使以色列更加注重对周边地区局势的控制和对非国家行为体的防范。
第三阶段：1991—2000年“绝对安全观”调整。1991年冷战结束后，美国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单独主导中东事务。鉴于自身全球战略利益，美国需要维护中东地区和平与稳定，于是在1991年10月30日主导召开了马德里中东国际和平会议，启动中东和平进程。以色列的安全战略不得不随美国的战略变化而一并调整。这一时期以色列“绝对安全观”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从军事对抗走向和平谈判，“和平边界”成为其安全战略追求的目标。1993年以色列修订《预防恐怖主义条例》，解除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简称“巴解组织”）接触禁令，并与巴解组织签署《奥斯陆协议》。二是重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防御，海湾战争中伊拉克向以色列发射“飞毛腿”导弹，使以色列更担心周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为加强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预警能力，以色列发射“地平线一号”和“地平线二号”卫星、完成三军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并且以自己拥有的核武器对其他国家构成核战略威慑。虽然这一时期以色列短暂调整安全策略，参与多边和平谈判，尝试通过政治手段缓解安全压力，但由于后期恐怖主义袭击及小布什上台后美国战略调整等因素，以色列对“绝对安全”的诉求再次占据主导地位，中东和平进程陷入停滞。
第四阶段：2001年至今，“绝对安全观”“无限”扩展。由于安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以色列对“绝对安全”的理解也随之严苛。在传统单一的军事安全之外，国家安全的内涵被拓展至反恐安全、能源安全、科技安全等多重维度。在国家安全多元化、威胁预判外延化背景下，以色列“绝对安全观”朝着追求战略纵深、增强主动防御的方向拓展。“9·11”事件后美国发动所谓“全球反恐战争”，先后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东地区反恐形势严峻，伊朗核问题凸显，地区非国家行为体（如巴勒斯坦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等）崛起，以色列面临的安全威胁更加复杂。以色列安全战略思维升级，在理念上从单一防御转向多元布局，在范围上由国土与控制区维稳向域外缓冲延伸，强调“主动塑造”更大范围、更加立体的安全环境。以色列先后从加沙地带撤离军事据点和定居点，花费巨资沿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修建隔离墙（以色列称“安全墙”）。此外，以色列认为本国面临的冲突范围已升级为“七线作战”，再次谋求拓展安全缓冲区域，为本土安全增加地理屏障。总之，这个时期以色列将反恐与应对伊朗核威胁作为安全核心目标，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策略，强化对巴勒斯坦地区的管控，“绝对安全观”在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与地区大国竞争中呈现出新的表现形式。
从演进脉络看，以色列“绝对安全观”的核心内涵可概括为三个方面。首先是安全目标的绝对性。以色列追求“零威胁”安全状态，任何可能对以色列生存与发展构成“威胁”的潜在因素都必须被彻底消除，因此以色列不接受“相对安全”的概念。其次是安全手段的单边性。以色列在自身安全保障上过度强调以军事力量等硬实力为核心手段，动辄采取单边行动，如定点清除、“先发制人”式军事打击等，对多边安全合作机制持怀疑态度，无视与地区国家构建安全互信的重要性。最后是安全认知的排他性。以色列将自身安全与地区其他国家的安全割裂开来，甚至认为部分地区国家的存在本身就是对以色列安全的“威胁”，忽视地区安全的整体性与关联性，极少考虑其他国家的安全关切。
以色列“绝对安全观”的具体实践
长期以来，以色列视巴以冲突、以伊对抗和阿以矛盾为威胁国家“绝对安全”的核心因素。对此，以色列倚仗美国支持，通过采取军事管控、战略威慑、制裁施压等多重手段，对巴勒斯坦、伊朗及周边阿拉伯国家进行持续战略打击和遏制，不断强化自身在中东地区的安全保障，巩固和扩大战略优势。
一、对巴勒斯坦实施“安全隔离”
第一，扩建犹太人定居点。以色列在1967年占领约旦河西岸后，迅速开启犹太人定居点建设，其发展历程如下。一是初始阶段（1967—1977年）。时任以色列副总理伊加尔·阿隆提出“阿隆计划”，要求在约旦河沿岸建立安全带，沿约旦河谷建立一系列准军事性质的犹太人定居点。其间，以色列在被占领土地上修建42个定居点，定居者总数约6000人。二是快速扩张阶段（1977—1992年）。这一时期，以色列大力推进犹太定居点政策，宣称约旦河西岸地区40%的土地属于以色列的“国有土地”，大量资金的注入和优惠政策的实施使犹太人定居点数量和规模急剧增长。三是相对缓和阶段（1992—1996年）。拉宾政府上台后，宣布冻结新定居点建设，但不包括原有犹太人定居点的扩建。随着前苏联地区犹太移民的涌入，定居点人数急剧上升。四是再次扩张阶段（1996—2005年）。1996年利库德集团再度掌权，大力支持在被占领土上扩建、新建犹太人定居点。联合国数据显示，从1967年至2000年，以色列没收了约旦河西岸60%的土地、加沙地带33%的土地用于建立定居点等。五是持续发展阶段（2005年至今）。2005年以色列实施“脱离接触计划”，拆除加沙地带全部21个定居点，但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仍在继续扩建。2024年11月联合国报告显示，约旦河西岸的犹太人定居点有350个，居住着70万定居者。2025年9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批准了约旦河西岸“E1区”建设定居点计划，该计划一旦实施，约旦河西岸将被拦截为南北两个部分。
第二，修建隔离墙。2002年6月，以色列以“防止袭击和保证民众安全”为由开始在约旦河西岸修建隔离墙。隔离墙不仅严重限制了巴勒斯坦人的出行，还将巴勒斯坦的村庄、城镇隔离得七零八落，引发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的极大仇恨。对此，国际法院早在2004年就裁定以色列违反国际法并应拆除隔离墙，但以色列政府回应“修建隔离墙是政治问题，不是法律问题，国际法院无权就此进行裁决”。加沙地带隔离墙的修建情况更为复杂。早在1994年，以色列就开始在加沙地带边界修建隔离墙。2007年哈马斯控制加沙地带后，以色列联合埃及陆续新建隔离墙和扩大军事缓冲区。2019年以色列国防部宣布在以色列与加沙地带交界处修建新的“智能”隔离墙，该隔离墙全长65公里，分为地上和地下两部分，并配有数百个摄像头、高压电网、自动机枪、雷达系统和地下振动传感设备。隔离墙还延伸至海上，并配备有海上越境侦测系统和远程武器控制系统。加沙地带的隔离墙建成后，以色列从海、陆、空全方位对加沙地带实施控制，严格限制水源、食品、工业原料和能源进入加沙，致使加沙地带成为名副其实的“露天监狱”。
第三，加强军事管控。长期以来，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东耶路撒冷和加沙地带实施不同形式的军事管控。在约旦河西岸，以色列设立大量永久性检查站，截至2025年检查站数量达到904个。以色列还在约旦河西岸包括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控制的城市频繁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随意逮捕巴勒斯坦人。在东耶路撒冷，以色列通过军事检查站和铁门将这座被视为未来巴勒斯坦国首都的城市包围起来，并在该市及其周边地区竖立88道屏障。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管控更呈现一种特殊的态势，特别是在2005年以色列单方面从加沙地带撤军后频繁对加沙地带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比如，2006年6月28日起，代号为“夏雨”的军事行动持续了四个多月，以色列抓捕了包括巴内阁部长在内的60多名哈马斯官员。2008年12月27日至2009年1月18日的所谓“铸铅行动”，以色列国防军对加沙地带实施空中打击和地面行动，共造成1400多名巴勒斯坦人丧生，5500余人受伤。2012年11月14日，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发起代号为“防务之柱”的军事行动，造成近160名巴勒斯坦人丧生，1300多人受伤。2014年7至8月，以色列国防军空袭数百个巴方武装组织目标，造成超过2000名巴勒斯坦人和69名以色列人死亡。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阿克萨洪水”行动，以色列随即对加沙发动大规模空袭并于10月27日启动地面部队攻入加沙。新一轮冲突持续逾2年，造成71395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71287人受伤。
二、联合美国对伊朗进行“极限施压”
以色列对伊朗的攻击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在舆论宣传层面，以色列大肆丑化伊朗形象，配合美国在国际上渲染伊朗“核威胁”和“支持恐怖主义”，通过制造虚假信息、定向传播、符号化攻击等手段，构建伊朗“邪恶政权+核威胁+恐怖主义+内部暴政”叙事。例如在联合国等多边场合，配合美国频频提出伊朗“人权报告”和“核违规证据”，推动国际社会孤立伊朗。又如，利用世界犹太资本对西方媒体的巨大影响，渲染伊朗“宗教极端”“神权政治”，并通过设立波斯语账号、短视频平台，煽动伊朗民众抗议和攻击政府，制造从内部颠覆伊朗政权的氛围等。
在政治外交层面，以色列竭力阻止伊朗提高地区影响力和发展核能力，积极推动国际社会孤立伊朗并对其实施制裁。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不断向国际社会提供“伊朗核计划进展”“支持恐怖主义”等所谓“情报”，渲染伊朗“核威胁”。2015年7月伊核协议达成前，以色列四处活动竭力破坏有关谈判，总理内塔尼亚胡专程前往联合国，在大会讲台上“图文并茂”演示伊朗即将突破核门槛进行核爆炸的情景，并竭力游说美国政府，试图阻挠签约。特朗普第一次就任美国总统后，以色列又成功说服其于2018年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
在军事行动层面，以色列大搞“影子战争”，频繁通过释放计算机病毒等方式破坏伊朗核设施运行。比如，2008年以色列联合美国开发代号为“震网”的病毒，并设法通过马来西亚软件公司使伊朗购入夹带病毒的离心机控制软件。2010年6月“震网”病毒暴发，该病毒控制并破坏了伊朗核设施的离心机设备，使其运行失控、高温自毁。此次攻击导致伊朗1000余台离心机出现永久性物理损坏，伊朗不得不暂停浓缩铀进程。2010年以来以色列摩萨德频繁在伊朗境内开展暗杀行动，杀死重要的核科学家和相关负责官员，其中最典型的是2020年11月伊朗“核计划之父”、时任国防部副部长法赫里扎德在德黑兰郊区被卫星遥控的机枪射杀。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之后，以色列对伊朗的“暗战”还发展为“明战”，双方分别于2024年4月和10月两次直接攻击对方本土目标，明显拉低了以伊直接开战的门槛。2025年6月13日，以色列以伊朗发展核武器威胁其生存为由对伊朗发动“先发制人”攻击，挑起两国间事实上的“12天战争”，并成功将美国拉入打击伊朗关键核设施的军事行动之中。2025年底，伴随着伊朗国内发生新一轮动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又一次访问美国，与特朗普探讨再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并对伊朗政府发出威胁。
三、对地区阿拉伯国家进行“实力威慑”
以色列继2000年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后于2006年再次入侵，打击黎巴嫩真主党，此后持续通过军事压力遏制真主党发展，维持北部边境安全。2024年9月，以色列制造震惊世界的“寻呼机事件”，并在此后通过定点空袭杀死黎巴嫩真主党领袖纳斯鲁拉，使黎巴嫩真主党受到严重削弱。对叙利亚，以色列长期以“打击真主党武装”“防止伊朗势力渗透”为由，空袭叙利亚境内目标。与此同时，以色列还密切关注阿拉伯国家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动向。据以色列军方证实，2007年9月5日深夜，以色列空军摧毁了叙利亚位于代尔祖尔的一座处于最后建造阶段的核设施。究其原因是以色列情报部门判定该处核设施将在2007年年底投入运行。类似的事件还在伊拉克发生过。1981年以色列对伊拉克发动代号“巴比伦行动”的空袭，出动14架F-15、F-16战机，将伊拉克的奥西拉克核反应堆主要建筑及设备彻底摧毁。2024年12月叙利亚局势剧变后，以色列又接连发动大规模空袭，目标包括叙前政府军弹药库、远程导弹基地、化学武器储存地、海军目标及研究中心等，完成对叙利亚的所谓“去军事化”。对其他阿拉伯国家，以色列则在美国主导推动的“亚伯拉罕进程”下与阿联酋、巴林、摩洛哥等国建交，通过经济合作、安全对话等构建有限的地区合作关系，但本质上仍以自身“绝对安全”为核心。
以色列绝不容许阿拉伯国家获得美国先进武器装备。以色列“绝对安全”理念实践凭借的是核武器与先进武器装备，特别是其空军的独特优势。因此，以色列密切关注地区国家发展核能力的动向，并且不容许中东地区国家获得先进武器，特别是美国先进战机和先进导弹防御系统。以色列除了与美国合作研发先进武器装备外，还能同步获得最新的美式武器装备，其要求美国提供给中东其他盟友的武器装备必须落后于提供给自身装备的一至两代。比如，以色列可以拥有美军最先进的F-35战机，而美中东其他盟友最多仅能拥有F-16的改进型战机。同时，以色列严密监视中东国家获得可能削弱以色列空中优势的先进导弹防御系统，包括俄罗斯的S-300、S-400和美国的爱国者、萨德反导系统。
拥有核武器也是以色列确保自身“绝对安全”的重要手段。以色列被广泛认为是中东地区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早在建国初期，由于地缘安全威胁等因素，以色列就决心发展核武器。1952年6月，以色列原子能委员会成立。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法国为换取以色列军事配合，向其提供核反应堆技术援助。1958年，以色列在内盖夫沙漠的迪莫纳附近开始建立核研究中心。1962年前后，以色列核反应堆进入临界状态，开始生产武器级钚。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前夕，以色列已成功组装首枚核装置。1969年，以色列与美国达成非书面协议，只要以色列不公开宣布拥有核武器、不进行核试验，美国就不再施压其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此后，虽然以色列政府一直奉行“核模糊政策”，既不承认也不否认，但其核能力仍不断发展。
以色列“绝对安全观”对中东地区安全的影响
以色列“绝对安全观”具有明显的对抗导向和单边主义特征，既激化巴以矛盾，又破坏中东地区稳定。2023年以来，以色列以谋求“绝对安全”为由，持续加强打击各类“反以力量”，致使中东地区国家安全焦虑加剧、军备竞赛升级，地区安全机制构建全面受阻。在此背景下，中东地区将难逃循环往复的“安全困境”。
首先，加剧巴以冲突，巴勒斯坦问题成为世界性难题。以色列追求自身“绝对安全”的做法，给巴以冲突的解决带来巨大困难，严重破坏巴以和谈的基础：在约旦河西岸持续扩建犹太人定居点，不断蚕食巴勒斯坦领土；长期围困加沙地带，使之成为地球上最大的“露天监狱”；对东耶路撒冷的管控和主权要求等，使巴以在边界划分、难民回归、东耶路撒冷归属等核心问题上矛盾难解。以色列通过军事铁拳追求“绝对安全”，在巴勒斯坦加沙和约旦河西岸修建隔离墙，设置检查站，特别是对加沙，仅允许民众维持最低水平的生存状态。这些都加剧了巴勒斯坦人的绝望情绪，催生了哈马斯等抵抗组织和巴勒斯坦人的反抗。以色列的做法使巴勒斯坦问题长期难以得到解决，成为世界性难题。
其次，引发地区军备竞赛，破坏地区战略稳定。以色列谋求自身“绝对安全”的做法对中东地区稳定产生诸多消极影响。以色列频繁的单边军事行动，如空袭黎巴嫩、叙利亚，特别是空袭卡塔尔直接刺激海湾国家产生寻找新的安全合作伙伴的念头。沙特阿拉伯与巴基斯坦签署共同防御协定，明确规定对一个国家的攻击就是对另一个国家的侵略。以色列还对伊朗发动“先发制人”的大规模打击，最终引发为期12天的以伊战争，地区局势剧烈动荡。2023年“阿克萨洪水”行动发动以来，以色列的强硬政策使阿拉伯国家与其和解的政治基础遭到严重冲击。沙特等国明确表示，除非妥善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否则不考虑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和对卡塔尔本土的攻击，实际上使中东安全架构面临崩塌风险。伊朗可能会重新制定核政策，甚至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疑将诱发中东的核军备竞赛。
最后，阻碍地区安全合作机制构建，“安全困境”加剧。以色列强化军事手段加剧仇恨与对立，其安全战略是基于“最坏情况”的考虑，将确保“绝对安全”作为目标，而军事手段成为最优先选项。2023年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以色列对加沙地带进行疯狂报复，致使加沙地带满目疮痍，并造成十分之一的人口伤亡。这种“不对等报复”和“无差别杀伤”明显加剧阿拉伯国家和非政府武装组织对以色列的敌意，势必加固仇恨链，催生出更多、更为激进的报复意愿，使整个地区陷入“越打击越危险”的安全困局。与此同时，以色列仍顽固拒绝推进和平进程、否认巴勒斯坦国合法性，并以强力打压反以力量来确保自身安全。这一行为致使基于国际共识的“两国方案”难以落地，实现和平的国际努力化为泡影，严重阻碍中东地区安全合作机制构建。以色列坚持推行强硬政策路线，不仅引发国际社会广泛不满，还导致其陷入自1948年建国以来程度空前的国际孤立。欧盟已经启动对以色列的制裁，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10多个西方国家转向承认巴勒斯坦国，西班牙、挪威等欧洲国家对以色列实施武器禁运。这使以色列战略选择空间进一步受限，其追求的自身“绝对安全”目标也更加难以实现。
总之，以色列“绝对安全观”强调单边安全，忽视地区安全整体性，对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包括中东无核武器区倡议）持拒绝态度，导致地区失去有效的安全对话与协调机会。中东地区国家在以色列推行“绝对安全”政策背景下，必然会产生安全焦虑并进而采取相应反制措施，陷入“以色列追求‘绝对安全’—地区国家安全受威胁—地区国家反制—以色列愈加焦虑”的恶性循环。
结 语
以色列之所以能长期推行“绝对安全”政策，与美国的支持密切相关。美国对以色列一以贯之的偏袒纵容与实力加持，导致中东地区安全困境更加复杂。美国一手扶持以色列建国，且历届政府均毫不例外地将保护以色列置于美国中东政策的核心位置。美国除了在联合国等国际场合坚持奉行偏袒以色列的立场主张外，长期的巨额援助（特别是军事援助）也为以色列有恃无恐地顽固坚持“绝对安全”政策提供了关键支撑。自1961年美以缔结“特殊关系”起，美国提供大量先进武器装备支援，确保了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军事优势地位。1983年，美以两国签署《美以战略合作协议》，确定美国对以色列的军援制度化，军援数额逐年递增。美国近乎无条件的立场袒护、军事援助，是以色列军事冒险行动升级、加沙冲突跌宕不止、中东地区动荡难平的重要原因。从挑起与伊朗的直接对抗，到史无前例地袭击卡塔尔本土目标，以色列追求“绝对安全”的尺度和边界持续突破，朝向激进化态势发展，这与美国的支持和默许都不无关系。长期看，以色列始终坚持追求自身“绝对安全”的政策是中东地区陷入安全困境的重要原因，而美国对以色列的纵容和袒护则使该地区更难以摆脱这种安全困境。
【本文是2023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近代以来中国与阿拉伯国家文明交往史研究”（项目批准号：23AZD094）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