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敌意话语是探究以色列和伊朗冲突关系的一个重要维度。自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政治话语由温和转为敌对。以色列和伊朗的敌意话语因两国领导人对核心语境的象征性援引，以及从单向话语向话语—反话语的持续互动，导致了耦合度由低到高的3种敌意话语镜像机制，即不耦合、松散耦合和完全耦合，分别对应意识形态竞争者、竞争者退化及至敌人形成，以及完全的敌人3种意象。耦合程度越高，以色列和伊朗围绕“基本话语”进行交锋的镜像效应越明显。在完全耦合的状态下，以色列和伊朗在“选择—神话—创伤”语境氛围中，通过身份“模仿”和表征“投影”符号攻击彼此，不断地颠覆对方话语并且维持自身的合法化。尽管两国的敌意话语具有表演性与非理性特征，与对抗实践并不完全契合，但随着敌意话语镜像的常态维持，融入日常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敌意话语逐渐成为对彼此自身处境的一种参照，不可避免地受现实政治处境支配，刺激并推动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冲突升级乃至军事对抗。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东和平的治理困境变化和中国的对策研究”(24BGJ078)的阶段性成果。
关键词：中东国家关系/ 敌意话语镜像/ 伊朗/ 以色列/ 镜像耦合/
作者简介：章远，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肖秀女，忻州师范学院历史系讲师。
原文出处：《西亚非洲》(京)2025年第5期 第3-33页
2025年6月13日，以色列对伊朗境内多个核设施和军事目标发动空袭，两国爆发了数十年来最为激烈的直接军事对抗，地区冲突局势显著升级。伊以冲突不仅限于传统武装行动的战场，还伴随着一场复杂的叙事战。双方不断争夺国际话语权、影响世界舆论，力争通过在认知战场占优势来巩固各自国内的合法性。纵观两国冲突史，敌意话语叙事不仅贯穿始终，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形塑着具体冲突的动态演变方向。以色列与伊朗爆发军事冲突的缘由不仅是伊核争议，实际上还是2023年新一轮巴以冲突的持续外溢和扩大化。此轮冲突源于2023年10月7日第四次中东战争50周年纪念日，哈马斯突然发动“阿克萨洪水”军事行动，之后，以色列很快展开大规模的军事报复。在全球各国呼吁冲突降级、缓解人道主义危机的主流声音之外，伊朗最高领袖指责以色列在加沙“种族清洗”①，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则称哈马斯是“伊朗、真主党及其爪牙组成的邪恶轴心”②的一部分。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敌意语境不仅存在于此次被一些学者称为“第六次中东战争”的冲突中，事实上，敌意话语已经是以色列和伊朗关系的常态。
以色列和伊朗对彼此的负面看法并非长达几个世纪的历史仇恨与集体记忆的产物，两国之间的现代冲突始于两国领导人的意识形态叙事。虽然造成冲突的主要原因很少是语言性质的，但话语有很大的潜力可以对抗、伤害和分化个人和群体，因此声称话语构成冲突并不夸张。③有关叙事贯穿了政治话语领域，并被政治家具象化、夸张化，最终形成了敌对性的话语表达。因此，研究者不应忽视通过规范和价值建构出来的暴力叙事。在国际政治冲突中，尤其是像以色列和伊朗这样有着长期对抗历史的行为体之间，双方是如何进行敌意话语建构的，以及维持它们之间话语斗争的核心动力是什么，值得学界从学理层面进行深入探讨。学界有关以色列和伊朗敌意话语的研究，既包含微观的语言研究，也包含宏观的意义建构研究。在语言研究方面，部分学者以联合国、重要媒体和报纸等为载体，在批评话语研究的框架内分析了以色列和伊朗领导人的官方公开演讲，侧重于考察彼此建构敌意时所采用的语言结构和话语策略。④在意义建构方面，学者们将以色列和伊朗的敌意话语融入更广泛的文化逻辑、身份认同、大屠杀集体记忆等规范性因素。此外，还有相关研究在政治叙事的基础上引入了言语行为理论，认为以色列领导人将伊朗核计划建构为一种安全化举措。⑤以上分析为理解以色列和伊朗持续的敌意话语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但研究视角仅呈现了其中一方对另一方的敌意话语，对于两国如何进行“互动”性的敌意话语建构研究尚不充分，特别是两国不断升级的舆论战，以及卷入话语争锋的更长线、更广泛的过程追踪还值得继续补足。
不同于单纯研究行为体之间敌意话语建构中的一个侧面，敌意话语镜像通过语境建构和符号互动，考察形成敌意话语并使其合理化的广泛语境，揭示了处在敌对状态中的两个行为体模仿或颠覆对方话语并维持自身身份的一般规律和过程。基于此，本文以“敌意话语镜像”作为切入点，构建一个解释国际政治中敌对状态下行为体之间进行话语互动的分析框架，并以以色列和伊朗作为研究案例，对两国冲突相关的历时性敌意话语演变和共识性“基本话语”交锋过程进行分析，以阐明当前以色列—伊朗冲突的发展、升级及其可能的未来方向，期望从学理层面对行为体间敌意话语的表达和维持进行概念化总结，为中国的中东局势认识和外交实践提供一点启示。
一 “敌意话语镜像”的核心概念与研究框架
随着国际政治重回大国竞争时代，冲突和战争的威胁和隐患逐渐提升。在危机积蓄的过程中，话语争锋影响对抗这一现象可借鉴雅克·拉康(Jacque Lacan)精神分析学的“镜像”概念，适配性修正后得出基于互动过程的敌意话语镜像概念和敌意话语理论框架。
(一)“敌意话语镜像”概念的界定
鉴于国际政治冲突的研究重点更多地聚焦暴力和物质层面，冲突话语的直接引用容易与冲突研究相一致，因而这里并没有定义为冲突话语，而是将国际政治中发生的冲突和对抗在话语中的表达统称为敌意话语。敌意话语可以更好地概括一些处于长期、棘手冲突中争论力量的持久性。一方面，当前国际政治中发生的冲突行为除了直接的物理性战争，还包括象征性暴力，后者更多的属于主观体验或客观观察到的不相容状态，即使当物理暴力行为消失时，各方之间的对抗话语不一定能被完全消除。⑥因此，冲突远非一种客观性的物质实践，行为体间的话语现象也不能简单地通过对当下冲突事件的分析来理解，而是要求揭示社会生活中的连续性。正是这些连续性使冲突成为可能，并在话语和制度结构的支持下赋予冲突合法性。⑦另一方面，敌意话语能够很好地解释话语—反话语和冲突话语中的对抗维度，特别是在长期暴力冲突的情况下。
敌意话语既不是独立的也不是单一的，它们相互构成，但又相互威胁，一种话语会被其他话语的元素所渗透。这种互动被理解为冲突话语之间的斗争，其中每个话语都努力加强自己的意义系统。⑧正如比利时政治哲学家尚塔尔·墨菲(Chantal Mouffe)所言，这种外部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的一部分：没有排斥就没有共识，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也就没有政治边界的划定。⑨在这个对立的过程中，自我和敌对他者的建构得到一系列相互关联过程的支持和结合，使得行动者可以将敌方主体立场的霸权话语转变为反霸权话语。
在充满冲突和对立的国际政治中，行为体之间显然存在某种相互关联的话语模式，这种模式中的对抗性意义是所有话语生产、反话语表达和冲突形式的基础。据此，本文的“镜像”概念用于指行为体之间政治话语的镜像结构，即行为体通过模仿和投影对方使用的话语和符号，以便颠覆对方并且维持自身的过程。精神分析理论专家雅克·拉康提出，镜像阶段最初是指婴儿时期开始识别镜子中自己的形象，这种认知能力会产生一种满足感，并构成更广泛看待世界的基础。至20世纪50年代初，拉康的镜像阶段概念发生了演变，镜像代表了一种永久的主观性结构，或者说是“想象秩序”的范式。⑩想象的秩序是主体幻想的领域，由情感投入的意象组成，具体指主体认同在想象的秩序中产生的形象，其功能是在内在感觉和外在世界之间建立一种关系。在镜像阶段的自我与他者关系中，自我绝不仅仅是主体，本质上还代表与他者的关系，自我在对方身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和支点。(11)镜像阶段成为主体的“自我”与投射和理想化的“他者”相关形象产生的原始实例，一种个人心理“镜像阶段”中发展的自我想象观念进入了文化、语言和意义的象征秩序。(12)
具体来看，敌意话语镜像是一个充满争论的话语场域，内里存在一系列基本话语。不同的基本话语等于提供将大量繁杂的陈述和政策系统地联系在一起的一个个观察镜头。(13)基本话语的框定可能是有关一场明确的特定事件的争论，也可能是整个社会和历史上关于什么是可接受和不可接受的更长时间、更广泛辩论的一部分。(14)当一方质疑或否认现有的基本话语，另一方会认为自己受到了对方的侵略，并随之进行激进化的回应。回应方式可分为两种：话语否认和反归因。话语否认指通过否认问题并赋予其新的含义，反归因则采取承认或部分承认问题但争论其原因。(15)一轮回应反过来又给领导者施加新压力，激起了新一轮的话语否认和反归因往来，甚至走向激进化。这种相互激进化的政治话语会使敌意螺旋上升，这是敌意话语镜像的一个重要特征。作为一个持续互动的过程，敌意话语镜像涉及两个行为体充满敌意的正式或非正式话语交锋，其中一些基本话语和核心主题被不断地阐明或颠覆。此过程不仅是敌意话语产生、争辩与传播的表达过程，还伴随着主体间意义的生成。
就运行机制而言，并不是所有的敌意话语都可以称为镜像式的表达，即使双方都接受使用话语暴力作为政治挑衅的手段，镜像中敌意话语的开启受到象征性援引和确实回应的驱动。其一，核心语境的象征性援引是触发镜像机制的关键因素。其中一些语境代表了最具象征性的情感符号，能够为发言者提供重要而持久的情感能量来源。一旦被援引，就会吸引公众和媒体的注意力并产生潜在的支持，从而启动敌意话语的镜像机制。因此，涉及核心语境的基本话语通过镜像互动塑造着双方内部的身份、文化和心理氛围。当其中一方质疑有关语境的基本话语或提出新的解释框架时，不仅会引起另一方发言者的强烈反应，还会凝聚其他的行为者，如国家、媒体或公众。此时敌对话语镜像涉及每一方多个参与者的更广泛演进过程，使得敌意话语的镜像机制在复杂的动态演进中更为显著。其二，行为体之间敌意话语建构的相互反应是触发镜像机制延续的关键。一方领导人的敌意话语是否以及如何得到另一方的回应，很大程度上会影响话语镜像的性质与效果。在一个民族国家中，其中一些声音自然比其他声音更有力量，因此敌意话语最初是由政治领导人以及管理社会实践的机构产生的，或至少是由他们用可识别和系统的方式发起的，包括设定议程、选择谈话主题、在特定关系中定位自我和他人、对现实做出假设等等。(16)然而，如果一方没有对另一方的敌意话语进行回应，这意味着有关言论是一个孤立事件，敌意话语并非针对反话语，而反话语没有进行报复。
具体来看，我们可以用耦合度来形容敌意话语镜像的形成以及升级程度。耦合配置的水平表现为3种可能的机制：不耦合、宽松耦合以及完全耦合，其中每一阶段都有不同的特征。不耦合镜像是一个单向的敌意话语过程，发生于敌意不对称的行为体关系中。在松散耦合镜像中，单向的敌意话语向话语—反话语的持续互动转变。虽然可能出现反对彼此的敌意话语，但有关话语并未形成广泛性的一致意见，存在一个展开辩论的适应周期。镜像机制发展到完全耦合时，此时敌意话语出现一定的结构对称性，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是彼此的镜像。完全耦合的敌意话语镜像涉及两个维度的场景：身份“模仿”和表征“投影”。在此过程中，语境始终作为促进模仿和投影功能的社会背景发挥作用。当双方的基本话语交锋触及核心语境要素时，镜像耦合效应就会越来越交织在一起。行为体双方围绕相似的主题和基本话语，通过模仿和投影符号不断地建构、解构或颠覆对方的观点，导致敌意话语的交互、循环与升级。
(二)语境建构
话语产生的具有社会意义的认知重构能力来自共同叙述，(17)因此每个参与者在进入镜像话语的场域时都预先分享某些共同的叙事，这些关联被融入一个特定的语境中，成为设定群体间敌对叙事和话语升级的嵌入性背景，系语境建构。一个完全耦合的敌意话语镜像模型往往经历了敌对双方从“针锋相对”到累积性“共同进化”的话语互动演进，而这一过程离不开语境的建构。语境并非预先存在的客观事实，而是基于原有和对新环境有意义的建构，以及在二者之间产生的功能性联系。基于此，这里的语境建构至少有两层含义：一是行为体动态背后更广泛的社会政治和历史背景。几乎所有的政治话语都来源于更高层次的社会结构和广泛的认知背景，如神话、历史和意识形态等。值得注意的是，一个国家在解释过去时会有太多重要的历史性遗产，不可能罗列出一个详尽无遗的潜在列表。由此，我们在选择关键语境时，必须将之同当前敌意话语中的危机辩论联系起来，能够破坏、挑战或加强与冲突行为和事件相关的特定世界观。因此，第二种含义意味着这些原有的集体经验或叙事能够与当前发生的冲突产生共鸣，直接构成理解危机话语的现实语境，在敌意话语镜像中往往会加剧国家和群体之间的政治冲突。
究竟如何界定现实语境以唤起足够的敌意与恐惧，“选择—神话—创伤”(CMT)复合体理论则提供了一种具有启发意义的创新性解释。“选择”通常与一个群体的宗教信仰有关，许多群体相信他们是被某些超现实力量选中的立约之人，并且高于其他所有人。“神话”是一大群人共同持有的信念，它赋予事件和行动一种特殊的意义。(18)几乎每个重要的群体都有与之相关的宏伟故事，无论是近期的还是古代的，真实的还是神话的。(19)选择和神话的荣耀感增加了群体的自尊，影响着群体内外在比较中产生的群体间歧视，一般认为集体自尊越高，受试者在威胁其社会身份的情况下表现出的歧视性偏见就越多。(20)“创伤”是指一个群体曾经感受到最深层次威胁和恐惧的经历。此类创伤往往会引发个体更深刻的心理过程，对过去创伤的羞耻感会导致受害者过度夸大当前的威胁并激起强烈的报复欲望。(21)例如，一个社会对容易引发恐惧的潜在信号呈现出过度敏感的特征，往往会在最近的冲突行为中，将线索和信息误解为威胁和危险的迹象，并在这个方向寻找最小的迹象，即使是在对手表明善意的情况下也是如此。(22)
从这个意义上说，情绪在将“选择—神话—创伤”复合体嵌入敌意话语镜像中发挥了特殊的中介作用。情感判断比认知判断更敏感，人们甚至没有意识到它是什么的时候，就可能记住情感输入的信息，并对此做出反应。(23)因此，即便复合体中的选择、神话和创伤无法完全再现，但当时经历的感受能够在政治话语中被反复表达，从而形成以下逻辑链条：我们是一个特殊的或被选中的群体(优越感)，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和背叛(不公正)，没有人关心我们或帮助我们(不信任)，我们的群体和我们的事业正处于灭绝的危险之中(脆弱性)。(24)处在完全耦合敌意话语镜像中的每个行为体，至少拥有上述情感的一个方面，众多情绪在不同的情况下以不同的比例相互作用。群体成员所蕴含的共同的自豪感、优越感和受害感，使其成为最具情感力的符号，极易被激活从而刺激敌意表达，直接影响到敌意话语镜像的有效性和动员效力。
(三)符号互动：身份与表征
敌意话语镜像中，行为体围绕同样的主题，反驳、解构或颠覆来自另一方的挑衅。由此造成的结果是，虽然冲突各方认为自己从根本上不同于另一方，然而他们的行为则表现为某种一致性和对称性。例如，最开始用来为行为体建构合法性的象征性符号变成了另一方的辩护来源，冲突双方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彼此的镜像，通过共享一些符号来塑造他们的对手。符号在话语中获得意义，而意义的固定又是一个不断斗争和重新协商的过程。对符号的运用主要发生在“模仿”和“投影”两个层面。模仿表现为一种对类似身份的竞争性运用，如群体双方都采用受害者身份来使自己的立场合法化，投影则涉及话语表征的二元性运用。敌对话语镜像中模仿和投影的相互作用揭示了一个竞争的身份建构和对立的表征协商网络。不管是身份还是表征中蕴含的意义，从来没有被完全固定，因此它们不断需要再生产，并且在反复生产的言论互动过程中相互关联、相互促进。
一般而言，身份建构以横向和纵向两种方式运作。横向涉及区分群体内外成员特征，是一个包容与排斥的过程；纵向指的是群体集体特征的本土来源。(25)横向逻辑处理的是将自我与一系列他者区别开来构建意义和身份的方式。一旦现实威胁发生，就可能直接诱发对立与排斥，或者至少是通过将他们排除在集体之外而与“他者”划清界限。在一个与明显他者的对抗之中，区别既是造成敌意话语的原因，又是激化敌意与矛盾的手段。纵向逻辑则伴随着根深蒂固的归属感，指向个人对自己和周围人之间同质性的偏好。在一个分裂和冲突环境中，基于纵向结构的归属感身份建构是凝聚力的源泉和信任来源。原则上，倘若身份建构建立在准同质民族国家想象的民粹主义神话之上，那么几乎任何东西都可以被视作对“我们”的“威胁”。(26)
必须强调的是，不管是横向还是纵向逻辑都是民族国家维系社会纽带和建构集体身份所必要的，并且二者不必然导致国家间身份的冲突。然而，在紧密耦合的敌意话语镜像中，有关身份的意义被对抗性的互动语境所凸显，极易形成等级化的身份立场，这种等级化可能涉及对同一身份的竞争，也可能涉及不同身份的冲突。行为体不仅需要洞悉对方的身份构成要素，还要灵活地调整自身叙事，通过模仿复制或对照他者身份，以增强其道德优势与正当性。
身份阐明了敌意话语镜像中行为体的本质属性，即“是什么”的问题，表征则将对错观念与人们的身份联系起来，通过定义自我和他者的不同角色来传达意义。因此，表征涉及评价功能，是对自我和他者社会价值的一种描述。这种描述主要通过两个概念而产生，其中之一是二元性框架的基础性运用。根据人类学研究，人们总是根据善与恶、对与错、可接受与不可接受等二分法来构建他们的认知体验和看待世界的角度。(27)因此，如果我们将敌意话语镜像中的身份标记为“X”和“Y”，那么二分法涉及一个对立的投影，通过标记为“X”修饰词或“Y”修饰词呈现在身份两侧。修饰词建立在互补关系之上，且一般为反义词，用来表达两极化的观点，一方是积极的，一方是消极的，形成一个好与坏或对与错之间明显对立的世界。话语分析学家图恩·梵·迪克(Teun A van Dijk)将这一过程称之为“意识形态广场”：强调一个群体(“我们”)的积极品质和另一个群体(“他们”)的消极品质，并且通常同时淡化内群体的消极属性和外群体的积极品质。(28)二是同某种更大的全球价值联系起来。一旦行为体通过二元性的视角看待彼此，并加入评价的元素，强烈的情感和善恶观念就会相应地投射到“我们”和“他们”的分裂话语中。此时，他者不仅仅是某种敌对的政权，而且会被识别为疯狂、非理性、不道德、邪恶的敌人。这反过来进一步引发、加剧并证明对他们的消极情绪和敌意是合理的。同时，自我也可能从他者的负面概念中汲取灵感。投影性的对立使得双方都不认为自己是冲突的始作俑者，而是对他者的犯罪作出回应，并与某种更大的全球议程联系在一起。作为这一逻辑的自然延伸，敌意话语镜像不仅涉及以对抗为特征的政治话语，还包含要求摧毁“他者”的话语。
二 以色列与伊朗敌意话语演变与意象认知
伊朗和以色列不是天然的对手，两国互不接壤，也不存在资源争夺情况。伊朗的国家安全利益主要集中在海湾地区，而不是黎凡特。(29)事实上，两国曾经有过非常紧密的合作。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不久，伊朗就给予其事实上的承认，是继土耳其之后第二个承认以色列的伊斯兰国家。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为了平衡来自周围阿拉伯国家的敌意，以色列制定并实施了“外围战略”，伊朗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被以色列视为“外围联盟”王冠上的宝石。(30)在此期间，两国围绕农业技术、石油贸易、武器装备、军事和情报分享等方面开展了务实合作。1979年是以色列和伊朗关系的转折点，之后两国对彼此的话语建构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和对抗性特征，大体可概括为意识形态竞争者意象、竞争者意象的退化和敌人意象的形成，以及完全的敌人意象3个阶段，分别对应不耦合、松散耦合和完全耦合的敌意话语镜像机制。镜像机制的演变体现了两国对对方形象的想象和敌意话语的建构，同时也折射出复杂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差异。总的来看，伊斯兰革命爆发后，以色列和伊朗的敌意话语镜像耦合度在长期动荡的地区环境和不断演变的全球局势中得到增强，并成为影响和形塑中东地区局势的主要驱动力。
(一)意识形态竞争者意象(1979～1991年)
伊斯兰革命爆发之初，伊朗表达了强烈的反以色列倾向，多次质疑其合法性，在伊朗领袖霍梅尼的声明中，甚至呼吁追随者“做好与以色列作战的准备”。(31)但就其结果来看，两国之间没有爆发实质性的攻击行为，此时以色列和伊朗在相互表达和建构敌意的过程中还只停留在竞争者意象的阶段，更多的是意识形态方面的竞争，双方在私下甚至不乏秘密的具体事务合作。整个20世纪80年代，以色列多次游说美国向伊朗出售武器，并尝试与该政权的领导人展开对话。根据特拉维夫国家安全研究所(INSS)进行的一项研究，在两伊战争爆发的前三年(1981年到1983年)，以色列向伊朗秘密运送了价值5亿美元的武器配件，用于装配该国革命前从美国进口的战机、坦克和其他武器，这些武器受到美国禁止与伊朗进行任何形式贸易的制裁。(32)
图1 敌意话语镜像的理论框架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直到1987年，时任以色列国防部长的伊扎克·拉宾(Yitzhak Rabin)还在新闻发布会上发言说，“伊朗是以色列最好的朋友，我们不打算改变我们与德黑兰的关系，因为霍梅尼的政权不会永远持续下去”。(33)在这一时期，以色列对伊朗的态度是基于两个基本假设。第一个假设正如拉宾所言，以色列认为伊朗存在颠覆宗教政权、改革派或温和派重新掌权的可能。第二个因素出于对伊拉克这一共同敌人的应对。以色列认为伊拉克是比伊朗具有更大威胁的国家。
就其结果而言，此阶段的伊朗对以色列的敌意话语建构在很大程度上出于意识形态原因，反过来，以色列没有形成镜像式的回应。因此，这一阶段两国之间的敌意话语镜像呈现出不对称的耦合特征，敌人意象是单向度的，即伊朗将以色列视为意识形态敌人，而以色列并不同等视之。除此之外，敌人意象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伊朗的反以色列倾向是国家支持的官方和公开言论的一部分，其目的是削弱并最终将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伊朗的话语建构更多地是以一种表演性的话语在叙述一个与真实存在不尽相同的他者。借助这种想象，伊朗得以建构敌人，夸大敌我差异，将敌人塑造成遥远但又似曾相识的对立面，从而确立自我的身份。(34)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冷战结束。随着中东乃至全球地缘政治的演变，伊朗和以色列的双边关系开始进一步降温，敌意也愈演愈烈。
(二)竞争者意象的退化和敌人意象的形成(1991～2005年)
冷战结束和第一次海湾战争中伊拉克的战败，催生了中东新地区秩序的出现。由于共同敌人的解体和实力的下降，以色列和伊朗开始在地区秩序层面展开激烈竞争。在以色列和伊朗意识形态都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的背景下，敌意话语镜像开始出现松散的耦合特征。一方面，以色列开始回应伊朗的威胁建构，以色列和伊朗对彼此的敌意由不对称向对称性的互动转变。另一方面，双方的核心语境不再处于“休眠”状态，尤其以色列越来越强调伊朗核威胁下的生存语境。作为耦合度不稳定的一种镜像机制，松散耦合镜像具体表现在以下三点：其一，不管是以色列还是伊朗，对对方所造成威胁的看法以及应该采取的政策既不是单一的，也不是绝对的；其二，在以色列与伊朗的话语镜像中，双方社会和政治舆论的敌意逐渐向公众层面渗透；其三，以色列和伊朗对彼此“他者化”的界定并不是一个稳定的、静态的概念，而是持续的身份边界绘制过程，在此过程中，自我和他者的认知边界被不断地用敌对的话语重新定义。
进入21世纪以来，双方在本国话语中不断加深“他者性”话语，直至由竞争者意象转化为敌人意象。具体来看，尽管以色列国内普遍认为伊朗的核计划和地区战略对以色列构成了生存威胁，但国内话语中对伊朗“存在性威胁”的叙述经历了一个大的辩论过程。冷战结束初期，有关伊朗的公开讨论仅限于精英阶层，与日常生活中迫在眉睫但充满不确定性的恐怖主义威胁相比，来自伊朗的抽象威胁并不处于普通公众的辩论核心。(35)随着全球反恐语境和中东地区出现新力量对比，伊朗威胁从以色列执政党群体的政治话语逐步向国家和社会层面扩张。21世纪之初，在全球反恐战争的背景下，美国布什总统于2002年的国情咨文中将伊朗列入“邪恶轴心”。与此同时，以色列总理沙龙很快做出同样的回应，他将伊朗定义为“世界恐怖主义中心”。次年，以色列工党领袖西蒙·佩雷斯将伊朗称为“邪恶的双轴心”“世界上最大的恐怖核心”。(36)而伊朗对黎巴嫩真主党、哈马斯和伊斯兰激进组织等团体持续提供训练与援助，进一步恶化了两国关系。
伊朗国内在冷战结束后关于以色列的讨论是多样化的。出于对经济发展和外交战略的不同看法，不同派别对以色列他者的叙述出现了分歧。改革派和务实派的外交政策话语表现出对以色列倾向和解的立场，强调伊朗与美国接触、同以色列改善关系的必要性。尤其是在1997年和2001年改革派政治精英两次赢得总统选举后，倡导“文明对话”，对外关系整体呈缓和趋势。对改革派和务实派政治精英而言，在冷战结束、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敌视态度不是一个现实的选择，而国际接触不仅可以促进国内投资、经济发展，还可以减轻外部压力。然而，在保守派的话语中，他们对以色列的政治“他者性”意识逐渐加深，且伴随着伊朗国家身份建构的强化，遂成为“美国与伊朗”对抗泛化的一部分。尤其是在受到美国的强大政治、军事压力，以及以色列越来越强烈的敌对态度下，伊朗开始转向强硬态度。在2005年议会选举中，保守派内贾德当选总统，促使伊朗和以色列对彼此的敌意走向新的阶段。
(三)完全的敌人意象(2005年至今)
在这一阶段，以色列和伊朗的政治、军事精英们越来越多地开始根据对方的威胁来构建本国的国家安全。对以色列而言，两个因素导致其对伊朗全面性的敌意和消极评价。一是伊朗核计划。在以色列看来，伊朗获得核武器的潜力不仅挑战了以色列作为中东唯一核大国的地位，还威胁到中东地区的力量平衡。一个拥有核武器的伊朗制造了新的不确定性，放大了实际的和想象的风险，为充满敌意的创造性叙事打开了空间。(37)对此，以色列多位领导人在不同场合表达了担忧，以色列主要的领导人并不相信伊朗会将核设施用于和平项目。除此之外，以色列认为，如果伊朗拥有核武器，即便其最终可能不会用核武器攻击以色列，但仍可能向以色列施加巨大压力，迫使其做出让步，从而削弱以色列。于是，来自伊朗的敌意和其发展核武器的计划成为过去十年来以色列最重要的、公开的国家安全担忧。(38)二是伊朗总统内贾德的激进言论。在2005年10月26日德黑兰举行的“没有犹太复国主义的世界”会议上，内贾德在发言中称，“我们亲爱的伊玛目(霍梅尼)下令必须将这个占领耶路撒冷的政权(以色列)从时代的一页上抹去，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声明，应该从地图上抹去犹太复国主义政权”。(39)内贾德的发言对以色列造成了明显的威胁，这无疑反过来影响并改变着以色列对伊朗的事实看法。因此，伊朗核打击能力的发展和消灭以色列的呼吁相互叠加，对以色列造成了一种潜在的巨大破坏性。此前主要从个人视角表达对伊朗不信任和敌意态度的以色列政客，很快超越了党派意见，达成一致共识，并在一些主要的政治精英和官方话语中占据重要地位。2005年之后，伊朗威胁作为一种明确而信服的概念，在以色列国内以一种更加系统化的形式被固定下来。
自内贾德当选总统以来，伊朗对以色列的敌意达到了一个高潮。尽管2013年鲁哈尼总统上任，呼吁结束伊朗的国际孤立，主张与国际社会建立建设性互动，实行务实的政治和经济政策。作为鲁哈尼实施缓和政策的直接结果，2015年7月20日，伊朗和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以及德国、欧盟，一起签署“联合全面行动计划”(又称“伊核协议”)，同意对其核计划进行严格限制，以换取制裁的减除。然而，伊朗核协议并没有缓解两国的敌意。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伊朗对不断发酵的以色列话语挑衅进行回应的结果。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与解决，并没有减轻以色列领导人的恐惧与不安全感；相反，以内塔尼亚胡为首的政府官员强烈谴责伊核协议，并质疑伊朗的意图。此类挑衅性言论迫使伊朗不得不采取强硬立场进行激烈回应，以避免被视为软弱或妥协。另一方面是受到伊朗国内政治对以色列关系的影响。2013年伊朗举行总统选举后，该国改革派和务实派逐渐被边缘化，实际权力几乎被保守派垄断。保守派和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崛起对以色列和伊朗的对抗施加了重要影响。(40)在逐渐对称的敌意认知之下，以色列和伊朗形成了有关对方的完全敌人意象，此时冲突中行为体的互动模式由最开始的不耦合和松散耦合转变为紧密耦合，双方在敌意话语建构上呈现出相似的模式。
在完全耦合的敌意话语镜像中，尤其在内贾德和内塔尼亚胡任期重合期间，两位领导人不仅进行针锋相对的话语交锋，而且频繁引用核心语境。其中内贾德总统否认大屠杀，而内塔尼亚胡总理则不断质疑伊朗核话语中的独立权利，致使两国的敌意更加对称，都将对方当作越来越重要的敌人。此过程造成的直接结果是，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种种矛盾与冲突被基于想象和真实交织而成的不相容叙事所强化，并逐步生发出一种普遍的社会意识和民族心理，其中蕴含了非理性的特征。根据特拉维夫大学2012年3月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77％的以色列人认为伊朗对以色列构成生存威胁。(41)当伊核问题在公众心目中与独立语境相联系，同样会对公众的心理敏感产生很大影响。在2008年的民意调查中，89％的伊朗人赞成(其中78％持强烈赞成)“伊朗政府发展核能”。(42)因此，一旦前者对此进行反驳，自然会引发后者更强烈的反应。
三 以色列与伊朗的“基本话语”交锋
行为体双方围绕一些基本话语在镜像中相互参与和渗透，企图维持自身或破坏另一说话者的身份和立场。作为回应，后者借助相似的符号进行反驳，形成了一种反话语，以解构对方的身份与表征并使其失去合法性。考察以色列和伊朗关系中延续较长的辩论时，会发现有一些基本话语被反复提及。这里分别以以色列和伊朗最为关切的“大屠杀话语”和“伊核话语”为例，说明两国是如何陷入敌意话语镜像的束缚中，导致愈演愈烈的冲突性行为。
(一)基本话语之一：“大屠杀话语”
“大屠杀话语”是犹太民族在二战期间遭到纳粹政权大规模屠杀的心理反应和表达，其以震撼性的民族创伤和集体记忆为基础，在反复的历史事件中被解释和建构，又因社会现实而被强化，并最终形成一种代代相传的集体性叙事。虽然大屠杀事件本质上难以用话语全部表达，对个人和集体带来的复杂影响也远非基于语言经验，但是在这一极端事件中嵌入语言的元素，用话语和叙事表征解释构成灾难性创伤经历的历史，就能够赋予大屠杀以跨越时间和空间的意义。鉴于大屠杀对以色列集体身份和现实存在的重要性，质疑和否认大屠杀成为伊朗对以色列表达敌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过，伊朗大部分领导人都承认大屠杀事实，只是偶尔针对大屠杀的范围和程度提出怀疑，并没有将反对大屠杀作为一种策略来加以利用。直到内贾德总统时期这一情况出现了转变。通过直接否认表达，内贾德将大屠杀称为“神话”，对大屠杀的质疑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随着以伊关系的进一步恶化，否认或淡化大屠杀的倾向已经成为伊朗政治保守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43)毫无疑问，伊朗有关大屠杀的否认触发了以色列对群体灭绝的恐惧，后者通过重新解释大屠杀为当前面临的伊朗威胁做出辩护。
1.以色列生存主题中的语境建构
以色列对大屠杀基本话语的应激性反应有着深厚的语境背景。犹太教经典《圣经》中有所谓“上帝的选民”观念，这一核心神话赋予犹太民族例外主义的信念，即犹太人在世界上拥有至高无上的文化和特殊的道德使命。(44)然而，几个世纪以来，犹太人一直面临着持续的生存威胁。灾难性的经历在1941年至1945年之间的种族灭绝大屠杀中达到高潮。漫长的迫害史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塑造着犹太民族的心理。1998年，以色列民间组织创立了“以色列恐怖和战争受害者创伤中心”(NATAL)，次年出版畅销刊物《关于感受》，发表了大量犹太人对于创伤性过去的看法，认为犹太民族生存话语的集体联想是在数百年的历史中形成的，与以色列犹太人的普遍情绪相呼应，并通过“集体无意识的力量”塑造了一种生存性的民族身份：每个犹太人都有一些强大的共同点，那就是经历生存、斗争、死亡阴影下的生活、不断地被威胁、无助等。除此之外，作为犹太民族的成员，每一代人都活在“亚玛力人(45)会起来反对我们并消灭我们”的恐惧中，以至于他们会不断地和压倒性地感到其受到其他国家的威胁，导致犹太民族对他人持怀疑态度。(46)
自2025年6月13日以、伊爆发激烈对抗以来，以色列领导人和部分媒体通过对历史和宗教叙事的频繁使用，将此次冲突描述为“生存之战”，该国右翼报纸——《今日以色列报》(Israel Hayom)和《一手资料》(Makor Rishon)的解读尤为典型。其中多篇文章利用宗教术语将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正面描述为“可怕而令人敬畏的奇迹”和“胜利的一代”。(47)这种服务于存在主义危机的叙事构建了一种高度凝聚且相互强化的公众舆论生态，进一步深化了以色列生存主题中的群体和代际语境建构。
2.以色列和伊朗竞争性的受害者身份
以色列和伊朗在大屠杀话语中呈现出身份的镜像对立，双方都将受害者身份用来为彼此充满敌意的指责辩护。对于以色列来说，他们从大屠杀话语中被赋予受害者身份以达神圣性。通过援引和重新解释大屠杀事件，以色列集体记忆中的苦难情感被激活和显化，并与当前社会现实紧密交织在一起，进而强化了民族共同意识和身份认同。从与敌对他者的互动层面来看，这表现为两种心态：一种是“马萨达综合征”，即社会普遍认为世界上其他民族对犹太群体持有非常负面的行为意向；另一种是“围攻心态”，认为该群体不断受到敌对世界负面意图的攻击、压迫或孤立。(48)
在这种思维模式下，以色列的自我和他者身份以这样一种方式构成：自我被构建为无辜的受害者，而邪恶和不道德的特征则被归属于他者。其结果是，任何现实中的重大威胁都被视为与大屠杀存在某种联系，成为纳粹意象的反映。大屠杀话语对以色列的政治生活产生了广泛影响，且已成为日常希伯来语的一部分，经常被引用说明类似灾难的发生，将对手和敌对集团冠以纳粹、纳粹领导人和希特勒的名称，有学者将其总结为“敌人的纳粹化”。(49)例如，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发动袭击后，以色列领导人频繁引用大屠杀为其在加沙的行为提供道德依据。以色列前总理纳夫塔利·贝内特(NaftaliBennett)直言以色列正在与“纳粹”作战。(50)10月24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会见法国总统马克龙时，指出哈马斯的袭击是自大屠杀以来最严重的反犹太暴力行为，并将哈马斯的行为与1941年纳粹在乌克兰基辅附近实施的巴比亚尔大屠杀联系在一起。(51)不仅如此，质疑大屠杀真实性且对以色列构成重大现实威胁的伊朗，同样成为以色列纳粹术语可互替换的一员。
2025年6月13日以色列袭击伊朗后，内塔尼亚胡向全国发表讲话时，一如既往地援引大屠杀来解释空袭决定，掩盖其军事行动公然违反国际法。例如，“近一个世纪前，面对纳粹，一代领导人未能及时采取行动……那场战争之后，犹太民族就发誓不让历史重演。”(52)内塔尼亚胡将当前形势比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奏，频繁提及大屠杀以及过去全球面对日益增长的纳粹威胁时的无所作为。基于犹太民族在历史上遭受的不公正，内塔尼亚胡声称“以色列别无选择，只能立即行动”。该叙事将以色列对伊朗的袭击包装为生存逻辑下可预见的一种行动，是建立在深刻集体记忆和幸存者意识上的本能反应。如此一来，以色列的主动军事行动似乎可以被“合法化”为被动行为者，而非侵略者。
相比之下，大屠杀话语中伊朗的受害者身份植根于本土的宗教和民族叙事。一方面，否认大屠杀是伊朗反犹太复国主义话语的一个组成部分。鉴于大屠杀事件被视为以色列集体身份的核心构成要素，以及西方支持以色列在中东建立国家的基础，伊朗遂通过否认大屠杀以期严重破坏以色列的合法性。伊朗否认大屠杀与纳粹主义本身无关，重点是对犹太复国主义和以色列的攻击。此外，伊方明确表明自身是反纳粹的，甚至伊朗反对大屠杀的论点最初也是从西方借鉴而来。这种敌意被嵌入到更广泛的伊朗—西方现代性发展冲突中，伊朗在犹太人、犹太复国主义和西方帝国主义之间建立了某种联系，它拒绝犹太人“民族身份”主张，并将其视为对伊斯兰教的侮辱。伊方认为，犹太人从一开始就对伊斯兰教怀有敌意，并且相信犹太人和犹太复国主义对伊斯兰教作为一种宗教、身份和文化的挑战和威胁有关。(53)另一方面，伊方否认大屠杀不仅是对以色列民族象征符号的质疑，而且将宗教身份置于民族身份之上，改变了群体内外地位的动态。通过扩展边界群体身份，伊朗社区与阿拉伯社区融合在一起。(54)例如，总部设在德黑兰的“法尔达新闻”(FardaNews)在一篇宣传“伊朗大屠杀”的文章中这样描述，“那些指责希特勒屠杀他们的犹太人应该在他们自己的黑暗历史中控寻真正的大屠杀。”(55)
伴随着以伊冲突的加剧，伊朗通过反向工具化大屠杀神话，不仅批评了西方国家对以色列的辩护，还努力在舆论场将犹太民族受害者身份更替为新种族屠杀悲剧的肇事者，针对性地尝试瓦解以色列在国际社会反复祭出的大屠杀受害者“护身符”。例如，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伊斯梅尔·贝卡伊(Esmail Baqaei)表示，德国总理对种族灭绝犹太复国主义政权的支持是可耻的，这表明他不仅远离了历史良知，也不尊重德国人民的集体良知。(56)通过反向工具化大屠杀神话，将犹太民族受害者身份变成了新屠杀悲剧的肇事者，不仅为巴勒斯坦辩护，还将巴勒斯坦问题提升为以色列与伊斯兰世界的冲突，有助于弥合什叶派与逊尼派的斗争，提高了伊朗在伊斯兰国家中的地位。
3.以色列和伊朗围绕“大屠杀话语”的二元表征
自我和他者的二元表征反映了双方之间存在的深刻分歧与情感倾向。表征常常依赖词汇化来凸显两极化结构，其中带有价值意义的标签通常决定了两极化结构中敌意的程度。通过“自我”和“他者”词汇化的标签分析以色列和伊朗对自身、对方关于大屠杀的表述，可以观察到一个“我们—他们”对比明显的话语框架。这不仅凸显了积极自我和消极他者的表征，而且这些表征直接影响了更广泛的全球道德观念。
时任伊朗总统内贾德将以色列称为“犹太复国主义实体”和“人类历史上最犯罪的政权”(57)，直接与现代以色列的民族国家身份相矛盾。“神话”和“骗局”这两个词是对犹太人惨痛经历的否定，而后者是以色列集体身份的关键。伊朗利用这些身份主张的对立面来表明，以色列事实上并不是一个合法的国家，而是对他国的虚伪和压迫。伊朗媒体将“大屠杀神话”归因于犹太复国主义—美国联盟，声称美国利用大屠杀神话作为扩大其寻找殖民地、扩大影响力的手段。(58)此类发言主张“西方应该自掏腰包支付大屠杀的赔偿金”和“以色列应该迁往欧洲或美国”。(59)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在2025年6月以色列发动空袭后随即表示，“这一违反所有国际承诺的野蛮行径”证明了“非法犹太复国主义政权”的“犯罪本质”，该政权的存在建立在“占领、侵略和杀害儿童”的基础之上。伊朗对此不会袖手旁观，将“明智、坚定和果断”地予以回应，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60)这些描述性的词汇和话语表明了以色列和伊朗在大屠杀分歧中的立场和观点，它们进一步加剧了彼此之间的敌意与冲突，并强调了两国之间的文化对立。
在以色列的官方话语中，大屠杀被置于二元化的文化结构中，一面是现代、民主和自由的文明国家，代表着现代社会的进步叙事，另一面则与之完全相反。以色列在解释大屠杀方面自称是在为“文明”与“野蛮”而战，它代表着一个新的、现代的文明社会，也是纳粹种族灭绝绝不会再发生的社会。与其自我表现方式相比，以色列将伊朗描绘成一个中世纪式的黑暗国家，在中东乃至整个世界散播恐怖和暴力。例如，内塔尼亚胡在一次演讲中，将“人道”和“富有同情心”的以色列(世界上一支“正义的力量”)与以伊朗及其代理人为代表的“浑身是血”的“恐怖势力”进行了对比。(61)在2025年6月的以伊冲突中，以色列官方话语再次将二元化词汇表征与东方主义叙事联系起来。伊朗被描绘成一个非理性、不可预测且是危险的、无法控制的行为体，伊朗的反击行动被贴上“挑衅”“敌对”和“报复”等标签。而以色列则自视代表文明世界的一部分，实施了“精确”“有针对性”和“防御性”的军事行动。此类词汇清楚地标注以色列外交政策的“道德”本质，批驳伊朗在与以色列的道德分歧中站在“无德”的一边。
4.“大屠杀话语”中的全球道德评价
伊朗威胁和大屠杀的类比还被以色列用于世界范围内更广泛的道德评价。有学者认为，以色列逐渐将大屠杀描述为罪恶的典范，并将其扩大为针对整个人类的终极恐怖行为。(62)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屠杀提供了一种新的集体认同的跨国范式，根据这种范式，大屠杀成为全球的邪恶象征。正如亚历山大所言：一个特定的和情景化的历史事件已经转变为人类苦难的普遍象征，它的存在为民族、种族和宗教正义、相互承认以及以更文明的方式调节全球冲突创造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机会。(63)如此一来，明确的道德评价和责任从纳粹浩劫的犹太受害者转移到整个世界。3个层次的角色构成了这种转移：受害人的地位、肇事者的义务和国际社会的同情。在此背景下，负面情绪不仅归咎于肇事者，还包括那些不承认该群体的受害者地位的人。因此，否认和质疑大屠杀的伊朗对犹太民族造成了不公正以及不道德的伤害，违反了规范人类行为的基本道德规范和准则。比如，以色列外长指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否认和嘲笑大屠杀的政权，同时寻找实施大屠杀的武器。伊朗的言行不仅是对以色列的直接威胁，而且是对整个国际社会所珍视的价值观的威胁……国际社会面对伊朗威胁的冷漠和犹豫的时代早已过去。”(64)有关此类大屠杀话语在充实以色列集体身份的同时，还获得了国际同情。作为全人类的教训，它直接影响着世界范围内的道德与良知。
事实证明，“大屠杀话语”中的全球道德在西方国家引发强烈共鸣。在关于2025年6月以色列与伊朗局势的声明中，大部分西方国家支持以色列的“自卫权”。2025年6月17日，七国集团表现出明显的偏见和双重标准，不仅再次重申对以色列安全的支持，还将伊朗描述为“该地区不稳定和恐怖的主要根源”(65)，而无视以色列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主动挑起与伊朗的冲突，并导致平民伤亡数量不断增加的事实。
伊朗在谈到以色列和大屠杀时，往往将以色列的罪行与巴勒斯坦的无辜进行对比，以扭转已经存在的道德一致性。内贾德总统多次提到：“巴勒斯坦人民正在被压迫，他们的土地在大屠杀的借口下被占领。”(66)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伊朗政治官员强调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迫害，伊朗将以色列和犹太人描绘成纳粹，而巴勒斯坦人是正在经历种族屠杀的受害者。
2024年5月14日，伊朗外交部在纪念“纳克巴日”(Nakba，又称灾难日，为巴勒斯坦纪念日)的一份声明中写道：以色列种族隔离政权的真实面目已被揭露……这场针对受压迫、反抗、自由和勇敢的巴勒斯坦民族的真正灾难日和大屠杀将结束。(67)有关政治话语不但通过责任与义务将大屠杀的道德信仰同伊朗形象连接起来，而且使其呈现扩大化的趋势，由针对无辜巴勒斯坦人民实施的暴力延伸至地区和全球范围的道德评价。从这方面来看，由于巴勒斯坦问题是国际社会的热点问题，伊朗否认大屠杀的话语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综上，在大屠杀的基本话语中，以色列和伊朗都视自己为冲突中的受害者，将对方视为肇事者。不同的是，伊朗的受害者身份是通过巴勒斯坦叙事实现的。竞争性的受害者意识成为两国敌意与冲突持续的因素，在此过程中，以色列和伊朗领导人通过一系列描述性词汇来加强彼此之间的固化认知，核心内容是坚信自己群体目标的正义性和积极的自我形象，同时强调对手目标和特征的邪恶性。以色列和伊朗都试图强调自身的合法性和对方的罪行来加强自己的道德地位，进一步助长了彼此之间的敌意与冲突。
(二)基本话语之二：“伊核话语”
伊核计划无疑是过去20年来主要的国际热点之一。20世纪50年代美国和伊朗签署了一项核协议，作为美国和平原子能计划的一部分。1968年，伊朗加入《核不扩散条约》。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伊朗的核援助一直持续到1979年伊斯兰革命，当时亲美的巴列维国王政权垮台，大多数国家都停止了同伊朗的核领域合作。20世纪80年代中期，伊朗找到了替代能源合作伙伴。2002年，流亡海外的伊朗反对派披露该国正在建造两座未申报的核设施。(68)基于此，2003年以来，国际社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解决这一争端，从最初的政治压力、经济制裁、外交谈判到达成协议、再到协议破产，伊核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对于伊核问题，伊朗否认研制核武器。一方面，伊朗公开强调该国对民用核能的需求，政府领导人、官员、媒体以及民众都坚持伊朗拥有和平发展核技术的权利；另一方面，伊朗强调该国需要实现能源资源多样化，满足不断增长的国内需求，以及通过增加石油出口以提高该国的收入。以色列和西方国家对此提出了反驳论点。(69)以、伊两国围绕伊核问题敌意话语不断。
1.伊朗独立主题中的语境建构
伊朗的主体民族波斯人曾创立了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尽管被伊斯兰军队征服，伊朗仍然保留了自己的波斯语言和大部分文化。由此，对辉煌过去的叙述成为伊朗民族自豪感与自信的源泉。(70)此外，伊朗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不断地遭受入侵与征服，建构了伊朗民族的受害情节与文化氛围。伊斯兰革命后，创伤话语不仅在社会和文化中得到重现，而且在之后爆发的两伊战争中被具体化。战争期间，与其作战的伊拉克接收到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源源不断的支持与援助，而伊朗却陷入孤立无援的状态，长达8年的两伊战争在伊朗领导人和民众的心理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不断被征服的历史、缺乏经济和政治话语权等情势，塑造了伊朗人普遍存在的战略孤独感和脆弱感，以及集体心理层面的被剥夺感心境。历史创伤被强化后，伊朗人积极寻找解决创伤的路径变得不合时宜且颇为困难。(71)反复的殖民屈辱又和伊斯兰什叶派在历史上形成的受压迫和殉难的心理相结合，构成了伊朗关于伊核政策的宏观语境。
2.以色列和伊朗对立性的民族主义身份
身份话语通常是一个相互的主体性过程。当以色列试图构建自身和他者身份以应对不安全感和恐惧时，就自然会威胁到伊朗的身份安全。因此，伊朗常常会模仿和推翻他者身份来抵制这种威胁。在伊核话语中，尽管保守派和温和派在核问题上存在明显分歧，不同派别总统的言辞也有所不同，但制定核外交政策时的总体出发点显然保持不变。从本质上讲，其中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是对国家主权和独立的坚持，独立构成伊朗国家身份的核心要素，赋予伊朗核政策以连贯性的意义。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伊朗拒绝来自外部力量的支配、霸权的影响；二是伊朗寻求实现自我定义、自力更生和一般自我控制的积极方式。正是在这种话语、叙述、规则和规范的背景下，伊朗的核政策才得以形成。(72)
与伊朗在大屠杀话语中展现的伊斯兰身份相比，伊朗的民族主义身份此时更具有决定性特征。然而，这两种身份并不是作为两种相互竞争的独立身份而存在，而是处于伊朗国家身份连续体的两端。对于后者，伊朗通过核话语的棱镜将自身视为一个反对任何帝国主义形式的独立国家，独立话语有助于理解伊朗强调自给自足，并拒绝在核领域依赖外国资源的提议。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认为，科学进步、自给自足和独立之间存在因果关系，(73)伊朗放弃铀浓缩活动是西方列强的阴谋，目的是否认或阻止伊朗获得先进技术，使伊朗落后并依赖于西方。(74)
随着近期以色列与伊朗军事冲突的演变，伊朗国内保守派和改革派在具体策略上虽有区别，但其叙事逻辑均源于民族主义身份的视角。从保守派的强力回击到改革派对民族团结的呼吁，双方都强调伊朗不可剥夺的、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此次冲突客观上推进了伊朗内部不同派别间的国内团结。在此背景下，哈梅内伊于2025年6月26日停火后首次发表电视讲话，除了祝贺伊朗人民的胜利，他还强调了伊朗独立和不屈服的自我定位，表示“伊朗人民必须明白，与美国冲突的根源在于他们傲慢无礼地想要迫使伊朗屈服。当然，这是永远不会发生的事情”(75)。伊朗外交部长同样强调，伊朗的和平核计划已经成为民族自豪感和荣耀的象征，军事冲突只会坚定伊朗的决心。(76)此类言辞上的升级不仅反映在伊朗的民族主义身份话语中，也通过具体政策得以体现。停火之后，伊朗议会立即通过立法，宣布在核设施安全保障得到落实之前，将暂停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77)
以色列的民族主义身份与中东地区的核地缘政治愿景密不可分。这种关联取决于以色列当代国家政治中相关记忆叙事的身份话语，身份话语赋予自我理解以时间性、关系性和解释身份的政治效力所必需的因果关系，(78)从而使得编织出连贯的集体身份成为可能。考虑到犹太民族和以色列的历史经历，以及大屠杀的记忆，国家安全和生存焦虑遂成为定义以色列民族主义身份的两个主要来源。在这个解释框架内，伊朗核问题被视为一种颠覆性的挑战。这种挑战不仅限于发展灾难性武器的物理威胁，还包括对以色列生存权的文化和认同威胁。就像以色列前总理奥尔默特所表述的“我们不能容忍也不会容忍，那些挑战以色列生存权的人同时积极寻求发展灾难性武器来实现他们的目标”(79)。
新一轮以伊冲突期间，以色列总统伊萨克·赫尔佐格在视察伊朗导弹袭击现场时指出，以色列正面临一场“针对犹太民族的战争”，并强调当前的核心任务在于消除对以色列的生存威胁，为全球犹太人提供一个安全、稳定且能够繁荣发展的家园。(80)这一声明不仅面向国内听众，还向全球犹太社区发出号召，呼吁其团结一致，共同应对伊朗核威胁。在以色列看来，核技术和核设施的不断发展不仅是制造核武器的基础，更重要的是，核潜力能够挑战犹太人的自我认知和他们对犹太社会的态度。
3.以色列和伊朗围绕“伊核话语”的二元表征
自冷战结束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恐怖主义国家”“极端主义”“激进政权”“狂热分子”等类似的表述已成为以色列政府官方话语的一部分。此类标签赋予伊朗政权明显的道德内涵，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宗教性质和专制性质。宗教相关话语暗示伊朗在极端宗教激进主义推动下的非理性内涵，独裁话语意在使其失去合法性。此外，两种话语还被用于框定安全问题，通过将伊朗描述成为世界恐怖主义之地，以色列成功地建构了安全威胁。例如，“核毁灭是可怕的，宗教激进主义伊斯兰神职人员控制这类武器的想法更可怕，”(81)这种表述引发了与核问题相关的危险。伊朗被认为是危险的国家，尤其当其研制出核武器时。与伊朗核武器的危险和破坏性潜力形成对比，以色列自我总是与不安全和威胁感联系在一起。
值得注意的是，新一轮以伊冲突爆发后，以色列有关伊朗核话语的二元表征既有连续性，又出现新变化。前者体现在语言表征的二元性运用，后者在于话语主体的界定上。通过直接向伊朗人民发表讲话，内塔尼亚胡旨在将伊朗伊斯兰政权与伊朗社会区分开来，其目的是促成伊朗的政权更迭。正如内塔尼亚胡所言，“以色列的战斗并非针对伊朗人民……是为了对抗压迫你们、使你们贫困的凶残伊斯兰政权。”此外，他还提到两国人民自居鲁士大帝时代以来的历史渊源。(82)此时的二元表征可以起到统一共同敌人的作用，一方是“压迫”“贫困”“邪恶”的伊斯兰政权，另一方则是“自由”“勇敢”的伊朗人民和以色列。由此塑造一种道德对比，在强化以色列立场的同时，试图激化伊朗内部矛盾。
伊朗则塑造了一个独立、追求和平的什叶派国家形象。伊朗的言论强调相互尊重和合作的信念，将以色列描绘成一个专注于破坏伊朗的障碍。无论是内贾德总统还是鲁哈尼总统，在谈到伊朗未来的核计划时，都使用了诸如“透明”“和平”等词语。伊朗话语框架中的“我们”被定位为一组寻求稳定和平的国家类别，主张遵守国际规范和规则，合法使用核能。正如内贾德总统在2007年联合国大会演讲中所言，“你们都知道，伊朗是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成员，并且一直遵守其规章制度，并在所有领域与该机构进行了最广泛的合作。我们所有的核活动都是完全和平和透明的。”(83)他使用带有正面含义的词语来描绘本国的温和特征，以说服国际社会相信伊朗反对战争、支持和平。与此同时，负面的他者表征是通过相反的词汇来获得的，如“以色列的罪行”和旨在“扰乱”该计划的“破坏和秘密活动”。除了破坏伊朗追求和平核发展，伊朗领导人还将以色列描述为中东大规模武器扩张的主要代理人。
在2025年6月以伊军事冲突引发的“伊核话语”叙事交锋中，伊朗围绕“伊核话语”的二元表征主要体现在核计划和核行动两方面。就核计划本身而言，伊朗官方话语中反复强调“和平”和“合法权利”是其核政策的核心。围绕伊核问题，伊朗方面强调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核设施的袭击公然违反国际法；面对以色列政权的非法和无端侵略，伊朗的回应是合法、合乎逻辑的自卫行为，伊朗的行动基于国际法并以人类理性和人道主义原则为指导。(84)总体而言，伊朗围绕“伊核话语”的话语表征最终形成了对立的二元性：一方面，通过积极的自我表征，自我塑造国际社会中和平、透明、遵守国际规范的国家形象；另一方面，通过负面的他者表征，伊朗将以色列及其盟友美国描述为侵略者、地区稳定与和平的破坏者。
4.“伊核话语”中的全球正义评价
在积极自我和消极他者的二元表征之外，以色列和伊朗都认为核问题不仅仅是两国之间的分歧，而是与某种更大范围的人类正义相联系。为了捍卫核计划的合法性，伊朗领导人将针对伊朗核政策施加的各种压力视为反对该国寻求独立的更广泛行动框架的一部分。一方面，伊朗的核讨论基于对全球正义双重标准的谴责。伊朗并不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寻求核资源的国家，然而其他行为体，如以色列却没有被指控具有军事目的。即使是伊朗自身在巴列维王朝发展核计划时期，同样没有受到批评。(85)另一方面，伊朗将自身置于第三世界的国家角色中，通过坚持为被压迫者发声的立场，重申其抵抗美国欺凌的道路。(86)伊朗领导人将本国所面临的不公平描述为摩尼教中善与恶、和平之地与战争之地以及被压迫者与压迫者之间的斗争。相应地，伊朗领导的正义联盟与以色列领导的邪恶联盟之间的冲突可以解释为历史上善和恶之间冲突的延续。
面对以色列袭击伊朗多处核设施和军事基地，并暗杀高级官员和核科学家的系列攻击，伊朗采用了一个三层递进的全球正义评价框架，试图搭建起伊朗在国际舆论场中的道德地位：其一，美、以合谋行动对区域和平与安全造成了巨大威胁；其二，国际原子能机构在处理伊核问题时未能履行其合法职责并被政治化，因此国际组织尤其是国际原子能机构不公平地处事；其三，由于反对侵略暴行是“全球南方”国家普遍共识，因此伊朗能够争取到其他国家对战争行为的谴责，特别是凝聚“全球南方”对伊朗的支持。
通过援引大屠杀的意象，以色列领导人将反对伊朗核计划的正义性从两国扩大到国际社会。多位以色列领导人直接将伊朗和纳粹德国进行类比，以色列前总理佩雷斯在2013年大屠杀纪念日时表示，“文明世界的人们必须扪心自问：当扑灭(纳粹集中营)焚尸炉之火仅过了如此短的时间，在盟军为消灭纳粹恶魔而承受如此惨痛的伤亡之后，为什么仍然会出现像伊朗这样公开否认大屠杀甚至威胁再次进行大屠杀的国家领导人。”(87)为了合理化暗杀行为，内塔尼亚胡在接受采访时，将伊朗的核科学家比作希特勒的核团队，声称阿亚图拉领导的政权已将中东推向“永久战争”，并将世界“推向核战争的边缘。这不仅对以色列构成威胁，还把核噩梦带到阿拉伯邻国、欧洲和美国以至于全世界。(88)此类政治话语传递了一种极度悲观的世界观：伊朗的核能力不仅对以色列构成了生存危险，而且意味着无辜人类生命的大规模毁灭。以色列领导人利用大屠杀意象引起全球同情，更有助于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以防止类似的灾难再次发生。
双方有关身份、表征的修辞的动态进一步巩固了以色列和伊朗看待自己和对方的方式，在双方之间嵌入了镜像的敌对关系，从而产生了影响核问题谈判的误认感。
四 结语
以色列和伊朗从单向的指责向对称敌意话语的相互反应中，经历了由不耦合到松散耦合再到完全耦合的转变，其中核心语境的象征性援引是触发完全耦合镜像机制的重要推动力。双方通过大屠杀创伤语境和伊核话语独立语境来加深其战略立场，这种援引不仅是它们情感上的动员工具，更成为其吸引国内外支持、强化自身主张的强大手段。更为严重的是，核心语境孕育了一个有利于冲突各方操纵的政治环境。
随着冲突的演变，话语镜像的发展会随着情况的变化、新的冲突或联盟的出现而改变或升级。但只要敌对行为体依赖的语境和符号表达没有改变，敌意累积螺旋上升的局面就不会根本逆转。并且，镜像中紧密耦合的逻辑越占主导地位，冲突的各方就越开始发出相同的声音，使用相同的主题来指责彼此的过失和罪行。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行为体很难与他们视为“敌人”的另一行为体建立直接的联系。更为严重的是，有时问题本身并没有被明确提出；相反，反对者把话语当成互相攻击的武器，基本话语中的实际分歧和立场的多样性、复杂性、细微差别和矛盾反而被忽略，如以色列和伊朗国内不乏对彼此相对温和的声音。遗憾的是，伴随着以色列和伊朗现实关系的紧张，两国领导人的挑衅性发言往往验证了彼此的威胁叙事。话语就不再是冲突各方之间的接触和交流方式，而成为“我们”建构“他们”的工具，正所谓“所有我们所说的基本上都是为了确认他们无法与之交谈或理解”(89)。随着时间的推移，敌意话语状态的维持和重复甚至会创造一种准“常态”的制度，(90)被视为一种正常的政治现象，这导致人们对话语本身的信任逐渐丧失。
当然，对敌意话语的强调并不意味着传统上影响以色列和伊朗冲突与敌意的物质性因素不重要。不管是围绕伊核问题的大国博弈，还是在美以特殊关系之下，以色列与伊朗在中东地区控制与反控制、霸权与反霸权的斗争等，敌意话语镜像仍发挥极大作用。相较而言，承认话语的作用是对传统政治分析路径的一种补充和修正。事实证明，尽管在美国斡旋下，以色列和伊朗之间达成了一项艰难的停火协议，结束了为期12天的交火，但双方的敌意话语叙事交锋仍在继续，双方围绕战争结果、战后责任与解决方案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仇恨恐怕会在代际间延续。实际上，话语既可以作为引发和管理冲突的工具，更可以是预防和解决冲突的手段。因此，双方要想形成合作的局面，就要改变话语结构，实行敌意语义的转换。而这种冲突转换的话语往往涉及话语镜像中的敌意稀释和符号解放，只有如此，才可能展现出一种健康的不同层面话语边界流动，实现解构对抗的交流和沟通，从而对冲突的解决产生积极影响。
注释：
①Nick Robertson,"Iran's Supreme Leader Labels Israeli Assault on Gaza 'Genocide'",The Hill,October 17,2023,http://gffggf8f666564fe74707skqnwwukxp55q6k59.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policy/international/4259895-iran-labels-israeli-assault-on-gaza-genocide,2023-11-07.
②"Excerpt from Prime Minister Benjamin Netanyahu's Remarks at the Opening of the Winter Assembly of the 25th Knesset's Second Session",Prime Minister's Office,Israel,October 17,2023,http://gffgg7a9054869a974542skqnwwukxp55q6k59.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en/departments/news/ironswords1016202375,2023-11-07.
③Natalia Knoblock,"Introduction",in Natalia Knoblock eds.,Language of Conflict:Discourses of the Ukrainian Crisis,New York:Bloomsbury Academic,2020,p.2.
④Kayvan Shakoury and Veronika Makarova,"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of Micro and Macro Structures in Talks by Two Iranian Presidents at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A Socio-cognitive Perspective",Iranian Journal of Applied Language Studies,Vol.13,No.1,2021,pp.109-130; Forough Amin and Alessandro Gagaridis,"Rhetorical Analysis of Netanyahu's Speech on the Iran Nuclear Deal as a Securitizing Mov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anguage Studies,Vol.13,No.3,2019,pp.61-86; Adam Klein,"Characterizing "the Enemy":Zionism and Islamism in the Iranian and Israeli Press",Communication,Culture and Critique,Vol.2,Issue 3,2009,pp.387-406; Rusi Jaspal,"Anti-Zionism and the Iranian Press",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Antisemitism,Vol.5,No.2,2013,pp.401-425.
⑤汪舒明：《大屠杀记忆、以色列战略文化与伊朗核危机》，载《外交评论》2013年第2期，第131～142页；Jonathan Gerwin Leslie,Fear and Insecurity:Competing Narratives of the Iran-Israel Relationship,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2019,p.12; Haggai Ram,Iranophobia:The Logic of an Israeli Obsession,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 Wojciech Grabowski,"From Speech Act to Extraordinary Measures-securitization and Hybrid Warfare in Iran-Israel Relations",Przeglad Strategiczny 2022,Issue 15,pp.143-155; Amir Lupovici,"Securitization Climax:Putting the Iranian Nuclear Project at the Top of the Israeli Public Agenda(2009-2012)",Foreign Policy Analysis,Vol.12,No.3,2016,pp.413-432; Mohammad Soltaninejad,"Netanyahu's Rhetoric on Iran:Securitization or Sincere Expression of Fear",Journal of World Sociopolitical Studies,Vol.6,No.2,2022,pp.305-341.
⑥Peter Wallensteen,"The Resolu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Conflicts:A Structural Perspective",in Raimo Väyrynen eds.,New Directions in Conflict Theory:Conflict Resolution and Conflict Transformation,London:Sage,1991,pp.130-131.
⑦Vivienne Jabri,Discourses on Violence:Conflict Analysis Reconsidered,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6,pp.2-3.
⑧Louis Philips,"Hegemony and Political Discourse:The Lasting Impact of Thatcherism",Sociology,Vol.32,No.4,1998,p.851.
⑨Chantal Mouffe,On the Political,London:Routledge,2005,p.73.
⑩Jacques Lacan,"The Mirror Stage as Formative of the Fonction of the I as Revealed at Psychoanalytic Experience",in Bruce Fink eds.,Ecrits:The First Complete Edition in English,New York and London:W.W.Norton and Company,2006,pp.75-81.
(11)Gregory B.Sadler,"Situating Lacan's Mirror Stage in the Symbolic Order",Journal of Philosophy:A Cross-Disciplinary Inquiry,Vol.2,No.5,2006,pp.12-13.
(12)Marco A.Vieira,"(Re-)imagining the 'Self' of Ontological Security:The Case of Brazil's Ambivalent Postcolonial Subjectivity",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46,Issue 2,2018,p.151.
(13)Lene Hansen,Security as Practice:Discourse Analysis and the Bosnian War,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2006,p.46.
(14)Lesley Jeffries,"Textual Choice and Communication in Conflict",in Matthew Evans and Lesley Jeffries eds.,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Language in Conflict,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2019,p.14.
(15)这一概念被表述为“挑战原始主张或框架的修辞策略”。See Phillip M.Ayoub and Agnès Chetaille,"Movement/countermovement Interaction and Instrumental Framing in a Multi-level World:Rooting Polish Lesbian and Gay Activism",Social Movement Studies,Vol.19,No.1,2017,p.23.
(16)Piotr Cap,The Language of Fear:Communicating Threat in Public Discourse,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17,pp.1-2.
(17)Christiane J.Fröhlich,"Security and Discourse:the Israeli-Palestinian Water Conflict",Conflict,Security & Development,Vol.12,No.2,2012,p.145.
(18)Edelman,Poliiics as Symbolic Action:Mass Arousal and Quiescence,New York:Academic Press,1971,p.14.
(19)Vamik Volkan,"Large Group Identity and Choosen Trauma",PSYCHE,Vol.54,No.9,2000,p.936.
(20)Crocker Jennifer and Luhtanen Riia,"Collective Self-esteem and Ingroup Bias",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Vol.58,No.1,1990,pp.60-67.
(21)Zheng Wang,Memory Politics,Identity and Conflict,Historical Memory as a Variable,Cham:Palgrave Macmillan,2017,p.17.
(22)Daniel Bar-Tal,"Why Does Fear Override Hope in Societies Engulfed by Intractable Conflict,as It Does in the Israeli Society?",Political Psychology,Vol.22,No.3,2001,p.609.
(23)Zajoncv R.B.,"Feeling and Thinking:Preferences Need No Inferences",American Psychologist,Vol.35,No.2,1980,p.151.
(24)Clark McCauley and Sophia Moskalenko,"Mechanisms of Political Radicalization:Pathways Toward Terrorism",Terrorism and Political Violence,Vol.20,No.3,2008,p.416.
(25)Bahar Rumelili,"Constructing Identity and Relating to Difference:Understanding the EU's Mode of Differentiation",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30,No.1,2004,pp.27-47.
(26)Ruth Wodak,The Politics of Fear:What Right-Win g Populist Discourses Mean,London:Sage,2015,p.32.
(27)Piotr Cap,The Language of Fear:Communicating Threat in Public Discourse,p.4.
(28)Teun A van Dijk,Ideology:A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London:Sage,1998,p.33.
(29)Dalia Dassa Kaye,Alireza Nader and Parisa Roshan,Israel and Iran:A Dangerous Rivalry,Rand Corporation,p.77.
(30)Avi Shlaim,The Iron Wall:Israel and the Arab World,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2014,p.207.
(31)Ray Takeyh,"Iran,Israel and the Politics of Terrorism",Survival:Global Politics and Strategy,Vol.48,No.4,2006,p.84.
(32)Thomas Latschan,"Iran und Israel:The Best of Enemies",Deutsche Welle,February 17,2014,http://gffgg366e2a59366242b0skqnwwukxp55q6k59.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en/iran-und-israel-the-best-of-enemies/a-17437981,2023-11-12.
(33)Farhad Rezaei and Ronen A.Cohen,"Iran's Nuclear Program and the Israeli-Iranian Rivalry in the Post Revolutionary Era",British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Vol.41,No.4,2014,p.4.
(34)左高山著：《敌人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0页。
(35)Jonathan Gerwin Leslie,Fear and Insecurity:Competing Narratives of the Iran-Israel Relationship,p.30.
(36)Raffaella A.Del Sarto,The Politics of Insecurity and the Rise of the Israeli Neo-Revisionist Right,Washington DC: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2017,p.60.
(37)Jonathan Gerwin Leslie,Fear and Insecurity:Competing Narratives of the Iran-Israel Relationship,p.15.
(38)Ehud Eilam,Israeli Strategies in the Middle East:The Case of Iran,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22,p.2.
(39)“将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这一言论在学界一直存有争议，但其仍在全世界广泛传播，具有很大的影响力。See Joshua Teitelbaum,"What Iranian Leaders Really Say About Doing Away with Israel:A Refutation of the Campaign to Excuse Ahmadinejad's Incitement to Genocide",Jerusalem Center for Public Affairs,July 1,2008,p.7.
(40)Dalia Dassa Kaye,Alireza Nader and Parisa Roshan,Israel and Iran:A Dangerous Rivalry,p.74.
(41)"Poll:77 Percent of Israelis See Iran Nukes as Existential Threat",Jerusalem Center for Security and Foreign Affairs(JCFA),http://gffggb29bcfadca7c4fd6skqnwwukxp55q6k59.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article/poll-77-percent-of-israelis-see-iran-nukes-as-existential-threat,2024-12-16.
(42)"Iranian Public Opinion on Governance,Nuclear Weapons and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World Public Opinion,http://gffgg94eed4bd1c6c4ba1hkqnwwukxp55q6k59.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pipa/articles/brmiddleeastnafricara/527.php,2023-12-16.
(43)Rusi Jaspal,"Antisemitism and Anti-Zionism in Iran:The Effects of Identity:Threat and Political Trust",Contemporary Jewry,Vol.35,No.3,2015,p.15.
(44)Anthony D.Smith,Chosen Peoples:Sacred Sources of National Identit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p.49.
(45)亚玛力人是古代游牧部落，在《旧约》中被描述为以色列的敌人，虽然该部落与以色列12个部落之一的以法莲部落关系密切。
(46)Galia Plotkin-Amrami and José Brunner,"Making Up 'National Trauma' in Israel:From Collective Identity to Collective Vulnerability",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Vol.45,No.4,2015,pp.532-533.
(47)"Daily Review of Israeli Media:Exclusive Review of Hebrew Language Media in English",Iran Wire,June 20,2025,http://gffgg9acfcd3e7be44708skqnwwukxp55q6k59.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en/news/142410,2025-07-01.
(48)Daniel J.Christie,The Encyclopedia of Peace Psychology,Vol.1,Malden,MA:Wiley-Blackwell,2011,p.997.
(49)Ada Yurman,"The Victimisation Motif as a Guiding Principle of Israeli Discourse",International Review of Victimology,Vol.15,No.1,2008,p.81.
(50)Dominick Mastrangelo,"Former Israeli PM Erupts at TV Host for Asking About Palestinian Suffering",The Hill,October 12,2023,http://gffggf8f666564fe74707skqnwwukxp55q6k59.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homenews/media/4252414-former-israeli-pm-gaza-palestinian-suffering,2024-12-12.
(51)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Israel,"PM Netanyahu Meets with French President Emmanuel Macron",October 24,2023,http://gffgg7a9054869a974542skqnwwukxp55q6k59.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en/pages/pm-netanyahu-meets-with-french-president-emmanuel-macron-24-oct-2023,2024-12-13.
(52)"Prime Minister Netanyahu's Address to the Nation on the War With Iran",Center for Israel Education,June 13,2025,http://gffgg14eeef1301d94fcdskqnwwukxp55q6k59.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resources/documents/prime-minister-netayahus-address-to-the-nation-on-the-war-with-iran,2025-07-03.
(53)MEMRI Special Dispatch Series,No.897,April 22,2005,http://gffgg6180a1865da34207hkqnwwukxp55q6k59.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peace/antizionism.html,2023-12-07.
(54)Reda Latifa,"Origins of the Islamic Republic's Strategic Approaches to Power and Regional Politics:The Palestinian-Israeli Conflict in Khomeini's Discourse",Middle East Critique.Vol.25,No.2,2016,pp.181-182.
(55)Meir Javedanfar,"Iranian Government Stirs Up Antisemitism with Invented Massacre",The Guardian,December 27,2010,http://gffgg11e18469c7a04ba7skqnwwukxp55q6k59.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commentisfree/belief/2010/dec/27/iranian-antisemitism-graves-jewish-saints,2023-12-07.
(56)"Iran's Baqaei:German Chancellor's Support for Genocidal Zionist Regime Disgraceful",Iran Front Page,June 27,2025,http://gffggbfe33d6f70f04bacskqnwwukxp55q6k59.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irans-baqaei-german-chancellors-support-for-genocidal-zionist-regime-disgraceful,2025-07-01.
(57)有关此类描述意识形态的词汇在伊朗领导人政治话语中出现的频率较高，see http://gffggb3e0af65a4674275skqnwwukxp55q6k59.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fa/Archive?c=182,2023-12-05。
(58)Meir Litvak,"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and the Holocaust:AntiSemitism and Anti-Zionism",Journal of Israeli History:Politics,Society,Culture,Vol.25,No.1,2006,p.274.
(59)Mahdi Ahouie,"Iranian Anti-Zionism and the Holocaust:A Long Discourse Dismissed",Radical History Review,Issue 105,2009,p.74.
(60)"President Vows Iran's Strong Response to Israeli Strikes",Tasnim News Agency,June 13,2025,http://gffggcabce02fc9ab41ceskqnwwukxp55q6k59.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en/news/2025/06/13/3334574/president-vows-iran-s-strong-response-to-israeli-strikes,2025-06-30.
(61)Netanyahu's Speech at the AIPAC Policy Conference,AIPAC Policy Conference,Washington,DC,March 4,2014,http://gffggf73afd6941f9486fhkqnwwukxp55q6k59.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English/MediaCenter/Speeches/Pages/speechaipac040314.aspx,2023-01-03.
(62)Jeffrey C.Alexander,Trauma:A Social Theory,Cambridge:Polity Press,2012,p.85.
(63)Jeffrey C.Alexander,"O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Moral Universals:The 'Holocaust' from War Crime to Trauma Drama",in Jeffrey C.Alexander,Ron Eyerman and Bernard Giesen eds.,Cultural Trauma and Collective Identity,Berkeley,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4,p.28.
(64)"Livni:Ran a Threat to the World,We Need to Wake Up",Ynetnews,November 13,2006,http://gffgg3a8c12f6dceb473bhkqnwwukxp55q6k59.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articles/0,7340,L-3327421,00.html,2023-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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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Brian Williams,"NBC Exclusive:Ahmadinejad on the Record",NBC Nightly News,September 20,2006,http://gffgg88a2d78d6ef44cd1hkqnwwukxp55q6k59.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id/14911753,2023-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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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Homeira Moshirzadeh,"Discursive Foundations of Iran's Nuclear Policy",Security Dialogue,Vol.38,No.4,2007,p.529.
(71)Adam B.Lerner,From the Ashes of History:Trauma,National Identity and State-Building in India and Israel,St.John's Colleg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August 2019,p.79.
(72)Homeira Moshirzadeh,"Discursive Foundations of Iran's Nuclear Policy",Security Dialogue,Vol.38,No.4,2007,pp.530-531.
(73)Sadjadpour Karim,"Reading Khamenei:The World View of Iran's Most Powerful Leader",Washington: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2009,p.11.
(74)Zibakalam Sadegh,"Iranian Nationalism and The Nuclear Issue",Media Monitors Network,January 10,2006,http://gffggbf9d4888c3294335skqnwwukxp55q6k59.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iranian-nationalism-and-the-nuclear-issue,2023-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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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Adam B.Lerner,From the Ashes of History:Trauma,National Identity and State-Building in India and Israel,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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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Jonathan Gerwin Leslie,Fear and Insecurity:Competing Narratives of the Iran-Israel Relationship,p.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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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Ahmadinejad's 2007 UNGA Speech,http://gffgg5bb89c5f412d477bskqnwwukxp55q6k59.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record/609879?ln=en,2023-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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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Homeira Moshirzadeh,"Discursive Foundations of Iran's Nuclear Policy",Security Dialogue,Vol.38,No.4,2007,p.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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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Joel Backström,Karin Creutz and Niko Pyrhönen,"Making enemies:Reactive dynamics of discursive polarization",in Katarina Pettersson and Emma Nortio eds.,The Far-Right Discourse of Multiculturalism in Intergroup Interactions:A Critical Discursive Perspective,Cham,Switzerland:Palgrave Macmillan,2022,p.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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