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福山关于身份政治的研究，是在西方自由民主制遭遇重大危机与挑战的背景下展开的。他警告人们，西方社会正在分裂为狭窄的、碎片化的身份群体，公共协商与集体行动的开展日益困难，政治极化与党派冲突的程度不断加深。这些危机与挑战也标志着福山以往的历史终结论受到重大挫折。为了补救历史终结论，他挖掘了身份政治产生的心理根源，梳理了身份政治思想的演进历程，试图通过构建一种信念式国民身份，化解身份政治与自由民主制之间的冲突。然而，福山始终未能解释当代西方的身份政治何以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为什么身份概念在当代变成了一个如此有用的政治动员工具，甚至取代了原有的阶级、公民等政治话语。探析福山身份政治理论的实质与局限，有助于把握西方政治思潮的新动向，理解西方国家政治发展的新趋势。
关键词：福山 身份政治 历史终结论 信念式国民身份 政治极化
身份政治是当代西方最重要的新兴政治问题之一。弗朗西斯·福山的专著《身份：对尊严的需求与怨恨的政治》（Identity : The Demand for Dignity and Politics of Resentment），对身份政治产生的心理根源与历史演变进行了深入剖析，在肯定其积极意义的同时着重批判了它对西方自由民主制带来的危害。该书出版后在学界与政界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国内学界对福山的身份政治理论也有一些关注与讨论。然而略显遗憾的是，不少研究者未经充分反思，就将福山对身份政治的概念界定和解释框架奉为经典，没有注意到其深层的问题意识，对于他在整个西方身份政治思想谱系中的定位也存在偏差。因此，有必要围绕福山身份政治理论的实质与局限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这对于把握西方政治思潮的新动向，理解西方国家政治发展的新趋势，具有一定的启示价值。
福山身份政治理论的双层问题意识
福山最早对身份政治的系统论述，是2018年9月在《外交政策》(Foreign Affairs）杂志上发表的长文——《反对身份政治：新部落主义与民主制的危机》。随后，他又在这篇文章的基础上增添内容，出版了《身份：对尊严的需求与怨恨的政治》一书。因此在研究福山的身份政治理论时，首先应该反思他为什么突然从“历史终结论”和政治发展研究，转向了身份政治问题。换句话说，福山研究身份政治的问题意识是什么？
表面来看，福山研究身份政治的直接目的是解释两件黑天鹅式的政治事件——英国公投决定脱欧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他开诚布公地说， “如果唐纳德·特朗普2016年11月没有当选总统，我不会写这本书”。这两起事件让他惊讶地发现，所谓民粹主义政治不仅会出现在非西方国家，像英美这样的发达民主国家也难以幸免。一些煽动民粹思潮的领导人，如美国的特朗普和匈牙利的欧尔班（Orbán）等，宣称自己代表了人民，试图以个人魅力与支持者建立直接联系。他们常常对现有的各种权力制衡机制表示不满，攻击政治上的建制派，攻击全球自由贸易体系。更麻烦的是，他们有时认为自己代表的并不是全体人民，而是人口中以种族或者宗教信仰为标签的某一特定人群。这种做法不但在一个国家内部制造对立和分裂，还进一步助长了极端民族主义以及政治性宗教运动的复兴。因此，如何解释这种新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是福山转向身份政治研究的直接原因。
有一些学者认为，全球化加剧了经济不平等，经济增长的好处主要流向了富人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传统发达国家内部的一些工人遭遇失业和收入下降问题，对现状感到强烈不满，容易变成民粹政治家的支持者。这种分析路径也被称为民粹主义的经济解释。福山承认这些经济因素有一定影响，但同时也存在逻辑上的盲点。例如，如果民粹主义的兴起主要是由全球化带来的经济不平等触发的，那么从逻辑上推理，在现实中应该看到的主要是左翼民粹主义者，即强调再分配、社会福利、加税等主张的政治力量。然而，事实却是自2008年以来，西方左派政党数量明显下降。现实中最活跃的新兴力量反而主要是右翼的民粹政党或团体，例如，德国另类选择党、意大利的五星运动、英国的脱欧派还有美国特朗普的支持者等。因此，福山提出在单纯的经济问题背后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影响因素——身份政治。
福山与众不同地指出，身份政治不仅局限在左翼，西方国家这些年兴起的右翼民粹主义也是一种身份政治。右翼政治家借用、模仿了左翼的身份政治的概念与话语。例如，支持特朗普总统的民众与支持脱欧的民众有高度类似性，他们都担心自己的中产阶级身份以及主体民族的成员身份受到威胁，批评政府给予新移民过多好处，认为自己被政治精英忽视了，自己的尊严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他们中的很多人以往是支持左翼政党的，现在却改换了自己的政治立场。值得注意的是，民粹主义专家扬－维尔纳·米勒也认为：“民粹主义总是某种形式的身份政治。”
除了想要从经济以外的文化因素来解释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福山转向身份政治研究还有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意识———补救自己的历史终结论。众所周知，福山最早在1989年发表的《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一文中提出了历史终结论。他主要借用法国政治思想家亚历山大·科耶夫对黑格尔历史哲学的阐释，采取唯心主义的视角，将整个人类的历史解释成为追求“承认” 而展开的斗争。他辩称历史上建立的各种政治制度中所包含的“承认形式” 都是有缺陷的，只有现代自由民主制在平等的、相互的基础上满足了人们对“承认”的需要。在政治意义的层面，自由民主制就代表了历史的终结。历史终结之后人们所能做的，无非就是见证自由民主制在西方以外世界的不断扩张。
福山这种历史终结论自提出以来，就一直受到学界诸多质疑与批评。世界历史的现实发展，尤其是自由民主制在非西方国家扩张时遇到的障碍，也在不断证伪福山的乐观判断。就连他自己也承认，一些在20世纪90年代非常成功的民主制国家，包括匈牙利、波兰、泰国、土耳其，都出现了运转不良的现象，有的还发生了向威权主义的倒退；“阿拉伯之春”事件后，中东地区并没有出现预想中的民主化浪潮；俄罗斯等国没有走向他所期盼的自由民主化道路；一些发达的民主国家也遭遇了金融危机、增长乏力、高失业率、政治动荡等问题。不过，福山仍然认为这些问题只是短期的波澜，历史发展的大潮流并没有发生改变。在2014年发表的《民主依然挺立在“历史终结” 处》一文中，他继续劝告自己的读者相信，“在观念领域，自由民主并没有真正的对手……纵然我们会质疑要多久之后全人类才能抵达那个终点，但我们不应怀疑某种社会形态就挺立在历史的终结处”。
然而，2016年以来右翼民粹主义在英美等国的兴起，严重动摇了大众对西方国家自由民主制的优越性与示范性的信心——如果像英美这样的发达民主国家都面临崩溃危机，又如何说服其他国家相信历史终结于自由民主制呢？福山不得不承认，西方社会正在分裂为狭窄的、碎片化的身份群体，公共协商与集体行动的开展日益困难，政治极化与党派冲突的程度不断加深。不过，福山最终没有放弃历史终结论。他选择将西方自由民主制所遇到的危机与挑战，解释为一种身份政治兴起的结果。试图通过分析身份政治产生的根源，提出解决身份政治挑战的方法，从而挽回历史终结论。因此，西方自由民主制在现实中的严峻危机，及其所导致的历史终结论的重大挫折，才是把握福山身份政治理论的基本坐标。
以身份政治为主线重构西方政治史
如前所述，福山并不是因为对身份政治本身的兴趣而进行研究。他是把身份政治变成了一个方便操作的概念“箩筐”。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政治性宗教运动、威权主义等这些自由民主制的对立因素，都被一揽子地解释为身份政治的不同形式。于是，只要能够解决身份政治的问题，那么历史终结论的威胁就可以被一劳永逸地解除了。因此，福山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对过去的历史终结论进行改造升级，以身份政治为主线，重构西方从古至今的政治史，重点解释为什么自由民主制建立之后，人们还是会遇到承认的问题，最后再指出一条解决身份政治问题的道路。
福山首先对身份政治本身的含义做了调整—— “我是在某种特别的含义上来使用身份一词”。具体来说，他刻意忽略了身份政治实践者关于要求补偿和差别待遇、改变历史叙事甚至推翻现有体制的诉求，而是将关注点集中在承认这个单一的维度之上。由于历史终结论的中心概念就是承认，这样身份政治似乎就可以被解释为追求承认的一种形式。此外，由于“identity” 在英语中同时包含“身份”与“认同”的含义，所以福山又试图削弱该词的身份团体属性，把考察的重点放在个人对内在真实自我的认知这一心理维度上。
与之前历史终结论的叙事起点完全一样，福山将身份政治产生的心理基础解释为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到的“血气” （thyomos）。这种血气据说区别于理性和欲望，是人的灵魂中渴望得到尊重与承认的那一部分。然而，从血气到身份政治，二者之间还有非常明显的距离。在柏拉图笔下，血气主要是与占全体人口很少一部分的军事贵族联系在一起，普罗大众更多是受到欲望的支配。此外，即使在这些少数人身上，血气所驱使的也是军事征服这一类行动，而不是现代身份政治所关注的自尊、权利、平等待遇等。因此，福山要以身份政治来重构西方政治史还必须解决两个关键难题：一是血气的普遍化；二是血气的表现形式的变化。很多研究者没有注意到的是，在回答这两个难题的过程中，福山悄然放弃了血气的重要性——— “虽然血气是人性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面向，但是还有这样一种更加现代的观念———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一个值得被尊重的自我，周围的社会如果不承认这种自我的话就是错误的”。换句话说，人类历史的中心主题不再是科耶夫式黑格尔历史哲学所认为的，主人与奴隶之间为了承认问题而进行的殊死斗争，而是替换为每个人的内在自我逐渐被认识和发现，并进而要求获得社会承认的历程。
在这种新的叙事之中，马丁·路德与让－雅克·卢梭开始占据中心位置。路德以前，基督教的传播已经给西方人带来了“上帝面前人人平等” 的观念。尊严不再是少数贵族的特殊要求，而是每个人可以争取获得的，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血气的普遍化”难题。至于路德及其宗教改革运动的贡献，主要是开启了对于人的内在自我的探求。这种内在自我是有深度的，包括许多不同层次，只有通过个人的内省才会呈现出来。在前现代时期，人们通常认为外在的社会规则比人的内在自我更加重要，应该是人去遵守和适应规则。路德领导的宗教改革运动则开始贬低传统教会所代表的各种外在规范，强调人的内在自我的优先性。内在自我的发现以及它相对于外在规范的优先性，这两种观念对于现代身份政治的形成至关重要。从这之后，自我的身份认同才开始成为一个对于每个现代人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不过也要注意，路德颂扬的内在自我是宗教信仰层面的。内在自我的世俗化主要是由卢梭完成的，而且他还进一步激化了内在自我与外在规范二者之间的紧张关系，认为后者总是在压制前者。卢梭的最终看法是，人们在追求真实自我的过程中就要不断地去质疑、挑战、推翻现有的规则。发展到这里，现代身份政治的基本要素可以说已经基本完备了。
福山接下来就是将法国大革命以来各种主要的政治斗争，都解释为身份政治的不同表现。现代自由民主制许诺赋予人们一些基本的权利，承认每个公民的尊严，在形式上满足了人们对于真实自我的追求。然而，这种安排存在一些天然的缺点。一方面，法律所规定的抽象平等并没有落实为现实中经济与社会地位的真正平等；另一方面，自由民主制所给出的是一种过于抽象的“人类身份”，每个人是因为被看作人类的一员而享有平等的待遇。然而，很多人从一开始就不满足于仅仅被视为人类的一员，他们更愿意与那些心理距离更近的身份团体联系在一起，比如民族、宗派、性别团体等。尤其是当他们认为自己在现实中受到不公正待遇时，就会更加怀疑自由民主制许诺的抽象、普遍的承认。因此，自由民主制从建立之初就面临与其他重要的身份团体的认同竞争。
按照福山的解释，民族主义就是最早的竞争者。人们不是生活在全球大同的世界，而是一个个具体的民族国家之中。例如，法国人就不仅认同抽象的人权，而且认同自己作为法兰西民族一员的身份，而法国人的优越感反过来又刺激了德国及其他民族的自我意识。除民族主义之外，一些政治性的宗教运动也被解释为身份政治的表现形式。例如，过去几年一些年轻的欧洲穆斯林涌入伊斯兰国家，正是因为该运动满足了其渴望探寻自己是谁、获得归属感的需求。他们随父母移民至欧洲国家，却因各种原因无法融入当地社会，对自己的身份感到困惑。此时恰好有人向他们兜售一种政治伊斯兰主义，告诉他们最重要的身份是某个宗教团体的成员，应该为了这种团体的尊严而进行斗争。当然，民族主义与政治性的宗教运动的兴起背后都有非常复杂的社会、经济原因，但福山坚信他们的本质都属于身份政治，都是吸引那些不满足于抽象人类身份的人们加入进来，主张自己独特的团体身份得到公共的承认。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西方的身份政治潮流，也延续了上述民族主义与政治性宗教运动的一贯逻辑。在左翼这边，人们不再热心阶级之间的不平等与斗争，而是更关注妇女、少数族裔以及特殊性取向团体。这些团体不仅要求社会以对待主流群体的方式对待他们，而且要求尊重他们与主流群体的差异。例如，过去的女权运动侧重于女性在就业、教育、法庭诉讼等方面的平等待遇，现在则越来越多地主张女性与男性之间存在根本不同，要求给予女性一些完全不同的特别待遇。当左翼政治家开始忽略传统的白人工人阶级群体时，这些人就因为收入的下降或者失业问题而对社会不满，开始寻找新的政治代言人。特朗普式的右翼身份政治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成长起来的。右翼政治家告诉白人工人阶层，华尔街的精英们背叛了他们，新移民和其他国家的工人夺走了原本属于他们的工作机会，他们在自己的国家内没有获得应有的尊重。因此，白人也要发明一种自己的身份团体，用时髦的身份政治语言来表达诉求。在有些情况下，这种右翼的白人身份政治甚至会直接表现为民族主义或者政治性宗教运动的形式。比如，一些政治家告诉白人选民“你们的国家不再是你们的了”，或者说“你是伟大的信仰共同体的一员，现在这个共同体正在被非信徒破坏，这是导致你现在穷困处境的真正原因，也是违逆上帝的罪行”，夺回白人身份的政治运动就变成了针对其他族裔与信仰人士的斗争。
由此可见，福山将当代世界各种主要政治运动，全部解释为身份政治的不同形式。试图通过这种处理，把自由民主制所遇到的挑战，转化为不同的身份政治形式之间的竞争，从而缓和这种挑战的危险性。他试图说服人们相信，当代的各种身份政治只是历史发展的一段弯路，如果能够为身份政治的挑战找到一条出路，人类不就又回到历史终结的康庄大道了吗？
用身份政治来解决身份政治？
当代西方身份政治的形成原因与内在逻辑，并非福山最为关心的问题。如何在不动摇历史终结论与现代自由民主制的绝对正确性这两个大前提之下，提出具有操作性的应对之策，才是福山研究身份政治问题的根本目的。除两个大前提之外，福山又给自己设定了两个小前提：第一，身份政治本身并没有错，它已经成为现代人思考自身与周遭社会的一个基本坐标，人们不可能彻底地放弃或者否定身份政治本身。第二，多元文化主义已经成为西方社会的一种基本价值，每一种不同的文化和生活体验都可以要求得到平等的关注与对待。于是，在这些大前提与小前提的束缚之下，福山既想解决身份政治带来的问题，又不能直接否定身份政治，就只能选择一条看起来自相矛盾的道路———用身份政治来对抗身份政治。
针对当代西方流行的那些狭隘化、碎片化的身份认同，福山劝告人们相信：“身份可以用来分裂，也可以用来凝聚。”如果找到一种具有更大整合性的、新的身份认同，似乎就可以化解身份政治带来的各种挑战。具体来说，福山颇为理想化地提出了一种所谓“信念式国民身份” （creedal national identity），有时也被翻译为“信念式国家认同”。这种身份据说建立在某种核心价值观与信念之上，而不是建立在人们共同的生理特质、生活经验、历史纽带或者宗教信念之上。例如，福山多次批评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等人主张将匈牙利的国民身份建立在特定的血统与宗教之上，这显然就不属于信念式的。相比之下，福山认为法国和美国是两个在历史上很早就发展出信念式国民身份的代表。在法国，这种信念的主要内涵是法国大革命以后确立的自由、平等、博爱精神。如果一个人忠于这种精神，理论上就有资格成为法国公民。关于美国，福山特别推崇联邦参议员本·萨泽（Ben Sasse）的说法，认为“美国是一个信念式的国家，明确拒绝血统式的民族主义”。《独立宣言》与《宪法》所确立的自由、平等、法治等政治原则，被认为构成了美国信念的主要内容。
不过，仅是澄清内涵还不够，要想让人们真正认同这种信念式国民身份，还需要进行多方面的努力。例如，在国民教育中增加公民课程的教学，在公立学校中停止流行了几十年的双语和多语课程；加强对移民的同化教育，修改国籍法并对新公民入籍提出更加严格的要求；通过对国民服兵役的普遍要求，来强化公民需要承担公共责任的观念；对于那些始终拒绝表示认同的人们，国家应该果断地取消他们的公民身份。由此可见，福山提出信念式国民身份的概念，实际上是想要恢复一种能够为西方国家现实中众多不同的身份群体所接受的一种共识性的、底线性的身份认同。
需要注意的是，信念式国民身份并非福山创造出来的一个全新概念。早在他的老师亨廷顿2004年出版的《谁是美国人？——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一书中，就已经详细讨论过这个问题。有趣的是，亨廷顿与福山的一些看法截然相反，甚至预先驳斥了福山寄予信念式国民身份的期望。亨廷顿承认信念一词在美国政治中具有特别的意义，尤其是通过冈纳·米达尔1944年出版的《美国的抉择》一书而成为大众流行用语。从历史上多次进行的追踪式民意调查来看，大部分美国人确实认同这样一种政治信念，即强调人的尊严，人人平等，人人皆有不可剥夺的自由权利等。不过亨廷顿也指出，无论多么强调政治信念的重要性，都无法否定人种、语言、宗教等其他因素在塑造国民身份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他提醒人们思考，一种完全建立在政治意识形态上的身份认同能够在现实中立足吗？这种政治信念能够像族裔、血缘、亲情或者信仰那样，在人们的心中激起深厚的感情与归属感吗？更重要的是，亨廷顿对美国早期建国历史的研究发现，这个美国信念本身也是来源于基督新教文化传统。如果像福山一样，将多元文化主义当作一种事实前提来接受，那么新教文化自然也就只是多元文化中的一元。其他文化也可以提出自己的政治信念，并且与传统的美国信念展开竞争。在这种情况下，福山又如何评判哪一种信念具有优先性呢？
如果说亨廷顿的“批评” 代表了右翼保守主义的立场，而在左翼学者这边，福山提出的信念式国民身份也受到许多质疑。詹妮弗 · Ａ. 里彻森（Jennifer A. Richeson）认为，信念式的国民身份对于解决身份政治的问题根本无济于事。因为在很多情况下，人们正是出于对传统国民身份的不满，才去寻找认同更加狭窄的身份群体。单一的国民身份，既无法回应这种心理需求，甚至常常就蕴含了社会中的多数群体对少数群体的压迫。此外，前面提到福山期望在公共教育中加强信念式国民身份教育的内容，以此遏制民粹主义思潮的发展。然而，一些教育学者通过研究英国的案例却发现了相反的效果。英国的基本价值观“民主、法治、个人自由、宽容”看起来符合福山关于政治信念的定义，但是在公共教育中加强这些内容，推广所谓英国价值观的结果，事实上激发了而不是缓和了英国民众的民粹主义，构成了英国最终走向脱欧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还有学者指出，福山对信念式国民身份的描述存在许多矛盾。比如在同一篇文章中，福山先是认为美国在建国时期就形成了信念式国民身份，而在几页之后的另外一处却说它是南北战争以后才出现的。这种时间混乱的背后，代表了福山对于美国政治史的任意裁剪，试图抹杀内战以前美国社会主流的、带有种族性色彩的、排他性的国民身份认同。
面对这些批评，福山在一些后续文章中进行了部分回应。他解释说，信念式国民身份是对现实中各种狭窄的身份认同的补充，而不是想要取代它们。他也提醒身份政治的支持者们注意，如果没有一种范围更广、整合性更高的国民身份，自由民主制度的基础就会受到动摇。他多次引用法国政治学家皮埃尔·马南（Pierre Manent）的观点，认为霍布斯、洛克、卢梭、康德、密尔等现代西方民主理论都存在一个根本困境：在把民主理解为人民的统治时，却没有界定人民是谁。换句话说，民主的前提应该是国家，而国家的基础则是国民身份。任由身份政治走向越发碎片化的趋势，最终会破坏整个社会进行公共协商与集体行动的前提，进而导致国家的衰败甚至解体。然而，这种论点对于身份政治的热衷者也没有多大的说服力，他们很多人继续反驳认为，身份政治恰恰促进了民主政治的发展，是民主政治从抽象转化为现实的主要动力。更麻烦的是，受到施特劳斯学派极大影响的马南，对现代自由民主制本身带有强烈的批判态度。福山如果接受他的基本观点，实际上是等于再次承认现代自由民主制本身存在致命缺陷，又会进一步破坏了他的历史终结论。
福山期望自己提出的信念式国民身份，能够吸引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扭转当代身份政治走向分裂与对抗的趋势。他不断地抽空国民身份的实质内涵，只强调其抽象的、信念的维度，这种“主动示好” 的做法并没有获得身份政治支持者的善意肯定。越来越多的身份政治支持者，寻求通过强调群体不断成为受害者这一点来颠覆美国国家叙事的合法性。在他们眼中，所谓信念式国民身份之中内置了种族主义、性别歧视等基因，恰恰就是需要被解构与批判的对象。回首美国过去几年的政治发展，尤其是2020年总统大选至今的各种乱象，福山自己也被迫承认，身份政治使美国社会滑向政治极化与分裂的程度远远超过自己的预期，而信念式身份并不能让人们看到走出困境的希望。
福山身份政治理论的局限
福山对身份政治问题的研究，是在西方自由民主制遭遇重大危机与挑战的背景下展开的。他比较清醒地认识到当代美国政治存在的深层矛盾，警告人们注意西方国家内部传统的政治共识正在崩解，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狭窄的、碎片化的身份群体，不但进行集体商议与集体行动的可能性受到威胁，就连政治衰败、国家解体这些以往不可想象的事情也不再是危言耸听。福山深入挖掘了身份政治背后的心理基础，构建了一条从古希腊到当代的思想演进脉络，极大地拓宽了身份政治研究的理论视野。尤其是他关于右翼与左翼身份政治相互激发、相互转化的分析，对于理解美国当下的政治极化与党派冲突具有很大启发性。
然而必须看到的是，福山研究身份政治的最终目的是补救自己的历史终结论。过去，福山乐观地认为现代自由民主制的建立代表了历史的终结。现在，他的语调有了明显降低。2021年1月18日，美国发生举世震惊的国会骚乱事件之后不久，权威杂志《外交政策》（Foreign Polocy）的编辑充满困惑地找到福山，他们迫切想要知道所谓“历史终结论”，现在还能否成立。在回应这个问题时，福山引用了《纽约时报》记者罗斯·杜塔特（Ross Douthat）的说法，认为历史的终结也许并不是一种政体的获胜，而是尼采式的“永恒复归” （perpetual recycling）。换句话说，现存的自由民主制也可能会瓦解崩溃，其他类型的政体被建立起来，然后人们又恢复自由民主制，就这样循环往复。历史的终结变成了一种永不休止的奔跑，“就像在跑步机上的松鼠一样”。然而，在自由民主制建立之后，其他形式的身份政治仍然不断地兴起，这就表明普遍的、平等的承认无法让人们感到满足。与此同时，当他表示身份政治本身并没有错，是针对社会不公的一种自然反应时，又再一次否定了自由民主制的完美性。
最后，福山的身份政治理论本身存在许多不足与缺陷。正如英国政治思想家约翰·格雷所批评的那样，福山始终未能解释当代西方的身份政治何以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为什么身份概念在当代变成了一个如此有用的政治动员工具，甚至取代了原有的阶级、公民等政治话语。这个缺陷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对身份政治概念本身的理解存在偏差，常常简单地把身份政治等同于认同政治。的确，“identity”这个词本身既有身份也有认同的意思，认同也是身份政治的一个要素，但是身份政治的重点并不在于单纯的认同，而是认同的对象，即人们主动构建起来的身份标签。这种标签肯定和赞美人们之间的差异，把以往被歧视的属性变成了骄傲的符号，于是激发了参与身份政治的热情。
此外，福山还明显过度拉伸了身份政治的概念外延，想要用它一揽子解释当代世界各种重大政治问题。不但对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政治性宗教运动这种复杂政治问题的认识流于片面，也极大地抹杀了当代身份政治与它们之间的重大区别。他虽然吸收了查尔斯·泰勒的本真性学说，却由于过分关注个人心理认同的维度，忽略了这种学说背后的社群主义哲学基础。无论是政治立场属于自由派的马克·里拉还是马克思主义者玛丽·莫兰（Marie Moran） 等人，都倾向于认为身份政治与流行的新自由主义以及消费主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相比之下，福山从未对市场经济以及资本主义本身的结构性问题进行反思。他刻意淡化身份政治背后的经济因素，所能做的似乎也就只剩下提出一种奇怪的信念式国民身份。然而，福山并没有充分注意到当前西方身份政治发展的一些新动向，比如身份政治衍生出来的“取消文化”，以及身份政治与所谓“警醒主义” 的合流等问题。其中影响颇大的“1619项目”，就是一些人宣称美国建国时间不是1776年，而应该把1619年第一批被奴役的非洲人抵达弗吉尼亚殖民地视为美利坚民族的诞生时间。这类做法实际上就是在瓦解福山推崇的信念式国民身份的根基。
总而言之，福山虽然在历史哲学、政治发展理论等领域声名卓著，但是在西方身份政治理论的思想谱系中，他代表的是一种非主流的、有争议性的看法。这是我们在研究西方身份政治思潮时，需要格外注意的。
文章来源：《中国政治学》2024年第1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