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2、13日两天，也就是西安事变纪念日和南京大屠杀全国哀悼日，大陆院线预定再度放映《赛德克·巴莱》（上、下集），院线片商似乎是将《赛德克·巴莱》归到中国人抗日的类别里，才会选择这样重要的日子排片。但，院线片商想象中的魏德圣情怀和魏导自己真实的“使命感”真的重叠吗？
魏德圣是一个有强烈政治使命感的导演。他的使命感在于凸显他心目中台湾的“特殊历史经验”和“特殊历史记忆”。魏导明确承认，也在很多场合公开宣示，他的电影三部曲《赛德克·巴莱》、《KANO》和《海角七号》就是要呈现台湾“独特的历史记忆”，凸显台湾的“主体”人格，三部影片依照时序呈现了“台湾主体性”的脉络与演变过程。在魏德圣的台湾影评支持者当中，所谓“脉络”，指的是台湾自古不属于任何国家（包括不属于中国）的“事实”；所谓演变，指的是“台湾民族”的形成过程。所以毫无疑问，在魏德胜的台湾观众眼中，他是一个有使命感、有明确政治意识的“有深度的”艺术工作者。
如果按照魏德圣“台湾主体史观”的论述次序（而非上映先后），他的三部电影作品的主旨如下：
《赛德克·巴莱》所要呈现给观众的是：台湾的南岛语族原住民在历史上从来不是谁的臣民或国民，不论荷兰人、西班牙人、中国人，还是日本人，都是“外来者”。外来者都想用文明的名义改变台湾，都侵犯了台湾原本的“主体性”。在这样的呈现当中，“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线索不仅被彻底掩盖，甚至与日本人一样，都成为外来者的一部分。雾社事变中赛德克族反抗的不是针对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对中国人的欺凌，而是针对骄傲的“外来者”。
《KANO》（“嘉农”，即嘉义农林学校）则是要呈现在日本统治之下，台湾人努力成为“现代公民社会”一员的奋斗过程。这部影片主要讲述的是由日本水利工程师八田与一所设计的嘉南大圳给台湾带来了丰收和喜悦，以及日籍棒球教练对台湾人的体育精神教育。在日本殖民统治体系当中，台湾人仍然处在被歧视的地位，但是有荣誉心和责任感的台湾人可以透过自己的奋斗，证明自己是与日本人同样优秀、同样爱国的日本“皇民”，并且在嘉农棒球队的奋斗过程当中证实了这一点。
接续“KANO”情节的时序，《海角七号》则是用高浓度的情感叙事呈现台湾人与日本人共同建立的“共同体情感”被中国人透过战后接收无情打破的“悲剧”。电影开始不久就有一幕，中国士兵在遣送在台日本人离开台湾的码头上那种邪恶的持枪姿势，以视觉语言强烈地凸显中国在抗战和光复台湾过程当中所依峙的“中国民族主义”的“非道德”性；而21世纪的台湾人和日本人（即《海角七号》中的台籍邮差阿嘉和日人友子）则透过自己的不懈奋斗（为日据时期日籍教师小岛的信件寻找收件人台人友子）寻回属于自己的历史记忆，寻回珍贵的“台日一家”共同情感，最终重建台日共同体情感世界。凡是被此电影中的画面和音乐感动的观众，无不在情感体验当中不自觉地接受了“台日情谊”的珍贵感受和“中国民族主义”的邪恶形象。
事实上，魏德圣并不掩饰自己制作电影的政治动机。我们若把他的这些作品──包括今年在大陆上映的《赛德克·巴莱》──诠释成为中国人民抗日奋斗的一环，显然违背了魏德圣的初衷。我希望观众是在了解魏导演“良苦用心”的前提下面对这部电影的再度公映，不至于为影片的感人情节盲目流泪。
本文刊载于《远望》2025年7-12月号（总441-44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