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两大话语体系在理论、实践与价值层面深度互构：理论层面，都植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沃土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基因；实践层面，同样经历从被动回应西方冲击到主动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转型，形成了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导向、中国式现代化为实践路径的协同演进体系，并通过党的领导、全过程人民民主等制度机制深度嵌入国家治理体系；价值层面，共同锚定人民至上、文明创新与人类解放，彰显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意义。这种互构逻辑表明，中国式现代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而民族复兴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文明意蕴，共同为人类现代化贡献中国方案。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话语互构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这一论述阐明了“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话语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及其重要性。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进一步将这一中心任务具体化为“十五五”时期的战略部署，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号召“不断开创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新局面”。
“实践证明，中国式现代化走得通、行得稳，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 由此，在经济全球化与文明互鉴的当代语境下，“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两大话语的互构逻辑，已成为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核心命题。这一命题植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创新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路径与民族复兴目标的辩证统一。
一、“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话语的理论同源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两大话语在理论渊源上具有深刻的同源性，两者都植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沃土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基因，彰显了理论逻辑与实践自觉的高度统一。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共同理论根基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两大话语体现出中国在发展实践上践行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批判青年黑格尔派夸大“自我意识”的作用，强调物质生产活动中人民群众的决定性地位，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在“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中，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14亿多人口的现代化需要依靠全体人民的智慧与首创精神，凸显了群众史观中“人民群众是历史活动主体”的论断；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体现了群众史观中“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核心立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呼应了群众史观中人民作为物质与精神财富创造者的双重角色；中国式现代化要求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强调人民至上的原则，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人民立场的坚守。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话语体系中，“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从主体力量（依靠人民）、价值目标（为了人民）、实践方法（动员人民）三个维度，完整贯彻了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核心原则。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两大话语体现出中国在发展动力上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矛盾运动规律。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揭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 在“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中，通过科学把握现代化进程中发展质量与发展规模、社会公平与发展效率、物质丰裕与精神富足、经济增长与生态可持续、自主发展与全球协作等结构性张力的辩证关系，彰显了通过矛盾调适引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自觉。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话语体系中，中国共产党通过精准把握并创造性解决各历史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规律转化为实现复兴目标的战略引擎。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两大话语体现出中国在发展路径上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在“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中，中国式现代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明确反对西方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强调和平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选择。这一路径将世界历史理论中的“普遍交往”思想转化为“合作共赢”的实践范式，通过共建“一带一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揭示了世界各国相互依存和人类命运紧密相连的客观现实和发展规律。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话语体系中，中国共产党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为指引，将世界历史的普遍规律与中国发展的特殊实践相结合，通过“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等实践路径，将“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融入世界历史发展的洪流，实现了从“被动卷入”到“主动引领”的历史性跨越。
（二）中华文明基因的共同文化源流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两大话语绝非简单的理论创新或实践探索，而是深深扎根于中华文明的深厚土壤，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神基因，呈现“守正创新”的鲜明特质。这种中华文明基因的共通性构成两大话语互构的深层文化底色，提供了超越西方现代化模式的独特优势及民族复兴的不竭力量之源。
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奠定两大话语的历史纵深与文化根脉。“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 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不仅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从文明古国到现代强国的历史纵深，五千年文明脉络未断、精神基因传承，使复兴成为文明赓续的必然要求；更以历史连续性所积淀的深厚文明底蕴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从“天下大同”到“共同富裕”，从“天人合一”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从“以和为贵”到“走和平发展道路”……连续性赋予中国式现代化“非断裂性”的历史根基，使其既非简单复归传统，亦非照搬西方，而是“文明型国家”现代化的必然形态。两大话语体系共享这一连续性基因，共同回答“我们从何处来、向何处去”的历史之问。
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驱动两大话语的自主突破与时代超越。“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 它既驱动两大话语突破“西方化”迷思，构建起“自主性”的现代性叙事，又通过“传统-现代”的辩证转化，实现了“守正创新”的理论超越，更以“非西方中心”的实践范式，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现代化道路的新选择。这种创新性不是对传统的简单复归，亦非对西方的机械模仿，而是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将中华文明的创新智慧与现代社会发展规律相结合的产物，最终使两大话语体系成为“中国的”同时也是“世界的”现代性表达。
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凝聚两大话语的共同体意识与内核支撑。“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 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绝非简单的同质化或“机械同一”，而是以“多元一体”为本质特征的“有机统一”——它既承认56个民族、不同区域、多元文化的差异性；又通过共同历史记忆，共享价值内核与制度纽带，将这些差异整合为“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整体。这种“有机统一”作为两大话语的核心支撑，既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共同体”的情感与价值根基，又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全国一盘棋”的实践逻辑，最终形成“和而不同”的现代性叙事。
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涵养两大话语的开放胸襟与世界视野。“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 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绝非无原则的兼容并蓄，而是以“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为核心的“辩证包容”，既承认文明差异的客观性，又强调文明互鉴的必要性，最终实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共生格局。这种包容性作为两大话语的深层特质，既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以开放姿态吸收世界文明精华，又支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文明对话超越文明冲突，最终构建起“中国特色”与“世界情怀”相统一的现代性叙事。
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锚定两大话语的文明底色与路径设计。“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决定了中国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决定了中国不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念与政治体制强加于人，决定了中国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决不搞‘党同伐异’的小圈子。” 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绝非简单的“爱好和平”的道德标签，而是根植于“和为贵”“协和万邦”的文化基因，以马克思主义世界和平观为指引形成的“非扩张性、非霸权性”的文明特质。这种和平性既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路径底色，拒绝“国强必霸”的西方叙事，选择“和平复兴”；又是中国式现代化的设计纲领，超越“资本扩张”的逻辑陷阱，构建“非对抗性现代化”。它通过传统智慧与现代实践的深度融合，将和平从文明理想升华为制度优势与全球治理方案，使两大话语共同成为“文明型国家”和平发展的理论表达。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两大话语对中华文明基因的继承，本质上是通过对传统话语概念的创造性转化、对核心价值逻辑的现代性诠释，以及对文明精神的系统性激活，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世界视野的现代话语体系。这种话语建构并非简单复归传统，而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根基，将中华文明的“隐性基因”转化为话语的“显性逻辑”，形成既根植文明传统又回应时代需求的理论自觉。
概言之，“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两大话语深植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话语与党的创新理论话语的魂脉，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话语载体、内容和思想的根脉。马克思主义为两大话语提供科学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指导，强调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全球视野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的创新理论则将这些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具体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路径和发展目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则为两大话语注入深厚的文化底蕴，丰富其内涵，增强文化自信和民族凝聚力。在这一同源共生的理论图谱中，中国式现代化成为民族复兴的实践载体，民族复兴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文明意蕴，二者共同书写了人类现代化史上的“中国方案”。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这一新形态，正是两大话语理论同源性与实践统一性的最高证成。
二、“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话语的实践协同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话语的实践协同，是中国共产党在百年探索中通过“两个结合”实现的重大理论创新。两者在历史进程中深度交织，呈现出制度保障与战略部署的协同，以及实践主体的高度重合。
（一）历史进程的深度交织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话语的深度交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百余年奋斗最鲜明的理论印记与实践主线。从近代“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被动觉醒，到新时代“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主动引领，二者始终以“民族复兴”为终极指向，以“现代化”为实践路径，在历史浪潮中同频共振、互构共进。这种交织非偶然的历史巧合，而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必然结果；更非简单的概念叠加，而是通过“目标引领路径、路径支撑目标”的良性互动，最终形成“中国特色”的话语叙事。
罗荣渠在《现代化新论》中阐释了两种类型的现代化模式。“一类是内源的现代化，这是由社会自身力量产生的内部创新，经历漫长过程的社会变革的道路，又称内源性变迁，其外来的影响居于次要地位。一类是外源或外诱的现代化，这是在国际环境影响下，社会受外部冲击而引起内部的思想和政治变革并推动经济变革的道路，又称外诱变迁，其内部创新居于次要地位。” 早期中国现代化属于“外源的现代化”，其启动源于西方殖民扩张的冲击，但又始终交织着本土文明的复兴诉求。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卷入西方主导的现代化进程，早期的探索从“器物模仿”起步。洋务派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口号，创办江南制造总局、轮船招商局等近代企业，引入西方军事技术与工业设备。这种“技术追赶”的现代化尝试，本质是对西方“外源性”压力的被动回应，却埋下了“民族复兴”的种子。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标志着探索从“器物”转向“制度”。康有为、梁启超试图通过“君主立宪”改良政治，孙中山则推翻帝制、建立中华民国，提出“振兴中华”口号，将“现代化”与“民族复兴”关联。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规划的铁路网、港口群等蓝图，本质是以西方现代化为参照，重构中国的“文明主体性”。尽管这些尝试因封建势力与帝国主义干涉而失败，却印证了中国现代化的核心矛盾，是“外源性”冲击与“内源性”文明复兴的张力，中国现代化不是对西方的简单复制，而是以民族复兴为目标的主动调适。
这一时期中国的现代化始终带有“防御性”与“主体性”的双重特征，既因西方压力而启动，又因文明传统而保持方向，“民族复兴”不是抽象的口号，而是贯穿于技术、制度探索中的价值内核。
新中国成立后，现代化从“外源性”压力下的被动应对，转变为“内源性”主导的主动实践，其关键在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放眼历史进程，毛泽东很早就对中国现代化的路径作出前瞻性思考和谋划。新中国成立前夕，他提出要在革命胜利以后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进一步形成分两步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思路。1954年，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直接指向民族复兴的物质基础，即要通过工业化摆脱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通过科技突破缩小与西方的差距等。这一目标的提出，既是对苏联模式的学习，更是对中国“内源性”发展需求的回应：集中资源、统一规划的国家主导模式，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理论，又契合中国“大一统”的传统治理智慧。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现代化路径进一步创新。邓小平提出，“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与此同时，党的十三大将民族复兴的目标界定为：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二者的统一，本质是现代化奠基与民族复兴价值引领的深度融合：现代化建设为民族复兴积累物质财富，民族复兴为现代化提供精神动力。
这一时期中国现代化与民族复兴的话语交织，为中国现代化注入了“自主性”，它不是对西方的模仿，而是以复兴为目标的主动创造。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话语交织进入新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系统回答了“什么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之问。这五大特征既继承中华文明“和实生物”“天下大同”等传统智慧，又结合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等理论，将现代化从“技术追赶”升华为“文明创新”。新时代的“民族复兴”不再局限于“富国强兵”，而是被定义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并通过中国式现代化路径实现“文明型国家”的整体性复兴。这种复兴既包括物质层面的强盛，更涵盖精神自信、制度优势等。
这段交织不仅是中国的实践，更证明了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可以超越“西方化”陷阱，通过“内源性”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形成具有文明特质的现代性方案。两大话语的互构，正是这一方案的集中体现，既回答了“如何实现现代化”的路径问题，更解答了“为何实现现代化”的价值问题，为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二）制度保障与战略部署的协同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话语的实践协同，是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系统性设计，将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路径与复兴的价值目标统一于国家治理的全过程。这种协同的制度保障，核心在于党的领导制度的根本性引领作用。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其制度优势在于能够超越西方多党制下“利益集团博弈”的局限，将“现代化”的技术性目标与“复兴”的价值性追求深度绑定。通过“五年规划”“专项战略”等顶层设计，将“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等特征转化为可操作的阶段性任务，同时将“复兴”的目标嵌入政策目标体系，形成“目标引领?路径分解?资源调配”的协同机制。这种制度设计的核心逻辑，是将“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统一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线，确保二者同向发力、同频共振。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两大话语的协同提供了物质基础与矛盾协调机制。如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制度设计，既确保了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为“科技自立自强”的现代化目标提供物质保障，又通过“国有资本向民生领域倾斜”的政策，将“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特征转化为可感知的民生福祉。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则激发了市场活力，既避免了西方现代化“两极分化”的陷阱，又为“民族复兴”的“全民共享”目标提供了制度可能。这种经济制度的“包容性”，本质是通过“有效市场+有为政府”，将“现代化”的效率追求与“复兴”的公平价值统一于经济发展全过程，实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动态适配。
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为两大话语的协同构建了价值纽带与社会共识凝聚机制。“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将“中国式现代化”的政策设计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价值诉求深度绑定：在政策制定环节，通过制度化的民意吸纳机制，使“中国式现代化”的路径选择更贴近人民需求；在基层实践环节，通过“民生实事票决制”“社区协商议事会”等机制，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转化为可操作的民生工程，使人民在参与中增强对“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认同。这种民主制度的“实践性”，实现了将“人民性”从价值理念转化为制度效能，为两大话语的协同提供了最广泛的社会基础。
（三）实践主体的高度重合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两大话语的实践主体高度重合，其本质在于中国共产党作为核心领导力量，通过“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制度优势，将政府部门、社会力量与人民群众的角色统一于现代化与复兴的实践目标。
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核心，是两大话语实践的最高主体。党不仅通过制定战略规划为“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设定方向，更通过“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作用，将二者的目标要求转化为各级党组织的行动纲领。党的组织体系始终是推动两大话语落地的“主心骨”，确保“中国式现代化”的奋进之路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价值目标在基层实践中实现统一。这种领导核心的作用，本质是通过“集中统一”的组织优势，将分散的实践主体凝聚为“同向发力”的行动整体。
政府部门作为执行主体，是两大话语实践的关键枢纽。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体系，通过“政策分解-资源调配-绩效评估”的闭环机制，将“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任务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阶段性目标紧密结合。举例来说，在“双碳”战略实施中，生态环境部门通过制定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特征转化为可量化的减排指标；发展改革部门则通过统筹经济结构调整与民生保障，确保“共同富裕”的复兴目标在绿色转型中同步推进。这种“条块结合”的执行体系，本质是将两大话语的“顶层设计”转化为“基层实践”的行动指南。
社会力量作为参与主体，是两大话语实践的重要补充。从国有企业到民营企业，从社会组织到公民个人，多元主体在两大话语实践中形成了“协同增效”的格局。国有企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既服务于“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式现代化目标，又通过“国有资本向民生领域倾斜”的政策，助力共同富裕的复兴目标；民营企业则通过市场竞争激发创新活力，既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又通过就业创造与税收贡献，为民族复兴积累物质财富。这种“有效市场+有为政府+有机社会”的协同，本质是将两大话语的“政府主导”与“市场活力”“社会参与”有机结合。
人民群众作为根本力量，是两大话语实践的最终依托。从五年规划编制时的民意征集，到民生实事票决中的群众参与，人民群众始终是两大话语的参与者与评判者。在乡村振兴中，农民通过参与产业规划、技能培训，将“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目标转化为现实的自身收入提升；在城市更新中，市民通过“社区协商议事会”参与老旧小区改造，将“人民城市为人民”的复兴理念转化为真实的生活环境改善。这种人民主体性的贯穿，本质是将两大话语的价值目标转化为“群众获得感”，使“现代化”与“复兴”真正成为“人民的现代化”与“人民的复兴”。
综上所述，“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两大话语通过历史叙事重构、制度性话语编码与主体身份符号化操作，构建了一套具有文明主体性的意义生产机制。在历史维度上，从洋务运动的“器物模仿”到新时代的“文明创新”，这种叙事转型过程正是两大话语深度融合的证明；在制度维度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将现代化的目标追求与复兴的价值引领嵌入国家治理全过程，形成“目标分解-资源调配-绩效评估”的闭环机制；在主体维度上，通过“人民性”的符号化操作将分散的社会行动者纳入统一的意义网络。中国共产党、政府部门、社会力量和人民群众的角色重叠，确保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叙事转化为可操作的民生工程。这种协同不仅证明了中国式现代化是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更彰显了其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意义，为后发国家避免“西方化”陷阱贡献了中国智慧。
三、“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话语的价值同构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两大话语在价值层面高度同构，共同锚定于人民至上、文明创新、人类解放三重核心价值维度，形成“目标-路径-意义”的逻辑，彰显马克思主义价值立场与中华文明基因的深度融合。
（一）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两大话语将“人民主体性”作为共同价值基石，实现了中华传统民本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人本观的创造性转化。中国式现代化通过“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体现人民主体的规模维度，以14亿多人口整体迈入现代化改写人类现代化版图；马克思主义认为未来的社会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两大话语以“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彰显公平维度，通过脱贫攻坚消除绝对贫困，实践“现代化成果由人民共享”的价值承诺；以“全过程人民民主”构建政治维度，将《孟子》“民为贵”的传统理念升华为制度化实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则通过“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定义价值归属，将抽象复兴目标具象化为“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 的可感福祉。
二者共同解构西方“资本至上”的现代化逻辑。西方现代化将人物化为资本增殖工具，而中国话语体系将人民性从文化基因升华为制度实践，用实际行动诠释“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
（二）文明新形态的价值追求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两大话语以“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为共同价值旨归，重构现代化与复兴的文明意蕴。中国式现代化通过“五大特征”系统性解构西方现代性困境：人口规模巨大的实践打破“西方中心论迷思”；共同富裕的制度设计超越“资本至上”逻辑；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有效克服物质主义膨胀的弊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突破生态殖民主义的逻辑；和平发展道路的实践颠覆“国强必霸”的传统叙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则以“文明型国家崛起”定义复兴内核，通过“文明交流互鉴”替代“文明冲突”，将《礼记》“和合共生”传统转化为全球治理观。
二者共同指向文明创新性，形成“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辩证法。中国式现代化拒绝拉美国家“依附性复制”西方模式的陷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摒弃西方文明优越论的“排他性自恋”，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等实践将“天下大同”理想转化为共商共建共享的实践。这种文明创新在生态领域尤为显著：中国以全球历史最短时间实现碳排放的大幅下降，将老子《道德经》中提到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生态智慧转化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发展理念。
（三）人类解放的价值旨归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两大话语最终指向马克思主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想。马克思主义认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 中国式现代化以“丰富人民精神世界”为本质要求之一， 将马克思“人的本质复归”理论转化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实践创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则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奋斗目标，通过共同富裕破解“异化劳动”困境，使复兴成为“人的解放”历史进程中的中国篇章。
二者共同扬弃西方现代化“资本主宰”的逻辑。西方现代化将人的本性无限压制，而“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话语将人类解放从哲学命题转化为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实践建构，在整体布局中一体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全面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展现了现代文明新形态的新气象，向着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不断迈进。
总之，“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两大话语通过“人民主体性”“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解放”三重语义编织，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叙事体系，标志着中国从“现代化追赶者”向“文明范式提供者”的历史跃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及其伟大实践，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
四、结语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两大话语理论同源、实践协同、价值同构，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共同构成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核心话语的重要范式。它们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的理论结晶，更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标识。“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建设的深刻理解和实践探索，强调以人民为中心，注重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发展，旨在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宏伟目标。这一话语体系不仅为中国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世界现代化进程提供了崭新的思路和方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话语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复兴的坚定信念和不懈追求，强调中华民族的历史底蕴和文化自信。这一话语体系不仅激发了全体中华儿女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践凝聚了磅礴力量。
两大话语的深度互构，不仅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话语范式，更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塑造了非西方现代化的中国模式，它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中国式现代化解构“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以人类命运共同体重构全球治理的话语秩序。两大话语互构逻辑背后，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人类文明进步的重大贡献。
作者简介：杨建新，江苏科技大学党委书记、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杨婷，江苏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江苏镇江，212100。
本文系江苏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演进、内在逻辑以及战略路径研究”（24MLA003）阶段性成果。
本文刊发于《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6年第1期，引用或转发请据原文并标明出处，文章注释请参见原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