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谢谢《文史哲》的邀请，非常感谢《文史哲》的支持，因为我前些年在《文史哲》发表的文章受到了比较广泛的关注，研究成果也曾因此成为“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之一。所以说，我个人也是在《文史哲》及王学典老师的支持下成长的。
今天这个题目其实是编辑部问的时候顺口说的。这些年，我在海外走得比较多，想的都是与中国有关的哲学，所以有一些相应的思考和碰到的困惑。 事实上，陈来老师等前辈学者讲中国哲学在海外传播是最有发言权，我这里只是表达一些粗浅的感受而已。
谈论这个问题大概有几个考量。一个是考量刚才有同仁讲到，《文史哲》英文版已经有十多年了，这是一个战略性的考量，我觉得非常具有前瞻性。各位编委都讲到，《文史哲》学术扎实、思想突出以及风格独特，成为中国学界非常有标识度的一个刊物。因此，如何让《文史哲》在海外有更大的影响，发生实质性的影响，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我自己的感觉是，海外关于中国的研究非常普遍，不仅仅是汉学。我们今天所讲的当代中国哲学其实也已经远远超出了汉学范围，或者说中国哲学的海外传播一定要走出汉学界，真正进入他们的哲学界。我自己感觉，在国外，汉学的影响力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比如说，像比利时的鲁汶大学，有着欧洲最古老的汉学传统，其教授的职位却在收缩，而相应地在各个院系中国研究正在扩大。这件事看上去很矛盾，事实上却是中国学问海外传播进入新时代的一个标识。就此而言，我们很多大学在讨论中国学术海外传播时，过于聚焦在汉学界与汉学家身上，这其实是很有问题的。因为汉学系有一个固定的学科限制，有一个固定的学术圈，其影响在国外大学中是相对有限的。而中国思想要想有全球交流和影响，就需要更多地进入国外大学的各个院系中去，与各学科、各专业、各方向形成一种有效对话。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问题。蛮早的时候，我曾给国际儒联提过一个提案，强调的就是如何走出这一步的问题。中国学术海外传播要跨出汉学界，一定会遇到一系列新的挑战。
在有效交流、有效对话这件事上，我自己通过这些年的交流与观察有一些感触，在此跟大家分享探讨一下。在交流问题上大家最重视的是语言问题，但其实清晰地辨析双方的思想框架可能更重要。比如说办好《文史哲》的英文版，本质上它可能还不只是一个语言问题，还不只是以更多好的译文把中国学问翻译出去的问题，更本质的问题涉及思考问题的整体性框架，以及由此而来的如何在全球学术生态下更新全球知识框架。这个整体思考框架，其实也就是我们今天许多同仁发言里所提到的自主知识体系问题，这二者之间是有实质性关系的。我曾就此专门发表过一篇文章，在此就结合今天的主题，继续发挥一些以前的看法。
首先，海外交流传播本质上是一个文明对话问题，而对话双方在位置上是不平衡的。理论上，我们经常说跨文化对话要秉承着平等互鉴的态度，但真实的状况却是任何这样一种对话和交流其实是不那么平等的。在现实中，对话是不平衡的，是不对称的，对话中始终有强势的和弱势的之别，有主流的和边缘的之差，有主导性的和补充性的不同。 所以说，在现实意义上，你的战略对话要成为一种有效对话，就不能只是停留在一种理想框架中，而是要看到现实中的不对称性、不平衡性，要研究这种不平衡究竟在哪里。这里面有着蛮复杂的态势。在某种意义上，在现代世界中，现代性的建构是和西方传统密切相关的，因此这一百多年，面对西方世界时，中国人有着弱势的一面。而在面对其他一些非西方的对话者时，由于话语体系源自西方，中国人既有着强势的一面，也有弱势的一面。因此面向非中国的不同文化体时，其实有着非常不一样的对话态势，一股脑地讲文明对话会掩盖这种复杂性。
在这里，我们姑且设定这是一个和西方的对话框架，在这个对话格局中，你会发现有许多变量。现代的学术框架、学术体系，都是在西方传统上构建起来的，虽然有一个理性化过程，有一个现代蜕变，但背后结构依然与西方文化传统有着密切关联。在这样一个框架下，你作为他的对话者就天然具有弱势。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讲自主知识体系的原因，因为我们明显感觉到在这个框架下，你讲的那些内容再怎么讲，都会处于弱势状态，说不清，道不明。举例来说，我们有民乐团，看上去好像跟西方交响乐团很像，但其实是一个二等的架构。只要以西方交响乐团的体制作为标准，你就已经是弱势的了：拿个高音二胡冒充小提琴，没有低音贝斯就搞一个大葫芦，叫低音拉阮。只要你以西方交响乐团的建制为基本结构，那么，再怎么显示你的特色，本质上也是弱势的，因为中国音乐的特点并不在这种交响性上。其实在很多学科上都存在这样的问题，面临着一个隐性的支配结构，这个结构的影响力是很大的，还常常没有被意识到。以我所在的哲学学科为例，我们经常说，中国哲学已经讲到西方去了，但事实上，西方绝大多数的中国哲学讲授都在汉学系、东亚系、中国研究系，而不是在西方大学的哲学系。在西方大学的哲学系里，在美国还稍微有一点点中国哲学的份额，在欧洲的哲学系里几乎就没有中国哲学的席位。牛津大学在几年前刚刚有了一个非西方哲学的席位，那是关于印度哲学的。我问他们什么时候建一个中国哲学席位，他们表示好像还没想到，他们觉得中国哲学就应该在东亚系、在汉学系里。大家从中就可以看到一个很明显的态势。因此，中国哲学要进入西方主流的哲学系统，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
就学者个人的海外学术传播来讲，上述态势已经有了很大变化。早些年，有些学者充其量只是在西方框架下，或者在所谓的“多元”框架下，有了一席之地。在这样的框架下，他只是礼貌性地来听听你的不同想法；现在，他确实想多听一些。这个“多听一些”有个显著标志，就是赵汀阳老师的著作《天下体系》已经被翻译成各种语言。德国苏特坎普出版社的编辑跟我讲，这是他们出版的第一本活着的中国人的书，到目前为止居然发行了3万册。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进步。据我了解，德国其他出版社也准备翻译一些在中国的当代学人的著作，能够不只出版在海外华人学者的著作，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这其中有学人们自身的学术努力，与他们能够因应西方学术的框架，讲一些他们真正能听懂的中国故事有关。尽管有这样一个变化，但其背后的那个隐形的、结构性的不对称和不平衡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非常值得进行长期而专门的探讨。
其次，不仅对外需要留意他者的框架，对于我们自己来说，也有一个范式转化的问题。这也是一个结构性困境。就我们自己而言，像文史哲学科都有自身的中国传统，古文、古史、古哲，其在现代的表达深受现代学科的制约，从而形成了某种遮蔽。刚才茶歇的时候讲到费孝通先生的了不起，他的学术贡献就在于能给出一种现代学术的“翻译”，他能够把那些基于中国文化传统的基本思想“翻译”成现代学术语言，既保留传统的意涵，但又是现代的。这个环节非常重要，如果没有这一层“翻译”的话，那么，即便你把传统固有的内容翻译成外文，依然不能进入现代学术的框架，国外学者也依然是不理解的。或者，只在一个很小的且已经对中国文化有深刻了解的范围内，他才可能有所理解。 我们在现代重新理解自身传统，这种“翻译”的要求非常高，因为既要避免落入源自西方的现代体系的陷阱，又要在现代世界中表达出我们自身传统的主体性。我想这也是“自主知识体系”这个提法想要表达的意思。
最后，在目前的态势下对话，某种形态的“误解”是必然的。这种事经常会发生：你做一个讲座，国外学者一提问，你明显感到他其实是误解了。正如上面所分析的，这种误解是结构性的，框架性的，或者说是不同文化板块相碰撞的必然结果。如此一来，我们在对话上就要有一些“因应”其误解的方式。像《文史哲》这样了不起的刊物，在各方面都有前瞻性和自觉性，是否可以开设一些专题栏目专门探讨中西文明对话之间的“误解”问题？ 今天的中国绝不单单是中国自身而已，它一定是全球视野下的中国，一定是发挥全球影响的中国。在今天这个态势下，你讲中国问题时，如果只是讲讲我们自己是怎么样的，那在国际上就完全可能没有发挥应有效应。必须联系世界来讲中国。这方面的讨论和思考，在《文史哲》的编辑工作和栏目内容中应该有所体现。
基于我自己上述粗浅理解，我觉得有四个需要继续努力的方向。
第一点，一定要以“去蔽”的方式认识自己。我们知道，萨义德写过《东方主义》，有学者相应地写了本《汉学主义》。“汉学主义”说的就是以西方角度来理解中国，这虽然是理解中国的努力，但其理解却同时形成了某种遮蔽。这是文明交流和对话中一定要努力避免的。
第二点，我们一定要努力地“去理解他人的不理解”。其实，理解他人的不理解才能够真正显示出你对这个问题有一个彻底理解与把捉。在基于自身语境讲话的同时，也有能力对他人的不理解有所理解。这意味着你不仅能讲你的内容，还知道他的立场，以及他立场背后的那个脉络或者语境。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真正破解文化对话上的障碍，达于一种真正的理解。
第三点，需要尝试应用“他者框架”来进行自我叙事。理解他人的不理解就意味着理解他人不理解的框架。当理解这种不理解的框架时，你就有能力在这个框架中讲你的故事，来表达你的想法。因为他们不理解，所以这种叙事就只能由你来完成。
第四点，对话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一种真正理解。这就需要超越基于西方传统的现代框架，实现一种范式转化。新范式将既是能够真正“翻译”传统的，能够把传统的内涵植入进现代世界，又是理性的，让不属于中国文化传统的学者也能够理解。
当然，这是非常任重道远的工作，每一个步骤或者每一个环节都有大量的学术工作要做，有大量的学术细节要讨论。非常期待《文史哲》杂志能在这方面起到引领作用，为中西文化交流与对话的框架与范式转化做出自己的卓越贡献。
谢谢大家。
孙向晨，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