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海洋发展逻辑是对人海关系认识规律和实践特征的总体表达，既表现了人类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也表现了海洋文明发展的特殊规律。中国海洋发展所展现的历史逻辑、价值逻辑和时代逻辑表征了其在全球海洋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现实可能性和历史必然性。这一中国式现代化的海洋表达，实现了中国海洋历史文化传统的换羽新生，提供了全球海洋发展与治理模式的新选择，开创了全球海洋发展新道路与文明新形态，展现出中国海洋发展逻辑的重要时代意义。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海洋强国；海洋命运共同体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包括海洋发展领域在内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百年来不懈奋斗取得的重要成果。中国海洋文化具有深厚的历史积累和独特的价值取向，并在新时代进行了积极的转化创新。因而，在全球海洋发展视野下阐明中国海洋发展理念的内涵，展现其历史与现实表征，探讨其面对的时代发展际遇，不仅能更好地发挥其对中国海洋事业发展的理论解释力与现实指导功能，也可以为全球海洋发展提供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提供中国方案，展现中国智慧，作出中国贡献。
一、海洋发展逻辑：海洋发展的话语叙事命题
“纵观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一个明显的轨迹，就是由内陆走向海洋，由海洋走向世界，走向强盛。”海洋越来越成为人类交往与文明交流的重要舞台，并在海洋发展中形成了包含特定认识规律和实践特征的逻辑表达。“历史地看，‘逻辑’自身具有多种内涵释义，但最基本的一种内涵即指事物的普遍规律，即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或事物之间的必然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海洋发展逻辑”就是指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在面对人海关系所进行的海洋实践过程中展现出的总体性认识规律和实践特征，表现为人们以抽象的思维对海洋实践活动所进行的反思和总结，反映了人们对人海关系互动的规律性认识与必然性判断。实践主体的差异性决定了海洋发展逻辑的不同表达，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和话语体系中，多元的海洋发展实践主体通过对人海关系的不同理解与实践表征着“海洋发展逻辑”这一海洋发展的话语叙事命题。
（一）海洋发展逻辑的规律表征
从人类文明发展角度来看，在人与自然关系的互动中，海洋发展逻辑作为对其中人海关系认识规律和实践特征的总体表达，既表现了人类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也体现了海洋文明发展的特殊规律。
从人类文明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历史发展具有不平衡性，新的文明形态常常在原有文明中心之外勃兴。马其顿勃兴于希腊世界的边缘，伊比利亚半岛勃兴于欧陆的边缘，而美国则勃兴于整个欧洲的边缘。新勃兴的文明以同化、被同化或交融的方式开创新的文明样式，推动历史的发展，这种发展逻辑就是“历史不平衡性”。
“历史不平衡性”是指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都有自己的轨迹，都有发展的高峰与低谷，而当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和状态的国家与民族在历史上相互接触和碰撞时，就会客观上产生此消彼长的态势，领先或是落后都不是历史的恒定状态，而是处于动态变化之中，这种逻辑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也是符合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在人类发展的历史舞台上，“历史不平衡性”一直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历史不平衡性”向我们表明：没有长盛不衰的文明形态，只有符合历史发展趋向和时代发展要求的文明形态才能在历史上扮演重要角色。没有哪个国家或民族会一直站在历史的潮头，历史的机遇不会常有也不会常无，有“三十年河西”也会有“三十年河东”，一个国家或民族在历史上扮演的角色常常取决于其在哪个时代与何种程度上抓住历史的机遇，融入历史的潮流。
从海洋文明史发展的特殊规律来看，海洋发展逻辑与陆地逻辑相比，既存在自然属性的特殊性，也存在着由此决定的历史实践方式的特殊性。从自然地理角度而言，地球十分之七由海洋覆盖，人类自古栖息的陆地环境就为海洋环绕，五洲连通的自然之海亘古而起就客观存在着。海洋是地球表面最大的生态综合体，海洋的连通与海体的流动性，决定了各个国家和地域天然地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人类陆地活动的影响最终必将通过海洋表现出来，相对于陆地环境污染的有限性与局部性，海洋在环境污染和全球气候变化方面的影响将是整体性和长久性的。
从海洋文明角度而言，海洋自然属性的特殊性也决定了人类海洋历史实践方式的特殊性。伴随民族国家的产生，陆地边界成为各个国家维护利益和彰显诉求的重要界限。同时，这种陆地衍生的自然属性又逐渐发展为人们对海洋发展的认识与实践特征：以民族国家利益为中心进行较量与争夺，陆地边界主义成为人们处理国际交往的主要思维方式，人们围绕这种相对明确的边界与利益而合纵连横，争端不止。事实上，从人类进行大规模远洋航行以来，人类文明史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世界连通，全球性海洋活动与联系不断增多，全球性海洋发展意识不断得到强化，海洋不仅是贸易往来的重要通道，更是人类交流与合作的广阔舞台，世界逐渐结成越来越紧密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和平之海、合作之海、和谐之海成为海洋发展逻辑特殊性的必然指向。
（二）海洋发展逻辑的发展趋向
人类对海洋的认识，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在与海洋接触的早期，人们认识到海洋之利，以自我生活地域为中心，对海洋的认识局限在近海，海洋交往表现为局部接触，人们敬畏海洋、顺应海洋，通过耕海牧洋，得鱼盐之利，享舟楫之便，开始了海洋农业文明的近海时代。伴随海洋新航线的不断开拓，人们认识到海洋之大，将对海洋的认识扩展到远海，海洋交往表现为区域接触，海洋航线的开发延展了人们认识海洋的空间，人类开发海洋、征服海洋，利益与观念的触角延伸向全球，在获利的同时也造成了生态破坏和海洋争端，进入了海洋商业文明的远海时代。随着海洋科技和海洋文化全面勃兴，人们认识到海洋之深，将对海洋的认识拓展到深海，海洋交往表现为更加立体的全面接触，海洋问题的增加和海洋意识的觉醒深化了人们认识海洋的深度，也使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人海和谐的重要性，世界将进入护育海洋、反哺海洋，不断开创海洋新文明的深海时代。
当今海洋发展正经历着远海时代到深海时代的历史转换，面临着由海洋商业文明和海洋工业文明向数字海洋、生态海洋、安全海洋、和谐海洋的新文明转型。人类海洋商业文明的到来既有地理海缘的自然禀赋，更反映着人类经贸获利的发展诉求，腓尼基人、多利斯人、马其顿人、罗马人、波斯人、日耳曼人、维京人、拜占庭人、阿拉伯人，在不同历史时期通过海上商道从事经贸活动，也进行着权力较量和海洋的征服与掠夺。“考察西方海权发展的历史进程不难发现，其发展的历史线路是：商业冒险与劫掠式殖民扩张（葡萄牙、西班牙）—商业资本扩张（荷兰）—工业资本扩张（英国、美国）。”经过大航海时代的航路开拓，欧洲通过商业文明的先发优势与海缘便利，借助航线的开拓走向远海，穿越大洋，“从15世纪末至17世纪中期，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先后依靠控制海洋，成为世界商业帝国”。欧洲的“圈地运动”助推了资本主义世界的产业革命，“地理大发现”联通了世界，也改变了世界，将海洋商业文明扩张到欧洲以外更广大的地区，创造了“西方中心论”和“西方海洋文明”的神话。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很多人认为西方现代化的发展模式及其海洋文化类型是现代文明的普适样板，然而，伴随深海时代海洋新文明的到来，全球海洋发展的现实和不断出现的冲突与危机使人类越来越认识到：海洋已不仅仅是航线的载体，其拥有的丰富资源和广阔海域本身就是巨大的财富，海洋是人类生存的“第二空间”，广阔的深海不仅包含着丰富的生物资源和海底矿产，也是地球表面最大的生态综合体，关系全人类的未来与发展。人类对海洋的认识与开发也经历了时代的转换，从近海时代、远海时代，进入深海时代。西方以“圈地运动”的陆地思维模式掀起了瓜分海洋的浪潮，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开启了现代化的进程，但全球海洋发展的现实启迪人们，在新的海洋世纪，不能照此逻辑进行“圈海运动”，海洋是人类共同拥有的财富之海，也是人类共同关注的命运之海，在全球海洋发展的时代转换中，人类有必要开创互联互通、和谐包容的海洋共同命运体，共同迎接海洋文明新形态的到来。
（三）海洋发展逻辑的西方表达
在西方现代化进程中，新航路的开辟及海洋贸易发展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西方现代化也在近代以来的过度扩张和优越感中走进了渐衰的困境。地中海是西方文明的重要源头，希腊文明作为西方文明的重要源头，海洋文明也由此孕育，其典型的特征就是个性的张扬，希腊神话诸神就是以鲜明的个性而传扬于后世的，他们也常以人的性格特征和不朽的事功而受到推崇，亚历山大的伟业征服了希腊却将希腊文化广宣流布。古罗马的帝国时代承续的西方文明欲将地中海变成“我们的海”，海洋文明至此更加成熟。历经中世纪的千年流变，日耳曼人接过西方文明的接力棒，经大航海时代至近代的东征西拓，又把世界海洋变成“我们的洋”，海洋文明成为西方文明的代名词。葡萄牙与西班牙通过“教皇子午线”的划分开启了现代国家争夺海洋、划分势力范围的先河，经过几百年的国家力量消长，海洋大国争先登场，世界海洋政治版图不断变迁，“西方国家之间在激烈的海外殖民掠夺竞争‘运动’中形成了靠海上武力打拼、争霸世界的发展模式，形成了‘西方海洋文化’”。自马汉《海权论》产生重大影响之后，美国沿袭了欧洲海洋扩张的传统，伴随美国的崛起，“美国中心论”取代了“欧洲中心论”。
西方的海洋商业文明在超越海洋农业文明的局限性之后，将近代文明传播全球，西方式现代化似乎成为不可阻挡的浪潮席卷世界，各个国家要么主动要么被动地卷入其中，而在走向深海的海洋新文明时代，其原有的开放性与多元性逐渐自我封闭了，美国的全球性扩张使西方文明也难逃盛极而衰的定律。西方文明在蓬勃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虚无主义和由此渐渐形成的自我封闭，文明的危机由其内部而来，并逐渐丧失了其鲜活的文化创造力。
另一方面，随着人类不断走向海洋，陆地边界主义也被延展到了海洋领域。如马克思所言：“对于一种地域性的蚕食体制来说，陆地是足够的；对于一种世界性的侵略体制来说，水域就成为不可缺少的了。”海洋文明曾带给西方世界发展与繁荣，并使其最终借由海洋建立起全球体系而称霸世界，但海洋扩张与资源竞争也导致了种种危机。“构成欧洲历史一个基本部分的，就是船只、护航队和征服遥远的海洋的历史。”对于海洋利益的追求以“国家之海”的名义不断扩张。时至今日，全球海洋争端愈演愈烈，世界组织、国际法律及国际政治规则的出现正是为了缓和与调整这种总体态势。在国家利益框架内，全球海洋问题也只是以国家为出发点，从陆地洞观海洋，从国家遥看世界，这种利益关切止于国家而不具有传递性，以国家作为出发点和归宿，而无法或无意顾及全球海洋发展的命运。
在主导全球海洋秩序的西方海洋价值观中，个人是最小单位，而最大的分析单位止于“国家”，“国际”的概念只是解决以国家为中心的彼此关系而出现的。统一民族国家的建立为西方世界的海洋崛起提供了力量，也设置了利益界限，追求国家利益不仅在近代史上成为政治正确的道义标签，而且也成为海洋活动的主要诉求。这一说法并非仅对这一现象进行价值判断，因为即便在未来一段时间，民族国家依然会是世界海洋活动的重要主体形式，而这一判断却有助于说明，在世界海洋秩序的探索中，超越国家利益而更多考虑世界利益是何等必要。西方世界观中的最高理想是康德的“永久和平”模式。康德指出，要想使这个世界获得永久和平，就必须在自由国家之间形成联盟。但这个思路在面对不同文化和宗教与历史传统的国家时，却无法更好地解决文化冲突的问题，世界历史发展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对财富和优势地位的争夺贯穿了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美国等大国的兴衰交替。二战后联合国框架下的全球治理虽然已经注入了相当程度的‘法治要素’，但当前的全球治理体系仍带有浓厚的强权政治和民族利己主义阴影，从而呈现出相当程度的不公正与不合理。”靠国家利益结成的联盟依然无法超越国家利益，只能换来“暂时和平”，这是康德理论的缺陷，也是西方海洋发展逻辑以至于西方式现代化的局限。
从海洋发展逻辑的一般性与特殊性角度总体考察西方海洋发展逻辑，我们看到，西方海洋发展逻辑在表征海洋发展一般规律的同时，也面临着海洋发展规律特殊性的考验。海洋发展逻辑的一般规律表明，西方国家不是“历史的不平衡性”的例外，其海洋发展理念及表达在世界海洋治理体系的主导地位不是恒久不变的；海洋发展逻辑的特殊规律表明，新时期全球海洋发展为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提出了开创海洋发展新道路和海洋文明新形态的命题，全球海洋发展也面对着“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世界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这既对西方海洋发展逻辑和西方式现代化提出了反思与诘问，也为世界上其他海洋文明主体提供了思考与探索的空间。
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倡导：“人类共性会表现出不同的文化形态，我们既要欣赏其各自包含的特殊性，又要始终将人类事务作为整体进行考察。”在区域性海洋发展向全球性海洋发展转型的新时代，“世界需要的不是少数统治多数的力量，而是将人民团结起来实现共同事业的能力”，西方海洋文明是世界海洋文明的重要组成，但并不是唯一形态，更不是“历史不平衡性”逻辑的例外。西方文明不是人类文明的初始，希腊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源头，而希腊文明的产生却在一定程度上源于西方世界之外的埃及文明。同样，西方文明也不是人类文明的终点，不是“历史的终结”。海洋发展逻辑的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共同决定了全球海洋发展背景下更具包容性与创新性的海洋文明新形态的出现，不过，这一次并不是“你方唱罢我登场”，而是人类文明舞台的共同交响。
二、全球海洋发展视野中的中国海洋发展逻辑
中国海洋发展是全球海洋发展的重要方面，并在海洋发展中形成了不同于西方价值取向与实践特征的“中国海洋发展逻辑”。“中国海洋发展逻辑”是指中华民族在海洋认识与实践过程中所展现的价值取向与实践特征的总体表达，具体表现在中华民族在与海洋互动的历史进程和时代发展中的历史演绎与现实表征、文化特色与价值取向、转化创新与时代发展等方面，是中国式现代化在海洋领域的具体体现。
（一）历史逻辑：中国海洋发展逻辑的历史演绎与现实表征
从历史与现实发展看，中国海洋发展几经变迁却一直是中国历史的重要内容，也在世界多元海洋发展主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历史上，中华先民在远古时期就蹈海踏歌，得鱼盐之利，享舟楫之便，在中国历史发展中，海洋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中也没有离开过海洋，正是以大海为主要纽带，我们同其他国家互通有无，古代的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南北呼应。600多年前，中国航海家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把中华文化带到了东南亚、西亚、非洲东海岸”。就像李约瑟（Joseph Needham）曾经提到的：“中国人被称为不善于航海的民族，那是大错特错了。”纵观中华民族的历史，一个事实不能否认，即中华民族的存续发展与海洋一直有着阻隔不断的联系，中国海洋文化在历史上开展了多元的海洋文化交流，创造了辉煌的海洋文化成果，形成了源远流长的“汉字文化圈”。“中华文明以农业文明为主体，同时包容游牧文明和海洋文明，形成多元一体的文明共同体。”海洋文明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近代以来，在西方海洋商业文明的辉煌背影下，中国海洋发展的秩序和节奏被打乱，古老的东方海洋文明在西方海洋文明的裹挟下，被动地进入海洋商业时代的角斗场中，出现了“千年未有之变局”。但是，历经百年动荡和艰苦探索，中国从鸦片战争以来的国际规则和惨痛教训中慢慢站立起来，除旧弊，兴新利，开始直面海洋、走向海洋，中国海洋发展取得了世界瞩目的发展成就。“无论在北极区域治理、深海资源开发和利用、海洋环境治理、海上安全维护等的主体，已经开始出现‘东西方均衡’。”这一次，浩瀚的海洋也正迎来“千年未有之新局”，在全球海洋发展背景下，中国携东方海洋文明的传统基因，集西方海洋文明的优秀成果，包容互鉴，博采中西，融合其原生的价值传统与可持续发展的时代要求，不断超越创新，成为世界多元海洋发展主体中的重要方面，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从海洋发展逻辑的一般性维度考察中国海洋发展逻辑的历史与现实发展，我们看到：中国海洋发展逻辑是“历史不平衡性”逻辑规律的自然延伸，“历史不平衡性”不仅解读了中国海洋发展史经历的由古代的辉煌到近代的顿挫和当代伟大复兴的历史过程，同时也表征了在全球海洋发展背景下，中国海洋发展逻辑演绎出精彩篇章的现实可能性。
（二）价值逻辑：中国海洋发展逻辑的文化特色与价值取向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表现了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从文化与价值角度看，中国海洋发展逻辑深沉持久地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人海关系认识的东方智慧与文化特色。相比于近代以来西方海洋国家开创的以民族国家为利益边界的“国家之海”的关系构架，以“四海一家”与“和谐包容”为特性的“天下一体”观念构成了中国传统海洋价值观的核心内容，其中所包含的“和谐”“无外”的原则更加具有和平性和包容性。郑和下西洋的壮举显示了中国发达的航海技术，也彰显了中国海洋文化中亲、诚、惠、容的核心理念，“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郑和七下西洋展示国家海上力量，而不掠土殖民，促进了中国与海外国家贸易的繁荣，建立了亚非国家共享太平之福的海洋秩序。” 中国在历史上开创的海洋壮举产生了巨大的辐射力和影响力，依靠的不是坚船利炮，而是和平与友谊。
秉持中华优秀海洋文化传统的积极因素，新时代中国海洋发展努力探索新的海洋发展道路，在新时代海洋发展中，参与、贡献、引领人类共同的未来海洋发展。“由天下共同体、兼爱天下、天人合一和节用简朴塑造的生态天下主义的世界观、价值观、生态观和生活观，可以形成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新理念，引领中国人以介入性的姿态因应当下的生态危机。”在新的海洋世纪，中国海洋发展不是回到“天下体系”的框架下，也不是对古代东方海洋文明的简单再现，而是兼收并蓄东西方文明的历史发展优秀成果，通过海洋文化创新和多元文化互鉴共进探索和引领未来全球海洋发展方向，超越地域和文化界限，寻求人类海洋发展的共同福祉。
从海洋发展逻辑的特殊性维度考察中国海洋发展逻辑的文化与价值表达，我们看到：中国海洋发展逻辑展现了中国海洋文化传统中“人海和谐”“四海一家”的东方智慧与价值取向，呈现了与西方海洋发展逻辑不同的价值取向和发展理念，表征了在全球海洋发展背景下，中国海洋发展逻辑在新时代不断创新发展的历史延续性。
（三）时代逻辑：中国海洋发展逻辑的转化创新与时代表达
从转化与创新角度看，中国海洋发展逻辑在新时代发展中获得了更加丰富的时代内涵和强大的历史生命力。海洋发展逻辑的形成发展离不开具体的海洋发展社会背景和实践，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海洋发展理念总是受到具体海洋发展环境的影响。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海洋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环境，从根本上来说，新时代中国海洋发展逻辑的展开既不是中国封建王朝海洋发展的自然延续，更不是西方大航海时代以来海洋利益扩张和争夺的模式重演，而是建设一条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为指导的、充分吸收中国优秀海洋文化传统和西方先进海洋文化的积极因素、与全球海洋发展趋向相符合的海洋发展道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中，中国海洋发展蓝图得以清晰地描绘，中国海洋发展逻辑继往开来，不断转化创新。“如果说中华文明是奠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基础的话，海洋文明则是夯实这一基础不可或缺的内容。”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扎根当代中国海洋发展的生动实践，又汲取中华优秀海洋文化传统的精华，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正是在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中国海洋发展逻辑既秉承历史传统，又吸纳时代理论成果，中国海洋发展逻辑被赋予更加丰富的时代内涵。
面对着全球海洋发展的新趋向，中国海洋发展进行了积极回应，对“时代之问”给出了“中国之答”。习近平主席在集体会见出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70周年多国海军活动外方代表团团长时指出：“我们人类居住的这个蓝色星球，不是被海洋分割成了各个孤岛，而是被海洋联结成了命运共同体，……我们要像对待生命一样关爱海洋。”中国主张“积极发展蓝色伙伴关系，深度参与国际海洋治理机制和相关规则制定与实施，推动建设公正合理的国际海洋秩序，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就是在“人海和谐”“四海一家”的中华优秀海洋文化传统基础上呼唤和引领世界各国以超越陆地中心主义与竞争性海洋发展逻辑的人类情怀推进新时期全球海洋发展。同时，中国将海洋看作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在国与国交往中相互包容、开展对话、交流互鉴。2014年6月，在雅典举办的中希海洋合作论坛上，李克强发表了《努力建设和平合作和谐之海》的演讲，提出“我们愿同世界各国一道，通过发展海洋事业带动经济发展、深化国际合作、促进世界和平，努力建设一个和平、合作、和谐的海洋”，全面阐述了新型海洋文明观。“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越来越成为广泛的国际共识，成为新时代展示中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的关键词。
中国海洋发展以博大的历史胸襟大胆吸收和借鉴全球海洋发展的文明成果，与世界多元海洋发展主体开展文明交流与互鉴。与被动融入现代国际秩序不同，中国这一次面对海洋不是被动而为，而是主动走向海洋，是在文化自觉的前提下，通过继承、发展和创新，重塑“海洋中国”的面貌，主动全面地展现文明型国家在伟大复兴过程中的后发优势，超越现代国际政治所确立的民族国家的利益界限，将目光集中于文明维度自身，实现了“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获得了不断发展的强大历史生命力。
从海洋发展逻辑的发展趋向维度考察中国海洋发展逻辑的现实转化与创新，我们看到：中国海洋发展逻辑不仅继承发展了中国优秀海洋文化传统，也充分吸收了西方海洋发展的优秀成果，通过中国海洋发展逻辑的转化与创新，彰显了与海洋发展逻辑时代发展趋向的一致性与契合度，表征了在全球海洋发展背景下，中国海洋发展逻辑演绎出精彩篇章的历史必然性。
三、中国海洋发展逻辑展开的时代意义
全球海洋发展经历近海时代、远海时代，正在走向深海时代，这种时代转换不断呼唤人类与海洋互动的新理念与新路径，推动了世界多元海洋文明主体的文化觉醒，为各个国家和民族开创人类海洋发展新道路和人类海洋文明新形态提供了难得的时代际遇。新时代中国海洋发展逻辑的展开不是中国封建王朝海洋发展逻辑的历史延续，更不是西方大航海时代以来海洋利益扩张和争夺的模式重演，而是走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的新道路。其以海洋命运共同体思想为引领，扎根当代中国海洋发展实践，继承优秀海洋文化传统，放眼全球海洋治理的广阔视野，为破解人类共同面对的海洋发展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开创一条中国式海洋发展的新道路，创造人类海洋文明的新形态，具有深远的时代意义。
（一）实现中国海洋历史文化传统的换羽新生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中华先民从久远的时代就涉足海洋，海洋文化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海洋生产长期停留在以海为田、耕海牧海的农业生产方式，一直被遮蔽在农业文明的光芒下而被后人忽视，对海洋的认识也一直停留在农耕文化的界定。尽管中国古代海洋文明和海洋科技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平，却不能被国人充分重视，在观念认识上常成为传统农业的补充，中国海洋历史文化中“人海和谐”“天下一体”的传统海洋文化观念被误解和遮蔽，甚至被认为是民族孱弱的文化根源而予以摒弃，曾一度高度发达的海洋贸易也被禁止，一代海商被看成犯险求利的化外之民，最终走向闭关锁国。海上国门最终被西方列强坚船利炮打开之后，曾经辉煌的中华文明面对了前所未有的危机，致使“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带领全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成功实践，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与实践基础。”历经多年的艰苦探索和不懈努力，在海洋强国建设中，新时代的中国海洋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下，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最新成果应用于海洋事业建设实践，不断澄明中国海洋发展历史传统的古今承续关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全面客观地展现中国优秀海洋文化传统，结合国际国内海洋发展大局回应时代发展需要，以中国特色和中国力量展现中国海洋发展逻辑的民族性与世界性，实现了中国海洋历史文化传统的换羽新生，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为全球海洋发展注入中国海洋发展力量。
（二）提供全球海洋发展与治理模式的新选择
自大航海时代以来，西方海洋发展以权势转移的方式进行竞争与超越，海洋成为利益获取与权势争夺的角力场，而随着海洋争端和海洋环境污染等全球性海洋问题不断出现，全球海洋发展面临着新的挑战，和平、合作与和谐的海洋发展与治理理念正在被不断呼唤。“在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时刻，新海洋观不仅是指导我国实现海洋强国战略的强大思想武器，更是完善全球海洋治理、推动全球海洋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的‘中国方案’和现实路径。”
中国海洋文明的复兴和海洋事业发展道路改变了海洋发展竞争超越的模式，在中国海洋强国建设中，中华优秀文化中的价值理念与中国海洋发展实际紧密结合。“‘第二个结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这一理念更多地强调海洋发展与生态护育并举、海洋获利与海洋责任并重、弘扬传统与借鉴吸收交融、民族进步与世界和谐协同，“把海洋文化中所蕴含的亲、诚、惠、容的核心理念，以及海洋文化中所凝聚的中华民族睦邻友好、守望相助的优良传统，转化为发展海洋事业，带动海洋经济发展，深化海洋国际合作的实践，不断扩大中国海洋文化传播渠道和传播范围，致力于打造中国海洋文化圈，从而为把中国海域打造成和平之海、合作之海、和谐之海提供不竭的精神源泉和强大的思想动力”。这一发展理念为全球海洋发展与海洋治理提供了文化交流与文明演绎的新选择。
与此同时，中国海洋发展又充分借鉴吸收西方海洋文化的优秀成果，将其融入中国新时代海洋发展建设中，通过涵养古今、互容共鉴的开放性海洋文化价值体系，以“源于中国、属于世界”的海洋发展理念，贡献世界多元海洋文化交流，共同致力于实现人类海洋文明的永续发展，实现了中国海洋发展逻辑对海洋发展共同利益、共同责任、共同价值的深刻体认。“打破了西方现代化道路就是唯一的人类现代化道路的‘神话’，以其科学的理论、合理的体系、包容的胸怀和崭新的思路实现了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一次成功飞跃，为人类文明演进和世界文明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
（三）开创全球海洋发展新道路与文明新形态
全球海洋发展是典型的具有国际共性的领域，中国海洋文化是世界优秀海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代中国也日益展现出推动世界文明对话和互鉴的积极性”。中国海洋文化秉持的发展观念折射了全球化时代探索解决国际共性海洋发展问题的新方式与新理念，作出了对海洋发展方式和海洋文明形态创新的重要贡献。“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和“一带一路”倡议自提出以来，“有力推动了区域经济合作，其意涵在深入过程中也从经济拓展到文化与文明的交流互鉴，从而成为新时期国际合作的新典范”。《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一百年来，党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以自强不息的奋斗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解决人类重大问题，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成为推动人类发展进步的重要力量。”
中国海洋发展既没有照搬西方海洋发展的歧路，也没有延续中国海洋历史发展的老路，“而是寻求有效规避传统全球化风险，开创人海合一、和谐共生、可持续发展的新型海洋文明”。中国海洋发展理念不断超越与创新，践行开展海洋领域务实合作、推进蓝色伙伴关系确立、开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及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等中国倡议和中国构想，在全球海洋发展背景下开创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中国文化的和合、和谐、和平发展模式包括其海洋发展上的理念、主张和实践，正在得到越来越普遍的世界认同。”中国海洋发展逻辑在新时代的具体演绎必将继续发挥在海洋文明交流互鉴中的重要作用，在延展和拓新中国海洋发展路径的同时还原世界以多样性，创造了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为指导、充分吸收中国优秀海洋文化传统和西方海洋发展优秀成果、与全球海洋发展趋向相符合的新时代中国特色海洋发展道路，为全球海洋发展开创了海洋发展新道路与海洋文明新形态。
四、结语
“海洋发展逻辑”这一海洋发展的话语叙事命题，既展现了人类文明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也展现了海洋文明史发展的特殊规律。海洋发展逻辑的一般性表明，各个国家与民族的海洋发展在世界中的地位与作用不会一成不变，抓住历史机遇符合历史潮流就很有可能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海洋发展逻辑的特殊性表明，在全球海洋发展的背景下，融入和引领海洋发展的理念与路径必将有别于竞争互害式的陆地逻辑，而是走向和平、合作与和谐的发展道路。海洋发展逻辑的发展趋向表明，在全球海洋发展背景下，一种海洋发展的新理念与新形态正在被呼唤。扮演这一角色的国家和民族不仅要将自身宝贵的历史文化传统与世界优秀成果相结合，还要深刻洞察全球海洋发展的时代特征与发展趋向，实现海洋发展理念与方式的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开辟全球海洋发展的新道路。
在世界百年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全球海洋发展从西方中心主义走向多边主义和多元主义，中国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中国海洋发展在历经古代的兴起、繁荣之后，在西方海洋商业文明的冲击下经历了顿挫期，在被迫进入现代海洋体系之后，又经历了艰苦的对峙与调整时期，而现在正进入又一个重要的新时期，即中国海洋发展的复兴期。在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征程中，海洋是不可忽视的重要领域，中国海洋发展逻辑也将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注入积极的“中国元素”。在此过程中，中国海洋发展主动向世界开放，积极进行自我创新，不断发掘中国海洋历史文化的优秀传统，努力吸收西方海洋发展的优秀成果，从而使中国与世界的共性不断增加。
中国海洋发展逻辑的当代展开，结合数字海洋、蓝色碳汇、深海开发、极地利用等前沿领域新突破和新发展，推动海洋治理规则的重塑，通过构建“蓝色伙伴关系”开放平台，共享装备、技术与标准，使海洋合作超越传统模式，不断迈向共享型的新型海洋合作关系，将“和合共生”的古典智慧转化为现代海洋治理话语，在全球海洋治理中强调“共商共建共享”，使历史经验与未来想象在制度与理念层面不断交汇，从而为全球海洋秩序注入稳定性、包容性与可持续性，真正让海洋成为各国人民共享的和平之海、合作之海、友谊之海。中国海洋发展逻辑以多元平行、包容共鉴的原则实现共同利益、共同责任、共同价值的目标追寻，为全球海洋发展提供新的选择，开辟新的境界，在难得的历史机遇中直面时代挑战，承担新时代中国海洋发展走向世界的历史使命，丰富了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方式，展现出中国海洋发展逻辑的重要时代意义。
原文刊发于《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5期第133—14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