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文明叙事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叙事的重要维度。回溯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文明话语演进历程，其叙事体系呈现出三重构建进路。在主体性叙事中，中国共产党人以“中华民族”为叙事主体，通过确证中华民族作为文明构造主体身份及其在文明转型中发挥的能动作用，展现出中华民族把握历史规律、坚定历史使命、引领时代变革的主体能动性；在时间叙事中，中国共产党人以“文明演进”为叙事主线，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断裂论和线性进化论窠臼，在宏阔的历史纵深中展现出中华文明贯通古今、面向未来的勃勃生机；在空间叙事中，中国共产党人以“多元文明共生”为叙事旨归，既立足本土又面向世界，展现出中华文明胸怀天下的世界担当及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不懈追求。这三重进路既相对独立又相互支撑，共同构成兼具历史纵深与全球视野的文明叙事体系，彰显了百年大党把握文明演进规律的战略主动与使命担当。
【关键词】文明叙事 构建 主体性 时间 空间
作者仇瑛，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海南警察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陈继红，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文章来源：《科学社会主义》2025年第5期
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进一步提出“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明确要求。这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推动中国共产党文明叙事体系研究提供了根本遵循与强劲动力。本文立足中国共产党文明话语的演进历程，从主体性、时间性与空间性三重叙事进路尝试分析中国共产党文明叙事体系的构建进路，试图以此提供一种新的话语分析范式。
一、构建以“中华民族”为中心的主体性文明叙事框架
恩格斯在考察英国十八世纪状况后对“文明”作出这样的论断：“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在这里，恩格斯将文明视为实践主体基于理性并不断趋向至善的意志活动。从马克思主义实践立场出发，人类文明演进的本质是文明主体在理性实践中不断实现自我认知与自我解放的自觉进程。在此理论框架中，文明主体性叙事是指文明主体在自身与他者的比照中通过标识性话语符号的运用，构建既彰显自身文明特质又巩固主体认同的阐释框架的理论工作。
（一）“文明”概念群的历史出场：中华民族主体身份的地理奠基
中国共产党文明主体性叙事孕育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历史实践，其初始工作是以地理认知为逻辑起点构建文明主体身份。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面对中西文明碰撞的深层危机，以李大钊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率先从地理要素与文明形态的关系出发解读东西方文明差异，并创造性地提出一系列相并举的“文明”概念群。其一，“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二元框架。李大钊揭示了东方文明的静态特质与西方文明的动态属性，指出“东方文明之特质，全为静的；西方文明之特质，全为动的。”瞿秋白则批判了西方物质文明的量化迷思，指出其与东方文明的本质同构性，即“所谓西方的物质文明，实际上说来与东方文明毫无区别”，“只有数量程度上的不同”。其二，“东洋文明”与“西洋文明”的地理叙事。李大钊早期受地理环境决定论影响，将东西文明分野归结为“殆可谓为基于自然之影响”，形成“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的辩证判断。其三，“中国文明”和“世界文明”的关联建构。陈独秀指出：“就历史上评论中国之文明，固属世界文明之一部分，而非其全体。”李大钊在文明比较中确立中国文明的世界坐标，提出“深信吾民族可以复活，可以于世界文明为第二次之大贡献”的观点。
上述“文明”概念群的历史出场，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试图从地理视角描绘东西文明差异的生动写照，折射出中华民族在“全盘西化”与“文化复古”的二元困境中对自身文明出路的主动探索。这一探索以文明构造主体的差异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等级论，在民族危亡之际唤醒了中华民族主体性意识的觉醒，初步塑造了中华民族作为文明构造的主体身份，为文明主体性叙事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中华文明”的话语生成：中华民族主体地位的符号表征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不仅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全球崛起，更在文明对话层面重塑了全球格局。在这一历史性崛起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华文明”的历史叙事中肯认了中华民族作为中华文明构造主体的历史地位。江泽民在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上指出：“五千多年来，中华民族在这块土地上劳动和生活，各族人民相互团结、相互学习，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共同开发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这一论断以“劳动实践—团结互鉴—文明生成”为逻辑链条，从历史主体维度将中华民族共同体确认为中华文明创造主体，完整呈现了从物质生产到精神创造的文明生成机制；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周年大会上进一步指出：“我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自强不息，开发了祖国的锦绣河山，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这一话语进一步明确了中华民族作为中华文明创造主体的历史定位。
从语义学角度分析，相较于“东方文明”“中国文明”等以地理坐标为指称的文明概念，“中华文明”的语素结构本身即蕴含着中华民族作为文明创造主体的语义内容。早在20世纪40年代，王树民先生就对“中华”一词进行词源考证，他指出“中华”一词实为“中国”与“华夏”的复合体，兼具“中国”地理属性与“华夏”文明特质的双重意涵。黄兴涛进一步指出，“中华民族”本质上是“基于各民族间全方位‘一体性’的强烈体认的一个共同拥有和一致认同的民族符号或名称”。不难发现，“中华文明”这一话语符号具有精妙的生成机制。其前缀“中华”一词超越地理空间范畴，指向以历史共同体为认知基础的文明创造者；“文明”后缀则突破时空边界，指向以文化基因库为实践载体的文明传承者。这一生成机制使“中华文明”不仅在语义层面实现了从地理符号向文明共同体的意义跃迁，更在精神层面实现了从符号认同向文化认同的观念转变，使其在概念生成之初便具备了主体性阐释的先天语法优势。由是观之，以“中华文明”话语为符号表征的文明叙事，有效整合了多民族文化基因，构建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符号认同体系，为文明叙事体系构建奠定了话语符号基础，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文明论域的合法性支撑。
（三）文明转型的话语创新：中华民族主体能动性的现代定位
新时代以来，面对世界文化激荡的复杂态势，中国共产党创造性运用“两个结合”方法论，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融合。这一实践不仅实现了中华文明的现代话语创新，更彰显了中华民族在文明转型中的主体能动性，进而推动中华文明从被动适应转向主动引领的历史性跨越。
其一，以“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彰显中华民族革故鼎新的精神传统。回望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演进历程，中华民族始终坚持在赓续传统文明精髓与汲取异质文明精华中实现自我革新和连续性发展。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创造性提出“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一时代命题，开创了文明传承发展的新范式。这一话语要求传统文脉同现代实践深度融合。一方面，通过“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活化。另一方面，运用“和合共生”“和而不同”等传统智慧以应对人类文明冲突与治理赤字的时代挑战。正如习近平所指，“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传承和发展”“中华文明传承的是和平和睦和谐的理念，中国没有对外侵略扩张的基因。”这些文明话语使中国在复杂的国际关系中坚守独立自主原则，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应对全球治理困境的主体能动性。
其二，以“发展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昭示中华民族的历史主动精神。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深刻指出:“从民本到民主,从九州共贯到中华民族共同体,从万物并育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从富民厚生到共同富裕,中华文明别开生面,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跨越,发展出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这一论述表明，“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的话语出场绝非偶然，这是中国共产党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语境中作出的历史主动选择。承载着中华民族复兴使命的“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既不是对西方现代文明的简单模仿，也不是对古代文明形态的翻版，而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为指导，推动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重大实践成果。这一实践成果充分证明，中华民族始终是现代化进程的积极参与者和有力推动者，而非被动接受者。这从根本上体现了中华民族把握历史发展规律的自觉意识和主动精神。
其三，以“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书写中华民族引领文明进步的新篇章。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秉持文明交流互鉴的开放姿态，积极参与全球文明的现代化进程，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做出重要贡献。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所指出：“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这一重要论述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深刻把握文明多样性价值的基础上，积极探索现代化多元道路的可能性。通过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探索实践，中华民族以自身发展有力证明了不同文明可以和谐共生、相互成就。这一文明发展新范式既是对西方“文明冲突论”的实质性超越，更生动诠释了中华民族以高度历史自觉引领人类进步的时代担当。
二、建构以“文明演进”为主线的时间叙事脉络
在唯物史观的理论视域中，文明是一个在时间维度上纵向跃迁的历时性演进历程。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通过线性推演，将人类社会发展划分为“人的依赖性、物的依赖性、自由个性”三个阶段，由此解析出人类文明的历时态发展层级，揭示了社会形态演进的时序规律。基于此，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文明形态的比较中阐证了“社会主义文明”作为人类文明更高发展阶段的历史必然性，进而构造了中华文明贯通古今的时间叙事脉络。
（一）方向锚定：阐证“社会主义文明”的历史必然性
时间叙事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人类文明演进规律的历史自觉和理论自觉中逐渐形成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在历史坐标系中锚定社会主义发展方向，揭示了其作为人类更高文明形态的必然性。这一过程中，他们运用一系列历史分期概念，精准刻画了各历史时期不同文明形态的显著特征。其一，“古代文明”和“近代文明”（“近世文明”）。如陈独秀借鉴社会进化理论，将人类文明划分为古代文明与近代文明。他指出“古代文明，语其大要，不外宗教以止残杀，法禁以制黔首，文学以扬神武”，而近世文明则具有三大特征：“一曰人权说，一曰生物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这一文明对比是对马克思人类文明三阶段论中“物的依懒性”向“人的依赖性”转型的具象化诠释。其二，“资本主义文明”与“社会主义文明”。李大钊认为俄罗斯文明“诚足以当媒介东西之任，而东西文明真正之调和，则终非二种文明本身之觉醒，万不为功”，进而提出“第三新文明之崛起”构想，并强调“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是社会主义文明的必然路径。李达在分析近代企业状况时指出：“资本主义文明的基础在于近代的工业组织”，并提出“社会主义确是要改掉1９世纪的文明弊病，是一帖对症的良药。”这一价值判断与马克思对“物的依懒性”阶段异化的批判形成理论共振。其三，“现代文明”。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共产党人就致力于深化对现代文明的探索，并逐步明析其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1921年，张太雷在《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书面报告》中指出，中国知识分子“正在组织一些新社团来研究现代文明和文化的各个方面”，其中特别关注“还有研究社会主义”的社团。瞿秋白深入揭示了现代文明的技术基础与社会主义文明的契合性，他指出：“工业及运输是现代文明技术的组织，便于公有，而且生产力最强，亦利于国有，是共产主义的基础。”在此基础上，他又批判了资本主义现代文明重物质轻精神的弊端，主张“‘文明问题’就已经不单在书本子上讨论，而且有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实际上来求解决了。”这种将技术理性与价值判断相结合的分析，为社会主义现代文明构建提供了路径参考。
不难发现，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石，在不同文明形态的时间叙事中揭示了人类文明演进的动力机制，阐明了其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历史必然性。可以说，这一时间叙事脉络为人类现代文明指明了发展方向。
（二）历时演进：构造“中华文明”连续性时间谱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了磅礴动力，中华民族由此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历史性跨越。在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以深邃的历史眼光重释五千年文明积淀，将“中华文明”淬炼为具有丰富时代内涵的标识性概念，以其独特的时间包容性构建起中华文明贯通古今的时间谱系。
其一，在古代文明叙事中彰显深厚历史根基。江泽民科学标定了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进程中的历史坐标，他指出：“中华文明不仅对东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为整个人类文明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一论述高度肯定了古代中华文明的辉煌成就和卓越贡献。
其二，在现代文明叙事中展现社会主义文明优越性。江泽民指出：“现在，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东方大国，正在由悠久的历史文明走向社会主义的现代文明，正在由旧社会的积贫积弱走向繁荣富强。”这一论述通过对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深刻总结，确证了社会主义现代文明作为人类文明更高发展阶段的现实可能性，凸显了社会主义文明在推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文化繁荣的优越性。
其三，在整体文明形态的叙事中揭示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基因密码。胡锦涛在耶鲁大学演讲时说：“现时代中国强调的以人为本、与时俱进、社会和谐、和平发展，既有着中华文明的深厚根基，又体现了时代发展的进步精神。”这一论述深刻表明，中华文明所蕴含的精神内核与文化韧性是其保持连续性发展的基因密码，为民族团结统一和国家长治久安构筑了坚实的精神文化支撑。
显然，这一时间谱系既赋予中华民族发展进程以深厚的历史纵深，又使中华文明呈现出贯通历史、现实与未来的动态生命体特征。在此叙事框架中，中华文明不再是静态的文明标本，而是在历史纵深中持续生长的文化生命体。
（三）现代转型：构建融通传统与现代的文明叙事路径
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以高度的历史自觉和坚定的文化自信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开创了异于西方现代文明的文明新形态。这一文明新形态将现代性作为文明转型的主要面向，通过现代性要素与传统文明基因的有机融合，实现了对文明断裂论与线性进化论的超越，构建起融通传统与现代的整体性文明叙事路径。
其一，超越文明断裂论的现代性叙事。西方现代文明理论常将“现代性”界定为人类摆脱对自然与神权束缚、与传统文明快速决裂的过程，由此确立了“传统-现代”相对立的二元理论范式。中国共产党的文明话语则描绘了一条将传统文明与现代化进程深度勾联的文明发展路径，正如习近平所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的伟大胜利，使具有5000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全面迈向现代化，让中华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这就是说，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路径决不以割裂传统为代价，而是将其内在机理根植于五千年中华文明基因的沃土之中，并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推动中华文明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深刻转型。上述文明话语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超越西方文明断裂论的理论自觉，也正是基于这一理论自觉，习近平以深邃的历史眼光和强烈的文明担当发出新时代号召：“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时代号召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历史传承的深刻理解和对人类文明未来走向的前瞻性思考。
其二，突破线性进化论的现代性叙事。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深刻指出：“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这一论断表明，在西方中心主义视角中，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被预设为人类文明演进的唯一选择，其本质就是将西方道路绝对化、唯一化，否定了非西方国家探索多元现代化道路的可能性，进而导致很多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陷入了“现代化=西方化”的思维定势。中国共产党以“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话语突破了此种线性论思维定势，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庄严宣告：“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提出，表明中国共产党在坚守马克思主义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的探索中，走出一条既符合中国国情又彰显现代文明力量的独特道路，为后发国家探索非西方现代化路径提供了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厚度的全新范式。
纵观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文明时间叙事，其呈现出“方向锚定—历时演进—现代转型”的演进路径。这一路径从最初科学阐证社会主义文明的历史必然性，到构造“中华文明”连续性时间谱系，再到构建融通传统与现代的文明叙事路径，搭建起兼具历史合法性与时代解释力的时间叙事范式。这一叙事范式破解了“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现代性叙事困境，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把握文明演进规律的理论自信与实践自觉，为人类文明多样性发展与共同繁荣贡献了中国智慧。
三、构建以“多元文明共生”为旨归的空间叙事格局
马克思深刻指出，“空间是一切生产和一切人类活动的要素”。此论断揭示了文明演进的空间属性——它绝非经院哲学式的抽象思辨或概念演绎，而是根植于特定空间场域的具身化实践，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空间化呈现。在马克思主义科学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逐步破除“东方从属于西方”的殖民霸权空间认知，探索从文化建设向文明建设的空间跃升，推动人类文明从冲突对抗走向和合共生，构建起以“多元文明共生”为旨归的空间叙事格局。
（一）打破“东方从属于西方”的殖民霸权空间认知
唯物史观认为，文明的本质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集中体现，它表征着整个社会的发展水平与进步状态。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升，人类活动的物理空间也随之不断拓展。《共产党宣言》深刻揭示了生产力对文明空间的塑造逻辑：“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这一力量不仅催生了世界市场，更通过将“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东方从属于西方”，进而构筑起资本主义的殖民霸权空间。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面对中西文明碰撞与古今文明断裂的双重挑战，早期马克思主义集体开启了理论探索，尝试打破“东方从属于西方”的空间认知。李大钊在深刻比较东西方文明特质的基础上提出“第三新文明”理论，即“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并坚信只有一种能够融合东西文明之优点的全新文明，才能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真正实现人类的解放和进步。十月革命成功后，李大钊进一步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正是这样一种超越资本主义文明、实现人类解放的“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这种超越民族国家视野的理论求索，彰显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以人类解放为己任的博大胸襟。青年毛泽东也积极投身于文明理论的探索之中，他在给萧子升的信中指出：“观西洋史，当注意中西之比较，取于外乃足以资于内也。”恽代英也认为：“窃谓居于今日之世界，宜沟通中西文明之优点，以造成吾国之新精神。”
上述文明话语表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通过批判性吸收东西方文明精华，使阶级斗争学说升华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解放理论。这一理论探索打破了殖民主义“东方从属于西方”的霸权空间认知，为中国共产党重新审视人类文明格局奠定了理论基础。然而，在文化水平相对落后、传统文化体系濒临解体的旧中国，如何将马克思主义文明理想从理论图景转化为现实形态，成为考验中国共产党文明实践能力的历史挑战。
（二）探索从“文化建设”转向“文明建设”的空间跃升
在文化启蒙的浪潮中，中国共产党人逐渐厘清文化和文明的内在关联，通过话语创新尝试探索从“文化建设”向“文明建设”的空间跃升，不断拓展社会主义发展的理论范畴和实践维度。
1937年，艾思奇在《“文明”又输入到中国来了》和《文化在抗战中》等文章中率先提出建设“新的真正的文明”的主张，强调“非提高整个民众的文化不可”，这一论述将文化启蒙与文明建设联系起来，指出文明建设的关键在于对文化空间的革命性重构。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纲领，明确指出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这一论述更加明确唯有打破旧有文化格局，方能在批判性解构传统文化的同时实现新文化建构。在这一新文化建设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秉持批判继承的方法论原则，一方面坚决剔除传统文化中的封建糟粕，另一方面积极吸收民族精华，通过破除旧文化桎梏为现代新文明奠基。随着新文化建设的持续推进，1956年党的八大正式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这一举措既是实践深化的结果，也标志着党在新文化建设上达到更高层次的理论自觉。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在深刻总结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实现了现代化建设战略的重要突破——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确立为基本方针。这一战略性调整推动“文明建设”逐渐取代“文化建设”，成为中国共产党主流话语。1979年，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指出：“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一论述初步建构了“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理论框架。次年，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全会上进一步系统阐释道：“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这一论述科学界定了文化建设的基础性地位与思想价值体系的引领性作用，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陈先达关于“文化”与“文明”的精辟论述为这一话语转向提供了理论锁匙：“文化属于上层建筑，是观念，是思想；而文明不限于上层建筑中的思想观念，而是表现为一个社会的整体发展状态。”这表明，从“文化建设”到“文明建设”的话语转向，不仅实现了从文化精神层面向社会实践层面的空间拓展，也体现了从文化领域的局部建设向整体文明形态塑造的空间跃升。因此，以“文明建设”为主导的叙事体系在理论范畴上超越了“文化建设”的原有边界，在实践维度上构建起更加宏阔的社会主义发展空间格局。
（三）推动全球空间秩序从文明冲突向文明共生转型
新时代以来，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疫情交互叠加的复杂背景下，霸权主义、霸凌行径和霸道逻辑肆意横行，冷战思维、零和博弈与强权政治不断冲击国际秩序和人类道德底线，“文明冲突论”的阴霾笼罩全球。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中国以高度的文明自觉给出了明确答案：推动全球文明秩序从冲突对抗向共生共荣的空间转型。
其一，立足“五千年中华文明”阐述当代治理价值内核。习近平强调：“立足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全面阐述我国的发展观、文明观、安全观、人权观、生态观、国际秩序观和全球治理观”。这一话语表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当代治理在价值层面高度契合，它为当代治理体系注入了深厚的文明底蕴，贡献了独具东方特色的智慧资源。2013年，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主旨演讲中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生动诠释了文明多元共生、包容共进的文明观；在2015年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习近平以“中华文明历来强调天人合一、尊重自然”，诠释中国“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观，展现了全球可持续发展的中国担当；在2017年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演讲时，他引用“以和邦国”“和而不同”“以和为贵”等中华文明理念，明确传达“中国维护世界和平的决心不会改变”，为全球和平治理提供了中国智慧；在2019年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开幕式上，习近平提出“亲仁善邻、协和万邦是中华文明一贯的处世之道”，进一步阐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推动国际合作迈向更加包容、互信、共赢的新阶段。这些论述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加具象化、实践化，不仅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注入新动力，也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区域文化表征跃升为全球文明范式。
其二，突破西方话语霸权，确立全球文明共生新秩序的战略叙事。面对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与文明对话交流的时代需求，中国共产党以高度的历史自觉和文明担当，在打破西方中心主义话语霸权的实践中，逐步确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文明共生新秩序的战略叙事。2014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习近平提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的重要论断，为文明交往确立了新准则；2017年，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他明确指出“三个超越”的文明交往范式，即“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为国际合作中注入文明动力；2018年，在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上，他倡导“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直接挑战了西方“文明优越论”的霸权逻辑；2023年，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习近平郑重提出“全球文明倡议”，系统阐述文明交流互鉴的中国方案；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他深刻揭示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性，特别强调“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决定了中国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等等。上述文明话语以“和合共生”的东方智慧解构了“文明冲突论”的对抗性空间想象，通过“交流互鉴”的交往理性打破了“中心-边缘”的等级化空间结构，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构建了多元文明平等共生的新型全球空间秩序。这一文明话语体系，既从历史纵深揭示了中华文明“协和万邦”的空间治理智慧，又为破解“世界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提供了植根文明底蕴的空间解决方案。
可见，在推动全球空间秩序从文明冲突向文明共生的历史性转型中，中国共产党立足五千年中华文明基因，通过创造性转化传统治理智慧与解构西方话语霸权的双向互动，系统构建了“多元文明共生”的空间叙事新范式。这一范式在价值层面确立了不同文明作为平等“空间主体”的地位，在实践层面通过“一带一路”等平台打造文明互鉴的“生态位”，在制度层面以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等机制重构全球文明对话的规则。这种以文明互鉴与合作共赢的新空间逻辑，超越了殖民扩张以来以领土争夺、势力划分为主导的地缘空间秩序。
结语
文明是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核心线索，文明叙事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叙事的重要维度。从文明话语演进的视角看，中国共产党文明叙事体系的构建彰显出由内而外、由古及今、由民族向世界的三重递进逻辑。其一，体现中国共产党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体性自觉；其二，遵循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历时性演进规律；其三，致力于以深厚的中华文明基因向世界阐释中国立场，积极推动构建多元共生的文明空间新秩序。其中，主体性叙事为中华民族提供了身份确证与主体能动的深刻阐释，时间叙事为中华文明古今之变确保了历史传承与理论自洽，而空间叙事则实现了本土实践智慧与全球文明贡献的有机衔接。这三重叙事相互交织、互为表里，共同构建起了中国共产党文明叙事体系的立体架构。依托这一系统性架构，中国话语不仅实现了理论自洽与实践创新的有机统一，更在国际传播中有效塑造了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深刻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以历史主动精神引领人类文明进步的大党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