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把加强自身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党的领导水平、执政水平、拒腐防变能力显著提升，由此吸引了海外学者的广泛关注。海外学者主要聚焦于分析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时代背景，探究其在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反腐败斗争等方面的理论与实践，考察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重要意义，相关研究成果呈现新的特点与趋势。尽管当前少部分观点仍存在一定局限性，但总体上海外学者对中国共产党改造自身的伟大工程给予了积极认知与高度评价。对此，我们要主动回应国际关切与认知偏差，构建更具阐释力、影响力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推动中国声音、中国理论、中国思想走向世界。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自身建设 海外学者 新时代
作者李娇楠，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文章来源：《科学社会主义》2025年第5期
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是中国共产党永葆生机与活力的关键所在。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地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推动党的建设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根本保障。海外学者对此给予极大关注，力图探究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执政过程中能够取得巨大成就的奥秘所在。系统梳理与客观评价海外学者的相关代表性观点，从“他者”视野深化理解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对于我们构建更具阐释力、影响力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形象具有重要意义。
一、充分认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时代背景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国内国外、党内党外环境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对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大多数海外学者从中国内外发展环境的变化趋势出发，围绕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探讨其加强自身建设的时代背景。
在海外学者看来，当前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新的变化，世界经济形势深度调整，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给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带来更为严峻复杂的外部考验。俄罗斯科学院普里马科夫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亚历山大·罗曼诺夫（Alexander V. Lomanov）指出，“‘大变局’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逐渐上升，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额持续下降，国际贸易体系处于危机状态，以及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大变革。”英国华威大学教授肖恩·布雷斯林（Shaun Breslin）也认可，“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包括经济全球化的挫折、多边主义的挑战、国际金融市场的冲击，尤其是中国与美国的经贸摩擦。”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汉学家博罗赫·奥莉加·尼古拉耶夫娜（Borokh Olga Nikolaevna）肯定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为中国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提供了新机遇，“中国应充分利用当前战略机遇期，尽快完成经济结构改革，尽最大努力在国际舞台上发挥大国作用，引领时代潮流朝着有利于人类和平与发展的方向发展。”
海外学界普遍认为，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加强自身建设中取得了丰硕成就，但面对接踵而至的风险考验，党的建设被赋予了新的使命与要求。美国耶鲁大学李泽仁（Li Zeren）教授在2023年的研究中认为，中国共产党为世界各国政党树立了典范，它不仅能成功管理9100多万名党员，还能带领中国人民推动国家经济快速发展，将一个贫困人口最多的国家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创造独一无二的经济发展奇迹，并助推整个世界经济发展。因此，中国共产党的决策部署对于世界其他国家而言，不再是遥远而又抽象的，而是与世界各国的发展紧密相连。当前，中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然而“同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军的伟大社会革命相比，党的自身建设上还存在一些不匹配、不适应的地方”，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加紧迫。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高级研究员兰斯·L·P·戈尔（Lance L. P. Gore）指出，脱离人民群众是中国共产党在复杂形势下面临的危险之一，这是一个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问题。奥克兰大学冯灿（Chan Fung）等人表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中国公职人员以权力换取私利的情况时有发生”。为了从根本上铲除腐败现象，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亟须常态化整治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使中国共产党在反腐败斗争中树立起积极形象。
二、深刻阐释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若干领域
习近平指出：“把党的建设作为一项伟大工程来推进，是我们党的一大创举。”回顾百年党史，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断加强和改进自身建设，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牛津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蓝梦琳（Patricia M. Thornton）表示，“中国共产党以其庞大的规模、独特的历史轨迹和强大的执政能力，成为历史上最成功的政党之一。”对此，海外学者从不同视角出发探寻中国共产党成功执政的奥秘所在，其中关注度较高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建设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越来越多的海外学者认为，旗帜鲜明讲政治是中国共产党成为百年大党、创造历史伟业的关键所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强烈的政治自信与责任担当。
在很多海外学者看来，中国历来的发展成就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印度德里中国研究所专家郑嘉宾（Jabin T. Jacob）表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属性和这一制度的最大优势，他有能力全面领导中国各项事业的顺利开展。法国专家福佩吉（Peggy Cantave Fuyet）等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长期稳定发展的关键，他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开启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新征程。由此看来，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肩负起中华民族独立和复兴的重任。还有一些海外学者从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出发，深入探讨其成功之道的根本原因。美国卡罗莱纳海岸大学教授叶敏（MIN YE）指出，“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他任何时候都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全球政策与战略学院教授巴里·诺顿（Barry Naughton）认为，“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是寻求把每个中国人的愿望都融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由此，中国共产党的包容性建设被重新定义，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印度中国研究专家苏斌（Bhim B. Subba）表示，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历程中可以明显看出，党和人民的利益具有高度一致性。党的合法性来自人民的拥护，其执政理念也始终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海外学者普遍对中国共产党持续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做法予以肯定，认为中国共产党仍然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始终坚持有效的自我监督和全面严格的自我管理。牛津大学简·克里斯托弗·米特尔斯泰特（Jean Christopher Mittelstaedt）指出，“政治生态”是中国共产党自我诊断的工具，其中腐败、结党营私或对党不忠等行为被看作“污染因子”，会破坏整体生态的“生机与活力”。昆士兰大学大卫·马丁·琼斯（David Martin Jones）表示，“中国共产党能够不断检视自己，适时调整其工作作风，并以居安思危、慎独慎微的态度应对来自外部和内部的挑战。”丹麦奥胡斯大学汉森（Anders Sybrandt Hansen）从党史叙事的变化中肯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优势，即能够根据不断变化的现实问题调整自身政策，形成一整套自我革新的制度规范体系。美国海军分析中心高级研究员谭睦瑞（Murray Scot Tanner）也表示赞同，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治性组织，“不仅能够为社会、国家和军队提供最好的领导，而且还能够不断监督和纠正自己的内部问题。”
（二）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建设
思想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的基础性建设。新加坡国立大学王家宇（Jiayu Wang）认为思想建设是“地基”和“支柱”，发挥着基础性和关键性作用。近年来，许多海外学者纷纷把目光投向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建设。
一些海外学者集中探讨中国共产党通过不断加强党员干部的理论学习，以构建统一的价值体系与政治认同感。越来越多的海外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各级党校在推动党员干部的理论学习和党性教育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伟（David Shambaugh）表示，中国约4000万名党政干部需接受由7000余所党校机构组成的干部教育培训体系的培养。美国汉密尔顿学院学者夏洛特·李（Charlotte Lee）立足党校的功能指出，一方面，党校承担着理论培养和思想教育的责任，对于选拔有前途的党员领导干部发挥着把关的作用。另一方面，作为政策宣讲的场所，它还承担着党的新“政策风向”孵化器的任务。德国全球和区域问题研究所教授何必（Heike Holbig）表示，中国的党校既是干部培训的平台，也是理论创新的摇篮，有助于切实提升党员领导干部的思想素质水平，促使其熟练运用创新理论指导实践，为群众树立榜样。还有一部分海外学者关注到中国共产党运用“学习强国”等数字化平台，把理论学习教育融入党员干部的日常生活中。美国密歇根大学信息学院学者陆佳宏（Alex Jiahong Lu）通过对28位“学习强国”活跃用户的访谈发现，“学习强国”将思想理论学习与休闲娱乐内容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强化了用户的民族自豪感、历史认同感与政治使命感。
与此同时，也有一些海外学者表示，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不断延伸意识形态工作阵地。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齐慕实（Timothy Cheek）指出，在一党执政体制的国家中，中国共产党加强意识形态治理，既是构成其执政合法性的关键来源，也是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的重要手段。牛津大学亚洲与中东研究学院简·克里斯托弗·米特尔斯泰特（Jean Christopher Mittelstaedt）指出，中国共产党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开展日常文化活动和志愿服务，“不仅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基层落地生根，而且还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奠定了重要基础。”不少海外学者还指出，随着信息化时代迅猛发展，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网络意识形态的主导权，积极运用数字化手段优化宣传策略。荷兰莱顿大学助理教授罗杰·克里默斯（Rogier Creemers）表示，“中国共产党充分运用信息技术的力量积极应对宣传、舆论引导与社会治理等领域的挑战，旨在维护社会稳定、巩固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并强化党内纪律约束。”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辛欣（Xin Xin）结合新媒体的优势和特点，指出中国共产党已经意识到需要借助新颖、生动的新媒体形式来引导新一代青年，帮助其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提升对多元社会思潮的鉴别能力。
（三）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建设
作为世界上组织规模最大、党员人数最多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在组织体系建设与干部队伍建设等方面的理论与实践引发海外学者广泛关注，成为观察其凝聚力、战斗力和领导力的重要窗口。
许多海外学者发现中国共产党的力量、韧性和适应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无处不在的党组织体系。法国巴黎政治学院杰罗姆·道永（Jérôme Doyon）指出，中国共产党逐步构建起涵盖全国的组织网络，在党—国家—社会关系中表现出高度适应力。牛津大学蓝梦琳（Patricia M. Thornton）把这一过程称为“组织入驻”，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制度与结构层面构建起“社会中的党、党中的社会”的治理逻辑。英国埃克塞特大学凯瑟琳·欧文（Catherine Owen）认为，中国共产党引领的网格化组织体系，“旨在整合包括国有企业、私营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在内的所有社会资源”，以实现资源的“共建”和“共享”。英国格拉斯哥大学霍利·斯内普（Holly Snape）表示，随着国家职能逐渐转移给社会组织，中国共产党通过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来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并通过这种方式来促进党在社会组织中的自身建设。对于各级各类党组织的管理方式，海外学者也表现出浓厚的研究兴趣。牛津大学简·克里斯托弗·米特尔斯泰特（Jean Christopher Mittelstaedt）通过对北京市基层党支部开展的1408个“主题党日活动”的实地调研与资料收集，发现中国共产党善于运用宽松、愉悦的主题党日活动来加强基层党员的教育和管理。他还把这种党支部组织生活的仪式化比喻为“党的神经要塞”，这对于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至关重要。哈佛大学丹尼尔·科斯（Daniel Koss）则从企业党组织建设的角度出发，指出中国共产党善于利用数字化平台创建“网络党支部”“党建云”，为企业员工提供在线学习党的政策方针、了解党组织活动情况、畅通网络投诉反馈渠道等一系列服务。
不少海外学者还注意到中国共产党对人才的选拔、培养、留用等环节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和精力。台湾政治大学寇健文（Chien-wen Kou）强调，“中国共产党致力于打造一支兼具年龄结构优化、政治立场坚定和执政能力突出的理想型干部队伍。”新加坡国立大学高杰（Jie Gao）表示，中国共产党在干部的选拔、管理、任用和晋升中坚持任人唯贤的原则，以提高整个干部队伍的专业化程度。香港科技大学戴维·茨威格（David-Zweig）指出，挖掘高素质人才已成为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重要一环。“中共中央组织部的职责范围不仅包括管理干部和党员，还包括管理任何具有重要技能和专业知识的人才，无论其是否具有党员身份。”丹麦哥本哈根商学院柏思德（Kjeld Erik Brodsgaard）通过梳理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指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经历了崛起和复兴过程的中国共产党，它已经发展成为由一批受过高等教育的党员干部领导的精英型政党。“当前，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的重点是质量而不是数量。”
（四）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反腐败斗争
腐败一直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难题。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用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推动反腐败斗争取得显著成效。对此，海外学者纷纷围绕中国共产党的反腐行动展开深入研究。
许多海外学者通过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比较研究指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反腐斗争中展现出显著优越性，一党执政并不是导致腐败的根源。剑桥大学林昆瑾（Lin Kun-Chin）指出，在墨西哥和其他国家，“政党在下放权力和资源以促进市场驱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占主导地位的政党会逐渐丧失对基层政治的控制和掌握。与之相反的是，中国共产党通过从严从实加强对党员干部的廉洁管理监督，成功地化解了这些风险，切实有效遏制了腐败滋生蔓延的势头。”美国盖伊·克里斯蒂安·阿格博（GuyChristian Agbor）采用比较案例研究法，对比中国共产党、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三个政党的反腐败模式，发现南非的反腐败机构在调查或制裁方面的权力极为有限，导致群众的满意度持续下滑。相较之下，中国共产党的反腐工作依托于强有力的纪检系统，具备迅速展开反腐行动的能力，并善于利用媒体宣传动员公众的参与和支持；新加坡则依靠其反腐机构的独立性与专业化运作，也成功避免了大规模腐败现象发生。印度尼西亚总统大学诺妮·博纳帕特（Noni Bonaparte）等以定性研究的方式，对比印尼和中国的反腐败预防政策。她指出由于裙带关系文化根深蒂固，加之制度机制保障薄弱，导致印尼在遏制腐败方面始终成效有限。而中国则采取高度集中的方式来解决腐败问题，并对腐败行为施以死刑或无期徒刑等更为严厉的措施，以增强震慑效应。
还有一些海外学者注意到，自2013年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反腐败运动势头有增无减。他们认为，这场运动是中国共产党解决作风问题的真正尝试，广大民众能够通过各种渠道举报涉嫌腐败案件，“这种参与感增加了民众对党和国家的信任，有助于改变反腐败运动只是纸上谈兵的印象。”美国经济学家布兰科·米兰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采用实证调查研究的方法，建立了2012—2021年间686名中国腐败官员的数据库。通过梳理发现“这场反腐运动席卷了各级党政机关和各类国有企业，堪称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规模最大、动员最广、制度最全的一场有组织反腐行动。”德国基尔大学德里克·麦基（Derek McGhee）指出，中国共产党通过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不断强化党员干部的自觉、自律、自省，将腐败从他们的思想中连根拔起，进而消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铺张浪费“四种不良作风”。美国吉尔福德学院学者郭学志（Xuezhi Guo）指出，中国共产党正试图在自己的政治体系中，建立一套铲除腐败和权力滥用的机制，包括改革各领域体制机制和法律法规框架，提高政务公开的透明度，建立健全党政领导干部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制度等。
三、高度评价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重要意义
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共产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海外学界纷纷从多维度肯定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举措及成效，认为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自身建设不仅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提供了坚强领导核心，也为世界其他国家政党发展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
对于中国自身发展而言，海外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通过不断加强自身建设，不仅领导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丰硕成果，也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伦敦大学曾锐生（Steve Tsang）认为，中国共产党不仅是国家安全的坚定捍卫者，还是泱泱华夏文明的继承者，更是中华民族自豪感的力量源泉。脱贫攻坚伟大成就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显著优势，展示了中国共产党无比强大的领导力、组织力和执行力，因此他是团结和领导人民的最可靠力量。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维诺格拉多夫（A. V. Vinogradovb）等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看到了一个成熟的、稳定的、不断向前发展的社会主义，“中国正从历史的边缘走向时代的前沿，不断为人类的幸福创造充满希望的未来。”俄罗斯科学院弗拉基米尔·波特雅科夫（Vladimir Portyakov）表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得到全面加强，形成了符合中国具体国情的协商民主模式”，带领中国走上了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对于世界政党发展而言，海外学者认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为国外政党发展提供了重要借鉴。德国发展研究院克里斯汀·哈肯萨克（Christine Hackenesch）等指出，自21世纪初以来，中国共产党正在主动地加强其全球影响力。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同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广泛交往、深入交流，主要包括亚洲、欧洲和非洲等国家的执政党。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通过举办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及各类全球性、地区性和双边交往活动等方式，传播执政理念，凝聚国际和平力量。印度中国研究所专家郑嘉宾（Jabin T. Jacob）指出，尽管印度一直致力于追求现代化，但最终却难以突破发展瓶颈，依然处于贫困状态。这一问题可归因于印度“缺乏强大的领导核心力量，缺乏科学和理性精神的指引，缺乏奉献精神的支撑”。反观中国共产党却一直专注于加强自身建设，并开展了史无前例的反腐败斗争，这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向胜利的关键。越南河内国家大学讲师阮秋红（Nguyễn Thu Hồng）等认为，中越两国政治体制具有相似性，中国共产党全面发展协商民主，建立有效的公众反馈机制与参与渠道等一系列举措，为越南共产党提升执政韧性提供了重要借鉴。
对于提升国际话语权而言，海外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取得的一系列显著成就，以有力的中国声音回应了部分丑化和抹黑中国共产党的言论。当前，少部分海外学者对中国共产党充满一定偏见和歧见，甚至将中国共产党视为“挑战”和“威胁”，他们错误地认为和西方的自由民主相比，中国的一党制存在诸多弊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金骏远（Avery Goldstein）表示，这正是因为短短几年间，“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经济实现飞速增长，军事实力稳步提升”，不仅引发了邻国的担忧，更引发了美国的深度忧虑。针对一些别有用心的歪曲性解读和刻意抹黑，大部分海外学者认为，在经历了100多年的苦难之后，中国共产党以先进的理论为指引，再次带领中国傲然屹立于世界东方，展现了可信、可爱、可敬的人民政党形象。俄罗斯国立高等经济大学安·卡尔涅耶夫(А. Карнеев)强调，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贯彻“群众路线”的诸多论述中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立足于中国具体国情，始终坚持贴近群众、服务群众，与人民群众之间形成了血浓于水的关系，构建出一套完全不同于西方民主的“自下而上”沟通机制。新加坡国立大学兰斯·戈尔（Lance L. P. Gore）从横向对比的视角出发，对中国共产党加以赞赏并指出，“中国共产党比拉丁美洲国家以及东亚发展中国家的政党更加深入社会”，中国共产党的基层党组织和党员深深扎根在人民群众之中，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与大力支持。
四、对海外学者关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研究的评析
通过系统梳理海外学者关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研究，可以发现其研究成果呈现出来源多元广泛、视角跨学科融合、内容全面客观、成果载体丰富等显著特征，这为我们开展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但少数海外学者的研究仍存在不同程度的认知偏差与误解。对此，我们应加以辨析和回应，引导海外学者完整、准确地理解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一）关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研究的总体特点
海外学者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深入思考与研究，形成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总体而言，研究成果呈现出以下四个方面的特征。
一是研究来源日趋多元广泛。随着中国共产党发展成为百年大党强党，海外学界对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理论与实践表现出强劲的研究兴趣，研究地域、机构、学者的来源日益多元广泛。从研究地域来看，除了美国、英国、日本、俄罗斯等这些传统研究重地之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欧洲其他国家、大洋洲、拉丁美洲等地区的研究热度也出现了一定幅度的增长；从研究机构来看，既有以高等院校为依托的研究机构，如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Fairbank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牛津大学中国中心（University of Oxford China Centre）、悉尼大学中国研究中心（The USYD China Studies Centre）等，这些机构拥有丰富的研究资源和深厚的研究基础。还有一些智库和独立的研究组织，如库恩基金会（Kuhn Foundation）、全球与区域研究院亚洲研究所（The GIGA Institute for Asian Studies）等，这些机构为开展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的项目支持；从研究学者来看，相关研究呈现出明显的代际特征，既包括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凯瑞·布朗（Kerry Brown）等知名学者为代表的骨干力量，也涌现出以山姆·萨斯曼（Sam Sussman）、简·克里斯托弗·米特尔斯泰特（Jean Christopher Mittelstaedt）等为代表的新生代研究者，为海外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研究注入源源不断动力。
二是研究视角呈现出跨学科的特点。海外学者关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研究已不再仅仅局限于政治学领域，停留在对局部问题的理论阐释，而是从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统计学、法学、语言学等多角度对其进行总体性研究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扩宽了研究视野。例如，首尔国立大学赵永南（Young Nam Cho）从法学的视角出发，对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法规制度、领导干部的法制教育等内容进行研究和分析。伦敦国王学院中国学教授凯瑞·布朗（Kerry Brown）则是结合语言学的理论概念，分析了逻辑与修辞在中国共产党政治话语中的重要作用。哈佛大学托尼·赛奇（Tony Saich）立足于历史学的分析视野，系统梳理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历程，深入分析中国共产党党内各级组织发展以及宣传机制演变。还有一些具有社会学专业背景的学者运用田野调查、案例分析等社会学研究方法，深入剖析中国共产党在组织架构、干部选拔培养等方面的理论发展与实践创新。
三是研究内容更加全面客观。海外学者对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研究涵盖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反腐败斗争等多领域，围绕理想信念教育如何提升党组织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组织架构优化如何提高党组织的凝聚力与战斗力、反腐败斗争如何持续净化政治生态等众多议题展开系统性分析。在此过程中，大多数海外学者能够较为客观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在加强自身建设过程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肯定其在加强意识形态工作、不断严密组织体系、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等方面做出的努力和成效。例如，剑桥大学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高度赞扬：“中国共产党无疑是过去100年中最成功的政党”。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弗拉基米尔·彼得罗夫斯基（Vladimir Petrovsky）也表示，“我们应该牢记，每个国家都可以走符合自身特点的发展道路。在这方面，中国为全世界作出了表率。”
四是研究成果载体形式多样。当前海外学者主要依托学术著作、期刊论文、智库报告、新媒体与数字出版物等主要形式发表和出版其关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研究成果。在学术著作方面，如杰罗姆·道永（Jérôme Doyon）与柯蕾（Chloé Froissart）合著的《中国共产党：百年征程》（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 100-Year Trajectory，2024）、托尼·赛奇（Tony Saich）出版的《从革命者到执政者：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From Rebel to Ruler: One Hundred Year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2021）等，关注到了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不断加强并巩固的趋势。在期刊论文方面，如《当代中国杂志》（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亚洲事务》（Asia Affairs）、《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等期刊持续发表关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研究的专题论文。在智库报告方面，各国智库机构通常以政策报告形式推出其研究成果，如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中国中心推出的《中国的治理难题：在一党制国家实现透明度和参与度》（China’s Governance Puzzle: Enabling Transparency and Participation in a Single-Party State）等。在新媒体与数字出版物方面，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各种网络平台、电子报刊、广播公司等成为重要载体。如许多海外学者借助Facebook、YouTube、TikTok等国际社交媒体平台，针对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看法。
（二）关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研究带来的启示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海外学者对中国发展的关注度日益提高。他们通过研究发现，中国共产党在加强自身建设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为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障。因而，他们立足于不同学科背景和研究方法，从基层治理、反腐败斗争、脱贫攻坚、数字化转型等具体案例切入，肯定了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艰辛探索和成功实践。这些研究成果为我们更为深刻地理解和把握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提供了来自“他者视角”的重要参考，进一步推动了国内学界研究的丰富与深化。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海外研究的局限性。其一，部分研究存在“西方中心主义”倾向。一些西方学者受到自身意识形态的局限，仍然习惯于从西方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出发进行评判，戴着“有色眼镜”来剪裁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并将其进行任意割裂和肢解，进而得出一些自己预先设想的结论，此类观点因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削弱了学术研究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其二，部分研究依赖二手资料或选择性案例。由于面临显著的语言和文化差异，一些海外学者习惯依赖西方媒体的报道和少数公开出版的材料等二手资料来研究中国共产党，这些资料质量参差不齐，可能存在信息失真、观点偏颇、数据过时等多重问题。同时，他们还通常会选择一些社会知名度高、便于操作的案例内容进行研究，这种倾向性的案例选择容易导致研究结果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其三，缺少对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系统性研究。海外研究大多聚焦于某个特定领域或方面，如反腐败斗争、基层党建、干部教育培训等，缺乏从整体逻辑上把握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研究存在碎片化、零散化的问题。
可见，海外学者关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在研究的客观性和学术深度等方面仍有较大的深化拓展空间。因此，我们要持续跟踪海外相关研究，并进一步加强海外传播工作，推动中国声音、中国理论、中国思想走向世界。
第一，加强高水平党建研究，构建自主知识体系。鼓励国内学术界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为根本指引，紧紧围绕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坚持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国内和国际相结合，长期跟踪研究关于党的建设一般性问题，重点聚焦党的建设重点难点问题，构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党建研究理论体系，并且有针对性地推出一批有分量的研究成果积极“走出去”，为海外学界提供更为系统、深入的研究成果。
第二，认真分析研判，主动设置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相关的议题和话题。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背景下，我们要积极加强与海外高等院校、智库等研究机构的合作与交流，及时跟踪获取海外学界的最新研究动态，主动设置具有前瞻性和创新性的研究话题。例如，结合实证研究和案例分析，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共产党在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等方面的成就与经验，引导海外学者关注并深度探讨这些问题，从而促使其全面、客观地理解把握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第三，融合线上线下阵地，搭建国际交流平台。一方面，丰富线上交流合作渠道。既可以通过多语种的党建网站、社交媒体平台、移动客户端等网络渠道，定期发布最新的研究成果、学术动态和政策解读，为海外学者提供便捷的信息获取和交流互动的渠道，又可以通过线上讲座、开设线上课程等方式，邀请国内外知名党建专家和学者进行线上授课和交流。另一方面，强化线下交流合作机制。增加各级各类线下学术会议和教育教学培训，并鼓励海外学者来中国进行实地考察和跟踪调研。通过与国内学者、基层党组织、党员和群众的直接接触和交流，深入了解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生动实践，从而获取鲜活的一手研究资料。
第四，提高辨识能力，既要警惕对立遏制、横加指责的“棒杀”，又要警惕表面表扬但内心暗设圈套的“捧杀”。我们务必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和战略定力，提高对错误思想观点的鉴别能力，通过在国际学术期刊、媒体平台发表文章、著作，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等方式，及时纠正一些西方国家学者的不实信息和歪曲解读，用正确解读回应“断章取义”，用事实真相戳穿污蔑谣言，筑牢抵御各类错误观点的坚实防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