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生的1931—1945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理论家们在一系列讲话、文章中批判德意日法西斯及国民党法西斯化。中国共产党人清晰地指出，德意日法西斯在政治上搞种族主义程度虽有所不同，但恐怖极权的追求是一样的，经济上国家社会主义和同业组合与垄断资本沆瀣一气，文化上则是将超人哲学、绝对意志等思想杂糅。国民党右翼在法西斯化的过程中，剔除对外侵略成分，汲取法西斯主义利于自己统治的内容。中国共产党人旗帜鲜明地批判国民党在政治上的专制独裁、在经济上以统制经济行买办资本垄断之实，抨击排外的、专制的、复古的法西斯文化。在批判德意法西斯及国民党法西斯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同时坚持传承和发扬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在这双重面向中形成新民主主义理论。从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视域来看，新民主主义在政治上是超越阶级壁垒、跨越国别疆域的大联合，在经济上整合了各阶级诉求的最大公约数，在文化上弘扬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当下英美主导下的二战史书写，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一切政党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贡献虚化、弱化、丑化。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人在理论层面开始批判法西斯的时间最早，共产党人在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起到中流砥柱作用。要从源头辨析美西方错误二战史观的逻辑起点，构建中国自主的正确二战史观。

关键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正确二战史观；新民主主义；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

一、问题的提出

2025年5月7日，在赴莫斯科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庆典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俄罗斯报》发表《以史为鉴 共创未来》的署名文章，强调“要坚持正确二战史观”［1］。然而长期以来，西方舆论场存在并流行多种错误二战史观。一种是从军事上强调太平洋战场在击败日本中的主导地位，否定中国东方主战场地位。谈及中国战场时，错误二战史观片面认为中国战场主要是国民党军队在战斗，虚化、弱化甚至歪曲中国共产党人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贡献。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印裔英国人拉纳·米特在2013年出版的《中国，被遗忘的盟友》一书中，曾客观评价了中国的二战贡献。但是随着近年来部分美西方国家将中国列为“战略竞争对手”，拉纳·米特对中国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他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继续肯定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贡献，而他在海外出版的《正义之战：“中日战争”激发中国“新民族主义”》则对中国当下外交政策充满攻击性。他声称中国是“通过创造历史记忆回路，提升自己在国内外的地位和权威，并挑战长久以来美国解放了亚太的历史记忆”［2］。A·E·克拉克在对拉纳·米特“正义之战”的书评中攻击中国正确二战史观是“令人翻白眼的”，还污称“在抗战中进行大部分战斗的是国民党政府，而不是今天统治中国的中共”［3］。第二种是在理论上把斯大林和希特勒、科学社会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相提并论，否定共产党政权的民主性，进而否定苏联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等各国共产党为了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的决定性贡献。英国阿伦·布洛克污称共产党和法西斯政党“在结构和功能上有很多相似之处”［4］，美国西恩·麦克米金《斯大林的战争》等书也抱此立场［5］。

批驳错误二战史观，还原真实历史上中国共产党对德意日法西斯及国民党法西斯化的批判是非常有必要的。学术界尚无成果直接系统研究中国共产党人对德意日法西斯的批判，也较少研究对国民党法西斯化的批判。张北根［6］、马振犊［7］、陈仁霞［8］系统研究了国民党与德国法西斯的关系，张文涛［9］、潘国琪［10］研究了国民党法西斯主义思潮的发展，郑大华、俞祖华研究了国民党法西斯主义与德意日法西斯主义的差异［11］，张文涛研究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国民党法西斯化的批判［12］。从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来源及形成来看，学界相关研究多聚焦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角度，还没有从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视域研究新民主主义理论形成的文献。单就新民主主义理论形成这一选题，任晓伟研究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中的思想来源［13］。左玉河探讨了中国共产党人为摆脱国民党三民主义话语，如何用新民主主义取代新三民主义的过程［14］。黄延敏研究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研究、批判与发展［15］。

事实上，新民主主义既有对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也有对德意日法西斯及其在中国的信徒作为箭靶的批判。研究中国共产党人对德意日法西斯及其在中国信徒的批判与新民主主义形成的关系，有助于更完整把握新民主主义形成历程。本文从理论层面探析中国共产党人如何在抗日战争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批判德意日法西斯主义理论及国民党法西斯化，并形成新民主主义理论，同时从国民党右翼已经法西斯化，不可能完全彻底地反法西斯这一角度，驳斥前述错误二战史观。

二、中国共产党人对德意日法西斯主义的批判

墨索里尼建立法西斯政权后，德国、西班牙等国法西斯势力陆续掌权。20世纪20年代，蔡和森、张太雷、萧楚女等人便有文章批判法西斯主义，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日本法西斯开始侵华战争，中国共产党人以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相关理论为基础，深刻剖析法西斯主义这一帝国主义的极端形态。法西斯主义在政治上不给所谓“低等种族”丝毫生存空间，也不给任何反对党丝毫活动空间；在经济上以国家社会主义、同业组合等模式把所有人强行裹挟在法西斯战车上；在文化上抹杀一切“异质”记忆，吞噬人们的个体记忆。

在政治方面，法西斯主义既反对西方的议会民主自由，也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民主，恐怖极权是其追求。1941年7月30日，董必武在《联合起来扑灭法西斯蒂》一文中精当地概括出德意日法西斯的特点：“它们主张用暴力来达到它们所祈求的目的，它们反对民主和自由。它们极力作武断宣传，自称为国家社会主义，口头反对资本主义，虚构罗马帝国和大日尔曼第三帝国以启发国人扩张领土奴役异族的野心；偏执狭隘的自高自大的种族成见，这一点纳粹走得更远，直截了当地首先反对犹太人、反对天主教、反对自由主义的文化与科学而要创造德国的科学。它们一开始就组织自己的打手——黑衫队与褐衫队，威吓劳动人民，捣乱自由主义者的、工人的集会，破坏职工会的组织。以流血的斗争打击其他党派，特别是共产党。”［16］亲历1919年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成立的希特勒目睹了工人阶级对社会主义的欢迎，他碰瓷社会主义，“自称为国家社会主义”，欺世盗名。德意日法西斯“口头反对资本主义”，实则把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帝国主义极端化。

在经济方面，德国法西斯和意大利法西斯虽然党派名称不同，但都是资本主义的变种，与科学社会主义敌对。意大利法西斯党就叫意大利国家法西斯党，德国法西斯党则叫德意志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新中国成立前，国家社会主义也被译作民族社会主义。董之学在《意大利大观》一书中写到：“民族社会主义的意思是：国际的社会主义社会，必定要等各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建立起来了，才能有成立的希望。但无论如何，法西主义决不是社会主义，因为他不主张废除生产手段的私有制。”［17］德国是国家社会主义思想的发源地，最早提出国家社会主义的拉萨尔就是德国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第八集团军参谋长鲁登道夫提出总体战思想，要求实行国民经济军事化、平时经济战时化和指挥体制独裁化。鲁登道夫是希特勒啤酒馆暴动的重要支持者。希特勒将鲁登道夫的总体战理论填充入拉萨尔的国家社会主义名词中，鼓动一切经济都按照战时体制，将经济作为其军国主义战车的重要驱动器。

墨索里尼称意大利国家为Corporative State，“同业组合式的国家，联合各阶级成为一个集团”［15］79。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承认各阶级并存的合理性，但否认无产阶级的自卫权。法西斯主义“竭力否认阶级斗争所依赖的全部唯物史观的理论”。墨索里尼的同业组合制度为每个企业都设立雇主联合会和雇工联合会，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通过同业组合调和，否认阶级斗争的合理性［15］80-81。

在不触动资本家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墨索里尼的同业组合制度不过是一种空想。“只要雇主们一反对，他就退缩了。它是一种明显的社会政治实验，用来赢得外国人对法西斯政权的尊敬；是一个精致的外表，下面隐藏着腐败和剥削。”［18］在非战时状态，同业组合制度尚能维持。战时状态，这一制度既没有希特勒“国家社会主义”的汲取资源能力和生产效率，达不到纳粹德国的战争机器实力；也没有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下工农强大的生产力和战斗力。所以，在盟军西西里登陆的“哈士奇”计划开始后，同业组合制度与意大利法西斯政权一起土崩瓦解。

在文化方面，法西斯主义文化是在资本主义世界文化危机中产生的，是将超人哲学、绝对意志等思想杂糅后的极端化。资本主义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陷入严重危机，1815—1914年“漫长的十九世纪”结束，欧洲人对自己的文明产生怀疑。欧洲向何处去？罗素曾提出在东方寻找答案，列宁以马克思主义苏联化给出了答案，法西斯主义则以马克思主义和犹太人作为箭靶给出了极端化答案。

1939年8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侯外庐在《论中山先生“打不平”文化的光大——革命的人文主义文化》一文中提出：“在全资本主义体系遭遇最深刻危机的基础上，产生了法西斯的科学与哲学的尖端危机。科学哲学不再是解放人类的工具，而是拥护奴隶制底官学的自由主义的手段。尤其在法西斯成长强化方面，把前世纪德国人文主义的革命之魂削去，把黑格尔哲学的反动的保守的观念论的神秘的体系复活起来，弄成法西斯最粗野的、现代神秘的宗教的理论基础，把黑氏绝对理念的发展，普鲁士王国的神圣化，变作第三帝国的教条，更引申而为‘希特拉即上帝’的国家论。”［19］希特勒认为自己是个“威力无边的英雄”，却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给世界带来浩劫。黑格尔的国家观是针对德意志四分五裂的局面，为了结束分裂，必须有强大国家。希特勒则将黑格尔的只言片语绝对化、极端化。随着戈培尔等人对思想界的控制越发深入，纳粹与黑格尔分道扬镳［20］。

1938年，张仲实在《国际现势读本》一书中写到：“国社党徒一上台，便使德国恢复到野蛮时代。他们取缔了德国人民思想的自由，驱逐了无数权威的学者。他们利用口号和群众的歇斯底里症，以代替学术的研究。1933年5月间，他们在德国各大城市里举行焚书运动，把大批的名作，不论社会科学的或文艺的，一概付诸一炬。他们仅允许宣传战争和侵略的书籍……以及希特勒大吹牛皮的《我的奋斗》之类的东西流行。”［21］1933年5月10日，纳粹在柏林等地公开焚书，希特勒下令把爱因斯坦、茨威格、弗洛伊德等犹太学者和各种与纳粹理论相斥的书籍焚烧、禁毁。

政治上搞恐怖极权暴虐无道，经济上与垄断资本沆瀣一气，文化上以焚书禁学排斥异己，这就是法西斯主义。中国共产党人深入辨析德意日法西斯主义的特点并予以总结。法西斯在政治上取消了西方议会民主框架下人民的全部自由，以种族分辨敌友，将种族灭绝应用到欧洲大陆。法西斯在经济上的国家社会主义有国家而无社会，让工农的社会生存空间靡有孑遗。法西斯在文化上的专制让任何不同声音消失，为其独裁统治服务。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法西斯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归根结底是为其军国主义服务［22-23］。

三、中国共产党人对国民党法西斯化的批判

1931年5月5日，蒋介石在《国民会议开幕词》讲话中首次谈及法西斯主义。他将非君主国的政治体制分为三种：“第一，法西斯蒂之政治理论，本超象主义之精神，依国家机体学说为根据，以工团组织为运用，认定国家为至高无上之实体，国家得要求国民任何之牺牲，为民族生命之绵延，非以目前福利为准则……统治最有效能”；“第二，共产主义之政治理论”；“第三，自由民治主义之政治理论”［24］。蒋介石所言“工团组织为运用”即墨索里尼的同业组合国家。蒋介石在这段讲话中对共产主义多有贬词，对英美自由主义也说其“效能迟钝”。在这三种主义中，蒋介石唯独对法西斯主义没有说一句坏话，提到英美自由主义时还拿意大利法西斯做正面参照。在此次讲话之后，国民党右翼逐渐开启法西斯化历程。中国共产党人清晰地指出，国民党右翼在政治上看重法西斯主义专制独裁下消除一切杂音的“高效率”，在经济上看重法西斯主义对国家资源的汲取力度，在文化上看重法西斯主义对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阻遏作用。中国共产党人从政治、经济、文化上对国民党法西斯化予以坚决批判。

（一）政治：解构国民党专制独裁

1931年，国民会议举行的同时，国民党正在进行第二次“围剿”中央苏区，毛泽东、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3万多人反“围剿”。这次“围剿”红军以蒋介石的失败告终，此后蒋介石继续对中央苏区发起第三次、第四次“围剿”。到1933年第五次“围剿”时，他企图“抽干塘水捉鱼”，“困死、饿死苏区军民”。为此，蒋介石聘请一批德意法西斯军事专家当顾问［25］。

针对蒋介石镇压工农政权的法西斯行径，《中央宣传部关于中国法西斯蒂的提纲》（下文简称《提纲》）于1933年9月5日在上海《斗争》发布。《提纲》指出：“为了更凶猛的摧残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为了镇压反帝反国民党的一切革命运动，为了进攻民众的苏维埃政权与英勇的工农红军，以挽救地主资产阶级垂死的反动统治，于是法西主义便在中国出现了。法西主义是中国地主资产阶级反动统治的新的欺骗手段，这不是表示反动统治力量之加强，而是表示它的力量之削弱。”［26］《提纲》一语中的，正因为国民党在组织层面是“弱势”政党，对国家控制能力不够，在广大乡村稀见国民党员，国民党才要通过法西斯主义来加强统治，加强局面控制。

在对内“围剿”红军接连失利、对外中日交涉国权沦丧的局面下，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越发微弱。蒋介石于1932年4月建立“复兴社”（蓝衣社）这一公开鼓吹法西斯主义的组织，发起人是贺衷寒、康泽、酆悌等右翼势力。蒋介石推崇法西斯主义的组织能力、军事战力［27］。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日本法西斯在中国名声如过街老鼠，1938年3月12日希特勒吞并奥地利，法西斯在英美舆论界也臭名昭著。蒋介石于1938年4月下令解散“复兴社”，另建立了三民主义青年团，此后国民党“复兴社”余孽虽然不时仍鼓吹法西斯主义，但蒋介石本人已不再提法西斯这一名词。此后，希特勒鼓吹“一个民族，一个帝国，一个领袖”［28］，国民党右翼则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政府，一个军队”，与希特勒遥相呼应［29］。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1943年3月10日，陶希圣执笔，以蒋介石名义发表的《中国之命运》出版。此书完全能代表蒋介石的政治立场，也是蒋介石对抗战胜利后中国之命运的设计。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之命运》进行深入批判。

1943年8月16日，周恩来《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一文批驳了《中国之命运》及其所代表的国民党右翼法西斯化。周恩来将国民党右翼“法西斯主义的政纲和策略”总结为12条。“一、实行消极抗战，准备对日妥协；二、背叛孙中山三民主义，接受德意日法西斯主义，反对苏联社会主义，排斥英美自由主义；三、通敌反共，破坏抗战，利用外援，进行内战；四、压迫各小党派，欺凌少数民族，不顾华侨痛痒，漠视灾民苦难；五、凭借武力，削除异己，组织特务，篡夺党权；六、摧残民权，剥夺自由，利用保甲，实行独裁；七、依靠官僚资本，实行独占经济，提倡商业投机，破坏工业生产；八、滥发法币，抬高物价，垄断民生，剥削劳动；九、集中土地，损害民食，捆绑壮丁，损伤民力……”［30］。前三条是批判国民党右翼法西斯化对帝国主义妥协，第四条是批判国民党右翼法西斯化搞中国版的种族主义，第七至九条是批判国民党右翼法西斯化与马克思主义宣战。周恩来说：“国民党拿着这样纲领在实行，如何能将抗战领导到胜利？无疑地，要将中国领导到分、到烂、到乱、到垮，将抗战领导到失败。”［28］1531944年，英美诺曼底登陆，苏联红军即将反攻到纳粹德国本土的同时，国民党豫湘桂大溃败，豫中会战37天丢了38个城市［31］。

（二）经济：批判国民党以统制经济行买办资本垄断之实

1933年9月1日发表的《中央宣传部关于中国法西斯蒂的提纲》系统梳理了国民党法西斯化的情况，其中写到国民党在经济上已经法西斯化。“在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与压迫剥削之下，中国经济只有走向破产，浩劫与殖民地的道路，法西斯蒂以其保护帝国主义的特权，侵略，瓜分，维持豪绅地主对农民的掠夺，苛捐杂税，军阀战争，加紧资本对劳动的进攻，特别是镇压与进攻已经得到解放的苏区工农群众等等的反动政策，只有使农业工业更加破产与崩溃。”［25］1141-1142

国民党在财政方面标榜“发展农业”“促进工业”“整理全国财政，在切实有限制的经济政策范围内严格规定预算”，鼓吹“统制经济”，实际上是促成官僚资本主义在内垄断、帝国主义在外控制中国经济。国民党经济模式陷入悖论，欲“剿共”、平息各路军阀，就需要扩大税源，增加军费；“超经济剥削”下更多农民加入共产党，使得党员队伍日益壮大。在此情况下，国民党想借鉴德国、意大利的法西斯经济模式，重新整合社会结构。最初国民党在组织层面先天不足，不可能有德国法西斯那样的国家整合能力，于是就以出卖经济主权来维系统治。中共中央政治理论机关刊物《斗争》杂志刊发的《法西斯蒂在中国》一文写到，国民党“在产业方面则所谓‘促进工业’‘发展国营工业’‘国际合作开发中国’实际上只是‘促进’和‘发展’帝国主义在中国经济命脉的垄断，由法西斯蒂担任买办的资格来向帝国主义者分润剥削中国劳苦群众所得的血羹汤的一些残余，而中国的大资本家银行家也就为着这一杯残余的血羹汤的分润而支持中国法西斯蒂”［24］。

当希特勒国内经济资源不足时，先后通过对内抄没犹太人家产，对外发动侵略战争来维持法西斯经济，国民党不可能发动对外侵略战争，也不可能对国内官僚资本主义开刀，于是只能从工农阶级身上剥削。此时国民党的法西斯经济模式“谈‘节流’则以‘剿匪军事，建设大政’，在在需款，意外支出，日有增加，似流之节无可节。言‘开源’则以捐税名目，已尽天下之奇观，杀鸡求卵，卵将亦不可得，故开源亦不易言。掌度支者点金乏术，至于山穷水尽之日，遂仍不得不出于借债与增税之一途”［32］。国民党税收“天下之奇观”已经到了什么地步呢？1934年时四川绵阳县税收已经征收到1977年的了，连有关厕所清洁都要交税。刘师亮写对联：“自古未闻粪有税，而今只剩屁无捐。”［33］

（三）文化：抨击排外的专制的复古的法西斯文化

中国共产党人在舆论场与排外的、专制的、复古的法西斯文化针锋相对。1943年6月14日《解放日报》社论《抗战与民主不可分离——祝第二届联合国日》写到：国民党“所提倡的中国式的法西斯主义，以‘中国文化至上’来代替希特勒的‘亚利安种族至上’。对中国以外的民族，重唱汪逆精卫的‘以中国文化融化外族’的胡说。这个中国式的法西斯主义，完完全全像希特勒主义一样，公开反对共产主义与自由主义。它也同希特勒主义采用同样的排外手法，自称‘继承民族传统，排斥一切外来思想’。在实际上，它对于中国的传统，只继承了唐之周兴、来俊臣，明之魏忠贤、刘瑾等奸贼之特务政策的传统……它所抛弃的，却是民主精神的传统，却是岳武穆、文天祥等民族英雄的传统，以及中国五千年来学术史上唯物论的优良传统。对于‘外来文化’,它所真正要排斥的乃是共产主义与自由主义等进步的思想，而它在‘排斥一切外来文化’的面具之下偷运进来的，乃是大量最丑恶的法西斯主义的私货，希特勒、墨索里尼的私货”［34］。蒋介石所谓的“正统”“中国文化至上”其实是既要排除英美自由主义，也要敌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民族文化、爱国主义的幌子来抵制一切可能危及其独裁统治的思想。

周恩来《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系统总结了国民党右翼法西斯主义文化的思想体系。“打着抗战旗帜、戴着三民主义帽子的中国法西斯主义，是有其自己的思想体系的。蒋介石的哲学思想是极端的唯心论。……将孙中山的‘吾心信其可行，则移山填海之难，终有成功之日。吾心信其不可行，则反掌折枝之易，亦无收效之期也’的话，完全解释成为极端唯心论。”［28］145-146蒋介石的唯心论哲学是以“心”来统摄“行”，把“行”处理成伦理概念。

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德国、意大利法西斯和国民党法西斯化都有准确把握，明晰其理论源起、逻辑理路和思想差异。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七大”上总结：“法西斯是资本家对劳动人民大众的最猖狂的进攻；法西斯是肆无忌惮的沙文主义和侵略战争；法西斯是疯狂的反动和反革命；法西斯主义是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最恶毒的敌人!”［35］就政治而言，中国共产党人指出，法西斯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倒退，把资本主义英美议会的有限民主自由全部剥夺，国民党法西斯化除了没有民族侵略主义外，具备法西斯多种主要特征［28］143。就经济而言，中国共产党人廓清国家社会主义碰瓷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质，指出国民党以统制经济征税“剿共”之名，行买办资本垄断命脉之实。就文化而言，中国共产党人明晰德意法西斯是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弱肉强食、黑格尔“绝对精神”国家观、尼采的超人哲学、普鲁士军国主义等思想杂糅后极端化的产物，国民党法西斯化则是“力行哲学”唯心论加之中国古代的特务政治。

四、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视域下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出场

新民主主义理论有两个面向，既有对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也有对德意法西斯及其在中国的信徒作为箭靶的批判。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的阶级斗争》一文中指出，无产阶级建立政权需要借助“工业资产阶级的统治”，这是新民主主义理论在马克思经典文本中可以找到的最早思想渊源［36］。列宁有关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最重要、最系统的理论著作，是其1905年撰写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37］。1933年下半年，彭德怀“接到毛主席寄给我的一本《两个策略》，上面用铅笔写着(大意)：此书要在大革命时读着，就不会犯错误”［38］。《两个策略》指的就是《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毛泽东反复研读这本书，吸收了列宁有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辩证关系的观点，纠正了不与资产阶级搞统一战线的左派幼稚病，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是中国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重要思想源泉。

（一）政治：超越阶级壁垒，跨越国别疆域的大联合

1939年底1940年初，毛泽东先后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重要著作，在与法西斯主义针锋相对的基础上，首次创造性地提出并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理论。1940年1月9日，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必须实行无男女、信仰、财产、教育等差别的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才能适合于各革命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适合于表现民意和指挥革命斗争，适合于新民主主义的精神。”［39］法西斯主义歧视女性，希特勒声称“女性的任务主要是为纳粹德国生育和培养士兵”，认为女权运动是“犹太知识分子的产物”，拒绝给女性选举权［40］。希特勒对于犹太教、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进行惨绝人寰的肉体消灭。毛泽东则主张男女平等的选举权，主张不分信仰给予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权。统一战线不只是整合国内一切反法西斯力量，也包括支持其他殖民地民族的反法西斯运动。1941年6月，周恩来在《民族至上与国家至上》一文中指出：“正因为我们反对别人侵略，所以我们必须同情于其他民族国家的独立解放运动。”［41］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针对局势的变化，中国共产党人迅速调整政策，将英美政府纳入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大联合中。1941年12月9日《中央关于开展太平洋反日民族统一战线及华侨工作的指示》提出：“太平洋各民族的反日统一战线，应当是上层的，同时又是下层的，应当是政府合作，同时又是民族联盟，应当达到中、英、美及南洋各国的军事同盟共同对日作战，应当达到调协宗主国政府与土著民族的关系与合作，同时改善被压迫民族的政治经济地位，提高其积极性，组织其民众，开展日本占领区的游击战争。没有这些，战胜日寇是困难的。”［42］中国共产党人主张超越阶级的壁垒，跨越国别的界限，摒弃帝国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国家的分野，将一切反法西斯力量团结起来。

结束国内外法西斯主义的压迫，建立统一战线的政治制度，是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1945年，毛泽东在延安召开中共“七大”时作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在《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更加系统阐释了与法西斯主义针锋相对的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指出：“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就是推翻外来的民族压迫，废止国内的封建主义的和法西斯主义的压迫，并且主张在推翻和废止这些之后不是建立一个旧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而是建立一个联合一切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制度。新民主主义的政权组织，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43］新民主主义，既可以避免像纳粹德国那样把垄断资本控制下的希特勒选上台，使国家走上通往奴役之路；也可以避免像有的国家那样缺乏集中，缺乏效率。

新民主主义既借鉴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又绝不照搬苏联模式；既支持各殖民地民族的解放运动，又没有“输出革命”；既保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又把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一切可团结对象纳入革命阵营。新民主主义对外反对帝国主义的极端形态——法西斯主义，把中国从半殖民地的泥淖中解救出来，对内反对国民党的半封建的或明或暗的法西斯化政策。正是《论联合政府》等一系列新民主主义文献勾勒出中国抗战胜利后的未来，为此后中国共产党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提供了理论支撑。

（二）经济：整合各阶级诉求的最大公约数

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与法西斯主义截然不同，法西斯主义是为垄断大企业寻觅国外市场和原材料，工人农民在帝国主义战争中成为炮灰、伤亡数字，获益的是发战争财的垄断资本家。新民主主义是没收官僚资产阶级的垄断资本归国家所有，对危害人民利益的群体进行制度规训。法西斯主义是容许大地主阶级奴役农民阶级。新民主主义是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实行耕者有其田。法西斯主义是将民族工商业完全卷入战争机器，“以大炮代替牛油”，在德意配给制下普通人温饱亦难达到。新民主主义则是保护民族工商业，保护私人资本。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提出没收官僚资产阶级的垄断资本归国家所有。“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39］678在德国、意大利，垄断资本把持的军火工业、钢铁业、化学工业、石油业、造船业因为战争获得天文数字的利润。在中国，法西斯化后的国民党统治区四大家族垄断把持多个行业，蒋经国的“上海打虎”都半途而废。新民主主义把命脉行业国营化，最终服务于人民。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主张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实行耕者有其田。“这个共和国将采取某种必要的方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农村的富农经济，也是容许其存在的。这就是‘平均地权’的方针。”［39］678中国的新民主主义农业政策，并不是苏联20世纪30年代农业集体化模式，而是充分结合中国土地情况和农业人口的利益。孙中山1924年8月21日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一届毕业典礼就提出过“耕者有其田”。“我们现在革命，要仿效俄国这种公平办法，也要耕者有其田，才算是彻底的革命；如果耕者没有田地，每年还是要纳田租，那还是不彻底的革命。”［44］新民主主义通过整合土地资源，让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站到了革命的阵营中。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等一系列文献提出保护民族工商业。“有些人怀疑中国共产党人不赞成发展个性，不赞成发展私人资本主义，不赞成保护私有财产，其实是不对的。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残酷地束缚着中国人民的个性发展，束缚着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破坏着广大人民的财产。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任务，则正是解除这些束缚和停止这种破坏，保障广大人民能够自由发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个性，能够自由发展那些不是‘操纵国民生计’而是有益于国民生计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保障一切正当的私有财产。”［43］1058新民主主义在对待民族工商业的问题上与法西斯针锋相对，德国、意大利压缩军工业以外的本国工商业生存空间，百业凋敝下意大利的工商业从业者与盟军一道促成了墨索里尼的垮台。中国国统区的民族工商业在帝国主义和国内垄断资本的两面夹击下举步维艰。新民主主义把束缚私人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切因素清除殆尽，为释放生产力铺平道路。

毛泽东科学地指出：“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占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的中间阶级。”［43］808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在最大限度上把所有可能支持革命的阶级团结起来。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和阶级划分可以适时根据国内外形势做出调整，永远得到最大多数人的支持，这是保证革命胜利的关键因素之一。

（三）文化：弘扬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面对国民党右翼排外的专制的复古的法西斯文化，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为，中国人民有责任不只在军事上抵抗法西斯，也要在思想上抵抗法西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新民主主义文化批判继承中华传统文化。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39］707-708。

1940年1月5日，张闻天在《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一文中指出：“旧中国文化中也有反抗统治者、压迫者、剥削者，拥护被统治者、被压迫者、被剥削者，拥护真理与进步的、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因素。这种文化因素，即是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的遗产。……对于这些文化因素，我们有从旧文化的仓库中发掘出来，加以接收、改造与发展的责任。这就叫‘批判的接收旧文化’。所以新文化不是旧文化的全盘否定，而是旧文化的真正‘发扬光大’。新文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奇怪的东西，而是过去人类文化的更高的发展。”［45］

在中国共产党人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要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前，儒学学者们对于共产主义其实是持观望态度或有疑问的。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人明确提出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其实也是在思想层面形成统一战线，取得最大公约数。冯友兰、贺麟、梁漱溟、马一浮等大儒在1949年选择新中国，熊十力通过《与友人论张江陵》向中国共产党建言献策，这都与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理论中明确提出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使得中国共产党人在文化上得到最大公约数的认可，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民族的文化”是继承中华民族适于现代发展、助中国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文化；“科学的文化”是将迷信的、专制的文化扫除殆尽；“大众的文化”是让大众发自内心认可的文化。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人需要解决几个互相矛盾的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既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又因为经典作家的时代、国别与中国相差较远，需要解决如何对应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的问题；中国传统文化既成为中华民族特性的源泉，又可能是加诸现在、无法变革的负担；国民党既是必须争取统一战线合作推进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力量，又是不断制造摩擦的右翼法西斯化分子的大本营。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经验和智慧，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批判法西斯主义，逐步形成新民主主义理论。

五、结语

法西斯主义在墨索里尼建立意大利国家法西斯党11年后才有定义［17］78，本身就是缺乏逻辑的大杂烩。从蔡和森到董必武，中国共产党人对法西斯主义的研究不断加深。只有从理论层面清晰定义法西斯主义，才能在实践层面探索击败法西斯之道。中国共产党人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剖析、批判法西斯主义这一帝国主义的极端形态。法西斯主义是对极权领袖的狂热崇拜，对个人权利的全面抹杀；是对现代民主自由思想的拒斥，对古代专制糟粕的复辟；是一刻不停地要寻找敌人，是缺乏稳态的发动战争的模式。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生的1931—1945年，中国共产党人对德意法西斯理论的批判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931—1936年为第一阶段。1933年希特勒上台，国民党与德国关系进入蜜月期，随着德国强势崛起的“示范效应”，国民党的法西斯化声音甚嚣尘上。中国共产党人将德意法西斯和国民党法西斯化放在一起批判。随着日本在华步步紧逼、纳粹德国撕毁《凡尔赛和约》，苏联共产国际“七大”召开，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阵营逐步扩大，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1937—1942年为第二阶段。随着全面抗战爆发，法西斯在中国声名狼藉，1938年蒋介石解散“复兴社”，国民党法西斯化暂时偃旗息鼓。中国共产党在此时段不再把国民党称作法西斯，此时他们在理论层面主要以德意日法西斯为箭靶，不将其引申到中国。随着理论批判的深入，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等系列文章，系统阐释新民主主义理论。1943—1945年为第三阶段。1943年《中国之命运》发表，该书以法西斯主义的专制向五四精神宣战，将中国各民族表述成中华民族的各宗族，不承认少数民族存在。这一“中国之命运”是没有法西斯名义的法西斯化。1943年7月25日墨索里尼倒台，此后中国共产党人主要对德国、日本和国民党右翼法西斯分子进行理论批判。这一理论批判过程形成的思想是新民主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1945年毛泽东《论联合政府》的发表标志着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基本完成。在《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勾勒了新民主主义中国的蓝图，对打败法西斯后中国该向何处去、如何从根子上铲除法西斯主义提出具体措施。这一切措施都说明，共产党人决不是阿伦·布洛克笔下与法西斯等量齐观的政党，共产党人始终旗帜鲜明地在理论和实践中反对法西斯主义。树立正确二战史观，要明晰中国作为东方主战场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的决定性贡献，明确中国共产党人在东方主战场的中流砥柱作用，明辨科学社会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思想的天壤之别。

西方错误二战史观主要来自英美。从历史层面来看，英国要借反法西斯战争维护其殖民帝国，美国参战则是为了缔造其金融殖民帝国。英美主导下的二战史书写，贬低半殖民地、殖民地人民的贡献。充足的史料表明，英美一些势力自法西斯势力崛起伊始，便与之沆瀣一气，谋祸水东引苏联。事后，他们则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一切政党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贡献虚化、弱化、丑化。从现实层面来看，英美为了阻止中国依托二战期间的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行使对台湾、南海等地的主权，蓄意贬低中国共产党的抗战贡献。在中国，共产党人在理论层面开始批判法西斯的时间最早。针对墨索里尼1922年10月28日率领黑衫军进军罗马，蔡和森1922年11月8日《法西斯蒂与意大利资产阶级专政》一文即开始批判法西斯［46］。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在理论上批判法西斯的时间也是最长的。在实践层面，中国共产党在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起到中流砥柱作用。我们只有从源头辨析英美错误二战史观的逻辑起点，方能构建中国自主的正确二战史观。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在俄罗斯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以史为鉴 共创未来［N］．人民日报，2025-05-08（1）．

［2］ Rana Mitter．China’s Good War：How World War II Is Shaping a New Nationalism［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20：260-261．

［3］ A．E．Clark．China's Regime Rewrites World War II History ［J/OL］．law＆liberty，（2021-05-27）［2025-07-24］．https://lawliberty.org/book-review/chinas-regime-rewrites-world-war-ii-history/．

［4］ 阿伦·布洛克．希特勒与斯大林：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390-391．

［5］ Sean McMeekin．Stalin’s War：A New History of World War II［M］．New York：Basic Books，2021．

［6］ 张北根．国民党与德国的关系：1912—1945［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7］ 马振犊，戚如高．友乎？敌乎？——德国与中国抗日战争［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8］ 陈仁霞．中德日三角关系研究：1936—1938［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9］ 张文涛．1930年代《大公报》对国民党法西斯化的认知与引导［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3：74-97．

［10］ 潘国琪．三十年代国民党内法西斯主义的泛起及其原因初探［J］．浙江大学学报，1993（2）：43-47．

［11］ 郑大华，俞祖华．中国近代思想通史：第3卷上（1931—1949）［M］．北京：人民出版社，长沙：岳麓书社，2023：275-281．

［12］ 张文涛．瑞金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法西斯”的斗争［J］．军事历史研究，2023（1）：30-41．

［13］ 任晓伟．新民主主义的源起和走向［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14］ 左玉河．抗战时期的中国思想［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25：271-300．

［15］ 黄延敏．黄土与红旗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传统文化研究［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4．

［16］ 董必武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61．

［17］ 董之学．意大利大观［M］．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4：90．

［18］ 布林克霍恩．墨索里尼与法西斯主义意大利［M］．吴杨，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48．

［19］ 张岂之．侯外庐著作与思想研究：第26卷［M］．长春：长春出版社，2016：213．

［20］ 理查德·沃林．存在的政治——海德格尔的政治思想［M］．周宪，王志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136．

［21］ 张仲实文集：第2卷［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197．

［22］ 汪信砚．李达全集：第1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334．

［23］ 翦伯赞全集：第8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7：369-370．

［24］ 刘健清．中国法西斯主义资料选编（一）［G］．北京：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1987：104．

［25］ 余伯流，凌步机．中央苏区史：下［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7：1261．

［26］ 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中央档案馆编研部．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第1卷［G］．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1135-1136．

［27］ 柯伟林．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M］．陈谦平，陈红民，武菁，等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223．

［28］ 蒂姆·布弗里．绥靖时代 希特勒、张伯伦、丘吉尔与通往战争之路［M］．吕芃，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24：200．

［2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316．

［30］ 周恩来选集：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153．

［31］ 中共长葛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长葛党史大事记［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36．

［32］ 千家驹．去年中国财政之回顾［N］．大公报，1935-01-05（3）．

［33］ 袁庭栋．成都街巷志：上［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10：382．

［3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0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342-346．

［35］ 季米特洛夫选集［M］．高宗禹，舒贻上，李稼年，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45-46．

［3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5．

［37］ 列宁全集：第1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38］ 彭德怀自述［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183．

［39］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77．

［40］ 理查德·W.布利特．20世纪全球史［M］．陈祖洲，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66．

［4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8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404-405．

［42］ 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G］．北京：档案出版社，1986：587-588．

［43］ 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56-1057．

［44］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孙中山全集：第10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556．

［45］ 张闻天文集：第3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41．

［46］ 蔡和森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15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共产党人对西欧殖民帝国的认知与研究（1921—1949）”（24CDJ016）

刘澍，北京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历史与文化研究所讲师，北京科技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引用格式：刘澍．中国共产党战时对法西斯主义的批判与新民主主义理论出场［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5（5）：226-2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