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学良:权利是抗争得来的——在武汉纵论农民权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54 次 更新时间:2007-12-23 22:3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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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学良 (进入专栏)  

  

  (本报记者 向振中)11月23日至24日,本报记者在武汉专访了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教授。丁教授认为,没有大面积饿死人是30年来农民维权最伟大的进步。他呼吁政府大力投资人力资本和就业资本,并称高额遗产税可解决城郊“啃老族”问题……

    

  没大面积饿死人是最大进步

  

  南方农村报:在您看来,1978年以来中国农民维权最大的进步是什么?

  丁学良:最伟大的进步就是中国农民没有大面积饿死人。1959年到1962年三年灾害是人类有文字记载的最大的饥荒。还有什么东西比这更厉害。那个时候农民不能到外地去讨饭,只能饿死在家里,就是说农民没有人身自由。而1978年之后的30年,中国经历的是人类历史上最快速,而且是规模最大的移民潮,也就是都市化,几亿农民进城务工,人身自由更多了。

  南方农村报:这个权利进步是怎么得来的?

  丁学良:抗争出来的。马克思的根本学说也就是以人为本。不能以权为本,以资本为本。但是在农村,农民没有权力,也缺乏资本,就是因为它的制度不以人为本,所以他们才没有权力和资本。如果有以人为本的制度,他们就是服务的对象。美国的个人本来也不是以人为本的,是有奴隶制的,奴隶不是人啊,奴隶就造反,后来就成了人。原来全世界妇女也不是人啊,妇女没有选举权啊,然后妇女就抗争啊,后来就成了人啊,都是这么过来的啊。

  

  给穷孩子第二第三次机会

  

  南方农村报:在一些农村地区,一些群众送子女读书的积极性不高,理由之一就是大学毕业生都不好找工作。

  丁学良:就是因为中国的教育制度,不是按照社会的需要,也不是按照中国经济的需要来配置专业,而是按照官的需要来配置专业。专业设置不合理之外,教师素质也不高,这两者之外,教学大纲也不好。目前这三个都不好,你还能怎么的?不仅大学是这样,整个教育制度都是这样。我们需要有解决问题的新视角。

  在我们安徽有一句俗话,就是我们出生在农村的孩子命不好。我觉得我们现在不管是从新农村建设出发,还是城乡一体化出发,我们现在就要创建各种各样的政策和制度,来给命不好的那些人,有第二次和第三次的机会。不能因为他出身在农村,他命不好,从此以后他翻不了身,他的孩子也翻不了身。第一次机会不好,我们就要通过制度化的方式,给他第二次机会和第三次机会。

  南方农村报:要有什么样的制度,才能既满足社会经济的需要,又让农家子弟获得第二次机会和第三次机会?

  丁学良:要有良好的人力资本积累的制度。中国许多农村的孩子读完初中之后,就不再接受教育、培训。这个方面,国外有非常好的经验给我们借鉴。

  美国就业市场非常活跃,竞争非常激烈。这么一个制度之下,如果说一个十七八岁的青年人,他没有受过高中毕业以后职业方面的专业教育,他基本上找不到一个饭碗。然后主要靠政府花钱,办社区学院,学生付钱很少。如果你家很穷,你就基本上不用花钱。学生主要来自于美国的穷人家,他们的父母亲受过教育非常少,也不懂教育。社区学院一般都是两年制,就是高中毕业以后学习两年。如果两年以后,你在社区学院学得很好,你仍然可以学本科,你可以选择就业或者继续上学。社区教育既帮助了穷人,对美国制造业的贡献也非常大。到2006年底,美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中心。

  德国经济出口比重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比中国高的,它出口的最重要的部分就是精密制造业。它这个制造业有两个支柱,一个是国内的工业大学,另一个就是专业的技术学校。这些专业技术学校就是让学生在初中毕业以后再受四年的教育,高中毕业以后再受三年的教育。这种学校出来以后,它不一定能够做设计,但是能够把这个制造做得非常的细致。我们中国现在已经是制造业的中心了,但是沿海的高精工的高技术工,越来越缺乏。

  如果我们国家从中央政府一级,一直到县政府,能够对农村的孩子,对全国的农民工的孩子在他们初中毕业、高中毕业以后进行这种培训,一毕业以后就能够进入制造业,能够进入高附加值的就业渠道,对这样的教育进行一系列的辅助,我认为这才是建设中国新农村的一个根本的机制。

    

  征高额遗产税让年轻人自立

  

  南方农村报:但是,在中国城郊农村,一些青年人主要靠父母或者出租土地房屋为生,又被称为“啃老族”、“啃屋、啃地族”。比如,广州市萝岗区今年就出台了一个政策,强制适龄青年进技术学校学习然后就业,不接受培训的将减少分红。可见,就是有培训机会也不见得凑效。

  丁学良:不要老是强调中国国情,就中国有国情?世界通行的拿到中国来用怎么不可以?比如美国,就是征收高额遗产税,就是一个人死了之后他的高额遗产不能由他的子孙完全继承,大部分要归于社会。这样的话,年轻一代就要靠自己就业来生活,就要自觉去学技术。

    

  向更多的社会项目花钱

  

  南方农村报:您曾经说过,如果先把人力资本和就业资本这两个体系建设起来,新农村建设就走上了光明大道。就业资本是个什么东西?

  丁学良:就是农村里面的穷人、家庭和小村庄都有能力自己找活干。在这方面,中国应好好地向我们的两个邻居,就是孟加拉和印度学习。我们都知道前年讲的孟加拉的一个男的(尤努斯,孟加拉国人,专注于向最穷苦的孟加拉人提供小额贷款,帮助穷人实现个体创业,被称为“穷人的银行家”,并获得2006年度诺贝尔和平奖——记者注),他做的就是很简单的事情。

  如果我们中国有一部法律来保证在农村建立这个金融体系,然后能够在全国的农村推广,为农民找到农田以外的高附加值生产的方式,还能够给予财政方面的支持的话,对农村的脱贫和对农民的基本的训练,都有巨大的意义。

  南方农村报:尽管人力资本和就业资本对维护农民权益这么重要,但它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谁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

  丁学良:当然是公共机构,主要是政府。现代政府是怎么来的?这是常识。中国政府过去大力投资基础设施中的硬件部分,但是对经济基础设施的软件部分长期欠债。我看“十七大”之后,这个的趋势有可能有转变,从原来的在经济上花钱,转向更多的向社会项目上花钱,比如投资积累人力资本、就业资本。这个转变,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非常关键,这也是对1949年以来中国发展模式的一种非常重要的重新平衡、重新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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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方农村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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