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初想写这篇评论始于2023年3月10日,刚从内地回到由于新冠疫情而阔别了38个月的香港。但当时心里又觉得不踏实,毕竟三年多未踏足香港,一回来板凳尚未坐热就要对这个城市评头品足,颇为冒失,于是就拖下来。现在又动了写这篇评论的念头,除了是新年将至的旅游旺季,还有近期的两件社交事促动了我。
第一件是11月尾收到台中市东海大学一位前任教授的询问,说他观光内地历史文化遗产城市返台湾途中,要路径香港与教育界出版界的两组老友聚会,谈谈可能的合作项目。我们聚会深谈了四个多小时,集中在出版关于20世纪华人回忆录的繁体字书籍的事务上。越谈越觉得这类回忆录理应出版,因为20世纪两岸三地经历的巨变实在不少,应该以翔实的回忆录留下曾经鲜活的经验给后代,即便投资不菲。十多年前,我在香港科技大学曾经提倡过一个长期项目,名为《为二十世纪的中国作证》,直到如今,我仍然想参与此类项目。至少我本人立志把自己的革命回忆录写出来,争取有繁体字版在海外华人圈发行。这位台湾学者当即表示,将大力支持我的回忆录出版,届时也要在香港举行座谈会,香港毕竟是两个多世纪里全球华人文化汇聚的一大桥梁。
第二件事是12月中旬,针对网上新闻报道 “内地游客:在港吃饭太扫兴!港人有话说……”,某位香港高校毕业的博士发了一通认真的议论。他早先从广州到香港读书然后又实践了两年,目前是大湾区发展项目的干员。得益于母语是粤语、又在香港磨练近十年,他对香港社会了解得很细腻很真切。以下是他的议论摘要(我作了一些文字修改以保护隐私):“其实看这篇报道还是有点感慨的。以前香港可是出了名的不夜城…… 最近我写有关香港优势的报告,去看了一些旅游业的数据和研究,香港现在最大问题是会展客、过夜客等高消费人群大大不如过往…… 香港要问的问题是,抛开几代人对香港黄金时代的滤镜,香港还有什么特色吸引内地游客来?(人们皆知香港的住宿费和物价比上海高。)香港到底要以什么形象去吸引那些完全对香港无认知的游客?…… 至少我对香港高校的认知是因为本科时看到高华先生在本港大学讲座的网上视频,觉得这一定是研究学习的好地方。人们还愿意来香港当然还是因为她一定有些与众不同之处。哪管得什么对香港恋殖的批评,游客纷纷跑到香港大学这种最殖民象征里的钟楼打卡就是例证。所以吃什么实在是太其次了,关键还是香港还能有什么内地看不到的演出、展览、电影等文化产品,和体验不到的跨文化冲击“。
这位对香港有真情厚意的博士的议论我赞成绝大部分,只有一点不同意。餐饮业是旅游城市很重要的元素,虽然不是首要的。人们去欧洲观光回到本国后,不会不对意大利、法国、希腊的餐饮作出热烈的夸奖推介。人们去俄罗斯观光,虽然会赞赏她的博物馆和教堂,但很难不抱怨她的食品。诸如纽约和东京这样的游客纷纭的大都市,每隔一两年都会对本市餐馆作调研,评出最佳的几家,通过多种传媒渠道大力推荐给国内外的公众。我在2018年秋之前的二十年间,曾经多次相约内地和台湾来访的朋友、欧美澳洲的著名大学教授、海外媒体人、甚至外国驻港的外交人员,跑到深水埗、官塘、九龙城、重庆大厦、上环等老街区,品尝本地风格的土菜小吃、东南亚和南亚风格的美味。他们对这些外地人极少涉足的窄街道曲折巷里的平民餐馆做出的五花八门菜品,从好奇试吃到大口吞咽,开胃亦开怀。可惜那些曾经给大众带来快感的旧式餐馆,正在持续消逝之中。香港政府的几个相关部门(不仅是旅游局)应该向新加坡和台湾学习,把具有特色且价格不高的食肆十几家协调安排进一个大场所,摊位租金优惠,提供卫生服务包括公厕,地点设置在显眼易找的地点,方便游客。这种平民风格的饮食场所好处多多,包括延续本地多元的餐饮传统、令价格透明公平不砍外来客、促进旅游业、改进公共卫生、强化消防、增加就业。香港目前的餐饮业确实值得被内地游客连声抱怨,既昂贵又服务不佳,过去的美食之都日薄西山,再不重振雄风就要没落到底啦!模仿特朗普的MAGA,香港餐饮业也需要发起一个运动:Make HK Food Great Again!
广义的香港文化产品至少还应该包括两大类,是许多内地和海外学者特别关注的。一类是香港高校举办的纯学术研讨会,和在公共图书馆、博物馆等场所举办的学术性质和公益领域(比如促进健康生活方式的、提高民众环保觉悟和技能的、针对本土和外地的流行病进行预防知识和技能普及的等等)报告会。我们去欧美和日本的主要城市,都能在大学校园和图书馆博物馆里遇上这类研讨会报告会。凡是造访过美国麻州坎布里奇(Cambridge, MA)小城的人,都会对那儿的学术报告会之丰富多彩、开放理性留下鲜明印象。知识是生产力和创造力的主要源头之一,而这是需要常规地做、长期积累的。另一类是各种书店,除了那些污秽下流、造谣污蔑、极端反动、违反知识产权的出版物不能出售,其它出版物包括本土的和进口的,都应该在商业法规管辖之下,在香港书店里出售。全世界书店最密集的两处,一个是伦敦书城,一个是上面提及的坎布里奇小城。在那里穿行于综合性质的和专门类别的纷繁书店,你会流连忘返,过几年再想回来寻觅好书。
据说,近来有些人建议把香港的许多老地名改成红色的具革命意味的地名。这样的事情我们红卫兵早就干过,比如把苏联驻北京使馆门前的街道改名成“反修路”,英国使馆门前的街道改名成“反帝路”。我们改地名的革命劲头越来越火,于是许多古旧地名的县城和大集镇都被改成“红卫县/ 镇”。那时谁也不敢出面阻止,直到周恩来发现事情乱了套,亲自出马教导红卫兵:小将们,你们的革命热情高涨,但这样到处改地名是好心办坏事!大家都知道,苏修时刻准备侵略我国,他们的军用地图把我国的地点标示得清清楚楚。如果我军用你们改过地名的地图备战,毛主席党中央下令某野战部队火速从一个地点开拔到另一个地点拦截入侵的苏军,我军指挥员在地图上看到几十个地名都叫“红卫县”“红卫镇”,到底应该开拔到哪个红卫县红卫镇去拦截苏军呢?等到把地名搞清楚了,苏军早已经长驱直入我国的战略要地,我军就太被动啦,这不知要造成多大的流血牺牲!红卫兵小将们,你们千万不要再干这种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了!
绝顶聪明的周恩来以理性的态度、战争年代积累的丰富经验,开导了狂热的我们。如果香港公务员培训机构还像本世纪初的那几年,常邀请我去讲课,我一定会把这个革命经历告诉学员,让他们学到周总理的一点智慧,处理香港近来出现的一些好像很革命的呼声和倡议。
一座城市的风味由数不清的硬件软件有机融合而成,历时几百年乃至上千年。古旧的地名和建筑物的名字,是城市风味的内涵元素,是凝固了的历史,随意改古旧地名乃是历史虚无主义。我家乡南部原本称徽州,地名始于宋徽宗朝,几十年前改名成“黄山市”,被内地民众列为改地名大败笔的前三名。苏联在改地名一事上走在我们红卫兵之前,因为它是第一个经暴力革命建成的红色政权。于是把圣彼得堡改名成列宁格勒,把伏尔加格勒改名成斯大林格勒。等到苏联经历非斯大林化运动,斯大林格勒的红色地名被废了。等到苏联解体后,列宁格勒的地名被废了。世人皆知,圣彼得堡是彼得大帝为了面向西方、开拓俄国现代化而建成的,是半野蛮的俄国极力跨进西欧现代化潮流的表征,与列宁本人没啥关系。
我1993年春从波士顿来到香港,在书摊上买到几套香港的老照片复印卡,保留至今。有时拿出来细看,努力辨认图片上的老街、旧楼、市场、码头,如今是啥模样?看着看着,心里生出几丝伤感,遗憾自己不在那些旧照片里,没有经历过香港走在中国全球化前列的风云激荡的大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