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与周边地缘格局深度调整背景下，提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在应对外部挑战、推进区域合作上的重要创新。积极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有助于夯实中国和平发展的地缘根基，重塑共同发展导向的区域治理新秩序，并为全球治理提供区域范本。然而必须看到，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绝非坦途，其进程伴随诸多严峻挑战。地缘博弈加剧严重侵蚀区域互信基础，结构矛盾凸显阻滞协同发展动能，价值认知鸿沟割裂精神纽带根基，域外霸权干扰破坏区域治理环境，都加剧了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难度和复杂性。新征程上，需要从四个方面着手扎实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一是通过深化战略互信，构筑伙伴网络新架构；二是通过推动经济共生，塑造区域发展大格局；三是通过凝聚价值共识，激活文明交融活水源；四是通过强化安全协作，筑牢周边安全硬屏障。多维并举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将周边命运共同体打造为全球治理变革的“示范田”，在为中国式现代化营造有利周边环境的同时，为动荡变革的世界注入稳定性与确定性，进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书写具有鲜明区域特色的实践新篇章。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全球治理；区域安全；安全赤字
一、问题的提出
2025年4月8日至9日，中央周边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指出：“我国幅员辽阔、边界线长，周边是实现发展繁荣的重要基础、维护国家安全的重点、运筹外交全局的首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1］这一重要论断不仅阐明了周边地区之于中国发展的战略意义，更为中国应对外部挑战、深化区域合作指明了方向。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多重矛盾风险盘根错节，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2］。在此背景下，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面临诸多外部挑战，而复杂多变的周边环境则是重要的方面。
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立足周边环境和世界变局深度联动的实际，中国创造性地提出周边命运共同体理念，为破解区域安全困境、深化周边务实合作提供了全新方案。2013年3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首次提出“命运共同体”［3］理念，以“地球村”这一生动表述勾勒出人类共处新范式。同年10月24至25日，中央召开首次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明确提出要“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4］，标志着“命运共同体”理念从全球层面聚焦至周边地区。2014年11月28至29日，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正式确立“周边命运共同体”理念［5］。2025年4月8至9日，中央周边工作会议进一步将周边命运共同体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强调周边是“安身立命之所”［1］。可见，在中国对外关系的整体布局中，处理好周边关系至关重要。
随着周边命运共同体理念逐渐成为我国周边外交的重要标签，学界围绕这一理念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已有研究成果主要讨论如下方面。一是分析周边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内涵。比如，提出周边命运共同体即中国与周边国家在政治、安全、经济、文明、生态维度形成的利益共享、责任共担、风险共承的共同体［6］；认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集中反映了关于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周边、怎样建设周边的中国方案，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周边世界观、秩序观和价值观［7］。二是分析周边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价值。比如，认为周边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理念不仅沿袭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核心要义，更以中国的周边地区为绝对地理核心，进一步明确了理论的适用范围，是当前中国周边地区主义发展理论的良性补充［8-9］；强调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有利于创造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创造有利条件、营造良好外部环境，同时助力周边地区实现共同发展［10］。三是分析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现实状况。比如，提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周边外交实践、中国与周边国家在国际合作中形成的一系列国际合作机制及平台、“全球南方”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推动区域内国家加强合作，为区域治理提供独立自主的方案［11］；同时也认为，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加剧、全球地缘经济碎片化、地区热点问题、地区国家内政问题、非传统安全威胁日益突出等均制约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推进［12-13］。四是分析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路径。比如，提出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过程中，谋划周边战略是首要、价值认同是核心、经济发展是关键、安全是保障、文化交流是基础［14］。总体来看，已有研究成果凸显了一个全新的学术增长点，并为进一步研究周边命运共同体提供了诸多思路，奠定了重要基础。但关于周边命运共同体这一极具热度的研究议题，其现实性特别是周边环境的深刻变化，决定了对其研究尚有进一步深化和拓展的空间。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过程中涉及的诸方面现实问题，也需要更为深入系统的研究。
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其核心内涵在于，以政治互信筑牢合作根基，以经济融合厚植共同利益，以文明互鉴促进价值认同，以安全协作破解零和困境，推动中国与周边国家在共同发展中形成休戚与共的整体。那么，中国为何要积极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在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有何现实挑战？新征程上如何更好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本文基于既有相关研究，将上述问题置于百年变局的背景下探讨，以期推动学界对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为破解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过程中的诸多难题提供理论参考。
二、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战略意义
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中立足百年变局、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提出的重要方略，既是对中华传统“亲仁善邻”智慧的创造性转化，也是通过外交更好服务民族复兴、主动塑造良好周边环境、推动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的创新探索。面对全球治理赤字与地缘博弈加剧的双重挑战，中国积极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夯实中国和平发展地缘根基
当前，中国进入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安全的发展环境至关重要。对此，党的二十大报告特别强调：“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15］周边地区作为战略依托带和发展纵深区，是中国实现和平发展的重要依托［16］。在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加深、内部风险挑战增多的复杂形势下，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能够通过政治上互信、经济上依存、价值上认同、安全上协作的立体化布局，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奋力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积极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有助于夯实中国和平发展的地缘根基。其一，在政治层面，周边命运共同体依托多层级对话机制与非对抗性协作模式，有助于持续消弭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战略疑虑。比如，中国、老挝、缅甸、泰国自2011年起开展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这种常态化、制度化的合作不仅使湄公河流域治安状况得到显著改善，也促进了四国在执法领域的深度合作与人员交流。同时，这种合作也有效降低了区域安全风险成本，为中国发展创造了“低对抗、高稳定”的周边安全环境，夯实了和平发展的地缘基础。其二，在经济层面，周边命运共同体通过打造互利共赢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将和平发展道路转化为具体实践。2025年中央周边工作会议强调“以邻为伴、与邻共赢”［1］，通过产业链深度整合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中国将数字经济、绿色能源技术优势与东盟制造业基础、中亚能源储备、南亚劳动力资源进行整合，推动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发展共同体。这种发展模式能够对区域发展失衡这一现实问题进行源头治理，减少因发展鸿沟引发的安全冲突，从而为中国的和平发展注入可持续动能。其三，在价值层面，周边命运共同体通过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向周边传递了和平发展的理念。2024年4月，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东盟研究中心发布的《东南亚态势报告：2024》显示，中国在东盟11个对话伙伴中以8.98分（满分11分）被视作最具战略意义的合作伙伴［17］。这一结果反映了东南亚民众对中国影响力的认可，也表明中国通过深化区域合作、推动经济融合等举措，有效改善了自身崛起的国际舆论环境。其四，在安全层面，面对美国“印太战略”的军事围堵和经济脱钩压力，周边命运共同体通过安全协作机制与经济协同网络，构建起发展和安全良性互动的韧性体系。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能够提升区域抗风险能力，同时《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简称RCEP）框架下的“去美元化”贸易网络形成对单边制裁的有效对冲［18］。这种政治、经济、价值、安全四维联动的实践探索，反映中国在百年变局中实现了从被动适应外部环境到主动塑造有利外部环境的战略转变，为和平发展构建起了坚实的周边战略依托。
（二）重塑周边区域治理新型秩序
面对周边地缘格局深度调整带来的治理挑战，创造性地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开辟了超越“国强必霸”逻辑的区域治理新范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国应推动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19］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正是这一理念在区域层面的生动实践。
周边命运共同体突破单纯的地缘博弈框架，有助于形成以共同发展为导向的区域治理新秩序。其一，以战略自主性重塑地缘治理架构。比如，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出访东南亚，促使中国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不断提质升级。在此期间，中马宣布构建高水平战略性命运共同体，中柬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中越加快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等。这种以点带面的布局，既在南海等战略通道周边构筑起安全缓冲带，更通过协同立场削弱外部干预空间，使区域国家在国际事务中保有战略自主性，本质上反映了区域治理主体性的回归。其二，以制度创新重构区域规则体系。周边命运共同体不是简单的利益交换平台，而是规则共建的治理共同体。在RCEP框架下，中国推动“去美元化”贸易网络建设，通过本币结算、数字货币合作等机制创新，逐步构建起了对抗单边制裁的制度屏障。这种规则重构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更延伸至安全治理方面。从非传统安全合作到防务安全对话，从疫情联防联控到气候变化协作，中国与周边国家共同制定区域公共安全规则，形成了“软法治理”与“硬法保障”相结合的复合治理模式。其三，以规范共建重塑区域价值共识。周边命运共同体超越单纯利益考量，突破“零和博弈”的治理范式，将“共商共建共享”理念运用到区域治理方案中。比如，中国通过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简称“澜湄合作”)机制、中国—东盟东部增长区合作机制等次区域平台，将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新技术向周边辐射，形成“技术赋能+能力建设”的新型发展援助模式。这种发展模式的重构，既避免了传统大国崛起必然伴随的地缘冲突，更通过制度性公共产品供给，将周边国家从“安全困境”的恶性循环中解放出来［20］，共同塑造包容发展的区域新秩序。
（三）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先行区
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当下，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5］537的世纪之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共赢而非零和”的全新范式，为破解全球治理赤字提供了中国方案。习近平总书记早在2015年就提出：“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都是从周边先行起步。”［21］这一论断揭示了周边地区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地中的重要地位。2025年中央周边工作会议更是明确指出，“周边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1］。
当前，面对逆全球化思潮、安全困境与治理失效的挑战，周边命运共同体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区域实践载体，正以其独特的战略价值回应时代之问。其一，夯实全球治理的地缘基础。周边区域通过与中国相联结，成为经济互嵌与安全依存的不可分割的区域整体。因此，周边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客观存在［22］。这种客观存在的地缘联系，使周边成为全球治理体系的“神经末梢”。中国周边稳定不仅关乎中国的和平发展，也直接关乎全球治理体系的韧性。其二，开辟文明互鉴的示范路径。周边地区作为文明交融的枢纽地带，承载着多元文明。通过中越“同志加兄弟”的革命情谊、中柬“铁杆朋友”的特殊纽带、中老“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好伙伴”的四好关系这些超越意识形态的伙伴关系，以及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澜湄青年创新创业训练营等民心相通工程，周边命运共同体正在书写文明共生的新叙事，呈现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的场景，不断夯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的文明互鉴的实践基础。其三，创新区域治理的全球方案。周边命运共同体不是抽象理念，而是通过具体项目转化为发展增量的治理实践。比如，中老铁路以“钢铁新丝路”重塑区域联通格局，澜湄合作机制以“生态共同体”理念破解环境治理难题。这些创新探索既保持周边特色，又蕴含全球意义，使周边地区从全球治理的跟随者转变为贡献者。可见，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既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可触摸的地缘载体，更通过文明对话与制度创新，切实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从理念蓝图变成现实。
三、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面临的现实挑战
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承载着破解全球治理赤字、重塑区域合作秩序的历史使命，但也面临多重现实挑战。2025年中央周边工作会议强调，“我国进入周边格局和世界变局深度联动的重要阶段”［1］，凸显了当前复杂的发展环境。全球地缘政治博弈加剧，经济全球化逆流涌动，文明对话张力凸显，叠加域外大国霸权护持战略的系统性干扰，使得周边地区正成为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风险的交汇区、发展失衡与规则博弈的角力场、价值分歧与意识形态对抗的前沿带，考验着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战略智慧与协作能力。
（一）地缘博弈加剧侵蚀区域互信基础
中国积极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本质是深度参与全球地缘政治秩序重构的过程。作为兼具陆海枢纽地位的大国，中国与14个陆地邻国、8个海上邻国形成复杂的地缘依存关系。这种独特的地理空间结构，既孕育区域合作潜力，也使中国面临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四大次区域地缘博弈的深层挑战。地缘博弈的持续深化不断侵蚀区域互信基础，对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带来挑战。
其一，领土与海洋权益争端呈现“安全化”升级趋势，直接消解区域合作的政治互信［23］。在陆地边界方面，中印边界问题尚未彻底解决。印度将边界问题与“一带一路”捆绑，通过抵制中巴经济走廊、中尼跨境铁路等倡议，试图在中印实力对比变化中获取战略主动权［24］。印度这种策略性捆绑使边境争端从传统安全领域向经济合作领域外溢，导致两国关系呈现“冲突常态化、博弈全域化”特征。在海洋权益领域，南海问题呈现域外干预与域内对抗的复合特征。美国、日本、印度等国通过军事存在、外交声明等方式介入，使争议复杂化。近年来，菲律宾依托《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在仁爱礁实施“坐滩”策略，其单方面提起南海仲裁案引发的信任危机，成为《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简称《宣言》）落实停滞的核心症结。仲裁案后菲律宾更是持续通过“灰色地带”战术强化实际控制，配合美国“航行自由行动”形成战略联动，使南海争议从双边矛盾异化为多边博弈场域［25］，干扰了《宣言》的危机管控效能，严重削弱了区域互信基础。
其二，区域大国战略互动呈现“竞争性强化”特征，增加区域合作的制度性成本。随着中国在南亚地区经济参与和战略影响的持续深化，印度对区域力量对比变化的战略关切显著增强，其通过与美国“印太战略”的机制性对接，试图强化对华战略制衡。这种态势客观上推动南亚地缘政治生态呈现“阵营化”趋势，斯里兰卡、马尔代夫等国普遍采取多元平衡策略。日本“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则进一步加剧阵营对抗。通过“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OSA）机制，日本向菲律宾、越南提供巡逻舰和雷达系统，并另设“日本—湄公河伙伴关系”以稀释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这直接导致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建“一带一路”的安全成本攀升，阻碍了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所需的制度包容性与战略互信基础的形成。
其三，受历史、地理、文化等多重因素影响，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四大次区域形成相对独立的地缘逻辑［26］，跨区域协作机制难以形成统一议程，传统合作机制的有效性面临严峻考验。在东北亚，朝鲜半岛局势的周期性紧张与美日韩军事同盟的强化，导致区域安全架构呈现“阵营化”苗头。在东南亚，南海争端中个别国家单方面开发行为与域外势力介入，使《宣言》的落实面临挑战。在南亚，中印边境对峙的持续与印度“东进”战略的推进，导致两国战略互信基础出现裂痕。在中亚，阿富汗局势演变与外部大国博弈叠加，使得地区安全治理面临多重风险。可见，区域互信重建的现实挑战，使得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面临信任缺失与协作失序的双重困境。
（二）结构矛盾凸显阻滞协同发展动能
在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经济协同发展是维系区域凝聚力的核心支撑要素。区域经济的深度融合，能够为利益共同体的凝聚、责任共同体的建构乃至命运共同体的最终成型奠定物质基础［27］。然而，当前周边区域经济结构矛盾的存在深刻影响着周边国家协同发展，对周边命运共同体赖以维系的物质基础形成冲击。
其一，利益冲突加剧“强者恒强、弱者难追”的恶性循环，消解区域合作的内生动力。区域内国家发展状况差异显著，日本、韩国和新加坡三国已步入发达经济体行列，中等收入国家处于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过渡阶段，而老挝、柬埔寨等国仍滞留于工业化初期。这种不均衡的发展格局导致资源配置的“马太效应”凸显，资源向少数核心国家集中，制约利益共享机制形成［28］。此外，这种发展落差导致区域合作进程中难以兼顾效率与公平，致使合作动力分化。中等国家担忧市场被挤压，边缘国家难以获取实质收益，最终削弱了中小成员国对周边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认同。
其二，排他性机制制造“制度性选边”困境，严重侵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自主性根基。以美国为首的域外大国通过关税壁垒和规则封锁双重手段，将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工具化。比如，在美国对华加征畸高关税、制造与华“断链”舆论影响下，中国周边地区被迫寻求与美国深化合作，直接冲击了区域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进而削弱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推进动能。除此之外，美国“印太经济框架”（IPEF）通过非市场导向政策条款构筑小多边规则壁垒，加剧了区域数字经济、清洁能源领域的规则分裂，部分周边国家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调整了对华合作策略。这些规则霸权使中间地带国家陷入两难，追随西方规则将牺牲对华合作红利，坚守区域自主则面临外部制裁压力，从而严重侵蚀了周边命运共同体的经济协作基础。
其三，区域内传统经贸规则碎片化与新兴领域治理滞后并存，制约区域经济协同的深度与广度。截至2025年1月，中国已与30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23个自贸协定。这些自贸协定间存在原产地规则、海关程序、技术标准的显著差异，加之成员国间关税减让差异、服务贸易开放水平不一等问题仍存在，不仅抬高了亚洲区域内贸易成本，更削弱了周边命运共同体所依赖的统一市场基础。这些问题致使周边命运共同体面临规则失序、合作低效的现实困境。
（三）价值认知鸿沟割裂精神纽带根基
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是在差异中寻找共性、在竞争中创造合作的系统性工程。文化交流与互鉴的深度推进，是周边命运共同体从利益聚合迈向价值认同的关键环节。文化层面的现实挑战，虽不如地缘冲突直接、经济摩擦显性，却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侵蚀周边命运共同体的精神根基。当周边国家在文化交流互鉴中输出对抗性叙事，在意识形态领域将合作解读为价值渗透，构建命运共同体所需的情感认同与价值共振将无从谈起。
其一，多元文化异质性带来的天然挑战与认同危机威胁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周边地区作为全球文明形态最密集的区域，其文化生态的复杂性成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面临的现实挑战。儒家、伊斯兰、印度教、东正教等多元文明体系在此交汇碰撞，使得文化认知呈现出天然碎片化的特征。这种异质性不仅体现在宗教信仰层面，更渗透于社会规范、法律传统与治理观念之中。而日韩等国已进入后工业文明阶段与东南亚、南亚部分国家仍处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期的发展错位，导致在环境标准、劳工权益等议题上难以形成统一认知，加之文化差异，为构建区域合作的长效机制埋下隐患。这种多重文化张力不仅增加了区域认同的难度，而且当文化差异被解读为文明冲突，则可能动摇区域合作的民意根基，使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面临认知融合与价值协调的深层考验。
其二，意识形态博弈加剧价值分裂，冲击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共识基础。一方面，周边国家之间存在着不同的政治体制和发展模式，其差异被异化为安全对抗工具。冷战后资本主义弊端显现，社会主义国家在全球治理中展现制度韧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重拾意识形态对抗工具，通过贬损社会主义制度以巩固自身话语权。部分资本主义国家将制度差异与安全挂钩，实质是零和博弈思维作祟，忽视了不同国家之间可以通过对话、合作实现共赢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有关西方国家通过价值观渗透消解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共识基础。在话语体系影响层面，通过媒体矩阵放大“中国威胁论”的传播声量，形成对中国发展模式的错误认知；在利益操纵层面，以项目资助形式扶植反华舆论生产链条，将地缘政治议题包装成“普世价值”议程；在学术渗透层面，利用交流渠道植入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偏见解读，制造区域国家对中国战略意图的误判。当域内国家对中国战略意图的误判风险持续累积，区域合作机制便会陷入“信任赤字—行动迟滞”的恶性循环。若“和而不同”的文明对话机制长期缺位，区域合作的精神纽带将因价值认同危机而逐渐松弛，价值观分歧最终将反噬周边国家间合作的物质基础与战略互信。
（四）域外霸权干扰破坏区域治理环境
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面临全球权力结构重组带来的多维压力。其中，美国对华战略定位的调整构成了最直接的外部挑战。近年来，中国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区域影响力持续增强，美国加剧了作为现存霸权国的地位焦虑，其对外政策逐步演变为以霸权护持为核心的战略遏制［29］。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首次将中国界定为所谓“战略竞争者”，2021年《过渡时期国家安全战略指南》进一步将其升级为所谓“体系性竞争对手”，2025年3月发布的《临时国防战略指导》明确将中国列为美国在海外的所谓“唯一焦点”。由此可见，美国官方文件清晰勾勒出对华认知从“议题性竞争”向“结构性对抗”的转变轨迹［30］。作为现存霸权国，美国亚太政策的核心逻辑始终围绕维持其全球领导地位来展开，在此过程中美国采取的一系列策略破坏了周边命运共同体“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根基。
其一，美国以“印太战略”为地缘政治工具，通过构建排他性军事同盟网络与强化“安全捆绑”策略，对周边命运共同体形成双重战略压制。一方面，美国依托“奥库斯”（AUKUS，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与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QUAD）形成了核心同盟联合外围伙伴的层级化安全架构。2024年，美国向澳大利亚提供核潜艇技术，强化其水下战力；在菲律宾新增4个军事基地，使美军在菲基地总数增至9个，以增强对台海和南海的战略威慑；在关岛扩建核潜艇基地，进一步强化了从日本海延伸至马六甲海峡的“C型”军事包围圈。这一布局直接针对中国与东盟国家形成的安全协作机制，导致2025年中国—东盟国家间联合军演次数同比下降，区域安全互信遭受实质性损害。另一方面，美国通过“安全捆绑”手段将周边国家纳入对华遏制链条。2025年5月31日，在第二十二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在主旨演讲中将中国定位为所谓“迫在眉睫的威胁”，并主持第十五次美日澳三边国防部长会议，凸显其深化小型多边机制、强化盟友体系黏性的战略取向。这种“安全捆绑”的本质是维系美国霸权地位的工具，通过制造区域安全焦虑，迫使周边国家在中美间选边站队，企图瓦解中国在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中所倡导的协作发展、共同安全等理念。
其二，美国通过政治化操弄安全议题，削弱中国周边治理话语权，对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形成严峻挑战。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美国将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全球性议题异化为“价值观博弈场域”，试图通过单边标准施加规则霸权，重塑区域治理格局。更为典型的是，2025年5月20日，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以“通过国际合作加强海上安全”为主题的公开辩论会。本应聚焦全球海洋治理务实议题的多边对话，却因美国代表将发言重心转向南海问题而迅速异化。美国刻意将经济合作与地缘政治捆绑，预设对抗性场景，将多边议程变为意识形态审判现场。这种操作不仅偏离了会议初衷，更暴露了美国将多边合作机制政治化、工具化的倾向，严重侵蚀了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基础。
其三，中美博弈使得周边国家战略选择偏离常态轨道，区域合作机制面临功能性困境。部分中等发达国家推行“中美平衡术”，如新加坡同时参与中国“数字丝绸之路”与美国“清洁网络计划”；马来西亚既参与中国“一带一路”项目，又加入美国“印太经济框架”。这些现象本质上是周边国家在中美战略竞争格局下的生存策略选择，虽旨在维护自身利益最大化，但客观上对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带来多重深层挑战，致使区域自主性和合作动力被削弱，不利于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四、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优化路径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了“建立健全周边安全工作协调机制”［31］的改革任务，突出了从制度层面为深化区域合作提供支撑的实践方向。2025年中央周边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应“聚焦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努力开创周边工作新局面”［1］。这一战略部署既是对传统地缘政治逻辑的超越，更是对“共生共荣”新型国际关系的实践探索。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实际上是以合作共赢为内核的新型区域秩序构建过程，核心在于将中国主张转化为区域共识，在尊重多样性的基础上寻求最大公约数。这一进程既需要“功成不必在我”的战略定力，避免急于求成的功利主义；更需要“精准拆解难题”的战术智慧，通过机制创新破解区域合作的结构性矛盾。唯有如此，方能真正开辟中国“周边之治”的新境界，塑造持久稳定的周边环境，更好为全球治理变革提供东方智慧。
（一）深化战略互信，构筑伙伴网络新架构
战略互信是国家间基于共同利益与价值共识所形成的长期信任关系，其核心在于超越短期博弈，通过制度性合作与情感共鸣达成“命运与共”的共同认知。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进程中，战略互信是化解矛盾冲突、推动合作共赢的基石。缺乏战略互信，区域合作容易陷入零和博弈状态，合作难以深入持久开展。周边命运共同体作为区域合作的高级形态，其本质正是战略互信的外在呈现。因此，深化战略互信，着力构筑伙伴网络新架构，是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关键路径。
其一，积极践行“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夯实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互信基础。“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是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情感纽带与行动指南，为深化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战略互信提供了基本遵循。一是要注重“亲”，以情感共鸣强化互信基础。应通过元首外交、人文交流、民间往来等“软叙事”传递善意，拉近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情感距离，为战略互信筑牢根基。二是要注重“诚”，以政治诚信筑牢合作根基。推行契约全周期管理，运用区块链技术公开“一带一路”项目关键信息，以技术中立性破除质疑；同时创新安全合作模式，弱化安全议题的政治敏感性。三是要注重“惠”，以共同发展深化利益联结。推动经济合作本土化嵌入，提升区域经济韧性，实现与周边国家互惠互利。四是要注重“容”，以开放包容化解差异分歧。应尊重周边国家在制度、文化、发展道路等方面的选择，以“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的胸怀，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营造宽松环境。
其二，强化机制化沟通，搭建元首外交统领、常态化运行、实效化落地的对话架构。机制化沟通是周边命运共同体化解矛盾、深化合作的关键保障［32］。应通过搭建对话架构，将高层共识转化为区域合作动能，避免因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误解与冲突。以元首外交为战略支点，通过高层对话平台，能够与周边国家就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应借鉴东亚峰会经验，在周边国家设立驻东盟使团定期磋商机制，创新常态化沟通机制，保持政策互动连续性。开发数字对话平台，以在线协商突破时空限制，维护区域稳定。此外，推进实效化项目落地，形成“看得见”的合作成果。比如，2025年4月21日，中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首次部长级会议召开，双方在会议中就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达成多项共识。中国与周边国家将高层对话的政治共识转化为具体治理效能，有助于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提供机制化保障。
其三，深耕多边合作，推动中国倡议转化为周边命运共同体区域共识。多边合作是周边命运共同体制度保障与合作基础的核心载体。实践中，应积极参与并推动多边机制建设，在多边框架下加强与周边国家互动合作，增强彼此信任［33］。一方面，深化机制对接，推动倡议落地。在亚太经合组织等平台增设“中国倡议对接合作工作组”，将《“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GIP）嵌入东盟合作机制，通过统一技术标准与RCEP规则对接，在推动基础设施“硬联通”的基础上实现规则标准“软联通”。另一方面，创新合作模式，激活边境经济。以中国—东盟（崇左）水果交易中心为模板，推广“互市贸易+兴边富民”模式，同步启动“数字减贫伙伴计划”，为老挝、缅甸偏远地区提供太阳能设备及数字技能培训，缩小区域发展差距。通过类似路径，中国将自身倡议与周边国家发展需求有机结合，形成良性的多边合作生态，推动区域共识从理念向实践转化。
（二）推动经济共生，塑造区域发展大格局
经济利益的深度融合是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物质基础。2024年，中国与亚洲周边国家贸易总额为1.89万亿美元，占中国与全球贸易的近三分之一［34］。这无疑为区域国家间强化利益联结提供了现实基础。基于产业链深度融合与利益共享机制，区域国家可实现从竞争关系到发展共同体的转变，从而促使周边国家在合作中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坚实的物质保障。
其一，以开放理念破解贸易保护主义，筑牢周边命运共同体经济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35］。在推动周边经济共生进程中，我们要坚持开放合作，共同应对贸易保护主义挑战。面对美国对等关税政策冲击，中国与周边国家需深化经济合作，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以抵御外部冲击、实现共同繁荣。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推动世界贸易组织、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机制更好发挥作用”［15］63。比如，RCEP作为全球最大自贸协定，旨在统一区域规则，整合了亚洲原有的27个自贸协定和44个投资协定，形成了包含亚洲主要经济体的相对单一的市场与规则。其规则统一性能够降低区域内贸易成本［36］，因此可依托RCEP构建应对单边主义的缓冲带，强化周边命运共同体抵御外部冲击的制度保障。
其二，以战略对接激活发展动能，编织周边命运共同体产业网络。中国需将“一带一路”倡议与周边国家战略深度耦合，重塑区域产业链分工体系，为周边命运共同体注入发展活力。应输出成熟技术、支持周边国家建立本地化研发中心，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技术共享网络，增强中小国家的自主发展能力。针对老挝、柬埔寨等欠发达国家，推行基础设施、产业园区和民生工程相结合的合作模式，通过极化效应与扩散效应逐步缩小区域差距，使共同繁荣超越理念层面，成为各国主动参与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实践选择。
其三，以规则重构破解双重标准困境，增强区域经济治理话语权。面对美欧主导的高标准经贸规则冲击，中国需联合周边国家构建发展优先的规则体系，为周边命运共同体奠定规则基础。比如，在数字经济领域，应积极回应周边国家对数据主权的关切，为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规则指引，使周边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从被动接受者转变为规则共建者，为周边命运共同体奠定更加稳固的利益基石。同时，构建区域性规则协调机制。应以多边平台推动贸易、投资、知识产权等领域规则兼容，减少域内国家对外部规则的依赖，提升周边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
（三）凝聚价值共识，激活文明交融活水源
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它如同一条无形却坚韧的纽带，能够将区域内国家紧密联结，为政治互信培育情感根基，为经济合作筑牢认知基础，为区域合作注入持久精神动力。增强文化认同，有利于建设周边国家共同的精神家园。实践中，注重凝聚价值共识，激发文明交融活力，是对“全球文明倡议”的区域化实践，将从深层次驱动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其一，激活共同文化基因，培育周边命运共同体区域身份认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37］，在凝聚周边价值共识的过程中，要加强文化交流，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文化认同。周边地区拥有悠久的历史交往传统，从古代丝绸之路的驼铃声声，到郑和下西洋的友好航程，再到近代以来共同反抗殖民侵略的斗争，这些历史记忆构成了区域国家共同的文化基因。应以深挖文化遗产、深化教育合作、发展文化产业、拓展民间交往、利用数字技术等方式，增强区域国家对彼此文化的理解和认同，并促使其参与到区域文化交流中来，在潜移默化中增强区域国家民众的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进而培育出超越国界的区域身份认同。
其二，构建多层级对话机制，消融周边命运共同体文化认知隔阂。在官方层面，强化高层外交叙事的价值赋能。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通过元首外交形成特色话语传播模式。习近平总书记在出访期间于《俄罗斯报》《沙特公报》等主流媒体发表80余篇署名文章［38］，其中涉及“周边命运共同体”概念的篇目达30余篇，这种战略传播能够有效提升周边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的区域认知度。在民间层面，注重建设立体化的传播矩阵。比如，依托“丝绸之路国际剧院联盟”“郑和文化国际论坛”等机制化平台，以职业教育合作、传统技艺交流等方式实现文化符号的具象化传递，筑牢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民间基础。
其三，创新对外传播体系，塑造周边国家对华客观认知。探索通过本土化叙事、分众化传播、沉浸式体验，构建精准有效的对外传播体系，推动周边国家对华形成正确客观认知，从而夯实周边命运共同体的认知基础。一是解决“说什么”的问题，搭建本土化叙事框架，打破“西方中心主义”话语垄断。本土叙事框架的核心在于“入乡随俗”，要注重挖掘中国与周边国家共同的历史记忆、文化符号和现实关切，构建符合周边国家认知习惯的叙事逻辑，增强中国故事的亲和力，为周边命运共同体提供话语支撑。二是解决“对谁说”的问题，实施分众化传播策略，提升传播效能。要“对症下药”，根据周边国家不同受众群体的认知特点、信息需求和接受习惯，制定差异化的传播策略，避免“一刀切”的宣传方式，提升周边命运共同体传播的精准度。三是解决“怎么说”的问题，推动沉浸式体验，增强情感认同。应通过技术手段和线下活动，让周边国家民众身临其境地感受中国的发展成就和文化魅力，从而打破刻板印象，强化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情感联结。
（四）强化安全协作，筑牢周边安全硬屏障
当前，国际安全形势不容乐观，周边地区也面临着诸多安全挑战。获得归属感与安全感是共同体的重要价值取向。事实上，共同应对安全威胁是任何共同体的一项基本属性［39］。周边安全共同体是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核心构成要素与根本保障，是其行稳致远的战略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应“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40］。积极践行全球安全观，方能为周边命运共同体注入稳定性，筑牢地区和平与繁荣的基石，进而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周边安全共同体。
其一，以共同安全消解零和博弈，筑牢周边命运共同体互信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领士完整的基础上，努力维护同周边国家关系和地区和平稳定大局。”［41］零和博弈思维是区域安全的“毒瘤”，其本质是将自身安全建立在他国不安全的基础之上。唯有以共同安全理念重塑安全认知，摒弃“你输我赢”的霸权思维，才能打破“修昔底德陷阱”的恶性循环，为周边命运共同体奠定安全共识。构建战略互信机制、建立危机管控平台、推动联合演习常态化的协同运作，将安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意识转化为制度化实践。
其二，以综合安全统筹全域风险，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立体防护网。综合安全要求超越单一安全维度，构建涵盖政治、经济、科技、生态、社会等领域的立体化治理体系，以应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交织的复杂挑战，为周边命运共同体提供全域安全保障。在政治层面完善冲突预防与调解机制，在经济层面打造韧性供应链与构筑数字安全屏障，在科技领域构建AI伦理治理框架，在生态领域建立跨境环境监测网络，在社会领域强化文化安全防火墙，实现从单维安全到全域治理的战略转型。
其三，以合作安全对冲霸权干预，重塑周边命运共同体区域秩序。合作安全的本质是通过多边机制凝聚域内共识，通过构建自主可控的“同心圆”区域安全架构，为周边命运共同体破除外部干预。在内核层，强化上合组织、东盟防长扩大会等现有机制的安全职能，推动其从对话平台向行动主体转型。在中间层，聚焦数字安全、能源安全等专项领域，制定区域技术伦理标准。在外延层，构建“印度洋—太平洋”海上安全对话平台。联合军演、信息共享等机制有利于削弱域外大国军事同盟的负面影响，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提供安全保障。
其四，以可持续安全支撑共同繁荣，激活周边命运共同体发展动能。可持续安全强调安全合作与长期发展目标的深度融合，通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数字经济合作等项目，将安全投入转化为可延续的发展红利，为周边命运共同体注入持久活力。《新时代的中国国家安全》白皮书强调要“在发展中固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2］。我国既要坚持通过发展提升国家整体实力，以高质量发展促进高水平安全，又要不断提高安全保障能力，明确安全边界、守好安全底线，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形成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发展—安全”良性循环。
五、结语
在全球化遭遇逆流、地缘博弈加剧的今天，积极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应对外部挑战、深化区域合作的重要战略抉择。这一战略抉择既体现了中国对国际格局演变的深刻洞察，也彰显了中国以促进区域治理创新破解全球治理困局的智慧和担当。周边地区作为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发展繁荣之基”，其稳定与否直接关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全局。因此，积极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具有深远意义。当前，中国正以政治互信夯实合作根基、以经济融合培育利益纽带、以文明互鉴增进民心相通、以安全协作保障发展质量，推动周边命运共同体从理念向现实转化，为动荡变革中的世界提供区域治理新范式。展望未来，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既要立足周边特殊性，不断探索区域治理的新方案；更要着眼人类命运共同体普遍性，形成具有普遍意义的治理经验。新征程上，中国应以更强的战略定力与更大的战术灵活性，将周边命运共同体打造为全球治理变革的“示范田”，在为中国式现代化营造有利周边环境的同时，为动荡变革的世界注入稳定性与确定性，进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书写具有鲜明区域特色的实践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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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新时代青年国家安全意识教育的长效机制构建研究”（21KBS172）
引用格式：刘远亮，邵明岚．百年变局下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意义、挑战及路径［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5（5）：239-252．
刘远亮，西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长聘副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邵明岚，西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