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当前国际形势下，印度大国战略呈现出新定位和新目标。早在独立之初，印度大国战略的总设计师尼赫鲁便提出了印度必须做一个“有声有色的世界大国”的远大目标，之后印度始终秉持这一理想信念，制定因时而变的大国战略。莫迪政府的大国战略是 21 世纪以来印度政治家治国理念的综合体现。莫迪政府在第二任期后期对其大国战略定位和手段进行了调整。在新的大国战略叙事框架下，印度赋予自身“全球南方的代言人”的角色定位，以期提升其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以“俄乌冲突的调停者”的身份自居，期望在美俄关系间实行大国平衡外交；以“全球制造业中心”和“全球技术领导者”为牵引，将发展制造业和科技作为振兴印度经济的引擎。纵观莫迪执政的十一年，印度大国战略的实施引发中印关系波动曲折，由于美印关系是印度大国战略的重要支柱，中印关系的走向始终受制于中美印三边关系框架的束缚。虽然印度出于需要主动缓和中印关系，但在“全球南方”的框架下，其对华竞争性大于合作性。印度大国战略重心由地缘政治对抗转向经济发展，将给中印经济合作带来有限机遇。

【关键词】 印度莫迪政府；大国战略；中印关系；全球南方；大国平衡

2014 年莫迪就任印度总理一职后不久，提出印度的定位应从“平衡型大国”转变为“领导型大国”，在其三个任期内一直将实现印度的大国地位作为执政的重要目标。近年来，国际形势的变幻赋予印度更多机遇，印度大国战略也呈现出新定位和新目标。在新的叙事框架下，莫迪政府在当前和 2014 年莫迪任职初期实施的大国战略有何不同？莫迪政府对印度在当前国际格局的角色定位有哪些新的考量？为了实现这些大国战略定位，莫迪政府实施了哪些举措，并对中印关系将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些将是本文致力解决的问题。

一、印度大国之路的演进历程

印度的强势崛起及其对大国地位的追求是当今国际体系的重要特征之一。自独立以来，印度的几代政治领袖以将印度打造成为世界一流强国为目标，通过塑造良好的国内外发展环境，提升其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从而形成了极具印度特色的大国战略。印度的大国战略根植于其传统战略文化，以实用主义和战略自主为指导原则，在实现方式上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路径交替出现，有效地帮助印度在国际社会中获得了与其经济实力并不完全匹配的影响力。印度总理莫迪 2014 年执政至今，正逢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格局和国际体系发生深刻变化，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态势愈演愈烈，非西方文明集体性复兴并成为世界体系的构建者，俄乌冲突、新冠疫情等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复杂交错。在此背景下，莫迪时期的印度大国战略也经历了深刻的变革，战略内涵和角色定位不断丰富，战略手段也愈加错综复杂，从而帮助印度在当前国际格局中找到有利于自身发展的一席之地。

印度的大国战略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印度政治家考底利耶所著的《政事论》一书，该著作被视为现实主义政治的代表。考底利耶指出，世界遵循“鱼的法则”（即大鱼吃小鱼），国王生存的唯一途径就是成为一个拥有无上权势的征服者。因为只有规模和权势庞大、且国内稳定的帝国才能遏制“大鱼”或外来入侵者。基辛格将考底利耶视为“马基雅维利和克劳塞维茨的结合体”。他认为，欧洲思想家将均势视为外交政策的目标，而《政事论》则规定战略的目的是征服其他国家，并打破现有的平衡以获得胜利。考底利耶在《政事论》中还提出了“曼陀罗”理论，认为“力争胜利的国王不要求兼并领土，更需要其他国家的服从或效忠，他希望扩大的是他的势力范围——权力圈（power circle）”，这也很好地呼应了当今印度以扩大影响力为核心的地缘战略逻辑。同时，《政事论》的思想也有道德和理想主义的考量存在。考底利耶一开始就把他的统治者称为“圣人般的国王”，并概述了他的目标：臣民的幸福就是国王的幸福，对臣民有益的事情就是他自己的利益。考底利耶的大国战略思想是印度世界观与实践观的哲学源泉，并在社会化进程中内化为印度决策界的深层思维模式，成为现代印度争取大国地位的一种潜在的文化驱动力。

尼赫鲁是印度大国战略的总设计师和首位实践者，其战略思想和外交遗产对之后几十年来印度大国战略的制定与实施产生了深远影响。早在 1944 年，尼赫鲁对独立后印度的前景进行畅想，提出了印度必须做一个“有声有色的世界大国”。印度独立后，尼赫鲁明确提出，要全方位提高印度人民的生活水平、精神面貌与政治权益，把印度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统一、受国际社会尊重并发挥重要作用的世界级大国。尼赫鲁的大国战略分别将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方式运用到全球和地区层面。在全球层面，他确立了印度实行“不结盟”这一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反对帝国主义，做“美苏力量的平衡者”，强调“亚非团结”，维护联合国的地位等，使印度获得了超出其国家实力的、较高的国际地位；在地区层面，推行现实主义强权政策，控制南亚诸小国，打压巴基斯坦，反对外来大国插手南亚事务。后尼赫鲁时期，印度几任政府在尼赫鲁大国战略的基调上进行调整，通过务实主义和地区霸权主义政策向大国目标迈进。

冷战结束后，印度在国际社会上陷入孤立，且“大国”地位并没有得到普遍认可，国内又正值经济危机爆发，但内外交困的境地也赋予印度推陈出新的动力。拉奥政府将国内经济改革作为实施大国战略的突破口。时任印度财政部长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指出，印度作为“一个全球主要大国”和“经济大国”的时机已经到来，并提出通过“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参与者”实现“一个免于贫穷、无知和疾病”的新印度愿景。改革过程缓慢渐进，但也对印度独立后 40 多年的发展模式形成猛烈冲击，为后冷战时期印度的经济发展铺平了道路，印度孜孜以求的大国地位初现雏形。外交方面，印度努力融入美国主导的、推崇硬实力和自由资本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美印关系取得突破性进展，美国开始将印度称作“新兴大国”，试图将其作为美国打压中国的工具。中印关系也实现了正常化，但印度国内关于“中国威胁”的言论时常引发两国关系波动。此外，印度推出“东向政策”作为其推行大国战略和全方位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拓展其在东南亚地区的战略影响力。冷战后初期的印度大国战略以经济发展为主要目标，实行以大国外交为主的多边现实主义外交，一定程度上是21 世纪印度大国战略的雏形。

莫迪政府的印度大国战略是 21 世纪以来印度政治家们治国方略的集中体现，延续了一以贯之的务实主义原则，以经济发展战略为根基，根据不同时期的国际形势采取灵活的外交政策，最大限度为印度综合国力的提升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2014 年莫迪上任伊始便提出从“平衡型大国”转变为“领导型大国”的战略目标，对内以经济发展为基轴，推行“印度制造”计划，对国内经济环境进行了有力的改革；对外以“邻国优先”原则为基点扩大地区及世界影响力，将“东向政策”升级为“东向行动政策”，寻求成为美国倡导的“印太新秩序”下的重要支柱，同时在“多向结盟”的倾向下，与美国、中国、俄罗斯和日本等国家展开多元接触，在大国博弈中塑造竞争优势。随着美国对外战略竞争态势不断演进和印度国内印度教民族主义势力不断壮大，尤其是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莫迪政府的大国战略经过调适，开始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

二、莫迪政府大国战略的新定位

在大国身份认同下，印度抓住“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俄乌冲突爆发以及全球供应链重构几大重要机遇，重新塑造在其国际社会中的形象定位，服务于印度的大国战略并提升其国际地位和影响力。

（一）“全球南方的代言人”

近年来，“全球南方”备受关注，印度意在利用这一群体提高自身的国际地位，甚至希望做“全球南方”的领头羊。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保持中立，顶住美西方国家要求“选边站”的压力，反映了它们对西方自由秩序的反思以及对自身发展模式的坚持。

印度谋求“全球南方的代言人”的领导地位，这一定程度上源于其独立后的大国战略的历史传统。被殖民经历使印度痛恨西方强权政治，独立后便确立了独立自主的“不结盟”外交政策，并发动不结盟运动支持民族独立、维护发展中国家权益，借此塑造在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中的领导地位。“全球南方”的前身便是“第三世界”，主要是指贫穷落后的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和地区。莫迪政府利用“全球南方”概念，希望重塑印度的第三世界利益代表形象和领导角色。印度也致力于通过“全球南方”政策，塑造与第三世界国家的集体身份认同，通过提供经验指导和资金援助，提升自身的影响力和凝聚力。

莫迪政府积极为构建“全球南方的代言人”从根本上服务于其“全球领导型大国”的总目标。一方面，印度将自己视为全球南北方之间的桥梁和弥合南北鸿沟的力量，在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方面向西方发达国家靠拢，在身份认同上深植于发展中国家群体。印度利用外交技巧打造游走于南北世界的“战略平衡手”角色。另一方面，印度与“全球南方”的互动能够帮助印度提升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印度通过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的经济往来，为其产品出口开拓广阔市场，支撑国内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为实现“发达印度”愿景提供阶梯。同时，通过实施“全球南方”外交，印度努力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维护发展中国家群体利益，从而争取这一群体的支持，为跻身梦寐以求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铺路。

（二）“俄乌冲突的调停者”

俄乌冲突爆发后，面对西方国家联合施加的压力，印度采取了“中立”立场，于俄罗斯与美西方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在冲突僵持不下、俄乌双方均频繁释放和谈信号之际，印度又伺机担任“调停者”角色。这一立场与角色定位传递出印度外交策略革新的信号，表明其一改之前过于追随美国的倾向，调整为在美俄之间寻求战略平衡，体现出印度对外战略中的战略自主原则和“多向结盟”的方式，像 20 世纪 50 年代在朝鲜战争中扮演斡旋者角色一样，秉持实用主义原则试图在美俄之间周旋以最大化实现其国家利益，并借机提升其大国地位和影响力。

俄乌冲突爆发之初，联合国安理会就美国等数十个国家联合提出的一份谴责俄罗斯进攻乌克兰、并要求其撤军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印度投了弃权票，从始至终未对俄罗斯进行公开谴责，只是对危机造成的人道主义灾难表示关注。印度的中立立场体现出俄印关系在印度对外战略中的重要地位。一方面，俄印关系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且无重大利益纠葛。冷战时期，印度与苏联结为“准同盟”战略伙伴关系，对 1979 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印度也未曾公开谴责苏联。冷战结束后，印俄建立了“特殊的和有特权的战略伙伴关系”（a privileged and special strategic partnership）。印度 2019年废除赋予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特殊地位的宪法条款招致国际社会的广泛批评，而俄罗斯对此表示支持；另一方面，印度与俄罗斯保持友好关系是出于安全考量。印度将中国和巴基斯坦视为威胁，印度与俄罗斯拉近距离以制衡中巴与俄罗斯的战略关系所带来的危机感。同时，与俄罗斯的防务关系也给印度带来重要价值，俄罗斯愿意向印度提供其他国家不愿提供的战略型技术，并寻求共同开发和生产先进武器系统。印度对俄乌冲突的反应为其赢得了重大的战略利益。印度趁机从俄罗斯进口大量低价石油以支持国内建设，俄印关系进一步升级，美欧对于印度的立场也予以容忍，从最初对印度立场的质疑，转向通过防务合作迂回拉拢印度。时任美国副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表示，尽管印度是一个摇摆国家，但美国和欧盟应当扩大与印度的接触，使其愈加向西方靠拢。

印度试图扮演“调停者”的角色进一步体现了其借机提升在美俄之间的战略价值。2024 年 7 月，莫迪在会面时试图说服俄罗斯总统普京，明确指出和平谈判的机会不会在枪林弹雨中产生，战场提供不了解决方案。同年 8 月，莫迪访问乌克兰，实现了自1991 年来印度总理对该国的首次出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认为这是印度对乌克兰的最佳外交支持，有力地推进和解谈判。此次出访结束后不久，莫迪分别与拜登和普京进行会谈，传递各方对于俄乌局势的看法，并派遣国家安全顾问阿吉特·多瓦尔（Ajit Kumar Doval）作为斡旋冲突的高层使节，前往俄罗斯与普京商讨局势。苏杰生认为，莫迪密集的外交活动成功地将解决方式从冲突引到了“对话和外交”的道路上，充分彰显了印度独特的和平缔造能力。这一身份定位也得到了一些国家的认可。普京公开表示印度可以作为调解冲突的国家之一，泽连斯基赞赏印度为促进和平和寻求外交解决持续战争所做的努力，并将印度视为潜在的调解人。印度的积极斡旋极大地提升了其影响力，如英国前首相卡梅伦认为，印度可以调解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冲突，并主张印度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三）“全球制造业中心”和“全球技术领导者”

经济议题是莫迪执政三个任期的主力牌。2024 年印度大选时，莫迪提出让印度“在2030 年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在 2047 年成为发达国家”的远大目标。在全球供应链重组的背景下，印度将制造业与科技视为新的增长引擎，提出“全球制造业中心”（Global Manufacturing Hub）和“全球技术领导者”（Global Tech Leader）的角色定位，加速融入全球供应链并努力成为中国的替代者，实现印度经济腾飞的宏伟蓝图。印度智库认为，加强国际技术合作、深度融入全球供应链是印度实现全球贸易领导地位的必由之路。

莫迪政府将制造业视为印度经济腾飞的关键领域，并致力于改变 GDP 占比过小、创新不足等问题。2014 年莫迪上台伊始便提出了“印度制造”计划，重点关注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等行业，试图通过促进投资、改革行政等措施，力求提升制造业占GDP的比重。莫迪第三任期的竞选政策更是加大了发展制造业的力度，努力让印度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印度稳定的经济增长势头也为其制造业发展赢得了宝贵机遇。在全球经济普遍低迷之际，莫迪任期内印度经济展现出高速飞跃的趋势，从 2014 年 GDP 总量位列全球第十位，到 2022 年经济规模超过英国，稳居世界第五，是目前 GDP 增速最快的经济体。据世界银行测算，印度在 2023—2024 财年经济增速高达 8.2%，美国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预估印度到 2030 年有望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对印度未来发展的乐观预估使其成为众多跨国公司推行“中国 +1”战略的优先选择。近年来，制造业已经成为印度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占 GDP 比重约 17%；印度制造业的外国直接投资（FDI）已达到 1651 亿美元，在过去十年中增长了 69%；制造业出口规模稳步增长，预计到 2028 财年，医药、电子、汽车等将推动制造业出口将达到 1 万亿美元。印度经济学专家鲁姆基·马宗达尔（Rumki Majumdar）对本国重视制造业的经济发展路径表示认同，认为唯有服务业与制造业的高附加值领域才是印度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驱动力。

科技领域是印度经济的另一大重要引擎。2024 年麦肯锡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到2040 年，云服务、半导体等 18 个新兴技术领域可能会给全球带来 29 万亿至 48 万亿美元的经济增长。印度将有效利用新兴技术视为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关键，并提出了成为“全球技术领导者”这一目标定位，认为 2020 年至 2030 年是印度实现技术进步与创新的关键“科技十年”（Techade）。2025年1月，印度科技国务部长吉腾德拉·辛格（Jitendra Singh）公布了“印度科技十年愿景”（Vision India Techade），指出印度正在走向全球技术领导地位，利用创新和技术作为应对气候变化和经济发展等全球挑战的关键工具，并强调了印度在量子计算、人工智能和绿色技术领域的全球变革性作用。莫迪政府近几年也提出了成为“全球半导体研产中心”“全球人工智能领导者”“全球数字治理和创新先驱”“生物技术领先者”等多个具体目标。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指出，印度正面临着利用人工智能、物联网和 5G 等新技术大力发展经济的关键机遇，庞大的人才库、创新能力等独特优势使印度在新时代引领世界。

三、莫迪政府大国战略的具体措施

为了实现自身关于“全球南方的代言人”“俄乌冲突的调停者”“全球制造业中心”和“全球技术领导者”大国战略的角色定位，莫迪政府分别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以实现其战略目标，包括依托多边合作机制提升其在“全球南方”群体中全球治理的话语权、在美俄关系间实行大国平衡外交以及将发展制造业和科技作为振兴印度经济的引擎。

（一）推行“改革的多边主义”理念，提升其在“全球南方”群体中的话语权

“改革的多边主义”是印度对外战略中的重要理念，指针对全球性挑战深度参与全球治理，并对多边国际体系进行改革。印度将“改革的多边主义”理念运用到其“全球南方”中的外交政策里，通过多层次多边合作机制提升自身在“全球南方”群体里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发挥其自我定位的作为“代言人”的引领作用，为实现其世界大国战略目标奠定基础。

第一，将联合国安理会席位问题纳入其“全球南方”议程。在全球治理机制中获得更多的代表性与话语权是核心诉求，也是印度“改革的多边主义”的首要目标，两者都将联合国安理会改革议程置于核心地位。印度提出了由印度、巴西、德国、日本和两个非洲国家入常的改革方案，将自身视为“全球南方”群体中的另一个入常代表，以实现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大国夙愿。印度常驻联合国前代表蒂鲁穆尔蒂（T.S. Tirumurti）与现任代表鲁奇拉·坎博杰（Ruchira Kamboj）呼吁联合国安理会改革是当务之急，联合国安理会应对危机失职，这与常任理事国缺乏新鲜血液息息相关。在 2024 年 9 月 27 日举行的第 79 届联合国大会中，一些国家表达了要求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的愿景，并表示支持印度争取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如法国、美国、英国等国家领导人口头支持印度成为常任理事国。印度官员和学者认为，印度有能力也有资格在联合国安理会中作出贡献。

第二，借助 G20 与七国集团（G7）平台推进南北合作以提高“全球南方”的影响力。印度的标志性成就是促成非洲联盟正式成为 G20 常任理事国，实现了该机制自 1999年成立以来的首次扩张。同时，在印度的促成下，《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新德里峰会宣言》淡化了对俄罗斯的谴责，印度将其视为弥合地缘分歧的一次重大外交胜利。2024 年，印度以更加自信的姿态参加七国集团峰会，认为其在 G20 中为“全球南方”的积极发声才带动 G7 关注非洲。印度前驻外大使阿尼尔·特里古纳亚特（Anil Trigunayat）将印度称为“G7+1”中不可或缺的一分子，认为印度充分发挥桥梁作用，有力地推动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对话与协作。

第三，创建和参与以南方国家为主体的多边合作机制并努力发挥引领性作用。2023 年至 2024 年，印度借助 G20 主席国身份，创建并连续召开三次“全球南方之声”峰会，试图打造印度“全球南方的代言人”的身份共识。在首次“全球南方之声”峰会中，莫迪提出了“全球南方科技倡议”“全球南方奖学金”等措施，旨在深化多领域南南合作。2024 年 8 月，第三次“全球南方之声”峰会在印度大选结束不久后召开，莫迪表示第三任期将继续坚定支持“全球南方”。金砖合作机制是“全球南方”的代表性合作平台，印度一改之前的消极态度，积极推动“全球南方”壮大并作出贡献。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五次会晤中，莫迪明确表示“全力支持金砖国家吸纳新成员”，推动金砖合作机制实现历史性扩员。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六次会晤中，莫迪呼吁“全球南方”国家要团结，提高在全球体制改革中的地位和话语权。同时，针对美国不断将国际资金清算系统武器化的现象，印度提出了国家统一支付接口（UPI）方案。

（二）推行大国平衡外交，在延续美印关系的基础上提升俄印关系

为了适应多极化的国际形势，印度提出了“多向结盟”这一范式来形容近几年来印度外交的主要变化，其中，开展大国平衡外交是“多向结盟”的重要内容，包括“与美国接触、管控中印关系、与欧洲交往、安抚俄罗斯、拉拢日本”等。然而，自从2014 年莫迪执政以来，在处理大国关系时，印度的立场过于偏向美国，与俄罗斯渐行渐远，与中国关系更是跌入谷底。俄乌冲突后，印度稳固并提升了与俄罗斯的关系，并在美俄之间实现“战略再平衡”，2024 年以来，印度主动缓和与中国的关系，促成了中印关系的“重启”，充分表明印度外交技巧更加成熟，在多极秩序中以“多向结盟”实现利益最大化。

对美外交始终是印度对外战略的基轴。自特朗普政府开始，美国将印度作为其“印太战略”的支点国家，美印关系在拜登政府时期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拜登称美印关系是“21 世纪的决定性关系之一”。拜登任期内，美印在防务和科技领域合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关键和新兴技术倡议”等协作性平台下，通过联合投资和研制生产等方式，促进两国在军事装备和高科技领域的合作，双方在量子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都规划了具体路线图；美国也将印度纳入“矿产安全伙伴关系”与“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等多边和小多边合作机制中，提升印度在美国对外关系网络中的位势以及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价值。尽管近年来美印关系波折不断，且面临特朗普政府带来的不确定挑战，印度予以一定的包容心态，并试图稳定美印关系、保留“准盟友关系”定位。俄乌冲突后，美国针对印度的中立立场，在多个议题上加大了对印度的施压和敲打力度，包括涉嫌暗中干预孟加拉国政坛巨变、影响印度周边安全或环境稳定、修复美巴关系、指控印度参与“跨境谋杀”等事件，深度触及印度对内政和周边事态发展的敏感神经，导致美印关系嫌隙不断。然而，印度始终将美印关系的发展放置在优先考量的位置，特朗普在上任前夕就多次释放令盟友不安的战略收缩信号，印度外交部长仍传递出友好讯息，认为印度与特朗普政府在建立“深层次联系”方面更有优势。2025 年 2 月 11 日，在特朗普再度执政后一个月不到的时间莫迪对美国进行访问，凸显了印度对美印关系的高度重视，双方决定在贸易、核能、国防等领域进一步加强战略合作。尽管印度提升对俄关系并将“全球南方”视为外交重点，但是，正如苏杰生多次强调印度“非西方”而非“反西方”的身份认同，印度不会偏离与美国的紧密伙伴关系。

同时，实现俄印战略伙伴关系的再定位是印度大国关系调整的重要一环。俄印由于在对美战略上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对外战略取向，传统合作动能不足弱化了双边合作基础，加之对热点议题的利益差异导致政策背离，两国之间嫌隙增多。虽然印度在俄乌冲突中未“选边站”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俄印关系，但也诱发了双边关系中的不稳定因素。俄乌冲突爆发后，中俄两国距离拉近，而中印关系尚处于对立状态，印度担心俄印关系的疏远会进一步推动中俄靠近，导致印度在中俄印关系中处于边缘地位。同时，由于俄乌冲突，俄罗斯暂缓向印度交付 S-400 导弹系统与能源投资分红，导致印度对俄战略信誉存疑，也暴露了印度过度依赖俄罗斯武器、缺乏独立自主的国防工业的弱点。巴以冲突爆发后，美国战略重点暂时转移，俄印也获得了更多稳固关系的战略空间。2023 年 12 月，苏杰生访问俄罗斯，标志着在经历了两年“走钢丝”后，印俄关系揭开了新的一页。两国继续以传统国防与核能合作为牵引，在联合生产武器装备计划商定上取得了重大进展，并签署了关于库丹库拉姆核电厂新机组建设的协议。2024年 7 月，莫迪打破了就任后优先出访邻国的传统，选择将俄罗斯作为首访对象，向外界表明印度致力于确保传统政治关系。普京向莫迪授予俄罗斯最高平民荣誉“圣徒安德鲁使徒勋章”，表彰其为发展印俄战略伙伴关系以及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作出的杰出贡献。会晤中双方一致同意“再定位”两国先进国防技术和系统的合作关系，并在进一步加强传统领域合作的同时，积极探索新的合作渠道与领域。2024 年 11月 18 日，自提出后停滞五年之久的“钦奈—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海上走廊”（Chennai-Vladivostok maritime corridor）投入运营，大大提升了俄印在海上的互联互通，标志着两国在“印太”地区合作的新时代即将开启。总之，俄印关系在矛盾性与复杂性中有所提升，印度对俄罗斯的武器依赖与能源需求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两国之前的疏离趋势，但两国关系或将具有一定的交易性质。

（三）加速布局制造业与科技领域，谋求在全球供应链重构中成为中国的代替者

面对全球经贸格局的权力再分配，为了在新一轮全球供应链分工中占据主导角色，印度主动筹谋，试图提高本土制造能力与产品的出口吸引力，成就其“全球制造业中心”和“全球技术领导者”的地位设想。

第一，利用高额财政支持推动产业升级，树立印度在传统与新兴制造业的全球品牌效应。生产挂钩激励计划（PLI）是印度当前最具变革性的产业政策之一。该计划价值 240 亿美元，涵盖了电子元件、汽车零件等 14 个关键制造业领域，是莫迪政府推动印度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的核心抓手。自 2020 年生产挂钩激励计划启动以来，截至 2024 年 8 月，印度政府已向该计划下的 14 个行业投资 1.46 万亿卢比，促使其销售额超过 12.5 万亿卢比，出口额突破 4 万亿卢比。同时，印度政府还制定了“电子元件和半导体制造促进计划”（SPECS）等专项资助计划，通过高额财政补贴刺激制造业厂商不断优化供应链布局，既能把控成本以包揽低附加值产品的市场份额，又能提升质量以打响高附加值领域的“印度品牌”。

其中，制药业与汽车制造业是印度的传统招牌，也是其实现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的核心支柱。“促进制药研究计划”（PRIP）通过提供约 500 亿卢比的财政预算，促进印度成为世界一流药物研发枢纽。在财政支持下，以“世界药房”之称见长的印度仅在 2023 年 7 月到 2024 年 7 月间，药品出口价值量就增长了 8.36%，10 年间印度的药物出口额更是翻了一番，在 2023—2024 财年达到 278.5 亿美元。同时，汽车行业占印度 GDP 的 7.1%，占制造业生产总值的 49%，产能和销售额度不断创下新高。在 2023 年 4 月至 2024 年 3 月期间，印度汽车零部件实现了约 741 亿美元的最高营业额记录，同比增长 9.8%。其中出口额度为 212 亿美元，同比增长 5%，并实现 3 亿美元的贸易顺差，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印度汽车零部件制造业在全球竞争中的优势。

半导体产业作为信息时代经济发展的引擎，是印度重点投资的新兴制造业。2023年 3 月，印度联邦内阁宣布向国内三家半导体工厂投入约 1.26 万亿卢比。其中最为瞩目的是多莱拉（Dholera）工厂，该厂是印度国内首个突破 40 纳米（nm）工艺、采用 28nm 技术生产高性能计算芯片的大型半导体制造厂，预计年芯片产量能达到 30亿颗左右，充分满足高功率计算、电动汽车等朝阳产业的需求。全球领先的半导体公司美光科技在印度政府高达 50% 的财政补贴吸引下，于 2023 年宣布在古吉拉特邦建立大型后端半导体晶圆厂，投资高达 8.25 亿美元，建成后或将成为印度国内首个对DRAM 和 NAND 产品采用组装和测试制造工艺的半导体工厂，印度电子和信息技术部部长阿什维尼·维什瑙（Ashwini Vaishnaw）认为，这将从根本上重塑印度半导体产业的生态系统，助力其走向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的核心地位。

第二，从全局视角规划高精尖技术的发展路径，持续推进印度“科技兴国”的战略构想。为了高效地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印度明确将物联网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等 25 项技术领域定位为关键技术，并启动为期五年的“跨学科网络物理系统国家任务”（NMICPS），以高校科研机构为实体依托建立技术创新中心，实现技术开发、应用与人才培育的一体化过程。同时，技术交叉融合是科技创新的重要推动力，强调广泛的跨部门协调能力。为此，印度于 2023 年成立了阿努桑丹国家研究基金会（ANRF），致力于协同各科研单位跨部门与跨领域合作，并为各类重点科研项目提供竞争性同行评审，将资源优先供给具有高创新性的项目，是印度实现“全球技术领导者”目标的核心基石。

人工智能是印度强化“科技大国”身份的重要标识和关键领域。2025 年 2 月，莫迪提出“双重 AI 愿景”，强调人工智能是实现“进取印度”（Aspirational India）的必经之路，进一步明确了人工智能在印度大国构想中的重要地位。2024 年 3 月，印度政府公布了一项斥资 12.5 亿美元的“印度人工智能使命”（India AI Mission）计划，旨在为人工智能初创企业提供资金，同时开发基础设施，促进人工智能在各个领域的应用，服务印度的社会经济转型。2024 年 10 月，印度初创公司 Sarvam AI 以 10 种印度本地语言数据为基础，推出了一款新型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被称为印度版“Open AI”，为印度在全球人工智能竞争浪潮中占据了一席之地。2025 年 1 月，印度信实集团计划向英伟达公司购买先进的人工智能半导体芯片，并在古吉拉特邦兴建一所全球容量最大的数据中心，以满足印度国内日益增长的人工智能服务需求。

数字化转型成就促使印度将推广数字发展模式作为对外合作议程。印度开发了统一支付接口（UPI）、数字身份（Aadhaar）等统称为“印度堆栈”（The India Stack）的公共数字基础设施，推动印度数字经济在 2022—2023 年间对 GDP 的贡献率高达 11.74%，成为助力经济高速增长的变革性驱动力之一。在担任 G20 主席国期间，印度竭力推广“印度堆栈”，认为这比美国模式更公平，比欧盟模式更创新，比中国模式更“透明”。截至 2024 年，印度已经和亚美尼亚、塞拉利昂等七个国家签署了“印度堆栈”合作谅解备忘录，法国、阿联酋等国家已经接受在本国启用印度的统一支付接口平台。印度政府坚信，国际社会的认可充分证明其在全球数字革命中的先驱角色。

四、莫迪政府大国战略对中印关系的影响

中印两国关系是亚太地区乃至世界上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印陆地边界问题从历史延续至今，印度在崛起时将中国视为威胁和竞争者，同时，中印两国经济相互依赖，气候变化、能源和粮食安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等全球治理问题都需要中印携手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莫迪政府大国战略的实施不可避免地对中印关系产生深刻影响。

第一，纵观莫迪执政的十一年，印度大国战略的实施引发中印关系波动曲折、起伏不定。印度将中印关系置于其外交关系中的从属地位，并将对华关系作为其实现世界一流大国意志的工具，根据不同的国内外形势制定不同的对华政策，从而在莫迪执政的三个任期内引发中印关系经历了严重的“恶化”与“重启”。在冷战结束之后至莫迪上台之前，印度的大国战略以经济发展为第一要义，开展全方位的大国外交，虽然存在历史遗留问题和中印贸易失衡问题等，两国关系仍以合作为主、竞争为辅，同时管控分歧。

莫迪执政后，中印关系总体呈现对抗性的特征，从 2014 年开始至 2020 年逐步走向谷底。在这一时期，印度大国战略重心转为应对中国的“威胁”，印度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评价消极，对中国亚太海上影响力的拓展持有戒心，对居高不下的对华贸易逆差忧心忡忡。同时，印度将美印关系视为实现大国战略目标的捷径，两国关系不断升温甚至一度被称为“准盟友”，不惜偏离其引以为傲的“不结盟”原则。一落千丈的中印关系则成为印度向美靠拢的“牺牲品”。2020 年印度在加勒万河谷蓄意挑起冲突，对华采取经济“脱钩”政策，切断两国人文交流等。印度通过对华展示强硬姿态，得以表明其在美国对华战略竞争中的坚定立场。

自 2022 年以来，在俄乌冲突等复杂国际形势下，印度的大国战略目标相应出现调整，其外交战略原则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同时彰显，一方面努力塑造“全球南方的代言人”和“俄乌冲突的调停者”等新的大国形象定位，另一方面重振经济，努力发展制造业和高科技产业等。在此目标下，印度发现其经济发展与参与全球治理都离不开中国的帮助，继而主动与中国缓和关系，实现中印关系的“破冰”与“重启”。可以说，中印关系的波动是印度大国战略实施的产物，印度外交的实用主义特性驱使其从中印关系中最大程度获益，从而服务于不同时期的大国战略目标。

第二，美印关系是印度大国战略的重要支柱，美国因素是影响中印关系中的一大变量，中印关系的走向始终受制于中美印三边关系框架的束缚。冷战后印度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但随着美国成为全球唯一超级大国，印度很快搭上美国的“顺风车”，同时美国也将印度作为制衡中国的筹码。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综合实力迅猛提升，美国逐步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印度开始巧妙地利用中美之间的战略博弈为自身牟利，中美印三边关系随之成为世界上影响力最大、最引人瞩目的三边关系之一。“印度经常寻求将自身置于现有大国之间，以寻求三角杠杆。这种影响力来自两个实力更强的对手之间的距离，而非印度与他们之间的距离。”也就是说，印度利用其“摇摆国家”的特性，在中美之间选择下注、充当制衡对手的棋子，以最大化谋取自身利益，而“选边站”的结果又反过来影响他们彼此之间的双边关系，甚至影响整个地区以及国际格局的走向。

中国在中美印关系中处于较为被动的局面，中印关系的走向则取决于印度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的结果。在中美印三边关系中，不可能出现任何两个国家结为同盟对抗第三国的情形，因为这不符合三个国家的根本利益。中美印三国相互之间存在着很深的相互依赖，任何两个国家都有着深厚的共同利益和战略需求。莫迪执政以来的中印关系走向则印证了其服从中美印战略三角框架的这一定律，在经历了前两个任期逐渐在中美竞争中向美国倾斜、最终“一边倒”之后，当前在美印关系出现裂痕的背景下，印度修正了之前过于倚重美国的立场，开始向中国一方倾斜。可能出现的中美关系缓和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印度的担忧，印度认为这将大大降低其作为美国联手遏华筹码的价值，压缩其作为“摇摆国家”的战略选择空间，减少其在中美战略博弈中的收益，为实现大国战略目标、提升大国影响力设置阻力。由此可见，印度将对美关系作为大国战略的重要举措，并在中美博弈中游走、发挥居间制衡的作用，中印关系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印关系的走向以及印度如何在中美战略竞争中获得收益。

第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印度同为文明古国、发展中大国、“全球南方”重要成员，都处在各自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中印关系发展历程表明，做相互成就的伙伴、实现“龙象共舞”是双方的正确选择，完全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应坚持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中印关系，共谋相邻大国和平共处、互信互利、共同发展的相处之道，共同推进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但在印方看来，印度对华关系竞争性大于合作性。印度更多地将南南合作当作一场地缘政治博弈，而中国是其最大的竞争者，提供能够与中国相媲美的代替性公共产品是印度“全球南方”政策的核心目标之一。因此，印度不仅多次拒绝邀请中国参加“全球南方之声”峰会，并以此为由贬低中国推动南南合作的诚意，借机捧高印度以“全球南方”为优先的战略决心，还不停宣扬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是一种“扩张主义”，不具备赋能南南合作的真正价值。相比之下，印度宣扬自身的发展模式更具推广性和代表性，成功推动非盟加入 G20 并获得美西方的一致认可更是直接证明了其“全球南方”政策的包容性。

这种地缘竞争思维导致印度在参与金砖合作时缺乏推进议题的主动性与积极性，转而将目标瞄准平衡中国的影响力。印度认为，中印两国在金砖国家的目标上存在战略分歧。印度致力于通过在金砖合作机制上占有一席之地来改革现有秩序。如印度之前一直反对金砖扩容，认为扩容虽然可以提升金砖国家的地位，但有可能导致其效率低下，进而削弱金砖合作机制的效力。因此，印度热衷于在金砖合作中拉拢小圈子，将其作为制衡中国影响力的工具。约瑟夫·奈由此认为，金砖国家很难成为世界政治的新支点，其中一个重要的制约便是印度与中国的竞争，除了中印边界冲突、中巴关系的复杂影响，对中国的长期担忧是印度加入金砖国家的原因之一，由此印度也加大了对“四方安全对话”的参与力度以平衡中国的影响力。

第四，莫迪第三任期大国战略将重心由之前的地缘政治对抗转向经济发展，给中印经济合作带来有限机遇。进入 21 世纪以来，印度基本秉持实用主义原则，借助中国经济腾飞之势获取本国经济利益，但印度对华贸易逆差严重以及依赖中国供应链等问题长期存在。2020 年挑起加勒万河谷冲突后，印度实行了对华经贸“脱钩”政策声称要以降低对中国的经济依赖，此外还拒绝和搁置了约 72 项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申请，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了至少 250 款中国移动应用程序，导致中印经贸往来断崖式下跌。然而，印度单方面恶化中印关系也消除不了其对中国经济高度依赖的事实：2023—2024 财年，中国是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和进口来源国，在过去的 15 年，进口份额从21% 增加到 30%。在印度财政部长尼尔玛拉·西塔拉曼（Nirmala Sitharaman）向议会提交的 2024 年度《经济调查》报告中，明确表示为了促进印度制造业的发展并将印度纳入全球供应链，印度不可避免地要将自己纳入中国的供应链。对进口原材料的依赖使印度处于“弱势”地位，促进中国对印度的外国直接投资，是提高印度科技发展和将自身融入全球价值链的途径之一。

2024 年中印关系实现和解，印度也修正了之前的对华歧视性经贸政策。印度正在考虑放宽对部分中国投资的限制，印度《经济时报》发文称，之前的对华“脱钩”政策使印度电子制造业损失了 150 亿美元，并造成超过 10 万个工作岗位流失。印度工商界人士及一些学者认为，印度几乎失去了全球产业链这一轮调整带来的机遇。印度首席经济顾问马赫斯瓦兰（V. Anantha Nageswaran）表示，印度应该重点关注来自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以促进印度对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出口，并帮助控制印度与中国之间不断扩大的贸易逆差。同时，印度政府也正考虑放宽对华技术人员签证发放，简化签证申请流程，并默许至少 36 款中国 APP 回归印度市场。然而，中印经济合作出现转机但是也有限度且过程缓慢，马赫斯瓦兰近期表示，印度不会很快解除对中国投资的限制，需要在双边建立政治信任的基础上逐步放宽中印投资贸易的正常化。

五、结语

综上所述，莫迪政府的大国战略在 21 世纪经历了深刻的调整。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印度意欲成为“全球南方的代言人”“俄乌冲突的调停者”“全球制造业中心”以及“全球技术领导者”。这些印度对自己的新定位不仅反映了印度提升其国际地位和话语权的决心，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印关系的走向。当前，印度对华政策出现缓和，中印经济合作或许将迎来一定机遇。然而，印度认为，为了实现其大国战略，两国关系的竞争性仍大于合作性。印度面对中国心态较为复杂，一方面寻求与中国建立稳定关系以符合自身国家利益，另一方面又希望中国对其“敏感利益”做出让步。印方须从中印关系的大局出发，摒弃狭隘思维，以更开放、包容的方式推动与中国的合作。正如王毅外长表示，中印双方需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相互成就，而不是相互猜忌、相互疏离、相互消耗。中印关系的改善发展不仅完全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有利于维护全球南方国家的正当权益，也有助于为亚洲和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作出两大文明古国的贡献。

王晓文，北京语言大学区域国别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艺莹，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 2024 级博士研究生

来源：《国际论坛》2025年第3期；国际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