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社会现代化作为一种整体性意义上，人类新质的生存和生活范式的文明实践与变革过程，其全球范围内的强势推进，伴随着某种确定性的社会理想信念的坚定承诺，以及作为人类进步之精神性标识的公共性价值的发现、甄别、创造和实践。同是“价值”，由于社会历史传统、制度性质以及文化意识形态等的根本性差异，在其实质问题以及实践方略的选择等问题的理解方面，向来存在着激烈的冲突。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价值观是一切冲突的总根源。社会现代化所遭遇的种种风险、危机和困境等，都与这一问题密切相关。价值观问题不仅有先进与落后的判别，更有正确与错误，以及合理与不合理的明确界分。价值观正确，社会现代化就会航行在文明正道，反之亦然。中国式现代化遵循人类历史发展之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有机统一的逻辑，依托先进制度的独特优势，秉持社会公共利益本位和人民美好生活至上的信念，立足人类文明形态创造的高度，以现代性反思批判的视野和实践超越性立场，着眼人类整体性福祉不断增进和实现的考量，对西方式现代化之自由个人主义文化与意识形态引导和主宰下，以资本逻辑、狭隘技术理性、财富最大化、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为核心内容的启蒙现代性的合法性、正当性等，展开深入的批判，在生存范式、发展方式、文化价值观念整体性变革、实质性超越与创新性探索，以及意义层面的建构等诸多方面，向全世界贡献了智识论意义上，社会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创造实践之具有典型性的新创举、新样态，在这一过程之中并通过这一过程，生成、确立了具有现代价值哲学高度的中国逻辑和智慧。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美好生活；价值观
价值观是人类文明的密码和深层文化基因。被正确理解了的价值和价值观，构成社会发展与进步的灵魂，决定着人类前行的方向。价值观同样是社会现代化的内在定位罗盘和目标引领。社会现代化的历史实践中，自始至终伴随着因历史传统、制度性质、文化意识形态等的差异所导致的价值观的博弈、冲突与较量，以及合理价值观的自主性选择与甄别。
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及其伟大实践，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那么，此处所谓“价值观”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如何全面理解和准确表达，学者们的看法其实并不一致，需要立足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理论立场、观点和方法论原则，借鉴现代价值哲学的理论分析和诠释方式，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意义上，对其丰富内涵做多维度、多角度、多层次的观照和阐述。
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取得巨大的成功，之所以具有典范性、引领性，从社会价值观的角度做审视，这一伟大历史进程一定是“发现了”“看准了”“抓住了”某种具有普遍性意义的真价值，并通过中国的方式，成功地实践了、实现了这种“价值”，从而向世界现代化贡献了一种卓越的、典范性的价值思维方式与实践智慧方略。中国式现代化的理念、范式、逻辑，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和模式，其理论探索和实践成功的经验，伴随着对西方现代化价值观的矫正、坐标方位的调整以及现代化新模式、新道路价值基础的重置，伴随着对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要求相一致的价值关系、价值实践逻辑以及价值评价标准等的创新性探索，其一系列独特贡献，提供了立足真理制高点、政治制高点以及道义制高点，深入思考、重建当代中国价值论新形态的最直接的背景、资源。
一、西方现代化历史实践的辩证理性审视与价值哲学观照
人类社会的发展作为一个“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历史过程，离不开合理价值观的引领与确当性的价值观叙事逻辑的介入。人类文明、进步史的演进历程，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是发现、追求、确证并实现某种合理性的社会公共价值的过程。
社会现代化价值基础的审视和探究问题，要达成实质性的理智共识和一致，不仅要具有知识社会学意义的客观与审慎，更需要文化人类学、哲学人类学意义的范式自觉。因为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中，其所认定的“价值”被从社会生活的各领域敞开、多维度呈现了。这其中绝对不可忽视的一个事实就是，对待价值问题，如果仅限于基本需要满足层面，那么现代化伟大变革之于整个人类历史发展、进步和文明事业所具有的推动作用就必然被狭隘化对待。近年来，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有关“反思的现代化”理论，提供了理解和诠释社会现代化价值观基础的新的视角。在他看来：“所谓‘现代性’，是指西方世界的社会组织模式、文化形态和生活方式，它大约出现在16世纪、17世纪的欧洲，并且在此后的时代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并扩张到其他地区。……资本主义和工业化是现代性的两个基本维度，所谓现代化，即是资本主义与工业化相结合的产物。资本主义的出现先于工业主义的发展，而且由于资本增殖和扩张的需要，为工业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原动力。工业生产和与之相关的持续不断的技术革命，创造了效率更高和更为廉价的生产过程。”但是，现代化的负面后果同样显而易见。当代著名德国哲学家于尔根·哈贝马斯指出：“如今，市场语言无孔不入，把所有的人际关系都纳入以强调自我利益、自我优先权为导向的模式。由相互理解和相互承认而结成的社会纽带和伦理道德规范已经被契约的、目的—手段理性的以及最大功利化的选择和行为方式所摧毁。权力和财富成为人所追求的最高目标。”
相较于在先性的现代化的实践，人类理智层面的反思、审视，往往是后知后觉的。尽管这一过程之中，深刻性的思想观念和精当性的理论范式从来不曾缺场。进入现代价值哲学视域中的社会现代化，人类理智所聚焦的，是对于它是否有一种自觉的、确当性的价值理性信念的关切。现代化不仅承接着、变革着某种人类的历史性生存范式，同时更是对既往的价值观念的审视与变革过程。作为一种新的存在样态，现代化需要与其理念、逻辑相匹配、相适应的“价值立法”和文化合理性辩护。缺少后者，现代化必然沦为一种纯粹的经济事实，从而背离现代化的初衷。着眼人类现代化的历史事实，人们发现，价值信念实质上表现为指导现代化的合理性规范的确立与证成问题。一个观念史的事实是，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伴随着包括历史哲学、社会哲学、政治哲学、法哲学以及文化哲学等各门社会科学领域内，有关历史规律、社会结构以及人类集体行动逻辑的根据等问题的思考与理证。一个近乎常识性的不争的客观事实是，现代化作为一场深刻、全面而持久的社会变革，从一开始就有一种理念优先性的“价值承诺”。在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倡导者、实践者那里，这种价值是内在的、自明性的、不言而喻的。成为思想文化语法和人类存在与实践的成文化规制，是一切我们称之为“价值”的那个东西的本质。人类历史和文明自我发展和演化的过程中，被称之为“价值”的那个东西，一定会依照某种合理性的介入方式，进入历史、制度、思想领域和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世界之中，对其发生或直接、或间接，或显著、或内隐的影响。人类历史演进过程中，所创制的社会形态并非统一。就价值对社会历史的介入而言，通常来说，同质化的社会绝对不会产生人类所期待的真价值。社会的文化的真价值，一定是差异化社会的产物。价值实现和证明自己的方式，从来不在于对于特定历史制度实践及其思想文化的非批判性比附，而在于时刻保持一种反思、超越的立场，形成确立自己的独立品质与境界。
从古到今，为人类理智所发现、认可的诸多所谓“价值”，曾经以近乎权威、近乎规范性法则，以及理想性目标感召等的方式轮番登场亮相，并试图依照自己认为是合理化的逻辑，君临、关注人类生存与生活的全部。但是，在后来的复杂演化、发展中，都因为其难以摆脱的历史的、时代的局限，变成了人类生存与生活境遇的重要但非唯一的修辞性话语，最终难逃被遗弃的命运。所以如此，在于那些自以为是的价值忘掉了它其实只是人类生活中部分人而并非所有人的理想。实际上，自有人类的思想文化和价值形制开始，现实的世界和生存情景，就是多维、多元理念同时参与规制的结果。很长一个历史时期以来，选择何种思想与价值样式作为生存与生活的先天性背景，完全是非思想性、非文化性因素强制性给予和引导的结果。但即使这样，其实也只是价值与人类生活之多样态的一种有限的形式呈现。我们视之为价值的方式，本质上与大多数人其实并没有多大关系。作为对现代化历史实践之较为系统、全面的初步反思，20世纪50年代以后在美国掀起了研究现代化的思潮，形成了所谓“经典的现代化理论”。美国社会功能学派学者布莱克指出，社会现代化是一把双刃剑，它为人类带来了改善生存和生活条件的一切可能，但是人类在享受现代化所带来的一切好处的同时，被迫承受其种种恶果和痛苦：“它既提供了新的机会，也可能使人类付出混乱和痛苦的极大代价。现时代是这样一个时代：它比以往任何时代都充满暗杀、国内战争、宗教战争以及各种形式的大众残杀和集中营，人类为了眼前的目标而如此草菅人命在历史上还不曾有过。”在社会学家李维看来，“现代世界的气氛，令人有一种要发生灾祸的感觉。”西方社会现代化的负面效应是明显的，其主要后果和特征，突出地表现在“社会关系的‘物化’”“主体性的失落”“意义世界的危机”“科技理性的过度膨胀与异化”“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所导致的天与人对峙”，以及“人际关系日趋紧张”等几个方面。吉登斯（A. Giddens）则强调指出：“现代性就是内在的全球化。”摩尔就更是直截了当：“现代化就是传统社会像西方先进国家那样的向经济富裕、政治稳定的社会的总体过渡。”塔尔科特·帕森斯（T. Parsons，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结构功能主义流派的代表人物，被称为美国的“现代化理论的先驱者”）的核心观念是：非西方的传统国家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与观念落后。其观点和主张更是露骨：“现代化只有一种模式，那就是美国领导的西方社会体系……全世界的现代化，不仅应是‘西方化’，更应是‘美国化’。”
在一个外在的物质财富过分丰裕、充实的时代，对于日常生活采取一种恬静和空灵的态度，是近乎奢侈的事情。早在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浪漫主义思想家卢梭就已经以先知先觉般的口吻警告现代人，现代人称之为、奉为文明的东西，其实是非常值得警惕的。现代文明完全是以技术为灵魂武装起来的，并不能代表尊严的、高贵的人类理性，不能代表人类智识进步的总体，不能表达人类生活的全部。所以如此，其根由在于，文明是一种悖谬性存在。人按照自己的方式创制了一种“文明形态”，却很快发现，那其实并不是自己真心所希望和期许的，而是充满了内在性冲突与悖反。极端的情形是，人甚至极度厌恶，希望整个身心都逃离这种文明形态、文明价值以及“文明化了的生活”场域。如此，文明成了现代人无法摆脱的负累，成为“生命不能承受之重”，正如现代人所真实经历、所真切感受的那样，现代性西方文明都没有严格恪守它的本分，而是不断地采取一种反人性的、对抗人性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存在。文明似乎总是有意无意地自我遮蔽自己的真实本质。各种五花八门的新锐的主张，大多数是对于特定现实的辩护。基于理论的现实一旦确立，就会按照自己的逻辑形成不可改变的生存周期。在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德里达看来，“我们很清楚，今天我们所说的全球化实际上等同于某些国家、某些国家集团、某些集中资本所推行的霸权，全球化已成为强权压制的托词。……我们都清楚，它们打着世界化的旗帜，进行着争夺霸权的战争。要知道，当它们鼓吹全球化所带来的普遍平等、世界大同的时候，人类历史上却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的男人、女人失去工作、忍饥挨饿、生活艰难。因此当前的关键问题，就在于认清世界化与全球化名目下究竟隐藏着什么在与现实的或潜在的霸权主义相呼应。”
社会现代化的理论和历史探索经验本身及其所遵循着的内在的价值理性逻辑表明，“价值”绝不是一种游离于人类现代化历史实践之外的抽象性悬设，真实的、真正的价值，就生成、实现和自我确证于人类生存和生活的具体历史过程中。被正确理解、规定和得到确当性阐释的“价值”，其所表征的是历史总体性、实践主体性、价值超越性以及意义共享性的逻辑。学理层面的“价值观”，指涉的是特定共同体以及个体有关人类历史发展、文明进步实践等最根本性问题上，一种基于普遍性公共性价值认知上的共识性信念的选择、甄别以及认同和践履。一种与某种道路、理论、制度以及文化相一致的科学、规范和正确的价值观所表征的，是合理性与正当性意义上，特定民族崇高的精神文化指向，决定着特定历史时期个人、民族和国家的利益取舍，以及相应的基本行为准则。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现代化是一个价值的载体，其推进过程一定伴随着对某种社会真价值的承诺与澄明。当然，同是“价值”，由于社会历史传统、制度性质以及文化意识形态等的根本性差异，在价值观问题的理解以及实践方略等的理解方面，向来存在着激烈的冲突。
西方式现代化实践伴随着社会历史价值、人的价值等的发现、甄别、创造、实现、自主拥有以及评价的过程，是全价值要素合理介入与有效筹划的实践确证的过程。西方式现代化依照自己认为合理、确当性的方式，生成、确立了其对于这一实践过程的诠释与辨护方式，并自以为是地以想当然的方式将这种理解向全世界扩散，“普世价值”“西方文明优越论”等，就是这种狭隘的民族利益本位的价值思维方式的集中体现。西方式现代化之所以陷入困境，导致物质丰裕但精神生活的困顿、空虚与虚无，价值主体成为畸形的“占有型人格”，出现意义的迷茫等，从根本上讲，是与这一类型的现代化在基本价值观问题上的片面性思维所导致的。
二、启蒙现代性价值信念的深刻病症与中国式现代化之智识性参照
人类历史漫长、曲折演进的复杂历程中，依靠生产发展、技术进步、社会关系变革以及制度理性实践等，逐渐摆脱了来自自然、社会和人自身的诸多束缚和限制，发现、确立了文明进步历程中，作为整体性意义和整全性价值信念追求的人的自主性、自为性生存与生活逻辑。
社会现代化本质上是一种合乎历史辩证法的价值合理性叙事。世界范围内的人类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自始至终伴随着某种确定性的价值理念预设、明晰的价值观引导与规制，以及价值目标和愿景等的同时在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世界范围内的人类现代化的实践，就是发现价值、创造价值、实现并确证某种合理性价值的过程，是一种追求并形成确当性的价值理性共识的过程。质言之，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伴随着关于特定民族之价值化、价值性存在方式的寻索、设计与确立。这一努力所指向的，是社会本体论意义上人类文明之价值论生存大法的实践合理性辩证。
价值理念、价值观作为人类活动的内生性、内设性、内在性要素，是人类历史性、实践性活动自觉性、在场性的标志。在某种意义上，价值判断、价值选择决定着人类活动的性质、立场、方向和目标，影响着人类活动的效果、人类文明的程度以及生存境界的高下界分。一个不争的客观现实是，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因历史传统、制度性质以及文化和意识形态等的差异，客观上生成这样一种理论事实，即同为价值，但从历史总体性、生存合理性、实践主体性以及文明引领性与道义超越性等的立场和高度着眼，其现实化的过程却一定有“真”“伪”之分，“合理性”与“非合理性”之别，以及确当性与否的分野，从而鲜明地体现了人类现代化实践历程中多元价值立场的激烈博弈与内在冲突。近三百年来，西方启蒙现代性及其现代化实践，伴随着社会真理性价值逻辑的被遮蔽、被扭曲。启蒙现代性及其所引导的社会现代化实践，其所秉持的，是自由市场经济体制、资本逻辑、财富最大化、工具理性主导的资产阶级社会、资本主义制度的价值理念。20世纪50年代以后，全球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想潮流的兴起，对社会现代化历史实践之深刻病症以及一系列消极的、负面的后果的深痛反思，业已证明这一类型的现代化实践所奉为圭臬的价值发现、价值创造和价值实现之价值自证逻辑的“前提虚妄性”。
价值观在更深层的意义上关涉人类普遍意义的精神生活，关涉历史之为历史、制度之为制度，以及文化之为文化、人之为人的最直接的理据与支撑。西方现代化过程中为此付出并承担着巨大的进步代价，而其中最为惨痛、最为持久性的代价，就是价值观自我的消解并终至崩溃。更为可悲的是，启蒙现代性的实践，是故意扭曲、刻意破坏、甚或从根本上解构和摧毁人类基本性的价值，以符合特定历史时期某个特定利益集团或者群体的意愿、目标和意志，以偷梁换柱的方式，或公开、或隐蔽、或直接、或间接地以他们所认定的狭隘的价值观，公开置换人类理性公认的核心价值，将人类价值思维的逻辑和价值实践以及价值生活的方向引入歧途。
社会现代化的历史展开过程，同时也是人类有关何为社会历史的真价值的经验性认知和主体性确认的过程。换言之，在价值自主性生成和自我确证的意义上，现代化不过是某种价值理念所自觉选择的“载体”。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现代化的成就给予充分的肯定：“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以后，恩格斯在评论中指出：“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科学论证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走向：“社会的财富即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它的增长的规模和能力越大，从而无产阶级的绝对数量和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大，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可供支配的劳动力同资本的膨胀力一样，是由同一些原因发展起来的。因此，产业后备军的相对量和财富的力量一同增长。但是同现役劳动军相比，这种后备军越大，常备的过剩人口也就越多，他们的贫困同他们所受的劳动折磨成反比。最后，工人阶级中贫苦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大，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越多。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这一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
近代以来，社会现代化的合理性价值根据、根基问题之所以被不断提出、不断追问和审视，理由在于，现代化历史实践的亲历者、现代化问题的研究者和审视者们同时发现，具体的社会现代化的复杂情境中，各个民族国家在究竟应该将何种价值确立为现代化的最高的、最根本的价值依循、如何为现代化所呈现的基本价值类型合理排序问题上，历史背景、主体生存和生活的境遇不同，往往会出现巨大的明显的差异。现代化就类型而言，通常被分为“先发内生型”与“后发外生型”两种。肇始于17世纪、18世纪的西方式现代化的历史实践，依托自由市场经济、技术理性和资本逻辑，依照自己认为确当性的方式，生成、确立了具有鲜明民族国家之文化—意识形态属性的对于这一实践过程的诠释方式，并以某种强制性的霸权方式，将这种理解向全世界扩散，“普世价值”“西方文明优越论”等，就是这种狭隘的民族利益本位的价值思维方式的集中体现。这还不是问题的实质和关键。更为常见的吊诡性情形是，进入现代化历史场景中的大多数现代民族国家，往往自觉不自觉地，被迫开始了以特殊“利益”对于普遍性“价值”本身的僭越、置换过程。
世界范围内社会现代化的历史任务与核心主题，是依托特定的制度，依靠不断的技术进步、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社会关系与体制的完善，在合理性发展理念和文明进步的实践中，创造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改变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现状，不断满足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需要。但是，同是现代化和文明形态的创造，理论立足点、制度性质，以及核心价值取向的不同，从根本上决定了其演进方向、目标愿景以及社会历史后果的巨大差异。社会现代化历史的考察、分析表明，市场经济与社会现代化相伴而生，互为前提、相互促进。以先发现代化的欧洲为例，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西方社会或者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实践中，存在着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将“市场经济”与“市场社会”相混淆。从特定的历史实践着眼，客观地讲，市场经济优于其他经济安排的优越性，是它使人类个体能够自由地发挥自主创造性，以满足其各种需要，享受其劳动成果。市场经济有助于个体自由，有助于商品交换和服务交换，有助于人类达到更好的生活水准。今天，市场经济的积极性特质已经得到人们的广泛承认。“但是，在我们的时代精神中，却存在着这样一种混乱，即把市场经济制度及其美德混淆于一种清晰而又合理完备的、关于好生活和好社会应该如何的观念。由于缺乏经济适度，所以出现了市场经济向市场社会转化的趋势。当人们的态度、社会的规范和价值都依附于经济交易，经济效率的观念侵入所有公共生活领域和私人生活领域并渗透于各种社会关系……之中时，当社会的各种政策既不开明又缺乏一种理想导向和一组连贯有效的道德原则的规范时，市场社会便凸显出来了。在这种堕落的过程中，……利益追去成为普遍盛行的社会目标；……进而，人类个体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资源也变得稀罕枯竭起来——因为人类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不具备一种商业化的本性，它们只能适应于慷慨大方、友爱和单纯的快乐享受。”不仅如此，在市场化社会，“……对物质福利的追求将会成为宰制性的目标……”“……将会出现金钱崇拜”“……政治体制和政治运作将会衰落……”依照马克思关于“人通过物的占有所表现出的独立性”的论断，先发现代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现代化的价值逻辑方面，却自始至终被一种悖反性现象所钳制，这就是：作为现代化主体的人在对财富、物的创造、占有中为物所役，迷失了自我，失去了确定性的生活方向，陷入意义的迷茫和困顿。西方式现代化之所以陷入困境，导致物质丰裕但精神生活的空虚，价值主体成为畸形的“占有型人格”等，从根本上讲，是与这一类型的现代化在基本价值观问题上的片面性思维所导致的。启蒙以来二百多年，世界范围内社会现代化实践的一大突出特征，是深层的价值观的冲突、变革与重建。客观地讲，西方社会现代化的一大固有的内在弊端，就是价值观层面的迷失。伴随着现代化实践中的资本逻辑、财富最大化，以及扩张、殖民与侵略，西方现代化的价值危机与伦理危机，集中体现为自由个人主义、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消费享乐主义、发展至上主义与技术乐观主义等。
两百多年启蒙现代性与现代化的西方实践，生成并确立了其“自以为是”且“信以为真”的充满主观性的价值发现、价值实践与价值确证逻辑。这一理论、实践和文化范型向人类文明所提供的“形式合理性但实质非合理性”的价值叙事逻辑，归结起来，无非是以下两个方面的价值观理论通则、实践信念和话语表达逻辑的现实化：其一，所谓“价值”之最深刻的、最直接的根源，在于无穷享乐欲望的合理性、自由意志实现的正当性。价值的本质，就是自我主体性的确立与自我价值的证成，这是价值所以为价值，价值所以被承认的价值的基本理由。舍此，一切有关价值的言说都是抽象的；其二，人类价值实践的唯一合理形式，就是对自由个人主义的市场经济实践体制、资本逻辑本位、资产阶级财富最大化以及享乐主义等的世俗化欲望追求的认肯。毫无疑问，西方现代性理论与现代化实践的结果，伴随着传统和现代的紧张，以及社会真价值的丧失，伴随着与这一迷失相伴而生的发展实践的扭曲、人性的扭曲，伴随着发展目标的迷茫。这一主观、任性的价值逻辑的危害，具体表现在：（1）以财富的占有、欲望最大化的满足，牺牲自然—生态价值，失去了对自然的敬畏和自然—生态之内在价值的认肯，产生人与自然关系的疏离，导致严峻生态危机；（2）以对当下的利益获取和享乐性，消弭对历史传统的坚定守护、对共同体和社会之纽带性的深刻价值关切，导致精神生活的困顿和普遍的虚无；（3）以狭隘的民族国家利益至上性，僭越并牺牲全人类人类永续存在的公共利益和共同福祉。
三、中国式现代化之人民主体性本位的价值观建构
传统意义上，论及价值、价值观，基本上是依照近代理性主义哲学所谓主客关系思维模式，以单一的人类主体的生存、发展的合目的性诉求为基本规制，并以此明晰价值的内涵的。现在看来，这样一种认知、理解、表达和诠释价值以及存在论逻辑等工具理性意义的方式，实际上封闭了价值的自主性生成路向。价值的核心、实质是“现实的个人”，人类的实践活动要成为价值性的，一方面就必须、一定是为着守护、捍卫人的正当性权路和尊严，另一方面这一活动同样应该是确立人对于充满非确定性的对象世界以及人类自身生存发展的责任。在这个意义上，价值的生成、确立、实现和确证的过程，就至少包括了前提的必要审视、过程的目的定向、目标的意义审视等多维因素的并生共在。
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探索和实践经验之所以成功，通俗地说，是因为实现了这一伟大事业所必须遵循的“规律—目的论”“道义—主体论”以及“文化—文明论”多维要素的辩证融通与有机耦合。对社会现代化做价值哲学、价值思维层面的审视的结果，旨在表明，中国式现代化所发现、所守护、所实现和所确证的价值，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所谓“普世价值”（自由、民主、平等、人权）反思批判基础上，对人类现代化实践所生成的普遍性、共享性之积极的、正向价值的肯定；二是秉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原则，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程中生存、发展与进步之利益本位的坚持；三是价值实践主体的人民性立场以及美好生活价值目标的一以贯之；四是立足“全人类共同价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想，以公共价值的立场对全球繁荣、稳定与人类福祉和共同利益最大化的合理兼顾和不懈推进。
（一）中国式现代化之价值思维智慧及其内在意蕴
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之于价值的哲学思考的启发性意义在于，这一伟大的实践，以合乎规律性和目的性的方式，变革了现代化的启蒙现代性的价值逻辑，提供了一种总体性关切、关系理性规制以及合理性人学目的论引领的后发型国家社会现代化的新的价值范型，将一个个抽象的价值理论预设变为活生生的具体的生存论与生活论现实，并实际地落实到以优良制度共同体的力量，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满足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
人不可能完全摆脱对物质和财富的绝对依赖而在真空中生存。人之为人，文明之为文明，恰恰就在于其对于物和财富的正确的态度。从价值合理性逻辑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做全面审视，其独特的中国智慧和世界性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价值发现、价值实践以及价值生成和实践的总体性逻辑，即基于现代化的历史与现实、中国与世界生存本体论意义上关于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总体性认知与诠释视野的确立。中国式现代化摆脱了以往价值哲学关于“价值是什么”以及“价值应如何””等问题的抽象性预设，将对社会真价值的发现、理解、诠释和确证方式，置于具体的社会历史过程和文明进步论的场景之中，让其依照如其所是的自然生成性与本然性、本己性逻辑得以自主的呈现。中国式现代化发现了价值是其所是、如其所是的合理性和恰当性方式，确立了价值生成的新质的总体性逻辑，社会真价值、人自身的价值就生成、确立于这一关系本体性逻辑之中，单有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足以生成价值。即使有，也只能是某一个方面的价值。
二是中国式现代化证成了“发展让生活更美好”的价值实践逻辑。发展是现代化的主旋律，但不同的发展价值观所支配和导致的现代化的结果截然不同。中国式现代化价值哲学基础的确立过程，伴随着对发展价值的反思与重建，矫正了发展与财富的逻辑，确立了以发展看待生存，将美好生活作为发展的内在要素与有机构成，以合理发展不断促进人民美好生活的实现。
三是中国式现代化阐明并承载着基于全人类共同价值信念的文明型生存论理想。中国式现代化之最突出的价值成就和贡献，就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而人类文明新形态正是人类公共性生存智慧的最高层次的价值表征。中国式现代化不仅仅关注中国的发展和进步，而且兼具世界历史意识和人类命运情怀，将践行并实现全人类共同价值、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宏伟目标的题中应有内涵。
（二）中国式现代化：面向人的合理性生存的社会公共价值的确立
个体还是共同体、私人利益还是公共利益本位，是启蒙现代性及其所处时代问题的表征。启蒙现代性的生存逻辑是资本逻辑，是分裂、对抗的逻辑，是刻意制造全球不平等的逻辑，是违背人类文明本性的霸权逻辑，这种逻辑的自我确立方式被认为符合人的“天生自利”的本性，本质上是一种抽象人性论的逻辑，是将人与其实际地生存和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共同体强制分离，使得人的生存重新降格为动物般的自在性逻辑。但是，就是这样一种“倒退的逻辑”，竟然假人性自由、平等追求之名，堂而皇之地成为世界范围内社会现代化和所谓“文明”性实践的基本依循。
进入人类文明视域中的“价值”，其所关涉的对象，本质上是全领域、全过程、全关系、全生态的，其所诉求的，是整个世界所以为世界的本真性存在的应然逻辑。文明人类所从事的一切活动，都有一种确定性的目的和目标在其中。人性的善恶二重性本性使然，决定了现实的人类历史必然会永久性地处于“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激烈冲突和博弈之中。
以现代实践人学的理论相观照，价值是复杂的历史发展中人性本质不断纯良化的自我修炼、自我修正和自我澄明，它依托并实质性地指向某种以人类普遍福祉为最高、最终旨归的理想形态的制度共同体实践，在文明人类境界性提升的意义上，借此构成人之为人、世界之为世界的最深刻的根据、逻辑和圆融性特质。在生存论意义上，真正的、真实的价值，本质上是一种理论和实践有机融通基础上的系统质。在这个意义上，价值是不断迈向自我完善历程中优良的、优雅人性和社会关系的总体。依照事物存在的客观性逻辑，价值之于现代人，一开始是遮蔽态的、未充分展现的，因而充满神秘的色彩。人们只可以欣赏她、体验她的美妙，但却无法用精确的语言表达她。即使有人类的存在有意识、有目的的各种活动的展开，人们对于实际上如影随形地正在生成中的价值，其实并没有一种集体理智自觉意义上的自觉。在那种存在情态中，价值是偶然的，其对于人类活动的目的、目标和方向的意义也不是非常明确的。
与人类历史和进步方向相一致的社会现代化所追求、所努力证成和实践的，是公共价值。被正确理解和诠释了的公共价值与人类文明相始终，现代性反思批判视野中的公共价值，立足现代公共性理论与实践的宏阔视野，诉求的对于人与整个对象世界之合理关系的一种深刻的实践理性观照和有效规约，所寻求的是生存本体论和人类发展之终极性意义上，一切价值形态所以可能的合理性理据和正当性逻辑。公共价值不仅是理论的，更是现实的。从国家层面来讲，关乎公平正义，这是公共价值的元层面；从社会层面，关乎权利保护基础上的公序良俗；从个人层面，关乎现代个体之心怀天下的公民性人格。因此，公共价值之最深刻的旨趣，关切并指向世界所以为世界，社会所以为社会，文化所以为文化，以及个人之所以为个人的最深层、最持久根据的东西，是包括哲学在内人类一切思想和理论形态的最真实旨趣：（1）公共与价值互为表征。一方面，公共是价值的本体，公共价值是价值的最高层级，是一切形态的价值努力以赴的目标；另一方面，价值本质上是人类理性公共性追求的体现，公共性是一切价值的最大通约性。（2）公共价值是理想意义上人类普遍福祉的本根，是人类思想理论之最深刻的理据，是人类文化的母体，是人类一切形态的理论和实践活动的最高规范和内在规约；（3）公共价值是人类一切认识和实践活动的根本特质、内在动力和发展方向。公共价值依托于特定的制度共同体，是人类迈向公共性社会、公共性生存境界的集体努力。
公共价值的建构是人性进化所能达到的文明高度的实践文化表征，进一步说，公共价值与美好生活的探索是在对人性普遍反思、批判的基础上，追求发展的合理性与人性化趋势。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公共价值目标，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前瞻性和超越性的制度和方案，为困顿、迷茫的全球冲突问题的解决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为构建一个公正、协调的美丽新世界提供了新的人文化发展范式，其遵循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对优良人性的塑造，将文明人类引向丰富、整全性的新境界。质言之，中国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天下为公”的胸怀，站在人类文明新形态创制的高度，追求美好生活的实践立场，不懈地以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为理论指导，坚持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贡献了新价值得以出场和自主性建构的全部要素，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和实践探索的实质，有三种价值观同时在场：马克思主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观引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奠基，以及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倡导、坚持与践履，从而生成了社会现代化的中国价值理念、中国价值逻辑：新发展理念的价值引领、人民性的价值实践，以及美好生活追求的价值目标，最终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观、价值哲学，因其政治制高点、真理制高点、道义制高点，一开始就具有了超越性和前瞻性，洞悉并掌握了人类价值化生存的真理，其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关系性本位逻辑。即价值理念、价值存在方式所以可能的新理解，提供了发现、理解和诠释作为现代化之深刻理据的价值理念的中国方式、中国逻辑和中国表达，明确指认，价值是人类生存与生活的总体性逻辑、整体性智慧。这一新质的价值理念和价值观样态兼顾自然生态与社会发展，兼顾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倡导多边主义的公共治理价值；二是合理性实践逻辑。贡献了价值生成与价值实践所以可能的合理性关系场域，表明价值从来都不是孤立的，而是一种与人类合理的生存与发展范式、与优良制度实践、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等诸多要素高度契合、一致的系统质，其中的任何一种单一要素，都不足以促成一种哲学意义的价值的生成。
（三）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叙事逻辑：人民主体性本位的美好生活的价值理想的始终在场
社会现代化和市场经济的西方逻辑，还有一个最鲜明、最突出的特征，就是资本逻辑的膨胀和技术理性之主导性地位的确立。资本逻辑体现、代表的，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意志、资产阶级的利益，在这样一种意识形态中，技术理性必然沦为市场、资本逻辑的奴仆。上述要素结合起来所产生的结果就是，随技术进步、市场理性的不断健全，财富创造的越多，由分配的不公平所引发和导致的社会的贫富分化现象愈是不断加剧，分化、动荡、冲突不可避免。在这个意义上，作为财富直接创造者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存境况，并没有随社会财富的增加而相应地得到改善，相反，非公平现象以及普遍的被剥夺感成为共同的心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创造实践的体制性依托，自一开始与“市场化社会”有本质的不同。一方面，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这一伟大的创造性实践，在理论立足点、实践逻辑以及价值目标的确立等方面，其所追求和坚持的制度正义的理念，不是个别利益集团甚或资本或少数人利益的最大化，而是人民主体性、社会公共利益本位基础上民众福祉的不断累进性提升；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创造的探索性实践，深刻地变革了主导西方现代化和文明创造实践的作为意识形态的“发展主义”的理念，以及其对整个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生活以及日常生活价值观的侵蚀、扭曲，始终坚持社会历史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向统一，生成、确立了具有理论原创性意义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并以此作为社会现代化和文明新形态创造的指针。上述两个方面的坚持和努力，确保了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创造实践之源源不断的内生性动力，向世界展示了和平崛起中的东方文明古国的美好形象。
由道路、理论、制度以及文化的先进性和优越性所决定，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和自信做出如下表达，即：中国式现代化所蕴含着的价值观，其实就是中国价值观，是世界价值观问题上中国立场、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集中体现，表征着人类在价值观、价值哲学探索和实践问题上所达到的新的理论高度。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基本价值观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结晶，包含着对西方社会价值观的反思、批判与超越，包含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价值观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探索和伟大实践过程，遵循着明确的价值观自主变革逻辑。发现、创造价值、正确地理解价值，从而形成一种规范理性意义上，有别于西方现代化的中国特色价值观的呈现方式，是中国式现代化获得其明确的精神文化标识，从而取得价值观层面上话语权的关键所在，更是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普遍历史性意义和文明形态比较性优势和特质的标志。
中国式现代化所引起的价值观变革是全方位的，是人与自然、与社会共同体、与人自身等多方面关系的审视、纠偏与矫正。就其完整的理论逻辑、核心内容及其呈现形态来看，价值观问题上，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对西方现代化理论及其价值目标的变革与超越，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价值观”。中国式现代化不走资本逻辑驱使下竭泽而渔的歪路，而是谋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把“天人合一”的中华文明智慧，融入后发展主义、后全球化时代新质的现代性的生态伦理重构，强调以“全生态意识”、健全的生态理性和生态正义观，以现代生态公民的立场，守护全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家园。
二是共同体福祉本位的社会正义价值观。在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上，破解西方自由主义的两极分化困境。中国式现代化不走贫富悬殊、阶层固化、社会分裂的歧路，而是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创造性地结合起来，超越两极分化的逻辑，跨域“中等收入陷阱”，以从全面小康迈向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重要目标和主要特征，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相协调、相统一。
三是“美好生活”目标引领的发展价值观。中国式现代化价值观强调“创新”“绿色”“协调”“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超越“理性经济人”的狭隘的物质至上和财富本位的价值逻辑，有效破解“发展悖论”以及“发展主义”的政治与意识形态，以发展的根本目的在于满足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为宗旨，努力实现发展成果的人民共享，从根本上克服了发展主义价值观的弊端。
四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观。与以资本为中心的西方式现代化不同，中国式现代化超越资本逻辑，始终坚持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发展逻辑。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所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中国式现代化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价值立场，将人民利益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价值底色，更在实践中赋予了“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的时代内涵，“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式现代化内蕴的独特价值观的内在特质和境界。
五是提出并全面践行以“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为核心内容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致力于重建新的国际关系、国际秩序以及国际交往价值观，以公共价值的立场，对全球繁荣、稳定与人类福祉和共同利益最大化的兼顾和不懈推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和平与发展是我们的共同事业，公平正义是我们的共同理想，民主自由是我们的共同追求。”在民族国家与世界的关系上，全人类共同价值旨在破解西方霸权主义的零和博弈困境。中国式现代化倡导和平发展新路，反对单极主义的不平等逻辑，主张以多边主义全面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和实践，致力于一个和平、稳定、正义和秩序的新世界。
六是破解西方现代化文明观问题上所奉行和推崇的“传统”与“现代”、“先进”与“落后”以及“中心”与“边缘”的思维定势，强调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过程，伴随着具有独特的历史深度和时代高度的新“文明价值观”的生成、确立。2023年3月15日，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面向世界首次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反对“西方文明中心论”；“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强调对各民族优良文化传统的继承、创新和发展；“共同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以对话、交流和沟通实质性地跨越“文明冲突陷阱”。
综上，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观，有对人类合理的、先进的人类公共价值的坚守，有对于西方社会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畸形价值观的反思。通过上述努力，旨在超越现代化价值思维范式问题上，所谓“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狭隘与偏颇；西方现代性价值诠释与辩护问题上所谓“文化”与“意识形态”、“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平等”抑或“效率”、“财富”还是“德性”等现代性的西方话语规制之二元对立的局限与误区，提供了人类新型现代化的价值诠释逻辑。
结 语
价值是人类生存的内在秩序，是经由人的自由自主的活动所确立的确当性生存的深厚根基、深刻理据，是人类发展、进步的方向和引领。没有价值或者缺少明确价值观，对属人的生存与活动而言是不可思议的。现代文明、现代社会、现代人、现代思想理论称之为“价值”的那个东西，一定具有自洽性、自足性以及自明性特质，一定是意味着、表征着某种需要、值得人们去敬畏、敬仰，去守护、去呵护的神圣而崇高的东西，去遵守、去珍视、去传承的东西。正是这些东西的存在，给了对象世界以庄严的秩序，给了人的生存和生活以规范、尊严和内在性意义，给了世俗社会中芸芸众生以超越性的引领，让他们直面复杂、挫折与悖谬，以勇毅果敢的努力，克服生存与生活的艰难，看到希望、曙光与美好愿景。
本文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