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蔡美彪（1928-2021）先生是我20世纪八十年代初入学界时见到的最有大家风范的中国历史学家。1983年秋，我开始在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随陈得芝（1933- ）先生攻读蒙元史专业硕士研究生，从此我就经常有机会见到蔡先生。其实，在此之前我也已经在元史室多位师兄的硕士论文答辩会等场合领略过蔡先生极具魅力的学人风采。见到蔡先生，我才真的知道什么叫气宇轩昂、仪表堂堂。1980年代的中国学者，绝大多数人身上都还或多或少地带着点困顿和寒酸的气象，记得当年我初见哈佛大学博士、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萧启庆（1937-2012）先生时，竟然惊为天人，他风度翩翩、英俊儒雅的样貌，于当时一代蒙元史学者中间无疑是独一档的存在。而蔡先生与萧先生一样高大、伟岸，但眉宇间更显威严，气场更强大，加上他说话时那一口老派京腔，真的是威风凛凛、气势磅礴，这在我当时所见到的中国学者中间是独一无二的。

对于当年大学历史系的本科学生来说，蔡美彪先生于中国历史学界享有至高无上的学术地位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当年我们使用的最权威的历史教科书是范文澜（1893-1969）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而范先生在世时只完成了《中国通史》的前四卷，从第五卷开始的主编就是曾经担任范先生助理的蔡美彪先生。那是一个信仰和崇拜教科书的时代，作为一套最权威的《中国通史》的主编，蔡先生当时于中国历史学界享有何等重要的位置，这是可想而知的。很长时间内，我们都以为蔡先生是“老一辈”的学者，后来才知道从年龄上说他当时也应该算作是一位“中青年学者”，他曾是老一辈元史学家、南开大学杨志玖（1915-2002）先生的学生，比当时多位著名的中青年蒙元史家，如亦邻真（1931-1999）、周清澍（1931- ）、周良宵（1931-）、陈得芝等也就略长几岁而已，但在我的印象中，蒙元史学界那一代很有成就的“中青年学者”都以师礼敬待蔡先生，或者说亦师亦友地礼遇他们口中的“蔡公”。据我所知，陈得芝老师晚年不便于行，不再能去北京拜会蔡先生后，每逢佳节最要紧的一件事就是要给蔡公打电话问候，向他汇报近来学术和生活中的新收获和新体会，而蔡先生同样也时常会给他打电话，有时来回电话打得稍有点迟了，他们就会互相担心、牵挂，足见他们几十年间亦师亦友的学术情谊是多么深厚！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的蒙元史研究尤其兴旺，这与蔡先生卓越的学术引领，以及他与一批中青年学术同行之间，学问上互相砥砺、同心协力，朋友间团结友爱、互相敬重的优良风气有很大的关联。

二

蔡美彪先生在韩儒林（1903-1983）、翁独健（1906-1986）二位先生相继去世之后，便先后从他们手中接过了学术的接力棒，扛起了中国元史和蒙古史研究的两面旗帜，同时担任中国元史研究会和中国蒙古史研究会的会长。其实，蔡先生当时不仅仅是蒙古史和元朝史的学术掌舵人，而且还是辽、金、元三代历史最杰出的学术权威。作为《中国通史》和《中国历史大辞典》（辽夏金元卷）的主编，蔡先生的学术自然必须具有高瞻远瞩、高屋建瓴的宏大格局，而作为一名杰出的蒙元史家，他又必须是一位语文和文献根基深厚、注重文本解读和历史考据的语文学家，显然蔡先生于以上这两条完全不同的学术进路都轻车熟路、得心应手，是当时中国历史学界极少见的于通史和专门史皆可称权威的杰出史家之一。在1986年9月在南京大学举办的第一届国际元史学术讨论会上，时任中国元史研究会会长的蔡美彪先生代表中国全体元史学者作主旨报告，在国际蒙古学和元史研究的总体视野下，对中国元史研究的过去和现状做了扼要的回顾和评论。作为会务组人员，我有幸在会前就拜读了蔡先生的这份报告，读来如醍醐灌顶。我专门学习蒙元史至此已经三年多了，但对蒙元史研究的学术史了解很肤浅，对从事蒙元史研究的意义和方法等也都没有很深刻的理解和自觉，蔡先生这份报告三言两语，一下就拨开了我脑袋中的很多迷雾，从此对世界蒙元史研究的学术理路有了非常清晰的理解。记得听蔡先生在台上作主旨报告时，台下的我心中充满了对蔡先生的崇拜和敬仰，觉得他在这个国际学术舞台上为中国元史学者争得了无上的光荣。

大概因为我主要是一位喜欢细究文本和考据的语文学家，故对蔡先生众多能“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类的鸿篇巨制读得不多，但曾有几次向蔡先生单独请益学问的机会，他的宏论于我常有振聋发聩的效果。记得有次我向他讨教王国维（1877-1927）、陈寅恪（1890-1969）先生对于蒙元史和西域史地研究的成就，蔡先生一下拉开了话匣子，娓娓道来，廓清了我很多的困惑。他首先对当时社会上流行的盲目崇拜王国维和陈寅恪二位大师的现象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说时下津津乐道王国维和陈寅恪的那些人多半根本就不懂他们二人的学问，所以，谈王国维者多半在说他的《人间词话》，而说陈寅恪者十有八九在谈论他的《柳如是别传》。但是，稍懂点学问的人都应该知道，王国维写作《人间词话》时还是一名钟情于叔本华悲观主义哲学的愤青和文人，根本还没开始做专业的学术研究；而陈寅恪写作《柳如是别传》时已是目盲心死的老者，这时候想起了他年轻时读不太懂的河东君的那些诗词，所以，《柳如是别传》虽然学养深厚，但它不过是一部自娱之作。总之，不管是《人间词话》，还是《柳如是别传》，都不是他们的学术代表之作。王国维、陈寅恪二位先生最经典的学术著作应是他们研究西域史地和蒙元史的作品，它们才是当年走在国际学术前沿的优秀学术著作。可惜，这些作品曲高和寡，今日那些高谈阔论王国维和陈寅恪者，大部分人根本读不懂它们，当然也就无从说起，只能紧抓住《人间词话》和《柳如是别传》不放，喋喋不休地拿它们来说事了。蔡先生对我说这番话的时候还是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中期，二十余年之后，我参与了纪念陈寅恪先生逝世五十周年的一系列学术活动，开始重读陈先生早年在清华十年时期的著作，回顾陈先生的学术经历，更深切地理解了蔡先生当年这番话中透露出的真知灼见。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我在南京大学元史室工作时曾经负责过几期《元史研究通讯》的编务工作，记得曾经编发过蔡先生讨论王国维缘何投湖自尽的一篇文章，蔡先生根据他所见到的王国维先生生前留下的几封信件，提出了与当时大部分学者的种种猜测完全不同的观点，他对王国维先生之学术和人生路程的细致分析，显然都具有他人所达不到的视野和高度。这篇文章刊载于仅在百余名元史学会会员中间流通的《元史研究会通讯》上，但它的学术质量和高度绝对不逊色于那些揭载于重头大刊上的文章。蔡先生是一位了不起的中国近代学术史、思想史的大家。

三

蔡美彪先生作为蒙元史大家自然有很多“会通类”的名篇大作为人称颂，但我发现贯穿其七十余年学术生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主题是他对元代白话碑，特别是八思巴字碑刻资料的整理和研究。蔡先生的成名作是1955年出版的《元代白话碑集录》（2017年出版了它的修订版）；1959年，蔡先生又出版了他与罗常培（1899-1958）先生合著的《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2004年增订）；2011年，已是八十余高龄的蔡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封山之作《八思巴字碑刻文物集释》。这几部著作应该是在他主编的《中国通史》之外最重要的属于个人的学术专著，可见他一生用力最勤的是对元代白话碑和八思巴字碑刻类文献的非常标准的语文学研究。1990年代初，我在德国波恩大学读书期间，常年参加迪特尔·舒(Dieter Schuh, 1942- )教授的古藏文文献阅读课程，其中有一个学期专门阅读元代留存的藏文诏令和文诰。舒教授是研究蒙元时代藏文诏令、文诰的世界最顶级的专家，早年有相关经典的专著出版。但当我们一字一句地精读这些元代古藏文文书时，却依然常常被其中出现的那些只有元代官方文献中才会出现的冷僻词汇难倒，这些词汇在当年所有的藏文词典中都找不到，虽然舒教授常常凭借其天才的直觉给出这些词汇的意义，但终究缺乏语文学的依据，而由于我们这些藏学家对蒙元制度和历史的了解远不够深入，故对这些元代古藏文文本的解读遇到了很大障碍。这时，蔡先生的《元代白话碑集录》和《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这两本书给我们提供了极大的帮助，我们阅读的那些元代藏文诏令和文诰在形式和内容上与蔡先生集录的元代白话碑有很大程度的类似，将它们对照起来阅读就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解读这些古藏文文书。而蔡先生于其书中对每一个碑刻文书中出现的所有专门名字、名物词汇和术语，都做了非常精细的历史学和语文学的解读和考据，它们为我们准确地解读那些在藏语文词典中找不到的冷僻词汇，正确读懂这些藏文诏令、文诰中所提到的法令、制度和历史，提供了极有比照和启发意义的线索。

一直到他的晚年，蔡先生始终热衷于对见于寺观的各种元代的圣旨、懿旨、法旨和其他令牌、碑刻文书的解读；我在2011年出版的《清华元史》上读到了蔡先生发表的《元龙门建极宫碑译释》一文，蔡先生对这块碑的释读采用的依然是十分细致的语文学做法，对碑文中出现的每一个词汇和专有名词都作了十分专业的注解。这样的学术做法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嫌老派了，它是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柯立夫(Francis Woodman Cleaves, 1911-1995)那一代学者专擅的做法，在新世纪以来的蒙元史学者中间几乎已经绝迹了，然而以通识著称的蔡老先生却依然故我，精益求精地做着这类小心求证的语文学学问，这让近年来一直在学界倡导人文学术研究要回归语文学的我深受感动和鼓舞。日前，从高山杉先生的一篇题为《“其辞极溪刻，指摘甚当”——有关入矢义高两篇书评的一些史料》的文章中读到一则有关蔡先生的学术轶事，令人感慨。日本学者入矢义高（1910-1998）先生曾发表长篇书评，对蔡先生的《元代白话碑集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指出蔡先生在录文、标点、校订、体例、注释等方面都犯了一些错误。对于日本学者提出的尖锐批评，蔡先生并没有像其他几位受到过入矢义高先生批评的老先生一样，要么暴跳如雷，拒不接受别人的批评，要么东拉西扯，拼命为自己的错误做掩饰，而是虚心接受，并引以为教训，坦承“从这本书的科学要求来说，虽然是一本资料集，但需要历史学、金石学和语言学（汉语和蒙古语）的广泛知识和高度谨慎的科学态度。这些方面的知识我都是很缺乏的，而又没有付出更多的力量克服这些困难，相反地，只是把它草草了结。科学知识和编书经验的不足，再加上主观上的粗疏大意，本书出现许多缺点和错误，当然不是偶然的。”正是从入矢先生这些尖锐的批评中，还未到而立之年的蔡先生认识到了自己所受学术训练的种种不足，于是更加积极主动地加强语文学学术训练，以弥补自己早年的不足，将学问做得更好、更完美。直至晚年，蔡先生对他的旧著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修订，并坚持不懈地从事元代碑铭文书的解读工作，终于成为这个学术领域无可挑剔的权威学者。

四

蔡先生是一位学术伟人，于人面前始终正气凛然、不怒自威。但是，蔡先生绝不是一个不近人情、不食人间烟火的“学阀”。我与蔡先生少有私下往来，但有两件小事令我铭感终生。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每次到北京访学，都会去京城中几位老师家中拜访，当不速之客。当时连事先写信或者电话联系都不曾有过，就是冒冒失失地去老师家中敲门、闯入，今天想来这是多么鲁莽和无礼的行为。因为知道蔡先生雷打不动，每天都在近代史所的办公室内工作，所以，我每次到北京都会冒失地闯入蔡先生办公室中，东拉西扯地和他聊天。可想而知，蔡先生的时间是多么地金贵，他又是那么惜时如金勤奋工作的人，可对我这样不请自来、不知所云的访客，蔡先生从来没有表现出厌烦，相反总是就我的学术兴趣，对我进行学术的启蒙。到了饭点，还拉我去附近的萃华楼，赏我一顿美餐，并继续在办公室里还没有结束的学术指导。还有一次，我闯入蔡先生办公室时，见到他办公桌上放着一叠即将要编入《元史论丛》的论文稿子，作为主编的蔡先生显然要亲自动手编辑、修改所有的论文。正好在这一辑的论文中有我投的一篇稿子，蔡先生让我坐下来看他如何一页页地给我修改我的论文稿。当时我既紧张，又兴奋，一是觉得我的论文文字写得那么幼稚，怕被蔡先生笑话，二是觉得能够看到蔡先生亲自为我改稿，我以后就知道该怎么把文章写好了。让我终生难忘的是，蔡先生一句句、一页页地看着我的论文，随手用红笔几乎在每一个句子中都会果断地勾划掉几个多余的语词，有时甚至会将整个句子勾掉，看得我心惊肉跳。改稿时蔡先生默不作声，改完几页之后，他递给我让我自己重读一遍，问我这样删减以后，文章读起来是不是顺畅、有力多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蔡先生红笔一挥真的是鬼斧神工，在被蔡先生删去了这些芜杂的字句之后，我的文章竟完全是另一副面貌了，少了很多的幼稚、做作，多了许多的简练和成熟。蔡先生现身说法，化腐朽为神奇，教会了我如何更好地进行学术写作，这让我终生受用。虽然，此生我未能有幸成为蔡先生的入室弟子，但我和我同辈所有从事蒙古史和元史研究的青年学子一样，都曾唯蔡先生马首是瞻，以蔡先生为我们共同的学术领袖和榜样。今天，我也垂垂老矣，很久以来也不再以蒙元史为学术主业了，但蔡先生的学术成就和学者风范永远是激励我继续努力前行的推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