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清代琉球册封使在出使琉球时对琉球这一域外空间进行了文学书写，主要包括天使馆的日常空间、琉球八景的地理空间与竹枝词中的社会空间。在天使馆的书写中，他们以空间标记自我身份，寄托对崇高功业的向往，又将天使馆定义为“他者”，在与日常空间的交互中建构丰富多面的自我形象。在此基础上，又以八景诗为中心形塑了琉球地理空间。八景的选取体现出以汉文化为中心的空间秩序，八景的书写表现出强烈的恋地情结，赋予琉球地理景观特定的文化含义，使之成为既具审美性又具时间性的文学景观。琉球社会空间的书写，从民居、衣冠、生产方式等方面突出了琉球社会的异质性，在文化、习俗、制度中异中求同，寻求汉文化痕迹，使之成为融入了主观价值的文学形象。清代琉球册封使对琉球不同空间的在场性书写，建构了他们的自我形象与琉球的文学形象，拓展了清代文学的书写空间。
关键词：清代；琉球册封使；空间书写；形象建构
一、引言
琉球是明清两代的藩属国，自明永乐时期，每逢国王嗣立，即请命册封。清代接收、延续了对琉球的册封关系，八次遣使册封琉球。册封使出使琉球多进行文学创作，书写出使的见闻与体验。这些作品融入了他们的价值观念、文化意识与审美倾向，以在场性的生存体验反映了对域外的认识，具有特殊的文学价值。 清代的册封使自康熙年间汪楫开始以学问优长的词臣充任，他们学识渊博，长于文学，通过诗歌记录了出使域外的经历。例如，康熙二十二年(1683)册封正使汪楫有《观海集》，副使林麟焻有《琉球竹枝词》；康熙五十八年(1719)正使海宝有《使琉球诗》，副使徐葆光有《海舶集》；乾隆二十一年(1756)副使周煌有《海东集》《海山存稿》；嘉庆五年(1800)正使赵文楷有《槎上存稿》，副使李鼎元有《师竹斋集》；嘉庆十三年(1808)正使齐鲲有《东瀛百咏》，副使费锡章有《一品集》；同治五年(1866)正使赵新有《还砚斋全集》。随同册封使出使的从客文人也记录了游历的见闻，如乾隆二十一年(1756)随全魁、周煌出使琉球的王文治有《海天游草》，道光十八年(1838)随高人鉴出使的陈观酉有《含晖堂遗稿》。这些作品以诗歌为主，书写了对琉球的认知与在域外的人生体验，在清代闭关锁国、文人少有域外行迹的历史背景下，尤值得关注。出使域外是空间的位移，而空间关涉身份认同、形象建构、意识形态、审美观念等，清代琉球册封使在文学作品中如何感知域外空间?如何定义自我?又如何塑造琉球?这些问题可从空间的角度进行探讨。
空间的概念既包含了地理学意义上的物理空间，也包括社会关系在空间结构中的呈现。从现存的清代琉球册封使的作品来看，他们表现出对域外空间的强烈感知，其中使馆、景观、社会是他们关注的焦点。使馆是标志了册封使身份的特定空间，景观以琉球八景的地理景观塑造为典型，琉球社会则集中在竹枝词中展现，分别代表着他们在琉球的日常空间、地理空间及社会空间。清代琉球册封使对这些空间的书写蕴含着身份言说、观念输出、异质文化体验等内容，具有丰富的内涵。本文观照他们对琉球的空间书写，探讨他们在不同空间对自我形象与琉球形象建构的过程，揭示清代琉球册封使域外空间书写的文学意义。
二、天使馆日常空间书写与自我形象建构
天使馆是清代琉球册封使处理政务、日常起居之处，它既有政治性意蕴，又指涉意识形态、文化观念，既封闭又开放，既公共又私密，属于更为广阔的域外空间，同时又为册封使在方寸之地中建立了归属感。使馆空间的多重属性使得清代琉球册封使关于它的书写呈现出多重心态。
(一)天使馆书写中的身份认同
清代琉球天使馆在那霸，距离琉球王城首里城十余里，建筑格局“一仿中朝官廨制度”[1]，凡照墙、辕门、鼓亭、班房、仪门、廊房、大堂、穿堂、寝室等一一具备。在琉球期间，除了完成谕祭、册封等政治仪式之外，册封使绝大部分的日常生活都在使馆内，他们为使馆书匾题额，种植芭蕉、榕树、荔枝，接待琉球士大夫，撰写笔记、奏章，吟诗作赋，给使馆打上了深深的汉文化烙印。其中，正、副使所居的两座小楼——长风阁和停云楼，分别为汪楫、林麟焻所题，是历次册封使及从客吟咏最多的对象。例如，汪楫有《长风阁喜雨》，徐葆光有《停云楼》，周煌有《留题停云楼二绝句》，赵文楷有《中秋长风阁作》《使馆楼中》，李鼎元有《停云楼即事八首》《停云楼自目四首叠前韵》，齐鲲有《长风阁五君咏》《和西墉〈停云楼即事〉五古原韵》，费锡章有《停云楼五君咏》《停云楼即事》。此外，从客王文治、陈观酉有《长风阁立秋和全侍讲韵》《停云楼听杭州徐傅舟弹琴》《螺舟太史招集停云楼下赏菊》等作。这两个空间在他们的书写中被赋予了特殊的空间意义，并借以完成自我形象的建构。
天使馆为使节居所，清代册封使在对使馆的书写中首先体现出强烈的身份自觉，长风阁、停云楼正是使节的身份标识。汪楫是长风阁的题额命名之人，其《长风阁喜雨》作于初至琉球时：
三年荒徼望甘霖，一夜轻雷送好音。有脚春来天子惠，随车两足使臣心。蕉花穿户红全湿，橘叶遮垣绿更深。见说塗人歌且舞，老夫高眺亦长吟。”[2]
“荒徼”之地久遭干旱，使臣初至，天降甘霖，正体现了天子之惠，帝德之盛，“喜雨”是全诗情绪的表达，而“长风阁”才是此诗的核心。作者仅在第三联描绘了雨中“蕉花穿户”“橘叶遮垣”的长风阁，在这里“长风阁”已经成为一个带有政治意识形态的心理空间，凸显出使臣的身份认同。汪楫对天使馆的认识得到了后来册封使的认同，在他们看来，使馆是声教、帝德的宣播之地，“使院何曾小，卅年方一开。始知文教广，端为册封来”(李鼎元《停云楼即事》)[3]，“宾至如归今始信，果然声教震无雷”(李鼎元《五月十有二日由霸港奉册入天使馆》)[4]。使馆的设立和建制专为册封之事，显示出琉球对宗主国清朝的尊敬，也使得册封使生出“宾至如归”的归属感与上国天使的自豪感。
空间的意义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被固定，长风阁、停云楼在二百余年的历史中积淀为一种身份归属与功业向往。嘉庆十三年(1808)册封使齐鲲与费锡章分别创作了《长风阁五君咏》与《停云楼五君咏》。齐鲲作为正使分咏前五任正使张学礼、汪楫、海宝、全魁、赵文楷，费锡章作为副使分咏王垓、林麟焻、徐葆光、周煌、李鼎元五位副使，题目分别冠以“长风阁”与“停云楼”，以空间界定身份，歌咏这些使节的功绩。对前使的书写也以空间为连接古今的支点，长风阁题额自汪楫始，百年留名，故齐鲲写汪楫“客馆传佳话，题名最上头。海天三日度，翰墨百年留”[5]；全魁曾在长风阁东楹题匾“云海空青”，故写全魁有“云海留题处，经今五十春”[6]之句；赵文楷出使琉球在嘉庆五年(1800)，距离齐鲲出使仅八年，二人曾有交集，故咏赵文楷“诗价鸡林贵，文名凤阁传”[7]。停云楼匾额为林麟焻手书，费锡章表达了对林麟焻的景仰之意：“倚枕瞻留墨，光晶向日悬”[8]；李鼎元在停云楼中完成了《球雅》的编纂，费锡章赞曰：“《球雅》成书地，中山第一楼。”[9]从齐鲲与费锡章对“五君”的书写来看，“五君”指向身份一致的前册封使，两个独特的空间经过时间的沉淀，不仅成为册封使的身份标识，还承载了他们的功业与名望。“五君”之咏又暗含了当下身处相同空间的“我”对名留青史的未来希冀，咏“五君”亦是咏自身，体现出强烈的身份认同与形象建构意识。道光十八年(1838)随高人鉴出使琉球的从客陈观酉以后来人的身份充分肯定了前册使们的功绩，他在《琉球杂咏》中写道：
天泽门中两使君，锡纶敷命继前勋。峨峨楼阁登临处，万里长风五色云。(其二十二)[10]
诗中“天泽”即天使馆仪门，“锡纶”“敷命”指天使馆中的“皇纶堂”与“敷命堂”，“峨峨楼阁”既指正、副册封使所居之处，亦是赞扬他们的伟岸人格与崇高功业；“万里长风五色云”暗含“长风阁”与“停云楼”，也是以空间指代身份，说明历次册封使通过对天使馆的空间书写所建构的自我形象已被后人所接受。
(二)日常空间中的多重自我形象
除了体现使节身份外，徐葆光、齐鲲等人在天使馆的书写中还表达出不同的心态和意趣。徐葆光改变了天使馆的空间形态，在使馆中构筑了小东轩，叠石种蕉，以供消闲，并在诗中描绘了这一带有个人审美情趣的空间：“半庭花叶好，凿牖小楼偏。卧席看云变，规窗学月圆。一琴消院漏，薄醉作秋眠。灯影凌虚泛，吴江舴艋船。”(《小东轩》)[11]小东轩只是使馆一隅，如吴江之舴艋小舟，方寸之间伴着半庭花叶，能在其中卧看云月，抚琴消闲，醉作秋眠。作者将目光聚焦在使馆中的特定空间，由小空间见大胸怀。徐葆光对小东轩的营造与书写，映射出闲适冲融的内心世界，实现了在域外诗意的栖居，塑造了品味高雅的隐士形象。齐鲲《长风阁即事》的自我塑造更为丰富，他写长风阁的景致、陈设及自己在长风阁中赋诗、观景、著述等活动，从而建构出多重形象，他既是“静消闲岁月，富傲小诸侯”(其八)[12]|的萧散豁达的隐士，也是“爱月停琴伫，敲诗刻烛成”(其二)[13]情调高雅的诗人，还是“左图兼右史，万卷拥楼头”(其八)[14]博学勤勉的儒者。这些自我形象指向高洁的人格理想，都在对天使馆日常空间的书写中完成。
清代琉球册封使对天使馆空间的书写并非全部正向，而是呈现出割裂与矛盾，一方面，他们用使馆标记自我的身份，将使馆视作精神栖居之所，另一方面，使馆又是异域殊方，“他者”之乡。尽管使馆建制仿照中朝，尽管琉球国王、权贵隆重接待，但他们毕竟身处域外，物理空间的位移改变了他们的日常生活环境，造成心灵、精神的焦虑。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来说，人们倾向于运用其他群体所居的空间来界定“他者”，“他者”相对于“自我”是边缘化的、不平等的。身为宗主国的使节，册封使本身已经就有一种心理优越感，在面对陌生的异域时，他们通过使馆的空间特征来界定琉球，此时，天使馆这一空间不再充满正向和诗意，而是令人不适、焦虑。李鼎元《停云楼自目四首叠前韵》云：
入门先得饱行厨，香稻曾闻贵似珠。蝎虎避人鸣室隙，海蛇盘索挂庭隅。楼含水气知潮信，户杂歌声识酒徒。圆鉴池莲开也未，不堪回首忆西湖。(其二)[15]
诗中从饮食、居所、气候等方面描写停云楼中的生活：粮食匮乏，稻米贵如珍珠；用来隆重接待使节的停云楼海蛇盘索、蝎虎常鸣；潮湿的气候、喧闹的醉歌无不渗入天使馆的每一处，这种令人不安的环境激起了作者对故土的思念，从而想到了池莲摇曳的西湖。李鼎元在《停云楼即事》八首中也描写了类似的生活感受，如迥异于中原的物性：“萤火风仍聚，蚊雷曙不收”(其一)，难以适应的饮食：“藿肠亲海错，苦道不相宜”(其三)，简陋倡仄的居处：“平铺几片席，斗室配僬侥”(其七)，落后贫瘠的医疗：“近海人多疫，先愁觅药苗。”(其七)[16]徐葆光、赵文楷、周煌等人的诗通过视觉、听觉、想象、比喻等方式书写了类似感受：“大海波涛乡梦断，殊方气候客心惊”(赵文楷《夜起》)[17]，“秋夕无霜也飒然，枕中潮响不成眠”(徐葆光《夜起》)[18]，“穿屋鼠多伎，巡檐虎有声”(徐葆光《闻雷》)[19],都是册封使们在使馆这一空间中的生存体验。在他们的笔下，使馆是嘈杂的，波涛翻涌之声、壁虎鸣叫之声都能惊起乡心，这些体验带来心理的异质感和隔膜感，让他们更加迫切地思念故土。由此，当下的“绝域”“殊方”在与故土的对比中成为“他者”：“孤根托绝域，宿土忆中原”(赵文楷《李墨庄舍人自闽抚署携荔枝二株渡海种于使院》)[20]，“一出随风栖绝岛，无心也忆故山无”(徐葆光《停云楼》)[21]远客初来都未惯，独怜山色似巴陵”(李鼎元《停云楼自目四首叠前韵·其四》)[22]，“中原相望不相闻，白露凉波堕残月”(王文治《停云楼听杭州徐傅舟弹琴》)[23]。绝域与中原，绝岛与故山，对域外空间的称呼和空间界限的确认，表现出情感上的疏离和对使馆所代表的域外的他者化，通过对地方和环境的诠释进行着自我书写。
清代琉球册封使在对天使馆的书写中赋予了其多重意义，它既是册封使身份的表征，又是他们在域外的精神栖居之地，同时还是异域、他者。他们在与使馆空间的交互中建构起使节、儒者、诗人、隐士等多面的自我形象，在价值观念、情感向度、文化心理等因素的影响下强化了自我认同。
三、琉球八景书写与文学景观塑造
清代琉球册封使在琉球期间除了公务活动，还登临游览、采风问俗，林麟焻《玉岩诗集自序》对其在琉球行迹的记述颇具代表性：“振衣策马于山颠水涯，睹大海之紫澜，想蓬莱绛宫之明灭，一时花院苔龛，流连歌咏，或酒酣耳热，落笔如风雨。”[24]琉球的地理、人文景观一一留于册封使的笔下，且有较为强烈、明确的空间意识。景观是具有审美性的地理空间，是“自然属性与人文属性的统一”[25]，“具有形象性或观赏性”[26]，它的出现必然打上人的烙印，人的主体性在景观的建构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文学作品中，“文学作品不能被视为地理景观的简单描述，许多时候是文学作品帮助塑造了这些景观”[27]，文本书写时往往渗入了作者的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影响着景观的表现方式。在这一过程中，现实世界中的地理空间被建构、被形塑，成为具有体验性和审美性的文学景观。
清代琉球册封使在对琉球地理景观的书写中自觉进行了空间形塑，周煌《琉球国志略》对琉球胜迹的一段议论明确表达了空间建构的意识：
胜迹者，地以人传，人以事传。穷海之滨，足迹罕至，虽有奇岩幽壑，极瑰尤诡异之观，孰从而传之?琉球之有胜迹，则自得通中国始也，其地环山萦海，波涛之所荡激，清淑之所钟毓，自宜高高下下，时出胜概，譬犹披沙拣金，岂曰无得。而况皇华数临，鹤书遥降，循习于舞蹈拜扬之节，浸润乎诗书礼乐之容，山为增辉，水为增媚，而况乎于人乎。[28]
周煌认为，胜迹之所以成为胜迹，是因为有人的反复书写，而琉球胜迹的出现与流传得益于“皇华数临，鹤书遥降”。清代册封使对琉球山水的观察、体认以及带有中原礼乐文化的吟咏，完成了对琉球地理空间的形塑，使之成为“胜迹”，成为文学景观。
(一)琉球八景的形成机制
清代册封使对琉球景观的书写以八景诗为代表，八景诗由北宋时期的“潇湘八景”组诗演化而来。清代的八景诗从潇湘八景延伸到全国各地名胜风景，覆盖范围十分广泛，成为文人标志地方景观的独特方式。琉球的八景诗亦出于潇湘八景诗，而琉球“八景”明代册封使虽有吟咏，但并未完全形成，明天顺七年(1463)琉球册封使潘荣作《中山八景记》，云：“文达敝居之东，新创有寺，山水颇清奇，命工图为八景。”[29]八景之名，文中未详。而潘荣之后，明代册封使再无琉球八景的有关创作，这种情况在清代发生了变化，琉球八景在清代册封使的书写中逐渐固定下来，成为琉球的地理景观标识。
清代册封使的八景诗或题“院旁”，或题“中山”，或题“球阳”，或题“琉球”，题目尽管不同，但所咏八处景观一致。八景的书写始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册封副使徐葆光，他的《院旁八景》组诗分咏“泉崎夜月”“临海听潮”“粂村竹篱”“龙洞松涛”“笋崖夕照”“长虹秋霁”“城岳灵泉”“中岛蕉园”八处景观。此后历任册封使在琉球景观书写中延续着对此八景的认同，乾隆二十一年(1756)副使周煌《中秋波上晚眺》自注：“波上一名笋岩，八景之一也。”[30]嘉庆五年(1800)册封正使赵文楷《游龙洞》自注：“在龙渡寺旁，龙洞松涛为中山八景之一。”[31]嘉庆十三年(1808)册封正使齐鲲作《中山八景》，副使费锡章作《琉球八景和北瀛韵》，所咏八景与徐葆光、周煌、赵文楷等人诗中所言八景完全一致，道光十八年(1838)从客陈观酉在《琉球杂咏》中仍有吟咏“泉崎夜月”之作。八景不仅在诗歌中固定下来，还形成了八景图，周煌在《琉球国志略》中绘有《球阳八景图》，诗画互映，互为参照，与史志笔记一起建构出琉球的景观形象。
从空间位置来说，八景的选取体现了以汉文化为中心的空间秩序。八景诗中的每一首都指向一个现实中客观存在的，具有审美性和观赏性的地理空间，确定八景的地理位置是创作者的首要任务，徐葆光的八景诗题为“院旁八景”，“院”指天使院，即清朝驻琉球使馆，显然是选取了使馆附近的八个地点进行书写。根据汪楫《使琉球杂录》、徐葆光《中山传信录》、李鼎元《使琉球记》等的记载，天使馆与八景皆在那霸，使馆在那霸港口迎恩亭里许，“出(天使)馆东行至文庙，折而南度泉崎桥，桥下为漫湖浒，每当晴夜，双门拱月，万顷澄清，如玻璃世界，为中山八景之一”[32]，此即“泉崎夜月”。“过(泉崎)桥而南，为牧志村，有堤曰长虹”[33]，为“长虹秋霁”之所在。长虹跨海，连接那霸与久米村。久米村有“粂村竹篱”，为明洪武时闽人三十六户赐置之所，距那霸港二里。“临海听潮”之临海为寺名，在那霸港口北炮台长堤之中。“城岳灵泉”指旺泉，在那霸港东南城岳东麓。“龙洞松涛”在那霸炮台西奥山龙渡寺，奥山隔漫湖对面为中岛，上有蕉园，为“中岛蕉园”。笋崖又名波上，在那霸港附近辻山西北。八景的位置以使馆为中心向那霸港周围辐射，映照出以天使馆为中心的空间意识与空间秩序。同时，八景中“条村竹篱”“临海听潮”与汉文化紧密连接，久米村为汉人聚居之地，临海寺“为渡唐官船祈报之所”[34]，景观背后蕴含着怀柔远邦、霑沐王化的文化内涵。“院旁”八景的空间秩序在周煌、赵文楷、齐鲲、费锡章等后来使节的反复书写之下被固定，题目也演化为“中山八景”“球阳八景”“琉球八景”，成为琉球的景观典型。
(二)琉球八景的塑造策略与影响
琉球八景是清代册封使对域外地理景观的形塑，其中渗透着中原文化的基因，所以在对八景的塑造中，册封使呈现出客居域外的心态，并通过对中原空间意象的移植、类比表露他们的恋地情结。册封使在八景空间的书写中寄寓了对故乡的怀恋，这里的“故乡”从地理空间上来说是中原大陆。段义孚用“恋地情结”来指代人们对地方的依恋感，清代琉球册封使对故乡的怀恋，正是恋地情结的表现，故乡是他们空间意识生发的原点，离开中原大陆这一原点，置身于海岛的域外空间，不同的地理环境让他们产生了隔膜，从而重新定位了自我的身份。从现有的八景诗来看，册封使在书写景观时突出了琉球作为海岛之地的地理特点，诗中频繁出现与之相关的意象，如“潮声”“波涛”“乱涛”“沙碛”“孤岛”“沧海”“海天”“惊湃”“蓬岛”“别岛”“鳌背”“老龙”“蜃楼”“芭蕉”“岛树”“渔船”“洋舶”“海楼”等。通过这些海洋意象的组合，呈现出迥异于中原的域外地理景观，凸显域外为客的空间感受。
与此同时，册封使用不同风方式表达对异域与故土的感受。徐葆光的八景诗整体上呈现出旁观者的视界：“遥见渡头人，纷纷厂西去”(《泉崎夜月》)，“老僧无我闻，常定潮声里”(《临海听潮》)，“蕉影墙头合，人家住绿云”(《中岛蕉园》)。[35]渡头之人、寺中老僧、墙头蕉影都是从第三视角进行观照，诗人似在此中，但又保持着一定的心理距离。《灸村竹篱》又云：
村村编竹墙，筠绿满秋径。客伴迷东西，隔篱忽相应。[36]
诗中的“客”与诗人自我拉开距离，以旁观者的角度观察久米村中的某个场景，村中竹篱为墙，绿筠满径，与中原相似的田园带给异乡人以熟悉和亲切，竹篱外的“客”与竹篱内的主人进行了奇妙的互动。他们的根源皆在中原大陆，却在琉球分出了主客，他乡遇故人，既熟悉又陌生，形成异域空间中的特殊心理体验。齐鲲与费锡章将故乡的空间意象移植于当前的景观描写，并与之类比，如将钱塘江潮写入《临海潮声》：“钱塘回首望，寥泬碧天遥”[37]，“吾乡曾射弩，云是伍胥潮”[38]。在观赏临海潮声时，有关于钱塘这一地理空间的记忆与情感被唤醒，于是，钱塘也不再是单纯的地理空间，而成为代表了中原、故乡的心理空间，当下的琉球临海寺则在这样的书写中也被赋予了中原景观的文化特质。所以，琉球册封使八景诗中的地理空间建构是双向的：一方面，他们由于身处域外而产生对故乡的思念、依恋，重塑着故乡的空间；另一方面，又在既有的文化价值、审美观念下塑造着域外的景观空间，使之成为有内涵、有意义的文化实体。
最后，清代册封使的琉球八景诗创作赋予这些地理景观特定的文化含义，使这些空间成为既具审美性又具有时间性的文学景观。空间的形塑是一个历时性的过程，历次册封使的书写使琉球八景得以形成和固定。但需要注意的是，作为实体景观的琉球八景并非超越时间的存在，如索尔所言，地理景观“处于不断发展或消亡、替换的过程中”[39],琉球八景的实体景观在清中期以后已经改变甚至消失。如，“中岛蕉园”的空间形态在乾隆时期已经发生了改变，“(中)岛对奥山，隔漫湖村西有园曰‘蕉园’，中山八景所谓‘中岛蕉园’也，徐澄斋亟称之，全、周二公时已废”[40]，待嘉庆十三年(1808)齐鲲、费锡章出使时，“蕉尽荒落”[41]，作为景观核心的芭蕉已经不复存在。“粂村竹篱”的竹篱也在消亡中：“久米竹篱为中山八景之一，前使臣多有题咏，近则竹篱之外多围以砺石短垣，盖久米人深以为陋而讳之，且有誾誾而辨者。”[42]琉球八景空间形态发生变化，导致实体景观消亡，但这并不妨碍琉球八景的书写，八景已经进入文学世界，成为文学景观，而文学景观则是一种超越时间的存在。所以，齐鲲、费锡章笔下的“中岛蕉园”仍是“凤尾千丛密，秋声一夜骄”[43]，“一岛似拳耸，名园遍种蕉”[44]，“桑村竹篱”仍是“横斜千万竹，断续两三村”[45]。琉球八景的实体虽已变形、消亡，事实上却已成为承载册封使及其读者、受众特定认知与情感的文学空间。
清代琉球册封使以八景诗为载体的景观书写，是对琉球地理空间的主动塑造与建构，形塑而成的八景空间在清代被广泛接受和认同。齐鲲《续琉球国志略》收入琉球汉诗人马执宏所作《久米竹篱》《长虹秋霁》，显然是受到了册封使琉球八景诗的直接影响。日本江户时期的浮世绘师葛饰北斋参照周煌《琉球国志略》中的《球阳八景》，于1832年创作了《琉球八景图》，被江户时期的日本所接受。八景也为清人勾勒出琉球的景观印象，乾隆二十一年(1756)册封副使周煌归国后，乾隆十五子颙琰即后来的嘉庆皇帝为其作《题周海山先生登舟图》，概括了琉球八景：“八景穷游览，三山隔市廛。晶莹摇火齐，璀璨涌珠蠙(琉球国有三山八景)。圆镜危峰挂(泉崎夜月)，寒潮辊石溅(原注为‘闽海潮声’，应为‘临海听潮’)。虬松遮洞壑(龙洞松涛)，凤竹隐篱櫋(久米竹篱)。城岳通源派(城岳灵泉)，蕉园映蕙荃(中岛蕉园)。桥虹明绿霭(长虹秋霁)，崖照绚青莲(笋崖夕照)。”[46]琉球八景经过琉球册封使的书写具有了主观色彩，成为不受时空限制的文学空间。
四、琉球社会空间书写与琉球文学形象建构
清代册封使在出使琉球时有明确的观风、采风的意识，汪楫的《使琉球杂录》、徐葆光的《中山传信录》、周煌的《琉球国志》、齐鲲的《续琉球国志》用史志笔记的方式记录琉球，是采风的成果。他们对琉球的文学书写也继承了《诗经》“采风”的传统意识，用竹枝词这一特定体裁反映琉球的社会空间。竹枝词是一种具有采风、纪实功能的风土诗，往往以组诗的形式出现，包含了杂咏、百咏等其他纪风土的诗歌。清代琉球册封使汪楫有《中山竹枝》、林麟焻有《琉球竹枝词》、徐葆光有《球阳竹枝词》、李鼎元有《和寄尘竹枝词》、齐鲲有《中山杂咏》、费锡章有《琉球杂咏》。此外，从客陈观酉有《琉球杂咏》，嘉庆五年(1800)随李鼎元出使的僧人寄尘有《琉球竹枝词》。所以，竹枝词是历次册封使及从客书写琉球的传统。竹枝词的表现范围既包括自然地理空间，也包括社会人文空间，从清代册封使的琉球竹枝词来看，琉球的社会空间是他们的主要书写范畴。社会空间由行为主体、空间位置、行为主体与空间位置之间的联结关系三个基本要素组成[47]，其核心是人及其在空间位置中的活动，它依托于具体的物理空间，同时也指向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与人的社会生产。清代册封使采用竹枝词这种适于纪风土的文学样式再现琉球的社会空间，描绘了琉球的民居、市集、寺庙等物理空间，也描绘了以这些物理空间为载体的社会图景，如服饰、饮食、风俗、节庆、信仰、制度等，反映出社会空间中人与人的关系及社会生产方式，为隐藏的特定读者群体完成了对琉球社会空间的集体想象，使竹枝词中的琉球社会成为一种融合了创作者观念、价值的文学形象。
(一)琉球社会的异质性呈现
琉球对于册封使来说是陌生的，他们脱离原来的文化空间来到远隔重洋的域外文化空间，故而在竹枝词的书写中也重在寻异猎奇，强调琉球社会的异质性，这主要体现在琉球民居与女性的书写上。琉球民居是物理空间，体现了普通人的生活方式。受到气候、地理等环境的影响，琉球民居皆不甚高，屋脊修长以抵御海风。费锡章的竹枝词描绘了这种结构外观：“长檐矮脊界分明，门角全凭粉研成。一色楼台迷远近，卷帘浑似雪初晴。”(《琉球杂咏·其二》)[48]在另一首诗中，他从流动的空间观照民居：
阴阴绿树绕回塘，短竹篱笆砺石墙。瓦砌高低匀玳瑁，窗移左右作鸳央。(《琉球杂咏·其一》)[49]
这首诗审视“窗外”的世界，从绿树绕塘的户外，到短竹篱笆的内外分界，再到屋瓦、窗户，自外而内地审视民居的布局，绿树、竹篱、玳瑁瓦、鸳鸯窗的意向组合描绘出一幅生动的民居图。竹枝词在写民居的同时还反映出物理空间之外的社会活动，琉球人家有渡海外出者，造小船置于庭院中，候南风以卜归期。徐葆光在竹枝词中书写了这一民俗：“小船矗起半天中，一尺樯悬五寸篷。渡海归人当有信，竿头昨夜是南风。”(《球阳竹枝词·其一》)[50]庭院中置小船的空间布置指向琉球岛民出海贸易的商业活动，在有限的物理空间中窥见了广阔的社会生活。
女性是竹枝词的书写传统之一，清代册封使在竹枝词中以女性为中心，展开了广阔的社会画面。琉球竹枝词中描绘了大量的女性形象，与中国古代竹枝词中传统女性相比，琉球的女性在服饰、生产、社会活动方面截然不同。服饰衣冠是人们观察他人的直观方式，同时也体现着礼乐文化。汪楫的《中山竹枝》现存二首，皆写衣冠服饰，“两耳无环髻不殊，孰为夫婿孰罗敷。译人笑说公毋惑，验取腰间带有无”(《中山竹枝·其二》)[51]，呈现了琉球发型、服装男女相似，仅以衣带相区别的特点。徐葆光进一步将目光聚焦到女性身上，女性十五岁以墨点手背为饰：“墙上空怜小垂手，回风如卷落梅花”(《球阳竹枝词·其三》)[52]，将琉球女性手背上的墨点比作梅花，展现了琉球社会不同于中国的独特审美。
琉球女性与中国古代女性更大的差异体现在活动空间与社会生产上，琉球女性从事社会生产活动，因市集中皆为女性，琉球市集称为“女集”。《中山传信录》载，女集旧在天使馆东天妃宫前平地，后移至辻山沿海坡上，早晚两集，“市集无男人，俱女为市，所市物惟鱼虾、番薯、豆腐、木器、磁碟、陶器、木梳、草靸等粗下之物”[53]。徐葆光在竹枝词中吟咏了女集这一特殊的公共空间：
海滨鱼市早潮还，细径斜通失汁山。头戴荷筐趁墟去，归来压扁翠云鬟。(《球阳竹枝词·其四》)[54]
早潮之后，海滨失汁山的鱼市热闹地开张了，头顶筐篮的女子沿着狭斜的小径来往于市集，一番辛苦劳作后，翠云般的髻鬟已被压扁。诗中通过女性“趁墟去”及“归来”的行动展现出海滨鱼市的动态空间。女性在女集这一公共物理空间中进行着生产、消费活动，是琉球社会空间的一个侧面。费锡章的竹枝词与徐葆光之作形成了对比：“不诵诗书不种田，游人日暮满堤边。东风无力南风竞，六月炎天放纸鸢”(《琉球杂咏·其六》)，作者在诗后自注：“球地操作全是妇女，男则甚逸，四时俱放风筝。”[55]诗中的“游人”是不读书、不种田的男性，男性的闲逸与女集中女性的贸易活动构成了琉球社会的独特场景，反映出琉球社会生产的独特方式。
(二)社会空间书写中的“异中求同”
琉球竹枝词中的民居与女性显示出琉球社会的异质性，册封使在寻异猎奇的心态下凸显出琉球社会空间的“他者”形象。与此同时，他们在观察琉球社会时也“异中求同”，从异域的社会场景中寻找汉文化的痕迹。林麟焻写琉球孔庙，透视琉球社会对汉文化的学习与向往：“庙门斜映虹桥路，海鸟高巢古柏枝。自是岛夷知向学，三间瓦屋祀宣尼。”(《琉球竹枝词·其六》)[56]孔庙斜对长虹桥，庙前古柏映衬着孔庙的崇高，海鸟栖息于古柏，犹如琉球向化于中原，三间瓦屋的简陋空间反映出琉球社会的文化氛围。李鼎元描绘琉球父老儿童围观天使馆的场景：“馆前双帜矗天黄，凤作雕槛粉作妆。父老儿童争入看，果然人地称封王。”(《和寄尘竹枝词十首·其一》)[57]，代表清王朝的旗帜高高矗立于天使馆前，使馆雕栏玉砌，尽显威严，吸引琉球百姓争相观看，反映出汉文化的向心力。齐鲲从听觉中感受琉球知识阶层的生活：“读书却似梵僧声，早起楼头听最明。小院斜阳风定后，棋枰落子又丁丁。”(《中山杂咏·其五》)[58]楼头、小院、读书声、棋枰落子之声模糊了空间的界限，消弭了琉球与中原的差别，显示出空间形态的相似性。
竹枝词中对等级制度的描写亦反映出琉球诚心向化的政治文化态度，汪楫《中山竹枝》注云：“土妓不得簪银，道遇官长，必脱草靸，跣足据地，候马过乃起，若中国人主其家，则超然禁令之外矣。”[59]琉球社会对妓女这一社会底层群体在衣冠服饰上有严格的限制，但当遇到中国人时，易戴银簪，超然于禁令之外，故土妓皆以为荣。其他如琉球节庆习俗中的中秋节、白露节、盂兰盆会、焚香待月、献灶神等皆与中原有相似之处，这些“异中求同”的空间叙事反映了琉球社会对汉文化的接受。
琉球社会物理空间与其所承载的社会关系体现出社会文化的异质性。琉球社会不同场景中的汉文化痕迹又不断提示着清王朝声教所及、王化沾溉的外交成果，表达着强烈的民族优越感和自我认同感，所以，竹枝词中的琉球社会空间实际上是融入了清代册封使主观意识的、带有汉文化审美倾向的文学空间。
五、余论
从空间的角度来说，清代琉球册封使对琉球不同空间的书写是一种文学空间生产，文本最终呈现出来的空间不等同于现实中的空间。一般而言，现实中的日常空间、地理空间、社会空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地理空间为日常空间和社会空间提供了物质基础，而社会空间塑造、改变着日常空间和地理空间，日常空间又影响着社会空间和地理空间的形态。然而，清代琉球册封使笔下的琉球空间已经进入文学作品中，融入了观念、价值、审美等，因此天使馆的日常空间、八景诗中的地理景观空间及竹枝词中的社会空间，与现实、客观中的空间产生了差异，三者之间的关系也就不同于现实中的空间关系。在册封使的意识中，对空间的感知、书写与身份认同、形象建构紧密相连，对日常环境、地理景观、琉球社会的观察都建立在“册封使”这一身份认知的基础上。所以，天使馆的日常空间是基础，亦是认识琉球、书写琉球的底色，册封使在对天使馆的书写中确立身份，建构自我形象，然后以此为基点观察、书写琉球的地理景观和社会，在一定程度上，是日常空间在塑造、影响着地理空间和社会空间的呈现形态。具体而言，天使馆日常空间中的身份书写与空间体验强化了册封使对自我身份的认同，并通过历任册封使的不断书写完成了册封使群体形象的建构。同时，作为社会观察者和文化传播者，他们对琉球以八景为代表的地理景观进行以汉文化为中心的空间秩序建构，使之成为符合中原审美的文学景观。竹枝词中对琉球社会的异质化“再现”与异中求同的叙事同样呈现出以自我为中心的“他者”建构，通过对琉球自然与社会空间的书写，建构起琉球的文学形象，而这一切的核心与原点都在于册封使的身份自觉与民族自信。
如果将琉球书写放在明清文学史的宏观背景下可以发现，尽管明代册封琉球较清代频繁，但明代的琉球册封使除了陈侃、郭汝霖、萧崇业有部分涉琉文学作品流传外，大多数册封使都没有相关的文学创作，琉球文学空间的真正形成、琉球文学形象的建构是在清代历次册封使前后相继的文学书写中完成的。清代琉球册封使赋予琉球空间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内涵，使之承载了宣播德意、采风资政的文化观念与精神向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形成了琉球这一域外空间的总体建构，为读者勾画出琉球的历史形象与集体记忆，拓展了清代的文学书写空间。
作者贺琴，女，文学博士，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明清诗学与文献、地域文学与文化研究。主原文载《北京社会科学》2025年第9期。图片来源，网络。原文校注已删除，为便于读者了解原文引用史料或特别说明之处，正文中用“[1][2][3]”等字样标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