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0月18日，得知杨振宁先生去世的消息，我感到十分悲痛。我们失去的不仅是一位物理学巨擘，更是一位对数学和科技发展有着敏锐洞见的智者。作为数学家，我与杨先生的交流虽不十分频繁，但那些点滴往事，仍犹如在昨日，历历在目。
我第一次见到杨先生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1990年9月至1991年8月我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任教，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物理系就在数学系的楼上，我常常在楼里与杨先生不期而遇，偶尔也会共进午餐，他总是带着温和的笑容，询问我近期的情况和研究进展等，他也会谈谈他对物理学研究以及历史等的思考。那时杨先生已是名满天下的物理学家，而我则是刚毕业不久的年轻人，杨先生如此关心后辈，那份鼓励和谦和，虽未明言，却令我深受感动，他的思想也使我们后辈受益很多。
后来因为工作的变动，我到库朗数学研究所等院校任职。我不再与杨先生在同一校园，当得知他在一些场合提及并肯定我的研究工作，更令我倍感荣幸。杨先生是物理学家，但他对数学始终抱有浓厚兴趣，他亦深知物理与数学的联系，我想正是这样的睿智洞察，使得他不仅在物理学上成就卓著，也在数学领域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2001年前后，我收到杨先生来电，邀我到他筹建的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工作，前去增强高研院的数学力量。他还分别在纽约、北京几次宴请我，告知他已在香港筹集了不少资金，能为我提供有竞争力的待遇，他建议我担任主要负责人之一，帮助发展高研院的数学和提高数学系的研究水平和人才培养。因为种种原因，我未能应允杨先生的邀约，而听从了我北大老师的建议，选择在北京大学筹建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杨先生对于我的选择，始终保持着长者的宽容与支持。这几次餐叙，我都坐在杨先生的旁边，我直接感受到杨先生对于在中国建设一个世界级科研平台的迫切与真诚。杨振宁先生亲力亲为延揽人才，正是他作为一位科学领袖对于推动中国基础学科发展的远见与担当的体现。
2009年，杨先生在清华高研院举办了一次科学与人文活动，邀我、饶毅、施一公、潘建伟等几位科学家聚谈。彼时杨先生已年近九旬，却还作了关于规范场论的历史和发展的报告，之后大家提了不少问题，杨先生依然思维敏捷，视野开阔。我们交谈甚欢，其乐融融。在那之后，我与杨先生还有几次交流往来，受益良多。
在杨先生百岁之际，我写了一篇学术文章论述杨先生对数学的贡献【注释1】，尤其是Yang-Mills理论的提出，不仅在物理学中奠定了现代规范场论的基础，也对数学产生了深远影响，比如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四维空间微分拓扑的重大成果是基于Yang-Mills的数学理论。Yang-Mills方程为分析和几何研究带来了新方向，例如，上世纪末我发现了Yang-Mills方程与经典的极小子流形有紧密联系。杨先生关于Yang-Baxter方程的工作对量子群以及三维流形不变量研究发挥了重大作用。近期，我看完了1995年杨先生在中科大的演讲视频，他专门谈到了数学经典《几何原本》，并谈到徐光启为《几何原本》中译本作的序言，强调“科学看似复杂，但实际上是简单的”。多年来，我在不同的场合做科普演讲也常常提到《几何原本》，它象征着理性的逻辑思维，我也时常说数学是简单的。因此当我看到杨先生的演讲视频，心中更是顿生共鸣与敬佩。杨先生以平实的语气，道出了科学与文化、历史与未来之间的深层关联。
如今，先生已逝。回想起来，那些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楼道里的偶遇、中美两地餐桌前的交谈、清华聚会时的畅聊，以及杨先生给予与我一样的很多后辈学者的关心，就像是星空中的光，给人以启迪和力量，并将指引大家探索更遥远的未知。
注释：
1.文章收录于“A Festschrift in Honor of the C N Yang Centenary”，网页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