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距离先生去世已经半年有余了。以前我经历过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的离世，只是我与长辈们的交集不是很多，加上当时年纪尚轻，虽然悲伤，却很快走了出来。先生的离世，是我人生第一次深刻体会到“死别”是什么。

今天，看着《曙光集》和《晨曦集》，我很庆幸先生留下了这两本书。这两本书不仅是先生的心路历程，也是我们一起的记忆。我记得当时在准备《曙光集》的文章，先生问我可否翻译其中几篇文章，我欣然答应，然后回到各自的书房干起活来。记忆中那段时而一起讨论，时而各自伏案的日子很是美好，窗外的阳光、树叶还依稀可见。

这次翻阅《曙光集》再版的校样，我比以前多了一些小“发现”。再读《中国现代文学馆与鲁迅头像》和《归根反思》时，我才意识到当年先生带我去中国现代文学馆看鲁迅的雕像，去北京人民艺术剧场看话剧《李白》，都是他看过后觉得特别喜欢，又带我去再看一次的。以前我以为我们都是第一次观看，今天我才意识到：是他把他觉得好的东西介绍给了我。2008年的我很粗心，并没有领悟到这些时间差的微妙之处。

书中还有两封先生与黄昆之间的通信。他对黄昆说，他知道黄昆得奖后，黄昆“不会那么样的高兴”。我突然想问先生，他的意思是黄先生淡泊名利，还是还有别的故事？这念头一起，却发现斯人已去，无从提问。过后，我问了信件的翻译者朱邦芬院士，他回答：“他们两人心是相通的。”杨先生知道黄昆对大奖不很看重。

细想一下，来不及好好问先生的话还有很多。记得2024年我去看望陈越光老师时，陈老师建议我可以考虑多问问先生对于一些历史性人物的看法。陈老师的想法很宝贵，毕竟先生当时是在世的、极少数与新中国各届最高领导有过接触的人之一。可惜先生在2024年心脏已经比较脆弱，一想到“认真”的聊天会让先生更加疲倦，我便放弃了这一想法。先生离去后，我有点后悔，只是假如重来一遍，我想我还是会放弃这个想法。

今天回看先生在2007年接受新加坡《联合早报》的采访，很是佩服先生的远见。先生说中美关系是他最关心的课题。他说中美关系在二三十年内不会出大问题，四五十年后他不敢预料，因为人类会面临资源问题、能源问题等等。现在差不多二十年过去了，中美虽有摩擦，两国关系一直控制在理性之中。而能源等问题，已经引起目前世界秩序的混乱。

二十年前，先生在《在浸会大学的一次发言》中说到：“我常思考：今天人类好像坐上了一列高速的火车，由科技推动着，猛进，加速，加速，继续加速。会不会大撞车？”先生又说：“今天，我意识到这种不安恐怕是虔诚宗教信仰的原动力。” 

早在1988年，先生在美国著名记者和电视节目主持人Bill Moyers的采访中说到物理方程式与诗的相似之处：两者都是把错综复杂的现象或思想浓缩起来。先生向来热爱物理，也酷爱诗词。也许，这可以解释先生在医院的最后时光里，保留在身边阅读的两本书是《毛泽东诗词全编鉴赏》和《宋词三百首》。

在这个采访中，先生还说到当他面对“一个浓缩的自然秩序时”，“会深深感到敬畏”，“你有一种这本不应该让凡人看见的感受。我经常把它形容为最深的宗教感”。也许，科学家最后容易回归到更加抽象的哲学与文学。想来是万相皆一相的道理。

先生走后这段时间，我对于生命、生命的意义，多维的宇宙多了些思考。我想，先生作为一名物理学家是很幸运的，他看到了宇宙的奥妙，“看到一些我们不应该看到的东西”。他作为一位中国物理学家也是很幸运的，他看到自己的民族从四分五裂受人欺凌到今天团结自主强大的状态。在这过程中，先生尽了自己所能尽的责任和担当。

先生曾经跟我说：“现在我年纪大了，回望我的一生，我对自己是满意的。”这句话与后来先生于百年诞辰之际回应邓稼先的“千里共同途”是一致的。先生此生无憾，对我们便是最好的安慰。

《曙光集》再版，心中百感交集。从下午提笔到此刻，夕阳西下，窗外正是灯火阑珊时。记得有一天晚上，先生与我在一处高楼俯瞰万家灯火，先生说了一句：人间美好。

2026年4月于清华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