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怀着沉痛的心情，前去北京八宝山告别杨振宁先生。瞻仰着杨振宁先生安详的遗容，我的思绪中反复涌现着他与我祖父顾毓琇的跨代友情。
2002年9月的一天，我在美国拨通了杨振宁先生的电话，请他担任我祖父顾毓琇海外治丧委员会的主任委员。电话那头的杨先生，声音沉稳而亲切。那时，他的夫人杜致礼女士正卧病在床，家中保姆又忽然辞去，生活一时颇为纷乱。然而，他没有片刻犹豫，答应得爽朗而坚定：
“我当然愿意。”
那次通话，我们谈了很久。杨先生细细地询问了我祖父病逝前的种种情形，又感慨地说：“你祖父是海外老一辈中国科学家中成就最高的一位。”他还问起我父亲顾慰庆及其兄弟妹妹的情况，依稀记得当年在清华园与顾家为邻、常来常往的情景。时间隔了大半生，而他的记忆似乎时常回到那个书香飘逸的院落里。
上世纪二十年代末，杨振宁先生的父亲杨武之与我祖父顾毓琇，都曾留学美国。学成归国后，1929年，杨武之出任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不久，我祖父也在清华创立了电机系，并担任工学院院长。两家同在清华西院，毗邻而居。陈寅恪与闻一多的家，也在隔壁。那一方园子，星月流光，才俊辈出。杨振宁和我父亲顾慰庆的童年，就是在那片文化与理想交织的园中度过的。
抗战爆发后，清华大学南迁。杨武之教授随校奔赴昆明，任教于西南联大数学系；而我祖父则与梅贻琦、胡适等同为南迁筹备委员会委员，辗转于长沙与昆明以及重庆，先后担任西南联大的前身——长沙临时大学工学院院长以及战时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战火纷飞中，他们仍坚守学术与教育的信念，在废墟上守护一盏灯。
1938年，杨振宁考入西南联大，初学化学，后转物理，辅修数学。1945年赴美深造，获博士学位后，1949年进入普林斯顿大学，从此与世界物理学的前沿结缘。
1950年，我祖父回到他的母校——麻省理工学院，重上讲坛，潜心科研。此后，他与杨振宁在美国往来频繁。那时，海外华人科学家寥若晨星，而登顶世界学术之巅的更是凤毛麟角。经历多年战乱，我祖父重新投入科研，成为了非线性控制理论的先驱之一。杨振宁对他深为敬佩，常把自己新发表的论文寄给他，每次都工工整整写上：“毓琇老伯指正。侄振宁谨呈。”字迹娟秀，情意殷殷。
那种跨代际的尊重，像一条看不见的纽带，把两个不同年龄、不同领域的科学家紧紧相连。
1954年，我祖父转任宾夕法尼亚大学终身教授。三年后，杨振宁与李政道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成为华人科学家的骄傲。那时，杨武之教授在上海复旦大学任教，与在同济大学执教的我祖父的四弟顾毓珍往来密切。
1962年夏天，杨振宁先生与我祖父同时赴日内瓦开会。受中国政府的特许和授意，杨武之教授也从国内赶赴日内瓦，与儿子相聚。杨、顾两家久别重逢，欢声笑语中又难免唏嘘：同根而分处两地，一家人却被世界的东西版图隔开。
我祖父母自1949年离开祖国大陆后，与我父亲以及他的兄弟姐妹天各一方，音讯基本断绝。但骨肉亲情，总难割舍。这次见到杨武之教授，感慨之余，我祖父临时买了两块瑞士手表，托杨武之带回国内，一块给我四叔公顾毓珍，一块要转给我的姑姑顾慰文作为结婚礼物。我祖父想，这个大女儿应当要结婚了。
那两只表，穿越国界，也穿越了岁月的冷与热。海关曾一度扣下，后经中央批示：“顾毓琇托杨武之带回的手表，作为特案交税放行。”
1966年，杨振宁先生离开普林斯顿，前往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创立理论物理研究所。虽相隔更远，但他仍抽时间到费城看望我祖父。1994年11月2日，他在“理论物理研究所”的信笺上写下：
顾老伯、伯母：
十分感谢寄下的信及简报（富兰克林学院传真来了一份，但看不清楚）。
明年三月来费城，希望能见到您二位。杨振玉可能同来。匆祝
近好。
振宁
94年11月2日
致礼附笔问安。
年轻时我一直以为信末的“致礼”是“敬礼”的意思。直到多年后我才明白，那其实是杨先生夫人杜致礼的名字。
除在美国见面和在世界其他地方相逢外，两位科学家也分别在“海峡两岸”重逢。1992年，北京“现代物理研讨会”上，江泽民同志在开幕致辞中特意提到：“人生何处不相逢，今天我的老师顾毓琇教授也来了。”在会后的宴会上，杨振宁与我祖父和祖母邻座欢谈。
在同年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会议期间，举办方为顾毓琇、吴健雄和杨振宁三位资深院士举办共同寿宴，庆祝顾毓琇诞辰90周年、吴健雄诞辰80周年、杨振宁诞辰70周年，三人欢聚一堂，真是“其乐也融融。”
杨振宁虽早已名满天下，但对我祖父的科学成就仍然十分敬重。2000年初，他寄来一张印有他与夫人杜致礼合影的贺卡，写道：
“顾老伯、伯母：
谨贺新岁，并贺荣获IEEE金奖。
振宁致礼”
那枚金奖，是国际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学会（IEEE）授予顾毓琇的荣誉奖章。当期IEEE会刊刊登了该会会长布鲁斯·艾森斯坦（Bruce Eisenstein）的一段话：“顾博士是一位非凡的人物，他对技术和科学的重大贡献在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对我们的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能有机会嘉奖他，是我们的巨大荣耀。”可见杨振宁对顾毓琇科学成就的敬重并非完全出自私人情感。
2000年，我祖父在他的《百龄自述》自序中特别提到杨振宁的演讲《中国文化的科学》，对其中的豪语深为认同：“中国近代落后于西方国家，到了20世纪中国文化已是传统与现代结合的文化，故能用100年的时间，在科学上追上西方700年才取得的成绩，是历史上从来未有过的飞跃进步。”
在我2002年9月与杨振宁先生通过电话之后一年多，杨先生的夫人杜致礼女士去世，杨振宁遂决定回国定居，而且选在了他童年生活过的地方——清华园。我与杨振宁先生见面，是在我也成为了“清华人”之后。因缘际会，我曾以特聘教授的身份在清华“老电机馆”旧址任教，而“老电机馆”正是当年我祖父领导建造的。印象最深的一次是2009年诺贝尔奖得主朱棣文先生来清华演讲《应对能源与气候变化的挑战：两个国家的故事》，那天杨振宁先生也在场，会后，我与杨振宁先生一同步出礼堂，边走边简短交谈。他步履稳健，神情安然。
又一次相见，是在人民大会堂国庆招待会上，那时杨振宁先生已与翁帆女士成婚，我从邻桌特意上前问候，留下了这帧珍贵的记忆。
岁月流转，一位从清华西院到普林斯顿、再到石溪，一位从清华西院到麻省、再到费城，两代科学家跨越半个世纪的往来，早已超越了友情本身。
杨振宁晚年放弃美籍，回到清华，不仅是叶落归根，更像是一种精神的回环——从清华走向世界，又从世界回到清华。他带回的不仅是诺贝尔奖的荣光，更是一种历尽沧桑后的清明与自省，是对祖国新的奉献。
而先他而去的顾毓琇，曾经一直不愿加入美籍。他一生的所有成就与荣誉，都是以一位中国人的身份获得的。直到晚年功成名就退休之后，为了能够进入大陆探望子女，他才不得不加入美籍。他一生心系祖国，多次回国讲学、捐资助学，晚年更是殚精竭虑地为祖国的和平与发展建言献策，临终遗愿是葬于故土。如今，祖父长眠于故乡无锡。
他们各自的百年人生，不只是两代科学家的个人传奇，更是中国近代海外知识分子命运的缩影：漂泊、奋进、坚持与归来，而且是殊途同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