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青年马克思社会批判和国民经济学批判的历史意识与阶级意识，贯穿在粗陋共产主义思潮的批判和未来共产主义的展望，以及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中，构成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理论结构。该手稿社会批判的历史意识在于：在历史—时间维度上，通过考察地产向动产演变即地产的商品化—资本化过程，阐述了生产方式从传统向现代演变的历史逻辑；在世界—空间维度上，基于地产的地域性向动产的世界性的转变，阐明了动产所具有的世界历史力量。马克思由此揭示了地产浪漫主义与动产现实主义的历史性对立。该手稿社会批判的阶级意识在于，通过考察工资、利润、地租特别是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等经济范畴，阐述了资本与劳动的深刻对立，开启了资本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进程。该手稿剖析了粗陋的共产主义的反现代文明的理论本质，强调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是通往共产主义的历史性中介，建构了前现代社会—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序列，绘制了资本、世界历史与共产主义的历史图式。
［关键词］社会批判；历史意识；世界历史意识；阶级意识；共产主义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基于社会批判的历史—世界历史意识与阶级意识，初步勾勒了马克思毕生社会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的基本结构。《手稿》在历史—时间维度上，通过地产向动产的演变这一特定视角，初步阐述了从传统向现代演变的历史逻辑；在世界—空间维度上，通过从地产的地域性向动产的世界性的转变，初步揭示了动产所具有的世界历史力量。《手稿》通过对工资、利润、地租特别是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以及国民经济学的批判性考察，揭示了资本与劳动的深刻对立，形成了在马克思一生中具有主导地位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手稿》批判地剖析了共产主义思潮以及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性质。《手稿》展示了前现代社会—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序列，绘制了资本、世界历史与共产主义的历史图式，在通往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科学共产主义之路中具有先行探索的重要地位。
一、传统与现代、地域性与世界性的对立：马克思的历史—世界历史意识
在《手稿》中，马克思基于地产商品化的历史逻辑，初步揭示了社会生产方式及其意识形态从传统向现代、从地域性向世界性的历史演变，形成了考察社会经济问题和经济范畴的历史意识和世界历史意识。
（一）地产商品化—资本化与从传统向现代的演变：《手稿》的历史意识
马克思考通过考察地产与动产这两个标识封建土地所有制与现代工业资本之历史性对立的经济范畴，揭示了地产商品化—资本化的历史趋势，体现了把经济的传统形态与现代形态区别开来的初步自觉的历史意识。
1. 地产商品化—资本化的必然趋势与地产浪漫主义和动产现实主义的历史性对立
马克思通过考察地产与动产即封建土地所有者与工业资本家、封建地租与资本利润的历史性对立，阐明了地产的商品化—资本化是推动封建土地所有制趋于衰亡、现代工业资本走向胜利的内在机制和基本动力，蕴含着生产方式从传统向现代演变的基本秘密。
马克思通过摘录萨伊和斯密关于地租问题的论述，阐明了土地所有者与工人工资的降低、土地所有者与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和生产过剩、土地所有者同工业发展所造成的灾难之间的冲突，强调土地所有者的利益同社会的利益背道而驰，即它同租地农场主和雇农、工业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存在着深刻对立。在日趋激烈的竞争中，由于土地的市场价格始终取决于市场利息率，地租与货币利率的相互关系引起利益分割，必然导致土地所有者之间的竞争不断加剧，并使一大部分地产落入资本家手中，资本家成为土地所有者，大土地所有者成为工业资本家。竞争瓦解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关系，促成了土地所有者与工业资本家之间地位的相互转化，成为推动土地所有制向现代资本演变的推动力量。
地产商品化—资本化伴随着土地所有者与资本家的竞争和斗争，结果是“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之间的差别消失，以致在居民中大体上只剩下两个阶级：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地产买卖，地产转化为商品，意味着旧贵族的彻底没落和金钱贵族的最后形成”。竞争不仅导致了封建土地所有者和旧贵族的没落，以及资本家的最终胜利，而且形成了资本家阶级与工人阶级的阶级对立。马克思一再批判地嘲讽试图以道德名义阻挡这一历史演变的怀旧的、反动的地产浪漫主义，肯定了告别传统、直面竞争的动产现实主义，以及地产转化为商品、土地所有者被资本家替代的历史趋势。
地产不论怎样与动产进行竞争，最终都逃不掉必然走向灭亡的历史命运：正如地产分割必将重新导致作为资本财富的大地产一样，地产也必将遭到分割而落到资本家手中。资本作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和社会权力的历史使命就是瓦解和分割地产，使大地产失去自己的封建性质，在力求赚到更多利润的过程中使自己日益具有现代工业的性质。马克思以富于历史意识的生动形象的神来之笔，创作了从地产演变为动产的历史交响曲：伤感的、怀旧的、伦理的地产浪漫主义让位于开放的、现实的、纯粹经济的动产现实主义，地产浪漫主义的苍白挽歌无可奈何地淹没在动产现实主义的雄壮凯歌中。
马克思阐明了新旧两种社会力量的激烈竞争所引起的经济关系和阶级结构的深刻变化，在看似轻松嘲弄语调的背后，蕴含着理性而冷静的历史意识，即对怀旧和反动的地产浪漫主义的严肃的历史批判：地产浪漫主义者们流下了感伤的眼泪，而动产现实主义却充满了胜利的喜悦。地产浪漫主义者们在情感上不能接受、理性上不能理解竞争带来的社会历史变迁，不能接受纯粹逐利的动产现实主义的胜利：“他们总是把土地的买卖中的卑鄙行为同土地私有权的买卖中包含的那些完全合理的、在私有制范围内必然的和值得期待的后果混为一谈。”地产浪漫主义把主观的道德行为与客观的历史进程混为一谈，试图以封建道德法则遏制旧贵族没落、金钱贵族胜利的历史趋势，抗拒地产商品化—资本化的客观历史进程。
与地产商品化—资本化的历史趋势不同，地产的人格化则反映了封建土地所有制经济关系的实质：“领主的家庭史，他的家族史等等，对他来说这一切都使他的地产个性化……使地产人格化。”与资本家追求利润最大化不同，封建领主并不力求从其领地取得最大经济收益，封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目标和重心，是心安理得地满足对各种消费品的需求。地产的本质决定了领主与领地关系的前现代特征：它是“贵族对领地的关系，这种关系给领主罩上浪漫主义的灵光”。在波澜壮阔的工商业革命逐渐成为历史发展动力的条件下，地产浪漫主义的灵光必将在与动产现实主义的竞争中消逝；在地产商品化—资本化的历史进程中，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呈现出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一系列全新特征：“地产这个私有财产的根源必然完全卷入私有财产的运动而成为商品；所有者的统治必然要失去一切政治色彩而表现为私有财产的、资本的单纯统治；所有者和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必然归结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国民经济关系；……与土地的荣誉联姻必然被利益的联姻所代替，而土地也像人一样必然降到交易价值的水平。”与封建土地所有者和工业资本家的对立相联系，农奴和短工标志着封建人身依附关系与现代雇佣关系的历史性对立：那些耕种领主土地的人不是短工，“而是一部分像农奴一样本身就是他的财产，另一部分则对他保持着尊敬、忠顺和纳贡的关系”。“中世纪的俗语‘没有无领主的土地’被现代俗语‘金钱没有主人’所代替”，形成了“死的物质对人的完全统治”f 的新的经济形式，追逐利润的动产现实主义成为资本家的生存意志和意识形态。
马克思以初步自觉的历史意识阐明了从地产人格化向地产商品化—资本化演变的必然趋势，揭示了地产的封建性与动产的现代性的矛盾，凸显了地产浪漫主义与动产现实主义的历史性对立：经济关系的主体发生了历史性移位，阶级关系的形式和性质发生了重大转变，人格依附关系转变为形式平等的现代雇佣关系。历史由此发生了从传统向现代的演变和飞跃。
2. 地产与动产的历史性对立；发达的私有财产作为“现代之子”的出世
马克思通过剖析地产与动产、农业劳动与工业劳动的对立和冲突，阐述了动产战胜地产的历史性意义。马克思反复强调土地和资本、地租和利润、农业和工业、地产和动产之间的差别是历史的差别，反映了1840年代初期德国地产已开始向动产转变的历史趋势。他曾高度关注莱茵省的封建地产向资产阶级地产的转变，意识到地产分割的讨论是在地产向动产演变的历史意义上展开的，阐述了与地产分割问题密切相关的不同经济形态的历史命运：地产分割“或者回到具有更加丑恶形态的垄断，或者否定（扬弃）地产分割本身”。
马克思用一系列惟妙惟肖的对比性语言，揭示了地产浪漫主义与动产现实主义的一系列冲突：土地所有者基于伤感的浪漫主义，炫耀其财产的贵族渊源和文化传统，标榜深情怀旧的浪漫诗意、耽于幻想的精神气质和政治上的重要性，强调只有农业才是生产性的；资本家则狡黠诡诈、贪婪成性和出卖社会利益，制造和纵容竞争、赤贫和犯罪，破坏一切社会纽带，是没有廉耻和诗意、实体和心灵空虚的贪财恶棍。而资本家作为开拓进取的一方，则批评土地所有者是用不道德的农奴制代替合乎道德的资本和自由劳动的蠢人；土地所有者貌似率直坦诚、热心公益，实际上缺乏活动能力而贪求享乐，是谋求私利、居心不良的唐·吉诃德。“动产认为，没有资本，地产就是死的、无价值的物质；资本的文明的胜利恰恰在于，资本发现并促使人的劳动代替死的物而成为财富的源泉。”土地所有者把资本家视为获得自由的、发了财的昔日奴隶；而资本家则把土地所有者看作是坐享其成、自私自利的昔日主人。
面对地产与动产的历史性对立，马克思无论在理性还是情感上都自觉站在现代立场一边。尽管他从资本批判的阶级意识出发，批判资本剥削劳动的贪婪本性，瞩目于工人阶级的劳动自由和社会解放，但一旦进入领主与资本家、中世纪与现代社会之历史性对立的特定语境中，他又总是自觉表明了坚定不移的历史态度。马克思以英国为例，分析了在土地所有者与工业资本家的竞争中，大地产如何把绝大多数居民推入工业怀抱，导致自己的命运日渐衰落而资本势力成长壮大的过程：获得雄厚实力的工业资本必然迫使大地产把它的垄断针对外国并同外国地产展开竞争，而“地产一旦卷入竞争，就要像其他任何受竞争支配的商品一样，遵循竞争的规律”。马克思把竞争规律视为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标志，强调在地产和动产的竞争中，阐明了前者违背竞争规律而必然沦落、后者适应竞争规律而必然胜利的历史趋势。
马克思强调动产代表着新的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凸显了经济形式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对立：“地产是私有财产的第一个形式，而工业在历史上最初仅仅作为财产的一个特殊种类与地产相对立……同样，在科学地理解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理解劳动时，这一过程也在重演。而劳动起初只作为农业劳动出现，后来才作为一般劳动得到承认。”马克思阐明了地产商品化—资本化的客观历史功能，并对试图阻止这一历史演变的小市民的凡俗的狭隘眼界和纯粹幻想的德国庸人作了无情的嘲讽和批判。马克思在严厉批评土地所有者的浪漫主义的同时，肯定了工业资本家的现实主义，认为动产显示了“工业和运动的奇迹，它是现代之子，现代的合法的嫡子”。马克思以其特有的生动文笔描述了土地所有者与工业资本家相互冲突的历史画面，展示了以地产商品化—资本化的历史演变为主调的现代历史意识，阐明了地产与动产的对立本质上是传统与现代的历史性对立。
地产商品化—资本化在《手稿》资本概念的历史性规定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意味着地产的政治性和伦理性偏见被逐渐克服，动产逐渐从封建桎梏中破茧而出的历史趋势：“资本家必然战胜土地所有者……发达的私有财产必然战胜不发达的、不完全的私有财产，正如一般说来动必然战胜不动，公开的、自觉的卑鄙行为必然战胜隐蔽的、不自觉的卑鄙行为，贪财欲必然战胜享受欲，直认不讳的、老于世故的、孜孜不息的、精明机敏的开明利己主义必然战胜眼界狭隘的、一本正经的、懒散懈怠的、耽于幻想的迷信利己主义，货币必然战胜其他形式的私有财产一样。”马克思这里连续使用了七个“必然战胜”的话语形式以标识社会形态演变的必然趋势，形象而有力地刻画了土地所有者的反动的浪漫主义，肯定了工业资本家的进步的现实主义。
在土地所有者与工业资本家冲突的特定语境中，马克思站在遵循竞争规律的工业资本家一边，体现了在社会形态演变问题上的自觉的历史意识。他考察了地产分割的两种不同的历史命运：一个是资产阶级的前途，封建地产“不管它怎样设法挣脱，也必然要遭到分割，或者至少要落到资本家手中”；另一个是共产主义的未来，即地产分割的历史辩证法最终将否定地产分割本身，这种否定不是回到封建地产，“而是扬弃整个土地私有制。……联合一旦应用于土地，就享有大地产在国民经济上的好处，并且第一次实现分割的原有倾向即平等。……联合也……通过自由的劳动和自由的享受，重新成为人的真正的个人财产”。马克思基于高远的历史意识讨论地产分割问题，涉及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三种不同的社会形态。扬弃了前现代和现代土地私有制的共产主义联合的本质特征，就是每个人的劳动自由和享受自由，财产重新成为真正个人的财产。
马克思阐明了从地产向动产、再从动产向联合的自由劳动的经济形式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勾勒了封建社会—资产阶级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依次扬弃的历史序列。这个否定之否定的历史图式包含着自觉而强大的历史逻辑：它不仅意味着地产向动产的历史性过渡，而且意味着从资产阶级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性飞跃。这是马克思资本批判的历史意识与国民经济学把资本永恒化的非历史观念的基本区别之一。
（二）地产的地域性与动产的世界性的冲突：《手稿》的世界历史意识
从地产向动产的演变，不仅意味着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而且意味着从地域性向世界性的转变。马克思通过剖析封建地产的地域狭隘性和民族局限性，阐明了动产在普遍竞争中越出国界走向世界的必然趋势，体现了考察资本问题的世界历史意识。
1. 地产的地域性与动产的世界性的历史性对立
工业资本家为了满足追求利润的贪婪本性，就要克服封建土地所有者的地域狭隘性和民族局限性，把自身置于现代世界的普遍竞争中，展示其扫荡地产的强大经济力量和社会权力。资本一旦获得雄厚实力，就会迫使大地产把垄断针对外国，并使它同外国地产进行竞争。“地产一旦卷入竞争，就要像其他任何受竞争支配的商品一样，遵循竞争的规律……服从于工业资本的权力。”伴随着封建地产的消失，动产拉开了现代社会的序幕，并在利润动机驱使下越出地域和民族的界限走向世界，地产的地域性与动产的世界性的对立由此展开。
马克思资本概念的历史性体现在地产的民族性与动产的世界性的相互关系中。他分析了地产不同于动产的一系列性质和特征，强调封建土地占有制与现代工业资本在统治关系上的历史性区别。这种区别不仅意味着地产的封建性与动产的现代性的对立，而且意味着它们之间的地域性与世界性的对立。“属于这块地产的人们对待这块地产毋宁说就像对待自己的祖国一样。这是一种狭隘的民族性。”领主的社会性格是同土地占有结合在一起的，地产就是领主的祖国，领主对待自己的土地就像对待自己的祖国一样；而资本的祖国则是开放的世界市场和最大的经济利益。封建土地所有者把地产当作祖国的狭隘的民族性和民族主义，就是抗拒地产商品化的开放的世界性和世界主义。地产商品化—资本化的趋势是不可阻挡的：“那些对完成的自由工业、完成的纯洁道德和完成的博爱商业的危险多少有点预感的国家，企图阻止地产资本化，却完全白费力气。”地产商品化—资本化反映了欧洲工业资本与落后国家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世界历史性对立，意味着封建土地所有制必将退出历史舞台、工业资本必然取得世界历史性胜利。
动产担负着在世界范围内实现地产商品化—资本化的历史使命。与动产不同，封建“地产是还带有地域的和政治的偏见的私有财产、资本，是还没有完全摆脱同周围世界的纠结而达到自身的资本，即还没有完成的资本。它必然要在它的世界发展过程中达到它的抽象的即纯粹的表现”。面对地产商品化—资本化的深刻变革，不管地产与其作为保护神的封建国家和意识形态采取何种措施，都摆脱不了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历史宿命。代表新的生产方式的动产注定要摆脱地产的地域的、政治的和伦理的偏见，把自己发展成为一种发达的、完成了的私有财产。动产必然要以完成了的自由工业和博爱商业的纯粹形式去开拓世界历史，通过地产的商品化—资本化而成为世界历史的主角。
马克思把动产对地产在国内和欧洲的胜利，看作工业资本越出欧洲进行殖民扩张的历史前提。工业资本在国内的胜利，意味着地产的地域的、政治的和伦理的偏见的逐渐消灭，意味着地产的自我封闭状态的逐渐克服。不消灭地产的地域狭隘性和民族的局限性，资本就是没有完成的资本，就不具有开辟世界历史的经济力量。
2. 完成了对人的统治的私有财产才能“以最普遍的形式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力量”
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在《手稿》中已初见端倪。他通过讨论地产与动产的相互关系，强调只有在发达的私有财产的普遍形式的历史基地上，才能形成世界历史性力量。
马克思考察了重农学派劳动观的优点和缺陷，认为它把劳动宣布为财富的本质，从而否定了特殊的、外在的、对象性形式的财富。尽管重农学派把劳动看作地产的主体本质，但“他们既然把生产（农业）宣布为地产的本质，也就消除了地产的封建性质；但是，由于他们宣布农业是唯一的生产，他们就对工业世界持否定态度，并且承认封建制度”。由于重农学派的劳动—生产观包含着批判和承认封建制度的双重性质，因此它的劳动和生产还不是完成了的工业劳动和工业生产，它依然残存的封建性格使它不能真正理解资本走向世界的内在逻辑和普遍本性，不能为资本的世界性作科学论证。
马克思考察了劳动的历史形态的演变，强调劳动必须是工业劳动、生产必须是工业生产，资本的世界历史力量才会形成；劳动、工业、财富和私有财产都不是抽象的非历史的范畴，而是具有历史性特征的经济形式：“劳动起初只是作为农业劳动出现，后来才作为一般劳动得到承认。一切财富成了工业的财富。而工业是完成了的劳动，正像工厂制度是工业的即劳动的发达的本质，而工业资本是私有财产的完成了的客观形式一样。”只有在劳动、工业、财富和私有财产逐渐消除了它们的特殊形式的时候，“私有财产才能完成它对人的统治，并以最普遍的形式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力量”。以工业资本为主体的私有财产一旦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就具有了开创世界历史的经济力量；资本的生产方式由此成为通往共产主义不可缺少的世界历史性中介。《手稿》由此绘制了从地产向动产、从发达形式的私有财产向共产主义演变的世界历史图式。
尽管马克思深刻揭示了作为工业资本理论表现的国民经济学的阶级本质，但他依然强调工业资本的发展和扩张客观上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国民经济学“由于把私有财产移入人自身的本质中而能够不再受制于作为存在于人之外的本质的私有财产的那些地域性的、民族的等等的规定，从而发挥一种世界主义的、普遍的、摧毁一切界限和束缚的能量，以便自己作为唯一的政策、普遍性、界限和束缚取代这些规定”。地产商品化—资本化蕴含着资本走向世界的内在动力，是马克思把动产比喻为现代之子的基本原因。这个现代之子担负着双重的历史使命：一是在国内冲破地产的束缚和限制，完成建立现代社会的历史使命；二是消除地产的地域狭隘性，实现动产的世界性的世界历史使命。
马克思从动产作为现代之子肩负的双重使命中，阐述了经济形式从封建社会到现代社会再到共产主义的历史演变，并得出如下历史性结论：“工业必然以垄断的形式和竞争的形式走向破产，以便学会信任人，同样，地产必然以这两种方式中的任何一种方式发展起来，以便以这两种方式走向必不可免的灭亡。”从地产向动产的过渡还只是从传统向现代的演变，而只有再一次扬弃了动产所代表的资产阶级社会，才能走向实现了人的本质和自由的共产主义社会。国民经济学仅仅停留在从地产向动产的过渡上，而马克思则以其批判的革命的历史—世界历史意识继续前进，走向以积极地扬弃发达的、完成了的私有财产为历史性中介的共产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科学共产主义在《手稿》中已是处在孕育中并趋于成熟的三胞胎儿，它们正在等待着那个即将诞生的意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时刻。
在《手稿》中，马克思在历史—时间意义上考察了地产的封建性向动产的现代性的过渡，在世界—空间维度意义上阐述了从地产的地域性向动产的世界性的演变，形成了初步自觉的历史意识和世界历史意识，并由此展示了前现代社会—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序列，绘制了资本、世界历史与共产主义内在贯通的历史图式。
二、马克思资本批判与国民经济学批判的阶级意识
《手稿》社会批判的历史—世界历史意识与阶级意识，一方面阐明了社会经济形式从传统向现代、从地域性向世界性的深刻变革逻辑，另一方面更深刻揭示了资本剥削和奴役劳动的阶级本质。《手稿》的阶级意识体现在资本批判和国民经济学批判的双重形式中。
（一）工资、利润、地租、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马克思资本批判的阶级意识
马克思从工人劳动自由和社会解放的阶级立场出发，剖析了工资、资本的利润和地租，特别是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及其相互关系，深刻揭示了资本和劳动的对立。
1. 剖析工资、资本的利润和地租，揭示资本与劳动的对立
马克思通过对工资、资本的利润和地租三个范畴的批判性考察，揭示了资本与劳动、资本家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对立和冲突，体现了初步自觉的阶级意识。马克思穿越经济关系的表象形式，对现代经济关系的异化状态，对工人阶级受剥削和奴役的经济地位进行了一系列直透本质的理论剖析，初步展示了社会批判的阶级意识的理论锋芒和革命威力。
马克思用大量篇幅揭示了工资作为一种经济关系背后隐藏的资本与劳动的不可调和的对立，阐明了工资背后的阶级冲突的实质：“工资决定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敌对的斗争。”资本与地产的分离不仅意味着现代生产方式的诞生，而且意味着资本与劳动、资本家与工人之间新的阶级关系的形成。马克思反复强调资本、地产与地租的分离对工人而言是必然的、本质的和有害的分离，“资本、地租和劳动的分离对工人来说是致命的”。“最低的和唯一必要的工资额就是工人劳动期间的生活费用，再加上使工人能够养家糊口并使工人种族不至死绝的费用。”工人成为商品，而资本对工人的需求调节着生产，这种供求规律把工人的存在归结为其他一切商品存在的基本条件。当工人供过于求时，工资的市场价格就处在对工人最不利的节点上，使工人及其家属为了活下去而不得不屈服于资本家。
马克思从市场价格波动、财富的增长和衰落、工人之间的就业竞争和工资的提高、社会的最富裕状态是社会的不幸以及劳动价格等方面，对工资和工人的生存地位所作的深刻剖析，都是对工人牲畜般的存在状态的血泪控诉，对萨伊、斯密为私有财产所作的辩护进行了批判。尽管此时的马克思还远没有把劳动与劳动力加以区分、把工资作为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加以规定科学，但把工资看作维持工人本人和家庭生活的最低费用，特别是资本剥削工人的工具，已经开启了马克思资本批判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主题，在此后的《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工资越来越成为揭示资本主义剥削本质的一个科学的经济范畴。
马克思通过摘引斯密、李嘉图等人的论述，从资本、利润、资本对劳动的统治和资本家的动机、资本积累和资本家之间的竞争等四个方面，揭示了资本与劳动的对立。马克思把资本看作“对他人劳动产品的私有权”，强调“资本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力”，资本家作为资本的所有者，“他的权力就是他的资本的那种不可抗拒的购买的权力”。马克思通过概括李嘉图关于“人是消费和生产的机器；人的生命就是资本；经济规律盲目地支配着世界。……人是微不足道的，而产品则是一切”的论述，批判和揭示了资本的生产方式和国民经济学见物不见人的即敌视人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通过对萨伊和斯密的大量摘录，对地租的来源、影响地租形成的各种因素，如租地农场主与土地所有者之间的斗争等做了多方面考察。马克思从萨伊那里得到启示，写下了“土地使用者的权利来源于掠夺”的句子。马克思摘录了斯密关于地租的数量取决于土地肥力程度和土地位置等问题的论述，强调斯密的论点“清楚地证明了国民经济学颠倒概念，竟把土地富饶程度变成土地占有者的特性”。斯密从土地所有者榨取社会的一切利益这一事实，得出“土地所有者的利益始终同社会利益一致”的荒谬结论，因为他没有看到地租来源体现了土地所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根本对立。土地使用者的权力来源于掠夺并榨取社会的一切利益，从根本上说就是剥削和榨取工人劳动创造的成果。
2. 人的本质规定与异化劳动，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及其相互关系
马克思从国民经济学家和社会批判家们已经看到却不能做出科学解释的事实，即劳动者创造的商品越多、自己就越成为廉价商品的悖论出发，提出了批判的异化劳动概念。异化劳动概念作为资本批判和国民经济学批判的基本概念，是马克思批判地继承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异化思想，走向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历史唯物主义进程中的重要节点之一。
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观念是其批判的异化劳动理论的前提和基础。他赞成黑格尔关于人的本质在于劳动的见解，并基于批判的阶级意识，强调人的本质在其对象化中显示出来。而人的本质的对象化，就是人通过劳动和劳动产品把自己的本质力量表现出来的过程。马克思基于现代工业实践基础上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去考察人的本质的对象性形式及其历史发展。他把自然科学与工业的发展贯通在一起，认为自然科学通过工业实践进入并改造人的生活，为人的解放准备条件而成为人的科学的基础。“如果把工业看成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那么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也就可以理解了；因此，自然科学将抛弃它的抽象物质的方向……抛弃唯心主义方向，从而成为人的科学的基础……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思想与国民经济学不同，因为后者站在资本家发财致富的立场上，把劳动仅仅看作谋生的手段，把工人仅仅看成劳动的动物。马克思一方面从异化劳动概念出发揭示了现代劳动和工业实践的异化形式，另一方面又从对象性活动概念出发，把劳动和实践看作是人和人类的本质，并以此观察人本学的自然，从而赋予劳动者的实践以历史创造者的地位。在这里，历史唯物主义的劳动概念已开始孕育在资本批判和国民经济学批判的话语形式中。
劳动既然规定着人的本质，劳动产品就应当为劳动者所有，但实际上人的劳动创造的物质的和精神的产品，却反过来同劳动者相对立，成为统治工人自身的异化力量。马克思揭示了异化劳动的性质和特征：（1）劳动者同自己劳动的产品相异化。工人的劳动产品异化为不依赖于工人而同工人相对立并统治工人的力量。（2）劳动者与他的劳动活动相异化。劳动产品的异化是劳动过程异化的结果；人同他的产品的异化是物的异化，而人的劳动活动过程本身的异化，则是人的本质的自我异化。（3）劳动者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4）人与人的关系相异化。“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马克思从上述既相互区分又相互关联的四个方面中，揭示了以人与人之间的异化为核心的异化劳动的结构和特征。
劳动作为人的对象性活动本来应当是确证人的本质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但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却使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支配和奴役的关系。马克思考察了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工人与劳动、资本家与劳动的相互关系，作出了不同于国民经济学的判断：“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对自然界和对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与其说私有财产表现为外化劳动的根据和原因，不如说它是外化劳动的产物和结果。“私有财产只有发展到最后的、最高的阶段，它的这个秘密才重新暴露出来，就是说，私有财产一方面是外化劳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劳动借以外化的手段，是这一外化的实现。”私有财产是从外化劳动和外化的人、异化劳动和异化的生命以及异化的人的概念中得出的。私有财产表现为外化劳动的根据、原因和后果，只是在后来，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之间的关系才变成了相互作用的关系。
马克思从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相互关系的分析中，进一步揭示了私有财产、工资与异化劳动之间的相互关系，揭示了工资异化的本质，即工资所体现的工人被奴役的奴隶般的地位：“工资是异化劳动的直接后果，而异化劳动是私有财产的直接原因。”“工资和私有财产是同一的，因为用劳动产品、劳动对象来偿付劳动本身的工资，不过是劳动异化的必然后果，因为在工资中，劳动并不表现为目的本身，而表现为工资的奴仆。”在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存在的社会制度下，作为谋生手段而获取工资的劳动必然带有奴役的异化性质，而强制提高工资“无非是给奴隶以较多工资，而且既不会使工人也不会使劳动获得人的身份和尊严”。因此在工资、私有财产与异化劳动共在的社会形态中，不仅国民经济学不理解工资与劳动、工资与私有财产之相互关系的异化性质，而且批判国民经济学的蒲鲁东的所谓工资平等，也只是试图在劳动异化的范围内克服劳动的异化，工资平等的社会也只能是“抽象的资本家”的社会，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奴役关系。
马克思在私有财产关系的框架下讨论了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并得出如下结论：“私有财产的关系是劳动、资本以及二者的关系。”这个关系表现在：“二者的直接的或间接的统一”；“二者的对立”；“二者各自同自身对立”。劳动和资本的关系是“敌对性的相互对立”。由此可见，马克思在第一次经济学研究中就已经基于工人阶级的劳动自由和社会解放，确立了资本与劳动的对立这一社会批判的核心主题，体现了马克思批判的革命的阶级意识，即贯穿在此后全部著作中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
《手稿》中的异化的历史主体是具体的人即劳动者本身，也就是工人阶级。马克思从劳动的现实的而非精神的概念出发考察人类历史和社会状况，是关于物质生产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基础这一历史唯物主义观念的先行探索。“对社会主义的人来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尽管此时的马克思还是基于人的本质和类本质的人本学视角考察劳动及其异化，但其社会批判的着眼点已经是工人阶级的异化劳动及其扬弃这一根本性问题。《手稿》社会批判的阶级意识为接下来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为《资本论》及其手稿科学地揭示资本与劳动的对立，作了先行的理论探索。
（二）“敌视人的”“发财致富的科学”：国民经济学批判的阶级意识
《手稿》的资本批判与国民经济学批判始终如影随形，开启了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基本方向。资本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双重批判的理论主题在这里已初步开启。
1. 国民经济学不理解现代经济关系的对立，而用各种方式设定资本与劳动的统一
马克思从国民经济学的前提、概念、语言和规律出发，揭示了它出于自身的阶级立场自觉不自觉地把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视为理所当然的前提和事实，视为一种非历史的永恒的自然法则的理论本质。
在马克思看来，关于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相互关系的分析，使迄今为止没有解决的各种矛盾立刻得到了阐明：“（1）国民经济学虽然从劳动是生产的真正灵魂这一点出发，但是它没有给劳动提供任何东西，而是给私有财产提供了一切。”“（2）从异化劳动对私有财产的关系可以进一步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解放出来、从奴役制解放出来，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表现出来的，这并不是因为这里涉及的仅仅是工人的解放，而且是因为工人的解放还包含普遍的人的解放；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整个的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对生产的关系中。”国民经济学仅仅看到了劳动创造财富即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意义，却不理解劳动的对象性活动作为工人的自主活动发生异化的本质。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扬弃是理解工人解放和人类解放的根本问题，政治斗争则是克服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根本途径。马克思不仅论证了工人解放的现实的和历史的根据，说明克服异化必须借助于政治斗争，而且阐明了只有彻底消除了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包含着工人解放在内的、普遍的人的解放即人类解放的历史时刻才能到来。
马克思强调其社会批判是从国民经济学现有的各种前提和范畴出发的，并采用了它的语言和规律：“我们把私有财产，把劳动、资本、土地的相互分离，工资、资本利润、地租的相互分离以及分工、竞争、交换价值概念等等当做前提。”国民经济学之所以把上述事实和范畴当作前提，是因为它们作为现代经济制度的构成要素，是国民经济学认可的无需批判的自然前提。但国民经济学认可的事实、规律、范畴和语言，恰恰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上加以反思和批判；国民经济学不理解在异化现象的背后，存在着现代社会日益分化的阶级结构，工人降低为最贱的商品，工人的贫困同他生产的规模成反比的趋势；竞争的结果不仅是资本积累在少数人手中和垄断的恢复，而且是整个社会日益分化为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
国民经济学虽然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和前提出发，但却不理解私有财产的历史的、暂时的性质，不理解私有财产与社会矛盾的相互关系，不能揭示资本、劳动、土地之间的相互关系：它“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把这些公式当做规律。它不理解这些规律，就是说，它没有指明这些规律是怎样从私有财产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国民经济学没有向我们说明劳动和资本分离以及资本和土地分离的原因”。国民经济学出于其特定的阶级立场和非历史的思想方式，在说明工资和利润之间的关系时，必然把资本家的利益当作最终原因，把应当加以阐明的东西当作理所当然的前提。
国民经济学同样也不能阐明普遍竞争及其规律，而只能用它的外部情况加以说明，并把交换本身看作偶然的事实。马克思以批判的阶级眼光，识破了国民经济学与资本家及其竞争之间的血肉联系：贪欲和贪欲者之间的竞争，“是国民经济学家所推动的仅有的车轮”。国民经济学因此成为资本家发财致富的科学。马克思深刻指明了国民经济学的阶级立场，把社会批判建立在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的理论基点上，揭示了国民经济学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阶级实质。国民经济学的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决定了它根本不理解现代经济形式与其范畴之间的相互联系，而是把竞争与垄断、经营自由与同业公会、地产分割与大地产等各种范畴之间的关系重新对立起来；有产者的竞争、经营自由、地产分割，仅仅被它理解为同业公会特别是封建所有制的偶然的和强制的结果，根本不理解它们之间的斗争及其相互转化的历史性质和必然趋势。
马克思反复强调，国民经济学家把应当加以说明的东西仅仅假定为一种具有现象形态的事实，却从来不对这一事实背后的异化的阶级关系作出批判性分析。但由于被国民经济学视为当然的事实，且在当时社会批判的一些著名论著中也相当流行，所以出于资本批判的前提性需要，马克思依然从国民经济关系的事实出发。“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劳动生产的不仅是商品，它还生产作为商品的劳动自身和工人。”马克思把国民经济学充满矛盾的事实置入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的批判性框架中，创造性地使用了异己、物化、对象化、非现实化、奴役、异化、外化等黑格尔辩证法和费尔巴哈人本学的哲学范畴，并从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出发揭露现代异化的现实及其本质：劳动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在国民经济的实际状况中，劳动的这种现实化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马克思透过国民经济学认可的事实性前提，触及了对象性劳动和劳动产品异化的本质，揭示了资本奴役劳动的血腥本质和工人阶级生存的异化现实。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国民经济学的所谓事实包含着非现实化、奴役、异化所造成的严重的非人道性质：工人的饿死，生活和劳动对象的被剥夺，工人生产的越多就越受资本奴役等等，表明工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的关系是一种异己的对象性关系：“工人在他的产品中的外化，不仅意味着他的劳动成为对象，成为外部的存在，而且意味着他的劳动作为一种与他相异己的东西不依赖于他而在他之外存在，并成为同他相对立的独立力量；意味着他给予对象的生命是作为敌对的和异己的东西同他相对立。”国民经济学倒果为因，颠倒了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的相互关系，它不可能站在劳动和劳动者一边，而只能站在私有财产和有产者一边：尽管国民经济学把劳动视为生产的真正灵魂，“但是它没有给劳动提供任何东西，而是给私有财产提供了一切”。“没有私有财产的财富是不存在的，国民经济学按其本质来说是发财致富的科学。因此，没有私有财产的政治经济学是不存在的。”
国民经济学家漠视现代经济关系的对立，并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设定劳动与资本的统一。由于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存在，人的本质不仅没有在对象性劳动中得到确证，反而使人的对象性劳动及其产品成为一种异化力量，人的本质在这一异化过程中不是被确证而是被扭曲了；人被异化为与资本家相对立的工人，成为私有财产的工具。但国民经济学把私有财产这个本来应当加以说明的根本问题，当作理所当然的既成的事实和前提，看不到这一事实所体现的资本与劳动的本质性对立：它“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设定劳动和资本的统一：（1）资本是积累的劳动；（2）生产范围内的资本的使命……就在于生产劳动；（3）工人是资本；（4）工资属于资本的费用；（5）对工人来说，劳动是他的生命资本的再生产；（6）对资本家来说，劳动是他的资本的活动的要素。……（7）……把劳动和资本的原初的统一假定为资本家和工人的统一”。国民经济学不理解资本与劳动对立的本质，资本奴役劳动问题对它来说仅仅是一种偶然的、只能用外部原因来说明的事实。马克思揭穿了国民经济学家把私有财产视为理所当然的前提、把人的劳动视为私有财产的本质的阶级立场，揭示了它作为资本家阶级发财致富的科学的阶级本质。
国民经济学家看不到社会与市民社会的深刻对立，混淆了人与资本家、人与工人的根本区别：它认为社会就是人人互为手段的市民社会。“国民经济学家把一切都归结为人，即归结为个人，从个人那里他抽去一切规定性，把个人确定为资本家或工人。”共同的阶级立场使资产阶级的政治家与国民经济学家达成了共谋，形成了共同对付工人阶级的阶级联盟和统一战线。国民经济学还混淆了类活动的人的活动的分工与异化的、外化的分工。“分工是关于异化范围内的劳动社会性的国民经济学用语。”国民经济学认为劳动与分工对于私有财产以及财富的创造是至关重要的；劳动被承认为私有财产的本质，分工也因此被理解为财富生产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它既然把劳动视为私有财产的本质，分工是资本家发财致富的动力，因此就不能说明私有财产和分工的本质，不能说明人的活动为什么采取了异化形式。它断言分工和交换必须以私有财产为基础，劳动是私有财产的本质，但却不能说明这种论断。“分工和交换是私有财产的形式，这一情况恰恰包含着双重证明：一方面人的生命为了本身的实现曾经需要私有财产；另一方面人的生命现在需要消灭私有财产。”国民经济学把人的生命对私有财产的需要永恒化，不理解这种需要的暂时的历史的性质，不理解私有财产本身由于包含着对抗性矛盾和异化性质而必然面临着被消灭的命运。国民经济学家尽管在考察分工和交换时夸耀自己的科学的社会性，但也无意中说出了这种科学所包含的矛盾，即依靠非社会性的特殊利益来论证社会。马克思之所以强调分工和交换的重大意义，是因为它们是人的活动和人的本质以及类的活动和本质力量的表现形式，是因为异化劳动的暂时性和历史性意味着必然扬弃异化的人本主义。
《神圣家族》继续深化了资本批判和国民经济学批判的理论主题。马克思对蒲鲁东的《什么是财产？》给予高度评价的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对私有财产和国民经济关系的非人性的假象，以及对国民经济学的非人性的现实等问题进行了严厉批判，并由此阐述了与私有财产直接矛盾的平等这一创造原则。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以蒲鲁东对私有财产和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为借鉴，继续展开了对私有财产与国民经济学的双重批判。
2. 国民经济学“实际上是敌视人的”
国民经济学出于其阶级立场和阶级本能，看不到在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上工人的非人的奴隶地位和被奴役的性质。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中，工人对资本和资本家来说“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工人才得以存在……工人只有当他对自己作为资本存在的时候，才作为工人存在；而只有某种资本对他存在的时候，他才作为资本存在”。在存在着资本剥削、支配和奴役劳动的历史条件下，人被异化为工人，人的对象化劳动变成了异化劳动，人的存在的意义在于他是资本攫取利润的工具。
马克思关于国民经济学与私有财产的相互关系的剖析体现了社会批判的初步自觉的理论立场和阶级意识：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就是作为主体的人的劳动。因此只有把劳动视为自己原则的国民经济学，“才应该被看成私有财产的现实能量和现实运动的产物……现代工业的产物；而另一方面，正是这种国民经济学促进并赞美了这种工业的能量和发展，使之变成意识的力量”。一旦国民经济学意识到劳动是财富的源泉，劳动成为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那么它就成为私有财产的理论形式和阶级意识，资本与国民经济学、资本家与国民经济学家的本质性统一由此就得以建立。
在马克思看来，把劳动视为自己原则的国民经济学，就是“在私有制范围内揭示出财富的主体本质的启蒙国民经济学”，而且这也是“恩格斯有理由把亚当·斯密称作国民经济学的路德”的原因所在。正因为国民经济学设定并强调私有财产与劳动的统一，人本身被设定为私有财产的本质，所以国民经济学“表面上承认人，其实是彻头彻尾对人的否定，因为人本身已不再同私有财产的外在本质处于外部的紧张关系之中，而是人本身成了私有财产的这种紧张的本质”。劳动之所以被国民经济学承认，是因为它创造了私有财产，人本身成了私有财产的本质，因此它只能从表面上承认人、人的独立性和自主活动，只能“十分片面地，因而也更加明确地彻底地发挥了关于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本质的论点”。国民经济学把劳动作为资本家发财致富的工具，而不是从人的本质、自由和解放出发论证劳动的本质，所以它“实际上是敌视人的”。国民经济学把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视为理所当然的前提和事实，不可能触及资本奴役劳动条件下人的本质的异化性质。
在紧接着《手稿》之后《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中，马克思再一次指明了国民经济学敌视人的性质和特征：英国工人阶级的赤贫并不是仅限于工业区的个别现象，而是扩展到了农业区的普遍现象，并由此导致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抗议运动。关于这种普遍贫困的原因，资产阶级不同党派之间发生了停留于现象形态因而看起来是相互对立的争论：“英国资产阶级认为赤贫现象的出现应归咎于政治，所以辉格党把原因推在托利党身上，而托利党则把原因推在辉格党身上。……每一个党都认为原因只在于和自己对立的那个党的政治。”而李嘉图的厚颜无耻的学生麦克库洛赫的敌视人的典型表现，是把培根关于新鲜空气的比喻借用到关于克服贫困问题的方案中：“英国的地下室住宅里的充满瘟疫菌的空气是多么好！英国贫民的衣服破得难以想象；妇女们被劳动和贫困折磨得全身萎缩，遍体皱纹；孩子们在污泥里打滚；工厂里过度的、单调的机械劳动把人变成了畸形儿——这一幅大自然的美景是多么壮丽！”面对一幅幅严重异化的悲惨景象，国民经济学家们却熟视无睹，仅仅关注劳动能否带来财富的问题，充分说明了它敌视人的阶级本质。基于资本与劳动的对立，瞩目于工人阶级的劳动自由和社会解放，是马克思作出国民经济学敌视人的基本结论的前提性立场，并且是他终生进行资本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双重批判的基本原因之一。
马克思之所以能够穿破资产阶级社会的表面现象和政治经济学的语言面纱，就在于他确立了资本批判和国民经济学批判的理论立场和阶级意识。这种阶级意识与历史—世界历史意识形成了充满张力的理论形式，揭示了现代社会关系的基本结构和意识形态的阶级本质。
三、资本、世界历史和共产主义历史图式的初步绘制
《手稿》基于社会批判的历史意识和阶级意识，揭露了国民经济学关于资本永恒的意识形态神话，批判地剖析了各种共产主义思潮的理论本质，阐述了前现代社会—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序列，初步绘制了资本、世界历史与共产主义的历史图式。
（一）对整个文化和文明世界的抽象否定：粗陋的共产主义的反历史的理论本质
在《手稿》和《穆勒评注》中，马克思从私有财产与共产主义的相互关系出发，把“简单的”“粗陋形式”的私有财产与发达的、完成了的私有财产加以历史地对比性考察，反复强调只有后者才是通往共产主义的必经的历史性中介形式。
马克思对共产主义思潮的批判主要针对的是粗陋的共产主义。马克思批判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但他并没有对私有财产采取完全否定的非历史的态度。他反复强调指出，与物物交换的私有财产的粗陋形式不同，发达的、完成了的私有财产是走向共产主义的历史性中介。对私有财产采取消极的否定和批判的态度，不懂得发达的、完成了的私有财产是通往共产主义的历史性中介，是粗陋的共产主义的根本缺陷。
人的真正的对象化必须经历并扬弃对象化世界的异化这一历史性中介，才能现实地占有自己的对象性本质；同样，共产主义必须扬弃发达的、完成了的私有财产，真正的人的生命和合乎人性的积极的人道主义才能实现。马克思批判地继承并发展了黑格尔关于中介问题的历史辩证法，批判了粗陋的共产主义消极地批判私有财产的非历史的理论本质。马克思历史地对待私有财产这一异化的历史形态，强调共产主义是“否定的否定”和“对人的本质的占有”，这种占有是“以否定私有财产作为自己的中介”的历史过程。马克思这里的资本批判和国民经济学批判、哲学批判和粗陋共产主义批判的有机统一，为正在孕育中的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提供了思想土壤和先行论证。
《手稿》揭露了粗陋的共产主义的一系列非历史的、反现代文明的性质和特征。粗陋的共产主义特别强调实物财产的统治，“以致它想把不能被所有的人作为私有财产占有的一切都消灭；它想用强制的方法把才能等等抛弃。……这个用普遍的私有财产来反对私有财产的运动是以一种动物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用公妻制……来反对婚姻。……公妻制这种思想是这个还相当粗陋的和毫无思想的共产主义的昭然若揭的秘密。……这种共产主义——由于它到处否定人的个性——只不过是私有财产的彻底表现”。它处处否定人的个性，对待妇女的态度具有非人的动物性的本质。粗陋的共产主义对待私有财产是一种非历史的态度，它关于私有财产的思想带有嫉妒的和平均主义的欲望，意味着“对整个文化和文明的世界的抽象否定，向贫穷的、需求不高的人——他不仅没有超越私有财产的水平，甚至从来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的非自然的简单状态的倒退，恰恰证明对私有财产的这种扬弃决不是真正的占有”。粗陋的共产主义根本不理解发达的、完成了的私有财产作为通往共产主义历史性中介的客观功能，停留在小私有制的藩篱中而不能自拔，并企图开历史倒车，不仅是对现代文化和文明的抽象否定，而且也严重地阻碍着工人阶级争取社会解放的共产主义事业。
马克思还简要考察了其他两种政治的共产主义思潮，揭示了它们受制于特定历史条件的基本特征：（1）“还具有政治性质，是民主的或专制的”；（2）“是废除国家的，但同时是尚未完成的，并且仍然处于私有财产即人的异化的影响下”。这两种形式的共产主义虽然认识到自己是人向自身的复归和人的自我异化的扬弃，但它们同样不理解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本质，不了解需要所具有的人的本性。
马克思考察社会生产方式的历史—世界历史意识，以及资本批判和国民经济学批判的阶级意识，是他能够深刻地揭示各种共产主义思潮的实质和缺陷，并由此初步确立自己的历史的共产主义理论的基本原因。
（二）历史之谜的解答：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
马克思社会批判的历史—世界历史意识和阶级意识的落脚点是共产主义。马克思关于发达的、完成了的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是通往共产主义的历史性中介的重要思想，阐明了共产主义与资本的世界历史的内在联系。《手稿》初步奠基了马克思终生进行资本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社会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的理论方向和价值目标。
在关于地产与动产的历史性差别的考察中，马克思批判地嘲讽那些仍然停留在地域狭隘性和民族局限性中的国家企图阻止地产商品化—资本化的历史趋势，阐明了这种趋势意味着在普遍竞争中必然走向世界的现实主义和世界主义的内在逻辑。动产战胜地产之所以是具有历史性和世界历史性的事件，是因为它不仅标志着封建经济形式的衰亡和现代经济形式的诞生，意味着地域狭隘性、民族局限性的克服和世界历史的形成，而且还预示着扬弃了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的共产主义未来。与国民经济学家们完全不同，马克思没有把地产向动产的过渡作为人类历史的终结，而是强调地产商品化—资本化仅仅是走向一个更高的理想社会的历史性中介；只有彻底扬弃了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才能真正实现人的本质复归的、信任人的共产主义社会。
马克思关于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基本观点表明，尽管工人劳动创造了社会的物质财富，但由于劳动的普遍的异化性质，作为历史创造主体的工人阶级却处在受支配、受奴役的地位而丧失了人的本质。而对这种状况的批判性分析得出的结论，才真正涉及马克思从事社会批判的深层动机：只有彻底消除了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才能实现工人阶级的劳动自由和个性自由、社会解放和人类解放。劳动作为对象性活动是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本质，体现这种劳动的对象性活动本性的人就是社会的人；但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却使人失去了自己的本质而成了非社会的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要消灭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把非社会的人变为社会的人。通过批判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国民经济学和共产主义思潮，揭示劳动自由和社会解放的历史逻辑，是马克思写作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深刻思想动机。
马克思通过对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的批判性研究，阐明了私有制存在的暂时的历史的性质，剖析了国民经济学的阶级性质，论证了共产主义必然实现的历史趋势。在进行资本批判和国民经济学批判的过程中，马克思强调必须解决两个任务：“（1）从私有财产对真正人的和社会的财产的关系来规定作为异化劳动的结果的私有财产的普遍本质”；“（2）人是怎样使自己的劳动外化、异化的？这种异化又是怎样由人的发展的本质引起的？我们把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变为外化劳动对人类发展进程的关系问题，就已经为解决这一任务得到了许多东西。……问题的这种新的提法本身就已经包含问题的解决”。马克思设定了劳动与异化劳动、人的社会的财产与私有财产之间的深刻对立，并试图从人和人的本质的发展中探明异化和异化劳动的社会历史根源，阐明变革和扬弃这种异化的现实社会力量。
马克思试图从劳动异化的历史发展中来说明私有财产的起源、发展和消亡的暂时的历史性质，强调异化劳动既然是人的自身的异化，就应当从人类历史的变革历程中来探讨这一问题。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运动“必然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即在经济的运动中，为自己既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c。私有财产运动在现代社会最突出地表现为资本与劳动的对立，而“劳动和资本的这种对立一达到极端，就必然是整个关系的顶点、最高阶段和灭亡”。马克思基于资本与劳动的对立，阐明了共产主义革命的经验的现实基础，以及走向共产主义所需要的社会力量；而对维护现代私有制关系的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则逻辑地构成了共产主义学说的组成部分。马克思通过资本批判和国民经济学批判，阐明了工人阶级的劳动自由和个体自由、社会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共产主义目标。
马克思对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历史考察和现实批判，洋溢着一种批判的革命的道德激情和追求劳动自由和社会解放的价值理想，体现了消除工人阶级的劳动异化和生存苦难的批判的革命的人道主义。马克思考察动产战胜地产的历史必然性，剖析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及其相互关系，揭露国民经济学和共产主义思潮的性质和缺陷，落脚点都是作为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之积极扬弃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复归，是自觉实现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复归。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这是马克思对共产主义丰富内涵的历史的和哲学的规定。
《手稿》关于共产主义的思想蕴含着历史辩证法的性质、结构和形态。社会的合乎人性的共产主义建立在以往社会历史成就所奠基的历史基地上，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个体和类等一系列本质性矛盾的真正解决；共产主义不是对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简单抛弃和直接否定，而是把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作为通往共产主义的历史性中介的理论学说。马克思由此绘制了资本、世界历史与共产主义的历史图式。
四、哲学批判、国民经济学批判和粗陋共产主义批判的内在贯通
现代德意志民族是一个具有深厚历史—世界历史意识的哲学民族。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历史意识，并把它创造性地与资本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阶级意识有机地贯通在一起，建构了批判的、革命的和彻底的社会批判理论。
马克思从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出发，用大量篇幅批判地考察了黑格尔辩证法，意在确立资本批判和国民经济学批判的哲学深度和方法论自觉。作为《手稿》最后一章的“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并不是马克思在写作《手稿》的过程中心血来潮而突然插入的一个部分，而是出于剖析现代经济关系的异化形态、揭示经济关系现象背后的资本与劳动的对立、批判国民经济学的阶级本质的内在要求。接下来的《神圣家族》特别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就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哲学批判和社会主义批判的联合作战中展开的。实际上，批判地改造和利用黑格尔辩证法，是马克思毕生进行资本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本特征和方法论特色之一。
马克思在《手稿》“序言”中写道：“对黑格尔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剖析，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当代批判的神学家不仅没有完成这样的工作，甚至没有认识到它的必要性。”“为了便于理解和论证，对黑格尔的辩证法，特别是《现象学》和《逻辑学》中有关辩证法的叙述，以及最后对现代批判运动同黑格尔的关系略作说明，也许是适当的。” 在这里，马克思指明了进行哲学批判的基本原因是出于对青年黑格尔派、国民经济学以及粗陋共产主义批判的需要，并先行地预示了即将在《神圣家族》《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述中展开的社会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的主题和方向。
借助于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展开对黑格尔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在青年马克思社会批判的历史—世界历史意识与阶级意识中具有重要作用。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不仅批判了黑格尔哲学，而且也为批判国民经济学打下了基础，并开始了实证的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的批判。“费尔巴哈著作是继黑格尔的《现象学》和《逻辑学》之后包含着真正理论革命的唯一著作。”“费尔巴哈的伟大功绩在于：（1）证明了哲学不过是变成思想的并且通过思想加以阐明的宗教，不过是人的本质的异化的另一种形式和存在方式；因此哲学同样应当受到谴责；（2）创立了真正的唯物主义和实在的科学，因为费尔巴哈使社会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同样成为理论的基本原则；（3）他把基于自身并且积极地以自身为根据的肯定的东西同自称是绝对肯定的东西的那个否定的否定对立起来。”费尔巴哈关于从人自身出发研究人的异化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唯物主义，为马克思批判黑格尔的国家高于市民社会的历史唯心主义，把市民社会确立为国家的前提和现实基础，并转向资本批判和国民经济学批判，提供了启示和契机。
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体现了唯物的实践辩证法的基本精神。他强调指出，黑格尔犯了将现实的人的异化本身和对这种异化的扬弃，都看作哲学思维自身的异化的双重错误：“哲学家……把自己变成异化的世界的尺度”，异化及其历史的消除仅仅是“逻辑的思辨的思维的生产史”。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世界（感性、宗教和国家权力等）被看作精神的本质，“只有精神才是人的真正的本质，而精神的真正的形式则是思维着的精神，逻辑的、思辨的精神”。需要说明的是，尽管马克思批判地揭示了《精神现象学》的隐蔽的神秘化的本质，但他同时强调指出：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关于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辩证法的伟大之处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做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做非对象化，看做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人自己的劳动的结果”。
黑格尔之所以仅仅看到了劳动是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的积极方面，一方面是由于他“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另一方面是由于他从精神出发解释劳动的历史唯心主义。而马克思则反复强调了劳动所具有的生产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唯物主义内涵。这是《手稿》把国民经济学批判、共产主义批判与哲学批判贯通在一起的写作动机之一。
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辩证法，对他考察社会生产方式的历史演变，揭示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具有重大意义，推动他形成了剖析社会经济关系的历史意识和阶级意识。马克思把历史辩证法创造性地运用于私有财产与共产主义相互关系的分析中，把发达的、完成了的私有财产作为实现共产主义的前提条件和历史性中介。他在考察“黑格尔辩证法的积极的环节”时，反复强调中介之于扬弃的不可缺少的前提性和历史性意义：“扬弃是把外化收回到自身的、对象性的运动。……正像无神论作为神的扬弃就是理论的人道主义的生成，而共产主义作为私有财产的扬弃就是要求归还真正人的生命即人的财产，就是实践的人道主义的生成一样；或者说，无神论是以扬弃宗教作为自己的中介的人道主义，共产主义则是以扬弃私有财产作为自己的中介的人道主义。只有通过对这种中介的扬弃——但这种中介是一个必要的前提——积极地从自身开始的即积极的人道主义才能产生。”由此可见，马克思在写作《手稿》的过程中之所以批判地研究黑格尔辩证法，就是为了从哲学上论证和强调异化劳动和发达的、完成了的私有财产作为人的自我异化的历史形态，在通往共产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具有历史性中介的基本意义。
《手稿》的共产主义是包含了以往历史时代的积极成果的具有历史辩证法结构和中介性质的历史的共产主义。《手稿》把发达的、完成了的私有财产这一人的对象化世界的异化形式的积极扬弃，作为通往共产主义的必经的历史性中介，体现了马克思社会批判的历史—世界历史意识与阶级意识的有机统一，是通往科学共产主义理论之路的重要历史节点之一。
五、结语
青年马克思的历史—世界历史意识与阶级意识贯穿在《手稿》的资本批判和国民经济学批判，共产主义思潮批判和共产主义展望，以及黑格尔辩证法批判的字里行间中。《手稿》由此开启并初步形成了马克思社会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的理论主题和基本结构。
《手稿》从历史—时间意义上考察社会生产方式，阐明了从封建土地所有制向现代工业资本的过渡，以及在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上地产浪漫主义与动产现实主义的历史性对立；从世界—空间意义上考察了地产的地域性与动产的世界性的对立，强调地产商品化—资本化的过程一旦完成，完成了的、发达的私有财产一旦实现了对人的统治，就会以最普遍的形式发展成为一种世界历史力量。
马克思社会批判的根本目的是揭示资本与劳动对立的社会关系和阶级结构，批判国民经济学的阶级立场和粗陋的共产主义的反现代文明的理论本质，并从理论和实践上阐明劳动从资本的支配和奴役中解放出来而走向共产主义的历史趋势。《手稿》关于通过联合的自由劳动和自由享受而“重新成为人的真正的个人财产”的未来展望，与《资本论》关于通过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而“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的未来展望之间，存在着历史的和逻辑的内在贯通，蕴含着马克思毕生进行资本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思想动机和理论秘密。
马克思历史—世界历史意识与阶级意识是一个充满历史辩证法张力的结构形式，并由此建构了前现代社会—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之社会形态演变的历史序列，初步绘制了资本、世界历史与共产主义内在贯通的历史图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