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29年尼泊尔与中国西藏爆发争端，基于传统朝贡体系与现实主权问题的双重考量，国民政府有意推动中国与尼泊尔关系的恢复。自1932年至1946年，国民政府先后三次赴尼泊尔授勋。在中尼交往过程中，中英两国在尼泊尔的竞争因素始终存在，尼泊尔政府巧妙利用中英两国对其的竞争性需求，较为成功地维护了国家的主体性。纵观国民政府与尼泊尔的交往历程可以发现，国民政府内部围绕中尼关系的讨论，在话语上经历了一个从“屏藩”到“邦交”再到“扶助弱小民族”的调适过程，但不管怎样，相关话语的背后依稀可见传统中国“天下主义”的印记，这对理解近代中国的民族国家构建与外交转型具有普遍性意义。
作者：冯建勇，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董悦悦，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硕士研究生。
本文载于《学术月刊》2025年第8期。
引言
关于古代东亚地区秩序的研究，影响最为深远者当数美国学者费正清提出的“中国世界秩序”理论。借着这一解释框架，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概念在国内外学术界得到了广泛的承认与应用，并成为前近代东亚区域体系研究的基础。根据费正清等人的研究，1840年鸦片战争以降，英、法等殖民主义国家的东渐，给中国在周边地区精心构筑的朝贡体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挑战。即便清政府为维护朝贡体系作了不懈努力，但它最终随着清朝的灭亡而成为历史。不过，仍有一个问题需要提出：作为制度的朝贡体系之消失，是否意味着作为思想、理念的朝贡体系完全退场？关于该问题，只有将研究的时段往后延伸，才能得出可靠的结论。本文即以国民政府三次赴尼泊尔授勋为研究对象，考察这一时期国民政府对昔日藩属国尼泊尔的主观认知与外交实践变迁。关于民国时期中尼关系及国民政府赴尼泊尔授勋事件，先行研究虽有涉及，但并无专题性成果。鉴于此，本文将这一问题纳入考察视野，试图再现国民政府与旧有藩属国尼泊尔之间的双边互动，揭明传统宗藩理念如何与近代主权外交观念产生张力并相适应的过程。
一、历史遗产与现实困境：尼藏纠纷促发中尼复交筹谋
尼泊尔北接中国西藏，南与印度毗邻，历史上即为沟通中印交通之要道。中国与尼泊尔之间的交往，最早可追溯至东晋时期法显赴尼朝礼佛教圣地洛明达。有唐一代，尼泊尔与吐蕃之间的交往极盛。1769年，尼泊尔国王普利特维征服加德满都谷地，尼泊尔的近代国家形态初步形成。近代尼泊尔王国自诞生起，就不得不在中国和英（印）两个强邻的夹缝中生存。普利特维在其政治遗嘱《智慧箴言》中将尼泊尔形容为“两块石头中间的芋头”，生动描绘了尼泊尔夹在两大强邻间的艰难地缘政治处境。
随后一段时期，在“建国—扩张”模式的推动下，尼泊尔持续向北进军侵扰我国西藏，引发两次中尼战争，最终尼泊尔自请五年一贡，差大头目赍上赴京瞻觐。清王朝自此确立了喜马拉雅地区的朝贡体系，尼泊尔开始被纳入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1789年至1909年，尼泊尔先后19次遣使经西藏前往北京。作为一种双向互动的朝贡体系，它既规定了尼泊尔作为藩属国须向清廷进表纳贡的责任，也明确了清廷“凡外邦效顺，俱颁册锡爵”的册封义务。例如，乾隆帝以遣使投诚为由，应允赴藏大臣巴忠之请，封廓尔喀国王为王爵，封拉特纳巴都尔为王爵，封其叔巴都尔萨野为公爵；光绪三年（1877），清廷仍赏噶免札热热拉乌第巴兴果敢王衔总噶箕名号，以示优异。
步入19世纪，英国海外殖民势力不断扩大，并以英属印度为桥头堡，加速向北推进对尼泊尔的侵略。面对英国的不断侵扰，尼泊尔曾数次向清廷呈报，请求后者秉承“上国”立场，帮助驱逐英人，承担保护藩属国的义务。然而，对于英、尼冲突，清廷以“天朝上国”自居，视之为夷狄间的“争界”，始终未予过问。当尼泊尔哀称或将“投诚英国”之际，清政府亦仅仅回应曰：“尔国与披楞或和或战，即或竟投诚披楞，天朝总置不问，但届至贡期，仍当按例进贡。”1816年，英军攻陷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双方签订《塞哥里条约》，尼泊尔除割让给英属印度大片南部和西部平原区的土地外，还被迫给予英国在尼泊尔种种特权。面对尼泊尔内外关系发生的一系列变化，清政府唯要求尼泊尔按期纳贡，以便继续维持名义上的“宗藩关系”。对于清朝统治者而言，英尼战争并未威胁到清政府的政治利益，至于尼泊尔是否“两属”并不重要，只要尼泊尔仍然愿意按例朝贡，则意味着清王朝在喜马拉雅山一带的“屏藩”仍然存在。从尼泊尔的立场来看，虽然清廷在英尼冲突中未能尽到“字小”的职责，但面对英国后续的强势侵略，若能维持与清廷的宗藩关系，或能在必要时牵制英国在尼泊尔的影响力，故而其有维持中尼朝贡关系的动力。此外，彼时英国政府非常重视东印度公司在中国东南沿海的贸易，故而需要维持与清朝的友好关系，是以并未阻断尼泊尔对清朝的朝贡关系。最终，在维系中尼关系的方针中，清、尼双方不谋而合。直至辛亥革命之前，尼泊尔一方面主动与英国政府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另一方面仍愿以属国身份同清廷交往，维持着五年一贡的传统。至此，尼泊尔实际上与中、英两国确立了“两属”关系。
迄至清末，由于中国国家力量的衰弱，尼泊尔倾向于“附势”英国。在此背景下，1906年尼泊尔总理钱德拉致信英国驻尼泊尔代表，专门阐释了中尼宗藩关系的本质。在他看来，始于1792年的中尼朝贡关系仅具有商业性质，乃因尼泊尔使团借着朝贡进行贸易，从中获取巨额利润；尼泊尔使团带给清朝皇帝的礼物价值不大，当然不是贡品；至于尼泊尔呈递的表文，不过是“用真正的东方风格写就的惯例性信件，是充满热情但毫无意义的礼貌，遵循着一种刻板的规则”。1910年钱德拉再次重申，派往中国的尼泊尔使团应被视作两国间的友好交流，带给清朝皇帝的礼物也不是贡品，只是为了表达对皇帝的敬意以及培养友好关系的渠道而已。从这两封信件内容可以看出，尼泊尔总理希冀以朝贡的“商业性”消解其“政治性”，强调中尼朝贡框架体系下尼泊尔的自主性。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翌年清朝覆亡，西藏地方当局趁势宣布“独立”并开展“驱汉”运动，民国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日渐疏离。彼时，毗连中国西藏的尼泊尔为维护自身在西藏的贸易和经济利益，以“中介人”的身份积极协调中国政府与西藏地方间的矛盾，最终促成双方的让步。毋庸讳言，在这一事件当中，尼泊尔初则以维护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参与斡旋，但在此过程中无疑扮演了中间人的重要角色，间接表明尼泊尔是中央政府统合西藏的一个助力。随后一段时期，北京政府权力更替频繁，对西藏地方的统合趋于式微。至于中尼两国关系，据时人记载，民国初年尼泊尔仍致电中国政府，请求照例入觐，并事先呈报起程日期，“嗣因西藏变乱日亟，交通阻断，不能通过，乃至停搁”。不过，中尼两国间的朝贡关系虽告终结，但双方的关系互动仍时断时续。比如，1928年尼泊尔曾派学生八人前往中国留学、考察政治，以资仿效。
时至1929年，尼藏双方发生边界冲突，西藏地方面临严重危机。时人分析，尼藏纠纷之缘由，乃因“英人见中国已有强健中央，内政日见治理，人民程度增高，真正统一之期，已在不远。深恐四川真正平定，藏事即将解决，故乃急急出此”。针对这一事件，蒙藏委员会敏锐地认识到，若由中央政府出面解决尼藏纠纷，不仅可杜绝尼泊尔觊觎西藏、维护主权，还能借此向西藏地方政府传达善意，成为改善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的重要契机。基于此种考量，蒙藏委员会经过数次密议，于1930年2月向蒋介石呈报解决尼藏纠纷的四条办法：一是请国民政府电达尼泊尔国王，要求其停止军事行动，所有关于尼藏交涉，由我设法调解；二是派遣赴藏宣慰专员棍却仲尼的翻译官巫怀清（原系尼泊尔国王资送，赴中国内地学习汉文）前往尼泊尔慰问并疏解藏尼争端，并函令其常川居驻藏地，联络感情、宣传德意；三是请国民政府令饬外交部转饬新派驻印度领事速赴印地，以便传达消息而利藏事进行；四是请国府令饬财政部速拨一万元，以充赴藏旅费交际费及其他各项杂费。应该说，蒙藏委员会制定的四项办法较为符合此间实际情形——在中央政府实力不彰且与西藏地方关系不洽的背景下，国民政府自外而内，派员前往尼泊尔斡旋，化解西藏当局面临的威胁，以达到联络西藏地方政府感情之目标，确实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彼时，蒋介石将蒙藏委员会所呈办法转发外交部，要求后者依据前述四项办法中的第一条，先行拟定“致尼帕（泊）尔国主书或电”。外交部在回复国民政府文官处的密函中，追述中尼关系史之际即称尼泊尔“昔本隶我藩属，惟自近数十年来其军事、外交均为外人操纵”。基于此种认识，1930年3月10日外交部拟就电稿一份，标题为《国民政府致尼帕（泊）尔国王书（或电）》。其主旨内容如下：
大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致书（或电）于尼帕(泊)尔国主：吾中华民国国民政府遵奉先总理所定三民主义，努力缔造，业已完成统一，定都南京，一跃而为东亚新兴之邦。尼帕（泊）尔位居中亚，为我屏藩有数百年之历史，关系甚深。兹闻因藏尼居民稍有纠纷，将动干戈，殊深悬系，用特驰书（或电）劝告，望即停止军事行动，所有藏尼边界交涉当由国民政府负责解决，借维安宁，除派员即日赴藏接洽办理外，先此布达。
1930年4月1日，由国民政府中央政治会议第二百二十次会议交政治报告组和外交组审查、议决，删去外交部所拟电稿中的“一跃而成新兴之邦”以及“将动干戈”等语，但带有传统宗主关系的“屏藩”仍被保留。显然，国民政府外交部不愿过分强调尼藏纠纷的紧张形势，惟希冀借着中尼旧有宗藩关系，要求对方停止军事行动，从而化解尼藏双方纠纷。考虑到尼泊尔“地处西陲，交通阻塞，电信不能直达”，经外交部提议，国民政府文官处最终决定将带有主席署名的“致尼帕（泊）尔国主书”，交由即将赴任的驻印度总领事卢春芳代为转递。
5月8日，卢春芳抵达加尔各答，受到全体侨民的热情欢迎。就在设法探投国书之际，卢氏从加尔各答当地居民口中得知尼藏边界纠纷已经解决的消息。为确认此消息的真实性，卢春芳决定以友谊游历为由赴尼调查，并设法与尼泊尔国主秘书取得联系。7月10日，卢春芳再度从加尔各答当地报纸上获得消息，称尼藏边界纠纷已在英国人的斡旋下获得圆满解决，双方重新和好。至此，卢春芳终于确认尼藏双方确已和好。7月14日，卢春芳向外交部报告此事，并请示“致尼泊尔国主函”是否仍有投寄的必要；后又报告尼泊尔政府秘书已经复函同意接受中方官员前往尼国游历考察，应否前往。在卢氏看来，印度的一些城市如孟买、西姆拉、大吉岭等，中国侨民众多，若能成行，实为“借此一览，以扬国威”的机会。外交部获悉相关情况后，第一时间向蒋介石报告，请求应对办法。8月29日，国民政府回复外交部，可不再投递并将该书件呈缴注销，但仍然批准了卢春芳一行入尼游历考察的申请，并同意给予经费补助。
不过，就在收到外交部指令之前，卢春芳得知蒙藏委员会参事巴文峻已抵达加尔各答，因此，卢决定将“致尼帕（泊）尔国主书”交由巴文峻“转饬”。1930年9月4日，巴文峻一行携带“致尼帕（泊）尔国书”与礼物抵达尼泊尔加德满都；9月6日，会晤尼国总理并递交国书。尚需补充说明的是，巴文峻赴尼，乃是基于前述四则解决尼藏纠纷办法之二。国民政府中央政治会议第二百二十次会议决定，由蒙藏委员会参事巴文峻担任赴尼特派员前往慰问并呈递函件，外交部驻印正副领事协同办理。蒙藏委员会为此拟定“致尼泊尔总理函”，由巴文峻面递尼泊尔国主。时至1930年5月28日，外交部将酌加修正的函稿交予国民政府文官处办理。兹将修正后的《致尼泊尔国主函》誊录如下：
大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致书于尼泊尔国主：吾中华民国国民政府遵奉先总理孙中山先生所定三民主义，努力国民革命，现已完成国内统一。中尼邦交笃厚，相沿已久，关系密切，迥异泛常，前闻尼藏突起纠纷，双方均有军事准备，本主席为该处人民之安宁计，至深系念，曾经驰书相劝，停止军事行动，谅邀鉴察。兹特派蒙藏委员会参事巴文峻赉函前往慰问，即希接治为盼。
据上可知，此间国民政府为联络尼泊尔、解决尼藏纠纷，先后拟定了两份致尼泊尔国主的函件，分别交由外交部驻印度总领事卢春芳、蒙藏委员会参事巴文峻转递。两封致尼泊尔国主书（函）的主要宗旨大同小异，但仔细对照，仍可发现两处措词上的差异，并能从中细察国民政府对尼外交的调适：一是有关中尼关系，由卢春芳传达的“致尼帕（泊）尔国主书”称尼泊尔“为我屏藩有数百年之历史，关系甚深”，巴文峻负责赉送的“致尼泊尔国主函”则言“中尼邦交笃厚，相沿已久，关系密切，迥异泛常”；二是对处理尼藏纠纷的态度，“致尼帕（泊）尔国主书”以傲慢的姿态表示“望即停止军事行动，所有藏尼边界交涉当由国民政府负责解决，借维安宁，除派员即日赴藏接洽办理外，先此布达”，“致尼泊尔国主函”唯表示双方“停止军事行动”，“即希接洽为盼”。分析此种差异的原因，或是由于两封国书的性质不同。在最初得知尼藏纠纷时，国民政府即希望通过“致尼帕（泊）尔国主书或电”迅速表明国民政府立场，因此，卢氏所携“致尼帕（泊）尔国主书”带有便函性质，其中的私密性与非正式性，使得国民政府不自觉地流露出浓厚的传统“宗主国”之意味，并以居高临下的姿态表示“负责解决”藏尼边界纠纷；巴文峻赴尼则是一次公开的外交行为，具有传统朝贡关系意味的“屏藩”一词显然不合时宜，故国民政府转而强调“中尼邦交笃厚”，并以平等的立场请求对方“接洽”中方官员。从最初那种基于“宗藩关系”的历史记忆，到逐步修正并以现代主权国家姿态与昔日“藩属国”进行邦交，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民政府在意识形态与外交实践方面的张力及其调适过程。
综上所述，国民政府与尼泊尔的关系，实际上受到历史传统与现实政治双重因素的影响。清末统治者为缓解英属印度对西藏地方的蚕食渗透，就曾利用传统的“宗藩关系”，视尼泊尔为中国“屏藩”。迨至1929年，以化解尼藏纠纷为契机，一度丢失的“朝贡记忆”再度被唤醒，国民政府内部从蒙藏委员会到外交部，均在潜意识中将尼泊尔视为“藩属国”，表现出强烈的大国优越感，但在外交实践层面则有意识地规避此类意识形态，将之视为一个对等交往国。至此，国民政府与尼泊尔得以接续外交关系，这也为下一步的授勋事件埋下了伏笔。
二、“一朝重见汉官仪”：1932年国民政府赴尼泊尔授勋
巴文峻访问尼泊尔期间受到了崇高礼遇，回程时又获尼泊尔致蒋介石国书一封和贵重礼品若干。1930年9月11日，巴文峻自印度加尔各答发送电文，向蒋介石详细汇报了此次赴尼情形，并特意强调：“尼邦虽为亲英国，但此次对中国派来代表招待礼节十分隆重，且与中国表示甚好。”作为与尼泊尔交往的亲历者，巴文峻认为，“尼邦对西藏视为藩属，对英国待若良友，对中国尚有视为上邦意味”。在他看来，尼泊尔既为西藏“屏藩”，西藏又为我国极西边陲，为谋巩固边境、防止帝国主义侵略，且与“平等民族”共同奋斗计，“则尼泊尔与我国之联络，自属必要”。从巴文峻的这番话语中，可以观察到一番颇为吊诡的情形：一方面，他称尼泊尔为中国“屏藩”，认为尼泊尔视中国为“上邦”；另一方面，他在描述中尼关系时，又使用了“平等民族共同奋斗”之类的话语。同样的情形亦可见诸蒙藏委员会藏事处处长格桑泽仁。他在评述巴文峻访尼一事时即指出，此次尼泊尔上递国书、馈送贵品，“更足证明惓怀旧主，不减畴昔。倘若中国政治能上轨道，真正依照三民主义扶助弱小民族，我敢断定尼国一定要内附的”。诸如“旧主”“三民主义”“扶助弱小民族”与“内附”等不同时代话语的交错使用，实则表明，即便如巴文峻、格桑泽仁这样的国民政府官员，在最初与曾经的“藩属国”进行交往或想象中尼关系之际，传统的宗藩理念和现代的主权观念仍然纠缠在一起，须臾不可分离。
回国后，巴文峻在向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处呈交的报告中，谈到了尼方希望国民政府授予该国总理勋章的消息。进一步分析尼泊尔主动请求授勋之动机，或与两个因素有关。首先是基于维护自身政治合法性、巩固国内统治的现实需要。1929年12月，尼泊尔总理钱德拉去世，宾森塞尔迅速继位，但尼泊尔内部对此存在一些反对意见。根据英国人的观察，尽管宾森塞尔及时稳定住了局势，但仍有进一步巩固自身权力的必要。其次是彼时尼泊尔与英属印度存在一些隔阂。1929年尼藏冲突当中，双方的武器供应均来自英属印度政府。对于尼泊尔而言，根据1923年与英国新签订的友好条约，尼泊尔政府有权通过英属印度进口尼泊尔所需的任何武器弹药。这项曾被尼泊尔视为重大突破的条约却并未在尼藏冲突中发挥出应有作用，彼时英国人不希望过多介入尼藏两方的战争，也不愿意流露出对任意一方的偏袒。时任英国驻尼公使馆曾建议英属印度政府，在面对尼泊尔与西藏方面的武器需求时，“即使他们可能会延迟付款，印度政府最好尽快完成向尼泊尔和西藏已经承诺的军火供应；此后则尽可能避免在这方面作出任何进一步承诺”。对于英国的这一绥靖政策，尼泊尔大为不满。时任尼泊尔总理宾森塞尔在发给英国驻尼泊尔代表的信件中抱怨称：“无论何时，尼泊尔都竭尽所能给予英方支持，但当双方位置对调时，尼泊尔并未得到相同的待遇。”通过这一事件，尼泊尔政府认识到尼英关系的复杂性。恰在此期间，国民政府迫切希望与尼泊尔建立联系。尼泊尔敏锐地觉察到了中英两国对尼泊尔的竞争性需求。站在尼泊尔的立场，中国仍是一个强大的邻邦，若能与之建立必要的联系，一方面可减少对英国政府的依赖，从而增强自身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则可彰显尼泊尔的独特地缘政治价值，进而从英方获取额外利益。
彼时，巴文峻以前清故事和近期英法对尼授勋为例，力主国民政府对尼国总理授勋，认为此为联络中尼友情的良好办法。对该问题，国民政府最初颇为踌躇——虽然前清政府以“宗主国”的姿态多次向尼泊尔授予衔职，但毕竟当下中华民国已是民族国家中的一员，且此前从无相关的经历。缘于此，1931年2月3日，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处要求蒙藏委员会与外交部就该事进行会商，尽快确定方案。两部门在最初讨论过程中，提出了对尼授勋的基本原则，即应按照国际公法行事。不过，在具体的决策过程中，前清时期中尼宗藩关系的历史还是展现出其深刻的影响力。此间外交部与蒙藏委员会皆认为，尼泊尔总理请求授勋，是不忘昔日“藩属倾向之诚”，因此，为宣扬中央德意、以示优遇，亟应授予尼泊尔总理陆军上将衔或兼给勋章，以敦邦交。据1931年4月4日行政院回复外交部函件可知，国民政府议决准授尼泊尔总理陆军上将衔，并给予一等宝鼎章。从前揭国民政府相关部门的讨论中可以窥见，围绕是否为尼泊尔授勋的问题，现代主权国家的“国际公法”观念与传统“宗藩关系”理念均有发挥作用。尽管外交部和蒙藏委员会强调要以“国际公法”为准绳，借以确定授勋是否符合公例；但在具体讨论的过程中，尼泊尔传统的“藩属倾向之诚”被作为一项重要指标纳入考量，并最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国民政府的决策。至此，国民政府已然决定派员赴尼泊尔授勋，从而为民族国家时代的中尼邦交揭开了新的一页。
为厘清赉送勋章之程序，外交部与蒙藏委员会专门分别查照中外礼节。经了解，前清时期加封藩属爵职，“均系特派大员前往”，以昭隆重；外国方面，相关大员亦会出席“授任邻邦军职勋章”。出于节约经费的考虑，国民政府主张偏向近代外交礼仪，初步决定由驻印总领事就近前往，并制定了预算清单：一是赴尼专员由印赴尼往返旅费及赏金、电报等费，最低限度为2500元，二是赠给尼泊尔总理的上将礼服费，预计花费500元，共计3000元。
然则未过多久，时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马福祥与外交部长王正廷共同向国民政府提出，历史上中尼“宗主关系至为深密”，前次尼藏失和，几酿军事，巴文峻赴尼劝阻，该国总理颇为感动，“中央如果乘机加意羁縻，将来于西南边防及解决西藏事件未始不无裨益”，若仅赠送一套礼服未免过于简单，故似宜增加贵重礼物，同时还应援照前清加封藩属爵职事例，给予赉送军衔勋章专员特派代表之名义，以示隆重。应当指出，蒙藏委员会和外交部主张隆重安排赴尼泊尔授勋之理由，既有出于“传统宗主关系”的考量，也是基于现实“羁縻”之需要。显而易见，无论是“宗主关系”，还是“羁縻”，都是对历史上中尼“宗藩关系”的想象和记忆，在此，马、王二氏将其映照到当下的中尼关系，意味深长。随后，这一建议获第九次国民政府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并决定额外增派两名武官由南京出发，同时大幅增加赴尼泊尔授勋预算。具体而言，最终预算分为三大块：其一为派驻印度总领事张铭作为赴尼泊尔专员以及随带武官二人的川旅费，由印度出发，定为5000元；其二为武官由南京至印度的川旅费，计6000元；其三为备办礼品费，定为5000元。由于人员与礼物均有增加，最终确定赴尼授勋预算合计为16000元，相较于最初的3000元预算，增长了四倍有余，这也彰显了国民政府对赴尼授勋事件的重视程度。
在挑选礼物时，国民政府颇为用心，尤其注重宣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时任考试院院长戴季陶以蒋介石的名义，专门为尼泊尔国王准备了一套自上古到民国时期的文化典籍，包括《总理遗教》《总理奉安实录》《唐石经》《百子全书》《二十四史》《全上古三代秦汉魏六朝文》各一部；另有镀金孙中山总理遗像及蒋介石像各一架。据张铭自述，赴尼泊尔授勋期间受到热烈欢迎。1932年2月2日，张铭由印度加尔各答起程赴尼泊尔。到达尼国国境时，尼国王派宾贝行政长带领军警、汽车迎接；张铭乘八人大轿赴加德满都，途中还有军队、乐队欢迎。2月5日张铭抵达加德满都，8日举行授勋典礼。参加此次典礼的人员，除国民政府授勋使团和尼泊尔官员之外，另有英国公使暨公使馆职员、西藏代表夫妇等到尼宫观礼。授勋典礼受到尼泊尔全国民众的广泛关注，沿途观礼人员达十余万。1932年4月9日，外交部驻印度使馆秘书李芹根在《密勒氏评论报》上专门介绍张铭赴尼泊尔授勋事，认为这一活动加深了中尼关系；张铭则成为中尼关系史上第一位受到如此高规格接待的中国官员。逗留尼泊尔期间，张铭与尼泊尔总理就尼藏纠纷问题进行详谈，并达成共识，尼藏和平得以保障。
国民政府首次赴尼泊尔授勋事备受海内外瞩目。据张铭记述，其在赴尼授勋后的归国途中，对星洲、槟榔屿、仰光等华侨聚集地进行了观光访问。这些地区的华侨极表欢迎，多次邀请其就赴尼授勋事发表演讲。当地报纸亦纷纷对国民政府赴尼泊尔授勋事加以报道和宣传，从而激发了一些华侨同胞的朝贡记忆。如黎绶荣写下诗文：“今日宣风柔远，欣蒙上国龙光，干戈尽偃化壶浆，瞻拜仰堂堂，片言顿解边廷惑，坐收南越万夫望，唤起乘槎博望。”他将张铭赴尼泊尔授勋事喻为“上国宣风柔远”，并称张铭为“博望侯张骞”。另一位华侨道阶作诗曰：“授勋专使快登头，尼王致敬隆殊礼，华夏讴歌待盛酬，康藏干戈方永息，中边士庶赞山幽，邦交亲善藩篱固。”如“上国龙光”“坐收南越”“藩篱固”等词，则以一种高昂姿态再现了传统朝贡的话语。于国内层面，国民政府首次赴尼泊尔授勋事件，唤起了一群社会精英有关历史上朝贡秩序的想象。曾任驻藏办事长官的陆兴祺专门为张铭《中华授勋尼泊尔国复交纪略》一书作序，特别强调了此次赴尼泊尔授勋的典范性引领作用：“附近诸国，向承我国旧日恩泽，既深且久，将来必有闻风兴起，相率来归者。”诗人区宗洛亦题诗曰：“会同池馆荒凉久，花落花开二十年；上邦恩诏到王宫，顷刻春生万户中；大赦特颁新庆典，果然君乐与民同；一朝重见汉官仪，父老相看笑展眉。”从“承我国旧日恩泽”到“上邦恩诏到王宫”，从“闻风兴起，相率来归”到“一朝重见汉官仪，父老相看笑展眉”，彼时社会知识精英编织了一幅绚烂的民族国家时代“万国来朝”新图景。
以上表明，从巴文峻首次出访尼泊尔，再到张铭首次赴尼泊尔授勋，国民政府初步与尼泊尔建立了良好关系。可以观察到，国民政府内部围绕赴尼泊尔授勋问题的讨论，基本建立在两种逻辑之上：一是历史逻辑，即尼泊尔曾为中国的“藩属国”，昔日便与中国关系亲密；二是现实逻辑，中尼亲善可“促进西藏内向之心”。如此一来，传统的宗藩观念与现实的外交实践貌似毫无悬念地“缠绕”在一起，这原本应导致国民政府内部决策和外交的纠葛，但从实践来看，两者泾渭分明，理念上的“屏藩”认知并没有实质性地影响近代主权国家间的交往。
三、维护两国邦交：1934年国民政府赴尼泊尔授勋
1932年10月，尼泊尔总理宾森塞尔去世，爵达塞尔继任国务总理兼陆军大元帅。基于近代民族国家间正常的外交礼仪，国民政府外交部于12月17日对尼泊尔旧总理逝世、新总理继任事分别表达唁贺。不过，尼泊尔方面似乎不想止步于此。据时任驻印度总领事馆代理馆务梁长培向外交部报告，此间尼泊尔教育部高级官员吧苏来馆与使馆秘书李芹根进行了一场非正式会谈。在这次谈话中，吧苏专门提及英国政府业已派遣专员授予爵达塞尔荣誉头衔，并追述国民政府授予前总理宾森塞尔勋章故事，提请国民政府继续秉持亲善小国的意愿，向爵达塞尔授予同等荣衔，借以促进尼中友好关系。吧苏还特意暗示，“中国当局若不与之荣衔，则与贵国来往势有所不便”。
相较于首次授勋时的犹豫与踌躇，或因受到第一次授勋成功的激励，国民政府各部门对赴尼泊尔二次授勋的态度明确亦且积极。1933年3月4日，外交部在致蒙藏委员会的函件中即指出：“现尼泊尔新总理爵氏既有此种表示，为联络中尼感情起见，可援照前案增给荣衔如荷。”蒙藏委员会深表赞同，回函称：“查尼泊尔原为我国藩属，自前年我国政府两度派员赴尼赠礼、授勋之后，两国邦交日趋亲睦，现尼泊尔新总理爵达塞尔就任已久，承示拟援照前案赠给荣衔一节，本会极表赞同，即请贵部主稿会同呈请行政院核示办理。”基于这一共识，外交部遂于3月29日主稿将此建议呈递行政院。4月11日，行政院最终决议由外交部派员赉送尼泊尔新总理爵达塞尔中国陆军上将衔及一等宝鼎章之办法。从外交部与蒙藏委员会对第二次授勋议题的商讨过程来看，尽管蒙藏委员会仍有谈到尼泊尔“原为我国藩属”，但整体而言，两部门基本遵循了主权国家间交往原则，从“联络中尼感情”“维护两国邦交”的立场出发，思考对尼二次授勋的可行性与必要性。
事实上，在上述“联络中尼感情”“维护两国邦交”的外交话语之下，国民政府对尼泊尔二次授勋还潜藏着强烈的现实主义诉求。1933年5月，参谋本部通过巴文峻获知尼泊尔新任总理期冀国民政府授勋一事后，即从中英两国在尼泊尔的竞争性关系的角度致函外交部：“为中尼邦交计，似宜援例颁给勋章，以敦睦谊，且英政府业已颁给，我国尤未可缓。”1933年6月，曾作为特使参与对尼首次授勋的张铭亦在《益世报》发文，强调与尼泊尔建立亲密关系的重要性：“我政府既欲避免西藏对外之危机，则不可不注意尼泊尔国。”在他看来，时至今日，尼泊尔虽为一独立国，但依然为英帝国主义者所操纵，故欲免西藏之危机，则非使尼国脱离英人肘腋之下不为功。至于其具体进路，除在中尼两国正式建立邦交之外，“则我国应如何亟谋尼国人民之能接受我国文化，使中尼邦交趋于巩固，则西藏隐危息，既亦臻于完善焉”。
彼时赴西藏参加致祭十三世达赖喇嘛仪式的蒋致余、王良坤等人，亦注意到英国人以尼泊尔为桥头堡渗透中国西藏的潜在隐忧。据其呈交行政院的报告称，“英国以藏人不易操纵，为巩固印度及对付西藏计，极力笼络尼泊尔”，如以大勋章授予尼国务总理、尼国派公使赴英过加尔各答时英人热烈欢迎、英国准尼国公使在伦敦设立大使馆等。有鉴于此，蒋、王建议，趁着国民政府派员赴尼泊尔二次授勋之便，密与尼国政府联络，援照西藏例，由尼国派一代表常川驻京，借以恢复中尼关系，防止尼藏冲突。随后，行政院秘书处将蒋、王二人的原函分别抄送外交部、蒙藏委员会、国防会议和参谋本部。参谋本部认为，蒋致余的观点确有见地，在边疆多故、外人乘隙侵略之际，恢复中尼关系，实有逐步筹划、以期实现之必要。行政院也大致认可蒋致余等人的观点，即借着中尼亲善，“促进西藏内向之心，并可稍戢英国侵藏之志”。蒙藏委员会虽对“为抵制英人侵略及巩固国防起见，拟与尼泊尔作进一步之联络”的原则表示赞同，但对尼泊尔是否同意派遣代表驻京表示担忧。外交部则电告梁长培：“此次赴尼赠勋，应与尼政府密切联系，并随时探查英尼藏各相互间关系，一并具报。”
以上表明，国民政府内部对二次赴尼泊尔授勋问题的筹划，确立了维护中尼关系以解决西藏问题的现实目标。正是在这一现实目标的指引下，1934年5月30日，梁长培、李芹根等一行由印度加尔各答起程，于6月2日抵达尼泊尔加德满都。虽然此间尼泊尔国内遭遇大地震不久，但并未因此缩减礼仪。尼泊尔政府派上校军官一人及兵士一排，赴尼京郊外迎接梁长培，鸣放礼炮二十一响，以表热情欢迎。6月6日，在驻尼泊尔英国公使、尼泊尔高级官员及上万尼泊尔民众的见证下，中尼双方在新搭建的帐篷内完成授勋典礼。
访尼期间，梁长培与尼国总理进行了一场非正式会谈。交谈中，梁长培以尼国业在伦敦建立使馆为由，试探性提出尼泊尔可否在中国建立使馆。尼泊尔总理回应称，该国地位相当偏僻、与外界联系不多；其在伦敦建立使馆纯属“试验”性质，能否从中受益还有待观察。至此，尼泊尔总理婉拒了中方提出设立使馆的要求。毋庸置疑，尼泊尔接洽国民政府，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增进了尼中友好关系，但这一外交决策从根本上服务于尼泊尔外交核心目标，亦即维护尼英关系。分析其缘由，乃因1930年代尼泊尔的独立地位依附于英国人的实力而确立。如果非要尼泊尔政府在中、英两国间做出选择，它必定选择后者。正如一位外国学者指出的那样，“只要中国仍被排除在西藏之外，加德满都就没有看到中国方面任何特别的优势，特别是这可能会使尼泊尔与新德里、拉萨两者间更重要的关系陷入尴尬”。正基于此，亦就在中国代表团逗留尼泊尔期间，由尼泊尔首相长子巴哈窦尔将军带领的尼泊尔代表团抵达伦敦，为英国国王颁授“THE ORDER OF RAJANYA（Royalty）”。该勋章由尼泊尔国王授予，仅为王室成员所特有。此外，英、尼两国还就尼泊尔在英国建立公使馆这一问题达成共识。巴哈窦尔在为期十四天的正式访问结束之后，正式向英国政府提交了尼泊尔国王签发的委任状，成为尼泊尔史上的第一位公使。
总体而言，国民政府赴尼泊尔二次授勋活动联络了中尼两国感情，但并未达到正式确立两国邦交的目标。如果将第一次授勋与第二次授勋事件进行比较，大致可以得出以下认识：首先，相对于第一次授勋的最初犹豫不决，外交部、蒙藏委员会、参谋本部、行政院等各部门对于赴尼泊尔二次授勋的态度明确而坚定，均将其视为从外部促进内部（西藏）问题解决的一个重要举措；其次，相对于第一次授勋活动筹划期间传统藩属观念与近代主权国家外交理念间展现出的强大张力，国民政府各部门在第二次授勋活动内部讨论中，虽依稀可见“藩属”“恢复中尼旧有关系”“援照西藏例”等表述，但从整体来看，此类观念渐趋淡漠；最后，如果说第一次授勋活动对国民政府而言是一次“测量水温的尝试”，那么第二次授勋活动则有了更为明确的期待，亦即维护中尼关系、解决西藏问题，并希冀在联络双方感情的基础上，尝试与尼泊尔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不过，由于国民政府自身力量不彰，相关部门在内部讨论中提出的一些举措如“争取尼泊尔独立”“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等仅流于表述，中尼双方亦未就此问题进行深层次交流。其结果，第二次授勋以后，由于国内外局势的变化，中尼关系陷入一个长时段的停滞期，直到1942年反法西斯同盟建立后，国民政府才对这段关系重新恢复了热忱。
四、“引领东方复兴”：1946年国民政府赴尼泊尔授勋
1941年前后，国民政府面临的国内、国际形势大好：国内层面，在组建抗日统一阵线的旗帜下，地方实力派放下成见，团结在以蒋介石为核心的国民政府周围；国际层面，抗战以来中国政府在美国的支持下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国际地位大幅提升，表面上已然成为“四大强国之一”。其时，中国国内的舆论风向也从对内偏安一隅，“迅速发展成为对外引领东方的复兴”。在这一特定背景下，国民政府积极以“革命外交”为引领，极力推动与尼泊尔外交关系的重建。
1942年2月，蒋介石赴印度进行历时半个多月的访问。其间，尼泊尔总理之子尔纳伯哈全程陪同蒋介石畅游印度西北边境。对于这一事件，时人将其放在传统宗藩关系视野下加以描述，称尔纳伯哈代表尼泊尔总理“觐见”，以表“崇景钦仰之情”，蒋介石则“对之慰勉有加，充分表现我国对弱小民族的重视”。1943年末，尼泊尔总理爵达塞尔与国民政府外交部驻印度专员公署专员沈士华在印洽谈，并主动邀请其访尼。沈士华事后报告称，此次谈话中，尼泊尔“对我国亲善之意溢于言表”，并谓“战后仍当派员向国民政府进贡”。“进贡”一词是否由尼泊尔总理亲口说出不得而知，但这一说法显然已在国内广泛流传。在某种意义上，有关尼泊尔战后将继续“进贡”一事的传播，恰恰表明国内政治知识精英对大国地位的一种自信，亦即实力的增强必然导致周边小国“倾心向附”。
为全面推进“革命外交”策略、加强与周边国家地区的联系，1944年2月9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部开始将尼泊尔纳入视野，并特意要求外交部寄送有关中尼交涉文献、历任赴尼使节姓名及最近对尼政策等资料。通过查阅相关文献，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部认为，尼泊尔仰慕中国抗建大业，亲华之心仍旧浓厚。基于此，该部门提出，有鉴于尼泊尔接壤中国西藏与英属印度，在中英（印）邦交日趋密切的时局下，为满足巩固西南边防及开展工作的需要，应当加强对尼友好关系，进而初步确立了“与尼泊尔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对其政府高级官吏及知名学者人士酌赠勋章学位、来华观光优予招待”等加强联系、以便扶助的方针，并请外交部查酌办理。
随后，外交部内部各机构围绕与尼泊尔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事进行了讨论。此间欧洲司虽有提及双方旧有朝贡关系，但仍承认尼泊尔的独立国家地位，并以英、尼两国业已互换使节为例，阐明促进中尼关系的必要性。1944年3月21日，外交部初步制定了加强中尼关系的具体方案：一是两国互派使节，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二是派员赴尼访问；三是聘请尼国政府高级官吏及知名赴尼学者来华观光。为稳重起见，外交部电告驻印度专员公署专员沈士华、驻加尔各答总领事保君建等二人，咨询前述具体方案的可行性。直到1944年5月，先是保君建向外交部呈报“尼泊尔问题之研究”电函；次日，沈士华亦向外交部提交“促进中尼关系条陈”。两份报告在描述尼泊尔对外交往情形时，皆对中尼传统藩属关系进行了追溯，强调尼泊尔朝野人士亲华之心浓厚；同时对英尼关系作了前瞻性分析，认为英尼两国虽互换使节，但在两国政治关系框架内尼泊尔的地位介于自治领与印度土邦之间，并因英国的阻止未能成为国联成员，另外在经济领域尼泊尔严重依赖英国。透过政治、经济等两个维度，保、沈二人揭示了尼泊尔对英国的畸形依赖关系。至于如何加强中尼关系，两人对此问题有不同看法。在保君建看来，“英国试图让尼泊尔成为侵略西藏的跳板”，故认为与尼泊尔订约换使、缔结同盟均系当务之急，进而提出了联络宣传、作友好协定、交换代表等三条建议。相较之下，沈士华的观点略显保守。他指出，目前国民政府无力赠与大量金钱或供给大量物资，贸然与尼泊尔加强正式联系，既不能满足尼泊尔要求，反而会影响中英关系。鉴于此，沈士华认为，此时与尼泊尔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为时过早，惟应敦睦对尼友谊，具体可从“派使访尼、赠送总理勋章、派员充任顾问”等三个方面展开。
面对驻加尔各答总领事馆、驻印度专员公署的不同意见，外交部欧洲司更倾向于后者。1944年5月24日，欧洲司司长梁龙在一份“签呈”中指出，在西藏交通尚未畅达以前，中尼来往均须假道印度，与尼缔约换使，不仅无利可获，且将引起英人疑妒，阻碍恢复西藏实际统治的进程。为此，梁龙建议，似可采纳保君建的第一条建议“联络宣传”，然后结合沈士华的三点建议加以实施。这一主张经外交部六月部务会议讨论通过。6月25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举办对尼泊尔、不丹方策会议，出席本次会议人员包括外交部、蒙藏委员会、财政部、经济部、军统局等部门所派代表。会议期间，外交部阐明了前揭讨论成形的对尼外交方针政策，得到各部门的认可。会议一致认为，鉴于当前中英正在同盟作战，与尼泊尔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实无必要；对尼外交方针当以沈士华三条建议为主作联络宣传；此外应加强与尼泊尔商贸往来，通过让与经济利益换取对尼泊尔政治军事工作的便利。会后，外交部初步拟定“尼泊尔经费及应行筹备事项草案”。此次赴尼访问团以专使1人、随员9人为标准，时间以2个月为限，与前两次授勋团规模相比较为庞大，所需经费预算也增加不少。经费分为“访问团本身费用”与“特别费”两项。仅以“访问团本身费用”为例，外交部决定为全体成员定制夜礼服与西服大衣两种，舟车费与差旅费预算定为国币180000元与美金28800元。此外，外交部还提供4000元美金，用于在印雇佣仆役、给予赏金。“特别费”主要为礼物费与捐款，尚未确定具体数字。
结合以上分析可知，时至1940年代，尽管一些国内知识精英仍将此间中尼关系放在传统“朝贡—藩属”框架体系内加以叙述，但国民政府则在“引领东方复兴”背景下展开对尼交往方针政策讨论，涉及西藏主权维护、对英关系两个重要因素，由此亦增加了国民政府推进与尼泊尔关系的复杂程度。在外交部构建的对尼外交策略叙事逻辑当中，维护中英关系，不仅有利于同盟作战，还有利于维护西藏领土主权；相较而言，若与尼泊尔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必有损中英关系，故间接对维护西藏主权不利。正基于此，国民政府放弃了与尼泊尔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政策，转而确立对尼联络宣传之方针。
其时，由于没能觅得访问尼泊尔的良好时机，外交部虽初步制定了“尼泊尔经费及应行筹备事项草案”，但“赴尼授勋”一直没有实质性的进展。直至1946年3月2日，蒙藏委员会驻西藏办事处沈宗濂向外交部发来电报，告知尼泊尔总理逊位并由其长侄继任的消息，建议按照惯例赴尼庆贺。收到此消息后，外交部认为，可将此事与派员访问尼泊尔事并案办理，并邀请军令部、财政部、经济部、蒙藏委员会及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再次进行研商。经过讨论并报蒋介石同意，国民政府最终决定由沈宗濂以专使名义赴尼泊尔授勋。
值得注意的是，如何在加强与尼泊尔关系的同时且不损害中英关系的议题，一直贯穿于中尼外交实践之中。1946年7月24日，时任外交部欧洲司司长叶公超向外交部提交了一份“签呈”，内中强调：仅凭一次授勋并不能够使尼泊尔放弃英国给予的政治经济利益，从而为国民政府所用，却有可能引起英方猜忌，“转使我国今后对于西陲之工作遭受莫大之障碍，殊属得不偿失”。或受此建议的影响，外交部取消“庆贺专使”名义，仅令沈宗濂以政府名义就近往送，随带人员也缩减为1—2人。为加强对尼泊尔宣传，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专门为此次赴尼授勋准备了英文版的《建国大纲》和《三民主义》，稍后还增加了《国父遗教》《总裁言论选集》《中国之命运》等书籍。这些书籍的共通点在于，尝试将中国与周边国家置于“民族独立”的语境当中，展现国民政府扶助弱小民族的责任感。比如，《中国之命运》一书即提到，“中国求自由求独立求进步求发展，其目的在于世界各国并驾齐驱，与世界各国共同负担世界永久和平与人类自由解放的责任”。
1946年11月26日，沈宗濂率领的授勋团抵达加德满都，于11月28日为尼泊尔总理举行授勋礼。《申报》专门就沈宗濂赴尼泊尔授勋事，发表了一篇题为“尼泊尔总理就职周年，我专使抵尼京授勋，乾隆以还该国向我纳贡不辍，历任总理就职我必赠予勋章”的报道。借着国民政府赴尼泊尔授勋一事，《申报》再提尼泊尔“向我纳贡不辍”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彼时国内社会舆论的朝贡记忆和对大一统强盛国家的期待。
作为对国民政府赴尼授勋的回应，彼时尼泊尔政府表示准备派遣专使团来华答聘，并以尼王名义将“最光荣勋章”（THE MOST GLORLOUS ORDER OF OJASWI RAJANYA）奉赠主席，以“最荣显勋章”（THE MOST ILLUSTRIOUS ORDER OF THE SHAKTI PATTA）奉赠主席夫人。分析尼泊尔主动对华外交之缘由，乃因当时尼泊尔所依附的英国已从印度退出，该地区地缘政治均势被打破，尼泊尔在外交上再次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问题。在此情形之下，尼泊尔准备放弃其与英国的独占性友谊，转而加强其与中国之关系。1947年2月，尼泊尔新任驻藏代表至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晤谈，表示“亚洲领导地位非中国莫属，中尼关系情同父子”，“极愿与中国互派代表访问，以谋树立正常外交关系”。随后，为填补英国退出后可能造成的贸易缺口，尼泊尔驻藏代表追述前清时期尼泊尔前往内地朝贡的历史，希望经西藏或印度前往中国各地进行贸易。毫无疑问，此诸举动意味着尼泊尔对华关系的重大转向。面对英国退出印度后地区局势的变化，尼泊尔开始尝试适应与中国方面的交往，借以追求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当然，此种变化本身亦反映出作为一个地区小国的尼泊尔日益增强的主体性。
基于“引领东方复兴”之立场，国民政府对尼泊尔访华团极表欢迎。1947年4月29日，克利新诺将军率领的尼泊尔访华团乘“戈登将军号”轮船抵达上海；5月2日由沪乘专车抵达南京。这是中华民国成立以来尼泊尔首次正式派员来华，并携带了大量礼物。据新闻报道，“贵重礼品分装十辆吉普车，以供市民之浏览，沿途民众见之鼓掌欢呼不止”。访华期间，克利新诺将军一行在南京、北平及杭州等城市参加了多场活动，各地报纸争相采访报道。当时，国内社会舆论多将尼泊尔访华团与传统王朝时代的朝贡使团相联系，借以突出“修文德以来之”的大国形象建构。比如《士兵周刊》提出，“我国是东亚的大国，东亚和平须要我们做基石，同时民族主义也是扶助弱小民族”，并强调“尼泊尔人民对中国一向很景仰，而中国人民艰苦卓绝克服困难的精神，更使他们崇敬”。《蒙藏月报》在报道克利新诺将军访华期间的活动时，亦特别强调其“对中国的仰慕”，并关注到克氏瞻仰中山陵时的讲话：“两国邦交，益为深密，此不仅两国幸褔，亦且象征亚洲和平美丽远景。”
前述分析揭示，国民政府第三次对尼泊尔进行授勋活动，主要受到其“引领东方复兴”战略的驱动，旨在向邻近国家展现其“扶持弱势民族”的大国形象，这种历史使命感隐约映射出传统中国“天下主义”的余韵。在此期间，国内舆论界仍倾向于将传统的朝贡体系与现实中的中尼关系进行比附。然而，自1940年代起，国民政府围绕对尼外交政策的讨论表明，起初，为维护中英关系及西藏的主权利益，国民政府所倡导的“革命外交”不得不作出妥协，仅确立了最低限度的“对尼联络宣传”政策；1946年之后，喜马拉雅山以南地区政治格局的变动促使中尼两国均表现出加强双边外交的意愿，从而促成了国民政府第三次对尼授勋的实现，并进一步推动了尼泊尔使团首次访华的活动。即便如此，直至国民党政权的崩溃，中国与尼泊尔之间仍未确立正式的外交关系。
结语
本文通过考察国民政府三次对尼泊尔授勋的筹谋与实践，揭示了相关政府部门在目标设定、话语策略及资源配置等方面所进行的适应性调整。具体而言，在目标设定方面，与1930年代的两次授勋活动旨在“解决西藏危机”的现实目标不同，1946年国民政府第三次赴尼泊尔授勋活动在“展示大国形象”的预期下予以展开。在话语策略方面，国民政府内部关于中尼关系的讨论，经历了从“屏藩”到“邦交”再到“扶助弱小民族”的逐步调适，但不管怎样，这些话语策略背后仍然隐约可见传统中国“天下主义”的痕迹。在资源配置方面，国民政府对赴尼泊尔授勋活动的重视程度逐渐增加，这主要体现在经费预算和人员规格的逐步提升。
审视国民政府三次赴尼泊尔授勋期间与尼泊尔的互动历程，可以观察到，在传统宗藩理念与近代外交观念发生碰撞之际，国民政府对尼交往的心路历程产生一些变化，这一过程在本质上体现了特定情境下理念与现实的创造性融合。显然，朝贡体系的消亡并不意味着传统宗藩理念的彻底消退，其历史记忆通过特定的话语（例如“屏藩”“上邦”）、仪式（如授勋）、礼物（包括典籍、像片）、决策思维（如羁縻、怀柔）以及国内舆论的期待（有关“万国来朝”的想象）等多种形式持续存在并发挥作用。换言之，朝贡体系的思想遗产——对周边小国的“文化优越感”与“历史责任感”——仍在某种程度上继续影响着国民政府与尼泊尔的交往。
还应指出，国民政府三次赴尼泊尔授勋的内部讨论与外交实践过程中，始终夹杂着中英两国在尼泊尔竞争的因素。1930年代，国民政府推动中尼亲善之目标，即在于“促进西藏内向之心，稍戢英国侵藏之志”；与之相对应，英国政府为巩固英属印度殖民统治及蚕食西藏计，亦极力笼络尼泊尔。如此一来，中英两国遂在尼泊尔相遇。从进程和结果来看，国民政府在与英国政府的竞争中大体处于下风：先是1934年尼泊尔驻中国使馆的设想遭到否定，后是1944年在“发展中尼关系”与“维护中英（同盟）关系”的权衡中，放弃与尼泊尔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政策。
从尼泊尔的立场观察，由于同时面对两个大国，其处境相当微妙。这给尼泊尔带来挑战的同时，也提供了机会。20世纪30年代初，尼泊尔政府巧妙利用中英两国对自身的竞争性需求，周旋于两个大国之间，较为成功地捍卫了本国利益。1946年以后，随着英国在喜马拉雅地区的影响力逐渐减弱，尼泊尔政府审时度势，不仅接受国民政府赴尼泊尔授勋，还主动派遣使团访华，重建与中国政府的外交关系，并借机向中方提出一些经济贸易诉求。总体而言，作为一个小国，尼泊尔一方面不惮利用传统的朝贡体系，在礼仪上作出让步，将中国力量引入尼泊尔，借尼中交往制衡英国；另一方面，在维护国家主权和独立性上，尼泊尔政府表现出坚定立场，从最初婉拒国民政府在尼泊尔设立使馆，到后来摒弃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此诸外交实践都印证了这一点。尼泊尔借用传统朝贡体系维护自身主体性的策略表明：小国并非大国附庸，而是能动的策略设计者。就此而言，其经验对类似地缘环境国家具有范式意义。
最后，本文关于国民政府赴尼泊尔授勋事件的个案研究，对于理解近代中国的国家构建与外交转型具有普遍性意义。19世纪中后期以降，随着周边藩篱尽失和朝贡体系崩溃，近代中国经历了从大一统的王朝国家体系向民族国家世界体系的转型，清朝统治者在与近代西方国家的接触和对峙过程中，逐渐认识到中国仅仅是近代世界中的“万国之一”。民国时期，从北京政府到南京国民政府已能自如地在民族国家话语体系内审视中国与周边国家之关系。然而，颇具深意的是，即便如蒋介石，其在日记中阐述边疆治理时，亦曾多次将“藩制”“藩属政策”与“边疆政策”并列，这表明蒋介石对边疆政策的考量，仍然具有较深的传统烙印——正如国民政府将对尼交往与西藏治理视为一体那样，民国时期边疆治理呈现出明显的“外交化”特征。此亦揭示，尽管传统的朝贡体系已经瓦解，但其理念仍可为中国边疆治理与周边外交提供重要思想资源。
〔本文受中国历史研究院“兰台青年学者计划”项目资助；亦系中国历史研究院《（新编）中国通史》“中国疆域史卷”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