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改革话语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改革理论的话语表达。从生成基础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改革话语是对历史唯物主义话语的继承发展，对社会主义改革话语的赓续探索，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话语的传承创新。党的改革话语在新时代实现了话语集成，围绕“什么是改革”“为什么要改革”以及“怎样推进改革”，形成了系统科学的话语表达。建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改革话语的叙事体系，需处理好历时性与共时性、总体性与具体性、批判性与建构性的关系，在完善叙事方式、拓展叙事视角、丰富叙事路径中筑牢叙事根基。
关键词：新时代 中国共产党 改革话语 内涵表达 叙事建构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入思考改革实践，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原创性、标志性的改革话语，形成了独特的改革话语表达体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谱写了新的篇章。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创造改革事业的历史新篇，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以此观照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既要从思想上把握改革话语的生成和内涵，也要建构起科学的叙事体系，增强话语传播力和影响力，让中国共产党锐意改革的话语叙事为人类社会发展注入正能量。
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改革话语的生成基础
新生事物的生成及其理念的提出总是“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改革话语基于“已有的思想材料”，是对历史唯物主义话语的继承发展，对社会主义改革话语的赓续探索，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话语的传承创新。
1.理论根基：对历史唯物主义话语的继承发展
科学理论是话语体系的内在逻辑支撑，为其提供了认识论基础和方法论依据，决定了话语体系的建构高度；话语体系则通过语言符号的编码与表达，将科学理论转化为可传播、可阐发的知识形态。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改革话语继承、丰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和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等话语，系统、具体、历史地分析和表达了“中国社会运动及其发展规律”。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改革话语继承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话语。马克思恩格斯基于“现实的人”，从实践出发，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而为了维持人类自身的存在，首先就要满足其物质生活需求，这就要求人们必须从事物质生产实践。在生产活动的基础上，人类形成社会生产关系。这种关系“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正是矛盾的相互作用催生了社会变革，而社会变革永无止境。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了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理论，科学判定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围绕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我国拉开了全面深化改革大幕，并以“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深刻认识全面深化改革的阶段性新特点新任务”，“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等话语继承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话语，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改革话语守正创新的理论品格。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改革话语继承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话语体系。“历史不是自我呈现，而是被叙述解释的。”一定时期的历史主体通过行使话语权力，对话语进行选择和建构，从而成为书写历史的话语主体。在历史唯物主义之前，诸多思想家坚持唯心主义历史观，认为历史是由英雄人物而非人民群众创造的，英雄人物掌握着历史叙事的话语权，成为历史的话语主体。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揭示历史的本质，提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这一科学论断表明，广大人民群众是历史真正的创造者，应该由他们掌握历史叙事的话语权，成为历史的话语主体。列宁延续和发展这一话语脉络，在俄国社会主义改革实践中，用“国家就是我们，就是我们有觉悟的工人，就是我们共产党员”，“最终的历史源泉就是工农群众，就是他们的自觉性，他们的组织性”等意义明确、立场鲜明的话语，在思想宣传工作中进一步确认了人民群众作为历史主体和话语主体的地位。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充实和更新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话语体系，用中国人民“创造了人间奇迹”，“在中国人民手中，不可能成为了可能”，“在新时代，中国人民将继续自强不息、自我革新，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敢于向顽瘴痼疾开刀，勇于突破利益固化藩篱，将改革进行到底”等感情充沛的话语生动阐明了为什么“坚持加强党的领导和尊重人民首创精神相结合”是全面深化改革重要的方法论。
2.历史根源：对社会主义改革话语的赓续探索
马克思主义认为，精神生产是由一定历史形式的物质生产决定的，必须“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才能正确理解各种观念形态。改革话语作为改革观念的言语形态，并非凌空蹈虚、孤立于社会历史条件之外，而是深深根植于特定的社会历史土壤之中。回望百余年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共产党人在长期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中逐渐形成丰富的改革话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使命自觉和理论自觉，为新时代改革话语的创新发展提供了历史源泉。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革话语进行了初始探索。毛泽东提出“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理论，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但这些矛盾在性质上是非对抗性的，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改革完善来调整。这一论述从理论上阐明了我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的历史必然性。此外，毛泽东还指出，“中国的改革和建设靠我们来领导”，并且“需要有一批党外的志士仁人”，“按照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方向，同我们一起来为改革和建设我们的社会而无所畏惧地奋斗”。这表明，我国的改革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改革与建设都是党的基本任务。这一时期形成了党的改革话语的初始表达形态，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改革话语体系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推动改革话语实现重大突破。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美国学者李侃如指出，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了迄今为止任何社会主义国家曾试图从事的影响最深远、最为系统的改革”。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作出了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明确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强调改革的核心价值取向是“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强调改革要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提出改革过程中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这些话语表明，我们党逐步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改革目标、方法和步骤的认识，推动党的改革话语体系向纵深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的社会主义改革话语实现进一步创新和跃升。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共产党不断加深对改革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改革话语，如提出了“新发展理念”“新质生产力”等新概念新表述，提出了“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决定中国式现代化成败的关键一招”等重要论断，将原本坚持“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深化拓展为“坚持‘摸着石头过河’和顶层设计相结合”，将“改革”的概念表达深化拓展为“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为党的改革话语赋予了契合时代特征的新内涵。这一时期，党的改革话语已经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主题词、关键词、高频词，成为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生动注脚。
3.文化根脉：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话语的传承创新
改革话语是承载着特定时代关于社会变革的思想与理念的文化载体，深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话语智慧的滋养。
其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其对宇宙运行规律的深刻把握，用形象生动的话语诠释了在中华文化视野中“何为改革”。
在《周易·系辞上》中，“一阖一辟谓之变”的说法，将阴阳、开合、动静等对立统一的现象界定为“变”，强调事物始终处于变化发展的动态之中；“神无方而易无体”（《周易·系辞上》），则进一步揭示出变化具有超越时空的普遍性特征。在“变”的基础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发展出了传统语境中的“改革”话语。“天地革而四时成”（《周易·革卦》），“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周易·系辞下》）等表明，人们不仅需要洞察世界的变化，更需要总结蕴含于其中的规律，将规律应用于实践，以实现社会发展的“通”与“久”。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引用“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表明事物只有在运动变化中才能保持生机活力，强调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是能够坚持自我革新。冯友兰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提出“旧邦新命”的理念，指出“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深刻揭示了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既赓续传统又不断改革创新的精神特质。2014年4月，习近平主席在布鲁日欧洲学院演讲时，引用“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向世界传递中国将改革不断推向深入的坚定决心。这种跨越时空的延续性，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何为改革”这一命题的深远影响，彰显了其话语魅力与时代价值。
其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其对社会运行规律的深刻认知，用逻辑严密的话语阐发了改革的目的与价值。
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为改革具有顺应时势变迁的适应性价值。《吕氏春秋·察今》指出：“世易时移，变法宜矣。”《管子·正世》亦强调：“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这些经典论述阐明，时代演进必然伴随矛盾更迭，当旧有秩序难以适应新情境时，唯有主动革新方能与时俱进。这种勇于求新、创新的改革理念及其话语表达在现代中国的发展历程中得到了深刻印证与运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指出：“现在世界突飞猛进地发展……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对此，有学者作出了中肯评价：“中国已经使自己从改革之初与世界经济几乎毫不相干的境地，在不到1/4世纪之后转变成了一个主要的国际经济大国。”进入新时代，我国改革发展面对更加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环境，党提出要“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顺应时代发展新趋势、实践发展新要求、人民群众新期待”，充分体现了党对时代问题的敏锐洞察与积极应对。
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为改革具有优化社会治理的建构性价值。《商君书·更法》中的“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与《淮南子·氾论训》中的“法与时变，礼与俗化”等经典论述，共同揭示了社会治理只有依据历史阶段、具体情境持续进行改革完善，才能使公共秩序保持一种动态稳定状态。这种源于传统又处处体现出求新、创新的改革理念及其话语表达，在新时代得到了充分彰显与发展。习近平总书记用“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的谚语，表明“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的鲜明立场；用“画虎不成反类犬”“水土不服”等大家耳熟能详的俗语，讲述“不顾国情照抄照搬别人的制度模式”带来的严重后果。通过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关变革的话语精华，中国的改革变得更有底蕴、更加自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全社会发展活力和创新活力明显增强”，形成了一种既不同于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又不同于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模式的具有巨大优越性的治理模式。
其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其对国家社会治理智慧的深刻把握，用全面辩证的话语阐发当代改革实践的路径与方法。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虞夏书》）的民本思想，为锚定改革方向提供了指引。中华文化用“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为政在人”（《礼记·中庸》）的话语理念，深刻阐明人民在国家治理与发展中具有基础性和决定性的地位。党提出的“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等经典表述，既与传统民本话语一脉相承，又在精准扶贫等改革实践中，赋予传统民本话语以新的时代意蕴。“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离娄上》）的德法合治话语，助力保障改革环境。党提出“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法安天下、德润人心”，是在深刻理解传统中国德法关系的基础上，对传统话语智慧的发展与升华。古代文人“知行合一”的理念在新时代演化为直观可感、朗朗上口的话语，如主要领导干部要带头“定好盘子、理清路子、开对方子”，“不能只挂帅不出征”，干事业要有“钉钉子精神，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稳扎稳打”等，激励我们在改革中不断通过化解难题开创工作新局面。“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礼记·中庸》）的和合思想及其话语表达，是新时代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科学话语的思想来源，为协调改革关系、化解矛盾冲突、凝聚改革共识、汇聚改革力量，为构建多元共生的改革生态注入了思想活力与创新智慧。
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改革话语的内涵表达
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改革进行了系统阐释，丰富发展了改革命题的话语表达，围绕“什么是改革”“为什么要改革”“怎样推进改革”，集中阐释了改革的创新内涵、重要价值以及推进策略。
1.围绕“什么是改革”的话语表达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改革话语首先对“什么是改革”这一核心问题进行了科学诠释，赋予改革以深刻的时代内涵。
一是确立了“全面深化改革”这一标识性概念和话语表达。“全面深化改革”是由“改革开放”逐步演化而来。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正式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话语表述；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从“改革开放”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再到“全面深化改革”和“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概念表述的演变映射出我们党对改革认识的深化。党的十八大以前，“改革开放”的话语表述体现了我国亟须突破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融入世界发展大势的迫切需求，这一阶段的改革话语侧重表达改革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新时代以来，“全面深化改革”和“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概念的提出，体现了党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丰富发展了党的改革理念和话语表达。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单一、局部的改革难以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全面深化”体现了改革范围更广、力度更深，彰显了我们党敢于啃硬骨头、涉险滩的决心。“进一步”则凸显了推进改革的持续性和根本性，向社会各界传递了将改革进行到底的坚定意志。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改革话语的守正创新，既回应了当下亟待解决的实践难题，也实现了改革话语的时代革新。
二是提出了“伟大觉醒”和“伟大革命”的意义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指出，“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两个伟大”的话语表述是我们党在新时代对改革开放历史意义的新认识。“伟大觉醒”是将改革开放置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进行考量，侧重思想层面的突破与解放，强调我们党在历史关键时刻对发展道路的深刻反思与主动选择。“伟大革命”则是从更广阔的时空维度进行审视，将改革开放的意义提升到了国家和民族的高度，意在强调改革开放在实践层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性意义，以及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深远影响。“伟大觉醒”与“伟大革命”形成了一种语义上的递进与互补关系，既突出了新时代党对改革开放新认识的思想高度，又彰显了其历史深度。
三是提出了“重要法宝”和“关键一招”的定位论断。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是“决定中国式现代化成败的关键一招”。这是新时代我们党对改革开放的新定位。“法宝”原指佛教中能降妖伏魔的宝物，在“重要法宝”这一语境中，意在强调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在时代浪潮中取得成功的利器。“关键一招”的表述言简意赅却极具冲击力，“关键”突出了决定性和不可或缺性，“一招”则形象地将改革开放比喻成解决复杂问题的有力举措，强调其在众多发展策略中的特殊地位。在具体表达中，“重要法宝”和“关键一招”的表述简洁明快、朗朗上口，蕴含着强大的话语力量，高度契合传播学中有效传播原则，促进了改革理念的传播与认同。
2.围绕“为什么要改革”的话语表达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任何话语都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对接和因应时代课题的结果。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面对人民群众新期待，必须继续把改革推向前进。”这“三个面对”的话语表达体现了鲜明的问题意识，是我们党对为什么要改革的最新总结。
一是从国际国内形势的角度对为什么要全面深化改革进行话语表达。一方面，就国际格局而言，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我们党在研判风险挑战的同时认识到大变局会带来大机遇，强调“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并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就是“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赢得战略主动的必然要求”。这些话语表达既生动形象，又准确深刻，立体展示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如何应对国际形势的深刻洞察与深邃思考。另一方面，就国内发展问题来看，虽然我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功，但中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可以说，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深水区”“硬骨头”等话语以具体的意象，将我国改革涉及问题之多、领域之广、矛盾之深的状况呈现在世人面前，更加凸显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破解新时代发展难题，必须坚持将改革引向深入的决心与信心。
二是从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角度对为什么要全面深化改革进行话语表达。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抓住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就能乘势而上，反之则会陷入落后挨打的被动境地。党在讲述英美崛起时运用“领航者”“最大获利者”等话语表达，更加深刻地展现了科技和产业革命对国家发展的关键意义，让中国人民深切感受到决不能再次错失“科技和产业革命带来的巨大发展机遇”，一定要通过改革这个“点火系”把握住科技创新这一“新引擎”。
三是从人民群众新期待的角度对为什么要全面深化改革进行话语表达。进入新时代，我们党准确把握人民群众的需求已从“有没有”向“好不好”发生转变，以“为了人民而改革，改革才有意义”，“抓改革、促发展，归根到底就是为了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想一想群众实际情况究竟怎样？群众到底在期待什么？群众利益如何保障？群众对我们的改革是否满意？”等精炼论断，生动展现了增进人民福祉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彰显了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人民性，深刻体现了党坚持人民至上的政治立场。
3.围绕“怎样推进改革”的话语表达
新时代以来，在总结改革经验的基础上，我们党相继提出了“四个坚持”和“六个坚持”重大原则，用精炼准确的话语，不断深化对“新时代怎样推进改革”这一重大问题的回答。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四个坚持”重大原则分别从党的领导、思想路线、实践主体、科学方法四个维度，对怎样推进改革进行总结凝练，是新时代伊始党领导全面深化改革的标识性话语成果和创造性话语贡献，构成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将改革推向深入的实践遵循。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六个坚持”重大原则，进一步丰富、拓展、深化了改革原则的话语表达。在具体表达中，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对全面深化改革的政治方向和价值取向作了本质规定，反映了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话语属性，确保在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中将改革实践引向深入。坚持守正创新、坚持系统观念的话语表述，蕴含了什么该改、什么不该改以及怎么改的方法论意蕴，彰显了我们党娴熟运用“两点论”“重点论”把握和推进改革的能力。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为如何推进改革作了具体规定，以“主线”“法治”等带有现实指向的词汇，明晰了在具体路径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环节。“六个坚持”的话语表述具有清晰的逻辑脉络和鲜明的理论特色，深刻反映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怎样推进改革这一问题的最新思考，形成了逻辑严密、系统科学的话语体系，为新征程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
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改革话语的叙事建构
“叙事是重要的意义解读手段。人们常常把自己关心并尝试理解或解决的问题编码于叙事之中。”叙事的目的就是通过一定的方式，使所叙述的内容“获得其所必需的合法性”，让受众接受和认同特定的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念。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改革话语作为原创性叙事命题，内蕴着讲好改革故事的重大使命。但如何使这一话语不被塑造成某种空洞的“能指”，而真正成为会被人们重复评论、言说的“活的话语”？这就需要在话语叙事中处理好历时性与共时性、总体性与具体性、批判性与建设性之间的张力关系，建构既具感召力又具影响力的叙事体系。
1.在时间与空间相结合中完善改革话语的叙事方式
恩格斯强调，“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一定社会历史中的话语体系形成于该历史阶段的社会时空结构中。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改革话语并非先验的理论预设，而是在党的百余年奋斗历程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时空交织中，逐步孕育、动态发展的新型话语样态。因此，讲好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改革故事，必须采用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结合的叙事方式，在长时段、宽视野中阐述其深层意义。
一方面，要采用时间维度的历时性叙事方式。“时间是人的积极存在”，在社会发展历程中持续发挥着度量与标识作用。历时性叙事是指按照时间逻辑的要求，深刻揭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改革话语的文化根基、历史发展与实践意义，建构起兼具历史纵深和时代高度的话语叙事体系。一是要将新时代改革话语置于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进行叙事，既要诠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的历史底蕴和文化支撑，又要讲述新时代的改革实践对中华文明创新发展和现代转型作出的历史性贡献。二是要将新时代改革话语置于中国近代史视域下进行叙事，既要通过总结近代中国由盛转衰的历史教训，揭示新时代党决心全面深化改革的深层动因，也要展现新时代改革实践为中国历史带来的新辉煌，阐明全面深化改革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间的关系。三是要将新时代改革话语置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中进行叙事，既要强调党组织凝聚、社会动员、政治执行功能的有效发挥对推进改革的重要作用，也要诠释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对党自身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提升作用，揭示改革与党的建设之间的互动关系。四是要将新时代改革话语置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下进行叙事。新时代以来，“全面深化改革，使得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使得我国国际地位实现前所未有的提升”，要结合新时代改革的标识性成果，充分展现改革话语蕴含的精神力量。
另一方面，要采用空间维度的共时性叙事方式。“空间是一切生产和一切人类活动的要素”。共时性叙事是指聚焦于空间维度，强调现象、事件和关系同时性的叙事方式。通过这种叙事方式，能够更深入地阐释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改革话语的特性。一是要明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改革话语多元融合、同向共生的特性。全面深化改革是一场各领域交织融合、并联发展的变革，因此，要通过共时性叙事，展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改革话语的多维性、交互性特征，避免产生简单化、片面化理解。二是要彰显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改革话语的世界意义。在具体叙述中，要树立国际视野，在世界现代化大背景下进行叙事，结合全面深化改革形成的制度成果、理论成果、实践成果，充分讲述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如何为其他国家提供有益借鉴的故事。意大利学者阿德里亚诺·马达罗认为：“中国的改革方案可以毫不怯懦地向我们西方人解释，中国发生了这种情况：社会主义已经在资本主义的商业活动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因此，我们要在共时的空间维度中，立体呈现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在叙事上的鲜明分野，在世界历史层面昭示中国道路的独特性，展示出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的多样性。
时间和空间是相互依存、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全面深化改革“既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横向领域，又兼顾历史、现在与未来的纵向时间轴”。因此，在具体叙事过程中，要将历时性叙事与共时性叙事互嵌融合，建构起“时空互构”的叙事框架，提升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改革叙事的丰富性和层次性，提升和深化受众对改革话语的参与度与认同感。
2.在宏观与微观相结合中拓展改革话语的叙事视角
社会变革不可能仅在宏观尺度上实现，而且需要通过具体的实践来逐步推进。因此，建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改革话语，要处理好总体性与具体性的关系，既要以宏观叙事阐释总体改革规律，又要以微观叙事讲述具体改革问题，在宏观与微观相结合中拓展叙事视角。
一方面，从宏观视角来看，要以政党建设、国家发展、社会进步为主线，对改革话语进行宏大叙事。宏大叙事是“其他形式的历史叙事的基础”，为“人们理解历史整体发展提供一个基本的结构和思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改革话语承载着党对国家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集中反映了人民群众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追求，紧密关涉新时代的重大现实任务，这内在规定了以宏观视域建构其叙事框架的逻辑必然性。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改革话语的叙事，必须立足于政党、国家、社会等宏观视野，建构改革话语的宏大叙事。在政党维度，改革话语是党的执政理念与理论创新的具象表达，要将改革话语与党的初心使命、创新理论成果深度融合，深入阐释党的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的辩证关系，强化改革话语的政治导向。在国家维度，改革话语是国家战略意图的集中体现，必须紧扣“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构筑坚实的话语框架，实现政治话语与发展实践的高度统一。在社会维度，改革话语是凝聚社会共识的关键载体，要紧密结合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系统阐释改革对增进民生福祉、推进公平正义的重要意义。
另一方面，从微观视角来看，要以新时代人民群众的感受和实践为根基，充分尊重时空差异和场域特点，对改革话语进行微观叙事。微观叙事“避免了宏大叙事全面、统一、定性带来的思维定式，于微小之处蕴含深刻，在细节中包含瑰丽”。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改革话语并非单纯的政治化、理论化或抽象化的符号系统，而是由真实生动的人物和事件构成的现实样态，这决定了其叙事过程要着眼具体问题，深入探讨并回应切实存在的现实挑战，通过增强叙事真实性提升话语的影响力和说服力。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改革话语的叙事，需要充分考虑时空差异和受众需求，采取有针对性的表达方式。语言交流需要依托具体情境。就国内而言，要采用民族化、大众化、通俗化的语言，提升话语代入感与亲和力。就国际而言，应根据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历史文化背景和政治经济状况进行延展性思考，基于求同存异的原则，“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
宏观叙事和微观叙事是辩证统一的。要坚持“表层的微观描述与深层的宏大叙事相互映衬、表里一致”，才能提升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改革话语的叙事效果。具体来说，就是要在叙事过程中坚持将社会历史视角与现实生活视角相结合、理论话语表达与大众话语表达相结合、政治化语境与生活化语境相结合，在宏微相济中激发受众对新时代改革话语的情感共通和价值共鸣。
3.在批判与建构相统一中丰富改革话语的叙事路径
“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是贯穿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叙事方法。批判与建构既是话语叙事的内在任务，也表征了话语实践的双重维度。现阶段，国际国内依然存在对改革持怀疑态度的杂音，这对主流改革话语的叙事效果产生了负面影响。在叙事竞争中，应坚持批判与建构相统一，实现对错误言论的批驳与超越，建构起独立自主的叙事体系。
一方面，要勇于批驳错误观点，增进国内外对我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理解和认同。批判叙事的逻辑框架包括三个核心环节：澄清谬误—揭示危害—引导认识。第一，批判叙事需要从学理层面对错误言论展开剖析，揭示其内在逻辑矛盾与理论谬误；第二，由于“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与“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密不可分，因此，在理论批判的基础上，需要进一步揭示错误言论带来的社会危害和意识形态影响，激发受众的反思与批判意识；第三，引导受众形成对全面深化改革的正确认知。
另一方面，要在批判基础上进行建构性叙事，捍卫话语权。话语蕴含着权力，话语又不完全等同于权力。在福柯看来，“话语既可以是权力的工具，也可以是权力的结果，但也可以是阻碍、绊脚石、阻力点，也可以是相反的战略的出发点”，“话语传递着、产生着权力；它强化权力，但也削弱了其基础并暴露了它，使它变得脆弱并有可能遭受挫折”。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话语势能取决于其在话语场域中的位置以及与其他话语的竞争关系。在国际国内话语场的叙事竞争中，改革话语要取得势能优势，就不能仅停留在批判层面，而是要在此基础上及时更新话语语库，进行建构性叙事，做到“破立结合”，增强话语说服力。首先，要紧密结合新时代的改革实践，创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标识性话语概念，增强叙事的现实阐释力和时代适应性。其次，要在提升国家综合实力中捍卫话语叙事主导权。在国际话语场中，话语主导权不仅依赖于话语本身的说服力，更有赖于国家综合实力的支撑。因此，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提升我国改革话语在国际思想舞台上的话语权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最后，要创新对外叙事策略，采用“全球问题+中国方案”的叙事框架，以共同利益、普遍诉求和情感共鸣为叙事支点，超越文化区隔和因意识形态差异导致的认知障碍，让世界人民都能听得懂、听得进“中国改革故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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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华丽（1997- ），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240）。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5年第8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