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拉美现代化始于19世纪70年代，至今已有150多年历史，既出现过快速发展，也遭遇过曲折反复。拉美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先后经历了古典自由主义、发展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后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替代）四种现代化战略，以及初级产品出口、进口替代工业化、新型出口导向和再工业化四种经济发展模式。拉美现代化发展模式的演变可概括为从“依附发展模式”逐步走向“自主发展模式”。保持政局稳定、注重社会发展、正确处理对外开放与保护本国产业的关系是拉美现代化取得成效的基本经验。一些拉美国家的现代化依然面临政治民主化质量不高、经济发展缓慢、收入分配不均、经济结构不合理等困境。
关键词：拉美现代化 拉美发展 全球南方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拉美研究所研究员，浙江外国语学院特聘教授
文章原载于《当代世界》2025年第9期，注释略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以下简称“拉美”）是全球南方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发展中国家中独立最早、现代化进程启动最早的地区。拉美现代化已有150多年历史。在这一进程中，拉美现代化既受古典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等西方理论的深刻影响，也创造出具有自身特色的结构主义理论、依附论等本土理论。拉美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理论溯源、经验教训对全球南方国家实现现代化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拉美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学界一般认为，拉美现代化进程起步于19世纪70年代。150多年来，拉美先后经历古典自由主义、发展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后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替代）四种现代化战略和初级产品出口、进口替代工业化、新型出口导向和再工业化四种经济发展模式。拉美现代化发展模式的演变可概括为从“依附发展模式”逐步走向“自主发展模式”。拉美现代化进程大致经历了四个时期，具体如下。
第一，1870年至1930年是拉美现代化的初始时期。19世纪六七十年代，第二次工业革命在欧洲和北美兴起，工业化国家对原材料的需求急剧增加，促进拉美出口经济的繁荣，推动拉美工业化的起步。阿根廷、巴西、墨西哥、智利等拉美国家兴办现代加工工业，促使新兴工业资产阶级与产业工人队伍出现和国内市场扩大，人口向城市集中，城市化进程加快。19世纪后期欧洲移民涌入拉美，带来资金和技术，铁路和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密切了城市之间及城乡之间的联系。伴随着经济的繁荣，拉美国家迈出通向现代化的第一步，可称之为“早期工业化”。这一时期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以古典自由主义为主，初级产品出口成为主导性的经济发展模式。当时拉美有三种类型的初级产品出口国：温带农产品出口国（主要是阿根廷和乌拉圭），热带农产品出口国（包括巴西、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墨西哥、委内瑞拉及中美洲国家）和矿产品出口国（墨西哥、智利、秘鲁和玻利维亚等国）。初级产品出口的扩大带动拉美主要国家早期工业的发展。例如，墨西哥矿业和铁路的发展导致对钢铁产品需求增长，促使蒙特雷钢铁冶炼厂建立，激发了墨西哥人发展工业的热情。到1909年，墨西哥已有6000多家工厂。然而，拉美早期现代化是一种依附性现代化，拉美国家实行经济自由主义政策，服从由西方主导的国际劳动分工，即接受作为专门原料出口国的地位。
第二，1930年至1982年是拉美现代化的快速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又分为两个阶段。1930年至1950年是进口替代工业化的起步阶段。受1929年至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拉美依附性发展模式陷入危机，不得不谋求新的出路。由于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拉美国家的初级产品滞销，而急需的工业品又难以进口。巴西的瓦加斯、墨西哥的卡德纳斯等拉美国家领导人明确提出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国家主导型自主工业化现代化战略。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联合国拉美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在阿根廷经济学家普雷维什倡导下提出著名的发展主义理论和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拉美国家开启进口替代工业化进程。1950年至1982年是进口替代工业化的稳定发展阶段。一些先行国家开始从非耐用消费品的进口替代推进到中间产品和资本货物的进口替代。这一时期拉美现代化主要推行发展主义战略，其发展模式是进口替代工业化。经过50余年的发展，拉美国家的产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工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达30%左右，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等国初步实现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过渡。这一现代化进程影响到全体民众，工业化与城市化相伴而行，但也产生了贫富两极分化等问题。
第三，1982年至1999年是拉美现代化的停滞时期。由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不少拉美国家大量举借石油美元，实行“负债增长”，到20世纪80年代初，拉美国家普遍爆发债务危机，经济发展放缓，这一时期被称为“失去的十年”。20世纪90年代，拉美一些主要国家如墨西哥（1994—1995年）、巴西（1999年）、阿根廷（1999年）等又经历金融危机。这一时期拉美多数国家的现代化战略以新自由主义为主，接受“华盛顿共识”，发展模式以新型出口导向或新的外向型发展模式为主。同时，拉美一些国家的现代化不得不从原先国家主导的自主现代化道路转向新自由主义道路。由于实行新自由主义改革，把现代化完全交由市场力量来实现，拉美一些国家出现“去工业化进程”，造成经济与社会不能协调发展，广大民众处境恶化，社会冲突加剧，民众抗议活动此起彼伏，如墨西哥的恰帕斯州萨帕塔农民起义、巴西的无地农民运动、阿根廷的拦路运动等。
第四，1999年至今为拉美现代化转型时期。自1999年2月委内瑞拉左翼领袖查韦斯就任总统至2015年，拉美掀起第一波左翼浪潮。自2015年起，拉美政局发生“左退右进”的变化。自2018年拉美主要国家进入新一轮选举周期，左翼政党在多国大选中陆续取得决定性胜利，到2023年1月巴西左翼劳工党领袖卢拉第三次就任总统，拉美出现第二波左翼浪潮（“粉红色”浪潮），多数拉美国家由左翼或中左翼掌权。随着拉美政治生态的变化，不少拉美左翼政府奉行后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替代）的现代化战略和再工业化的经济发展模式。后新自由主义是拉美和美国一些进步学者提出的替代新自由主义的一种理论，这种理论力图替代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为不少左翼拉美政府所采用。但是，自2023年年底开始，随着极右翼候选人米莱当选阿根廷总统，拉美的政治钟摆又出现向右倾斜现象。米莱本人是经济学家，但深受以倡导个人主义、自由市场和非干预主义著称的奥地利学派的影响。诚然，并非所有拉美国家的现代化模式和发展模式都发生转型，新自由主义及其变种仍在一些拉美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由于文化和历史背景的差异，拉美数十个国家的现代化战略和发展道路均有各自特点。古巴是拉美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自2011年古共六大以来，古巴为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不断更新其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即实施古巴的现代化战略。古巴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马蒂主义和菲德尔·卡斯特罗思想。尽管美国历届政府对古巴进行封锁和制裁，使古巴面临巨大困难，但古巴坚持发展“繁荣、持续的社会主义”。
历史地看，拉美现代化进程呈现出自身的特点：现代化发展模式经历外向—内向—外向的变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地区政治生态经历左右不断变化的“钟摆现象”；农业现代化主要走“技术变革”路线，即机械化、科技进步和“绿色革命”的道路；城市化存在“超前”现象，一些国家人口高度集中于一两个中心城市；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失调，据联合国拉美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统计，2024年拉美地区贫困率为26.8%，贫困人口为1.7亿；赤贫率为10.4%，赤贫人口为6600万。拉美地区贫富差距悬殊、社会不平等现象依然严重，收入高的10%的人拥有社会总财富的66%，最富有的1%的人拥有社会总财富的33%。
拉美现代化的理论溯源
指导拉美现代化的理论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拉美本土现代化理论，包括结构主义理论、依附论、经济民族主义和民众主义等；另一种是西方现代化理论，主要是以“华盛顿共识”为纲领的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理论。
拉美结构主义理论对其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产生重要影响。以阿根廷经济学家普雷维什为代表的一批拉美经济学家以联合国拉美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为平台，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至80年代中期提出一整套关于拉美经济发展道路、方针、政策的思想或理论，其通常被称为普雷维什主义、发展主义、拉美经委会主义或结构主义。其主要代表除普雷维什外，还有巴西的塞尔索·福尔塔多、墨西哥的胡安·诺约拉、智利的奥斯瓦尔多·松凯尔等。普雷维什的“中心—外围”论认为，拉美不发达的根源是“中心”（西方工业大国）和“外围”（不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之间在经济上的不平等，以及“中心”国家对“外围”国家的剥削。1949年，普雷维什发表《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及其主要问题》一文，提出被称为“普雷维什命题”的论点，分析了“外围”和“中心”之间不平等的关系，这篇文章也被称为“拉美经委会宣言”。普雷维什认为，贸易比价一贯不利于以生产初级产品为主的“外围”地区，技术进步和提高生产率带来的收益主要落入“中心”手中，“外围”得益甚少，因此双方资本积累能力和生活水平都存在显著差别。“中心—外围”国际经济结构的运转服从于“中心”的利益，“外围”国家处于依附、被剥削的状态。因此，“外围”国家（包括拉美国家在内）经济发展战略的首要目标是从各方面打破“中心—外围”结构。经济民族主义在拉美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追求经济发展、巩固政治独立、减少和摆脱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的依赖，是拉美国家自独立以来的长期目标。拉美经济民族主义的主要表现是掀起国有化运动，维护经济主权和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大力推进地区经济一体化；为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斗争。
新自由主义并非由拉美国家倡导。但是，新自由主义对拉美国家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新自由主义的发祥地之一美国芝加哥大学就专为来自拉美的学生制定经济学博士培养计划。芝加哥大学培养的学生，被称作“芝加哥弟子”，其中有不少人在回到拉美后担任主管经济的部长、中央银行行长或成为企业家。20世纪70年代中期，从芝加哥大学回到智利的一些学生在皮诺切特军政府（1974—1990年）中担任重要职务，成为新自由主义模式的主要推动者。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由于原先实施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逐步失灵，智利、阿根廷和乌拉圭等国开始新自由主义的试验，不同程度地转向外向型出口发展战略。但是，新自由主义并不是什么“灵丹妙药”。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由于拉美国家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加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为保持国际金融体系稳定，在向拉美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的同时，要求其依据“华盛顿共识”调整经济政策。“华盛顿共识”的主要内容是：遵守财政纪律、削减公共开支、实行税制改革、金融自由化、实施竞争性汇率、贸易自由化、开放外国直接投资、私有化、放松调控、牢固确立资产所有权。“华盛顿共识”的实质是主张政府的角色最小化、快速的私有化和自由化，是新自由主义的进一步政策实践。拉美国家是“华盛顿共识”的最初试验区。新自由主义在拉美泛滥的后果就是引发一连串的金融危机。2001年12月，阿根廷爆发金融危机，后波及乌拉圭、巴西、秘鲁、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等国。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拉美一些经济学家又提出拉美新结构主义，这是在结构主义式微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遇到挫折的背景下逐渐形成的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思想，其主要特征是批判新自由主义和更新结构主义理论。新结构主义认为拉美面临的经济问题主要在于历史的、内源的和结构性因素，新结构主义既反对结构主义过分相信国家干预的作用，又反对新自由主义过分否定国家干预的作用，主张“一种选择性的、战略性的、对市场起补充作用的新型国家干预模式”，强调国家干预的合理性。进入21世纪以来，新自由主义模式在拉美不少国家失去市场，拉美一些进步学者提出后新自由主义和新发展主义理论，以取代发展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理论。后新自由主义是替代新自由主义的一种经济理论，主要代表人物有巴西学者埃米尔·萨德尔、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安娜·埃斯特尔·塞塞尼娅和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经济学教授和社会活动家克劳迪奥·卡兹等。后新自由主义的特点是否定新自由主义，力图实现拉美一体化，它是反新自由主义及其精英的人民运动的产物。新发展主义的主要代表是巴西经济和社会学家鲁伊·毛罗·马里尼。新发展主义是一种国家发展战略，它以市场为基础，但将主要作用赋予国家，是介于国家发展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间的“第三种理论”。
拉美现代化的经验教训
拉美现代化既有经验也有教训。150多年的拉美现代化进程取得显著成就，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拉美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断增加。20世纪70年代中期，拉美主要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00美元，2003年增至3856美元，2020年增至16845美元，2023年达18849美元。二是拉美国家的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巴西、墨西哥、阿根廷、智利等国进入当代新兴工业国行列，其他拉美国家的工业化也都取得不同程度的发展。三是拉美城市化迅速发展。目前，拉美国家约8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四是拉美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中产阶级不断扩大。据世界银行统计，2024年中产阶级人口占拉美总人口的41%。拉美现代化取得长足进步，经济发展模式、经济结构、经济体制、基础设施和国家治理都发生重大变革，民众生活也有明显改善。拉美的进步力量为推动经济发展、实现社会变革和摆脱国家依附地位，不断与传统保守势力和外部干涉势力进行博弈。改革、发展和治理始终是拉美现代化进程的主旋律。
拉美一些国家已经走上现代化道路，甚至有的学者认为巴西基本实现了现代化。巴西和墨西哥分别是全球第十和第十二大经济体，巴西、墨西哥和阿根廷是二十国集团成员，墨西哥、智利、哥伦比亚和哥斯达黎加是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巴西是金砖国家的创始成员国。大多数拉美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达到世界银行有关中高收入国家的标准。但是，拉美现代化发展水平并不平衡，这种不平衡不仅存在于各国之间，也体现在国家内部。加勒比地区一些岛屿国家，如巴哈马（2024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4370美元）和巴巴多斯（2024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1442美元）等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虽已经达到或超过世界银行有关高收入国家的标准，但这些国家的经济结构单一，不能被认定为现代化国家。
从具体国家来看，巴西、墨西哥等国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取得一定成就。当前，巴西经济实力居拉美首位，国内生产总值居世界第十位（2024年）。巴西农牧业发达，是多种农产品主要生产国和出口国。其工业基础雄厚，门类齐全，石化、矿业、钢铁、汽车工业等较发达，民用支线飞机制造业和生物燃料产业居于世界领先水平。巴西服务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近六成，金融业较发达。2003年劳工党领袖卢拉执政后，采取稳健务实经济政策，着力解决民众温饱问题，3000多万人脱离贫困，巴西经济走上稳定发展道路，2011年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卢拉于2023年1月第三次就任总统后，采取措施改善民生，继续实施扶贫计划，缓解通胀压力，出台一系列发展计划，如“巴西新工业”计划、新版“加速增长计划”等。这些计划不仅涵盖工业、交通、基础设施等多个领域，还注重绿色转型和技术创新。根据巴西官方统计，到2023年底，巴西约2400万人摆脱严重粮食不安全状况，极端贫困率降至4.4%，为历史最低。2024年，卢拉在巴西担任二十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期间倡议建立全球反饥饿与贫困联盟，旨在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重点是到2030年消除饥饿和贫困。2025年7月，巴西再次脱离联合国粮农组织创建的“饥饿地图”，即以2022年至2024年的平均值为基础，巴西严重粮食不安全人口比例降至2.5%以下。墨西哥前总统洛佩斯在执政的6年间（2018—2024年）推行名为“第四次变革”的系列改革计划。他将自身实施的发展模式称为“墨西哥的人文主义”政治经济模式，认为该模式汇集了基于墨西哥文化多样性和政治历史的普遍思想，反映了墨西哥伟大的千年文化和丰富多彩的政治历史的本质，即为了人民，首先是为所有穷人谋福利。2024年10月辛鲍姆就任总统后，“第四次变革”进入第二阶段。2025年1月，辛鲍姆提出“墨西哥计划”，旨在于2030年前吸引2770亿美元投资，实施汽车、制药、航空航天、农工业等2000个项目。“墨西哥计划”的主要目标包括力争在2030年前跻身全球前十大经济体；从2026年起，使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25%以上，到2030年达28%；在战略部门创造150万个就业机会；使本国产品占战略部门供应和消费的50%；培训15万个关键部门的专业人才；增加对中小微企业的投资；改善基础设施和服务，使墨西哥成为世界五大旅游国之一。
拉美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积累了一定的成功经验，具体可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必须保持政局的稳定。只有政局相对稳定，才能确保经济发展。从某种程度上讲，政治稳定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墨西哥经济之所以能取得较快发展，其政局长期稳定是一个重要因素。第二，必须注重社会的发展，制定和实施有效的社会政策。只有改善收入分配，缩小贫富差距，才能减少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成本，保持经济稳定和较快发展。巴西卢拉政府采取一系列扶贫政策，使数千万人脱贫，不仅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也为政治社会稳定提供了保障。第三，必须正确处理对外开放与保护本国产业的关系。对外开放是拉美参与全球化和实现现代化的主要途径之一，然而，在这一过程中，拉美国家的本国民族工业产品也受到跨国公司或进口商品的激烈竞争。拉美国家为保护本国产业，在组建安第斯共同体、南方共同市场等地区一体化组织时都制定了保护成员国产业的条例。
就地区整体而言，拉美现代化进程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面临诸多现实困境。第一，政治民主化质量不高。一些国家存在政治极化现象，民粹主义、极端主义抬头，冲击政治和社会稳定，也暴露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程度不够。第二，经济发展缓慢。据联合国拉美和加勒比经委会2025年8月报告统计，拉美地区2015—2024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只有0.9%，还不及20世纪80年代“失去的十年”的年均增长率（2.0%）的一半，因此可以说拉美又经历了第二个“失去的十年”。第三，收入分配不均。在现代化进程中，拉美深受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影响，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和财富分配中的作用遭到削弱，一些国家存在严重的发展不平衡和贫富差距问题。第四，发挥比较优势与优化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处理不当。拉美地大物博，自然资源丰富，这是其比较优势。但是，不少拉美国家的经济结构单一，外汇收入和财政收入严重依赖初级产品出口，从而影响了本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
结 语
作为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先行者，拉美现代化既积累了丰富经验，也有诸多教训，其150多年的现代化历程表明，现代化不是线性的发展进程，而是存在曲折反复。例如，作为拉美第三大经济体的阿根廷，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便已是高收入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特别是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后，阿根廷经济逐渐陷入困境。国内政治持续动荡、经济政策失误和国际环境变化导致阿根廷经济下滑、债台高筑，深陷“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和拉美国家同属全球南方，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始终强调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拉美国家强调自主发展和联合自强。在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严重扰乱世界经济秩序的当下，中拉双方需要进一步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和治国理政经验互学互鉴，通过深化互利合作提升彼此现代化水平，为推进全球南方现代化注入动能和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