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抗战到底”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的重要口号。这一口号蕴含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战的原则、目标和方向三重意涵。作为抗战原则的“抗战到底”，其核心要义是反对妥协投降，坚持团结抗战，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推动建立并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抗战目标的“抗战到底”，其基本含义是收复包括东北和台湾在内的全部失地和主权，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作为抗战方向的“抗战到底”，蕴含着中国共产党在战后建立新中国的长远构想，中国共产党以“民族解放”为主线，在推动全民族“抗战到底”的实践中，实现了战后建立新中国的目标转向。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战到底”的大旗，指引了中国抗战的前进方向，推动全民族抗战取得了最后胜利。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抗战到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中国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80年前，中国人民经过14年浴血奋战，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全民族众志成城奋勇抗战的结果。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提出了“抗战到底”的口号。学界对国民党“抗战到底”之“底”的含义有所讨论，但对中国共产党“抗战到底”主张的内容及其意义尚未见专门的分析。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抗战到底”蕴含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战的原则、目标和方向三重意涵。它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反对妥协投降的原则立场，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过程中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争取民族独立的坚定意志和建立新中国的长远构想。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战到底”的大旗，推动全民族抗战取得最后的胜利，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一、作为抗战原则的“抗战到底”：反对妥协投降，坚持团结抗战
中国共产党“抗战到底”的口号是随着党对民族矛盾、国共关系及战争局势的认识不断深化而提出来的。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对日本侵占东北的行动迅速作出反应，号召民众在“争取中国民族解放的利益之下实行坚决的斗争，一致反对日本强暴占领东三省”。此时国民党实行不抵抗主义，对日本的侵略行为妥协退让。面对日本全面侵华的野心和国民党妥协投降的倾向，中国共产党号召民众“自动武装起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1932年4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正式宣布“实行民族革命战争，直接与日帝国主义作战”，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抗战的态度和决心。1934年，红军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中共中央要求党的各级组织在群众中“解释苏维埃与红军一贯的彻底抗日的政策”。所谓“彻底抗日”，即中国共产党愿意在三个条件下与其他武装联合抗日，“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和反对国民党的对日妥协倾向。
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表示愿意与国民党合作，共同抗日。同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与此同时，国民党对抗日的态度也在发生变化。南京政府在1935年底开始试探，要求苏联的援助，并设法打通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但是国民党内仍然对日本存有幻想，蒋介石在和战问题上也一直犹豫不决。七七事变后第二天，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决心应战，此其时乎”。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对卢沟桥事件之严正声明》，表示“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两天后，中共中央机关理论刊物《解放》周刊发表一篇题为《坚决保卫平津华北！坚决抗战到底！》的文章，也提出了“抗战到底”的主张。文章指出：“再没有第三条道路”“只有抗战到底，一切集中在抗日问题”。7月23日，中共中央又针对冀察当局宋哲元对日本的让步与妥协，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第二次宣言》，明确提出“反对一切对于日寇的让步妥协，坚决抗战到底”，并强调“只有坚决抗战，才是中华民族的生路”。可见，中国共产党“抗战到底”的主张，是在日本侵略步步深入、国民党政府一再妥协退让的背景下提出来的。
反对对日妥协投降是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一贯坚持的原则和立场，也是中国共产党“抗战到底”主张的核心要义。全面抗战开始后，国民党内妥协投降的倾向一直存在。1938年5月徐州沦陷后，蒋介石于6月9日发表声明，称“现在战局关键，不在一城一地之能否据守……凡我军放弃的地点，皆所以减少无益之牺牲”，暗示其计划放弃汉口。一时谣言四起，民众情绪悲观，社会各界关切“中国究竟怎么办才能取得抗战最后的胜利”。为提振民众信心，中国共产党从军事、经济、政治等方面对第三期抗战的问题作出回应，强调“绝无‘和平妥协’、‘中途屈服’的可能”，这一点“有全体军民抗战到底的决心证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进入一个新阶段。日本对国民党的政策转为以政治诱降主、军事打击为辅。为应对国民党可能出现的妥协投降倾向，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当前第一紧急任务就是“高度的发扬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坚持抗战到底，克服悲观情绪，反对妥协企图”。1939年3月，国民党公布《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中共中央认为国民党的“精神总动员”具有“抗日”和“防共”的两面性，对其抗日方面要予以支持，对其反其反人民方面要予以抵制，强调“抗战到底和争取民族绝大多数同胞的幸福”就是“民族至上”，“不坚决抵抗日寇到底，就决不会有民族的解放”。
坚持“抗战到底”，就是要在反对妥协投降倾向的前提下坚持团结抗战。“抗战”与“团结”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团结就不可能抗战到底。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后，蒋介石在继续抗日的同时也开始反共，多次发动反共高潮。毛泽东认为国民党的反共新高潮正是其对日妥协的准备，呼吁各方要“抗战到底，团结到底”。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皖南事变。中国共产党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一方面从政治上和宣传上揭露国民党的反共面目，另一方面阐述自己“抗战到底”的坚定立场。周恩来指出：“我们主张抗战到底，决不在敌人威力之下屈服，决不在敌人挑拨之下分裂，决不在敌人利诱之下妥协投降”。中国共产党维护抗战大局的立场赢得了多方面的支持。正因为中共中央在皖南事变之后采取了正确的方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没有破裂，团结抗战的大局得以维持。
中国共产党“抗战到底”的主张除了蕴含反对妥协投降，坚持团结抗战的原则外，也蕴含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依靠自身力量抗战的原则。七七事变后，蒋介石虽公开表态抗战到底，但实际上对“弱国”抗战持悲观态度，仍寄希望于通过国际调停、国际援助来解决中国战场的问题。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毛泽东分析国内国际形势，认过去15个月的抗战经验证明：“对国际援助暂时决不应作过大希望。抛开自力更生的方针，而主要地寄其希望于外援，无疑是十分错误的”“只有主要依靠自力更生，同时不放松外援之争取，才是正确的道路”。在纪念抗战两周年之际，周恩来明确必须“依靠自力更生，坚持抗战到底，打破任何依赖国际会议的幻想，才能争取国际上更大之同情，更多之援助”。到了1940年，随着中国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地位的上升，英美与日德意双方都试图对国民党蒋介石进行拉拢和争取。蒋介石态度摇摆不定，中共则坚持民族解放战争的立场。周恩来指出：“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是我们抗战的基本国策，运用友邦对日矛盾及争取外援，是服从于基本国策的对外政策。”
总之，中国共产党“抗战到底”的主张始终贯穿一个反投降的原则。不同于国民党在抗战进程中始终存在对日妥协倾向，“反对妥协投降”是中国共产党自九一八事变以后开展抗战工作的原则和立场。为争取最后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在反投降的前提下努力团结国民觉，推动建立并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对待国际援助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坚持“自力更生抗战到底的方针”，在艰苦的抗战中始终对抗战前途保持信心，坚信只要全民族“抗战到底”就一定能实现抗战的目标。
二、作为抗战目标的“抗战到底”：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一切失地
抗日战争作为一场民族解放战争，有着明确的目标。毛泽东指出：“我们是主张抗战到底，反对任何妥协的。我们愿和国民党及其他党派与全国人民一道，坚持抗战，绝不动摇，直至收复失地打到鸭绿江为止。”“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一切失地”就是中国共产党“抗战到底”的具体目标。
中国共产党“收复一切失地”的目标指向随着抗战进程的推进而不断得到丰富和强化。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认为，日本的目的，是要“使中国完全变成它的殖民地”。为此召全国民众行动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932年4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正式对日宣战，并提出“驱逐日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彻底争得中华民族真正的独立与解放”的主张。
1933年初，日军入侵华北，民族危机更加严重，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发表宣言，表示愿在国民党停止进攻苏区、保障民众的民主权利、创立武装的义勇军这三个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1934年1月，党的六届五中全会指示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向全国反帝爱国的人民和武装宣告，苏维埃政府愿意同他们联合起来，“共同进行神圣的民族革命战，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以及一切帝国主义出中国，收复东北地，争取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
1935年底，日本策动所谓“华北自治运动”，企图使华北脱离中国而“独立”，成第二个“满洲国”。1936年6月12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发布宣言，号召全中国的爱国军人爱国同胞紧密联合起来，“宣布对日绝交宣战，讨伐‘满洲国’，收回华北与东北失地”。6月20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二中全会，建议两党“立即联合起来，为挽救中国民族的灭亡进行神圣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保卫中国，驱逐华北、内蒙的日兵并收复东北失地”。7月16日，毛泽东在保安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指出：“中国的迫切任务是收复所有失地，而不仅仅是保卫我们在长城以内的主权。这就是说，东北必须收复。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台湾。”这是中国共产党首次正式把收复台湾当作抗战的重要目标提出来。1937年5月15日，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韦尔斯谈话时再次强调：“中国的抗战是要求得最后的胜利，这个胜利的范围，不限于山海关，不限于东北，还要包括台湾的解放。”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都主张“抗战到底”，但两党关于领土问题上的“底线”迥异。1937年7月15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中央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强调，我们奋斗之总目标是争取中华民族之独立自由与解放。为此，“首先须切实地迅速地准备与发动民族革命抗战，以收复失地和恢复领土主权之完整”。8月25日，中国共产党公布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宣布“为保卫华北与沿海各地而血战到底”“为收复平津与东北而血战到底”。国民党方面，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会上曾声明，“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的完整”。八一三事变后，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表声明，表示“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然而，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内投降、分裂、倒退活动日益严重。蒋介石虽然强调要 “抗战到底”，但又把“到底”解释为“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并无恢复包括东三省和台湾在内的全部失地和主权的决心。为此，《解放》周刊发表“时评”指出，把“抗战到底”解释为“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这是一种最严重的错误思想”，因为它“把东四省放在我国领土之外，结果，必然在事实上默认在日寇操纵下的伪‘满洲国’，而自愿的破坏我国领土主权的完整”。毛泽东也因此特别提出抗战到底的界说，是“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一切失地”，以对抗蒋介石的投降政策。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收复一切失地”的目标，并为之奋斗。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把敌人的后方变成了前线。在抗战的相持阶段，日军将重心放在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的扫荡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承担了主要抗敌任务。1940年朱德在总结华北抗战情况时指出，华北抗战有着决定中日战争胜负的伟大意义，坚持华北抗战到底，才能“在长期的拉锯式的‘扫荡’与反‘扫荡’的严重的斗争中，最后以反‘扫荡’的姿态，参加全国的反攻，而一直打到鸭绿江边去，收复一切失地，建立新中国”。总体而言，在全面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创造了遍于华北、华中、华南十九省地区的解放区，解放人口共计九千五百五十万”，为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作出了巨大贡献。
从收复东北到收复包括台湾在内的一切失地，中国共产党“抗战到底”的“底”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日本“血战到底的气概”和“光复旧物的决心”，有力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奠定了基础。
三、作为抗战方向的“抗战到底”：建立新中国，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中国共产党“抗战到底”的主张，不仅是在地理意义上将日寇驱逐中国，更蕴含“建立新中国，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一长远目标。抗战之“底”更在于未来国家之“新”。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指出：“战争就是政治，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从古以来没有不带政治性的战争。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革命战争，它的胜利，离不开战争的政治目的—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又说：“革命战争是一种抗毒素，它不但将排除敌人的毒焰，也将清洗自己的污浊。凡属正义的革命的战争，其力量是很大的，它能改造很多事物，或改造事物开辟道路。中日战争将改造中日两国；只要中国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就一定能把旧日本化为新日本，把旧中国化为新中国，中日两国的人和物都将在这次战争中和战争后获得改造。我们把抗战和建国联系起来看，是正当的。” 同年7月毛泽东在回答世界学联代表团关于“抗战获得最后胜利之后，中共的主要任务将是什么”这一问题时又指出，抗战胜利后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建立一个自由平等的民主国家”“有了这样一个国家，中国就离开了半殖民地与半封建的地位，变成了自由平等的国家，离开了旧中国，变成了新中国”。而建立这样的新中国，“不是把日本赶到鸭绿江之后的第二天才开始的，抗战过程中的各种工作，就都与建立这样的国家有关联……在抗战中，是要准备建立这样一个国家的先决条件，主要的是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去”。换言之，抗战到底是建立新中国的前提，也是抗战的意义所在。
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战与建国的构想有一个变化的过程。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为适应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提出了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建国方案。1936年9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决议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不断进攻之下，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持续增长，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得到全国广大人民的赞助，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开始转向抗日战线，国民党及其南京政府开始分化与动摇。在这种形势之下，“有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口号的必要，因为这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来保障中国领土完整和预防中国人民遭受亡国灭科的惨祸的最好方法，而且这也是从广大的人民的民主要求产生出来的最适当的统一战线的口号”。
1937年5月2日至14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在延安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毛泽东指出：中日矛盾变动了国内的阶级关系，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为此，中国共产党放弃过去的“工农民主共和国”的口号，提出“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民主共和国的一切任务而奋斗”的口号。新的民主共和国“它应该是一个工农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联盟的国家，而不同于一般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中国共产党把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主张具体化为建立一个三民主义的新中国。中国共产党在《中共中央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明确表示，“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三民主义成为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1939年7月抗战两周年纪念之际，中国共产党致书国民党，强调中国共产党一方面主张发动全面的、全民族的解放战争，另一方面主张改革政治制度，“实现国内各民族、各阶级、各地方平等的民主政治，以建立三民主义的新中国”。1940年初，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未来国家的构想。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奋斗的目的，就是要“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这个新国家“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这种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也就是“真正革命的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共和国”。周恩来指出，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政权，“只有坚持抗战到最后胜利，才有实现的可能”“为着‘国家至上’，必须抗战到底，必须努力建立三民主义的新中国”。
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人民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放弃了自己的理想信念和初心使命。中国共产党认为，抗日战争不同于中国一切历史时期的战争，它是在具备了“进步的人民、进步的政党与进步的军队”基础之上进行的民族革命战争，是进步的战争，“它本身包含着可能继续发展进步的伟大力量”。其进步的方向，就是在打败日本之后，建立一个新中国。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三民主义的新中国与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所主张的建国方向是根本不同的。国民党一方面对人民作出了某些形式上的让步，同时又继续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中国共产党认为，抗战与民主不可分，只有改造国家制度，给予民众民主权利，才能打败日本。1942年，中共中央在为纪念抗战5周年发表的宣言中，描绘了战后中国的情景：战后的中国应当是独立的与各友邦发生平等互惠关系的中国，而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或附庸国；是统一的和平的中国，而不是分裂的内部互相战争的中国；是民主的中国，而不是专制的半封建的中国；是民生幸福的经济繁荣的中国，而不是只顾一部分人的经济利益，而使大多数人受苦的中国；是各党派合作的民主共和国，而不是少数人专政多数人无权的中国。宣言还特别强调，“战后中国的新秩序的建立，应当依据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国民党的抗战建国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的施政纲领与社会政策”。
抗战的进程和国共关系的走向影响着中国共产党关于建国的构想。1943年蒋介石宣布将在战后召开国民大会，实行宪政，通过政治方式解决国共关系问题。周恩来在回应蒋介石的表态时表示，欲实行宪政，必须先实行宪政的先决条件，这就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开放党禁、实行地方自治。抗战后期，正面战场节节败退，而国民党仍坚持一党专政的政策。为此，中国共产党提出组建民主联合政府，并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统一中国一切抗日力量，反对日本侵略者的进攻，并配合同盟国，驱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国”。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题为《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战后建立新的国家制度的设想，即“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即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毛泽东指出：“中国的长期战争，使中国人民付出了并且还将再付出重大的牺牲；但是同时，正是这个战争，锻炼了中国人民。这个战争促进中国人民的觉悟和团结的程度，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一切伟大的斗争没有一次比得上的”“中国人民团结起来打败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的信心，现在是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实现其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基本要求的时机，已经到来了”。
从建立“民主共和国”到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从“以三民主义为建国纲领”到“以新民主主义为建国纲领”，中国共产党以“民族解放”为主线，在推动全民族“抗战到底”的实践中，实现了战后建立新中国的目标转向。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抗战到底，坚持独立自主，立足于抗战着眼于战后，立足于军事着眼于政治，最终使抗日战争的胜利变成人民的胜利。
综上，中国共产党主张的“抗战到底”具有三重意涵：一是在原则上“反对妥协投降、坚持团结抗战”；二是在目标上“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一切失地”；三是在方向上要“建立新中国，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抗日战争既是一场民族解放战争，也是一场民主革命。中国共产党“抗战到底”的主张，把军事与政治、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统一起来，构成一个整体，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抗战的立场、目标和价值取向。三重意涵互相联系、互相支撑，互为条件。只有“反对妥协投降，团结抗战”，才能“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一切失地”。同时，也只有“收复一切失地”才能建立新中国，实现中华民族彻底的独立和解放。中国共产党以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模范行动，推动全民族抗战到底，指引了中国抗战的前进方向。
欧阳军喜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李斯懿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发表于《教学与研究》2025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