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大变局时代欧美各国的现代化进程正面临来自经济、政治、文化和技术等领域的冲击和挑战。经济不平等的日益加剧是当前欧美国家最紧迫和最严峻的经济问题，贫富差距导致政治分裂和社会不公，进一步加剧了财富、收入和资源分配的不平衡和混乱。以容忍、妥协和协商为核心的政治美德和以深思熟虑、温和中庸、讨价还价为特征的文明传统，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受到以民粹主义政治、身份政治和极化政治为代表的激进浪潮的冲击和挑战。反智主义代表着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蔑视和不信任，加剧了政治信任危机，扩大了身份政治的分裂，形成了“后真相”的政治氛围，加剧了政治极化的趋势，并激化了民粹主义的情绪。新技术革命冲击、挑战甚至瓦解了传统的社会制度和大众文化，催生了新兴的政治形态和治理结构，数字安全、数字不平等、数字利维坦、算法歧视和智能化趋势成为欧美国家在数字时代不可避免的技术难题。
现代化是一个国家从传统到现代、从落后到发达、从贫弱到富强的发展之旅，是整体性发展和螺旋式上升的演进历程。不同国家基于各自独特的历史传统、文化习俗和国情民意，都在努力探索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呈现出五彩缤纷而又各具特色的现代化模式。然而，在这些多样化的探索背后，仍存在一些普遍性的规律可供遵循和参考。在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大变局时代，欧美各国的现代化进程正在面临着哪些冲击和挑战？它们又做出了何种回应？这些应对之法能够为后发现代化国家尤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提供哪些借鉴和启示？这是本文尝试回答的核心议题。
一 现代化的时代意涵与欧美情境
对于当前现代化议题的讨论，本文无意勾勒抽象的现代化演进框架，或展开深邃的比较历史分析，抑或构想未来的中国式现代化实施路径。本文仅提供一个域外的视角，在国内学界热议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同时，解释在地球的另一端，欧美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正在面对什么样的冲击和挑战。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中，中国式现代化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缩写。那么，对于处于关键转型期的中国而言，现代化何以成为关键而紧迫的时代议题？
第一，世界格局变迁的必然结果。100多年前，中国人民面对外敌痛定思痛，被动开启了西学东渐浪潮的序幕。自此，西高东低，以西为师，成了近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起点。百年后的今天，中国已经深度融入现代世界文明的进程之中，中西在互动中融通，在融通中共同进步。在某些领域和层面，中国实际上已经进入与西方发达国家平行发展的轨道。以中国、印度、巴西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强国的群体性、突然性崛起，引发了古老的“修昔底德陷阱”可能被触动的担忧。虽然对于当前是否存在“一超多强”的格局学界是有争议的，但实际上现在大国竞争的世界格局已经非常明显。一直作为后发国家学习、仿效甚至追随对象的欧美发达国家，当下的政治发展和民主政治正遭遇诸多挑战和危机。在这样全新的时代背景下，有必要重新思考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如何展开、未来中国应该走向何方。
第二，国内政治发展的本质要求。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是在历史因素与现实因素交织、内因与外因的矛盾交会中前行的，其呈现的复杂性、曲折性、艰难性，超出了现有的理论想象。在这条道路上，有着40余年改革开放的经历、70余年新中国建设的历史、近百年现代化征程的探索，学术界有必要对中国人民自己的现代化之路做一个阶段性的总结和整体性的刻画。如何界定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具体的凝练概括，如何展开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具体的执行方案，如何实践中国式民主道路和民主模式需要集中呈现。
第三，理论本土化建设的内在链条。对于蓬勃发展的现实政治，往往需要理论界有所回应。如何界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如何描述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起点，如何书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如何开展中国式自主知识体系建构，都是当前理论本土化建设的内在要求和必经阶段。
当下学界关于现代化的探讨，像极了19世纪中后期西方学界关于民主概念的那场讨论。彼时的民主概念已经衍生为一个复合型、整全性概念，诸如共和、权利、平等、法治等一系列价值和观念都被吸纳其中。当前的“现代化”概念也呈现明显的整全趋势，但凡涉及社会转型和政治发展的价值、观念和现实形态，都一一被囊括其中。
那么，我们究竟在讨论何种意义的现代化呢？显然，学者们已经进行了诸多讨论，试图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理解和阐释现代化。在笔者看来，现代化是指人类社会各个领域由低级向高级、由落后向先进、由传统向现代的发展、演进和转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具有如下特点：第一，进步性。现代化是一种向上、向前的发展趋势，例如，从专制到民主、从农业到工业、从狭隘到宽容、从臣民到公民、从统治到治理。现代化也许会倒退、波折、反复，但大方向是发展和进步的。第二，多维性。现代化涵盖政治、经济、文化、观念、技术等多维度层面，它可能代表各个领域、各个群体的缓慢发展，但绝不仅仅意味着一个地区或特定群体的突飞猛进。“现代化是一个包罗宏富、多层次、多阶段的历史过程。”第三，差异性。显然，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在它的不同发展时期和现代化的不同阶段会呈现不同的特点。在同一个时间断层上，不同的国家也会有不同的现代化的使命责任和发展目标。现代化没有终极模式，更没有完全一致的发展道路。第四，普遍性。在肯定现代化的个性化发展的前提下，现代化仍具有一些普遍性特征。人们之所以在“现代化”前加上若干前缀，诸如中国式现代化、欧美式现代化等，其实就是在认同现代化的某些同一性特征和基础性原则。
基于上述认识，人们自然会想到：在当前学界热议中国式现代化的情境下，我们还需不需要观察西方？或者进一步说，我们应该怎样观察西方？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比较近70年中西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前30年、中间20年和后20年三大发展阶段的时代断线清晰，时代主题也惊人相近。1949—1979年的前30年，新中国成立伊始，制度初创，百废待兴，西方则处于战后重建期，复工复产，秩序再塑。1979—1999年的中间20年，中国改革开放，探索创新，逐步提升、确立市场经济的地位，而西方则开始反思新自由主义，批判“大政府”、国家干预和福利制度，倡导自发秩序、自由市场和自治社会。进入21世纪的前20年，中国步入发展快车道，西方则滑入发展平缓期，新兴矛盾加剧，社会冲突频发。70年中的前30年，中西几乎没有实质性接触；中间的20年，中西开始接触并逐渐扩大交流和互动；之后的20年，中西已经进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深度交融、全面互动的共享时代。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离开整个世界独立谋求繁荣和发展。换句话说，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一个多元开放的世界，世界的繁荣富强也离不开一个强大的中国。我们可以自行构想中国式现代化的方向和道路，但绝不可能无视西方的发展现状；对于后发现代化国家，西方现代化的惨痛教训和它的成熟经验一样弥足珍贵。
西方国家曾率先完成工业革命，居于现代化的前列。纵观西方数百年现代化的发展历程，透过纷繁复杂的现代化表象，隐约可见三条深层次线索。
第一，个人的成长。西方现代化的进程究其实质乃个人的成熟与成长。从以城邦和帝国为象征的古典时代，到基督教一统天下的神学时代，个人一直被遮蔽和消融在整体主义的巨大阴影之中。文艺复兴之后，个人从神学的阴影中解脱出来，独立于天地之间。此时的个人与外在的群体、组织、国家有着友好的合作关系，前者视后者为伙伴、朋友。但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个人开始超脱或者凌驾于外在的群体、组织和国家之上，逐渐表现为疯狂的扩张和极端的冒进。
第二，场域的更迭。西方传统政治概念和政治价值，如民族、公民、权利、平等、义务、分权等，都有一个外在的“场域”，这个场域的主要承载者是国家。换句话说，民族乃民族国家内部的民族，公民乃民族国家内部的公民，权利也是民族国家依据宪法和法律赋予所属公民的资格和能力。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化、身份政治运动的泛滥，个人一直栖居的民族国家遭遇两个方向的强大张力：向外被世界主义击穿，向内则被身份主义瓦解。在传统民族国家的场域内，当个人权利受到侵害时，民族国家是个人权利维系和保障的终极力量。法律也好，道德也罢，抑或暴力与强权，皆源自民族国家的直接或间接赋予。全球化进程暗含的世界主义击穿了民族国家的框架，传统的地理疆域被打破。走出民族国家疆域的世界公民，又应该由谁来保护安全、维护权利、确保平等呢？与此同时，一个又一个的“小身份”也逐渐瓦解了传统意义上抽象的公民身份，族群身份逐渐成为个体生存于现代社会的首要身份，虽未取代但绝对优先于公民身份而存在。民族国家的传统场域在内外两大强力的撕扯下险象环生。当前西方社会中的民粹主义、身份主义、后物质主义、多元文化主义等一系列危机皆源自此。
第三，重心的转移。随着后现代主义的流行、后物质主义的普及和“后真相”政治的传播，相较传统政治，当代政治关注的议题重心正在悄然发生偏移：从注重物质到注重精神，从注重抽象群体到注重具体个人，这种价值转向是清晰而明显的。
当下的中国、当下的西方和当下的时代都在悄然发生变化。这些变化直接引发了中西关系模式、中西位势对比的结构性调整，也间接导致了观察者、亲历者和思考者主观心态的革命性变迁。面对这些变化，当下的中国人与30年前、40年前、70年前乃至100年前的中国人的心理态度与个人情感又怎可能一样？换句话说，随着态度与情感的更迭，对于自我的感知和认定，对于世界的看法和评估，也会发生变化。
在这样的变迁时代，中国与西方、中国式现代化与世界各国现代化之间又该是什么关系呢？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如果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解决了领导主体、意识形态与历史传统的道路选择问题，“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其实解决的就是中国式现代化与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关系问题。那么问题来了，究竟何为现代化的共同或基本特征？
对于现代化的基本特征，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强调权威的理性化、政治功能的专门化、社会各阶层的参与性、现代国家的适应性等。鲁恂·派伊(Lucian Pye)强调危机处理能力、平等增长的持续能力、政治系统的适应能力、制度和结构的分化能力。艾森斯塔特(S.N. Eisenstadt)强调合法性来源的世俗化、政治权力的公民化、政治功能的专门化、政治统治的平民化。布莱克(C.E. Black)则强调传统政权现代转变的时间性、现代化压力的来源性、民族国家的形成状态、社会治理的自治程度、社会体制的成熟程度。可见，学者们在这一问题上各执一词、众说纷纭。
对于现代化的道路与模式，学者们也有不同的表述。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划分了三种类型：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开辟的英、法、美道路；通过建立法西斯主义催生的德、意、日道路；通过走共产主义革命道路成功的苏联、中国。亨廷顿最初只区别了欧陆式、英国式和美国式三种类型，后来修订为五种模式：自由模式、资产阶级模式、独裁模式、专家政治模式和人民民主模式。布莱克则在两者基础上提出了颇具调和色彩的“六类型说”：最早进入现代化的英国和法国；英、法两国在新世界的旁支国家，如美、加、澳、新西兰；受法国大革命影响的一些欧洲大陆国家；欧洲社会在新世界的旁支，主要是一些拉丁美洲国家；传统政府强大、抵御外来影响力强的俄、日、中及其他亚洲国家；经历过殖民统治的其他亚、非、拉国家。
虽然学者们的观点分歧较大，但也不难发现，无论是英、法、美、德的四场近代革命，还是“二战”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探索，西方各国在启动和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一直在寻找下述五个基本问题的答案。第一，谁领导？为了谁？说到底就是现代化的驱动机制问题。第二，走哪条道路？这是道路选择的问题。第三，以何种方式？是和平的还是激进的？是流血的还是改良的？第四，向何处去，追求什么目标？第五，借助何种制度？这五大基本问题，其实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以来透射出的西方现代化进程的共同特征。
进入21世纪，发达的欧美各国的现代化进程又面临哪些问题呢？笔者将其归纳为五大浪潮的冲击和挑战，分别来自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文化领域、观念领域和技术领域，具体来说分别是：经济不平等浪潮、激进政治浪潮、反智主义浪潮、后物质主义浪潮和新技术革命浪潮。这五大浪潮是当前西方发达国家迎头遭遇、身陷其中并努力寻求解决方案的五大困境和危机所在。
二 经济不平等的陷阱
欧美发达国家是开启现代化进程的第一批国家。经过数百年的积累和沉淀，生产力高速发展，生产资料不断丰富，生活水平日益提升。对于普通人来说，这意味着越来越富裕、安稳和优雅的生活。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未引起人们注意的黑色暗潮席卷而来。这就是经济不平等的浪潮。
所谓“经济不平等”主要是指财富的不均、收入的不等和分配的不公，从经济指标来看，集中体现为贫富差距的日益加大。在崇尚竞争、倡导优胜劣汰的“盎格鲁—撒克逊”新教传统氛围下，一定程度的不平等尤其是经济不平等，人们是可以接受的。还有诸多著名理论认为一定程度的经济不平等是无害的、无需关注的，这些理论甚至维护和论证经济不平等的合理性和正当性。
按照著名的“库兹涅茨曲线”的理论逻辑，当新兴产业出现时，从业人员的收入必然高于传统产业从业人员的收入，经济不平等将以明显的倒“U”形曲线上升，直至上升到顶点，拐点就会出现，不平等开始下降。不平等之所以会出现拐点，主要是因为国家财税政策的启动。当高收入阶层被施以重税，那些低收入甚至无收入的群体就会得到救助。于是，不平等慢慢恢复到正常水平。如果再来一轮产业革命，又会引发新一轮经济不平等。如此一来，经济不平等就成了一个波峰和波谷交替出现、不断重复的过程。也就是说，按照“库兹涅茨曲线”，经济不平等根本就不需要关注，正常的社会能够自动纠错。而另一个人们更为熟悉的“涓滴效应”理论则告诉人们：只要不停往最上层的杯子里注入香槟酒，当杯子的容量达到临界点，香槟酒就会产生外溢，从而流向下一层杯子。如此往复，只要有足够的时间，第三层、第四层、第五层……都会倒满。香槟如此，财富亦然。只要社会中顶层一部分群体先富起来，最终社会所有阶层都会享受到共同的富裕。这一理论表明，在某一个时刻出现的经济不平等根本不需要去讨论，它会随着时间的推进自动被慢慢克服。
当然，这两个理论模型遭到了人们的批判和驳斥。例如，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指出，“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之所以会出现，主要是因为财税制度会启动，一旦财税制度不启动，岂不是不平等会无限上升？他以美国为例，认为美国近50年的经济不平等其实一直处于倒“U”形曲线左侧的上升阶段，但一直没有等到财税制度启动、缓解和克制经济不平等这一时刻的到来。而在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等看来，“涓滴效应”之所以成立，其前提是第一个杯子是固定容量的，如果第一个杯子的容量是无限的，那么永远不会出现香槟(财富)外溢的可能：哪一个阶层或个人会嫌自己的财富多呢？财富不外溢，经济不平等就会无限期地持续下去。
理论归理论，现实归现实。无论理论模型多么完美，都遮掩不住现实之残酷。当前西方各国尤其是美国的经济不平等已经超出了多数人的想象。这种经济不平等具体表现为收入差距日益明显、中产阶层持续萎缩、阶层固化初具规模、贫困陷阱也已显现，“你穷是因为你穷”现象已屡见不鲜。
数据最有说服力。基思·佩恩(Keith Payne)在全面比较了1965年到2015年美国家庭的年收入后得出结论，只有顶层的5%呈现明显增长，上层的20%能够看出增长，而其余中底部的80%几乎看不到增长迹象。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则对比了1917年到2013年美国顶层的10%和底层的90%的收入年增长率，他发现，1917—1948年，底层的90%的收入年增长率明显高于顶层的10%的收入年增长率；1949—1972年，两者几乎持平；1973—2013年，顶层的10%的收入年增长率增长明显，而底层的90%已经出现负增长趋势。贫富两大阶层的发展态势已经再明显不过。“富人变得更富有，富人中的最富群体更是如此；穷人不但变得更穷，而且数量也更多；中产阶级正在被掏空，他们的收入不是停滞就是下降，他们与真正富人之间的差距在增大。”而在对比顶层的0.1%和底层的90%的财富份额时，人们更惊奇地发现，自20世纪初开始，这两大群体的财富出现过两次重叠(即财富份额相当)，一次是在“二战”前，一次是在当下。“二战”后，罗斯福新政启动，美国进入凯恩斯时代，顶层的0.1%的财富份额的下降趋势与底层的90%的财富份额的上升趋势。同样显著。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保守主义风潮的兴起，“大政府”和“强政府”理念被反思，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大行天下，顶层的0.1%的财富份额的上升趋势又开始与底层的90%的财富份额的下降趋势同步互动起来。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两大财富份额即将达到持平状态。按照厄尔·怀松(Earl Wysong)的观点，西方世界一直引以为豪的橄榄形社会结构已经消失，中产阶级已经萎缩到几近消失的地步。现在的社会结构是“双钻石”形，即20%的特权阶层和80%的新工人阶级，两大阶层之间分裂严重，一个新的阶级社会正在形成。
经济不平等会引发严重的社会后果。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通过研究得出结论：在收入高度不平等的社会，民众的平均健康状况相对更差，民众健康的不平等程度更高；不同阶层之间的平均收入差异越大，健康的梯队变化越明显，民众过早死亡率越高。理查德·威尔金森(Richard Wilkinson)等也提醒人们，在收入高度不平等的社会，民众的平均健康状况相对更差，民众健康的不平等程度更高。收入低，意味着自身社会地位低下，得不到足够的尊重，体验不到存在感和荣誉感。长此以往，会引起一系列的负面心理反应，如紧张、焦虑、冲动、易怒，进而导致免疫力下降，身体健康状况堪忧。斯蒂格利茨分析了经济不平等的五大代价，即经济增长被放缓、社会稳定受威胁、民主制度被挑战、公平正义感受削弱、民族认同感被冲击。托马斯·斯坎伦(Thomas Scanlon)认为，基于经济不平等形成的地位不平等有三大坏处：“第一，在缺乏任何好的理由的情况下，它禁止很多人去获取重要的好处和机会。第二，它剥夺了歧视者和被歧视者一种重要的好处，即人们彼此之间平等相待所具有的好处。第三，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它导致很多人基于错误的理由去重视(或轻视)自己的生活和活动。”更令人担忧的是，“有钱且高知的公民，比起他们那些贫穷且受教育程度低的同胞公民，总是更积极地参与公共事务，也有更丰富的政治知识和公民技艺，同时也更多地参与到几乎各种形式的政治和公民活动”。
经济不平等的恶化趋势不可避免地冲击着欧美民主政治的制度根基和价值底线。不断拉大的贫富差距激化了贫富两大阶层代理人之间的战争，加剧了政治精英之间的对抗。财富的差异性分布、收入的差异性分配，无形中也加剧了左右两大阵营、自由与保守两大意识形态的分歧。加之国际地位的衰退、经济发展的下行，民众在全球化、外来移民、外来文化等核心议题上发生了重大冲突，促成了大众群体在社会文化上的分化。在现实生活中，相比穷人阶层，富人阶层具有更强的行动力和影响力，更倾向于借助参与影响决策。不断壮大的富人阶层将相对于穷人阶层的经济优势转化为政治优势，偏袒富人阶层的“财阀政治”格局业已形成。美国人素来相信机会平等的神话，想象着人人都生活在同一艘扬帆远航的大船之上。但当前的经济失衡现状已经开始让人们怀疑这种浪漫的想象。同等条件下，富裕阶层有更多机会、更多方法、更多优势影响政治决策。当中下阶层感到较少得到政府的回应或无力影响政治决策时，其政治效能感、政治认同感和政治信任必然随之下降。当政治信任丧失，人们必然不再相信既定规则和制度文化，转而投向极端立场和激进政治。
三 激进政治的崛起
从政治的角度来看，由传统到现代的政治发展图景，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群共享社会发展和经济繁荣的红利，而非由个别人或特定阶层专享；意味着摆脱专制和独裁，逐渐确立起以普选、代议和多数原则为特征的选举式民主制，按照约定的规则、制度和法律参与政治，管理国家的各项事务；意味着宽容、妥协、协商被视为政治行动者的标准美德，深思熟虑、温和中庸、讨价还价被奉为政治成熟和社会文明的特征。然而，这些观念以及基于这些观念形成的政治目标和政治理念，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西方遭遇着以民粹主义、身份政治和极化政治为代表的激进政治浪潮的严峻挑战。
首先是民粹主义的冲击和挑战。目前，民粹主义在西方世界是最为活跃的政治思潮。2016年的英国脱欧、美国特朗普当选以及欧洲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被视为当代民粹主义崛起的几起典型事件。这些事件之所以出现，主要是因为全球化进程的加深、社会矛盾的激化以及政治阵营的极化。换言之，是客观社会经济发展和主观心理变化共同作用的结果。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民粹主义代表着真实的民意表达，拓宽了弱势群体的诉求渠道，并在解决当前最紧迫和关键的社会问题，如分配矛盾、社会公正、少数群体发展等方面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民粹主义对权贵、精英、体制持敌对态度，坚持激进的平民主义立场；对传统的国家认同、公民身份和协商传统构成了重大冲击和挑战；对各国的国内政治生态、地区间政治关系和世界政治格局产生了结构性影响。具体来说，以“人民”为名义的民粹主义，毫无节制地表达对社会不公现象的愤怒和不满，导致现实政治逐渐倾向于反精英和反体制的极端路线；民粹主义以主观性和情绪化的方式片面解读经济危机和社会问题，不断宣扬极端的平民主义、民族主义和排外主义；民粹主义过度批判现行政治，迎合非理性主义并激发民众的愤怒、怨恨和不信任。民粹主义情绪越浓，非理性程度越深，产生的破坏力越大。当情绪化的社会大众可以自由地表达政治主张并操控政治议程，原本合情合理合法的政治诉求便变成了充满怨恨和破坏性的政治发泄，政府可能被迫偏离正确的执政方向，甚至导致国家治理退回到个人统治的状态。
其次是身份政治的冲击和挑战。身份政治是现代政治的一种“富贵病”，也是民主发展中的高级困境，具有明显的后现代特征：民主水平越高，身份政治越活跃。从发展方向来看，身份政治代表了由等级政治向普遍政治再向个体政治的演进；代表了由等级身份向经济身份再向文化身份的变迁；代表了由同质、主流、强势的“大群体身份”向异质、边缘、弱势的“小群体身份”的转移。在现实生活中，身份政治通常与贫富差距、文化冲突、女权运动、移民问题、政党对抗等问题相互交织、相互影响。个人主义的盛行使身份认同凸显出来，全球化进程加速引发了移民潮和文化冲突，而本地居民身份的“回应性觉醒”则刺激了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复苏。与此同时，自媒体革命推动了少数身份极端观点和激进情绪的迅速传播，身份部落化加剧了社会共识的深度瓦解。所有这些都是推动身份政治不断崛起的影响因素。身份政治的兴起使各个少数群体，无论是边缘弱势群体还是中下层白人群体，都对自己的身份产生了更强烈的认同感。“群体开始一次次地认为他们的身份——无论是民族、宗教、种族、性、性别还是其他的身份——没有得到足够的承认。”这种基于特定身份的认同，迅速成为各群体倾诉不满、表达愤怒以及达成共识的媒介。因此，之前以寻求国家利益和普遍认同为目标的公民政治，沦为囿限于在各个群体中寻求归属感的部落政治。身份政治强调少数群体内部的同一性，自然排斥多数群体之间的一致性，这就造成了当代身份政治与公民政治之间的内在矛盾：一边是“小身份政治”的如日中天，一边是“大公民政治”的江河日下。当身份政治将抽象的民主政治转变为具体的部落政治时，传统意义上的公民身份和国家认同要想继续巩固和维系，势必变得更加困难。
最后是政治极化的冲击和挑战。政治极化是当代欧美政治发展的最新变化，也是观察欧美代议制民主困境的全新视角。政治极化作为现代民主政治的一种形式，其产生、形成和发展离不开以普选、代议和多数原则为基础的现代民主规则和框架。然而，政治极化代表了当代民主的不正常发展：民主政治越发达，政治文化越宽容，政治极化越严重。政治极化在国会和政党中的政治精英群体间表现最为明显，具体表现为政治对抗的激烈化、精英立场的极端化和意识形态的两极化，并逐渐向社会群体裂痕扩大、大众文化冲突升级、地区合作和国际关系孤立化和紧张化的方向扩展、推进。
以民粹主义、身份政治和极化政治为代表的激进政治运动，在某种程度上，埋下了否决政治和分裂政治的潜在风险，造成了以对抗和敌对为主旋律的政治氛围，导致选举政治中的竞争关系从优胜劣汰升级为极化政治中敌我关系的你死我活。与此同时，这些运动破坏了以往的妥协精神和协商传统，削弱了传统政治信任和政治权威，让“后真相”成为政治生活的新常态。
四 反智主义的泛滥
反智主义是当代欧美政治发展的新变化，也是理解美国文化冲突的新视角，更是分析西方民主困境的新维度。从本质上看，反智主义代表了对思想的轻视、对知识的排斥和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它并不是真正的“主义”，而更多的是一种态度、立场、行为或文化：反感、怀疑甚至仇恨知识和知识分子，拒绝独立思考，嘲笑和贬低知识性生活的意义和价值。
反智主义和民粹主义在许多方面存在相似之处。两者都是对自由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反映和补救，源于社会变革中产生的危机意识；都是一种保守的、防御性的思潮，缺乏独立性。它们代表了普通民众的声音，代表了大众的立场，是对精英远离民众现象的潜在矫正方式。两者的核心概念都具有明显的模糊性：反智主义反对的“智”和民粹主义支持的“民”都难以准确定义。这种应激性和模糊性使反智主义和民粹主义极易成为政党政治和选举竞争中争取支持的工具。两者都主张反对精英和现有体制，都宣称站在人民一边，强调一种排他性的身份认同，容易导致身份对立并激发身份政治的冲动。
反智主义与保守主义有许多相似之处。“二战”后，随着左翼政治浪潮的兴起，公共知识分子对罗斯福新政、大政府模式和福利制度的支持逐渐增加。但20世纪70年代以后，保守主义浪潮迅速崛起，开始挑战进步主义改革方案，并质疑自由主义干预理念。他们对左派知识分子怀有敌意，对进步主义阵营充满怨恨，对被左翼激进自由主义占据的校园文化感到不安。反智主义强烈批判知识分子，大学教授群体自然成为主要批判对象。由于大学中主导立场偏左的学者较多，反智主义表面上就成了对左翼自由主义立场下的知识分子的批判。这与保守主义的立场不谋而合。
反智主义具有多重表现形式，它不仅广泛意指所有反对知识本身、知识持有者以及知识传播机构和场所的“反智思潮”，还专指与知识为敌、与知识分子对立的“反智者”，也代表着推崇和倡导草根精神、个人奋斗、福音拯救、大众政治等的“反智文化”。反智主义拥有两张截然不同的面孔：有时候，它可以挑战精英权威，平衡精英主义的骄横态度，突破长期被知识阶层掌握的文化霸权，保持一个健康社会应具备的活力和创造性；有时候，它也会助长无知者的自信，煽动对知识和文化的持续敌意，挑拨野蛮压制文明、推动落后掩盖先进的傲慢情绪。从理论逻辑来看，反智主义表达了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鄙视、对专家和精英的怀疑。但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反智主义的言论和立场虽然自称反对专家和精英，实际上只为了顺应或维护特定阶层、群体甚至个人的利益。此时的反智主义与其说是“反智”，还不如说是“反人”或“反政党”。这使反智主义的真实面目往往难以辨别，充满迷雾。在一定程度上，反智主义混淆了无知与知识、情感与理性、大众与专家之间的明确界限，间接削弱了知识、理性和专家的地位和影响，实际上起到了瓦解传统社会观念、冲击现有政治结构的作用。随着平等观念的普及，人们容易产生“在知识面前人人平等”的错误判断；随着多元化的深入，人们容易形成“大众与专家无二”的错觉。
反智主义的形成和发展并非偶然，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既受历史传统影响，又受时代因素推动。具体而言，反理性主义占据了精神世界，反精英主义排斥了知识分子，实用主义怀疑了智识的作用，大众教育推动了平等主义，而大众传媒则营造了反智氛围，这些都是当代反智主义兴起的历史根源。进入21世纪，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移民浪潮的涌动，世界的流动性迅猛增强，残酷的竞争规则和异域风土文化不断提醒外来移民和本地居民：你周围有着很多与你不同的人。这种挤压感、陌生感和焦虑感一方面加强了人们对自我身份的认同，另一方面也为排斥他人埋下了伏笔。一旦出现打破平衡的因素或事件，人们内心的理性和容忍就会瞬间崩溃，怀疑和愤怒成为常态。这些情绪和情感成为随时引发反智主义的心理诱因。
反智主义的日益流行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后果，表现最为明显的是决策质量的下降。反智主义严重损害了专业知识的价值和权威，使政策制定者难以基于科学和事实做出明智的决策。政府在处理环境、卫生和安全等问题时，可能因应对错误认知和谣言攻击而被迫选择不利于民众福利的方案。反智主义也容易导致社会分裂。当科学研究与知识成为引发争议的源头甚至失去媒介作用时，将进一步撕裂社会共识，影响民主政治的稳定。此外，反智主义也导致人们对权威性信息来源的信任大大降低，从而助推“后真相”政治的甚嚣尘上，“反智主义加剧了政治信任危机，扩大了身份政治分裂，营造了‘后真相’政治氛围，恶化了政治极化趋势，也激化了民粹主义情绪，是当前欧洲各国现代化的共同难题和挑战”。
五 新技术革命的狂飙
虽然科技进步一直是现代化的核心特征之一，但当下科技发展的速度、深度和广度远超人们的想象，人类正在大跨步迈进一个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为表征的数字时代。随着数字技术在现代政治和公共管理领域开发和应用的速度、广度和深度不断攀升，一场席卷全球的新技术革命渐成大势所趋。这一结构性变革的优势很明显，高效、便捷、透明、公正、绿色、环保……数不胜数。但这一变革也在冲击、挑战甚至瓦解着传统的社会制度和大众文化，激发、催生并型构出新的政治样态和治理结构。
新技术革命带来的第一个挑战是数字安全。作为新技术革命的基石，数据拥有无可匹敌的重要性。数字安全的核心目标是确保数据的保密性、完整性和可用性。保密性意味着只有拥有合法权限的人群才可以使用数据，而完整性意味着数据未被篡改或破坏。同时，数据也必须能够及时可用，以支持更广大群体的使用需求。从现实情况来看，无论是数据的保密性、完整性还是可用性都存在潜在的风险。随着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的运行和决策越来越依赖大规模的数据收集、分析、整理和使用，对于掌握数字技术的个人和机构来说，只要数据足够，整个网络世界中的个人和机构完全呈现一种“裸奔”状态。数字垄断是数字安全的另一大难题。在数字时代，拥有更强市场控制、更多用户数据、更大创新壁垒、更强学习机器的超级数字巨头相对普通个体渐占主导乃至统治地位。如何约束并合理规范这些数字巨头的行为是各国政府正在思考的问题。
新技术革命带来的第二个挑战是数字不平等。在一些贫困和欠发达地区，一些人可能没有可靠的互联网接入，不了解数字技术或缺乏数字技能，将会导致数字鸿沟越来越大。这些人在数字时代很难符合数字化工作环境的需求，无法充分参与和受益，从而导致就业机会的减少和工资差距的扩大，更有可能面临失业的危险。与此同时，少数大公司拥有大量用户数据，并且可以利用这些数据进行商业活动。数字鸿沟、就业不平等和数据不平等是当前数字不平等的典型表现。数字不平等的后果和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它不仅加大了贫富差距和阶层分化，导致社会分裂现象加剧，还削减了缺乏数字技能的人群的就业机会，限制了他们提升职业技能和提高社会地位的能力。此外，数字不平等也使那些缺乏数字技术、技能和资源的人无法参与广阔的数字时代的创新活动。
新技术革命带来的第三个挑战是数字利维坦。“利维坦”意指无所不能、无处不在的权力“怪兽”，代表着传统社会人们对于野蛮、强硬的公共权力的反思和拒斥。在数字时代的场景中，当公共权力越来越依赖各种以数据至上、智能主导为特征的数字平台、终端、系统和机器时，数字权力就会被赋予实实在在的影响力和决定力。数字的赋权性一方面带来了传统政治格局的解体，致使政府的行政权威不断流失，另一方面也引发了新兴超级权力的崛起，导致技术专制和数字利维坦成为可能。数字的赋权性还加剧了新技术革命对传统社会、经济和政治的结构性冲击和颠覆性挑战，尤其是使传统权力结构发生重大重组。这种重组分别在体制内和体制外同时展开：体制内的政府越来越依赖以数据治理国家和社会，数字威权和技术专制的趋势日渐成熟；体制外的数字巨头通过掌控数据、垄断技术建立起相对独立于政府权力的“科技帝国”。
新技术革命带来的第四个挑战是算法歧视。算法规则是数字时代决断一切的“看不见的手”，是数字时代的核心技术和主导规则。但算法规则本身存在内在的矛盾性，即是逐私利还是谋公利、是倚偏好还是重平等、是技术至上还是人类中心。究其本质，算法只是一种技术形式，终极目标要为人类主体服务。但在算法赋予的权力框架内，人的主体地位逐渐流失，沦为由数据赋值、由数字界定、被数字系统不断提取、评估、计算、预测的虚拟客体。算法权力逐私利、重偏好、追求技术至上，容易形成以数据信息为中心的新型权力，一旦脱离监管或无法合理控制，势必损害平等价值、公共利益和基本道德，引发诸多社会后果。
新技术革命带来的第五个挑战是智能化趋势。人工智能正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深度渗透并逐渐介入社会生活尤其是政治领域，随之而来的必然是治理体系的变革、权力结构的重组、民主形式的更迭以及统治秩序的重构。这一态势让人们无法回避人工智能的潜在风险、机器统治的可能未来等关键问题。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在人工智能发展的初级阶段，人工智能尚处于可控阶段，此时的人工智能以弱人工智能为主，仅能介入生产和生活领域，是为人类提供便利、舒适、效率和幸福的工具。但随着人工智能的不断进步和升级，人类对其依赖性逐渐增强，人类对智能机器虽然拥有主宰权，但与人工智能的力量对比已有扭转。随着弱人工智能达到顶峰，逐渐取代人类生产和生活各领域中人的角色与功能，人类就成了最有闲的无用之人。而政治领域中的公民则被数字虚拟化，算法民主慢慢取代代议民主。最后，当人工智能成功突破“奇点”，开始拥有自主思维和独立意识，人类就将面临或被淘汰或与机器并存的两难困境。人类主宰一切的时代自此消失，机器统治时代随之到来。
六 结论与讨论
在百年未有的大变局时代，新现象、新变化层出不穷。此时，不论如何断言皆为时过早。可以达成共识的是，当今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进程五彩缤纷、各有不同，既没有固定模式，也没有终极目标，更没有统一道路。
当前欧美各国正在遭遇经济、政治、文化、观念和技术等领域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但挑战并不必然意味着危机、危机也并不必然导致崩溃，不要低估任何一种文明和制度的自我调适和纠错能力。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发达国家现代化的惨痛教训和成熟经验同样是珍贵的，值得反思和借鉴。
当前欧美各国现代化面临的上述挑战，有些中国也正在面对，如新技术革命的冲击以及一定程度的贫富差距。有些将来可能会遭遇，如身份政治，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整体提升，经济社会越趋发达，中国必将成为移民群体的理想之国，而移民浪潮一旦形成，外来人群和非本土文化对于本地居民来讲，未必是亮丽的风景；再比如后物质主义，当前中国的个别地区和个别群体已经提前步入后物质主义生活，其思想和观念已发生重大转折。有些则可能永远都不会发生，如基于宗教信仰的反智主义。与此同时，还应意识到，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性，也注定我们将遇到一些西方从未遇到或在西方未被称为问题的问题，必须警惕“中国式现代化困境”的出现。对于现代化来说，过分强调共性与过分强调个性都不可取。进一步说，过分强调欧美式现代化的普适性与过分强调中国式现代化的例外性，不仅都不可取，甚至可能存在危险。
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历史逻辑的必然，也有理论逻辑的必需，更有现实逻辑的必要。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相较于西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差异性、独特性与优势性都十分明显。中国现代化的未来发展，方向是明确的，道路是独特的。独特的发展之路，依然无法回避一些普遍性的问题。处于当前大变局时代的现代化进程，内含冲突性、求变性、共享性和互动性等显著特征。因此，中国未来的发展和进步离不开一个开放的世界，而整个世界的繁荣和富强也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