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无理访”，是基层信访工作一个术语，指那些没有道理、不合法政策法律的上访。“无理访”是进入新世纪后乡村冲突管理的重要现象，特征如下：

其一，诉求条件过高，要求非常过分，基层政府要要满足他们过高的上访要求，既不符合法律和政策，也没有现实条件。

其二，真实意图在上访事由之外，不在意具体诉求，或者是借题发挥，主要目的把事情搞大，利用信访维稳考核体制机制中的某些因素，让政府某些官员难堪，甚至下台。

其三，在上访诉求之外提出不合理条件，如到北京上访，基层政府派人来接，上访者提出先要到烤鸭店吃顿北京烤鸭，也有的提出去爬长城，还有的提出去郊区看一下亲戚，更有的甚至指名必须某某干部来北京接，必须坐飞机等等，否则不肯回去。一些上访人公开承认自己的要求过分，但仍然坚持，其中另有原因。在基层官员看来，这些“无理访”，有“敲诈”政府的故意。

其四，随意反悔本人已经认可的信访处理结果。那些已经通过信访部门三级终结案件、通过行政复议裁定案件、通过法院依法终审案件、通过听证调解上访人签字息访案件，上访人随时反悔而再次越级上访。对这些“终而不结”的上访现象，基层政府往往无能为力，采取的办法只能是“稳控”，而“稳控”行为本身是非常容易激化冲突的。

2012年3月末，中部某省一位县委书记在北京约本文作者餐叙。这位县委书记是作者老朋友。席间讨论上访问题，他谈到了正在亲自处理的几起上访案例：

“上个月信访接待日，我接待了一位中年农民，他骑摩托车带孩子来县城办事，因为城外有段路路面不平，孩子摔下来受了伤，花了几百块，上访要求政府补偿医药费，还要补偿误工费。从乡里上访到县里，不解决就要上北京。我告诉他，路面不太好，那么多人在走，唯独你出了问题，你为什么不想想你自己的原因。他坚持这是政府的问题。我让乡镇加强做他的工作，注意做好稳控。好在现在全国的两会刚刚开过，不是敏感时期，否则我们压力就大了”。

这位县委书记继续说：“这个农民为了骑车摔伤来上访，怎么说也与政府工作有一定的关系，勉强有点道理，路面不平，当然说明我们政府的公共服务有一定不足，不能只强调他走路不小心。从处理上来说，也不是太难，乡镇政府花了几百块钱就摆平了，他也没有到北京来。”

“但是，这几天刚发生的一个案子就复杂多了，已经造成了县里的麻烦，我这次来北京就包括办这件事：一对中年村民闹离婚，男的要离，女的不肯离，男的起诉到法院，法院判离了。结果女的开始上访，要求改判，否则县里要负责为他找一个老公。上访到了省里，又到了北京。她成为我们县的重点上访户，县委信访联席会专门研究她的问题，根据信访包人责任制度，安排了县法院副院长负责她的问题。前不久，今年两会期间，她来了北京，而且不是“正常访”，是“非正常访”，是在天安门广场被逮住的。如果他去的是国家信访局信访接待站，那么就属于“正常访”，“正常访”的问责处理就轻很多，一般通报批评一下就可以了，但这次“非正常访”，问责处罚就比较严重。国家信访局通知了省里，省里要求我县里处理责任人。根据省里的规定，如果发生两起“非正常访”，就要对直接责任人就地免职，要求我处理法院副院长。”

县委书记满脸无奈：“我这次到北京来，就是为了见国家信访局副局长，一个是让他为我们销号，另一个反映一下，这样处理责任人没有道理。这位副局长就说，他要告诉省里，不能这样处理”。

这位县委书记还谈到一个案例：“一个青年农民，在他外出打工的时候，老婆跟人‘私奔’跑了，他也跑到县委上访，要求政府帮助他找回老婆。” 一般来说，上访行为应该针对政府的工作失误，或者是公民权利没有得到政府的有效保护，或者是政府行为侵犯了公民权利。也就是说，如果纯粹是公民个人私人领域的事情，不应该成为上访问题。但是，现在的上访案件中出现了一些为私人领域事务的上访。纯私人问题在上访事件中的出现，显现出农民对于政府责任认识的变化。

“无理访”的发生不难理解，一种是，有一些所谓过分要求，是对于信访考核问责体制的自然反应，非常符合上访人的理性；另一种，则是上访的本来事由变得不重要，是上访过程中矛盾不断积累升级。一些基层官认为，“无理访”快速兴起，说明一些农民维权意识强烈而法制观念淡薄。有的官员甚至说，“当前影响社会稳定的最大威胁来自无理上访”。

在乡村调研中，“无理访”现象经常遇到，而且在增多。包括这位县委书记在内的基层官员被“无理访”所困，看上去，是个别人“无理上访”给基层官员带来的问题，实质上，反映了信访维稳考核问责体系的问题。按常理讲，对于“无理”进京上访，本来高层可以不予理会，但却问责处罚基层，这就制造了制造“敲诈”空间。有“无理上访”，是因为先有“无理问责”，是不合理的信访考核体系被上访者利用，这是一种“野蛮问责”。“无理访”给基层官员带来的苦恼，说到底是信访维稳考核问责体系造成的。———————

（本文“乡村治理体系调研报告”之一部分，完成于2013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