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时代以来，中国人口国情发生深刻变化，呈现出人口总量持续减少、年龄结构加速老化、人口素质稳步提升、区域人口增减分化愈加明显以及民族间互动显著增强等趋势性特征，给人口研究提出了更高要求。人口研究需要实现从“解题破题”到“学科筑基”的跨越，并最终推动“治理升级”。回应时代命题、建构中国自主的人口学知识体系、推进中国特色的人口治理思路创新和治理体系转变，成为新时代人口研究的重要使命。为此，人口工作需紧跟时代步伐，聚焦5个方面的优先任务：整合数据资源，深化大数据技术应用；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统筹教育改革，推进科技人才体制机制创新；厘清迁移转变规律，加强国际移民治理；促进民族互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作者：谢东虹，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助理研究员；段成荣，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摘自：《人口研究》2025年第2期
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2025年第7期
新时代中国人口发展新形势
新时代以来，人口的总量、结构、质量、分布等方面交织交错形成的新格局构成了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底色。在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下，必须全面认识现阶段我国人口发展呈现出的五大趋势性特征。
第一，人口总量持续减少，东北地区人口缩减尤为明显。2020年，我国总和生育率仅为1.3，降至超低生育率水平。受育龄妇女规模缩减和结构老化、初婚初育年龄推迟、生育意愿持续下降等因素的长期影响，我国提前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2023年，我国出现人口负增长的省份超过2/3，黑龙江、辽宁和吉林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为-6.92‰、-5.63‰和-5.41‰。
第二，年龄结构加速老龄化，老龄化城乡倒置明显。2020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为8.94亿人，相较于2010年，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下降了约4 500万。与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下降不同，我国老年人口规模不降反升。2020年，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过2.6亿人，老龄化水平达到18.70%。其中，农村地区的老龄化水平高达23.81%，城镇地区的老龄化水平为15.82%，二者相差7.99个百分点，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现象突出。
第三，受教育程度大幅提高，健康水平稳步提升。2020年，我国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初中和高中及以上的人口在15岁及以上各类受教育程度人口中的占比分别为27.57%、38.41%和34.02%，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群体即将成为主体。与此同时，我国人口的健康水平稳步提升。2021年，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达到78.2岁，接近发达国家平均水平，平均健康预期寿命为68.5岁，超过欧洲平均水平。
第四，人口流动参与度提升，区域人口增减分化明显。新时代以来，我国人口的空间流动性迅速攀升，实现了从“乡土中国”到“迁徙中国”的转变。受人口流动影响，我国区域人口增减分化明显。沿海城市群通过空间连绵化发展，逐渐形成了兼具强吸引力与高承载力的人口集聚带，东北地区几乎转向全面的人口收缩，中部地区各省份依托省会展开的人口竞争依然激烈，川渝黔地区普遍实现了人口的止降回升，西北地区则面临人口收缩风险。
第五，少数民族人口稳步增长，民族间互动显著增强。我国少数民族人口由2010年的11 379万人增至2020年的12 547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由2010年的8.5%提高至2020年的8.9%。与此同时，少数民族人口迁移流动日益活跃，人口流动参与度后来居上。在人口流动的影响下，少数民族人口的空间分布形态从历史上“大散居、小聚居、交错杂居”的格局向新时代“大流动、大融居”的格局转变，各民族在多个层面上实现了深层次的交往、交流和交融。
新时代中国人口研究重要使命
面对人口发展新形势，人口研究应从“解题破题”到“学科筑基”再到“治理升级”，形成“问题—理论—实践”的闭环链条：在坚持主体性和时代性的基础上，总结提炼中国人口实践经验，回应和解答当下人口问题；从理论、方法和应用层面重构中国自主的人口学知识体系；同时，还需发挥人口研究的前瞻性和引领性作用，推进人口治理思路创新和治理体系转变，并根据人口治理新实践为原有知识体系增添新的话语元素。
（一）回应时代命题，贡献人口研究智慧
当前，中国的人口发展正处于关键阶段，面临着生育率长期低迷、老龄化进程加快、人口区域分布不均等多重变化。认识、适应并引领人口发展新趋势、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成为提升国家整体实力和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要素。
警惕生育率长期低迷风险，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首先，应加强对未来生育变动的预测与分析，评估不同生育政策调整方案下可能出现的生育变化趋势及其对个体发展、家庭和谐乃至民族未来的短期与中长期影响，做到未雨绸缪。其次，应深入挖掘婚育推迟和不婚不育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为政策调整提供更为全面的参考。最后，应强化对生育政策执行效果以及生育风险分担机制的研究。
剖析养老需求，激发银发社会活力。一方面，应加强对老年群体经济安全、医疗保健、精神慰藉等多维度需求的深入研究，积极探索并优化具有本土特色的“身—家—群—国—世”的养老模式。另一方面，人口学研究需与经济学、公共政策学、政治学等多学科交叉融合，形成合力，探索再分配功能与生产性功能的有机整合，构建具有前瞻性和可持续性的政策模式。
补齐教育短板，夯实健康基础。一方面，应深入剖析不同年龄段人口的教育需求差异，为推动教育政策制定理念从数量扩张向质量提升和结构优化转变提供基础数据。另一方面，应深入分析影响国民健康水平的家庭、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因地制宜地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促进健康资源的公平配置与高效利用。此外，迫切需要人口研究发挥专业优势，深入剖析公共卫生体系的运行机制，精准评估人口规模、结构、分布等要素对公共卫生危机应对的影响，为构建更加现代、高效的公共卫生体系提供科学依据。
优化人口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首先，应深入剖析人口流量、结构、流向等关键要素，全面探究人口流动的深层次原因，并科学预测未来人口流动趋势。其次，应聚焦于破除妨碍人口自由流动体制机制弊端的研究，加快推进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最后，应深入探索土地、住房、教育、医疗等多个领域的改革与户籍制度改革的有机衔接，推动户口的去福利化进程。
推进民族互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首先，应重点关注城镇化进程相对滞后的少数民族地区，分析其城镇化进程滞后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其次，应深入分析文化差异和心理因素对民族互嵌的影响，提出促进各民族文化交流的政策建议。最后，应关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的社会服务需求，提出完善社会服务体系的政策建议。
（二）深耕学科理论，建构中国自主的人口学知识体系
长期以来，中国的人口学研究基本以西方人口学的理论、概念和研究方法为主。部分学者甚至将中国的人口现象视为西方人口现象的一种变体，试图完全用西方人口学理论解释中国人口现象的特殊性，导致对中国特色的人口实践辨识不足，难以形成中国自主的人口学知识体系。随着我国人口发展步入新阶段，人口治理实践迫切需要用中国自主的理论体系、方法体系和应用体系来加以解释和引导。
厘清中国特色人口转变之路，重构人口学理论体系。中国在短短几十年内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历时一百多年的人口转变历程，并在这一快速、压缩的转变过程中呈现出更特殊的人口性质和更独特的发展路径，远远超出了西方人口转变理论的解释范畴。跳出西方人口转变理论的框架局限，重新审视中国人口转变的特殊性，系统梳理、提炼和总结中国人口转变的特征、规律及路径选择，构建中国特色的人口转变理论，是建立中国自主人口学理论体系的核心任务。
促进跨学科协作，创新人口学研究方法。人口的发展和演变不仅驱动着其内部结构的动态变化，还持续与经济、社会、文化、资源环境等外部领域发生互动，进而影响制度建构和政策安排。人口学研究不应局限于生育、死亡与迁移等传统议题，而应加强与教育学、经济学、地理学、生物学以及公共管理学等学科的交叉融合，以提升研究的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此外，在学科交融日益深化的背景下，人口学研究应在保留传统方法的基础上，积极吸收其他学科的分析工具和优势。
推动政产学研一体化进程，拓宽人口学应用体系。作为理论体系和方法体系转化的关键环节，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必须扎根于实践和应用。尽管中国人口学研究能够敏锐捕捉到不同时期人口发展的主要矛盾，及时调整研究方向并与政策需求紧密结合，但其在智库服务和决策咨询能力方面仍显不足，研究成果向政策实践的转化效率还有待提升。作为顶层设计的重要决策参考和技术支持，人口研究应在构建自主理论体系和方法体系的基础上，以应用型基础研究为根基，着力完善人口决策与咨询机制，加快政产学研一体化进程，强化人口学科的咨政服务能力，推动科研成果向政策实践转化，发挥人口学自主知识体系在实践中的应用价值。
（三）优化治理思路，强化人口研究的前瞻性和引领性作用
人口研究需在发展本土化话语体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前瞻性和引领性作用，突破传统逻辑框架的路径依赖，立足于中国现实人口问题和治理实践，从整体性、动态性和多元性视角出发，推动人口治理思路转变。
聚焦全人口全生命周期，夯实人口政策设计基础。当前，人口政策研究和设计主要表现为对人口问题的静态化、片段化处理，缺乏对个体生命周期和人口结构动态变化的系统性考量。为此，人口研究亟须转变思路，从全人口全生命周期的视角出发，将个体发展的各个阶段与人口结构的各个层次充分联系起来，夯实人口政策设计的基础，构建系统化、动态化的人口政策框架，更好地应对人口发展的复杂挑战。
转变政策调整逻辑，创新制度顺应人口发展规律。一方面，在认识上，应推动政策关注点的转变，从以往过度重视人口数量转向更加注重人口质量、结构和分布。另一方面，在行动上，应基于人口各要素变动的基本规律，建立健全人口动态监测预警机制，通过科学的数据分析和趋势预测，及时捕捉人口发展的新特征和新挑战，为政策制定提供精准的依据。
推动构建多元共治格局，鼓励全社会广泛参与人口治理。中国的人口国情是在经济尚未完全发达和社会保障体系有待完善的情况下发生了根本性改变，这客观上要求形成以政府为主体，市场、社会、家庭、个体等共同参与的多元治理格局。在具体实践中，人口研究应深入分析不同主体在人口治理中的角色定位、功能作用及责任边界，探索建立有效的合作机制和激励措施，激发各社会系统的内在动力，推动构建多元共治下人口发展的新格局。
新时代中国人口工作优先任务
在人口发展新形势下，人口研究承担着从“解题破题”到“学科筑基”再到“治理升级”的重要使命。这一使命要求人口工作必须紧跟时代步伐，以科学严谨的态度和前瞻性的视野，精准把握人口动态变化。
第一，整合数据资源，深化大数据技术应用。尽管当前传统的人口普查数据、社会调查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人口状况，但受统计口径的限制以及部门之间数据难以共享，导致各类数据之间缺乏互动和整合，阻碍了研究者对人口各要素矛盾的成因、性质以及长期趋势的把握。为此，未来人口工作一方面应着力推动公安部门、医疗卫生系统与教育部门等多部门的数据衔接，建立集中统一的公共人口数据库；另一方面要着力整合各类科研机构的人口数据资源，构建数据开放共享平台，提高人口数据的管理效率与开发水平。此外，大数据技术应被广泛运用到人口迁移轨迹分析、社会舆论心态监测等领域，为人口治理提供更加精细化与智能化的反馈机制。
第二，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超低生育率与深度老龄化相伴相随，为应对“一老一小”问题，需要在人口全要素联动中寻求破解策略。一方面，未来人口工作应重点关注生育配套政策制定、生育友好型环境建设等方面，着力探索出一套集税收、教育、住房、医疗等于一体的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另一方面，为解决养老资源错配以及“削足适履”等问题，未来人口工作应从政策体系、社会保障、服务产品、智慧养老等方面探索建立本土化的养老模式，以及多支柱、分层次、公平和可持续的养老服务体系，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第三，统筹教育改革，推进科技人才体制机制创新。随着人口数量红利逐步减弱，人口质量对经济发展的贡献越来越重要。未来人口工作应深入分析新时代人口数量和人口素质的变化特点及轨迹、探究人口素质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挖掘提高人口素质的手段，以及寻找促进人口数量红利转化为人口质量红利的实现路径，等等。在此基础上，人口工作还应紧紧围绕新时代、新征程对人才的迫切需求，将人才强国战略转化为可操作的制度供给，并依托人口研究提供的数据和学理支撑，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改革。
第四，厘清迁移转变规律，加强国际移民治理。我国人口流动未来将呈现怎样的特征和变化？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的迁移轨迹如何？人口迁移转变的内在机制是什么？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仅是判断未来我国人口流动趋势以及制定相关政策的基本出发点，也有利于建构中国自主的人口迁移转变理论，丰富人口学知识体系。与此同时，伴随着深化改革与扩大开放的持续推进，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的纵深发展，我国正逐渐成为国际人口迁移的重要目的地。未来国际移民的构成、分布、流向等将如何变动，需要人口工作高度重视并及时跟踪监测。
第五，促进民族互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随着各民族人口跨区域流动进入活跃期，民族人口空间分布更加均衡，少数民族人口的行业和职业结构日渐非农化、多元化，各民族群众物质、行为、精神文化交流的广度、深度快速提升，这对民族互嵌提出了新要求。明确民族互嵌内涵、把握民族互嵌结构、厘清人口流动与民族互嵌之间的关联、大力推动少数民族与汉族人口之间的双向流动，从而“逐步实现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以及“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以中华民族大团结促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工作在理念和操作两个层面上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