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太空威胁论”是美国基于其战略意图建构的一个战略叙事。从战略叙事理论的视角看，美国建构该论调的过程中存在三重逻辑：首先，在情境设置上，美国将“中国太空威胁论”置于地缘政治背景下，将太空定位为地缘政治高地，把中国定位为太空实力日益增强的对手；其次，在角色塑造上，美国给中国贴上了“盗窃者”“危害者”“挑战者”及“破坏者”的负面标签；最后，在情节设计上，通过刻意强调特定事件及特定事件的某一方面、历史类比、设计细节等手法，精心设计了“中国太空威胁论”的情节。美国建构这一论调的目的是动员国内资源发展太空力量、推进太空联盟建设以增强自身太空实力、推动有利于自身的太空国际秩序构建、为自身的太空军事化和武器化行为提供“正当性”、遏制中国太空能力的发展以及压缩中国在太空领域的外交空间。美国构建的“中国太空威胁论”不仅导致中美之间的太空合作难以开展，还可能对国际太空安全、太空治理以及中国与美国盟国之间的太空合作产生负面影响。对此，中国未来应该采取积极措施应对美国所谓的“中国太空威胁论”。
关键词：美国太空政策；战略叙事；“中国太空威胁论”；中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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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是大国竞争的战略高地。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太空技术已经与军事、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多个领域紧密相连，成为国家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世界上的太空强国，美国高度重视太空领域的战略地位，在其多份战略文件中，太空都被视为与战略竞争对手进行战略竞争的重要场域。面对他国太空实力的发展，美国为了取得该领域的优势，采取了多种举措，其中战略叙事是关键手段之一。战略叙事作为政治行动者实施的意义塑造装置，构成了大国竞争的话语武器。美国为了顺利推进其太空战略，建构了多种类型的战略叙事，“中国太空威胁论”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是世界主要的太空大国之一。近年来，中国在太空领域发展迅速，取得了多项显著成果，朝着太空强国建设迈出了坚实步伐。中美之间的太空互动对人类太空事业的发展和未来尤为重要。但美国“中国太空威胁论”的生产与传播，不仅阻碍了中美之间的太空合作，还损害了中国的太空国际形象，并对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太空合作产生了负面影响。因此，对美国建构“中国太空威胁论”的行为进行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现有研究关于美国的“中国太空威胁论”探讨尚不充分。首先，现有研究主要将“中国太空威胁论”视为分析美国太空战略和政策的背景因素，对美国塑造“中国太空威胁论”的部分内容进行了介绍，并指出“中国太空威胁”是美国一些太空战略和政策的动因及依据。 这些研究揭示了美国建构“中国太空威胁论”的部分内容及目的，但未对美国建构“中国太空威胁论”的内在逻辑及其政策目的进行系统化地解读。其次，在为数不多的深入剖析美国太空政策叙事逻辑的研究中，尽管已经认识到“中国太空威胁论”是美国构建夸大中国太空实力的“反语式”叙事的一部分，是美国为进行外来威胁动员而建构的一种叙事策略， 但对美国“中国太空威胁论”本身的建构逻辑及政策意涵尚未进行深入而全面地阐释。现有研究的不足，可能导致中国在应对美国“中国太空威胁论”叙事时处于被动地位，不利于中国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国家开展太空合作，进而限制了中国太空国际合作的空间。
鉴于“中国太空威胁论”本质上是美国建构的一种战略叙事，从战略叙事理论角度对其进行全面分析和解读，不仅能够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还能为应对所谓“中国太空威胁论”提供新的思路。因此，本文基于战略叙事理论，结合美国政府的太空政策文件、智库的研究报告、媒体的新闻报道等相关文献，对以下问题进行解读：美国建构“中国太空威胁论”的逻辑是什么？美国建构“中国太空威胁论”的目的是什么？
一、战略叙事的概念、建构逻辑及其作用
1.1战略叙事的概念
叙事是行为体在特定情境下，为了实现特定目标，有意识地编织情节、塑造角色间关系，并建构故事的过程。 简而言之，叙事就是行为者为了实现特定目的而讲述的“故事”。它为行为体之间的沟通和互动，提供了一种基础的表达方式，并且能够建构意义，不同的叙事塑造不同的政治和政策含义。 然而，叙事不仅是一种意义结构，还是一种权力结构， 即所谓的“话语权”。在国际关系中，只要国家之间存在基本的互动，叙事就不可或缺。自冷战结束以来，国际话语权的争夺变得日益激烈，叙事竞争也成了国家进行战略博弈的关键内容。
战略叙事，顾名思义，是带有战略目的的叙事，即讲述带有战略意图的“故事”。国家为了实现特定的战略目标，不仅需要运用各种“硬实力”，战略叙事建构的“故事”同样必不可少。国家可以通过讲述一些“故事”，为某些国际政治现象赋予特定的观念及意义，从而形成话语权力，实现自身的战略目标。美国在历史上就多次通过讲述“被威胁”的“故事”推动其国家战略的实施。在冷战时期，美国通过塑造苏联威胁的“故事”，说服美国公众接受了美国对苏的“遏制战略”；通过讲述日本不公平竞争损害美国的“故事”，建构起日本威胁的观念，从而为美国打压日本半导体的战略政策提供了合法性。 因此，战略叙事是国际政治行为体建构国际政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共同意义的方式，是塑造国内外行为体行为的手段，是政治行为体扩大影响力、管理预期及改变其运作环境的工具。在国际关系中，战略叙事是国际政治行为体参与国际事务，处理国际关系的重要手段，是一种话语权力，也是国家软实力的关键组成部分，其核心在于影响国内外政治行为体的行为。
1.2战略叙事的建构逻辑
一个完整的叙事通常包含三个基本要素，即情境（Setting）、角色（Character）和情节（Plot）。情境构成了叙事“故事”发生的时空背景，不仅包含“故事”发生的客观环境，也涵盖了叙事者对这一时空背景的主观认知；角色是“故事”中的行动主体，任何“故事”都涉及角色间的矛盾与互动；情节则是具有时间性和因果关系的事件安排，它有助于搭建或强化背景与角色间的因果关系，进而影响叙事的解释力。 战略叙事作为带有战略意图的叙事，是国际政治行为体的“话语武器”。其核心目的是影响国内外行为体的行为，即说服相关行为体接受并相信其讲述的“故事”，从而按照叙事者的战略意图采取行动。正如阿利斯特·米斯基蒙（Alister Miskimom）等人所指出的，战略叙事是一种权力工具，叙事者能够引导叙事接受者去做他们原本不愿意做的事情，如果战略叙事具有说服力，它就能够促进盟友投入资源，赢得公众支持，甚至还能说服敌人改变其政策方向。
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战略叙事中的“情境”涉及战略叙事发生时的国际环境，包括国际格局和国际社会的主要矛盾等因素，这构成了国际关系中战略叙事的起点。尽管同一时期内，国际环境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状态，但不同国际政治行为体会根据各自的战略意图，描绘出不同的国际环境，这即为战略叙事的“情境设置”。在战略叙事形成的过程中，“情境设置”起着基础性的作用，是叙事“故事”发生的基本条件。例如，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将国际体系文化分为康德文化、洛克文化、霍布斯文化，这三种文化分别认为国家间的关系是朋友、竞争者、敌人。如果一个国家将其战略叙事的国际体系背景描绘为“霍布斯文化”类型的国际体系，那么其战略叙事的“故事情节”也将围绕与敌人进行斗争而展开。冷战时期，“铁幕演说”和杜鲁门主义演说，把当时国际背景设置成是两个对立的政治实体和两种生活方式的对立，这为美国在冷战期间的“自由民主与极权独裁”战略叙事框架奠定了基础。
在战略叙事的框架内，“角色塑造”涉及叙事者对于“故事”中其他行为体身份的认知和描绘。角色作为叙事“故事”中的行为主体，使得“角色塑造”是战略叙事的“核心要素”。具体而言，叙事者通过构建行为体角色和意图来确定“他者”与“自我”的关系，这通常表现为身份对立或身份认同的角色关系。 贴标签是“角色塑造”的一种主要手段，这种手段带有显著的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倾向，叙事者依据自己的意图结合对“他者”的认知和评估，将特定身份标签与之关联，以凸显其行为特征和特定身份。出于竞争的需要，叙事者常会给对手贴上负面标签。污名化作为负面标签的一种，在国际关系中频繁被叙事者使用。例如，小布什政府曾给伊朗、伊拉克和朝鲜贴上“邪恶轴心”标签。 冷战期间，苏联也曾给美国贴上“苏联人民的敌人”“反动文化的化身”“战争贩子”等负面标签。
在战略叙事建构过程中，“情节设计”是指叙事者出于特定的战略意图对构成叙事的一系列事件进行精心安排并赋予其特定的意义的过程。具体包括，通过选取特定的基本事实赋予其特定意义、刻意突出或省略某些事件的细节、在相关事件之间建立因果关系和情感联系等方式，引导受众认知及价值判断。例如，美国为了证明其对伊拉克军事行动的“正当性”，在战略叙事中捏造了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与恐怖组织有联系、屠杀本国人民、威胁美国及其地区盟友的安全，从而只有推翻萨达姆政权才能保护美国及伊拉克人民的安全的“因果关系”情节。 在冷战期间，美国为了增强其对苏联“极权主义”标签的说服力，也刻意强调或省略某些事件的细节，并有选择地建构其中的因果关系。例如，苏联、美国都曾发生过击落民航客机的事故，但美国对苏联的行为进行了特别的描绘和归因，刻意强调苏联人是故意击落民航客机，而将自身类似的行为解释为复杂技术故障造成的“失误”， 以此“证明”苏联是一个恐怖的“极权主义”国家，威胁到了“自由世界”的安全。
1.3战略叙事的作用
在国际关系领域，国家建构战略叙事的核心目标与作用是建构一个令人信服的“故事”，以此来说服国内外行为体，调动必要的资源来执行自身的战略。在这一过程中，战略叙事的作用具体表现为：
在国内层面，战略叙事的作用主要体现在通过故事性的表达来塑造行动合法性并动员资源。所谓“合法性”即正当性，如果国内公众认为国家战略政策是正当合理的，就有很大可能会支持这项政策，这使得国家能够较为顺利地调动国内资源，以落实这项战略决策。因此，国家在推行某项战略政策时，会向国内公众讲述一些战略叙事“故事”以凝聚共识，动员国内资源。在冷战期间，美国为了在太空领域竞赢苏联，就在国内大肆渲染“苏联太空威胁”，在国内形成的被“威胁”共识的驱动下，美国最终成功动员了国内资源，完成了登月计划。
在国际层面，首先，国家能够通过战略叙事来构建和管理联盟。联盟作为国际安全领域中最为重要的行为体和互动形式，是国家增加权力的一种重要手段。在联盟的构建过程中，“威胁”和“利益”是国家结盟的重要考量。一旦联盟形成，它就需要维持和管理，就会面临格伦·斯奈德（Glenn H. Snyder）所提出的“被抛弃”和“被牵连”的双重困境。 无论是“威胁”和“利益”，还是“抛弃”和“牵连”，都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国家可以通过战略叙事来塑造这些因素，通过与盟友进行沟通，改变盟友对这些因素的认知，进而有助于构建或维持联盟关系。在2011年对利比亚的军事干预行动中，英法两国就通过使用可能引起“被抛弃”恐惧的叙事，使美国同意两国军事干预利比亚的决定。 近年来，美国也通过建构“共同威胁”叙事来推动“五眼联盟”转型。
其次，战略叙事在国际秩序的构建与维护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国际秩序是各种行为体在一定的控制形式下进行有规则互动而形成的集合体，它使得国际社会中行为体的行为及其结果具备了一定程度的可预测性。国际秩序的建立需要依赖一定的规则和规范，当某个国际政治行为体提出的规则和规范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该行为体便可能成为新国际秩序的最大受益者。因此，国家往往会通过战略叙事来证明其提出或主导的国际规则和规范的“合理性”，或阻止其他行为体破坏其主导的“国际秩序”。例如，美国就经常讲述中俄两国“破坏”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故事”，以试图维护自己主导的国际秩序。美国在国际社会构建针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负面叙事，也是美国使用战略叙事维护自身主导的国际秩序的策略之一。
再次，国家能够借助战略叙事向国际社会证明其某些国际行为具有“正当性”及“合理性”。在战略叙事建构过程中，“角色塑造”就起到了这个作用，国家往往会把对手或敌人描绘成“施害者”的角色，而将自己塑造成为解决问题的“英雄”。通过这些角色的塑造，国家为其采取的特定国际行为提供了“正当性”和“合理性”。正如前文所提到的，美国给某些国家贴上的负面标签，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向国际社会证明其对这些国家的封锁和遏制政策“正当”且“合理”。冷战期间，苏联也曾通过“有限主权论”“社会主义大家庭论”“大国特殊责任论”等战略叙事把自己塑造成“正义”角色，以此证明其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行为具备“正当性”及“合理性”。
最后，战略叙事还具有一定的强制作用，主要体现在国家能通过战略叙事在一定程度上对其竞争对手施加一定限制，甚至产生强制性影响。一方面，国家可以通过污名化叙事，使对手国际形象受损，并削弱其国际行为的“合法性”，从而限制对手在国际舞台上的外交活动空间。在冷战期间，美国与苏联相互讲述与对方相关的各类污名化叙事就起到了这种作用。在近年，美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污名化叙事，目的之一也是压缩“一带一路”倡议的外交空间。另一方面，战略叙事还能迫使对手去做一些其本身不愿意去做的事情。正如阿利斯特·米斯基蒙等人认为的那样，战略叙事能说服敌人改变其政策方向。 这种情况通常是通过制造一种预期来实现的，即如果对方不接受叙事者的叙事框架，可能会面临更大的损失。在越南战争期间，中国向美国传达的三点方针立场，就有效地遏制了美国试图在越南升级军事干涉的行为。中国的三点方针为：一、中国不会主动挑起对美国的战争；二、中国人民是说话算话的；三、中国已经做了准备。这三点方针可以看作是当时中国针对美国升级越南战争行为讲述的一个战略叙事，给美国塑造了如果美国把越南战争扩大到越南北方，中国就会参战的预期，从而遏制了美国在越南军事干涉的升级。
二、美国建构“中国太空威胁论”的逻辑
美国采用“情境设置—角色塑造—情节设计”三重战略叙事逻辑，为“中国太空威胁论”的建构提供了“客观环境”、“具体内容”以及“可信性”，从而编织出一个完整的有关“中国太空威胁”的“故事”。
2.1情境设置
在美国建构“中国太空威胁论”的“情境设置”中，美国将“中国太空活动”置入地缘政治背景进行考量，视太空为一个具有军事价值、与美国利益密切相关、美国十分依赖但又具有脆弱性的地缘政治竞争的战略高地，视中国为一个太空能力持续增强的对手。由此，在美国构建的“情境”中，“中国太空威胁论”的产生就具有了“客观环境”条件。
（1）将太空领域视为地缘政治的战略高地
从美国涉及太空的文献中可以看出，美国对太空领域的战略定位，源自控制太空和防止太空被他人控制的地缘政治思维。
首先，将太空看作是军事高地。自从美国太空政策诞生之初，美国就认识到了太空的军事价值。在冷战期间，美国多次利用其太空系统参与战争行动。冷战后，美国对太空领域军事价值的认知更是与日俱增。到了特朗普首任任期，美国明确将太空领域定位为“作战领域”，在2018年发布的《美国国防战略》中提出把太空作为作战领域。2020年发布的《美国国家太空政策》再次指出：“由于竞争对手试图挑战美国和盟国在太空的利益，该领域已成为一个作战领域。”美国还于2019年设立了太空军，后续的拜登政府继续推进美国太空军建设。在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国太空军在2025年4月发布了《太空军条令文件—1》（Space Force Doctrine Document-1），其中继续宣称太空是一个作战领域，并在随后又颁布了《太空作战：规划者框架》（Space Warfighting: A Framework for Planner），阐明太空军如何夺取太空优势，进一步巩固了美国把太空看作军事高地的立场。
其次，把太空看作美国领导力和力量的源泉，并把在太空领域自由行动看作美国的重要国家利益。美国对太空战略价值的认知十分明确。小布什政府2006年的《美国国家太空政策》认为，太空活动改善了美国的生活，增强了安全，保护了生命和环境，促进了信息流动，成为经济增长引擎，有效利用太空将会获得更多的繁荣与安全。奥巴马政府2010年的《美国国家太空政策》认为太空在增加科学知识、创造市场、灾害预警、农业、自然资源管理等方面具有巨大的价值。特朗普第一任期的《国防太空战略》称太空对于美国国家的安全、繁荣和科学成就至关重要。拜登政府的《美国太空优先事项框架》更是直接宣称太空是美国领导力和力量的源泉。基于对太空战略价值的认知，美国把在太空领域自由活动看作其重要的国家利益。在美国2000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称，“不受阻碍地进入和使用太空是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美国2017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2020年的《国家太空政策》都指出不受限制地进入太空并在太空中自由活动是美国的一项至关重要的利益。到了特朗普第二任期，太空军的文件称，自由进入太空并在太空自由行动的能力对美国国家利益至关重要，太空军的任务是为美国提供在太空、从太空和向太空的行动自由。
最后，美国认为其太空资产存在潜在的脆弱性，可能会被对手利用。由于太空的自然环境及当前太空技术的局限，目前太空领域存在“能力—脆弱性”悖论，即太空资产越多，依赖性越强，遭受攻击时的脆弱性就越大。美国作为世界上太空资产最为丰富的国家，受到该悖论的影响最大。因此，美国十分明白其对太空领域的依赖性及其太空资产的脆弱性，担心会被竞争对手利用，成为各种冲突的目标。2025年的《太空军条令文件—1》指出美国至少一半的关键基础设施依赖于太空。美国智库学者弗兰克·罗斯（Frank Rose）认为只要美国在军事行动中依赖太空系统，潜在对手就有可能继续开发和部署反卫星武器。2018年美国智库发布的《太空威胁评估》报告称美军对太空的依赖会成为潜在对手利用的目标。
（2）将中国视为太空实力不断增强的对手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对中美关系的定位日趋对抗，随着中国太空实力持续增强，美国将中国视为太空实力日益壮大的对手。
首先，对中美关系的定位逐渐对抗化。冷战之后，美国开始将中国视为潜在对手，并在随后的一段时期内在中美之间制造了大量摩擦。尽管小布什政府时期到奥巴马政府前期，由于反恐战争的需要，中美关系有所缓和，但到了奥巴马政府后期，美国战略界开始将应对所谓的“中国挑战”提上日程。特朗普第一任期，更是开始宣称“大国竞争回归”，在2017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宣称中国是美国的挑战者。2018年的《美国国防战略》把国家间的战略竞争看成是美国的首要关切，把中国定位成战略竞争对手。拜登政府在其《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把中国进一步定位为美国最重要的地缘政治挑战和竞争对手。2022年《美国国防战略》更是称中国是未来几十年里最重要的战略竞争对手。特朗普第二任期对华的认知定位基本上延续其第一任期的认知，其涉外团队将中国视为“敌人”。可以看出美国对中美之间的战略关系定位变得越来越对抗。
其次，美国意识到中国太空实力的迅速增长，并对此感到十分焦虑。在美国2020年发布的《中国太空和反太空能力与活动》报告称，“中国在太空和反太空能力上的大量投资可能会对美国的太空资产和军事效能构成威胁。”在2021、2022年版的《美国情报界年度威胁评估》报告中称，“中国正在努力追赶或超过美国的太空能力，以获得美国从太空领导地位中获得的军事、经济和声望利益。”美国太空司令部司令斯蒂芬·怀廷（Stephen N. Whiting）在2025年3月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战略力量小组委员会作证时表示，“自2015年以来，中国的在轨卫星数量增长了1000%，截至2025年1月，已拥有1094颗在役卫星。其先进的太空和反太空系统增强了其维护领土主权、投射力量和挑战美国优势的能力。”这种焦虑结合对中美关系定位的逐渐对抗化，为美国“中国太空威胁论”的产生与发酵提供了土壤。
2.2角色塑造
在为“中国太空威胁论”设定了发生的“情境”之后，美国还要继续说明中国太空能力构成“威胁”的具体领域，以及说明中国太空能力是什么性质的“威胁”。这时战略叙事中的“角色塑造”环节就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通过给中国贴上“盗窃者”“危害者”“挑战者”“破坏者”等负面标签来进一步塑造中国“太空威胁者”角色。
首先，污蔑中国是美国太空技术的“盗窃者”。这是美国给中国贴上的最早的“太空威胁”标签。美国1999年炮制的《考克斯报告》（Cox Report）中称中国通过与美国的商业合作“获取”了美国的制导技术，从而推进了中国导弹的发展和航天计划，并猜测中国“窃取”美国的卫星技术，给美国国家安全造成潜在的威胁。此后，关于中国“盗窃”美国太空技术的声音不绝于耳。2022年，时任美国宇航局局长比尔·纳尔逊（Bill Nelson）在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上在回应美国私营公司和中国在开发的航天器之间存在相似性的提问时，指责中国窃取美国最重要的技术机密，称中国非常擅长“偷窃”。2023年美国负责太空政策的助理国防部长约翰·普兰布（John F. Plumb）声称美国的竞争对手一直在从美国那里“学习”“偷窃”，意指中国一直在“学习”“偷窃”美国的太空技术。2025年美国情报官员警告称所谓的中国“间谍活动”正发生在佛罗里达州，其中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该州的太空活动，意指中国“窃取”美国太空技术。
其次，指责中国是美国及其盟友太空安全的“危害者”。这是美国构建“中国太空威胁论”时使用的最为重要的负面标签，也是该论调的核心内容。在大国竞争背景下，美国进一步强化了对这一标签的塑造。一方面，美国在涉及太空的政策文件中宣称，中国太空军事能力对美国及其盟友的太空安全构成了威胁。例如，特朗普政府在《国防太空战略》中，称中国和俄罗斯已经将太空武器化，以此作为削弱美国及其盟国军事效能的一种手段，挑战美国及其盟国在太空的行动自由，对美国的太空行动构成最直接和最严重的威胁。拜登政府《太空外交战略框架》中称美国的竞争对手，正在组织、训练和装备部队以破坏美国和盟国的太空安全。太空军的《竞争耐力白皮书》中称主要竞争对手中国在太空军事能力上投入巨资对美军构成威胁，使他们处于危险之中。另一方面，美国一些政府机构及智库，出版了关于中国反太空能力状况的评估报告，旨在塑造中国太空军事能力危害美国及其盟友安全的观点。如前文提到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中国太空和反太空能力与活动》报告，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太空威胁评估》报告及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的《美国情报界年度威胁评估》都属于美国渲染中国太空军事威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另外，美国一些官员也发表了中国“威胁”美国及其盟友太空安全的言论。例如，2024年，美国太空军司令部司令斯蒂芬·怀廷声称，中国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太空军事能力，对美国及其盟友太空能力构成威胁。美国太空军将军钱斯·萨尔茨曼（Chance Saltzman）认为中国正在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将军事能力送入太空，大大增加了在轨战争的风险。
再次，将中国称为美国太空领导地位的“挑战者”。自冷战结束后，美国在太空领域长期领先于其他国家，并且自视为太空领域的领导者。然而，随着中美太空实力差距逐渐缩小，美国开始把中国视为其太空领导地位的“挑战者”。近年来，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发布的《美国情报界年度威胁评估》报告中，对中国发展太空能力目标的描述成为这一标签最为典型的表述，常被美国政府其他的太空政策文件所引用。2023年版报告中称，“中国正朝着成为世界级太空领导者的目标稳步前进，目的是在2045年赶上或超越美国。”2024年版报告中称，“中国仍然致力于成为世界级的太空领导者。”2025年版报告中称，“中国已经超越俄罗斯，成为太空领域的领导者……正与美国竞争成为世界太空领域的领导者。”从这些表述的变化中可以发现，随着中国太空实力的增长，美国愈发认为中国是其太空领导地位的“挑战者”。
最后，渲染中国是人类太空安全的“破坏者”。为了扩大“中国太空威胁论”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抹黑中国的太空国际形象，美国还试图通过给中国贴上人类太空安全的“破坏者”的标签。例如，2018年美国传统基金会研究员成斌（Dean Cheng）煞有其事地在“天宫一号”重返地球之前，推测中国不能控制它，可能给途经国家造成伤害。2024年美国一个太空组织声称，中国发射的长征5B和长征6A火箭不受控制地降落给途经的国家造成了风险，并且还增加了太空碎片的风险。前白宫和五角大楼官员道格拉斯·麦金农（Douglas MacKinnon）称，中国想在月球表面插上“一面敌对的征服旗帜”以及所谓的宣布月球是中国的领土。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员克莱顿·斯沃普（Clayton Swope）还猜测中国如果完成了首次火星采样任务，对其安全性的误判可能会造成对地球和人类的未知风险。
2.3情节设计
美国建构“中国太空威胁论”时，为了增强该叙事的“可信度”，在“情节设计”过程中，使用反复强调中国特定太空军事活动、刻意强调中国太空活动的军事用途、将中国太空活动与“历史上存在的威胁”进行类比以及精心设计“中国太空威胁”细节等手段选择性地对中国太空活动赋予“威胁意义”，以进一步“证实”“中国太空威胁”的“存在”。
首先，反复强调中国的特定太空军事活动，突显中国太空“军事威胁”。美国在建构“中国太空威胁论”时从地缘政治思维出发，把中国塑造成其太空军事安全及其盟友的“破坏者”。为了证明这一点，美国十分关注中国的太空军事活动，并对一些特定的事件进行反复强调。其中最常提及的是2007年中国进行的一次太空试验。尽管中国多次强调这次试验不针对任何国家，中国和平利用太空目的没有变，但是，美国却刻意把这次事件当作中国发展太空武器的证据，反复在各种文件、场合中用此来论证中国太空军事威胁的存在。到2024年美国太空军还在其《竞争耐力白皮书》把中国这次试验称为战略竞争对手采取行动部署反太空武器来抵消美国太空能力进程的开创性时刻。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太空威胁评估》系列报告也反复提到这次试验。如2024年版报告在反太空武器部分提及中国的这次试验，并把这次试验看成近地轨道太空碎片的重要来源。2025年，美国太空军太空作战部长还在用2007年中国的太空试验来“说明”中国的反太空能力。
其次，刻意强调中国太空活动的军事用途，暗示中国太空活动具有“军事意图”。太空技术具有军民两用性。然而，正如《2021中国的航天》白皮书里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始终把发展航天事业作为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始终坚持为和平目的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但是，美国为了建构“中国太空威胁”叙事，刻意强调中国太空活动的军事意义。例如，2022年，前美国太空司令部司令、陆军上将詹姆斯·迪金森 （James H. Dickinson）称中国民用卫星“实践21号”显示了潜在的军民两用能力，美国太空司令部要阻止这种类型的能力用于军事目的，意在刻意突出该卫星会被用于军事。2024年，中国发射了用于卫星通信、广播电视、数据传输等民用目的的“通信技术十三号卫星”，美国《太空新闻》在报道时称其可能执行机密任务，包括信号情报、预警任务和卫星检查活动，刻意暗示该卫星是军事用途的卫星。2025年，中国“神舟二十号”发射成功之后，美国《NBC新闻》在对这一事件进行报道时，又刻意强调中国空间站由中国军队控制，以及中国在空间站上增加的机械臂可能会被中国用来摧毁卫星或其他航天器。
再次，通过历史类比来框定“中国太空威胁”。类比是在两种不同领域或情况中寻找相似元素，建立一种映射关系，以此描述、理解和推断特定事件的一种叙事方法，历史类比则是将历史事件与现实情况进行对比，以此推断特定事件的性质。在战略叙事中，运用历史类比，就是将描述的事件赋予与之做比较的历史事件的特性，从而框定叙事受众在该事件上的认知。在美国构建“中国太空威胁论”的过程中，一些媒体、智库以及官员使用了“太空竞赛”“太空珍珠港”“太空冷战”等表述。美国传统基金会的一篇文章提到，美中在太空中先发制人的动机是太空“珍珠港”以及美国如何在21世纪的“太空竞赛”中避免失败。时任美国宇航局局长比尔·纳尔逊在2022年也表示中美之间正在进行一场“太空竞赛”。美国《新闻周刊》在报道标题中称中美处于太空“新冷战”。通过把中国旨在服务于和平目的、服务于自身国家利益的太空活动与历史上的“日本偷袭珍珠港”“美苏太空竞赛”“美苏冷战”进行比较，美国意图把中国框定成为如同历史上的“日本威胁”“苏联威胁”一样性质的威胁，从而把中国太空活动的目的归因于“威胁”美国，使其“中国太空威胁论”更能引起“听众”的共鸣。
最后，设计了“中国太空威胁”的具体细节。故事的细节刻画越细致，受众就会产生越强的真实感，从而增强叙事的说服力。以美国宣称的“中国太空军事威胁”为例，美国在构建这一威胁的过程中，就设计了诸多的细节。一方面，为中国在太空军事“威胁”美国，设计了“合理”的理由。例如，特朗普第一任期的《国防太空战略》中称中国分析了美国对太空的依赖性，并据此发展设计专门对抗或拒绝美国在太空领域活动的理论、组织和能力。2022年，美国国防部官员萨沙·贝克（Sasha Baker）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中国试图在太空领域利用美国对太空和太空系统的依赖。美国的这种说法，把“中国了解美国对太空的依赖性”与“中国会利用美国这个弱点”强行构建了因果关系，为中国发展针对美国的太空武器提供了一个“合理”的理由。美国还为中国在太空军事“威胁”美国设想了具体的方法路径。这点在美国发布的各种版本的中国反太空武器报告中体现的尤为明显。这些报告对于中国不同类型的“反太空武器”进行了详细地评估，仿佛在评估一件客观存在的“事实”。例如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2024年的《太空威胁评估》中，就把中国的反太空武器分为了动能武器、非动能武器、电子干扰武器、网络武器几项，美国试图以对反太空途径的细化评估，来证明“中国太空军事威胁”的确“存在”。
三、美国建构“中国太空威胁论”的政策意涵
美国采用“情境设置—角色塑造—情节设计”三重逻辑，为“中国太空威胁论”的构建提供了“现实依据”，通过给中国贴上一系列负面标签建构了“中国太空威胁论”的具体内容，又精心设计情节进一步“证明”其建构“中国太空威胁论”的“可信度”，从而编织出一个完整的“中国太空威胁”的“故事”。美国建构“中国太空威胁论”的战略意图是为其动员国内资源、构建太空联盟体系、主导国际太空秩序建设、推进太空军事化武器化、遏制中国太空力量发展以及压缩中国太空外交活动空间以维护自身太空霸权地位的太空政策提供“正当性”依据，这也是美国建构“中国太空威胁论”的政策意涵。
3.1动员国内资源强化自身太空力量
太空技术具有高技术性、高集成性，以及高投入与高收益的特点。国家在发展自身太空能力的过程中，要在国内广泛动员，投入大量资金和资源。美国在20世纪的“阿波罗计划”期间，就是通过政府对该项目投入了巨额的资金，动员了国内大量资源。据记录，美国宇航局的预算在1964年和1965年一度超过670亿美元（经通胀调整后），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有时甚至占联邦预算的4%以上。并且在鼎盛时期，该项目雇佣了大约40万名员工，并与超过两万家企业和院校进行合作。冷战结束后，面对中国等国家太空能力的迅速发展，美国决定进一步强化自身太空实力以维护自身太空技术优势，这就需要美国持续投入大量资金和资源到太空技术发展当中。然而，美国的太空预算要受到国会审批的制约，并且在常规情况下，美国的科研创新体制是以社会为中心的，其社会整体性动员能力相对较弱。因此，如何说服国会提供资金支持并动员国内创新资源，成为美国太空决策者的关键考量。其中，“威胁叙事”成为美国决策者在国内动员时采用的重要策略。通过建构国家安全的“威胁”和“敌人”形象，决策者可以在国内制造一种“恐惧感”，从而为其动用国家资源和社会财富提供“合法性”和“正当性”，也能激发国内的创造力和创新力，增强国内的团结和凝聚力。因此，美国太空决策者通过建构“中国太空威胁论”，试图在其国内营造出一种中国“威胁”美国的太空安全，“挑战”美国太空领导地位的“恐惧感”，从而整合两党共识争取国会拨款，动员国内资源激励商业航天创新，以进一步强化自身的太空力量。
3.2推进太空联盟体系建设扩展自身太空力量
在国际政治中，联盟通常指两个或更多国家在安全领域建立的正式或非正式关系。二战后，美国在世界上维持着最为庞大的联盟体系，其盟友和伙伴一直是美国持久实力和竞争优势的源泉，这在太空领域同样适用。联盟国家在太空领域的合作可以从多个方面增强太空力量，包括改变对手进攻行动的考量、获取地缘战略位置、共担太空负担、建立全球规范和标准以及增强在冲突中的韧性。鉴于此，美国在太空领域也极为重视联盟的作用。特别是在2008年经济危机后，美国难以继续维持对太空事业的大规模投入，太空联盟对于美国继续维持其太空霸权尤为关键。2011年，美国《国家安全太空政策》提出要领导建立志同道合的太空国家联盟，后续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的太空政策文件中也反复强调盟伴在太空领域的重要性。在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美国太空军在《太空军条令文件—1》中谈及与盟伴国家的关系时称，没有强大的外国伙伴，太空军的使命和战胜竞争对手的能力是无法实现的。同时，美国积极推动太空安全联盟的建设，其主导的“印太”太空安全联盟在持续推进，在美国推动下，北约也将太空领域看作是作战域，并把集体自卫条款扩展至太空。
但是，正如斯蒂芬·沃尔特所指出的，国家建立联盟的目的是制衡威胁。如果盟国之间在威胁认知上存在分歧，那么联盟就会面临明显的管理困境，甚至影响联盟内的合作。美国推进太空联盟体系建设的过程，既包括尝试构建新的太空安全联盟，也包括推动传统盟伴国家在太空领域的合作。但无论是构建新的太空安全联盟，还是推动传统盟伴国家之间的太空合作，构建一个共同的“威胁”都是至关重要的。因此，美国构建“中国太空威胁论”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其盟伴国家构建一个共同的“太空威胁”来源，以此驱动这些国家与美国之间进行结盟或者维持与美国之间的传统盟伴关系并将其拓展至太空领域。通过太空联盟体系的建设，美国可以通过这些国家进一步增强自身的太空实力，这也是美国建构“中国太空威胁论”的一个重要的政策意图。
3.3推动于己有利的太空国际秩序的构建
现行太空国际秩序建立在20世纪美苏太空竞赛的基础上，已经无法满足当前国际太空领域发展的需求。在构建新太空国际秩序时，制定新的规则、规范和原则至关重要。美国深知太空国际秩序对其维持太空霸权的重要性。因此，美国试图主导新太空规则、规范和原则的制定。2020年的《国家太空政策》中指出美国应该继续牵头制定和通过国际和行业标准及政策。拜登政府的《太空优先事项框架》中也称美国将领导加强全球太空活动治理，维护和加强基于规则的国际太空秩序，推动现有措施的实施，并带头制定有助于太空活动安全、稳定、安保和长期可持续性的新措施。2023年的《太空外交战略框架》中也强调了美国太空外交要在太空规则、规范和原则上发挥作用。然而，随着其他国家太空能力的增强，美国“领导”太空国际秩序建设的愿望正面临挑战。
作为世界主要太空大国之一，中国自然成为美国在太空国际秩序建设中的重要竞争者。例如，在太空安全秩序方面，为了防止太空军备竞赛，中俄两国在2008年提出了“防止在外空放置武器、对外空物体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条约”草案，并于2014年更新了案文。但由于美国的阻挠，中俄两国在太空军备控制上的努力长期停滞不前。与之相对，美国则支持英国提出的“负责任外空行为”倡议，并在拜登政府时期，提出了“禁止破坏性直接上升式反卫星试验”倡议，且在联合国推动通过相关决议草案，使该草案在2022年12月通过，为美国主导和推动太空军控规范建设提供了“合法性”支持。在新太空国际秩序建设过程中，面对中国的竞争，如何削弱中国方案的“合法性”，增强自身方案的“正当性”以及“说服力”成为美国的重要考量。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太空威胁论”被美国频繁使用。例如，2019年，美国常驻裁军谈判会议代表罗伯特·伍德（Robert A. Wood）在裁军谈判会议全体会议上就“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发表的声明中，以“中国太空威胁”作为反对中俄上述草案的理由之一，并通过中国2007年的反太空试验“证明”中俄草案存在“缺陷”。美国试图通过中国存在所谓的陆基“反太空武器威胁”，来“证明”中俄草案中对于“器物”的控制“行不通”，其背后含义是美国支持的“太空负责任行为”规范具有“可行性”。而所谓的“负责任行为”的标准，则是由美国确定的，是完全服务于美国自身太空利益的。可见，所谓的“中国太空威胁论”也是美国试图构建有利于自身的太空国际秩序的一个重要的工具。
3.4证明自身太空军事化武器化行为的“正当性”
美国太空活动的一个核心目标就是利用太空技术追求绝对的军事优势，以获得对其他国家的非对称优势，并确保自身的绝对安全。因此，美国持续推动太空军事化和武器化进程。一方面，美国不断推进太空领域的军事化应用。据不完全统计，美国已经在太空领域部署了247颗军事卫星，数量居于全球之首。在特朗普首任政府时期，美国更是将太空领域看作“作战域”，并在2019年成立了“太空军”。自成立以来，美国太空军不断完善其组织结构及作战理念。到了2025年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国已经出台了一系列的文件指导太空军建设及作战，并且还计划建立“太空未来司令部”，以评估保持美国太空优势所需的长期能力。此外，美国还为太空军提供了大量资金支持，如太空军在2025财年的预算高达287亿美元。同时，美国还在不断推进太空联盟建设，这本质上也是在推进太空军事化进程的一部分。另一方面，美国还在不断研发优化太空武器，发展了一系列的天对天武器和地对天武器。2025年美国高调展示了X-37B空天飞机的试验画面，这就是其中一款天基武器，是美国多年来秘密研制的太空作战平台，目前美国已经对其进行了7次试验。另外，美国在冷战后还不断推进自身的反导系统建设，提升反导能力。2025年，特朗普政府又正式提出了“美国铁穹”（Iron Dome for America）导弹防御系统计划（后更名为“金色穹顶”（Golden Dome），明确要建立更为强大的导弹防御系统。
美国在太空军事化和武器化方面的努力，使得其太空军事能力显著领先于其他国家。然而，国际社会普遍对太空军事化和武器化持反对态度。因此，国际社会在太空军备控制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美国也清楚太空军事化和武器化是不受欢迎的行为。在国际军备控制中，一方面，试图用所谓的“负责任太空行为”等内容去打乱国际社会对太空军备控制的努力，以为自身太空军备发展留下空间。另一方面，则试图向世人证明美国推进太空军事化和武器化行为的“正当性”。“中国太空威胁论”因此成为美国推动太空军事化和武器化的一个主要的“借口”。美国试图利用所谓的“中国太空军事威胁”，来证明自身太空安全受到了中国“损害”，从而将自身太空军事化和发展太空武器的行为描绘成维护自身国家安全的“正当行为”。所以，在美国每次太空军事化和武器化进展的背后，都可以看到其塑造的“中国太空威胁故事”。例如，有研究就发现，美国太空军成立的背后就有着大量的“中国太空威胁”的叙事话语驱动。另外，近期美国在公布X-37B空天飞机相关消息时，为了证明自身发展天基太空武器的“正当性”，有意地加入了所谓的“中国也在发展同类型武器”的细节。其背后的含义是，美国发展太空武器并非孤立行为，而是为了保护国家免受“中国太空武器威胁”的“正常行为”。可见，所谓的“中国太空威胁论”不过是美国为了减轻自身推进太空军事化和武器化进程带来的舆论压力，而寻找的一个“借口”。
3.5遏制中国太空技术的发展及压缩中国太空外交活动空间
冷战结束迄今，美国相当多的官员仍然保持着冷战思维，当那些可能影响到美国国家安全领域的敏感技术可能从西方转移时，就会使美国产生“防御性”反应。太空技术关系到国家安全，使得美国决策者认为即便美国的利益同样受损，只要拉开中美太空能力上的差距，也能因为对中国的技术优势而带来相对收益。因此，美国先后通过《考克斯报告》和《沃尔夫修正案》（Wolf Amendment）断绝了与中国在太空领域的合作，试图以此遏制中国太空技术的发展。在美国推行这一系列政策的过程中，“中国太空威胁论”就成为这些政策出台背后的“借口”。例如，前文所提到的美国以中国“窃取”美国太空技术为由，出台了《考克斯报告》中断了与中国的商业太空合作。2011年，美国前众议员弗兰克·沃尔夫（Frank Wolf）在解释其提出禁止中美太空合作提案的缘由时，也以不想让中国利用美国技术为由，其逻辑同样是中国太空技术的增长会“威胁”美国。由此可见，“中国太空威胁论”成为美国遏制中国太空技术进步的一个重要工具。
此外，中国不仅在太空技术上取得了巨大进步，同样也在太空外交上取得了显著成绩。与中国展开太空合作的国家，不仅有俄罗斯等传统与中国较为友好的国家，同时也包含了美国的传统盟友。例如，2023年嫦娥六号探测器搭载了法国月球氡气探测仪在月球着陆，这是中法首次开展探月合作，也是法国首个着陆月球航天项目。与此同时，美国近年来也在积极开展太空外交，其中推行《阿尔忒弥斯协议》是其民用太空外交的核心，目前已有50多个国家加入该协议。这使得中美在太空领域不仅在技术上存在竞争，在太空外交领域也同样存在竞争。因此，美国试图通过传播“中国太空威胁论”，渲染所谓的中国太空活动“危害”其他国家安全等不实言论，在国际社会抹黑中国在太空领域的“国家形象”，从而使其他国家在与中国进行太空合作时产生疑惧，进而压缩中国太空外交活动空间。这也是美国构建“中国太空威胁论”的一个重要政策意图。
四、结 语
通过剖析美国建构“中国太空威胁论”战略叙事的逻辑及其政策意涵可知，随着中美战略竞争的日益加剧以及中国太空技术的持续进步，由美国政府、智库及媒体等多方联手构建并传播的“中国太空威胁论”，内容正日益丰富。先前所谓“中国太空威胁”，主要聚焦于所谓的中国“窃取”美国太空技术、“威胁”美国及其盟伴国家军事安全等方面。而如今美国的“中国太空威胁论”又增添了新内容，宣称中国“挑战”美国的太空领导地位以及所谓的“威胁”人类太空安全。此外，美国建构的“中国太空威胁论”还与中国重大的太空活动相关联。例如，随着中国开展“月球探测”“火星探测”“空间站建设”等太空探索项目取得新进展，美国建构的有关中国在这些领域产生“威胁”的论述，也成了其“中国太空威胁论”的新“论据”。这一方面，反映了美国对中国太空技术不断进步的焦虑，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美国建构“中国太空威胁论”是一个动态且在不断发展的进程。
美国建构的“中国太空威胁论”的发展与扩散，产生及可能会产生一系列的负面影响。首先，它在美国国内营造了一种对中国太空技术进步感到“恐惧”的社会氛围，导致呼吁中美太空合作的理性声音被边缘化，进而使得中美之间的太空合作难以推进。例如，随着“中国太空威胁论”的发酵，2015年中美之间建立的民用航天对话机制在仅仅召开了三次会议之后，便被美国中断。“中国太空威胁论”背后的冷战思维，成为当前中美双方在太空领域进行合作陷入困境的根源所在。其次，在国际太空安全上，美国利用“中国太空威胁论”，组建太空安全联盟、发展太空军事力量造成太空领域的战略稳定性遭到破坏，太空领域的安全困境加剧，使得“太空军备竞赛”“太空战场化”成为美国塑造的一种自我验证“预言”。例如，俄罗斯为了缩小与美国之间在太空领域的军事差距，就在积极地发展反卫星武器装备，日本、法国、印度、德国、英国等国家也随着美国纷纷建立起太空作战部队，这进一步加剧了太空“武器化”“军事化”“战场化”态势。再次，美国的“中国太空威胁论”是美国在太空治理领域积极推行对自己有利的所谓“负责任行为”准则，并把中国排除在《阿尔忒弥斯协议》之外的一个重要的“借口”。美国的这些太空治理主张与中国的太空治理主张对立。这可能会造成未来全球太空治理受阻，并且有可能出现“阵营化”的趋势，使得全人类共同接受的新太空秩序难以形成。最后，美国的“中国太空威胁论”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与美国盟友之间的太空合作，如瑞典航天公司决定不与中国续签地面站合作合同，欧洲航天局暂停往中国空间站派遣宇航员的合作，以及中国与加拿大等美国盟国之间的太空合作难以展开，其背后都有被美国构建下的“中国太空威胁论”影响的因素。
面对美国构建“中国太空威胁论”的负面影响，中国应该采取积极的措施加以应对。首先，中国需对美国建构的“中国太空威胁论”战略叙事进行解构。其一，通过宣传“人类太空命运共同体”理念，破除美国建构“中国太空威胁论”过程中，将太空视为地缘政治战略高地、把中国当作太空实力不断增强的对手的“情境设置”。其二，向世界讲述中国是“人类太空探索的贡献者”“太空和平的维护者”等战略叙事，以回应美国在“中国太空威胁论”中给中国贴上的负面标签。其三，向世界讲述中国几十年来太空发展进步的故事，证明中国太空技术的发展既有利于中国，也能造福世界，从而应对美国在建构“中国太空威胁论”的“情节设计”中对中国太空活动意图的错误归因。其次，中国也应该加强对自身太空活动的战略叙事建设。一方面，借助联合国平台、“一带一路”倡议等多边平台，向世界讲述关于中国太空活动的真实“故事”，及时澄清美国炮制“中国太空威胁论”的不实信息。另一方面，中国还应加强相关人才的培养，打造一批既精通太空技术又擅长战略叙事传播的人才队伍，以应对美国的“中国太空威胁论”在全球的扩散，争取有利于中国的太空国际话语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