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美国长期的对华接触政策催生了接触派这一占政策主导地位的倡导联盟，但随着中国持续崛起并冲击美国一贯的霸主地位，美国外交政策界的疑华、敌华立场日益增强，并于2015年前后形成竞争派倡导联盟。近十年的美国对华政策辩论彻底颠覆了接触政策的主导地位，推动了对华战略竞争共识的形成。从政策变革的中观层次出发，借用安全化和旋转门概念修正、完善的倡导联盟视角，可以较好地解释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共识的形成过程。首先，在社会层面，竞争派通过话语突显方式发起对华安全化议程。随后，在政府层面，特朗普政府通过话语框定方式将该议程升格为官方主张。竞争派进而以更激进的态度塑造对华威胁认知，迫使接触派逐渐接受对华竞争共识。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还借助旋转门机制将竞争派政策专家纳入对华决策圈，通过政策实践方式将对华竞争共识固化。竞争派倡导联盟的不断运作主导了美国对华认知转向的全过程，未来，伴随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共识的深化，中美战略竞争何去何从值得进一步观察。

关键词：中美关系/ 特朗普政府/ 外交政策变革/ 倡导联盟安全化/ 旋转门/

作者简介：彭智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李志永(通讯作者)，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安全与治理研究院研究员(北京 100029)。

原文出处：《外交评论》(京)2025年第6期 第92-123页

引言

美国对华接触政策①在历史上曾遭遇过数次挑战，但从未丧失政策主导地位。②在克林顿时期，美国部分反华势力曾借助所谓“中国政治献金案”攻击接触政策，但这一观点未引起广泛重视，美国依旧坚持对华“全面接触”。小布什竞选时曾将中国称作战略对手，其任上也曾发生过“如何应对中国崛起”的争论，但当时大部分人士都肯定接触政策的效果，美国仍将中国定义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③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开启了国际格局的“东升西降”趋势，美国对华认知逐渐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不断上升，并成为仅次于美国的新兴大国，美国的战略焦虑感和挫败感持续加深，冲击了其一贯的霸主心态，滋生了国内精英和民众的对华不信任和不满情绪。④在此背景下，美国政策界⑤自2015年起围绕对华政策展开了长达五年的激烈辩论。⑥辩论的结果是，长期占主导地位的接触派落入下风并向竞争派妥协，双方达成对华战略竞争共识，美国对华政策也由“接触”走向“再平衡”“竞争”和“竞赢”。近几年来，亲特朗普人士又大肆炒作“新冷战”论调，⑦意图进一步加大对华竞争甚至遏制力度。伴随着2025年中美关税战的不断升级，中美战略竞争态势更趋激烈。

在中美关系史上首度出现的美国对华竞争共识必然意味着中美关系的历史性转变，⑧然而，目前学界更多关注的是美国对华政策转变的原因，而未能对战略竞争共识形成的过程机制展开深入讨论。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共识是如何形成的？“共识形成”与“政策变革”的过程是如何相互塑造的？厘清这些问题，一方面，有助于探索国家间关系变化的国内政治根源，剖析大国竞争格局背后的人为建构因素；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把握美国战略心态转变的历史规律与现实动向，为我们制定有效应对战略提供关键依据。此外，通过研究中美关系的历史性转变过程，能够进一步加深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大国战略互动范式的理解。

本文主体结构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讨论关于美国对华认知及政策转变问题的既有研究及其不足；第二部分引入倡导联盟理论，并借用安全化理论和旋转门概念对其进行调整、丰富，形成新分析框架；第三、四、五部分是案例分析内容，逐次讨论倡导联盟推动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共识酝酿、塑造、固化的过程；最后为结语部分。

一、美国对华认知与政策转变：既有研究及其不足

关于美国对华认知及政策转变的问题，学界已从国际关系研究的三个层次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在国际体系的宏观层次，西方学者提出的进攻性现实主义、“修昔底德陷阱”和近期的“经济见顶”论均对中美关系做出了极度悲观的预判，国内学者则从后冷战时期国际权力政治的强势回归、中国大国崛起与中美权力地位差距的变化、地缘政治的复兴与国际社会的“新冷战”阴影等角度给予解释。⑨他们认为，随着21世纪前十年“历史终结”的终结，美国霸权地位面临日益增长的战略压力，零和博弈思维的回潮促使美国从小布什时期起形成了维持现状与遏制修正并存的战略定位，并在特朗普和拜登时期将这种定位融入对中俄的“双遏制”总体战略设计。体系层次的分析准确把握了美国对华政策转变的宏观背景，但难以揭示这种转变背后的演化机制和过程细节，西方学者的零和叙事还不断塑造有关大国竞争的主体间感知，或将引导产生“自我实现的预言”。⑩

在个体领导人的微观层次，国内外学者也从决策意象、领导人代际更替、特朗普性格特色等角度做出了研究探索。他们指出，中国对美政策的能动性以及中美高层人员的密切联系，有效化解了小布什对华强硬的政策冲击，促使其将中国视为“利益攸关方”而非“战略竞争者”。(11)然而，美国当下已全面进入代际“第四转折期”，“婴儿潮”一代产生的新总统将在时代环境和个人经历的深刻影响下扩大对华战略竞争，(12)而特朗普反复无常的政治言论和难以预测的个性心理更为此增添了不确定性。(13)微观层次的分析引入了新颖的观察视角，具有较强的启发意义，但“作为集体行为的外交政策的施动者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个体决策者，而是作为实体存在的国家”，(14)因此，微观分析无法对中美关系的变化提供全面和过程性的解释。

目前，围绕中美关系问题的研究日益呈现出向中观层次靠拢的趋势。中观层次主要涵盖社会和政府两个分析视角。在社会视角下，学者们认为，近十多年来，美国国内精英和民众对华认知的明显负面化变化，引发了愈加激烈的中国政策辩论。美国政策界主张对华竞争的声音居多，支持对华接触合作的声音在减少。民粹主义为美国政府将对华关系安全化提供了社会基础，而持续蔓延的“中国迷思”则促成了美对华政策偏好的整体转变。(15)在政府视角下，学者们指出，面对急剧变化的美国国内政治结构，民主、共和两党在对华政策上表现出差异化需求，并将其作为政治博弈的抓手和筹码。日益严峻的政治极化构成对华政策突变的催化剂，为美国政府推出强硬政策提供了组织和制度支撑。(16)中观层次的分析考察了美国国内政治的诸多因素，将相关研究带入全局把控和细节探索并重的新阶段，但它未能将多元行为主体整合进一个分析框架内，无法呈现各方因素相互作用、共同推动政策变革的动态图景。

总之，既有研究揭示了美国对华认知与政策转变背后的复杂因素，但未能突破各分析层次间的壁垒，难以呈现多元主体的行为机制和政策变革的动态过程。为弥补上述不足，亟须引入一个兼具层次整合性与过程追踪性的理论工具。本文认为，倡导联盟理论正是这样一种工具，它聚焦政策单元内多元主体的功能角色，描述其合力干预政府决策的行为路径，因而能满足相关分析需求。因此，本文拟通过借用并丰富倡导联盟理论以搭建分析框架，系统解释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共识形成的过程机制。

二、倡导联盟及其运行机制

倡导联盟作为一种政策过程理论，常被用于解释一国国内持有特定政策信念的群体通过倡导活动塑造政策共识、推动政策变革的过程。倡导联盟理论的三个核心假设同样适用于外交政策变革过程分析。本文认为，通过借用安全化理论与旋转门概念修正、丰富倡导联盟理论，有助于探讨美国对华认知及政策转变的过程。

(一)倡导联盟理论及其不足

一国政策界中反对现行政策的群体如何改变其拥护者的观念，使后者与自身达成共识并推动政策变革，对上述问题的研究最早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西方的后实证主义思潮中。(17)后实证主义者侧重关注观念对政策变革的影响，他们认为，政策变革并不如实证主义所强调的那般，以社会的物质或经济条件为全部客观基础，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策信念建构。(18)在政策子系统中，围绕不同政策信念组织而成的“议题网络”彼此展开竞争，试图争取政府权威对其信念的认同，从而推动政策变革。

赫克洛率先提出了政策子系统和“议题网络”的概念。(19)他指出，政策制定过程并非由利益集团、立法委员会和行政领导人组成的“铁三角”垄断，而是向更广泛而多元的政策子系统成员开放，包括学者、官僚、媒体、公众代表等。在政策子系统中，一批成员对公共问题的解决方案持有特定信念，而另一批成员则持有与此矛盾的信念，导致多个“议题网络”的形成。哈斯指出，自20世纪中叶以来，公共问题的日益复杂化和政策制定环境的不可预测性，迫使决策者越来越多地转向“认知共同体”，后者的政策信念在政策变革过程中发挥着核心作用。(20)

为描述政策子系统中不同“议题网络”互动并影响政策变革的机制，萨巴蒂尔和史密斯提出了倡导联盟理论。他们指出，在一个聚焦于特定政策问题的子系统内，现行政策的反对者组成倡导联盟并与拥护者群体竞争，试图争取政府权威的认同并推动政策变革。(21)倡导联盟理论共包含以下三个重要假设。

第一，政策子系统假设。政策子系统是倡导联盟理论的分析单位，是倡导联盟推动政策变革的场域。在子系统内部，存在多个信念互斥的倡导联盟，他们试图利用各自的资源与策略影响政府权威的决策，推动后者制定新的制度规则并进行政策产出。在子系统外部，政策变革的过程受到政治结构等长期因素和外部事件冲击等突发因素的影响。

第二，倡导联盟假设。倡导联盟成员因为共同的政策信念组织在一起，他们调动各自资源、采取有利策略协作开展政策倡导活动。其一，政策信念包括关于“一般规范和本体论问题”的深层核心信念、关于“不同政策价值优先级”的政策核心信念，以及关于“具体计划的详细规则和预算应用”的次要信念。(22)子系统通常在至少十年内对某项政策持有固定的核心信念，并由拥护联盟(23)长期主导政策制定。其二，联盟资源包括正式法律权威、公众意见、信息、可动员群体、金融资源和联盟领导力等。在推动政策变革的过程中，联盟中的知识群体利用专业信息动员大众舆论，政府精英利用权威地位认证、确立新政策，这些被认为是最重要的资源调动者和行为主体。其三，联盟利用特定策略影响政府决策，但倡导联盟理论对此的探讨非常有限。

第三，政策导向学习(policy-oriented learning)假设。联盟间的政策导向学习是政策信念与政策变革间的桥梁。政策导向学习，即“与政策目标的实现或修订有关的，由经验或新信息引起的思想或行为意图的相对持久的改变”。(24)其包含工具性与范式性两类：其一是工具性学习。当反对联盟在政策辩论中提出“不容忽视的观点”，(25)拥护联盟主动放弃次要信念，接纳反对联盟的修正，目的是“弃卒保车”，维护核心信念的政策主导地位，其结果是出现“微小政策变革”。其二是范式性学习。在反对联盟已经博取政府权威对其信念的认证、开始推行新政的情况下，拥护联盟为防止被“驱逐”出政治议程，被迫放弃核心信念，承认旧政策失败与变革的必要性，与反对联盟达成共识，其结果便是形成“重大政策变革”。(26)

倡导联盟理论源于公共政策领域，后被借用于外交政策研究，(27)展现出较强的解释力。(28)然而，该理论仍存在两点不足：其一，对于联盟策略讨论不足。(29)行为主体在政策变革的过程中采取了哪些行为方式、达到了怎样的目标效果，对这些问题目前仍缺乏机制性的解释。其二，对于政策导向学习假设的应用不足。既有研究大多依据政策子系统假设搭建分析框架，只论证联盟资源对于政府决策的影响，而忽略了政策信念的建构作用。(30)对此，本文借用安全化理论与旋转门概念解析倡导联盟的运作过程，通过厘清倡导联盟的目标设定和行为方式，实现对政策变革“物质逻辑”和共识形成“认知逻辑”的综合考察，从而弥补倡导联盟理论的上述不足。

(二)安全化与旋转门：新倡导联盟理论及其运行机制

安全化理论描述的是行为主体通过建构存在性威胁为国家安全政策变革建立合法性共识的过程，也可理解为倡导联盟提出并升格其安全政策信念的渐进过程。安全化涵盖社会和政府这两个层面的行为主体。首先，在社会层面，知识群体通过话语突显方式设置政策议程，使倡导联盟的信念被政治化、安全化。随后，在政府层面，政府权威通过话语框定方式认证这一信念，倡导联盟借此成功塑造政策共识。与此同时，政府权威还借助旋转门机制有选择性地吸纳政策专家，通过政策实践方式将共识固化为政策。安全化理论与旋转门概念修正、补充了倡导联盟理论的不足，形成了一套全新的政策过程分析框架。

1.安全化理论及其机制

哥本哈根学派的安全化理论认为，安全化指的是行为主体给特定的指涉对象贴上“不安全”标签，为国家采取不同于现行政策的应对手段提供合法性和动力的过程。(31)在此过程中，政府权威是安全化的唯一行为主体，(32)“话语-行为”是实现安全化目标的核心方式。(33)政府权威在某种威胁认知下，通过极富感染力的言辞强调危机的紧迫性和对指涉对象的生存性影响，从而激发受众的不安全感，为非常规政策建立起合法性，至此，安全化便宣告成功。

随着安全化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质疑哥本哈根学派的单一行为主体论，认为特定专业领域的知识群体也可以参与安全化进程。(34)知识群体借助发表文章、接受采访、提交报告等形式制造危机叙事、炒作舆论热度，先在社会层面将某个议题政治化(即初步安全化)，(35)以此塑造政府权威的威胁认知，促使其从官方高度进一步推动安全化进程。在倡导联盟理论中，联盟中的知识群体在社会层面设置新的议事日程，通过倡导行为博取政府权威的认可，借此推动联盟的信念走向前台。因此，可将安全化理解为倡导联盟提出并升格其安全政策信念的渐进过程，但不同主体在安全化目标与行为方式上略有差异。

首先，在社会层面，倡导联盟谋求实现安全化议程设置的目标，即由知识群体提出安全政策信念、引发公众讨论和政府关注。根据议程设置理论(agenda-setting theory)，知识群体常通过话语突显(discursive salience)的方式将政策信念推销给受众。话语突显指的是，在公共话语场域，政治参与者通过提升某议题的曝光频率和突出程度，使其从诸多竞争性议题中脱颖而出，成为公众和决策者的关注焦点。(36)知识群体通过突显威胁的紧迫性、政策变革的必要性和政策预期的合理性，使倡导联盟的信念获得关注并使之政治化、安全化，形成广泛的威胁认知，如此，其就能成功设置议程并酝酿新政策共识。

随后，在政府层面，倡导联盟谋求实现安全化权威认证的目标，即由政府权威认证知识群体的安全政策信念，将其升格为官方主张，从而强化塑造威胁认知。(37)政府权威常通过话语框定(discursive framing)的方式对知识群体的政策信念进行认证。框架(frame)和框定(framing)概念源自社会学，前者指的是人们赖以理解、回应固定事物的认知模式与解释图式，(38)后者则描述了“行为体影响受众对现实理解的过程”。(39)大卫·斯诺等指出，一项社会运动(social movement)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行为主体的“意义建构”，即框定能力。(40)面对公共话语场域中的热点议题，由于参与议论的派系众多，行为体若想主导议程，就必须确立一套权威、可信的叙事框架，以获取足够多受众的认同、发挥最佳动员效果。政府权威在这方面占据绝对优势，它既掌握着国家核心传播渠道、拥有最高公共能见度，又具备制度化的权威性与可信性，完全有能力“对集体行动起到经验总结和指导作用”。(41)在社会层面的安全化议程设置完毕后，政府权威开始从官方高度框定威胁属性、政策变革的必要性和政策变革的重点方向，它将倡导联盟的信念确立为权威叙事框架，同时与知识群体配合进一步塑造威胁认知，如此，其就能成功推动政策共识的形成。

2.旋转门概念及其机制

任何一项政策想要发挥长期效果，就必须适应日常政治规则。安全化机制帮助塑造了政策共识，但政府权威仍需通过日常化、规范化的政策实践将其固化下来，(42)以确保新共识不被逆转。(43)在倡导联盟理论中，政府权威倾向于将联盟中的知识群体直接纳入政府，使其充当政策专家，推动联盟信念转化为政策，(44)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旋转门概念。本文认为，美国对华战略共识的固化主要通过旋转门加以实现。

旋转门概念描述的是政治人才资源在公共政府部门与私营部门(如政策界、企业、游说公司等)之间频繁转换角色的过程。(45)阿贝尔森将美国政策界比喻为兼具学术研究和政策倡导职能的“钟摆”：在新总统就任后的数月内，常有大批政策专家涌入政府参与政策制定，而以往的政策制定者则“流亡”至政策界，等待时机重返政坛。(46)事实上，每次美国政府更迭都会带来行政机构的组织人事空缺，并由政策专家补充，从而形成外交政策机构的非正式约束力量。(47)麦考特和中岛艾伦就指出，近期美国对华接触政策的终结并不是对中美力量平衡变化的理性反应，其真实原因则是，新一代政策专家主张对华采取更强硬态度，借助旋转门机制推动“竞争转向”。(48)

就运作机制而言，政府权威掌控着旋转门的运行，通过这种机制有选择性地吸纳政策专家，由后者将共识固化为政策。旋转门的主要运作方式是政策实践，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人事任免，即限定本倡导联盟的专家进入特定决策体系，而拒绝其他联盟的成员，这是政策实践的人力资源基础；其二，官僚倡导，即专家成员在政府中游说、打压异见者，借此扫除政治阻力、奠定新政策基调，(49)这是政策实践的内部动员环节；其三，政策制定，即专家成员主导制定新政策的总体方针与战略框架，这是政策实践的最终落实阶段。

总之，安全化理论和旋转门概念帮助呈现了倡导联盟在推动政策变革过程中的目标设定和方式表现，弥补了传统倡导联盟理论在策略和“认知逻辑”分析上的不足，形成了一套全新的分析框架(见表-1)。

 

结合美国对华认知及政策变革的过程来看，2015—2020年，美国政策界中的对华竞争派与对华接触派相互倾轧并争夺政策主导权，接触派最终妥协并与竞争派达成共识，这高度贴合倡导联盟理论的分析假设。借用安全化理论和旋转门概念修正、完善倡导联盟理论，一方面，可以考察竞争派成员在政策变革各阶段的行为目标及其方式表现，另一方面，则可以衡量竞争派倡导行为的对应效果，追踪接触派政策信念的变化，从而较充分地阐释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共识酝酿、塑造、固化的全过程。

三、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共识的酝酿

美国长期以来的对华接触实践催生了接触派这一占据政策主导地位的倡导联盟，其主要成员是处于“政学旋转门”之间的知识群体。自奥巴马政府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以来，美国不断强化对华竞争面向，为中美关系带来高度不确定性，引发了美国政策界的激烈讨论。至2015年总统大选前夕，一批对华持竞争观点的专家学者组成新的倡导联盟，即竞争派，并向接触派发难，掀起了对华政策大辩论。竞争派在辩论过程中通过话语突显方式强调“中国威胁”的紧迫性、对华政策变革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在社会层面启动了对华安全化的议程。竞争派的主张对接触派的政策叙事框架及主导地位构成严重冲击，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共识(50)进入酝酿期。

(一)话语突显：竞争派的安全化议程设置

从尼克松的“破冰之旅”到老布什的“低调接触”，从克林顿的“全面接触”到小布什的“利益攸关方”论述，屡遭挑战的接触政策依然占据了数十年来美国对华政策的主流。(51)在长期的政策实践中，美国国内逐渐形成了一个倡导对华接触合作的政策社群，俗称“接触派”(engagers)。(52)接触派并不是一个拥有明确章程架构的政治组织，而是通过共同的政策信念维系而成的倡导联盟。接触派成员来自不同的行业领域，其中既包含推动对华接触的历任决策者，也有如亨利·保尔森、莫里斯·格林伯格这样的商界人士，更多的是通过旋转门机制在政策界与政府间反复流转的知识群体。(53)这些成员分布在政府、智库、大学及经济文化组织中，他们通过各种方式维护接触政策的主导地位，几乎将其建构成一套固定的政治范式。

奥巴马上台后沿袭了美国一贯的接触政策传统，在“战略再保证”(Strategic Reassurance)方针的指导下，美国明确表示“承认并欢迎中国的和平崛起”，(54)希望“追求与中国建立积极关系”。(55)然而，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并持续冲击美国的霸主地位，奥巴马政府开始逐渐强化对华竞争面向，试图依托“重返亚洲”(后称“亚太再平衡”)方针对冲、制衡中国的地区影响力。“亚太再平衡”战略虽未脱离接触政策的总体框架，但奥巴马的政策转向导致中美间频繁发生摩擦和争端，为两国关系带来高度的不确定性和恶劣影响。(56)

在中美关系新现实的冲击下，美国国内各界都出现了疑华、敌华的声音。2012年，格雷厄姆·艾利森提出著名的中美“修昔底德陷阱”论，引发了政策界对中美关系走向的深入探讨。(57)到2015年总统大选前，美国政策界出现了一批持对华竞争观点的专家学者(competitors)。他们反对接触派的主张，并坚持认为，中国是美国利益的“挑战者”而非“伙伴”，两国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接触政策存在过度理想化的弊病，已陷入失败；美国未来应采取强硬竞争与接触相结合的对华政策。基于这些观点，竞争派开始就中美关系性质、接触政策成效和未来政策预期这三点向接触派发难，掀起了一场激烈的对华政策辩论。在辩论中，竞争派通过话语突显方式抛出自身政策信念，成功发起了对华安全化议程。

第一，竞争派捏造中国作为“战略竞争者”的形象，操纵“亚太霸权”叙事，突显美国所面临威胁的紧迫性。竞争派声称中国一直都在秘密实行一套“大战略”，“合作伙伴”只是中国用来蒙骗美方的假象，其真正目的向来是积累综合国力并挑战美国霸权。他们称中国要与美国进行一场“悄无声息的马拉松竞赛”，(58)认为中国“现在是并将在今后几十年中都是美国最主要的竞争者”。(59)为增强说服力，竞争派“精心”拣取了2010年以来中国周边安全问题上的一系列事件作为论据，将中方合法的领土诉求污名化，称其为“改变亚洲力量平衡”“称霸亚洲”的苗头。如范亚伦指出，“中国最近的行为是在故意制造危险，是在玩‘胆小鬼’游戏，迫使邻国退让”，“中国正加强对相关水域的主张……将美国在亚洲的存在边缘化。”(60)基于上述分析，竞争派开始进一步强调所谓“中国威胁”的紧迫性，以激发受众的危机感。他们称“中美竞争早已拉开帷幕”，(61)而“美国甚至不知道这场马拉松比赛正在进行”，而且，“美国不可逆转的衰落即将开始。”(62)

第二，竞争派质疑接触政策的效果，剖析其弊病及背后的思想根源，突显政策变革的必要性。竞争派首先对接触政策的效果做出负面评价。他们认为，持续数十年的接触政策未能实现塑造对手这一最核心的目标，投资和贸易关系的深化并未催生“自由化”变革。美方以往对华提供的援助非但没能发挥所期望的作用，反而助长了“利益挑战者”。在竞争派看来，接触政策的主要问题是对中国的发展轨迹做出了过于理想化的假设，而政策制定者的“忽视”与“惰性”是导致该问题的直接原因。一方面，冷战后美国的乐观、自傲情绪使其忽视了中国的“修正主义企图”和“潜在威胁”；另一方面，短期来看，接触政策的成本较制衡、对冲政策要低得多，政治精英们懒于就对外战略重心和资源部署做出调整。(63)经过对接触政策的批评与“纠错”，竞争派顺势呼吁即刻开展政策变革。他们表示，在中美竞争已经开启、中国已经开始挑战美国地位的情况下，延续原有政策只会导致美国利益进一步被“侵害”，因此，美国必须尽快修订一套应对中国崛起、挫败中国“系统性破坏”行为的新型大战略。

第三，竞争派主张进一步强化对华竞争态势，同时建议保留部分接触空间，试图通过这种政策折中突显其政策预期的合理性。一方面，竞争派主张在奥巴马政府政策转向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竞争性政策的比重，在军事上加强对印太地区的力量投射以及与盟友的合作，在经济上构建排除中国的贸易和技术控制网络。另一方面，竞争派尚未完全放弃接触政策，而是建议保留一定的对话合作空间，防止两国冲突的螺旋升级。(64)在竞争派看来，美国当前不具备对华开展全面竞争的条件——中美两国关系并未明显破裂，国内对华全面竞争共识尚未形成，盟友也不愿与中国展开全面对抗。(65)因此，美国只能在现行政策的框架下尽可能强化竞争面向，以发挥更好的政策效果。由此可见，这种折中安排只是竞争派在现实条件下的妥协选择，他们的深层政策信念实为对华开展全面竞争。

(二)话语突显的安全化效果

竞争派借助突显“威胁紧迫性”“变革必要性”“预期合理性”的话语方式，为安全化受众营造出“不对华强硬即彻底衰落”的危机认知。竞争派成功发起安全化议程后，对接触派的政策叙事框架和政策主导地位构成了严重冲击，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共识开始酝酿。

第一，竞争派的主张引起了政策界的广泛关注，触发了各流派观点问的碰撞交流(见表-2)。其中，接触派的反应最激烈，他们坚持认为，中国的目标不是破坏国际秩序，目前也没有能力取代美国，两国间只是出现了暂时的政策分歧，美国应继续鼓励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66)竞争派的主张是在刻意“寻找敌人”，只会人为恶化局势。(67)均势派则认为，其余两派的主张毫无必要且难以实现。中美拥有各自的利益范围，完全没必要相互干涉。美国无法阻挡中国崛起的脚步，最好的选择是在危机“临界点”前向中国谋求妥协，达成“中美分治”的均势状态。(68)三派观点的交锋日趋白热化，讨论的内容也逐渐深入，造就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规模最大的对华政策辩论。

 

第二，竞争派的主张冲击了接触派长期固化的政策叙事框架，促使部分接触派人士转变政策信念。奥巴马的两任亚洲政策负责人——副国务卿斯坦伯格及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就属于这一行列。作为接触派和曾经接触政策的推行者，两人都认为中美之间的冲突是可以避免的，但自竞争派提出相关主张以来，他们都意识到现行政策难以应对现实局面。不过，对于应该如何调整接触政策，两人却给出了截然相反的答案。坎贝尔的观点是，当下的政策辩论恰逢中国战略变化的节点，美国过去实行的接触政策是明智的，现在只需针对现实采取更多强硬手段，这样就能起到威慑中国、预防冲突的作用。(69)坎贝尔过去对华就持强硬立场，(70)如今其观点与竞争派已几无二致。斯坦伯格则将中美关系恶化视作“战略保证”实施不到位的结果，认为美国未能成功对华建立信任，引起了后者的敌视态度。对此，美国必须规避竞争性政策，采取更彻底的战略保证举措，如此才能安抚中国的情绪、预防冲突。(71)斯坦伯格的观点更贴近均势派。由此可见，竞争派的安全化议程已使部分接触派人士的信念发生松动。

第三，竞争派的主张吸引大选参选人“热炒”中国议题，冲击了接触派的政策主导地位。参选人为回应国内舆论导向，在选举周期中从经贸、南海、盟友问题等角度炒作负面中国议题，其频率和强硬程度远超往届选举。(72)在经贸问题上，他们指责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造成了美国的高失业率和经济危机。(73)在南海问题上，他们批判中国所谓的“武力胁迫”侵害了邻国的安全和领土利益。(74)在盟友问题上，他们表示必须防止印太盟友倒向中国，应联合盟友抑制中国的“好战倾向”。(75)在中美整体关系问题上，两党参选人都表明了对华强硬态度和政策变革预期。希拉里扬言要对抗中国的“侵害行为”，“当你知道他们不在乎规则时，你就必须强硬起来，准备好真正划清界限。”(76)马尔科·鲁比奥将以往的接触外交称作“灾难”，并呼吁“用实力对待中国”，使美国而非中国成为“世界的主导榜样”。(77)可见，在竞争派的冲击下，美国政治精英不再青睐接触政策，两党参选人都承诺在当选后推动对华“竞争转向”，美国社会形成了极为浓厚的对华敌视氛围。例如，皮尤研究中心多份民调结果显示，2005—2011年，对中国持负面看法的美国人比例并没有太大波动，基本维持在36％左右。但在2011—2016年间，这一数值增加了19个百分点，其中，只有37％的人对中国抱有好感，而22％的美国人将中国视为对手，更有43％的人将中国视为严重的问题。(78)

四、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共识的塑造

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大多数参选人均表明了对中国崛起的强硬态度。正如何汉理所预示的那样，在美国国内普遍的疑华、敌华氛围下，无论最终谁赢得大选，都将意味着中美合作共识的终结与竞争性关系的开启。(79)特朗普在选举周期中接受了竞争派的政策信念。上台后，他将中国定性为“战略竞争者”，煽动对华开展全面竞争，并确立了竞争政策的重点方向，通过这种话语框定方式对竞争派的信念进行权威认证，并将对华安全化议程升格至政府层面。(80)

随着中美关系竞争性色彩的不断加深，竞争派的政策信念日趋尖锐、激进。他们在政策辩论中强化塑造对华威胁认知，迫使接触派人士转变信念甚至公开易帜，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共识进入塑造期。

(一)话语框定：竞争派的安全化权威认证

特朗普曾在其早期著述中表露出对抗中国的倾向，他视中国为“美国最大的长期挑战”和“敌人”，(81)批评以往历届政府放任中国崛起，“那些假装中国是我们朋友的人要么天真，要么无能……我们需要的是一位愿意挺身而出、不向中国低头的总统。”(82)参选之后，特朗普深受白邦瑞所著《百年马拉松》的影响，并接受了竞争派的政策信念。特朗普在大选周期中频繁操纵“中国经济威胁”论，指责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侵害美国经济，“杀死”了美国工人群体，并扬言要在贸易问题上对抗中国，从而“让美国再次强大”。(83)上台不久，特朗普政府便通过话语框定方式对竞争派的政策信念进行权威认证，将对华安全化议程进一步升格至政府层面。

第一，特朗普政府确立中国的“战略竞争者”定位，将中国视作国家安全威胁的“首要来源”，并从多个领域框定中国的“全面威胁”属性。特朗普政府先后发布《国家安全战略》和《国家防务战略》，明确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84)报告将中国与俄罗斯、伊朗与朝鲜，以及“伊斯兰国”等跨国恐怖组织并列为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三大挑战，称国家间战略竞争已成为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关切，而中国位列其首。特朗普政府诬称，中国在各领域对美国利益构成“全面威胁”：在贸易方面，“中国具有极度扭曲的产业政策”，长期对美国企业实行“知识产权盗窃和黑客攻击”。(85)中国在遵守世贸组织规则方面“记录极差”，(86)“自中国入世以来，美国已失去了6万家工厂……贸易逆差近8000亿美元。”(87)在科技方面，“华为5G技术与中国政府密切相关”，(88)使得“美国政府、企业及公民时刻面临着敌人的网络攻击和审查”，(89)因此，“绝不能允许任何国家在这个强大的未来产业中超越美国。”(90)在意识形态方面，中国“向美国学校提供带附加条件的资助资金”，(91)且“暗中影响美国学者和智库对中国、中美关系的评论”，目的是“干涉美国民主”。(92)在地区秩序方面，“中国利用庞大的军费开支，优先发展旨在削弱美国军事优势的作战能力，一心想把美国赶出西太平洋，阻止美国援助盟友”，目的则是实现“印太霸权”。(93)

第二，特朗普政府明确否定接触政策，鼓吹“我退则敌进”的零和叙事，煽动对华开展全面竞争。特朗普政府首先从官方层面否定了接触政策，称持续二十年的对华接触从底层逻辑上就是错误的。特朗普政府认为，“美国因自满而将一切优势视作理所应当”，幻想发展贸易关系能将竞争对手变成良性合作伙伴，结果便是“对手稳步实施长期计划并公开挑战美国”，而往届政府面对这种情况却只是袖手旁观。(94)特朗普政府有意将接触政策框定为美国的“教训”，促使民众展开“反思”，进而“体悟”政策变革的必要性。特朗普政府官方报告指出，中美之间是一种“我退则敌进”的零和关系，“如果美国不发挥领导作用，恶意行为者就会填补空白”，而美国如果不立刻做出变革，“就会迅速失去优势并陷入持续的战略萎缩，软弱的立场只会招致更多挑战。”(95)最后，特朗普政府使用极具煽动性的语言呼吁对华开展全政府、全社会、全领域竞争。“世界是一个持续竞争的舞台，对手不会按照我们的意愿决定是否作战”，只有“竞争才是防止冲突的最佳途径”。(96)鉴于“中国正采取全面、协调一致的活动……干预和影响美国”，“美国政府将与社会各阶层一道捍卫国家利益。”特朗普政府高官甚至扬言道，“美国人民及两党官员都……坚定地支持一位将美国放在首位的总统”，“美国将坚持到底……不会松懈。”(97)

第三，特朗普政府框定对华竞争的重点方向，指导具体政策的制定与实行。在“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特朗普政府呼吁从各领域迅速开展对华竞争(98)：在贸易方面，美国“必须制裁所有窃取或欺骗美国知识产权的实体”，禁止其与任何美国实体开展业务，(99)同时迫使中国停止一切“非市场经济”行为。(100)在科技方面，美国“必须赢得5G网络技术竞赛”，并“向盟伴表明华为等公司构成的安全威胁”，(101)同时防范中国通过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算法平台“窃取”信息数据。(102)在意识形态方面，美国“必须阻止外国情报部门利用大学交流项目招募特工、开展舆论宣传”，考虑关停孔子学院或将中方教师注册为外国代理人。(103)在地区秩序方面，美国表面上宣称“以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为目标”，(104)但实际目的则是“维持在印太地区的战略优先性……阻止中国建立新的非自由影响力”。美国“必须抵制南海胁迫活动”，并与“一带一路”倡议展开竞争，最终证明“中国的地区霸权并非必然”。(105)

(二)话语框定的安全化效果

特朗普政府通过框定“威胁属性”“变革必要性”“变革重点方向”的话语方式，从政府层面明确了中美关系定位、美国对华竞争取向和重点竞争方向。随着美国对华关系中的竞争性逻辑不断强化，竞争派借势加强了对华威胁认知塑造力度，迫使接触派人士转变甚至彻底放弃原有的政策信念，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共识开始形成。

第一，竞争派的政策信念日趋尖锐、激进，开启了对华政策辩论的新阶段。竞争派政策信念的强化体现在对华威胁认知、对接触政策的评价及政策预期三方面。其一，竞争派对中国的认知日趋妖魔化。如哈尔·布兰茨写道，“从海洋扩张主义和非法填海造岛，到对印度、日本等邻国的胁迫与威慑；从旨在控制周边国家的雄心勃勃的地缘经济项目，到数十年间笼罩在不透明与欺骗下的军事建设，有大量证据表明北京试图主导其外围地区”，“中国是今天而非明天的对手。”(106)其二，竞争派对接触政策的批判日趋尖锐，不再把接触政策当作无用的“鸡肋”，而直接视之为有毒的“砒霜”。他们称接触政策是“美国迄今为止最大的外交‘豪赌’”，(107)“与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并列为二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的三大错误……是破坏性最大、负面影响最深远的政策缺陷。”(108)其三，竞争派不再通过政策折中粉饰修辞，而是直接建议对华开展全面竞争。如范亚伦指出，中国已形成一套完整的对美竞争系统，美国及其盟友必须“无缝整合多种国家力量要素”，制定系统性的反制战略，做好与中国进行长期战略竞争的准备。(109)

第二，竞争派持续强化塑造对华威胁认知，促使小部分接触派人士彻底放弃政策信念，加入竞争派的行列。例如，2018年2月，坎贝尔和前副总统拜登的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伊利·拉特纳在《外交事务》上发表《评估中国：北京是怎样让美国的期望落空的？》一文。文章指出，接触派关于塑造中国发展轨迹的所有预期都是错误的，“美国现在面临着现代历史上最具活力和最强大的竞争对手”，“特朗普政府的首个《国家安全战略》质疑过去的假设，朝正确方向走出了一步。”(110)奥巴马的特别助理兼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麦艾文也表示，随着“中国挑战美国的能力与意愿不断增强”，这一“结构性因素”使中美陷入从未有过的竞争状态，接触、合作的理念正遭受质疑，未来两国关系的趋势是“竞争至上”。(111)三名前政府接触派高官为特朗普的竞争政策“站台”，无疑是值得关注的现象。

第三，接触派中的多数人虽未公开易帜，但其政策信念已开始松动、转变并向竞争派靠拢。在辩论新阶段，特朗普及竞争派的观点引发了接触派的激烈反对，(112)其程度远超2015年，然而，这并不代表两派的立场渐行渐远，而是其信念整合过程必经的“动荡期”。两派虽然在言辞上攻讦不断，政策信念反倒更贴近了。接触派对特朗普政府的竞争政策存有一种忧虑，即担心其完全放弃对华接触，与中国走上“全面脱钩”的道路，进而导致双边对抗出现螺旋式升级。(113)接触派在辩论过程中反复强调“接触政策是成功的”，列举其在中美关系史上发挥的种种积极作用，(114)但其真正目的并不是为了维护接触政策的价值优先性，而是想让特朗普政府在政策实践中保留对华接触的空间，即“纠偏航向”。(115)换句话说，“竞争”已经取代“接触”而成为接触派关注的重点，他们思考的是如何发挥接触政策的价值来管理当下的中美竞争性现实，以防止特朗普的对华政策走向极端化。为此，接触派学者如约瑟夫·奈提出“合作性竞争”，傅立民提出“选择性接触、选择性竞争、选择性对抗”。(116)贝德提出“接触作为健康、成功竞争的基础”。(117)亚洲协会的报告提出“聪明的竞争”。(118)何汉理和保尔森主张通过公平竞争实现“双赢”。(119)傅高义则认为“竞争但不要相互敌对是件好事”。(120)可见，接触派虽然不愿承认接触政策“失败”，但已开始认同竞争政策的主导地位。

总之，特朗普政府通过话语框定方式将竞争派的安全化议程上升为政府主张。随着竞争派加强塑造对华威胁认知，一些接触派人士或彻底放弃接触的政策信念，或被迫接受“竞争转向”的现实，美国对华政策子系统内部初步形成了战略竞争共识。

五、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共识的固化

竞争派开启政策辩论新阶段、加强威胁认知塑造力度，促使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共识初步形成。在此背景下，特朗普政府借助旋转门机制开展了一系列政策实践活动，旨在将竞争共识进一步固化、深化。特朗普在“抽干沼泽”(Drain the Swamp)的政治风潮下重构并压缩了美国传统“政学旋转门”的通道，仅吸纳竞争派专家进入对华决策体系。这些专家在政府中倡导竞争政策并打压异见官僚，同时主导制定、落实对华竞争方针框架。其结果便是，竞争派借用新旋转门规则剥夺老一代“中国通”的政策话语空间，又通过官僚倡导行为限制接触派官僚的政策实践空间，接触派彻底“失语”和“失能”，对华政策子系统内部最终形成了竞争共识。随着对华系统性竞争政策的持续推进，竞争共识在美国国内各界广泛扎根并持续深化。

(一)政策实践：竞争派通过旋转门固化对华共识

特朗普政府对旋转门机制进行了工具性运用，通过排他性人事任免、压制性官僚倡导和纲领性政策制定的政策实践方式，将初步形成的对华战略竞争共识固化、落实为具体政策。

第一，在人事任免方面，特朗普重构并收窄了美国传统的“政学旋转门”通道，排他性地任用竞争派专家进入对华决策体系。就概念而言，美国的旋转门机制可分为政商旋转门和政府-智库旋转门两类。美国政商旋转门机制滋生了大量腐败行为，长期饱受公众诟病。(121)为迎合民意，特朗普曾在竞选期间高喊“抽干沼泽”口号，(122)誓言终结政商旋转门的负面影响。在“抽干沼泽”的风潮下，“政学旋转门”同样成为特朗普的攻击对象。由于竞选期间曾遭受政策界的联名反对，作为报复，特朗普切断了与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外交关系协会、威尔逊中心等绝大多数主流智库的联系，而这些机构历来是美国外交人才精英的储备库，也是接触派知识分子的大本营。特朗普此举导致传统上双向、开放的“政学旋转门”陷入“空转”，并代之以一套新的人事任免规则，即系统性地将接触派专家排除在对华决策圈外，同时向竞争派专家敞开大门。从班农、纳瓦罗、米勒到博明、薛瑞福、史达伟，一系列对华鹰派(China hawks)借机进入内阁或成为总统幕僚。这批鹰派持续开展政策实践活动，推动美国对华竞争共识走向固化。

第二，在官僚倡导方面，竞争派专家游说、打压政府各部门中的务实接触派，以贸易战为基点奠定对华政策基调。班农、纳瓦罗和米勒是特朗普竞选团队的主要成员，这些极右翼民粹分子曾推动特朗普实行一系列争议性政策。在对华政策方面，三人反复鼓吹中美“经济战争”“技术脱钩”和“文明冲突”等论调，恨不得马上启动冷战模式。然而，特朗普政府各部门中还存在一些主张对华务实接触的官僚，他们对竞争派的势力构成掣肘。其中，时任财政部长史蒂芬·姆努钦、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加里·科恩等都是来自华尔街的商界精英，在对华认知上受其前辈保尔森和格林伯格的影响，是典型的接触派。此外，时任国防部长马蒂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马斯特等都是退役将领，他们虽在安全事务上持强硬态度，但反对对华实行贸易战等极端政策，担心此举引发双边关系走向失控。(123)竞争派与务实接触派官僚相互博弈，导致特朗普执政初期的对华政策反复摇摆。2017年4月，中美宣布开启为期100天的贸易谈判，这一百天便成为特朗普敲定对华贸易政策的观望期，(124)其最终选择将框定未来对华整体政策的方向。对此，竞争派加大政策倡导力度，频繁游说、打压务实接触派官僚，最终确立了贸易战和竞争政策的主导地位。早在3月初，纳瓦罗就在白宫当面抨击科恩的自由贸易主张，反复强调“中国的高关税、货币操纵、知识产权盗窃造成了美国的贸易逆差”。(125)3月末，纳瓦罗向特朗普“打小报告”，称科恩派系不断攻击班农、米勒和他本人，若不消除这一影响，自己将无法在对华贸易问题上“打出高尔夫标准杆”。(126)4月，中美元首会晤结束后，科恩在海湖庄园向与会成员介绍两国贸易谈判进展，纳瓦罗虽未正式参加峰会，却当场评论“中国除非被迫做出让步，否则不会真正让步”，认为“美国已变成傻瓜”。(127)6月，班农私下找到马蒂斯，试图通过政治交易说服他参与对华遏制，但未能成功。7月20日，马蒂斯和科恩在五角大楼举办会议，试图说服特朗普放弃贸易战、重视海外盟友。在会议上，班农和特朗普一口否决二人的主张，甚至对他们发起人身攻击。(128)自此之后，务实接触派官僚的势力大幅削弱，逐渐被排挤出了政策议程。

第三，在政策制定方面，竞争派专家主导制定对华竞争总体方针与战略框架。面对竞争派与务实接触派官僚的激烈冲突，特朗普并不急于干预，而是选择“隔岸观火”，其目的是操弄两派间的权力平衡，借助竞争派的势力实现对各部门官僚的政治说服。与此同时，特朗普已着手安排竞争派专家研究制定竞争政策，而竞争派中少有的“中国通”博明自然成为最佳人选。博明拥有中国学研究学位，汉语流利，他于2005年加入海军陆战队并担任情报官，退伍后在对冲基金行业工作。特朗普上台后，他先后被任命为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主导制定了《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方针》和“自由和开放的印太战略”框架。这两项政策标志着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共识的固化升级。《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方针》明确指出，“与竞争对手接触……没有任何价值”，美国将在“原则性现实主义”的指导下采取“竞争性的对华方针”，包括贸易战、投资限制、代理人审查、前沿军事部署、印太网络化合作、人权外交等手段。(129)相较于《国家安全战略》和《国家防务战略》，该报告的内容更完备、观点更激进，甚至被视作特朗普政府的“NSC 68”号文件。(130)特朗普的“印太战略”基本沿袭了“亚太再平衡”的框架，其区别在于，“印太战略”从安全、经济、科技、价值观等诸多领域针对性地加强了对华竞争力度。(131)美国首份《印太战略报告》开篇即表示：“要在(大国地缘政治对抗)环境下竞争、威慑和取胜，就需要更具杀伤力的部队和强大的盟伴力量。”(132)为此，美国必须借助双多边机制和区域性倡议加强与盟伴的军事互动，通过“基础设施交易和援助网络”(ITAN)、“蓝点网络”(BDN)、“数字互联互通与网络安全伙伴关系”(DCCP)等机制构建排除中国的区域经济和技术体系，加强地区人文交流，共同对抗中国体制和价值观。(133)美国对华竞争总体方针与战略框架构成了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顶层设计，为政府各部门的对华工作提供了明确的行动指南，引导官僚系统推行更具体的政策方案。如在安全领域，时任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薛瑞福于2018至2019年间主导了14场对南海的所谓“航行自由行动”(FONOP)，(134)并推动包括66架升级版F-16战机在内的七项对台军售计划，(135)两项政策均打破了历史纪录。在科技领域，时任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史达伟通过频繁的外交活动游说他国加入“清洁网络”计划(Clean Network)，至2020年2月，已有60多个国家和200家电信公司同意加入。由此可见，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共识已固化、落实为具体可行的政策方案。

(二)旋转门的政治效果

特朗普政府采用新的人事任免规则，排他性地吸纳竞争派专家进入对华决策体系，这些专家在政府中倡导遏制性贸易政策并打压务实接触派官僚，同时主导制定、落实《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方针》和《美国印太战略框架》。借助旋转门机制和政策实践活动，竞争派彻底剥夺了接触派的政策话语和政策实践空间，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共识最终形成并持续深化。

第一，接触派传统的政策话语空间遭遇压制。新旋转门规则在美国对华政策界掀起反智主义浪潮，竞争派看到了报复、羞辱老一代“中国通”的机会，并采取各种手段让后者“噤声”。接触派知识群体的专业地位向来是接触政策的重要合法性来源。不论是外交政策领域的权威学者，还是掌握语言技能和对华交流经验的“中国通”，他们都凭借专业知识建立了广泛的声望，得以在美国对华政策制定中占据一席之地。相较之下，竞争派大多只关注经济和军事事务，缺乏对中国语言、文化、国情的深入了解，因而长期不被政府青睐。在竞争派的心目中， “中国通”高高在上、自命不凡且脱离实际，渊博的知识和交流经历影响了他们的判断，使其误认为中国不具有“侵略性”。(136)随着特朗普政府发起“竞争转向”并确立新旋转门机制，竞争派与“中国通”的地位突然对调。迅速得势的竞争派开始用尽一切手段打压“中国通”，意在报复他们长期以来对自己的“否定”与“蔑视”。例如，竞争派将“中国通”蔑称为“熊猫拥抱者”，诬称他们“已被中国收买”，是一群“在华盛顿为了个人私利而向中国叩头的理性迁就主义者”。(137)2018年初，参议员鲁比奥与班农联手阻止东亚和太平洋事务代理助理国务卿董云裳转正，(138)指控她“对中国过于软弱”且与接触派有联系。(139)通过这些政治手段，竞争派实则发起了一场针对接触派的“清洗”，在寒蝉效应下，“中国通”无处发声也不敢发声，逐渐丧失了政策话语空间。美国前驻华大使马克斯·博卡斯在2020年评论道，“美国正步入一个类似于麦卡锡……进行政治迫害的时期”，“现在，在美国任何为中国说公道话的人都担心‘掉脑袋’”，“很多美国人知道抨击中国是不负责任的，但他们不敢声张。”(140)

第二，接触派官僚被迫对接触政策做出自我调整。在对华贸易战已成定局的情况下，接触派官僚难以跳脱竞争派设置的政策框架，被迫先行出台一个有限度的制裁方案，防止竞争派实行“全面封杀”的极端政策。这意味着，接触派官僚开始向竞争派让步和开展范式性政策学习。2017年8月，特朗普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中国启动经济调查，(141)具体调查工作由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负责。一旦调查结果符合特朗普的设想，他就可以绕过国会单方面对华实施惩罚措施，手段可能包括出口管制、加征关税和全面禁止中国关键技术投资等。纳瓦罗与班农急欲干预调查并落实上述政策。面对这一情况，财长姆努钦迅速对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进行改革，抢先出台《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FIRRMA)，以此扩大委员会对外国关键技术投资的审查力度，成功阻止竞争派出台专门针对中国的全面投资禁令。(142)该法案在较大程度上缓解了“301调查”结果产生的负面影响，但依然阻碍了中国海航资本、中国重型汽车集团、蚂蚁金服等对美国公司的投资和并购，同样对双边经贸关系构成严重冲击。(143)

第三，特朗普政府遵循《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方针》与《美国印太战略框架》，逐步形成以贸易制裁、技术限制、军事封堵、价值观污蔑相结合的全方位对华竞争政策体系。在贸易方面，美国经“301调查”，自2018年7月起分多轮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加征高关税，并要求中国降低对美贸易顺差，对美开放服务业尤其是金融市场；在科技方面，美国将大批中国高科技企业列入“实体清单”并进行出口管制，签署《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限制中国对美关键技术投资，发起“清洁网络”计划以遏制中国5G产业发展；在地区秩序方面，美国在《美国印太战略框架》下重启“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出台2018年版的《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操弄一系列排华区域合作项目，试图集结力量围堵、制衡中国的地区影响力；在意识形态方面，美国大幅关停孔子学院并限制对华人文交流，不断抹黑“一带一路”倡议，攻击中国政治体制，干预中国内政。至此，美国对华竞争力度持续升级，为中美关系带来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总之，新旋转门规则和竞争派的政策实践活动剥夺了接触派的政策话语和实践空间，至此，接触派已无力挑战竞争派的政策信念，对华政策子系统内部最终形成了战略竞争共识。在社会层面，多数接触派学者承认接触政策“失败”。沈大伟本是接触派的元老人物，但其对华观点于2015年前后突然转向，并开始炒作“中国崩溃论”与“中美冲突论”。他于2020年7月表示，中美关系处于几十年来的最低点，且很有可能继续恶化，“回归接触合作是一种妄想”，“现在是时候迎接冷战2.0了。”(144)谢淑丽和夏伟认为中美处于“冷战式的制度和价值观之争”，(145)而且“接触已死”。(146)何汉理也认为，接触政策只是一种“天真的愿景”。(147)2021年，14名接触派学者组稿撰写了《接触中国：中美关系五十年》一书。该书的宗旨是对“已经终结”的接触时代进行回顾和反思，如托马斯·芬格指出，“接触派高估了改变中国行为的能力。”约翰·加弗指出，“美国对中国崛起的管理不善。”兰普顿在对“接触政策”的“悼词”中指出，“中国将是比苏联更强大的新冷战对手。”(148)在政府层面，多名高官在2020年年中集中发表演讲，为《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方针》站台。如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指控中国“举全国之力，不择手段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罗伯特·奥布莱恩表示，“美国对中国采取消极天真态度的日子已经结束了。”司法部长威廉·巴尔呼吁采取“全社会方针”抵御中国的“颠覆活动”。最后，国务卿蓬佩奥在尼克松图书馆发表“新铁幕演说”，彻底宣告“接触时代终结”。(149)

随着系统性竞争政策的持续推进，战略竞争共识开始向对华政策子系统外部扩散，并被美国国内各界广泛接受。就国内民众而言，皮尤研究中心和盖洛普公司的民调结果显示，2020年，约73％的美国人对中国持负面看法，较特朗普刚上任时上升了近20个百分点，中美关系正面临20年来最严峻的局面。(150)就国会两党而言，2019—2021年，国会涉华政策活动总量较上届提升了两倍，听证会频次大幅上升，涉华法案数量十多年来首次超越中东议题，其中包括“2019年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香港自治法案”“外国公司问责法案”等一系列旨在遏制中国的法案，这反映出美国国会与行政部门、国会两党在对华问题上已形成普遍共识。(151)就竞争共识的政策影响而言，继任的拜登团队成员也表示将延续对华竞争政策，(152)其中，坎贝尔的对华立场从“接触”走向“强竞争”、再走向“全面竞争”，历经美国对华认知和政策转变的全过程，后来他还通过旋转门成为拜登政府的“印太沙皇”，开启了美国对华竞争政策的新阶段。由此可见，到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共识已在各界广泛扎根并持续深化。

结语

随着中国日益崛起的现实引发美国外交政策界的激烈讨论，一批持对华竞争观点的专家学者组成竞争派倡导联盟，联盟在社会层面发起对华安全化议程并将其升格至政府层面，通过话语突显、话语框定方式迫使占主导地位的接触派逐步转变信念，达成对华战略竞争共识。与此同时，该联盟借助旋转门机制将政策专家纳入政府，通过政策实践方式将竞争共识固化为政策。竞争派倡导联盟的学者和官僚相互配合，主导了美国对华认知转向的过程，最终颠覆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美国对华接触政策传统。本文将倡导联盟理论与安全化理论、旋转门概念相结合，探究了美国外交政策界知识群体与政府精英合作推动对华战略竞争共识形成的过程机制，进一步丰富了美国对华政策研究。

竞争派倡导联盟的不断运作已将持续多年的美国对华战略接触共识彻底逆转，战略竞争共识已在美国社会、美国政府全面形成，并得到持续固化、深化。从社会层面看，在美国对华政策辩论长期白热化的情况下，辩论的形式早已超越实质，各派跳脱不出合作与竞争的阵营对立。2024年以来，美国政策界形成了一个对华极端强硬的“新冷战派”，它声称美国不应管理与中国的竞争，而应通过对抗赢得这场“战争”。(153)为了论证其主张，相关人士千方百计地歪曲事实，甚至做出不着边际的幻想，妄称“杀死数万名美国人的战争”“中国的帝国主义根源”。(154)可见，所谓政策辩论早已成为美国政策界内部互相攻讦的方式，各派立场难以通约，只能陷入无意义的辩驳循环，很难形成有价值的建议。

尽管如此，仍有少部分学者提出了颇具新意与价值的观点。如白洁曦犀利地指出，中美关系中的负面因素造成了美国条件反射式的恐惧，使其过度专注对抗中国，以至于忽视了支撑其政策的核心利益及价值观。“竞赢”政策不仅会带来中美关系的无限期恶化和日益严重的灾难性风险，还可能破坏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及国内活力。(155)诚然，对华政策辩论从一开始便呈现出竞争派不断打压其他派别、接触派不断妥协的态势，这使得美国将注意力集中在中国身上，对自身核心利益的认知却变得愈加模糊，由此陷入“为竞争而竞争、为对抗而对抗”的困局。

从政府层面看，拜登上台后将中国定义为“主要竞争对手”，提出“竞赢”和“管控竞争”概念，一方面，要求美国在对华全领域竞争中取得完胜；(156)另一方面，则把竞争视作“受管理的条件”，强调为两国关系设置“护栏”。(157)这种“一边要对话、一边搞遏制”(158)的做法充分暴露出“竞赢”战略的矛盾性。可见，从奥巴马到拜登的三届美国政府都未能维护好对华合作与竞争面向的平衡，放任鹰派势力在连续的政策周期中不断强化，严重破坏了中美关系的正常发展。2024年11月16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利马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晤时指出，“‘修昔底德陷阱’不是历史的宿命，‘新冷战’打不得也打不赢，对华遏制不明智、不可取，更不会得逞。”(159)显然，中美关系的稳定必须基于正确的战略认知。但在美国国内理性声音整体缺失的情况下，“特朗普2.0”时期的对华战略一度呈现出极端化的趋势。2025年4月，美国对华加征所谓“对等关税”，标志着中美贸易战升级至前所未有的烈度。9月底，美国对华发起新一轮制裁行动，打破了此前经四轮谈判达成的贸易缓和局面。面对中方合理、合法的反制措施，特朗普竞威胁从11月起对华加征100％的关税。美方行径不仅严重破坏了双边经贸关系发展，还使全球金融面临急剧衰退甚至大萧条的风险，可谓损人害己。2025年10月30日，中美两国元首在釜山举行会晤，双方同意在贸易问题上达成暂时“休战”。(160)本次会晤释放出一个关键信号，即中美正致力于管控彼此间的竞争态势，避免走向零和对抗。以往美国曾有过“谁失去了中国”的讨论，部分学者还想象了中国对“谁失去了美国”的讨论，(161)其实“谁失去了谁”并非问题的重点，保证美国自身不在日益复杂的大国关系中失去正确的战略认知才是问题的关键。

注释：

①“接触”(engagement)是国际体系中的所谓“维持现状”国家应对崛起国实力增长的多个政策选项之一。它主张通过非强制手段(如建立联系、施加援助、开展对话合作等)对崛起国进行战略安抚(或妥协)，目标是避免冲突、判断崛起国的战略意图并塑造其战略走向。在接触政策的实际推行过程中，为了应对崛起国的挑战，“维持现状”国家也会混合采用各类竞争策略。

②美国对华接触政策始于尼克松时期，并在此后数十年内长期延续。从总体构想上看，对华接触旨在促进中国与全球市场的相互依存，一方面，助推中国中产阶级兴起并在国内推动政治“自由化”；另一方面，则帮助中国融入、维护甚至倡导“自由国际秩序”。从具体内涵上看，接触政策既要求对华开展建设性合作，又注重防范中国崛起的“潜在威胁”，因此，其常出现反复摇摆的情况。

③"Whither China? From Membership to Responsibility:Remarks to the 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s," The 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s,September 21,2005,https://gffgg24d49961f0404135s6pu9nkcncbon600v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wp-content/uploads/2020/04/migration_Zoellick_remarks_notes06_winter_spring.pdf.

④陶文钊：《美国对华政策大辩论》，《现代国际关系》，2016年第1期，第26页。

⑤本文所说的“政策界”(policy community)是指参与或影响美国对华外交政策制定、实施和评估的知识群体。学界一般采用“战略界”(strategy community)的表述，为与“外交政策变革”“接触政策”等表述统一，本文采用“政策界”一词。

⑥Aaron L.Friedberg,"The Debate over US China Strategy," Survival:Global Politics and Strategy,Vol.57,No.3,2015,pp.89-110.

⑦Matt Pottinger and Mike Gallagher,"No Substitute for Victory:America's Competition with China Must Be Won,Not Managed," Foreign Affairs,Vol.103,No.3,2024,pp.25-40.

⑧Edward Luce,"The New Era of U.S.-China Decoupling," Financial Times,December 20,2018,https://gffgg5e2ffa587a6c479bs6pu9nkcncbon600v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content/019b1856-03c0-11e9-99df-6183d3002ee1.

⑨潘亚玲：《冷战后美国对华战略转变的根本逻辑与手段——兼论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当代亚太》，2010年第3期，第6—21页；叶晓迪：《从接触到遏制？美国后冷战时期对华战略转变的逻辑探析》，《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21年第1期，第1—28页；张文宗、王靖元：《美国对中俄实施“双遏制”战略的变化及启示》，《和平与发展》，2022年第4期，第1—21页；赵明昊：《国家身份、全球南方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美国研究》，2024年第2期，第37—56页；Quansheng Zhao,"America's Response to the Rise of China and Sino-US Relations," As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13,No.2,2005,pp.1-27; Evan S.Medeiros,"The Changing Fundamentals of US-China Relations,"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Vol.42,No.3,2019,pp.93-119。

⑩Peter Gries and Yiming Jing,"Are the US and China Fated to Fight? How Narratives of 'Power Transition' Shape Great Power War or Peace,"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32,No.4,2019,pp.456-482.

(11)李少丹：《决策意象、意象转变与美国对华政策——以小布什政府对华政策演变为例》，《当代亚太》，2013年第6期，第115—130页。

(12)陈实、张晓通：《拜登老矣，尚能饭否？——美国社会周期与代际周期复合视角研判美国对华政策走势》，《美国问题研究》，2023年第1期，第137—162页。

(13)Oliver Turner and Juliet Kaarbo,"Predictably Unpredictable:Trump's Personality and Approach Towards China,"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34,No.3,2021,pp.452-471.

(14)李志永：《外交政策分析的路径与模式》，《外交评论》，2011年第6期，第94页。

(15)王新：《美国对华“认知困境”与对华政策变化轨迹》，《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5年第3期，第67—71页；王文峰：《美国对华战略共识与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当代美国评论》，2017年第2期，第2—19页；杨庆龙：《近年来美国战略思想界对华政策的观念转变及其成因分析》，《国际观察》，2018年第5期，第1—16页；付随鑫：《美国对华民意的转变及其政策影响》，《太平洋学报》，2020年第9期，第16—26页；黄钊龙、韩召颖：《美国战略界关于对华战略的争论》，《东北亚论坛》，2023年第4期，第34—49页；陈小鼎、李珊：《战略偏好与美国对华政策的“迷思”》，《外交评论》，2024年第1期，第24—52页；王联合、孟晓宇：《战略叙事的双重竞争：美国对华政策极端化的生成逻辑》，《国际展望》，2025年第3期，第113—135页；Joshua Eisenman,"Beyond Engagement? Rethinking America's China Polic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Vol.25,No.100,2016,pp.643-649; Lanxin Xiang,"Biden's Misguided China Policy," Survival:Global Politics and Strategy,Vol.66,No.3,2024,pp.91-104。

(16)王浩：《从制度之战到经济竞争：国内政治与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2009—2018)》，《当代亚太》，2019年第1期，第38—55页；牛新春：《政治极化与美国对华政策转型》，《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2年第6期，第44—53页；吴心伯：《美国国内政治生态变化如何重塑对华政策》，《美国研究》，2022年第4期，第30—46页；张建、姜星宇：《国会及其特设机构在美国对华战略竞争中的角色与影响》，《国际展望》，2024年第4期，第147—164页；Tao Xie,"Congress and China Policy:An Analysis of China Bill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Vol.17,No.54,2008,pp.141-165; Alastair Iain Johnston,"Shaky Foundations:The 'Intellectual Architecture' of Trump's China Policy," Survival:Global Politics and Strategy,Vol.61,No.2,2019,pp.189-202; Robert Sutter,"Congress and Trump Administration China Policy:Overlapping Priorities,Uneasy Adjustments and Hardening Toward Beijing,"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Vol.28,No.118,2019,pp.519-537。

(17)Frank Fischer,Reframing Public Policy:Discursive Politics and Deliberative Practice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p.1-21.

(18)Stephen Hilgartner and Charles L.Bosk,"The Rise and Fall of Social Problems:A Public Arenas Model,"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94,No.7,1988,pp.53-78; David A.Rochefort and Roger W.Cobb,"Problem Definition,Agenda Access,and Policy Choice," Policy Studies Journal,Vol.21,No.1,1993,pp.56-71.

(19)Hugh Heclo,"Review Article:Policy Analysi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2,No.1,1972,pp.83-108.

(20)Peter M.Haas,"Introduction:Epistemic Communities and International Policy Coordin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6,No.1,1992,pp.1-35.

(21)Paul A.Sabatier,"Knowledge,Policy-Oriented Learning,and Policy Change:An Advocacy Coalition Framework," Science Communication,Vol.8,No.4,1987,pp.649-692.

(22)Paul A.Sabatier and Hank C.Jenkins-Smith,eds.,Policy Change and Learning:An Advocacy Coalition Approach,Westview Press,1993,p.30.

(23)一项政策的变革需要经历完整的变革周期，涵盖议程设置、权威认证、政策固化三个目标阶段。本文所说的“拥护联盟”是指对单个变革周期前所行政策持支持态度的倡导群体，“反对联盟”是指对该政策持反对态度的倡导群体。在单个变革周期中，政府会放弃旧政策并初步推行新政，但此时变革态势尚未固化、变革周期尚未结束，反对联盟和拥护联盟的身份也没有转变。

(24)Colin J.Bennett and Michael Howlett,"The Lessons of Learning:Reconciling Theories of Policy Learning and Policy Change," Policy Sciences,Vol.25,1992,p.282.

(25)Paul A.Sabatier,ed.,Theories of the Policy Process(First Edition),Westview Press,1999,p.148.

(26)Paul A.Sabatier,ed.,Theories of the Policy Process(Second Edition),Westview Press,2007,pp.198-199.

(27)Roberta N.Haar and Jonathan J.Pierce,"Foreign Policy Change from an Advocacy Coalition Framework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Vol.23,No.4,2021,pp.1771-1791.

(28)Jonathan J.Pierce et al.,"Policy Change:An Advocacy Coalition Framework Perspective," Policy Studies Journal,Vol.48,No.1,2017,pp.64-86.

(29)李文钊：《倡导联盟框架：探究政策过程中的子系统效应》，《行政论坛》，2023年第1期，第101页。

(30)Giliberto Capano,"Understanding Policy Change as an Epistem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Problem,"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olicy Analysis:Research and Practice,Vol.11,No.1,2009,p.9.

(31)Thierry Balzacq,ed.,Securitization Theory:How Security Problems Emerge and Dissolve,Routledge,2011,p.3; Holger Stritzel,"Towards a Theory of Securitization:Copenhagen and Beyond,"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3,No.3,2007,pp.357-383.

(32)Barry Buzan et al.,Security: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Lynne Rienner Publishers,1998,p.36.

(33)维维恩·A.施密特：《话语制度主义：观念与话语的解释力》，马雪松、田玉麒译，《国外理论动态》，2015年第7期，第10—13页。

(34)Rita Floyd,"Securitisation and the Function of Functional Actors," Critical Studies on Security,Vol.9,No.2,2021,pp.81-97.

(35)安全化理论认为，“安全化是政治化的极端形式，政治化是安全化的第一阶段。”参见Barry Buzan et al.,Security: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pp.23-24。

(36)传播学的议程设置理论认为，媒体可通过提升议题的“显著性”(salience)，使该议题被识别并上升为公共议程，参见Maxwell E.McCombs and Donald L.Shaw,"The Agenda-Setting Function of Mass Media," Th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Vol.36,No.2,1972,pp.176-187。学者后将议程设置理论引入政策制定的话语分析框架中，认为知识群体可通过提升议题的“突出性”(prominence)来推动政府出台相关政策，参见John W.Kingdon,Agendas,Alternatives,and Public Policies(Second Edition),Pearson,2014,pp.15-18。本文将“显著性”“突出性”与政治学中的“问题突显”(issue salience)概念结合，统一以“话语突显”概念描述知识群体设置安全化议程的方式，参见Kai Oppermann and Catherine E.de Vries,"Analyzing Issue Salienc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Kai Oppermann and Henrike Viehrig,eds.,Issue Salienc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Routledge,2011,pp.3-4。

(37)Basar Baysal,"20 Years of Securitization:Strengths,Limitations and a New Dual Framework," Uluslararasι Ilișkiler/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7,No.67,2020,p.14.

(38)Erving Goffman,Frame Analysis: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p.21.

(39)Peer C.Fiss and Paul M.Hirsch,"The Discourse of Globalization:Framing and Sensemaking of an Emerging Concep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70,No.1,2005,p.30.

(40)Robert D.Benford and David A.Snow,"Framing Processes and Social Movements:An Overview and Assessment,"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Vol.26,No.1,2020,pp.611-615.

(41)David A.Snow et al.,"Frame Alignment Processes,Micromobilization,and Movement Particip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51,No.4,1986,p.464.

(42)Philippe Bourbeau,"Moving Forward Together:Logics of the Securitisation Process," Millennium: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43,No.1,2014,pp.187-188; Thierry Balzacq et al.,Securitization Theory:How Security Problems Emerge and Dissolve,p.15; Thierry Balzacq,"The Policy Tools of Securitization Studies:Information Exchange,EU Foreign and Interior Policies,"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Vol.46,No.1,2008,p.79.

(43)“政策固化”与“权威认证”这两个目标阶段并没有时间上的先后性，两者是平行互补的关系。

(44)Paul A.Sabatier and Christopher M.Weible,eds.,Theories of the Policy Process(Third Edition),Westview Press,2014,pp.183-223.

(45)"A Matter of Trust:How the Revolving Door Undermines Public Confidence in Government-And What to Do About It," Project on Government Oversight,October 1,2005,p.7,https://gffgg60968f1d43c44842s6pu9nkcncbon600v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reports/matter-of-trust-how-revolving-door-undermines-public-confidence-in-government-and-what-to-do-about-it.

(46)Donald E.Abelson et al.,eds.,Think Tanks,Foreign Policy and Geo-Politics:Pathways to Influence(First Edition),Routledge,2017,p.17.

(47)魏红霞：《美国思想库概况》，载陶文钊主编：《美国思想库与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17页。

(48)David M.McCourt,"Knowledge Communities in US Foreign Policy Making:The American China Field and the End of Engagement with the PRC," Security Studies,Vol.31,No.4,2022,pp.593-633; Ellen Nakashima,"China Specialists Who Long Supported Engagement Are Now Warning of Beijing's Efforts to Influence American Society," The Washington Post,November 28,2018,https://gffggd01a3beff73c412es6pu9nkcncbon600v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world/national-security/china-specialists-who-long-supported-engagement-are-now-warning-of-beijings-efforts-to-influence-american-society/2018/11/28/8a5a5570-f25f-11e8-80d0-f7e1948d55f4_story.html.

(49)Charles F.Hermann,"Changing Course:When Governments Choose to Redirect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34,No.1,1990,p.11.

(50)本文所说的“共识”是指政策子系统内部拥护联盟同反对联盟达成一致且其信念被国内各界普遍接受的状态。本文认为，要判断共识是否最终形成，必须考察三个标志：其一，拥护联盟是否向反对联盟开展范式性政策学习；其二，联盟间的政策核心信念是否达成了一致，政策核心信念是指“认为哪种政策更重要、更优先”；其三，子系统的外部证据，如民意数据、下届政府对此轮变革周期形成“新政”的沿袭程度等。

(51)James Mann,About Face:A History of America's Curiou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from Nixon to Clinton,Alfred Knopf,1999,pp.26-53; Jia Qingguo,"One Administration,Two Voices:US China Policy During Bush's First Term,"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Vol.6,No.1,2006,pp.23-36.

(52)David M.McCourt,"Knowing the PRC:America's China Watchers Between Engagement and Strategic Competition," 2021-22 Wilson China Fellowship,May 31,2022,pp.173-175,https://gffgg20e8308546724c45s6pu9nkcncbon600v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publication/knowing-prc-americas-china-watchers-between-engagement-and-strategic-competition.

(53)他们中有如斯坦伯格、约瑟夫·奈这样的外交政策专家，也有如基辛格、布热津斯基、芮效俭、傅立民、贝德、大卫·兰普顿这样的老一代“中国通”，其与70后、80后持对华竞争观点的新生代“中国通”相区分。

(54)James B.Steinberg,"Administration's Vision of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U.S.Department of State,September 24,2009,https://gffggefdc5d13cb624fd7s6pu9nkcncbon600v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s/d/former/steinberg/remarks/2009/169332.htm.

(55)参见Hillary Rodham Clinton,"U.S.-China Relations:Indispensable to Our Future," U.S.Department of State,February 13,2009,https://gffggefdc5d13cb624fd7s6pu9nkcncbon600v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secretary/20092013clinton/rm/2009a/02/117333.htm。

(56)Chi Wang,Obama's Challenge to China:The Pivot to Asia,Routledge,2016,pp.178-333.

(57)参见Graham Allison,"Thucydides's Trap Has Been Sprung in the Pacific," Financial Times,August 21,2012,https://gffgg5e2ffa587a6c479bs6pu9nkcncbon600v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content/5d695b5a-ead3-11e1-984b-00144feab49a; Zbigniew Brzezinski,"Can China Avoid the Thucydides Trap?" New Perspectives Quarterly,Vol.31,No.2,2014,pp.31-33; Robert B.Zoellick,"U.S.,China and Thucydides," The National Interest,June 25,2013,https://gffgg2096bda27efa4099s6pu9nkcncbon600v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article/us-china-thucydides-8642等。

(58)参见Michael Pillsbury,The Hundred-Year Marathon:China's Secret Strategy to Replace America as the Global Superpower,Henry Holt and Company,2015。

(59)Ashley J.Tellis and Robert D.Blackwill,"Revising U.S.Grand Strategy Toward China," Council Special Report No.72,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April 2015,p.4,https://gffgg95678ad068d840f3s6pu9nkcncbon600v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report/revising-us-grand-strategy-toward-china.

(60)Aaron L.Friedberg,"China's Recent Assertiveness:Implications for the Future of US-China Relations-Testimony Before th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United States Senat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June 25,2014,pp.4-5,https://gffggf8099a3ec07c4f20s6pu9nkcncbon600v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imo/media/doc/Friedberg_Testimony％20.pdf.

(61)Aaron L.Friedberg,"The Debate over US China Strategy,"p.103.

(62)Michael Pillsbury,The Hundred-Year Marathon:China's Secret Strategy to Replace America as the Global Superpower,p.14.

(63)Ashley J.Tellis and Robert D.Blackwill,"Revising U.S.Grand Strategy Toward China," pp.20-22.

(64)Ashley J.Tellis and Robert D.Blackwill,"Revising U.S.Grand Strategy Toward China," pp.46-47.

(65)Aaron L.Friedberg,"The Debate over US China Strategy," pp.106-107; Ashley J.Tellis,"Balancing Without Containment:An American Strategy for Managing China,"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January 22,2014,pp.1-118,https://gffgg6c459393c7e042b3s6pu9nkcncbon600v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research/2014/01/balancing-without-containment-an-american-strategy-for-managing-china.

(66)参见Thomas J.Christensen,The China Challenge:Shaping the Choices of a Rising Power,W.W.Norton & Company,2015。

(67)Jeffrey Bader,"Changing China Policy:Are We in Search of Enemies?" Brookings,June 22,2015,https://gffgg8a8a2002ea884ffds6pu9nkcncbon600v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articles/changing-china-policy-are-we-in-search-of-enemies/.

(68)均势派的主张受众较少，至特朗普时期已失去影响力，参见Lyle J.Goldstein,Meeting China Halfway:How to Defuse the Emerging US-China Rivalry,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2015; Charles L.Glaser,"A U.S.-China Grand Bargain? The Hard Choice Between Military Competition and Accommodat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9,No.4,2015,pp.49-90; Michael D.Swaine,"Beyond American Predominance in the Western Pacific:The Need for a Stable U.S.-China Balance of Power,"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April 20,2015,https://gffgg6c459393c7e042b3s6pu9nkcncbon600v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research/2015/04/beyond-american-predominance-in-the-western-pacific-the-need-for-a-stable-us-china-balance-of-power。

(69)Kurt Campbell et al.,"Extending American Power:Strategies to Expand U.S.Engagement in a Competitive World Order,"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May 16,2016,p.8,https://gffgg8c5bcd766b864003s6pu9nkcncbon600v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publications/reports/extending-american-power-strategies-to-expand-u-s-engagement-in-a-competitive-world-order.

(70)Josh Rogin,"Big Changes Coming to Obama's Asia Team," Foreign Policy,January 4,2011,https://gffgg7d48fc043c504182s6pu9nkcncbon600v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2011/01/04/big-changes-coming-to-obamas-asia-team/; Jeffrey A.Bader,Obama and China's Rise:An Insider's Account of America's Asia Strategy,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2012,p.72.

(71)James Steinberg and Michael E.O'Hanlon,Strategic Reassurance and Resolve: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4,pp.203-205.

(72)刁大明：《2016年美国大选及其对中美关系影响预估》，《当代世界》，2016年第2期，第61—64页。

(73)"The Future of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in Quotations:Statements Made by President-Elect Donald J.Trump," The US-China Business Council,November 9,2016,https://gffgg831d52677e8c4dcfs6pu9nkcncbon600v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articles/the-future-of-the-us-china-relationship-in-quotations-statements-made-by-president-elect-donald-j-trump/.

(74)Bev Llorente,"Clinton Backs PH Moves in Sea Dispute with China," ABS-CBN,February 24,2016,https://gffggab310b65239b43d9s6pu9nkcncbon600v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global-filipino/02/23/16/clinton-backs-ph-moves-in-sea-dispute-with-china.

(75)John Kasich,"A Comprehensive Outline for American Security in a Chaotic World,"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November 17,2015,https://gffggf88d59504c5f4429s6pu9nkcncbon600v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documents/kasich-campaign-press-release-john-kasich-national-security-speech-washington-dc.

(76)Daniel White,"Read Hillary Clinton's Remarks from a Rally in Toledo,Ohio," Time,October 3,2016,https://gffgg311c4e2ec3074d74s6pu9nkcncbon600v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4517335/hillary-clinton-transcript-toledo-ohio/.

(77)Marco Rubio,"How My Presidency Would Deal with China," The Wall Street Journal,August 27,2015,https://gffgg75088e0365e544b1s6pu9nkcncbon600v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articles/how-my-presidency-would-deal-with-china-1440717685.

(78)参见Dorothy Manevich,"Americans Have Grown More Negative Toward China over the Past Decade," Pew Research Center,February 10,2017,https://gffggc2e0ac6783d84943s6pu9nkcncbon600v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short-reads/2017/02/10/americans-have-grown-more-negative-toward-china-over-past-decade/。

(79)何汉理：《美国国内对华政策辩论与中美关系未来》，《美国问题研究》，2016年第1期，第8页。

(80)可将“权威认证”的过程理解为政府精英与知识群体“结盟”，并将特朗普视作竞争派的权威成员。

(81)参见Donald Trump and Dave Shiflett,The America We Deserve,Renaissance Books,2000。

(82)Donald Trump,Time to Get Tough:Making America No.1 Again,Regnery Publishing,2011,pp.162,164.

(83)"Trump Accuses China of 'Raping' US with Unfair Trade Policy," BBC,May 2,2016,https://gffggc20ef995760b49f0s6pu9nkcncbon600v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news/election-us-2016-36185012;"Trump Escalates Economic Tirade Against Free Trade,China and Globalism," The Guardian,June 28,2016,https://gffgg11e18469c7a04ba7s6pu9nkcncbon600v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us-news/2016/jun/28/donald-trump-foreign-policy-speech-tpp-china-free-trade.

(84)"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White House,December 2017,pp.2-3,https://gffgg021d6e1bcc024f81s6pu9nkcncbon600v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pdf;"Summary of the 2018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U.S.Department of Defense,2018,p.1,https://gffgg1c760aefbd0245a9s6pu9nkcncbon600v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2020/May/18/2002302061/-1/-1/1/2018-NATIONAL-DEFENSE-STRATEGY-SUMMARY.PDF.

(85)"How China's Economic Aggression Threatens the Technologies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 The White House,June 2018,pp.1-35,https://gffgg021d6e1bcc024f81s6pu9nkcncbon600v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wp-content/uploads/2018/06/FINAL-China-Technology-Report-6.18.18-PDF.pdf.

(86)"2018 Report to Congress on China's WTO Compliance," Office of the U.S.Trade Representative,February 2019,pp.8-17,https://gffggb4d74ccd61eb4798s6pu9nkcncbon600v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sites/default/files/2018-USTR-Report-to-Congress-on-China％27s-WTO-Compliance.pdf.

(87)Donald Trump,"Remarks at the American Center for Mobility in Ypsilanti Township,Michigan,"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March 15,2017,https://gffggf88d59504c5f4429s6pu9nkcncbon600v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documents/remarks-the-american-center-for-mobility-ypsilanti-township-michigan.

(88)Jessica Bursztynsky,"Secretary of State Pompeo:Huawei's CEO 'Isn't Telling the American People the Truth' on China Government Ties," CNBC,May 23,2019,https://gffgg2b4c25964d004adfs6pu9nkcncbon600v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2019/05/23/secretary-of-state-pompeo-huawei-saying-that-it-does-not-work-with-the-chinese-government-is-false.html.

(89)Ashley Parker,"Donald Trump Says a Strong Defense Against Cyberattacks Is Essential," The New York Times,October 2016,https://gffgg55bf80143b324dffs6pu9nkcncbon600v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2016/10/04/us/politics/donald-trump-campaign.html.

(90)Donald Trump,"Remarks by President Trump on United States 5G Deployment," The White House,April 12,2019,https://gffgg021d6e1bcc024f81s6pu9nkcncbon600v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president-trump-united-states-5g-deployment/.

(91)Yojana Sharma,"Confucius Institutes Must Be Transparent or Close-US Senate," University World News,March 1,2019,https://gffgg1c6a887a25ff4af0s6pu9nkcncbon600v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post.php? story=20190301140432282.

(92)Natalie Johnson,"CIA Warns of Extensive Chinese Operation to Infiltrate American Institutions," The Washington Free Beacon,March 7,2018,https://gffggf128898f3a0e4a3fs6pu9nkcncbon600v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national-security/cia-warns-extensive-chinese-operation-infiltrate-american-institutions/.

(93)Michael Pence,"Remarks by Vice President Pence on the Administration's Policy Toward China," The White House,October 4,2018,https://gffgg021d6e1bcc024f81s6pu9nkcncbon600v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vice-president-pence-administrations-policy-toward-china/.

(94)"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p.2.

(95)Ibid.,pp.3-4.

(96)Ibid.,pp.3,28.

(97)Michael Pence,"Remarks by Vice President Pence on the Administration's Policy Toward China".

(98)Office of the Under Secretary of Defense(Comptroller),Chief Financial Officer,"Defense Budget Overview: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Defense Fiscal Year 2019 Budget Request," U.S.Department of War,February 13,2018,pp.1-108,https://gffgg0b0a2934f92541efs6pu9nkcncbon600v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Portals/45/Documents/defbudget/fy2019/fy2019_Budget_Request_Overview_Book.pdf.

(99)Jenny Leonard and Shawn Donnan,"Trump Advisers Weigh Hacking Sanctions on Chinese Entities," Bloomberg,September 8,2018,https://gffgg3e48ad21e6944ae0s6pu9nkcncbon600v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news/articles/2018-09-07/trump-advisers-said-to-weigh-hacking-sanctions-on-china-in-trade.

(100)"China's Status as a Non-Market Economy,"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Trade Administration,October 26,2017,https://gffggba81982a7c5045bds6pu9nkcncbon600v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download/prc-nme-status/prc-nme-review-final-103017.pdf.

(101)Michael Pence,"Remarks by Vice President Pence at the 2019 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 The White House,February 16,2019,https://gffgg021d6e1bcc024f81s6pu9nkcncbon600v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vice-president-pence-2019-munich-security-conference-munich-germany/.

(102)"Da Jiang Innovations(DJI) Likely Providing U.S.Critical Infrastructure and Law Enforcement Data to Chinese Government," U.S.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August 9,2017,https://gffgg558c42b8899444cfs6pu9nkcncbon600v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ICE-DJI-China.pdf.

(103)Yojana Sharma,"Confucius Institutes Must Be Transparent or Close-US Senate".

(104)2017年11月，特朗普在越南岘港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使用了“自由和开放的印太”(FOIP)的表述，这被视为“印太战略”的正式公布，参见Donald Trump,"Remarks by President Trump at APEC CEO Summit,Da Nang,Vietnam," The White House,November 10,2017,https://gffgg021d6e1bcc024f81s6pu9nkcncbon600v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president-trump-apec-ceo-summit-da-nang-vietnam/。

(105)2021年1月，白宫解密了《美国印太战略框架》报告，该报告由博明制定并交由特朗普签署，构成其“印太战略”的基石。参见"U.S.Strategic Framework for the Indo-Pacific," The White House,January 2021,https://gffgg021d6e1bcc024f81s6pu9nkcncbon600v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wp-content/uploads/2021/01/IPS-Final-Declass.pdf。

(106)Hal Brands,"The Chinese Century?" The National Interest,February 20,2018,https://gffgg2096bda27efa4099s6pu9nkcncbon600v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feature/the-chinese-century-24557.

(107)Kurt M.Campbell and Ely Ratner,"The China Reckoning:How Beijing Defied American Expectations," Foreign Affairs,Vol.97,No.2,2018,pp.60-70.

(108)Robert D.Blackwill,"Trump's Foreign Policies Are Better Than They Seem,"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April 2019,pp.8-18,https://gffgg95678ad068d840f3s6pu9nkcncbon600v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report/trumps-foreign-policies-are-better-they-seem.

(109)Aaron L.Friedberg,"Competing with China," Survival:Global Politics and Strategy,Vol.60,No.3,2018,pp.7-64.

(110)Kurt M.Campbell and Ely Ratner,"The China Reckoning:How Beijing Defied American Expectations," p.70.

(111)Evan S.Medeiros,"The Changing Fundamentals of US-China Relations," pp.93-119.

(112)Wang Jisi et al.,"Did America Get China Wrong?" Foreign Affairs,June 14,2018,https://gffgg492f7aeb2f1a43fas6pu9nkcncbon600v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responses/did-america-get-china-wrong; Chas W.Freeman,"The Mess in U.S.-China Relations:Remarks to the New England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 October 6,2018,https://gffggc2af6cd6ee0246acs6pu9nkcncbon600v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the-mess-in-u-s-china-relations/.

(113)Jeffrey A.Bader,"U.S.-China Relations:Is It Time to End the Engagement?" Brookings,September 2018,pp.3-5,https://gffgg8a8a2002ea884ffds6pu9nkcncbon600v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articles/u-s-china-relations-is-it-time-to-end-the-engagement/.

(114)Michael D.Swaine,"The U.S.Can't Afford to Demonize China," Foreign Policy,June 29,2018,https://gffgg6c459393c7e042b3s6pu9nkcncbon600v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posts/2018/06/the-us-cant-afford-to-demonize-china.

(115)Orville Schell and Susan L.Shirk,"Course Correction:Toward an Effective and Sustainable China Policy," Asia Society,February 2019,https://gffggc5071660065c4899s6pu9nkcncbon600v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sites/default/files/inline-files/CourseCorrection_FINAL_2.7.19_1.pdf.

(116)Joseph Nye,"Condemned to Cooperate,or Be Condemned," China-U.S.Focus Digest,Vol.21,2019,p.6；朱东阳、王超、郭一娜：《中美进入选择性“接触+竞争”时代——专访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傅立民》，《参考消息》，2019年5月7日。

(117)Jeffrey A.Bader,"U.S.-China Relations:Is It Time to End the Engagement?" p.5.

(118)Orville Schell and Susan L.Shirk,"Course Correction:Toward an Effective and Sustainable China Policy," pp.8-9,13-14.

(119)Harry Harding,"The U.S.and China from Partners to Competitors," The Carter Center,2019,pp.1-18,https://gffggbca40dcd525c4139s6pu9nkcncbon600v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resources/pdfs/peace/china/china-program-2019/harding.pdf;"Remarks by Henry M.Paulson,Jr.,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t a Crossroads," Paulson Institute,November 7,2018,https://gffgga7f6560de39b4d7ds6pu9nkcncbon600v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press_release/remarks-by-henry-m-paulson-jr-on-the-united-states-and-china-at-a-crossroads/.

(120)Yoshikazu Kato,"A Conversation with Professor Ezra Vogel," Asia Global Institute,August 29,2019,https://gffgg27350e98a09f43a4s6pu9nkcncbon600v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news-post/a-conversation-with-professor-ezra-vogel.

(121)参见Larry Doyle,In Bed with Wall Street:How Bankers,Regulators and Politicians Conspire to Cripple Our Global Economy,St.Martin's Griffin,2015。

(122)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政治家经常使用这一短语，指的是减少特殊利益集团和游说活动对民主政治的影响。特朗普曾计划通过限制国会议员接受游说、禁止议员炒股、将联邦机构迁往地方、改革公务员制度等措施达成该目标，但并未成功。

(123)James Kitfield,"Trump's Generals Are Trying to Save the World.Starting with the White House," Politico,August 4,2017,https://gffggdfca497fd3cd4bf0s6pu9nkcncbon600v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magazine/story/2017/08/04/donald-trump-generals-mattis-mcmaster-kelly-flynn-215455/.

(124)Josh Rogin,Chaos Under Heaven:Trump,Xi,and the Battle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2021,pp.64-68.

(125)Bob Woodward,Fear:Trump in the White House,Simon & Schuster,2018,p.141.

(126)Ibid.,p.146.

(127)Josh Rogin,Chaos Under Heaven:Trump,Xi,and the Battle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p.71.

(128)Bob Woodward,Fear:Trump in the White House,pp.219-227.

(129)"United States Strategic Approach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White House,May 20,2020,https://gffgg021d6e1bcc024f81s6pu9nkcncbon600v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wp-content/uploads/2020/05/U.S.-Strategic-Approach-to-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Report-5.24v1.pdf.

(130)“NSC 68”是1950年《美国国家安全目标和计划》报告的代码，该报告回应了凯南的“长电报”，并确立了全面遏苏政策，是冷战时期美国最重要的政策声明之一。自出任国务卿以来，蓬佩奥一直想仿效凯南发布对华“长电报”，并先后委托斯金纳、余茂春开展这一工作，但未能完成。2019年，博明委托其在国会中的密友加拉格尔发布对华“长电报”，而他本人则撰写《对华战略方针》作为回应。参见Mike Gallagher,"The Sources of CCP Conduct," The American Interest,May 2019,https://gffgg1d73031134e84749s6pu9nkcncbon600v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2019/05/09/the-sources-of-ccp-conduct/。

(131)Lindsey W.Ford,"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and the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Brookings,May 2020,https://gffgg8a8a2002ea884ffds6pu9nkcncbon600v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articles/the-trump-administration-and-the-free-and-open-indo-pacific/.

(132)"Indo-Pacific Strategy Report," U.S.Department of Defense,June 1,2019,https://gffgg52135f9b1265417cs6pu9nkcncbon600v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military/library/report/2019/dod-indo-pacific-strategy-report_201906.pdf.

(133)"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Advancing a Shared Vision," U.S.Department of State,November 4,2019,https://gffgg2635104f27b14872s6pu9nkcncbon600v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wp-content/uploads/2019/11/Free-and-Open-Indo-Pacific-4Nov2019.pdf.

(134)Richard Javad Heydarian,The Indo-Pacific:Trump,China,and the New Struggle for Global Mastery,Palgrave Macmillan,2020,pp.150-153.

(135)Gareth Porter,"How a Key Pentagon Official Turned China Policy Over to Arms Industry and Taiwan Supporters," The Grayzone,October 27,2020,https://gffggab85a3dfd8124841s6pu9nkcncbon600v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2020/10/27/pentagon-china-policy-arms-industry-taiwan/.

(136)David M.McCourt,"The End of Engagement:Expertise,Domestic Politics,and U.S.China Strategy Under Trump," Mersho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September 2020,pp.38-42,https://gffgg014adb5f44554fbcs6pu9nkcncbon600v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sites/default/files/2020-09/mccourt_the_end_of_engagement.pdf.

(137)Leonardo Dinic,"Steve Bannon's 'Populist' Argument Against China," China-US Focus,September 10,2019,https://gffgg1962926eeece4454s6pu9nkcncbon600v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foreign-policy/steven-bannons-populist-argument-against-china.

(138)Josh Rojin,"Without Rex Tillerson's Protection,a Top State Department Asia Nominee Is in Trouble," The Washington Post,March 15,2018,https://gffggd01a3beff73c412es6pu9nkcncbon600v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news/josh-rogin/wp/2018/03/15/without-rex-tillersons-protection-a-top-state-department-nominee-is-in-trouble/.

(139)Curt Mills,"Steve Bannon's War on Susan Thornton Is Back On," The National Interest,May 18,2018,https://gffgg2096bda27efa4099s6pu9nkcncbon600v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feature/steve-bannons-war-susan-thornton-back-25887.

(140)"Anti-China Rhetoric Similar to That in McCarthy Era,Says Former U.S.Ambassador," Xinhuanet,May 8,2020,https://gffggbf6f940a9ef64f34h6pu9nkcncbon600v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english/2020-05/08/c_139039096.htm.

(141)"USTR Announces Initiation of Section 301 Investigation of China,"Office of the U.S.Trade Representative,August 18,2017,https://gffggb4d74ccd61eb4798s6pu9nkcncbon600v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17/august/ustr-announces-initiation-section.

(142)Josh Rogin,Chaos Under Heaven:Trump,Xi,and the Battle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pp.143-147; Bob Bryan,"Trump Just Made a Big Move That Could Deescalate the Trade War with China," Business Insider,June 2018,https://gffgg7e8a2a827ab14dbbs6pu9nkcncbon600v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trump-crackdown-on-china-investment-in-us-chooses-lighter-option-2018-6.

(143)李巍、赵莉：《美国外资审查制度的变迁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国际展望》，2019年第1期，第44—71页。

(144)David Shambaugh,"Dusting off Cold War Tools for US-China Competition," China-US Focus,July 2,2020,https://gffgg1962926eeece4454s6pu9nkcncbon600v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foreign-policy/dusting-off-cold-war-tools-for-us-china-competition.

(145)Susan Shirk,"China:Fragile Superpower Revisited," IGCC,June 1,2020,https://gffgg65bdc3ca507b4ac9s6pu9nkcncbon600v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interview/china-fragile-superpower-revisited/.

(146)Orville Schell,"The Death of Engagement," The Wire China,June 7,2020,https://gffggdefce57f334a4bdbs6pu9nkcncbon600v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2020/06/07/the-birth-life-and-death-of-engagement/.

(147)Juan Zhang and Shannon Tiezzi,"Harry Harding on the Rapidly Changing US-China Relationship," The Diplomat,October 15,2020,https://gffgg2b83728a39fc47d0s6pu9nkcncbon600v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2020/10/harry-harding-on-the-rapidly-changing-us-china-relationship/.

(148)Anne F.Thurston,ed.,Engaging China:Fifty Years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21,pp.47,56,410.

(149)Robert C.O'Brien,ed.,President Trump on China:Putting America First,The White House,November 2020,pp.56,61,88,89-103,https://gffgg021d6e1bcc024f81s6pu9nkcncbon600v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wp-content/uploads/2020/11/Trump-on-China-Putting-America-First.pdf.

(150)Kat Devlin et al.,"U.S.Views of China Increasingly Negative amid Coronavirus Outbreak," Pew Research Center,April 21,2020,https://gffggc2e0ac6783d84943s6pu9nkcncbon600v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global/2020/04/21/u-s-views-of-china-increasingly-negative-amid-coronavirus-outbreak/; Sarah Zheng,"US Public's Opinion of China Hits 20-Year Low,Gallup Poll Say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March 3,2020,https://gffggdfd1e81d00c8408es6pu9nkcncbon600v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news/china/diplomacy/article/3064730/us-publics-opinion-china-hits-20-year-low-gallup-poll-says.

(151)Evan Medeiros,"The New Domestic Politics of U.S.-China Relations," Asia Society Policy Institute's Center for China Analysis,December 2023,pp.14-42,https://gffggc5071660065c4899s6pu9nkcncbon600v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sites/default/files/2023-12/ASPI％20CCA％20The％20New％20Domestic％20Politics％20of％20U.S.-China％20Relations.pdf.

(152)坎贝尔与沙利文发文阐述拜登团队的对华竞争战略，参见Kurt M.Campbell and Jake Sullivan,"Competition Without Catastrophe-How America Can Both Challenge and Coexist with China," Foreign Affairs,August 1,2019,https://gffgg492f7aeb2f1a43fas6pu9nkcncbon600v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china/competition-with-china-catastrophe-sullivan-campbell。

(153)Matt Pottinger and Mike Gallagher,"No Substitute for Victory:America's Competition with China Must Be Won,Not Managed," pp.25-30；陈静、周文星：《美国对华关系“武器化”派的兴起及潜在走向》，《现代国际关系》，2024年第8期，第101—120页。

(154)Matt Pottinger and Mike Gallagher,"No Substitute for Victory:America's Competition with China Must Be Won,Not Managed," pp.34-40.

(155)Jessica Chen Weiss,"The China Trap:U.S.Foreign Policy and the Perilous Logic of Zero-Sum Competition," Foreign Affairs,Vol.101,No.5,September/October 2022,https://gffgg492f7aeb2f1a43fas6pu9nkcncbon600v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china/china-trap-us-foreign-policy-zero-sum-competition.

(156)"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The White House,October 2022,pp.23-25,https://gffgg1d086bb2a2404c1cs6pu9nkcncbon600v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wp-content/uploads/2022/10/Biden-Harris-Administration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10.2022.pdf; Quint Forgey and Phelim Kine,"Blinken Calls China 'Most Serious Long-Term' Threat to World Order," Politico,May 26,2022,https://gffggdfca497fd3cd4bf0s6pu9nkcncbon600v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news/2022/05/26/blinken-biden-china-policy-speech-00035385.

(157)"Readout of President Biden's Virtual Meeting with President Xi Jinp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White House,November 16,2021,https://gffgg5515d308448843dcs6pu9nkcncbon600v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11/16/readout-of-president-bidens-virtual-meeting-with-president-xi-jinping-of-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

(158)《王毅应约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电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官网，2022年12月23日，https://gffgg51cba6a0e86e4dafs6pu9nkcncbon600v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web/wjbzhd/202212/t20221223_10994197.shtml。

(159)《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在利马举行会晤》，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官网，2024年11月17日，https://gffgg9c53642c97484d29s6pu9nkcncbon600v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zyxw/202411/t20241117_11527702.shtml。

(160)郝薇薇、乔继红：《特写|“中美两国可以相互成就、共同繁荣”》，新华网，2025年10月30日，https://gffggbf6f940a9ef64f34s6pu9nkcncbon600v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20251030/f81cccfe63f445229b892a89bee9faa5/c.html。

(161)John Pomfret,"They May Ask in Beijing,'Who Lost America?'" The Washington Post,March 23,2018,https://gffggd01a3beff73c412es6pu9nkcncbon600v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news/global-opinions/wp/2018/03/23/they-may-ask-in-beijing-who-lost-americ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