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抗战时期有些日本人因不同的战争经历和体验而萌生了厌战情绪乃至反战倾向，开展反战斗争。日本共产党从其理想信念、阶级立场和革命追求出发，自觉地反对日本侵略战争，支持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无论日本人自发的还是自觉的厌战、反战斗争，在日本政府和军部的残酷镇压下大多是暗中活动或分散发展，或者流亡国外继续开展反战斗争。在华日本人的反战活动，主要是日共党员、进步人士和被教育与改造后的日俘，他们在国统区和中共抗日根据地成立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及其支部，积极参加对日宣传和斗争，甚至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英勇牺牲。因此，中国共产党提出对日“两分论”，不仅在战时正确区分了一小撮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与广大日本民众，而且成为战后中共制定对日政策的理论基础，成为客观分析、理性研判日本社会，团结最广大日本民众的法宝，深刻影响着当代中日关系的走向。
关键词 ：抗日战争；日本人；反战活动；中国共产党；两分论
抗战时期日本人的反战活动，对于不少中国人而言是难以想象的。他们即使认为抗战时期的日本人不全是侵略者，至少也是支持日本侵华战争的，很难想象会有日本人开展反战活动，支持和帮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日学界虽曾关注到抗战时期在华日本人的反战活动，包括鹿地亘夫妇、绿川英子等在国统区成立的“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八路军、新四军俘虏的日军官兵经改造与教育后成立的“日本士兵觉醒联盟”和“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等，但较少注意日本国内的反战活动。即使关注到后者，也甚少与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两分论”联系起来。其实，中国共产党从大革命时期就提出日本侵略战争是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发动的，广大日本人民也是战争受害者的“两分论”，但在近些年受到一些“冲击”。如，有人主张所有日本人都有战争责任，不应也不必区分；认为“两分论”是中共出于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需要，在今天已经“过时”。这对于如何认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和战后中日关系产生了严重影响。笔者拟通过回顾抗战时期日本人在国内和在中国，如何以及怎样厌战乃至走向反战的历史，重在分析“两分论”的理论依据、阶级基础、适用范围，既欲澄清那些模糊或错误的历史认识，也为正确处理当前和今后的中日关系提供历史智慧。
一、日本国内的反战活动
明治维新以来，受军国主义影响的日本国民，在日本政府和军部的蛊惑下，不少人参与侵华战争，或支持侵华战争，沦为日本侵华战争的“工具”“帮凶”和“炮灰”。这一点从战时日本出版的《满洲事变从军纪念写真贴》《从军：上海派遣军》《支那事变画报》《大东亚战争写真集》等，以及战时日本新闻媒体的报道中略见一斑。日本政府和军部在“总体战”框架下，实施“国民精神总动员”，强化对日本民众的思想、言论、集会、结社等方面管控，不惜以暴力逮捕、关押或屠杀反抗者。在如此残酷的白色恐怖下，很多人不得不顺从日本政府和军部的战争体制，但日本国内是否就没了反战活动？答案是否定的。战时日本国内的反战活动，时而涓涓细流，时而暗潮汹涌，虽难以阻止日本不断扩大的侵华战争，但仍给处于艰难抗战的中国人民以极大支持。
首先，日本共产党是日本国内反战活动的核心领导者，是反战活动中最坚定的核心力量。1922年7月，在共产国际支持下成立的日共，与中共保持联系，并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被赋予支持日本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重任。1928年4月，台湾共产党成立时，中共与日共密切配合、相互支持。1929年1月，中共与日共在上海发表联合宣言，批判日本帝国主义“是侵略中国、镇压中国革命最凶恶的敌人，是压迫日本劳农群众最反动的统治者，是东亚一切白色恐怖的发动机”，呼吁“反抗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革命的任务之一，同时是日本革命的任务”，将反抗日本侵略列为日本革命的重要任务。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翌日，日共机关报《赤旗》即发表《告全国工人、农民、士兵书》，呼吁日本民众反对日本侵华战争。9月20日，中共中央与日共中央联合发表《中国、日本共产党为日本强占东三省宣言》，号召中日两国民众联合阻止日本侵略战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10月1日、5日，日共元老、共产国际执委片山潜相继发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无产阶级》《侵略满洲与日本无产阶级的反帝斗争》，呼吁日本民众以各种形式反对日本侵华战争。
日本政府和军部对日共持续实施逮捕、审判、屠杀等残酷镇压，但始终未能抹杀或阻止日共领导的反战斗争。从1923年6月日本政府对日共实施大逮捕，到1928年3月的“三一五事件”和1929年4月的“四一六事件”，日共中央大部分领导和大批党员被捕入狱，但日共领导的反战斗争并未停息。1932年9月，片山潜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召开的世界反战大会上谴责日本侵华战争，批评日本部分民众盲目支持这场不义战争，呼吁翌年在上海召开远东反战会议。日本无产阶级艺术同盟虽经历1932年的大逮捕，但仍冒着巨大风险派出江口渔、秋田雨雀、铃木茂三郎、加藤勘十等，前往上海参加国际远东反战会议，他们回国后成立了“远东和平之友会”，开展反战活动。日本工会全国协议会、日本共产主义青年同盟、日本反帝同盟等在日共领导和影响下的团体，或散发传单，或公开演讲，或上街游行，积极开展反战宣传与反战斗争，遭到日本政府和军部的镇压。1935年3月，日共最后一名中央委员袴田里见被捕，日共领导的反战运动一度停滞。但是，随着日共中央委员春日庄次郎在1937年1月刑满获释，他随之重建日共中央指挥部，继续指挥和开展反战斗争，但经1938年、1942年的两次大逮捕事件，反战活动遭受重挫。不过，即使被捕的日共领导和党员，仍坚持“狱中斗争”，以法庭为讲坛，揭批日本侵华战争的本质，鼓舞日本民众继续开展反战活动。
其次，日本民众自发的厌战、反战斗争。日本政府和军部开动宣传机器，把侵略中国说成“膺惩暴支”，宣扬所谓“圣战”，并通过新闻报刊、影视广播等，煽动日本民众对侵略战争的狂热支持，包括欢送“出征”日军、募捐支持日军、慰问日军官兵、缝制祈愿胜利和平安的“千人针”等，打造全民参战的假象。谎言终究只是谎言，掩盖不了日本侵略战争造成的残酷事实。一是战争虽以军事形式呈现，但背后较量的是生产、技术、人员等综合国力，而长期战争消耗的主要承受者是日本民众，这也是日本民众自发产生厌战情绪乃至走向反战的根本原因。二是以“圣战”之名行侵略之实，特别是对中国无辜平民的烧杀抢掠淫等暴行，虽被日本新闻管制或“不许可”发表，但仍通过各种渠道传到日本国内，对一些日本人造成了“冲击”，开始怀疑“圣战”的正义性。如，民社党国会议员斋藤隆夫于1940年2月2日在国会上指责日本政府和军部发动对华战争，已造成10万日军官兵死亡和日本民众忍受一切痛苦的事实，批评所谓“圣战”“东亚新秩序”，只不过是日本实施弱肉强食政策的借口而已。三是日共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建立反战统一战线，在日本国内发动民众，宣传反战思想，开展反战斗争，对日本社会产生了直接影响。
日本工人是军事物资生产、运输和维持侵略战争经济的重要支撑，被深度卷入侵略战争之中，因而他们的厌战情绪也最重，反战斗争最激烈。如，九一八事变后，东京、大阪、富山、青山等地工人，举行反战游行、集会，反对出兵“满蒙”，要求撤出中国东北。10月5日，东京的一些工人召开反战工人代表大会，要求以军费救济失业者。1932年3月，东京地铁工人举行大罢工，各地军工企业的工人以消极怠工、倒卖军需物资等方式反战。随着日本深陷中国战场，巨大的战争消耗严重影响日本民众的生产、生活，一方面大批中小企业濒临破产，失业大军与日俱增；另一方面军需工厂提升劳动强度，实行连续工作36小时，甚至42小时的“连勤制度”，但同时又雇佣临时工，降低工资等，引发劳资矛盾。如，1938年发生劳资纠纷1050件，参加者55565人；1939年发生1120件，参加者128294人。反战工人还于1939年8月12日炸毁大阪皮革厂，由此引发的大火绵延至附近的16家工厂，对日军军需生产造成一定损失。1941—1944年，日本工人进行厌战、反战斗争1333次，参加者56200人。他们在日本政府和军部的压制下虽反抗次数、激烈程度、参加人员有所下降，但在广大工人中间普遍弥漫着厌战情绪，渴望早日结束战争。
日本侵略战争所需之粮食和兵员的主要承担者是农民，虽然“以战养战”和就地抢掠可以解决部分军粮，但日军因战线过长、长期作战、战斗减员等所需兵员补充却不得不来自于日本农民。随着大批农民被征兵、流入城市和作为开拓民前往日军占领区，日本农业生产深受影响，农民遭受地主盘剥加重而生活愈加困苦，他们抵制、反对缴纳或出售粮食的斗争此起彼伏。据统计，1938年发生日本农民反抗事件4615件，5.28万人参加；1941年3308件，3.8万人参加；1941—1944年，日本农民进行了1600多次斗争，参加者9.1万余人。如果说日本农民反抗地主盘剥或拒绝缴纳、出售粮食，尚有与日军争夺口粮的自发厌战性质，那么他们逃避兵役、阻止将新兵送往战场的行动，则带有某种程度的自觉反战性质。1932年1月“一·二八”事变爆发后，日本政府一方面从国内调派军队，一方面向在华日侨就地征兵，而在华日侨应者寥寥，不少人以自残等方式逃避征兵。千余名日军家属组成“索夫团”前往陆军省请愿，要求中止出兵，撤退已派出之军队，结束侵华战争，但遭到拒绝。她们齐赴车站，横卧铁轨，阻止运兵列车出发，反映了她们厌恶战争、反对战争、渴望和平生活的朴素追求。
青年学生既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也有热血澎湃的豪情与活力，敢想敢干，总是冲在时代潮流的前列，他们既容易被日本政府和军部利用以支持侵略战争，也往往在认清侵略战争的本质后转为更加坚定的反战斗士。1932年2月9日，明治大学等校学生就举行反战游行，横滨等地学生积极参与，散发反战传单，高呼反战口号。1941年8月，暑假返乡的几名学生在冲绳县八重山郡的小学，利用举行音乐会之机宣传反战，遭到警察围捕，结果当地对战争早已不满的群众为保护学生而痛打警察。于是，这些学生联合宫古郡的学生在各地召开演讲会，继续宣传反战。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特别是经过中途岛海战、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后，日本与东南亚之间的补给线几乎被切断，大批日军更是有去无回，战局败势已现，日本民众的反抗斗争不再局限于游行示威、罢工停产、抗租抗捐，而是公开反对战争、反对军部，甚至“不敬”天皇，这在战前日本是极其罕见的“忤逆”或“大不敬”行为。据统计，1942—1945年间的反战、反军和对天皇“不敬”事件，至少发生1321件，以致内务省警保局也不得不承认这种有意识有计划的活动越来越多。
最后，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提供情报，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例如，擅长中国与东亚研究的尾崎秀实，曾作为《朝日新闻》驻上海特派员来华，在与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员交往中同情中国遭遇，逐渐转向反对日本侵华战争，为共产国际搜集远东情报。他在1932年2月奉调回国后，逐渐打入日本政界，深受首相近卫文麿的信任，不断为佐尔格小组和“中共谍报团”搜集与提供情报，但随着1941年10月日本破获佐尔格小组而被捕，1944年11月7日他与佐尔格被判处绞刑。日本派驻《上海周报》社的田中忠夫和留日学生、中共党员王学文创办的读书会，联络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毕业生、后加入中共、曾任满铁总社调查部成员和满铁驻上海办事处主任中西功，以及《上海日报》社记者西里龙夫和川合贞吉、《日本新闻》社驻上海办事处成员船越寿雄、满铁职员小松重雄等人，在1930年10月成立了“日中人民战线”，既向尾崎秀实学习，也接受他和佐尔格的领导，搜集并向中国传送日本侵华战争相关情报。随着佐尔格小组被破获，1942年6月中西功、西里龙夫等被捕。中共东京支部和留日学生在日本秘密发展、联系反战人士，如黑田善次等人。这些日本人大多具有日共背景，主要反战工作是搜集情报，无法在日本开展武装反抗或公开斗争。
日本国内的反战活动，或许会颠覆不少人眼中日本全民支持侵略战争的印象，但也不可因此否认日本社会支持侵略战争的狂热，否则就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那么，究竟应该如何认识日本国内的反战活动？根据唯物辩证法一分为二的观点，具体问题需具体分析。一是日本国内的反战活动规模小、参加人数少、社会影响力不大。它与日本民众的军国主义狂热和侵略扩张的社会氛围相比，显属支流或潜流。二是除日共自觉组织和引导的工人罢工、农民反抗斗争外，不少反战活动是日本民众在战争长期化的背景下厌战情绪的反应，从厌战到反战是自然而然的发展过程，即自发反战与自觉反战同时并存。三是日本政府和军部对反战活动的残酷镇压与白色恐怖，包括逮捕、审判、残杀反战人士，这是日本国内的反战活动长期处于低潮的主要原因，但反战活动始终存在，这是日共和日本民众坚持斗争的结果。四是日本国内的反战活动，与中国境内的日本人反战活动相互配合，极大地支持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成为打击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一支特殊力量。
二、在华日本人的反战活动
在华日本人的反战活动，如前所述中日学界已有所研究，但普通民众很难理解为何他们会主动参加“抗日战争”，尤其是那些深受军国主义影响的日军战俘为何被教育改造后反而转身参与“抗日战争”？其实，他们参加“抗日战争”，主要是厌恶、反对日本侵华战争，希望打倒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早日结束侵略战争和建设“民主”日本，实现中日和平友好与合作。虽然他们的反战目标相近，但在华日本人的反战出发点各有不同，这是认识在华日本人反战活动的关键所在。
一是以鹿地亘夫妇、绿川英子为代表的国统区的日本人反战活动，情况比较复杂，参加人员的动机与反战思路有所不同，加之国民党不同势力的参与，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反战活动的效果。例如，鹿地亘夫妇的革命经历决定了他们反战的坚决态度。鹿地亘早在东京帝国大学读书期间就参加左翼文学运动，参加日共活动，曾任日本普罗文学同盟书记，多次发表反战言论，遭受日本政府和军部迫害。他在1935年底1936年初与妻子池田幸子逃到中国，在上海结识鲁迅，与胡风、艾青等左翼作家交往，坚持反战宣传。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同年11月，上海沦陷，鹿地亘夫妇在郭沫若关照下被护送至武汉，参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的对日宣传研究工作。在郭沫若和鹿地亘的东京帝国大学中国同学、同为第三厅同事的冯乃超帮助下，鹿地亘组织11名思想改造得较好的日军战俘，于1939年11月23日在广西桂林成立“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西南支部”（以下简称“西南支部”），并于成立翌日即开赴桂南前线，结果在前线对日军反战宣传中有三名队员光荣牺牲，引起广泛关注。
鹿地亘从桂南前线返回重庆后，于1940年3月20日吸收16名自愿加入反战同盟的日军战俘，成立“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重庆总部”，并于7月20日利用西南支部成员到重庆演出之机会，在政治部第三厅成立以鹿地亘为会长的“在华日本人反战革命同盟会”，发表他们的反战纲领。即，作为日本人民在海外的革命支队，揭露日本帝国主义阴谋，反对日本侵略战争，支持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打倒东亚各民族的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民主日本，中日亲善提携与自由、平等、友爱，体现了鹿地亘夫妇作为日共党员的坚持和追求。但是，由于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成员内部成分复杂，加之国民党内有人企图控制反战同盟的权力，以及一些日俘思想波动，在1941年3月16日发生了8名日俘盟员逃跑事件。该事件发生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以反战同盟日俘盟员“思想不稳”“不守纪律”“必要训练”为名，于3月25日将重庆总部和西南支部的成员送入贵州镇远第二收容所，并在8月22日下令解散反战同盟。鹿地亘夫妇虽然没了反战同盟作为依托，但在原第三厅改为文化工作委员会后下设的鹿地亘工作室继续开展反战斗争，在国统区复杂的政治环境下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
绿川英子在国统区的反战活动更富有传奇色彩。她原名长谷川照子，热爱文学，在奈良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读书期间因参与当地左翼文化运动被捕入狱，并在出狱后前往东京，参加日本无产阶级世界语同盟，后结识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留学的中国青年刘仁，两人于1936年结为夫妇。1937年1月，刘仁先行回国，绿川英子在中国留日学生的帮助和掩护下于同年4月前往中国。全民族抗战爆发后，绿川英子一方面从上海到武汉，从武汉到重庆，随着国民政府转迁，利用流利的日语进行“抗日”宣传，被日本军国主义者咒骂为“娇声卖国贼”；另一方面她进行文学创作，抨击日本军阀的侵华暴行，讴歌中国人民英勇抗击侵略，如在《爱与憎》中她说自己爱日本，因为那里是她的祖国，有她的亲人；同时自己也爱中国，因为这里是她新的故乡，有善良与勤劳的同志；她憎恨的只是烧杀抢掠的日本军阀。对于所谓“叛徒”“卖国贼”的咒骂，绿川英子毫不在意，甚至羞于与这些侵略者属于同一民族，认为爱国主义决不会与人类文明进步对立，否则就是民族沙文主义，展现了一名国际主义战士的胸襟与气度。
国统区的日军战俘经国民政府的改造，虽有部分军国主义思想松动者或接受改造者，但他们参加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的态度、动机、行为等各有不同。如前所述既有3名盟员在成立初期即为反战宣传而献身，也发生了8名盟员逃跑事件，成为反战同盟解散、同盟成员被送往战俘收容所继续接受改造的重要原因。需要注意的是，国统区的日俘参加反战或抗日战争的只是其中一部分，且随着抗战局势和接受改造的程度而有所变化。据统计，在日俘改造初期参加反战或抗日战争者约占总数的20.8%，但在中后期占40%以上。不过，国统区日俘中仍有相当一批冥顽不灵、死不悔改者。1943年冬，林语堂访问位于陕西宝鸡的军政部第一日俘收容所，就发现日俘中仍有人顽固坚持天皇崇拜、私自制作天皇牌位，丝毫未减军国主义思想。由此可见，改造日俘思想的难度之大。那些参加反战宣传和抗战的日俘中，个别出现反复，甚至发生逃跑事件，某种程度上也是他们接受改造的程度与国统区各种政治势力角逐的反映。这与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以阶级出身、信仰认同为出发点的教育和改造有着根本不同。
二是中共抗日根据地的日本人反战活动，从被俘日本士兵自发成立“觉醒联盟”，到建立“反战同盟”支部及联合会，再到组建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反映了他们从厌战到反战再到争取日本人民解放的螺旋式上升的思想进步与革命追求，反映了中共日俘改造政策与实践的积极成效。被八路军、新四军俘虏的部分日本士兵经教育和改造后，如同获得新生一样，或走向战场对日宣传和参加战斗，或在根据地从事敌后研究工作，或参加根据地建设，或成立反战组织，或在战后参与对日受降与遣返等，因学界已有相关研究，此处不再赘述。笔者主要从抗日根据地日本人的反战宗旨、反战组织及其活动出发，阐释他们的反战活动从小到大、由弱变强而不断发展的政治诉求、革命理想与阶级认同。
抗日根据地的首个在华日本人反战组织，是杉本一夫等7名日俘于1937年11月7日在山西省辽县麻田镇成立的日本士兵“觉悟联盟”，意即觉悟的日俘组织，但不久后改为日本士兵“觉醒联盟”，意在觉悟的他们唤醒更多的日本士兵起来反对日本侵略战争。抗日根据地早期的日俘不多，且改造日俘既需要时间也需要一定经验，故日本士兵“觉醒联盟”虽也建立一些支部，但发展的支部成员并不多，到1942年8月也仅有5个支部、60余人。从该组织名称变化也多少可以看出，这些日军战俘在抗日根据地经过教育和改造已经在思想上发生了明显改变。他们自视为在华日本人、朝鲜人和中国台湾人的组织，自视为中国军队的“友军”，积极协助中国军队战斗，同时开展对日宣传，揭露日本侵略战争的本质与暴行，促进日本士兵和日本民众的“觉醒”，提出中日两国民众联合起来，打败日本军国主义，并学习中国革命的宝贵经验，研究日本革命的问题。
1940年3月，原计划从苏联返日的日共领导人之一野坂参三，由于面临返日的现实困难，后随周恩来前往延安。他一方面从事敌情研判，支持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另一方面对日俘进行教育，建议在延安设立日本工农学校，筹建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延安支部。他曾发函联系鹿地亘在重庆组建的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总部，但未成功。同年7月7日，即七七事变爆发三周年之际，已经觉醒的日俘森建、高山进等人，在野坂参三指导下，成立“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延安支部”（以下简称“延安支部”），并随即派人奔赴各抗日根据地参加战斗和建立支部，而此时的延安支部发挥着抗日根据地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总部”的作用。他们已不仅限于反对日本侵华战争，而且提出打倒日本军阀政府和实现东亚和平的政治诉求。1942年8月，经野坂参三和八路军总政治部协商，日本士兵“觉醒联盟”总部与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延安支部在延安联合召开大会，决定两者合并成立“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联合会”，分设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华中联合会，以统一抗日根据地的日本人反战团体，形成更加强固有力的反战组织，明确奋斗纲领、团体章程和今后的工作方针。
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在“纲领”中，除了提出唤醒民众、建立和平、打倒军部独裁政府外，更鲜明地提出建设“和平自由幸福”的新日本，反映了抗日根据地日本人深受中国革命和抗日战争的影响与鼓舞，追求日本人民的革命与解放。其实，无论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还是身居延安的野坂参三，在改造和教育日俘时，均从阶级认同的立场，向这些出身日本工农阶层的日俘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并从抗战胜利后的国际共产主义事业出发，以打倒日本军阀和废除天皇制，建立人民民主的日本政体和实现共产革命为目标，培养和锻炼未来的日本共产主义战士。于是，野坂参三、森建、高山进、杉本一夫等，从反战同盟中选拔优秀分子，于1942年6月在延安日本工农学校成立“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既作为反战活动的核心领导力量，也为战后重建日本共产党和解放日本人民做准备。随着1943年2月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后盟军在太平洋战场开始大反攻，日本战败已成定局，出于战后日本革命的需要和保护这些“先进分子”的安全考虑，“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自1944年从公开活动转入秘密状态。
如何使在华日本人的反战活动顺应抗战形势的变化，逐渐转向战后日本人民的革命与解放运动迫在眉睫，这是日本人民解放联盟成立的主要原因。1944年一二月间，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在延安召开执委会扩大会议，一方面检讨新形势下的反战斗争，另一方面决定根据野坂参三的建议成立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并在通过的《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纲领草案》中，明确日本建立“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成立代表人民利益和意志的“各进步党派联合的人民政府”，实行“富强的经济政策”，实现“永久的和平”。鹿地亘获悉日本人民解放联盟成立后，通过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致函野坂参三，表示响应并决定在国统区筹备日本民族解放同盟，后由于各种原因未能成立，但反映了他们此时已着手或试图联合开展战后日本人民的革命与解放事业。4月9日，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宣布解散，改为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华中联合会及其各支部，从性质上看是反战组织，主要任务是唤醒日本士兵与民众，反对日本侵略战争。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则是人民阵线性质的政治组织，在反战的同时重点开展在华日本侨民和日军官兵的政治工作，为战后日本的政治革命、人民解放和社会革命做准备。
从日本士兵“觉悟联盟”到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参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实践，使抗日根据地的不少日本人快速成长，由日本侵华“帮凶”变为反对日本侵略战争、追求和平与日本革命的坚定战士。抗战胜利后，日本人民解放联盟成员帮助八路军、新四军解除日军武装，协助遣返日俘和侨民，并在完成使命后返回日本，奔向新的革命战场。我们充分肯定他们的反战活动，赞赏他们反对侵略、追求和平的国际主义精神的同时，也要客观、理性认识他们的历史地位与作用。首先，除了野坂参三等少数日共党员外，他们大部分是经过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的教育与改造后的思想觉悟者，并非自觉地由厌战转向抗战；其次，他们的思想觉悟层次不同，一些人已经从反战活动走向反战革命和建设民主日本的更高追求；最后，即使在抗日根据地的日俘中，也只有少部分参加反战活动。据统计，从1937年7月全民族抗战爆发到1945年8月抗战胜利，八路军、新四军俘虏和接受投诚的日军官兵累计7118名，但参加反战组织的只有1000余名，约占1/7。可见，真正消除他们头脑中的军国主义思想和天皇制影响确实不易。
三是在华部分日军官兵本能的厌战与反战活动。一些在华日军官兵虽然并不反对天皇和日本政府，但对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发动侵华战争带给中国人民和自身的伤害深有体会，故往往是本能地厌战，甚至反战。“一·二八”事变期间，驻守上海闸北地区的3000名日军，就有600名不愿参战而哗变，并因此被押送回国。1938年3月，在上海有500多名日军官兵因反战被捕。这种日军官兵本能性反应的哗变或反战事例并不少。据报道，仅1939年1月就发生了12例，有3000名日军参加的大沽口哗变和500余名日军参与的江阴哗变，还有驻广州龙眼洞的97名日军因反战被杀等。1944年8月，驻南京的日军菊地支队发生了福岛康雄等18名士兵携枪“叛逃”事件，虽然“叛逃”失败，福岛等6名士兵被枪杀，其余12名被判处5年徒刑，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战争后期日军军心愈加不稳。一些日军官兵不堪忍受长官辱骂、殴打以及战争折磨，或自杀，或潜逃，或向中国军队投诚。例如，在前述八路军、新四军俘虏的7118名日军官兵中，投诚者746名，占1/10强。当然，与百万侵华日军相比，敢于公开表达厌战情绪和进行反战活动的日军官兵是极少数，但他们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相当一批日军官兵和日本民众对战争的态度。
其实，抗战时期在华的一些日本侨民、居留民也曾主动投奔抗日根据地，还有一些日本商人、职员在战争中认清了所谓“圣战”的本质，主动将军需物资、军火等悄悄卖给中国军队，反映了日本统治集团发动侵略战争不得人心、终将失败的历史结局。日本民众无论在华还是在国内，大多在“总力战”体制下，被日本政府和军部驱向战场或协助侵略战争，成为日本侵略战争的“加害者”，负有不可推卸的战争责任；但同时作为日本侵略战争的“炮灰”，也是侵略战争“受害者”。中国共产党运用阶级分析法，不仅分析中国革命的对象和依靠力量，分析中国革命的环境和抗战策略，而且从国际共产主义事业大局出发，客观、理性地认识日本国内的阶级状况，早在大革命时期就提出关于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和日本广大民众的“两分论”，它并非抗战时期争取日本士兵和民众的“权宜之计”或“斗争策略”，而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经验总结，具有科学的理论依据、强烈的阶级认同。
三、日本人的反战活动与“两分论”
无论中国留日学生在日本接触、学习及其向国内传播马克思主义，还是协助日本共产党成立，以及他们在日本宣传马克思主义、培养入党积极分子和开展革命活动，都离不开日本社会主义者的配合与支持。一些留日学生虽然讨厌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不满日本社会的侵华狂热，但对身边的日本老师、同学的善意也抱有感激，甚至与之相处融洽，切身感到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与普通民众的“区别”。有学者认为抗战时期延安的留日归国群体，不仅对日本军国主义有着清醒认识，而且大多感念日本的“师恩”和留日时期日本民众的帮助，故在支持和推动“两分论”的贯彻落实方面发挥了作用。其实，无论从国际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还是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分析理论出发；无论从马克思主义在中日两国的传播，还是中共与日共的联合斗争需要，都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自觉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与日本民众进行了区分，始终将日本民众作为团结的对象。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不仅与日本共产党发表联合宣言，而且反复强调团结日本民众，共同打倒日本军国主义。1934年4月，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中，提出除联合日本殖民地的受压迫民族外，还要联合日本广大工农群众和士兵、知识分子等。此后，中共在1935年8月1日的《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1935年11月28日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和同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中，都强调日本革命群众是中国革命群众的有力“帮手”，要与之“结成巩固的联盟”。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1937年8月发布《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联合日本国内的工农群众。毛泽东在1938年5月发表《论持久战》中，提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一个条件是日本人民的革命运动，这样既可消耗日本帝国主义的战力，又可以增强抗日方面的力量，有助于扩大国际抗日统一战线。
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变化，中共不仅对日本人民的反战活动、革命运动给予厚望，而且希望通过战争考验成长起来的日本民众走向建立民主日本的新征途。抗日战争刚刚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1938年11月5日致电日共，指出中日两国人民没有相互仇恨、只有相互同情，强调要发展这种同情，打倒共同的仇敌日本军阀。抗战后期的1943年7月2日，中共中央在“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中，再次强调争取日军士兵，配合日共的敌后工作，“发展日人反战同盟与日本共产主义同盟”，从而支持抗日战争。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于1945年4月24日在中共七大上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报告，其中指出帮助日本人民建立民主的日本，若没有人民民主的日本，就无法保证真正的和平。因此，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改造和教育日俘、成立并发展抗日根据地的日本人的反战组织，支持它们合并、改组为日本人民解放联盟，不仅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与它们联合斗争中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而且有着共同的革命理想与奋斗目标。
实际上，中共改造和教育日俘政策及措施，就是基于日本士兵和下级军官都是日本劳动人民子弟，遭受日本政府和军阀的欺骗参加侵华战争，同属无产阶级兄弟，面临着共同的仇敌——日本帝国主义。无论大革命时期瓦解敌军的政治工作经验，还是抗战爆发后对敌工作需要，中共不仅成立各级敌军工作部，而且配备人数不等的日语干部与人才，开展对敌工作和日俘教育。1937年7月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从同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告日本陆海空士兵宣言》和《八路军告日本士兵书》到10月25日八路军总指挥部关于日军俘虏问题的“四项政策”，基本内容是对日军俘虏不杀、不辱、“以阶级友爱”医治受伤的日俘，且对愿回日本者给予路费。此后，中共的日俘政策以此为基础不断完善，包括为日俘与家属、亲友的通信提供方便，埋葬战死的日军士兵且建立墓碑，让愿意学习的日俘到适当学校学习，尊重和优待日俘并通过他们影响其余日军，纠正抗日根据地军民对日俘的错误思想，“区别日本帝国主义与日本人民，区别敌军军官与士兵，并区别上级军官与下级军官”。中共从阶级认同的立场出发，将少数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与广大日本民众分开，采取宽待日俘的政策，目的是使“他们了解日本统治者之反人民的侵略主义”，认清日本政府和军部发动侵略战争的本质。
为更加集中和系统地教育日俘，培养协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战后日本革命与建设的优秀人才，中共根据野坂参三的建议，经过认真筹备于1941年5月15日成立延安日本工农学校。根据建校3周年时的统计，该校学员既包括被俘者，也包括投诚者，其中步兵为主，占79%，其他兵种占21%；从二等兵到上等兵和兵长，占92.5%，下士官以上者仅有7.5%；工人、农民和普通职员，合占94.2%，小资产阶级商人为5.8%，故从身份地位与职业构成上看，绝大多数出身工农群众。虽然文化程度、思想觉悟不同，但相同或相近的阶级出身决定了对他们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模式。学校据此把这些日俘编为三个年级，由低到高逐次学习《政治常识》《社会发展史》《政治学》《经济学》《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日本问题》《时事政治》等课程和汉语；然后，组织专题讨论会、读书会和讲座，认清日本军队与八路军的根本区别，认清日本侵略战争给日本人民带来了什么；最后，参加生产劳动和开展文艺活动，包括演剧和纪念日本“米骚动”活动等。上述学校教育与社会实践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官兵平等、同甘共苦的革命精神，以及对日俘真诚的“国际的、阶级的友爱精神”，感动了这些曾经疯狂参加侵略战争的日俘。
没有居高临下的道德说教和冠冕堂皇的形式主义，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以自身行动，生动诠释和体现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与对日“两分论”。抗战时期中日之间的敌我矛盾，从形式上表现为中日民族矛盾，而根本上仍是阶级矛盾。发动侵华战争的是日本占据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而广大日本民众作为被统治阶级，在资产阶级的蛊惑、欺骗和裹胁下当兵打仗、参加侵略战争，为他们火中取栗、充当“炮灰”。经历抗日战争和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的教育，不少日俘认清了自身的阶级属性，坚定了反对战争、追求和平、打倒日本军阀和实现日本民主解放的革命目标，这也是日本人民解放联盟、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的思想基础和阶级基础。这些已经学习了阶级、阶级斗争、帝国主义理论、社会发展规律的日本先进分子，在抗战胜利回国后，纷纷参加日本共产党，继续为日本的民主与解放斗争。特别是面对日本右翼势力歪曲侵略历史、美化侵华战争的错误言行，他们以“亲历者”身份纷纷挺身批驳，或撰写回忆录，揭露日本侵华战争的罪恶与暴行，反省日本人的战争责任。1958年，他们从八路军、新四军中各取一个数字，成立“八四之友会”，追忆反战岁月，呼唤东亚和平，为中日各方面友好交流作出了积极贡献。
“两分论”的成功既是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体现，也获得了共产国际的指导与支持。共产国际不仅与中共、日共的建立密切相关，而且后两者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接受前者的指导和帮助，当然也包含某些左倾和“右”倾的误导。例如，共产国际和苏联在中日等国抛出所谓“保卫苏联”的口号与操作，导致一些游行集会的失败和革命力量的损失，以及日本人误以为是“为了苏联的反战”。1927年7月，共产国际决议要求日本共产党支持日本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但是，英法美日等国在国际上孤立和封锁苏联，视苏联与共产国际为“洪水猛兽”，对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的德国采取绥靖主义，极力将纳粹德国的“祸水东引”。日本虽于1905年取得日俄战争的胜利，但未伤及俄国“元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又出兵西伯利亚、配合英法美干涉俄国革命仍未能如愿。对此，担忧苏联“报复”的日本陆军，不顾其海军“南进”的强烈要求，长期以苏联为第一假想敌国，主张“北进”，并试图联合纳粹德国夹击苏联。
共产国际和苏联面对此险境，深感战争日益逼近，遂于1935年7月在莫斯科召开共产国际七大，通过《法西斯主义的进攻与共产国际为工人阶级的反法西斯主义的统一而斗争的任务》《帝国主义者对新世界战争的准备和共产国际的任务》等决议，号召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和各国共产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进步力量，建成最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粉碎法西斯主义进攻，保卫和平、民主和无产者的利益。身在莫斯科的日共代表野坂参三、山本悬藏，于1936年2月联名向日共发出《给日本共产主义者的信》，呼吁日本共产党人团结起来，结成最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打倒当前最主要的敌人日本军部，建立人民掌权的民主日本。但是，在日本政府和军部的白色恐怖下，直至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日共的全国性统一活动基本停滞。野坂参三与山本悬藏的联名信“失去了接受的主体”。1936年7月，日共一些基层党组织或党员在共产国际帮助下，在东京、京都、大阪等地陆续恢复党组织，开展人民阵线活动，即使这些分散的、小规模的斗争，也大多被日本政府和军部镇压，如春日庄次郎与妻子组建的日本共产主义者团在1938年9月被镇压，日共再建准备会在1940年被检举等，以致不少日共党员被迫流亡国外开展反战斗争。
1940年2月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函中国共产党，指示中共援助远东各国共产党，与日共、印度共产党和印度支那的共产党建立联系，提供支持，而援助日共是首要任务。当时欧战已经爆发，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蠢蠢欲动，苏联处在德意日轴心国集团的包围之中，共产国际要求中共支持日本共产党重建及其活动，以瓦解日本军队和日本后方，扩大和增强日本国内和在华日本人的反战活动，并与日共代表野坂参三商讨具体的实施措施。同月25日，野坂参三随周恩来、任弼时离开苏联，并于3月抵达延安，在延安以日本人的视角研判敌情、教育和改造日俘，使中共进一步坚信日本帝国主义是中日人民的共同敌人，必须进行联合斗争。1941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建立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成立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联盟，包括日本、朝鲜、越南、印度、菲律宾、马来亚、印尼、缅甸、泰国等，既反击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国策，也是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先行与尝试。中共在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提出建立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吸纳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一切反日力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始终将少数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与广大日本民众区别对待，成为建立最广泛的反日统一战线的思想基础与理论基础。
其实，国民政府甚至美国也自觉不自觉地采用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与日本民众区分开来的“两分论”。且不说出身留日学生的战前国民党要员对日本民众与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不同认识，就是国民政府也从人道主义精神出发，认为日本士兵大多出身日本民众，是在日本政府和军部的欺骗与强制下参加侵华战争，因而对他们不侮辱、不侵害，只要放下武器不再侵华，就给予宽大处理和教育改造。国民政府聘请鹿地亘到日军俘虏收容所做日俘的思想工作，且从分析日本侵华战争的性质入手，指出日本发动的并非“圣战”，那些都是日本军阀的谎言，实际上是非正义的侵略战争，既导致日本人妻离子散、埋骨他乡，也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战争灾难，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正义的自卫战争，他们应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打倒日本军阀，实现中日和平友好。深受感动的日俘小林巳之七参加反战同盟，在昆仑关前对日军喊话的内容颇具代表性：“这场战争到底是为了谁？”答案自然是日本统治阶级的私欲。国民政府军政部第二收容所的康大川，还将一些马列主义著作和中共主办的报刊等，发给日俘学习，使他们明白了“什么是帝国主义”和日本侵略战争的“真相”，效果明显。即使国统区的一些反战同盟成员，也在回国后参加日本共产党，积极促进中日友好。无论抗战期间还是抗战结束后蒋介石发表的对日谈话，特别是“以德报怨”讲话，清楚地表明了区别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与广大日本民众的态度。
美国在战后初期提出的“指导者战争责任论”，其实也是区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与广大日本民众的“两分论”。1945年8月28日美军进驻日本后，即通过日本广播协会不停地播放《真相是这样的》，利用各大报纸连载《太平洋战争史——虚假之军国日本的崩溃》，强调是日本政府和军部发动了对外侵略战争，给日本和世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战争灾难，而日本民众被他们的谎言“欺骗”了。东京审判的首席检察官基南，非常策略地将战犯嫌疑人与日本民众分开，强调日本统治者是战争责任者，而日本民众是战争牺牲者，获得了日本民众的肯定和支持。因此，当盟军逮捕和惩罚日本战犯时，日本民众几乎没有什么反弹，反而强烈批判东久迩首相的“一亿总忏悔论”。无论国民政府还是美国政府这种貌似成功的“两分论”，更多的是基于实用主义策略，以所谓人道主义、现实主义尽量避免阶级矛盾与民族冲突。这与中国共产党基于阶级分析方法和信仰认同提出的“两分论”截然不同。策略一时尽，信仰长久存。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两分论”不仅在当时，而且在抗战胜利以至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对日政策的理论基础，深刻影响着当代中日关系走向。
结 语
抗战时期日本人无论自发的厌战情绪还是自觉的反战活动，都反映了日本政府和军部发动侵略战争不得人心，都反映了即使近代以来深受军国主义思想影响的日本人也并非“铁板一块”，始终有人坚持反对战争、追求和平。这是日本民众从自发到自觉地开启自我救赎、追求和平与民主的重要转折，也是中国共产党提出并检验对日“两分论”的革命实践。史实证明，中国共产党基于信仰认同和阶级认同，在野坂参三的建议和支持下创设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积极教育和改造日俘，吸收他们参加对日宣传和对日战斗，在瓦解日军、参与受降和协助遣返日本侨民、俘虏等方面发挥了难以替代的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冷战和中日关系的不正常状态，中国共产党立足对日“两分论”，提出中日交往民间先行，继而发展到半官半民，最后是水到渠成，在1972年9月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迄今，“两分论”不仅没有“过时”，反而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客观分析、理性研判日本社会与制定对日政策的理论法宝。无论中日关系处于“蜜月期”，还是中日关系遭遇风雨波澜，都应汲取历史智慧与力量，坚持从“两分论”出发，团结绝大多数的日本民众，携手并进、攻坚克难，这是维护中日关系行稳致远和友好发展的压舱石与稳定器。
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