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玉平:做朴实而有灵性的学问——追忆复旦大学王运熙先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00 次 更新时间:2024-11-27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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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玉平  

在忙忙碌碌中,浑然忘记了时间如此快捷,转眼之间,吾师王运熙先生离开这个世界竟然十年了。这十年,太阳依旧不知疲倦地东升西落,世界依然在我的眼前晃动,我也一如既往地循环着读书、写书与教书的生活。但当世界和我都安静下来,往日从师沪上的记忆便时常泛起,有时清晰如昨,有时却有点模糊。总是老师的言传身教,让我在回忆中抖落一身灰尘,去迎接每一天的生活。

 

20世纪90年代初,我在报考博士生之前,并没有拜会过王先生,直到博士招生笔试之后,在面试中才第一次见到先生。此前,对于王先生的样子,我曾有过各种想象,但真一拜见,其端谨朴素的程度还是惊到了我。记得王先生当时穿了一件蓝色的褂子,扣着风纪扣,脚下是蓝色的布鞋,一时真让我有走进魏晋时代、走进《世说新语》的感觉。其实王先生当时不过60多岁,但仿佛是一位从另外一个时代、另外一个空间走来的隔世高人,朴实中透出一种高致。

王先生是上海金山人,有比较浓重的上海口音,我是常州溧阳人,从大的语言类型来说,我们讲的都是吴方言。当年,在王先生的书房“望海楼”,一起听课的还有分别来自西北与东北的两位同学,他们经常因听不懂先生夹杂着吴语的普通话,而无法完整记笔记,我的笔记因此成为课后两位师兄重要的参照对象。譬如王先生说的“高头”(上面)、“格格里向”(在这个里面)、“嘎激滚”(很厉害),平时说惯了、听惯了北方方言的人,自然隔膜比较深。对我来说,听着王先生的金山土话,倒是格外亲切的。我到中山大学工作后,王先生有一次来广州,应师弟刘晟的邀请去华南师大做讲座,我临时客串现场翻译。当我把王先生的吴语翻译成普通话时,我发现王先生自己也憨厚地笑了。也许正因为方言相近,我在沪时,凡有大大小小的事情,王先生总习惯性地吩咐我去做。

王先生学问高深,为人又简默,许多人包括弟子初见先生,往往不免有点心怯,不敢多问,也不敢多说。但熟悉了先生之后,大家就知道先生的风趣也是自然生发的,有时甚至妙趣横生。王先生有次从香港中文大学讲学结束,转道来广州。师兄吴承学与我数日陪侍左右,在广州、肇庆等地度过了一段轻松快乐的生活。记得在肇庆鼎湖山上,有的地方道路逼仄,车辆无法到达,我们只能步行上山。在走了一段不短的山路后,王先生因足力不济,在一处石凳上小憩,师兄在一旁帮他打扇子。师兄虽然早已在先生门下登堂入室,名闻天下,但在老师面前,依然只是学生的姿态。因为师兄学问确实好,深得王先生真传,王先生不免有点偏爱,我便故意说:“王先生,您的衬衫和鞋子多少钱买的?”王先生答:“衬衫二十几块,皮鞋三十几块。”我说:“这么便宜啊。吴承学的衬衫、鞋子可比您的贵多了,您要批评他的吧?”先生莞尔一笑:“这个不能批评,与时俱进,可以的。”师兄闻之得意大笑,先生也笑得很开心。我“争宠”虽然失败了,但当时师生言笑晏晏的情形从此就镌刻在记忆中。我总想,要是能像《世说新语》中的名士一样,常得陪侍先生,常接先生清谈欢笑,该是一种多么美好的人生体验。可惜的是,王先生此次回到上海后,因年龄与身体原因,再也没来过广州。

 

虽然王先生最初的研究对象是六朝乐府和民歌,与传统的文学研究很不同,但他做学问的方式是老派的,有点类似刘师培。刘师培的著作,常常是数条材料之后,下一断语,至于断语与材料之间的论证环节,基本上是省略的,需要读者自行“脑补”。王先生在教学和讨论中,经常表现出对刘师培的敬佩之情,推荐的参考书就有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汉宋学术异同论》等。王先生确实如刘师培一样,读书广博,择录材料众多,而按语精审。他是不是有意师法刘师培,因在王先生生前未曾问过,不敢遽下断语,但其间的学术范式,似乎是有迹可循的。

新中国成立后,学术研究的理念和范式发生了变化,“论文”模式成为主流。在学术范式上十分传统的王先生,这个时候也就引起了前辈学者的注意。20世纪50年代,王先生去北京开会,遇到中国科学院文学所(今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余冠英,余冠英惊讶地说:“原来你这么年轻,还不到30岁,我读你的文章,还以为是一个老先生写的。”一般的学者,会有一个逐渐成长、不断提升的过程,王先生似乎初涉学术,即如老吏断狱,臻于高境。

王先生天生视力比较弱,从年轻时候开始,阴雨天、晚上就基本上无法读书作文,只有在阳光充足时,才能进入读书、研究与撰述状态。换句话来说,王先生用来治学的时间比一般人要少很多,但因为立志学术很早,在有限的时间内专注与坚持,加上他敏锐地抓住了重要的学术领域,辅以过人的天赋,在较少的时间内,依然作出了非常重要的学术贡献。王先生曾对我说:“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写过几篇小说,当时一心想当作家。毕业以后,发现生活体验太少,几篇小说之后,就没有多少东西可写了,而这个时候我留校任教,在读书过程中发现自己对乐府与民歌很感兴趣,所以就立志从事学术研究,我也做不了其他事情的。”王先生说做不了其他事情,其实就是要把全副精力投入学术的意思。天地之间的诱惑很多,而有成就者多能保持定力,专注于自己想做、能做的事情。这让我想起了王国维。王国维体素羸弱,持续研究的精力不济,他只在上午读书研究,而下午不是泛观群书,就是去书店淘书,或者与友人交谈,晚上则读一点诗词、小说等软性文字。但因为长期的坚持,王国维同样做出了一流的学问。看来,找准学术领域,具备研究天赋,合理利用时间,坚持不懈努力,是很多一流学者的成功之路。

因为视力欠佳,王先生有时干脆闭着眼睛授课,似乎眼睛一闭,一条条材料就能络绎而至。然后,他便条分缕析,揭出要点。王先生的记忆力相当惊人,尤其是对六朝与唐朝文史文献,简直是信手拈来,这大概是老天在限制了他视力的同时,给了他强大的记忆力。我们的博士论文,不是呈给王先生审阅,而是念给他听,一般要两三个下午才能念完。曾记得有同门说:因为博士论文比较长,而且王先生微闭双眼,很长时间不发一语,念的同学以为王先生睡着了,所以在念了“第三点”之后,就跳开一部分,直接念“第五点”,这个时候,王先生突然睁开眼说:“你的第四点呢?”同学间盛传这个故事,因此轮到我去念博士论文的时候,就不敢偷懒,老老实实从头念到尾。在念论文的过程中,王先生能听出引证的材料是否有错漏,是否存在材料与结论不太一致的地方。以前我读苏轼,一直不能理解,苏轼明明酒量不大,“饮酒终日,不过五合”,而且饮的只是度数偏低的米酒或果酒,但他为何极为好酒?后来方明白,苏轼在醉中看到的世界才是真实有序的,而醒着的时候看到的世界是颠倒错乱的,苏轼是为了求真才故意喝醉。王先生睁眼看世界,一片迷茫,而闭眼听读时,他的思路才活跃,似乎也更具判断力。这大概是王先生因为身体弱而带来的“特殊能力”。陈寅恪晚年在中山大学,双目失明,仅见微弱之光影,但依然凭着以往的读书和记忆,口述出了《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等重头著作。看来,那些读进了心里的书,会长存在记忆中。

我在复旦读书时,王先生与杨明老师合著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之《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即将出版,书稿清样出来之后,王先生命我校对,同时附上他的原稿。老师吩咐的任务当然要认真对待,但我校对完全稿也没发现几个问题,总以为自己是不是校得太粗了,后来反复核对原文,书稿文字确实十分精准。王先生的手稿,改动的痕迹也很少,基本上是一遍写成的。老辈学者的功力之深,当时就给了我很大的震动。我现在写文章,在引证文献上往往要校对多遍才放心,就是耳濡目染了老师的风采,而逐渐成为一种基本的自律。现在我也兼任《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的主编,偶尔有的来稿引文错漏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我就会想到王先生的书稿。敬畏学术,不是口头说说,而是要表现在学术的全过程,在这方面,王先生是离我最近而最好的典范。

 

我初入复旦,报到时要在相隔五六十米的两个地方办手续,带着行李跑来跑去,非常不方便。记得当时正好有位八十多岁的老者从图书馆走出来,我也不认识,因为急着要办手续,就请他帮忙看一下行李,老者满口答应。大概十分钟后,我回到图书馆门口,老者还站在行李旁边,我十分感动,连连致谢。这时正好一个师兄走过来,很惊讶地说:你找这位老先生帮你看行李?你知道他是谁吗?我说不认识,就是正好遇到,拜请他帮个忙。师兄说:“这是著名学者蔡尚思啊!”蔡先生是我十分钦佩的学者,他写的《孔子思想体系》我在中学就读过。没想到我无意之中,居然找了这么一位声望卓著的大学者帮我看管行李,深感冒失大了。

蔡尚思是当年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王国维的弟子,我后来读到他一篇追忆王国维的文章,里面提到王国维曾对他说:“学问是天底下最老实的事情。”王运熙先生在给我们上课时,不止一次提到过类似的话,要求我们老老实实读书,朴朴实实研究,靠材料说话,问题要找准,说话有分寸。王先生去世后,陈尚君老师在《文汇报》发表纪念文章,题目就是“学问是天下最老实的事情”,我想这是深得王先生为人为学真谛的。我与蔡尚思的不期而遇,或许正是一种难得的学术因缘。

朴实确实是学问的首要品格,而朴实的具体体现就在精准的分寸感,不虚张声势,也不话说半句,把自己读书的体会合理有度地表达出来,这就是一种高明的学术。由于种种原因,有时一些不精准甚至错误的说法在学术界长期流行。我在沪时,《原学》杂志委托我采访王先生,我记得王先生说过一句话:“有的时候,正确的解释就是一种创新。”这么多年来,我也一直耕耘在学术领域,不止一次深刻感受到这句话的分量。

在王先生看来,只要你设定的学术目标和范围是合理而有创造空间的,其余的事情就是读书和思考了。所有的问题都从读书中来,然后带着问题回到书中去,寻找深化和解决问题的路径和方法。你读的书越多,出现在你眼前的问题就会越多,相应地,你解决问题的能力就越强。如果书读不透,必然会带来思考不通、论证不力的问题,守正尚不能做到,遑论创新。

从王先生的研究中,我感悟到,创新不应是刻意为之,而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如果时时刻刻带着创新的欲望,甚至有推翻学术史的冲动,这种欲望带来的很可能不是真正的创新,而是一种心态的失衡。在失衡的心态之下,我们如何能把握好论说与观点的分寸感呢?而失去分寸感的学术,即便有一定创新,其价值和意义也是很有限的。所以,我们在从容阅读中发现的问题,才可能是真问题;而对真问题的介入,才可能是创新的开始。

王先生研究李白,在广泛阅读文献的基础上,自然勾勒出李白平交王侯的思想,这是真实的李白,也是李白研究史上具有创新意义的结论。王先生花了比较多的时间研究《文心雕龙》,并出版有《文心雕龙探索》一书,后来在《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中有更系统的论说。关于《文心雕龙》一书的性质,历来异说纷纭,王先生在精读原文的基础上,拨云见日,认为《文心雕龙》就是一部指导创作的书,不能因为其中有涉及哲学的篇章,而简单将其定位为子书,也不能因为其中有多篇谈及文学的理论问题,而将其定位为文学理论著作,那些哲学的背景和理论的话题终究是要落在创作层面的。这种“豪华落尽见真淳”的学术判断,既需要眼力,更需要魄力。

从《文心雕龙》的结构来说,“文之枢纽”论文学的思想源头和正变关系,“论文叙笔”论各体文学的源流与创作要求,“剖情析采”论创作中要注意的种种问题,诸如构思、修辞、鉴赏以及与社会、人生的关系等,全书的中心确实是落在“创作”二字,只是刘勰围绕创作谈的问题比较广泛,如果不能做到“整本书阅读”,确实容易因分散了眼力而难以聚焦。

再说,读《文心雕龙》,不能不先读《序志》一篇,刘勰特地记述的两个梦,足以见出他写作此书的直接动机。一个是七岁的时候梦见彩云若锦,欲攀缘而上,这是表达他对文采的天然动心与直觉追求;一个是三十岁以后,梦见自己端着礼器随孔子南行,醒来后觉得此梦神奇,圣人哪里是轻易能够梦到的呢?应该是孔子托梦给自己。圣人既然托梦,当然要为孔子做点什么了。刘勰琢磨良久,追随孔子,当然最好是为儒家经典作注释,弘扬其思想与学术,但在这方面马融、郑玄等人已经做得很好了,我就是有一点新见,也只是修修补补的事情,不足以建立自己的认知格局和体系。刘勰是一个讲究格局和境界的人,既然经典注疏留存的空间很有限,不如转而论文,希望能通过文学来敷赞圣旨,这才别开一路来论述“为文之用心”。其思想发展和转变的轨迹在《序志》一篇中已经说得清清楚楚,因此说《文心雕龙》是一部指导写作的书,看似评价低了一点,但其实是十分精准的,合乎《文心雕龙》的基本结构和内容,也契合刘勰本人的心志。

王先生不事繁华、追求学问之朴实的特点,由此一端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我们现在因为刘勰完成了旷世巨著《文心雕龙》,容易把他定位为文学理论家,但同样不能忽略的事实是,刘勰当时就是著名的文章家。史传记载,当时的名僧碑志及京师寺塔“必请勰制文”,这个“必”很能说明问题,说明几乎没有替代者,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刘勰一流文学家的地位和声誉,而深厚的理论修养、丰富的文学史知识、多文体的创作实践都使得他在论及文学创作时,左右逢源,信手拈来。而且《文心雕龙》本身也堪称一部一流的文学作品。以文学的笔法来论文学,这是要靠实力来说话的。放眼南朝,有此能力的,舍刘勰其谁!我读王先生的书,总觉得王先生读书读得深而且透,判断看似平实,其实掷地有声。

在我的印象中,王先生平常并谈创新,他只是求真守正,创新自然随之而来。做一种朴实的学问,其实是做一种有灵魂、有魄力的学问。朴实中有学术史的责任与担当。

 

在王先生的学术观念里,研究文学不能就文学而论文学,应该从一个更广阔的社会、文化与学术背景去考察。我在读博士期间,先生为我们开设了《文选》选读课程,在总体讲述《文选》一书的基本情况后,便命我们几个学生各选择其中一种文体,全面研读,写出有分量的读书报告。当我说我想选“论”这一文体时,先生有点惊讶。我当时只读过两三篇六朝之论,如嵇康的《养生论》《声无哀乐论》等,虽然对若干篇章饶有兴趣,但对整体的情况并不是十分了解。其实,六朝之“论”是特别深奥复杂,先生深知其艰深,故而感到惊讶,但接着就鼓励说:“这个领域非常值得开掘,里面的宗教、哲学、历史、风俗、艺术等内容非常丰富。但你读《文选》的‘论’远远不够,要从《后汉书》《南史》《北史》《世说新语》《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等书中把相关材料爬梳一遍,才能找到你立说的落脚点。”王先生又特别强调《世说新语》的重要性,说许多“论”其实来自清谈,许多清谈也与“论”有不解之缘,“论”差不多是关涉当时整个社会文化思潮的一种文体。

先生耳提面命,弟子哪里敢懈怠呢?从天目中路758号王先生府上回到松花江路2500号复旦南区之后,我就开始认认真真读这一系列的书,有时读了一遍还不明白,就反复读,这才感受到王先生真是指引了一条研究六朝之论的康庄大道。王先生很少当面表扬学生,唯一一次表扬我,便是这篇关于“论”的读书报告,令我激动了好几天。毕业后,我在中山大学继续读书并修改这篇文章,此文最终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一个老师能传授的具体知识终究是有限的,但指示的学术门径能让学生终身受用。在中山大学,因为教学工作的需要,我的研究兴趣转到了诗词研究,近十多年更是对王国维下了比较深的功夫,但“重回六朝”一直是我的一个念想。也许潜意识里,在那里可以更多地感受到先生的魅力吧。

王先生平常给人的印象非常柔弱,话不多,有时竟是长长的沉默。我也总想起王国维与学生座谈时,若学生无话,王国维便自顾自地从袖中掏出翠鸟牌香烟,一支接着一支连珠炮式地抽着。王先生与弟子谈学问,学生提问,他三言两语即回答完,若学生无后续,先生便是沉默,闭眼思考,似乎瞬间就回到了自己的学术世界。大学问家大多性格简静,或许是因为学问的世界足够让他们上下遨游,对现实世界便相对淡漠了一些。

柔弱之外,王先生也有颇具骨力的一面。1964年,刘大杰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出版。“文革”中,刘大杰的一些做法颇受学界非议。改革开放后,王先生力排众议,从学术的角度考虑,主动承担《中国文学批评史》中、下编的主编之责。现在看来,续编一套原本就很有影响的教材是很小的事情,也是理所当然之事,但在拨乱反正的初期,要做出这样的选择,还是需要胆量和魄力的。

三卷本《中国文学批评史》主要是从教材的角度来编写的,受到教材编写体例和规模的限制,还存在许多未曾顾及的领域以及大量重要材料未及使用的问题。为了更全面更深刻地梳理中国文学批评的发展轨迹,王先生又与顾易生先生合作主编了七卷本《中国文学批评通史》。相对于三卷本,七卷本不仅学术容量倍增,更在各时代文学批评的总体特色、分体文学批评、民族文学发展规律等方面作了有力推进。这套书的完整出版距今已经近三十年,仍是学界高度赞赏的一部兼具格局和眼力的著作。这套书也把复旦大学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学者凝聚成一股力量,培养了一支高水平的学术队伍。

 

20世纪90年代初,我尚在复旦大学求学,有幸参加在上海社科院举办的纪念郭绍虞先生学术会议。当时坐在我身边但现在已忘却名字的一位老师问我:“台上中间偏右位置坐着的是王运熙老师吗?”我说是的。他说自己是王先生早年的学生,王先生年轻时就身体瘦弱,感觉能被一阵风吹走,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王先生依然步履稳健、精神矍铄。我想是学术给了王先生旺盛的生命力。

王先生87岁这一年,去看望一个学生,在公共汽车站候车时被一辆面包车撞伤,从此住院治疗了大半年,终因年老体衰而离世。王先生了解到司机出身贫寒,主动放弃了赔偿。按照王先生极为自律的个性,他原本可以生活得更久更久,但一次偶然的交通事故,让先生在晚年备尝病痛之苦。至今每一思之,我都深感痛心。王先生住院期间,我曾数次从广州飞往上海探望。每次我问他:“先生难受吗?”先生总是淡淡一笑说:“还可以。”这种对病痛轻描淡写的态度一直伴随着王先生走向生命的终点。

朴实中有力量,平实中有创新。从20世纪后半叶到21世纪之初,王先生堪称一代学人的仪型!

(作者:彭玉平,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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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光明日报》( 2024年11月25日 11版),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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