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丝绸之路的得名，来自经由欧亚陆路交通实现的中国丝织品的输出贸易与纺织技术的西传这一历史过程，这固然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历史上纺织业的东西方交流并不局限于丝织类的绢帛锦绫。中国是大麻、苎麻两种作物的原产地，麻织品历来为中原产业大宗，意义不在丝绸之下。其在中外物产交流史上扮演的角色，实堪注意。国际学界近半个世纪围绕着匈牙利语中表示麻布的vászon而展开的语源争论，产生了数种解说，然而根据西汉时期的张家山汉简和西北简牍，参照《史记》《汉书》记载，可以发现vászon的语源实为汉语的“八稯”，指一种紧致疏密度中等的麻布。4至9世纪的吐鲁番、敦煌汉文文书中出现的“八纵布”等成组的纺织品术语，证实了有关词与物的西向传播，为这个汉语的麻布词汇在9世纪顷以vászon的形式进入马扎儿人的语汇勾勒出流传轨迹和时代序列，也将中国麻布的对外传播作为一个具有考古学与历史学意义的问题提上研究议程。
关键词 ：八稯；匈牙利语vászon；丝绸之路；汉简；吐鲁番敦煌文书；纺织术语
一
中国历来以纺织为制造业主干，尤以丝织工艺与产品名扬世界。罗马斯多葛派哲人塞涅卡有句名言，话题本身是从他们主张的节俭主义生活方式出发，就人类衣食住行基本需求的居住和穿衣作一个设问，将中国的纺织品能否舶往欧西与他们的国计民生联系了起来：
不用切割大理石的石匠和工师，我们怎能有得以栖身的房屋？假若没有了跟丝国人的贸易，我们可还有衣穿？
古希腊、罗马人把中国称为“丝国”（Σηρικά、Serica），中国人则是Seres“丝国人”。由于塞涅卡原话中的词组sine commercio sericorum 在语言学上允许有两种理解，遂产生了不同的译法——广义的“经由丝绸贸易”与狭义的“跟中国进行贸易”，而且传本中sericorum这个词本身还有异文（servorum），故而这句话实无达诂，但是仍有学者坚信这一句话跟中国确有关系，赛岱司把这个段落编入古代希腊罗马对远东的记述史料集，就是基于“跟中国进行贸易”这一理解。事实上，两种译文并无本质的不同，因为当时从事桑蚕养殖、缫丝织绸，生产并出口丝绸产品的正是中国，唯此一家，并无分号。
世界多数语言中表示“丝”的词，也证明了这一点。“丝”是个汉语原生词，在甲骨文中已经出现。属于东亚汉字文化圈的语言系统借用汉语汉字的丝绸词汇这一事实自不必论，与汉藏语不同系的欧洲语言中表示“丝绸”义的词也多以汉语“丝”字为语源，如：拉丁语的seta、英语的silk、瑞典语、丹麦语的silke、俄语的шелк、法语的soie、德语的Seide、意第绪语的zeyd、荷兰语的zijde、爱沙尼亚语的siid、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的seda、意大利语的seta以及克罗地亚语的svila等等。“印欧语里这些关于‘丝’的语词无疑是从中国*si̯ǝg借去的。从历史上讲，丝业最初是中国发明的，也是我们物质文明最早传布到全世界的。”
丝织业是中国传统手工业的技术和商业亮点，但并非唯一，丝织品以技艺精湛、品质华美独占鳌头，麻纺织则是常用纺织品的主力。古有“掌布缌缕紵之麻草之物，以待时颁功而授赍”的专门职守“典枲”（《周礼·天官·冢宰》），即是管理麻织行业的官署。在棉花传来之前，中国人的“布衣”文化的主要角色其实由各种麻布、葛布承担，丝锦绫罗绸缎因价格昂贵，并非日用所宜，“卫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左传·闵公二年》），君主贵族尚且需在用度上俭省，更说明了普通民众财力所能承担的衣装用料一般是在大布以下的。中国是大麻（hemp，Cannabis sativa）、苎麻（ramie，Boehmeria nivea）的原产地，很早就实现了对它们的驯化、栽培，苎麻在近代贸易中充当起重要角色，在西方被称为“中国草”（China grass），以苎麻织成的夏布、葛布被定义为“中国草制品”（made from China grass），可见其作为中国产品的独特性与中国麻制品的世界意义。
二
有关中国麻布的向外传播，现有古代匈牙利的语汇证据提供了线索，藉此可以将汉代至唐五代时期史籍文献与出土文书中的相关记载贯串勘同，为麻布的西传勾勒出一条亚欧交流之路。
匈牙利语属于乌拉尔语系，所以在前述的印欧语系表示“丝”的举例中没有出现。匈牙利语名词selyem“丝织物”，无疑也是借自汉语。不仅如此，匈牙利语还有一个词vászon，久经国际学者博考，词义确定是“麻布”，已由上世纪中期匈牙利科学院编纂的《马札尔语历史语源词典》著录，但标明“语源不详，待考”。本文认为，vászon有汉语来源。
《马札尔语历史语源词典》出版后，学界对这个词的语源持续关注。哈德罗维奇（László Hadrovics）提出vászon的古俄语语源假说。但是，此说想在来自希腊语βύσσος及其教会斯拉夫语（Church Slavonic）对应词въIccъ（vyssu）、вuccъ（vussu）和马札尔语的vászon之间建立起源流关联，是存在困难的，首先在第一个音节就有元音不同（á、o）的问题。vászon似乎只见于马札尔语，鄂毕乌戈尔诸语言中不见其踪影，此前也有学者已经探讨过伊朗语来源，但并未找到答案。从1993年起，《马札尔语历史语源词典》德文版以分册的形式陆续出版，词条vászon的释义较匈牙利语旧版有所增补，译述如下：
vászon麻布（Leinwand）。语源可能是古伊朗语vaŋhana-，义为“衣装”（Gewand），印欧语源，可参见：古印度语vásana-“衣服”（Kleid）、拉丁语vestis“衣裳”（Kleidung）等。这个词有可能早在公元九世纪马札儿人定土立国之前就经由贸易途径传入，进入了匈牙利语语汇。
这个词条谨慎地提出了伊朗语源，举出亲缘语的对照词形，并溯源于印欧语，对该词进入匈牙利语的时间和历史条件也有所推断。
在这期间，中亚伊朗语多种分支语和突厥语古代文书研究逐渐深入，为有关问题的解答提供了新的条件。突厥语学者茨默（Peter Zieme）再次提出这一问题。他的思路是钩联希腊语βύσσος和中亚的伊朗语、突厥语中的对应词，指出粟特语的wšyny、wšynyn’k以及穆格山粟特语文书中的语音变位拼写方式šwynny与vászon的可能关系。在文中，茨默引述他与伊朗语学者辛姆斯—威廉姆斯（Nicholas Sims-Williams）的通信讨论，也正视到仍有很多问题不易作出明晰、断然的解释，“这个词的流传路径环节曲折，本来就是意想之中的事”。
在茨默论文发表之后，李特（Ralf-Peter Ritter）撰文质疑vászon的粟特来源说。他引证了印欧语学者翟美列尼（Oswald Szemerényi）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就这个词提出的考释意见，认为vászon的语源是中古高地德语的wassin：
在现代西方语言中，亚麻布（linen）经常被称作wax，这个词对应于近代德语的Wachstuch（麻布），其中古高地德语的形容词表现形式则是wachsin duch，最早的用例为1389年。在一些方言中，wachsin变成wassin、wessin。似乎很明确，vászon是由wassin发展而来的（其中间环节为vaszun）。
茨默、翟美列尼的两种解说，代表完全不同的意见，各自词源的地理、文化指向相反。茨默先生在与笔者交流中坦陈，vászon的粟特语源说在语音形式和语义（粟特词wšyny的意思是“棉布”）两方面都不能认为成熟，期待有关研究能够继续深入。笔者认为，翟美列尼的解决方案值得重视，但仍有不足之处，那便是1389年的书证对于麻布这种古老的纺织品未免过晚，将wassin用来证明“可能早在公元9世纪马札儿人定土立国之前就经由贸易途径传入，进入了匈牙利语语汇”的vászon，不够合理，前后关系是颠倒的。
此后，匈牙利历史语言学者罗纳—塔施（Róna-Tas）和白尔塔（Á. Berta）合作编撰的《匈牙利语中的突厥语借词》一书，也将vászon列为词条，溯源到古匈牙利语 *vɑsɑnə，祖型当为印欧语*vɑsɑnɑ，与阿维斯陀语的 vastā，vaste（“穿着”）、vastra（“衣物”）以及和田塞语的 vāsta（“衣物”）同源。在此编者似乎忘记了——或者是未能——提出本书题旨中的西突厥语中介词型，所以此条落空。
三
在我看来，表示“麻布”的这个匈牙利语词vászon，应与汉语“八稯”——至迟从汉代起就见于记载的一种麻布——有关。从音韵上说，八稯的构拟中古音是：八*pəɨt，河西方言音是par4（高田661）；稯 *tsəwŋ，河西方言音（阙；参音值接近的：總tsuŋ2，高田1138）。下文将提到，这个意义上的稯字在吐鲁番文书中写为“纵”，纵的中古音 *tsuawŋ；在敦煌文书里写为“综”，也是同音。
“八”字，回鹘人所发的汉字音为var，见于回鹘本佛教文献《阿毘达磨倶舍论实义疏》的佛教名词“八转声（aṣṭa vibhaktayaḥ）”，回鹘语发音标注为var čun ši。这样一来，vászon的第一个音节就有了着落。后一个音节szon与中古汉语稯*tsuŋ勘同，也无窒碍。综此，“八稯”的中古音可以是*vartsuŋ或*va（t）tsuŋ。
稯是纺织业术语，《说文解字》对此有定义：“稯，布之八十缕为稯。”“缕，线也。”段玉裁注：“此本谓布缕，引申之，丝亦名缕。”稯即在一定尺寸的幅面上织有80条经线，八稯便是有640条经线的织物。
八稯布作为一种纺织品，在汉文史料里有相当丰富的记载。以稯构词，前缀以数量词，史籍中还有“七稯布”“十稯布”。《史记·孝景本纪》：“后二年（公元前142年）正月，令徒隶衣七緵布。”《汉书·王莽传》：“天凤三年（公元16年）五月，自公卿以下，一月之禄，十緵布二匹或帛一匹。”湖北省江陵县张家山西汉竹简中已有提及“七稯”“八稯”两种布：《二年律令·金布律》（四二○）规定“内作县官及徒隶”四季衣装所使用布的丈尺数量，就这种布的品种还做了说明：“布皆八稯、七稯。”这里的所谓二年，指吕后二年，即公元前186年，尚在前述《史记》《汉书》记载的时代之前。
居延汉简中有“七稯布”“九稯布”，“八稯布”更多次出现，如“贳卖八稯布一匹，直二百九十”“出广汉八稯布十九匹八寸大半寸，直四千三百廿，给吏秩百一人，元凤三年正月尽六月积七月”。元凤三年为公元前78年。“今余广汉八稯布卌九匹，直万一千一百廿七钱九分”，再一次突出了这种八稯布的产地广汉。“入七稯布二千七百九十七匹九尺六寸五分，直六十万八千四百，率匹二百一十七钱五分”，标出当时七稯布的货币价值。综上可知，七稯布217.5钱，八稯布290钱，九稯布330钱。终汉之世，七稯布、八稯布、九稯布、十稯布都广泛地存在于制造、流通、使用中，最早的纪年记载为公元前186年，地点为华中地区。居延地区频频出现四川广汉出产的八稯布，且用作发放给官吏的薪水等价物。斯坦因1907年在敦煌西北的汉塞烽燧遗址发现的汉简中，有一条文字：“神爵二年（前61年）十月廿六日广汉县廿郑里男子节宽贳卖布袍一陵胡隧长张仲孙所，贾钱千三百，约至正月□□。任者□□□□□□”，表明广汉人在隆冬来临之前向守隧官吏出卖布袍的情形，可能即与广汉盛产麻布有关，可见这些布匹在当地生活中属于常用、急需之物，也提醒我们注意丝绸之路贸易中麻布织物也占有一个重要的地位。
稯作为纺织名词，后来在吐鲁番文书中写作“纵”，八稯布便成了八纵布。有关文书如下：
（1）前秦时期高昌有“八纵布”的买卖（约4世纪末《仓曹属为买八纵布事》，TCWI/4）（图二）：
1 仓曹樊霸、梁斌前属催姧吏买八纵
2 布四匹，竟未得。今日尽，急须。属至，亟催
3 买，会廿六日。属官付。
4 三月廿四日属
5 统军 玢 主簿 谦
（2）“八纵布”作为利息：要到十月卅日还偿锦半张，即交与锦生布八纵一匹，若过其（期）不偿，一月生布一丈（《义熙五年/454年道人弘度举锦券》，TCWI/94-95），意思是在借贷方到时归还锦匹之外，还需缴纳由此孳生的额外利息八纵布一匹。逾期不还，则需缴纳惩罚性利息，每月一丈八纵布。
（3）“八纵布”作为借贷物资：左舍子贷良愿相八纵布三匹（《高昌良愿相、左舍子互贷麦、布券》，TCWI/304）。
（4）偷盗案件中的赃物：六纵叠、柒纵叠、八纵布（《高昌作头张庆祐等偷丁谷寺物平钱账》，TCWII/109）。八纵布为麻布，叠为棉布。这是首次见到棉布也有以纵数分类的实例。棉花的传入有西北一途。《梁书》卷54“西北诸戎高昌”：多草木，草实如茧，茧中丝如细纑，名为白叠子，国人多取织以为布。布甚软白，交市用焉。这是中国植棉最早的记录，所在地正是高昌。唐治西州时期（640年—8世纪末）这种纺织品写作“緤”。8世纪中期《交河市估案》“彩帛行”一项中，列有三种緤布：细緤、次緤、粗緤，以精粗程度定名，而不使用“纵”数对緤布进行分类。
以上四条吐鲁番文书材料，均属于4世纪末到7世纪以前这三百年之间。可以注意的是，中国人不仅在麻布制品的种类上使用纵／稯这一术语，对后起的叠也同样以此分类。目前虽然只有六纵叠、七纵叠的文字证据，但是着眼于文书书写柒纵叠时使用了“柒”，与“六”“八”不协调（会计数字分别为“陆”“捌”），显然事出有因，意在避免“七”“十”两个字在书写中容易相混而导致讹误，关乎经济利益，数字非小事，所以在此出现了不同系列的数字写法混杂的情况。从这个角度推测，当时或许有“十纵叠”。
稯、纵这个纺织品术语后来又经历了一次变化：在敦煌文书里写作“综”，如“八综布”，见于P.3724王梵志诗卷第五。其他品种也丰富多样，P.3985“八综褐”“十综褐”。褐本为粗布，但以织法工细程度的不同也有精粗之别，也有“十二综细褐”（S.6417v孔员信女三子为遗产事诉状［稿］）。陈直曰：“稯名愈高，则布质愈细。”如上所述，汉代以下的麻布按类分别，现知有六稯以至十稯，敦煌文书出现的十二综，可征纺织技术的进步。
四
古代马扎尔人对麻布的使用，见于匈牙利史料：“马扎尔军士的内衣为亚麻或者苎麻质织物，上罩薄皮坎肩和裤子，外套为及膝的呢绒大衣。”这里马扎尔语的“大麻织物（kender）”和“呢绒（bársony）”两个词，也是由突厥语借入匈牙利语的外来词。
无独有偶，在同属东欧语言大家庭的波兰语中，存在一个也有汉语语源的词：tapczan，义为“坐榻”，根据茨默先生研究，来自汉语的“道场”。这个词随着佛教进入了回鹘人的精神世界，除了梵语、吐火罗语佛典，汉传佛教的经典也多被译为回鹘语。在《三藏法师传》的回鹘译本中，“道场”一词音译为tavčaŋ或tavčo。成书于11世纪的马合木·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收有词条tapčan、tapčaŋ，语义发生了泛化，“小台子；三足踏凳，供摘葡萄使用”，已经世俗化，从佛教词汇变成日常生活词汇。这个词由此一路向西，最后，在波兰语中停留到了舒适的客厅里，意思进一步引伸为“躺椅、长沙发”。
如果本文论证不误，则可以认为，汉语的“八稯/八纵”（*vatsuŋ）传入匈牙利语，成为vászon，语义没有变化，仍为“麻布”，语音接近，反映的可能正是这个词进入匈牙利语的时代较早这一背景，如上文引述《马札尔语历史语源词典》德文版所说，该词成形于“公元九世纪马札儿人定土立国之前”。这个语词的借贷不会是直接单线的过程，理应有传播的中间环节，粟特语词wšynyn’k、šwynny可否与八稯/vászon建立联系，抑或在中亚语言、东欧其他语言中别有踪迹，尚有待继续探寻。就“八/vá”的语音对应基于回鹘语特有发音这一表征来看，或许可以想像这个匈牙利语词有一个直接或者间接的突厥—回鹘语上源。文章开头引述的中古德语语源说，原则上难以苟同，但是有意思的是，翟美列尼按照历史语言学的音变规则为vászon推测出来的中间形式vaszun，竟和我们发现的汉语语源词八稯／八纵的音值*vatsuŋ若合符节。
如前所述，在八稯布之外，中古中国的纺织业也生产八稯褐，在棉花传入之后甚至很可能生产出八稯叠/緤，这是织造工艺在不同材质织物上的翻用、推广。基于匈牙利语vászon的“麻布”义，我们可以推知，一路向西的这个表示“八稯”的译音词，代表的是中国产的麻布。
以往研究中外文化交流的学者注意中国作为物质与精神文化影响的接收方较多，对中国作为输出一方关注、研究较少；语言学家关注汉语中的外来词较多，对汉语作为贷出词这一方向加以观察、研究者较少。通过纺织品的物质交换而实现的语言接触，产生了一些从汉语“走出去”的纺织品名词，在古代中亚地区的民族语言中留下了印记，如汉地的“罗”以音译形式la直接借入回鹘语（Wilkens，449）以及lat（a）y“罗带”（同上，451）。此外还有：siliŋ“紫绫”（同上，613）；huliŋ“胡绫”（同上，283）；käŋši“绢织”（同上，357）；žünkim“绒锦”（同上，929）；men“棉”（同上，474）等等。甚至毛质的织物名词也有以汉语名称为词源的西域语言词型，如“褐子”，其梵语形式多歧，学者认为正确的拼法当是kocava，而其犍陀罗语形式为karci，粟特语形式为rzγy，rγzy，突厥语为kars/qars（同上，339）。河西突厥化的粟特语文书中的š’mtsy就是汉话的“衫子”，可见成衣的汉语名称也进入到异族的日常文化。与纺织工艺技术有关的外语借出词可以举“立机”为例，粟特语中lipky即是。这些汉语词汇在西域和河西多种民族语言中的流传使用，可以看作是八稯麻布沿丝绸之路西传的背景。
除了纺织品实物的出口，织匠的外流也是技术传播的契机。唐代国史记载，玄宗天宝十载（751年），刚刚建国的阿拔斯王朝的呼罗珊总督阿卜·穆斯林（Аbū Muslim）和唐朝的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分别应中亚地方的王公请求而出兵怛逻斯（今哈萨克斯坦的江布尔城），两军对峙数日，最后唐军因所属的葛逻禄部倒戈而败北。就此战的世界史意义，以往意见多强调战役的结局决定了穆斯林在中亚的优势地位。“就这次战争本身而言，它的重大意义在于，大批汉地士兵被俘往阿拉伯地区，其中有不少技术工匠，可以说，这次战役促成了中阿之间第一次技术转移。就今所知，被俘工匠中有金银匠、画匠，汉匠能作画者有京兆人樊淑、刘泚，织络者有河东人乐
、吕礼”。据《说文解字》，“麻未沤”为络，是织麻布的基础程序。由此可见，8世纪中期的中国织匠因随军征战被俘往大食国都亚俱罗，流落异国他乡，客观上促进了中华纺织工艺的外传。这也是本文讨论的麻布八稯一词西传具体历史背景的可能旁证。
本文的重点是对一个纺织品词语的历史语言学讨论。作为一种贸易货物，八稯布应该在中原与西域及以西地区留下过踪迹。张德芳为河西地区出土的丝绸实物做了比较全面彻底的盘点，统计也包括其他种类的纺织品，由此可以观察品类之间的数字比例。谨摘引于下：
经过最近可移动文物的普查可知，甘肃省博物馆、甘肃简牍博物馆、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高台县博物馆、肃州区博物馆、敦煌市博物馆等文博单位都收藏有数量不等的两汉时期的丝织品。但是经过集中发掘的遗址主要是敦煌马圈湾遗址、居延遗址和悬泉置遗址。下面主要以此三个遗址为例来说明两汉丝织品的出土情况。
敦煌马圈湾遗址，1979年发掘。除出土汉简1217枚以外，还出土其他遗物343件。其中有各类纺织品140件。140件纺织品中有丝织品114件，毛织品和麻织品各13件。丝织品占全部纺织品的81.4%，而毛、麻织品各占18.6%左右。丝织品主要有锦、罗、纱、绢等遗物。
在上世纪30年代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组织的居延考古中，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沿着额济纳河流域进行了地毯式考察发掘，除了发现著名的居延汉简外，还发现了纺织品848件。其中丝织品681件，毛织品97件，麻织品70件。各占纺织品总数的80%、11.4%、8.2%。
上世纪70年代初，由甘肃省文博部门发掘的甲渠候官遗址和肩水金关遗址，除出土20000多枚“居延新简”外，同样出土了相当数量的纺织品。有丝织品282件、毛织品1件、麻织品32件。总计出土各类纺织品315件。其中丝织品占89.5%、麻织品占10%、毛织品只占0.3%。
1990年至1992年发掘的悬泉置遗址，除了出土20000多枚汉简和其他遗物外，还出土了大量纺织物，据初步统计，各类毛麻丝织品共有2306件，其中丝织品909件，占总数的39.41%，毛织品587件，占25.45%，麻织品810件，占35.12%。
以上三处遗址中，只有悬泉置遗址出土丝织品的比重大约在三分之一强，其他地区所出，丝织品都在80%以上。
由此可见，考古发现的实物表明，丝绸之路的确名不虚设，曾经以长时段的远程贸易将中原生产的丝织品运往西陲，出口域外。丝绸之外，尚有麻布，这一点以往注意不够。正如“丝”这个汉语概念的世界性传播，说明了文明词（mot de civilisation）“名随货走”的特性，其背景就是与中国丝织品的出口、养蚕缫丝织绸技术知识的外传一样，八稯布所代表的麻织品是东西方纺织品交流具有问题价值的一个指标，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
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