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面临内部科技寡头治理危机和外部“全球南方”力量崛起的双重挑战，世界社会主义正发生积极变化。在此背景下，当代西方部分左翼理论家提出“数字社会主义”并标榜其为区别于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形式，但这一主张误判了当代资本主义的真实历史状况，以致产生道德抽象性、政治倒置性、历史超验性的弊病。在世界社会主义多元发展大势中保持战略定力、掌握策略主动，需要精准诊断数字社会主义迷思的理论病灶，揭露其割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出的“两条道路”辩证关系的错误逻辑，全面把握社会主义公有制抽象具体的丰富规定性，澄清数字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数字变革的区别，充分理解作为“思想具体”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得以实现的深刻逻辑。
关键词：数字社会主义 “两条道路” 抽象具体 科学社会主义 中国方案
当前，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持续推动着生产方式和社会生活的数字化变革，在资本形态、生产、消费等方面为全球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注入发展新动因，也引发了如民粹主义、新重商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等上层建筑治理危机。总体上，当代资本主义正处于“不得不变”的历史阶段，不仅内部的社会主义因素日益高涨，新技术带来的外部挑战也催生了资本主义反抗力量的壮大。在两种因素共同作用下，当代西方左翼政治地位日渐上升，其组织和运动发展出一系列资本主义批判新理论，其中一个重要的概念支点就是“数字社会主义”。从新的数字条件出发，部分左翼理论家重新审视社会主义发展史及其理论资源，依据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提出数字社会主义政治十项原则，指认数字社会主义是替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新形态”，并将在不久的未来得以实现。但从马克思社会发展“三形态”说来看，数字社会主义仍然未能落实“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即劳动与财产权结合的要求。究其原因，这些左翼理论家对政治经济学“两条道路”及其历史辩证法的理解不够准确，对“两个决不会”的认识不够深刻，因而对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状况产生了“超历史”的误判。精准诊断其理论病灶，有助于我们深刻把握新技术革命背景下资本主义社会演化新趋势，在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多元化态势中保持战略定力，掌握策略主动。
一、“观念神话”编织：数字社会主义理论家的“超历史”误判
恩格斯指出，马克思发现了物质资料生产基础上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唯物史观的上述内容终结了超历史的哲学神话，但在数字社会主义理论家的构想中，数字社会主义正转变为特殊的“观念神话”：在未能全面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新变化和社会新现象的情况下，他们从社会主义发展史中攫取对抗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内容，将其作为标签粘贴到数字技术上，拼凑出“不彻底的”资本主义替代方案。这一行为将社会主义理论拖入超历史的绝对真理泥潭，由此炮制出的“社会主义新形式”自然也是这些左翼理论家的一厢情愿。
正如马克思将信用制度的主要宣传者称作“既是骗子又是预言家”，数字社会主义诞生于“加州意识形态”思潮的骗局，但又在部分左翼新生激进力量的重构中成为反自由主义体制“预言”。对左翼激进力量而言，“加州意识形态”思潮赋予数字社会主义的特征显然有悖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要求，包括平等权利、共享分配、无产阶级政权等原则均未得到实现。有学者直接讽刺道：“那个没有国家、没有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最重要的一点是不必分享任何财富。”因此，数字技术缔造的未来世界决不能使用“数字社会主义”的名字，因为它带来的是社会收入差距的悬殊和技术精英治理路线的实质。也有学者将左翼数字社会主义定义为建构性社会主义理论路径，认为这种新的技术建构思路要求人们辩证对待知识生产的“双刃剑”特性。可以说，这些左翼理论家试图以廓清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方式，从“加州意识形态”思潮耸人听闻的技术控制路线中夺回数字社会主义这一概念。他们以自己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解方式，艰难重构着数字社会主义的数字劳动组织形式、无产阶级斗争思路和经济社会规则体系等要素。
数字社会主义理论家始终坚持从外部批判资本主义的数字剥削、文化撕裂、知识断层等新现象，为资本主义替代方案作出可观的价值性和建构性贡献。但由于他们未能准确把握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进行社会形态考察，其理论构想只能是超历史的片面空想，缺乏理论的彻底性和方法的现实性。具体来看，左翼数字社会主义观点表现出以下三方面的“观念神话”特征。
一是以抽象的、空洞的道德哲学来解释数字劳工的组织形式，最终不可避免地落入“伦理主义主体政治学”的理论窠臼。部分学者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数字变革蕴含着无产阶级组织形式的新内容，并主张建立由工人委员会控制的数字反馈机制，以凝聚工人自治的共同价值观，指导工人集体自决。但是，这种被称作“后工人主义”的观点实际属于数字资本主义的集体主义经济变体，不仅把工人群体的价值观形塑为去国家化的无政府主义，还对工人阶级的身份认同作出无依据的承诺，打着恢复无产阶级亲密关系的旗号，试图将工人的繁衍状况纳入大数据的计算框架内，以确保社会再生产的有效运转。这种思路片面地认为大数据能够超越集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的生产盲目性，并武断地将工人自主性和社会再生产进行简单嵌套，其实质仍然是对无产阶级主体性的抽象化、庸俗化理解。
二是在新自由主义框架下发展数据“公民所有”的制度改革，但却本末倒置地把数据的社会所有制建立在作为上层建筑的数据民主结构之上。部分学者提出创建公共服务互联网以取代科技巨头主导的商业互联网，使公共服务媒体独立于政府、商业利益等外部影响。也有观点认为，与“后碳经济”密切相关的数据民主公有制模型推动产生了更彻底的政治经济变革，要求把数字基础设施、数据平台、知识产权、土地和自然资源等归还公众。此类观点试图依靠西方政治框架内的政策对话形成两制共识，是把社会主义当作砝码进行政治博弈的政治投机行为。
三是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产生超越历史阶段的认知，寄希望于“无货币的经济社会系统”的实现。有学者提出“区块链社会主义”概念，试图从马克思对信用和虚拟资本的考察中寻找摧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思想武器。他们沿袭了英法空想社会主义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观点，认为理想的社会主义应当创造一个由数字技术主导的、无货币的经济社会系统，以能量等要素作为衡量劳动力的尺度，或者建立产品直接交换体系，回归以物易物的社会经济本质。上述“巧思”显然未能认清现实的资本主义历史发展阶段，如果没有找到衡量商品价值的有效替代方案，那么货币作为信用工具的历史地位就不会受到撼动。显然，这些左翼理论家们似乎承认一个前提，即硅谷科技寡头对现实生活的控制，反映出一种超越国家治理层面的“数字权力”的存在。事实上，权力的国家性并未产生任何改变，尽管国家权力的实施方式发生了数字化的转型，但其“数字生产关系的基础”仍未超出马克思主义的有效论域，资本主义社会各领域涌现的数字化现象并不意味着其灭亡时机的成熟。
在唯物史观视域下，我们不难发现数字社会主义理论家构建的资本主义替代方案仍囿于数字技术影响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内。部分左翼学者从传播学、数字平台、区块链技术等角度阐发的社会形态过渡路线，只不过是对数字资本主义新现象、新问题进行改良，既没有深入探索劳动-所有权统一的可行方案，又没有深刻理解“两个决不会”中资本主义全部生产力得到发挥的历史条件。因此，他们设想的数字社会主义实质上是不成熟的、有病灶的“抽象具体”。破除其“迷思”的关键，在于深刻把握马克思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既准确诊断左翼激进思潮对这一方法的误解，避免其产生右翼化的话语倾向，又深入考察西方资本主义内部危机的新现象，科学研判其生产力全部释放的历史阶段，正确应对一系列流行思潮的挑战，为作为“思想具体”的共产主义社会提供坚实的理论依据。
二、“抽象具体”病灶：数字社会主义割裂“两条道路”的机理诊断
如上文所述，数字社会主义理论家专注于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数字化变革和建构，但正如其代表人物福克斯推崇的思路那样，数字社会主义主张的并非科学社会主义，而是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共同缔结的民主社会主义：“是时候停止严格区分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并主张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是一种激进的民主社会主义，旨在用对社会的民主控制取代资本主义”。这个典型论断表现出明显的自相矛盾：如果否认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严格区分，就是在否认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重要内容；但将数字社会主义视作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却又是在马克思社会“三形态”的意义上佐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以下简称《导言》）的文本出发，可知上述逻辑矛盾的根源在于数字社会主义理论家割裂了《导言》中“两条道路”的辩证关系。他们未能完整把握“从具体到抽象”的经验主义方法，导致在“从抽象到具体”的殊多性现象解释中囿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难以廓清公有制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中丰富的规定性，也就难以把握“两条道路”辩证关系中的、深刻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辩证法。诊断数字社会主义“抽象具体”的理论病灶，有助于我们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观点、方法，应对世界社会主义斗争新形势，把握制度博弈关键变量的新变化。
将数字社会主义视作资本主义替代方案的左翼观点，往往在探索未来社会方案时忽视了马克思“从具体到抽象”的经验主义方法，以致产生“抛开历史辩证法”的神秘主义迷思。马克思在《导言》中指出，一定的社会形式“在科学上也决不是在把它当做这样一个社会来谈论的时候才开始存在的”，这一社会形式的内在规定性以萌芽形式存在于“旧事物”的胎胞之内。在数字社会主义理论家看来，所谓的萌芽是指当代资本主义内部的智能生产变革和数字化的社会运动变革，而对应的社会形式则是资本主义替代方案的数字社会主义，似乎当代资本主义将不证自明地过渡到数字社会主义的社会形式，实现旧事物向新事物的转化。这是辩证法的逻辑运用，但也只是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在社会领域的神秘主义运用。与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相比，这一思路缺乏从具体到抽象的历史事实考察，缺乏对具体实在的社会关系的科学把握，也就无法认识社会发展的本质和规律，无法从事物无规定的前概念阶段上升到概念性理解。客观上，从具体到抽象的“第一条路”过于注重对认识对象的规定性区分，虽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思维和认识上的平面化倾向，乃至如列宁所言把人的认识“引到僧侣主义那里去（在那里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就会把它巩固起来）”，但它仍然在逻辑上具备首要性或优先性，由此才能确保“第二条路”，即抽象上升为具体的真实性和正确性。
不难发现，具体抽象的缺失是引发数字社会主义“抽象具体”病灶的原因，正是这一问题导致了数字社会主义语境下的“公有制”这个具体范畴最终囿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未能完整呈现出其丰富的规定性。无论在黑格尔的逻辑学还是马克思的辩证法中，从抽象到具体都不是从某个普遍范畴推导出个别范畴的规定性，而是从最简单的、缺乏内在规定性的范畴出发，向形式更加复杂、内涵更加丰富的范畴过渡和推进的过程。从马克思“社会生产能力从属于社会财富”的要求出发，数字社会主义理论家敏锐地将公有制视作资本主义替代方案的核心概念进行研究，但由于缺乏对经济关系和社会结构具体的、客观的认知和理解，他们未能实现对公有制的完整抽象，最终导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构建“改良性”公有形式的必然结果。比如，自动化的智能生产、观念化的法权范式等内容显然不属于公有制的必要规定性，反而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社会结构下产生的、与公有制本质相违背的假象。与之相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公有制规定无疑是丰富而完整的，这种完整性既来源于最一般、最抽象的公有制概念和命题，也来源于向更复杂的社会关系延伸的历史辩证法。马克思立足商品生产关系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来抽象和引申一系列政治经济学范畴，最终揭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不可自解和不可逆转；同样，公有制规定性的丰富、发展乃至完整呈现，只有在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中才能得到落实。
数字社会主义“抽象具体”的理论病灶，是对公有制规定性的不完整界定，这一弊端最终将其理论拥趸引入一条空想式的未来社会建构之路。一方面，对囿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数字社会主义理论家而言，他们只能将公有制作为替代资本主义的一个标准和结果，却并未深刻理解这一结果产生的逻辑，以致认为公有制的有效性仅针对数字生产资料，而无涉于其他经济关系、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的内容。从具体抽象的“第一条路”出发，数字社会主义理论家没有实现对社会基本矛盾的完整抽象，而是用比较片面的数字化生产工具来代替社会基本矛盾中的经济关系。他们认为数字技术极大推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客观上加速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全部释放”和社会形态更替的过程。比如，有观点称数字革命带来的技术进步包括人工智能生产、清洁能源运用、3D打印和基因编辑等，甚至勾勒出“自动化奢侈共产主义”的乌托邦图景；有观点则认为自动化生产的数字变革有助于产生新的伦理价值、劳动安排、经济计划和社会服务，乃至在对未来社会极端乐观的憧憬中指认马克思恩格斯拒绝具体地描述未来社会形态的做法属于“乌托邦恐惧症”，数字社会主义的技术构想正是实现社会主义具体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数字社会主义理论家未能把握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整体脉络，以致对“第二条路”的抽象具体产生曲解，认为在部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蓬勃发展的“社会公有形式”反映出当代资本主义已经来到了被颠覆的十字路口。但是，诸如知识社会主义、一般智力社会化等乌托邦方案往往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状况为蓝本，并不具备颠覆资本主义制度的一般普遍性。深入历史维度考察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状况，不难发现这些鼓吹开源协议、诸众共和、知识生产等新概念的学者并未深刻认识到当代资本主义垂而不死的现状，以致衍生出数字泰勒主义、众包经济等不稳定的多重劳动形式，起初的“生产资料社会化”设想最终却产生了右翼化的结果。可以说，这两种思路均体现出当代西方左翼数字社会主义的“迷思”蕴含着明显的空想特质。
由于忽视“第一条路”的必要性，数字社会主义理论家遵循“第二条路”构建的资本主义替代方案最终落入空想囹圄，但不能否认的是，其研究成果在中微观层面为社会现代化的技术路线和治理路径的改革提供了有益思路。回顾这一概念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其主旨就是反对硅谷科技寡头裹挟人类文明走入虚拟化的社会形态发展路线，在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危机中寻找无产阶级对抗剥削和压迫的新的思想武器。面对曲折前进的世界历史，站在人类文明的十字路口，要迈向人的自由个性得到全面发展的未来社会阶段，就要根除数字社会主义理论家“抽象具体”的理论病灶，领会“两个决不会”的深刻判断，理解马克思是从所有该社会形态国家的整体的生产力状况出发，作出对社会形态的科学研判。因此，我们要运用具体抽象的方法，开展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科学形式的考察。这一考察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当代资本主义的内部危机及其表征，二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和社会结构。数字社会主义理论家为我们揭露出前者，而后者的讨论，则需要澄清“数字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数字变革”的差异，在此基础上锚定正确的研究方向，把握科学的发展规律。
三、“中国方案”愿景：数字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数字变革的辨析和启示
数字社会主义的左翼“大流行”，客观上反映出当今资本主义世界资本与劳动冲突日益激烈的困境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逐渐转入高潮的趋势。新自由主义对通货膨胀的放任、对民粹主义的助长、对社会创新力不足的无奈，均意味着资本主义在面对自身危机时的策略调整和改革路径无法克服其固有矛盾，与之相对的是，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和社会结构正不断展示出独特的优势和潜力。同时，我们仍要清醒认识当前帝国主义占据主导地位和无产阶级正在进行革命运动的历史阶段，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仍需以反霸权主义、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为目标，以社会主义价值理想广泛吸纳不同社会群体，共同对抗资本主义全球秩序。随着德、法、英三国左翼政党上台执政，当代西方左翼的力量正处于上升阶段。因此，团结这部分力量并建立共同战略规划、运用科学理论指导、加强国际交流合作，是逐步增强社会主义阵营凝聚力和战斗力的重要选择。借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一系列伟大成果和成功经验，从理论上澄清数字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数字变革的区别，有助于克服西方左翼政党内部定位模糊的困难，阻止其在话语范式和体系上落入金融资本扩张的“右翼陷阱”，有力反抗西方极右翼势力的打压，使政治经济学的“两条道路”共同导向世界社会主义的蓬勃发展前景。
1.“第一条路”的呈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熟生产关系下的技术运用
从共时性的角度出发，马克思举例称18世纪的英国、法国、瑞典、德国在自然科学领域的发展几乎达到相同程度，但只有英国的“经济关系才发展到使资本有可能利用科学进步的程度”，这表明科学技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前提条件在于成熟的生产关系，“成熟”的标准则是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相对优化与稳定状态。显然，数字技术为当代资本主义提供的是“智能化剥削”的新工具，进一步激化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资本权力虽然获得了新的“智能人格化”表达方式，但也弱化了社会生产结构的稳定性，难以称其为一种成熟的生产关系。数字社会主义理论家聚焦数字技术中的工具化数据运用，认为数据可能成为社会经济的主要组织工具，有助于更准确、及时地描述市场内外部复杂因素，动态调整处理策略和组织结构。鉴于这些左翼理论家极力巩固现有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上述科学技术应用方案无法真正解决资本主义社会个别企业的有组织生产与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
但是，这些方案为我们提供了发展社会化大生产的新技术理论方案及其知识应用的启示，相关知识必将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具体”的分裂危机中蒸发为经验的“抽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熟的生产关系中，以多种方式实现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生产关系建立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上，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重大理论创新，体现出改革开放40多年来生产关系调整的历史经验和制度优势，实现了与社会主义本质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高度契合。按照马克思关于生产过程的制度环境与技术应用原理，当代中国成熟的生产关系紧扣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营造开放包容的制度应用环境，不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能够将新一轮科技成果极大转化为先进生产力，既在中微观技术层面发挥数字社会主义一系列“数字模型”的镜鉴作用，又突破了西方左翼理论的固有局限，深刻体现不同经济社会形态在数字技术基础上的并存和重叠，在科学社会主义而非民主社会主义的立场和道路上坚定迈向社会主义发展进程的新阶段。
2.“第二条路”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赋予公有制范畴以丰富内涵
严格意义上，左翼数字社会主义不能被视作科学的资本主义替代方案或未来社会形态，而只能是当今世界社会主义多元化发展的一个“突触”。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观点将社会形态区分为“经济的和社会的”，并指出二者的变革呈现出非同步性特征，但从马克思主义彻底的革命性出发，不难发现上述判断对具体社会形态的界定有所欠缺。因此，我们认为左翼数字社会主义不能称之为超越资本主义的现实方案，满足这一要求的只能是在经济关系上与资本主义社会截然不同的社会主义社会。在这个意义上，批判借鉴、吸纳发展左翼数字社会主义合理因素的主体只能是取得了一系列辉煌成就、在21世纪焕发出强大生命力的社会主义中国。
从经济关系和社会结构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数字变革与“数字社会主义”存在显著差别，这也意味着如公有制等生产资料所有制的规定性在两种经济关系中迥然相异。数字社会主义标榜的生产资料公有形式虽符合“公有制”这个简单范畴的定义，但“它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充分发展恰恰只能属于一个复杂的社会形式”，也就是说，局限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的公有形式并没有完全经历“具体的自我生产过程”，而是聚焦数字生产资料较大程度回归社会所有的可能性，以遏制科技寡头的行业垄断与技术控制为目标，具有比较浓厚的资本主义改良色彩。可以说，左翼数字社会主义理论家关于社会主义“新形态”的论述脱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
在历史辩证法的视域下，实现公有制这个范畴“从抽象到具体”的上升，需要将其置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内部进行考察。显然，数字社会主义理论家对生产资料公有的讨论只是针对当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数字权力新现象构想出的抽象玄思，种类繁多的数字社会主义理论模型均未触及消灭私有制、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根本目标，难以完整呈现公有制的丰富内涵。从社会生产关系发展趋向出发，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辩证方法带来的经济关系和社会结构的一系列成果，既高度凝练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增进人民福祉的原则，又为公有制的发展提供坚强的条件保障。只有在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中，公有制才能产生“最丰富的具体发展”，才能实现对资本主义生产自身的否定，在世界范围内满足“事实上已经以社会的生产经营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化为社会所有制”的要求，实现“人民群众剥夺少数掠夺者”的目标。
3.独立自主是唯一正确的发展道路：数字中国建设破除“西方模式”的迷思
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俄国公社的公有制时明确提出，“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就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这是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核心要义。对当代资本主义而言，左翼数字社会主义的替代方案实则是“饮鸩止渴”的改良思路，是以“技术乌托邦主义”的形式模糊生产资料公有和分配问题、加剧无产阶级受剥削程度的被动选择。不经历数字技术影响下资本主义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严重脱节、西方政府巨额债务的积重难返等种种问题并实现国家现代化，是我们当前跨越数字技术“卡夫丁峡谷”的发展目标。这就要求我们深刻把握数字中国建设的基本脉络，一方面借鉴和吸收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在中微观层面的数字技术应用知识，不必经历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否定“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另一方面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出成果丰硕的独立自主现代化道路，为世界社会主义国家提供“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制度的直接出发点”。
数字社会主义的理论成果涉及一系列新数字知识和技术的运用，与科学社会主义结合的前景光明。数字技术尤其是智能技术有助于缩短必要劳动时间，进而缩短工作日长度，使劳动者可以获取更多的闲暇时间用于自身的自由全面发展。此外，数字技术的发展也有助于替代多种高强度身体劳动和高危劳动形式，从技术层面帮助人这个劳动主体创造更多自我实现的可能。数字社会主义理论家存在一系列思想局限，在数字罢工、政治宣传等方面仍未摆脱资本主义生产逻辑，导致其数字技术运用方案最终沦为右翼固化金融自由制度的帮凶。但他们立足数字资本主义新现象对数字卢德主义、替代品罢工等社会运动的审视和反思，同样有助于我们走出适合中国实际的现代化道路，避免和化解资本主义社会频发的各类危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那样，“摒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老路”。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背景下，中国特别强调通过科技创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注入活力，数字中国建设正是重要组成部分。数字技术的高效运用能够实现数据要素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强生产过程中各要素之间的协调性，降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负面影响，利用大数据模型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性与准确性、弱化区域间不平衡差异，围绕知识产权为核心的文化创意产业链条打造技术引领、生态运营、产业发展矩阵模式，既深刻体现又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对当今世界开创社会主义道路的现代化新图景具有示范性、引领性意义。数字中国建设取得和即将取得的一系列成果，将增强21世纪科学社会主义的世界影响，推动世界现代化运动持续朝着有利于社会主义方向转变，为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成功范本和镜鉴贡献。
结 语
当代西方部分左翼理论家的数字社会主义构想，虽然囿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意识形态而未能摆脱“小左翼”的理论空想性质，但也暴露出资本主义内部“云资本”积累已臻临界点的质变危机。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同步数字化的变革过程中，两制博弈仍将继续存在，在唯物史观视域下扬弃数字社会主义的技术应用思路，毫不动摇坚持科学社会主义道路，是我们开创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新局面的理论坦途。审视和批判数字社会主义思潮的内在局限，理解和把握“思想具体”的实现过程，运用理论指导实践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需要深刻学习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发展两条道路的辩证关系，不仅要立足具体抽象的经验主义认识，提炼出数字社会发展的现实经验和科学规律，而且要深刻理解抽象具体的逻辑，在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中完整阐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作为“实在主体”的产生过程，全面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真实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2]《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
[3]王新生：《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年。
袁航（1993- ），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天津 300350）。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5年第6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