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生成与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智慧的深度融合，二者在时代精神的观照下，形成了有机统一的文化生命体。从内在机理看，价值、逻辑与哲学本质的契合性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可能性；中西文化传统和历史背景的差异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必要性；不同历史阶段的时代主题与实践任务，进一步赋予理论创新以现实任务，形成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发展脉络。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塑造的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不仅破除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而且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守护了中华文化的主体性，为人类社会提供了超越资本主义单一文明范式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文化主体性

在当代中国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中，如何理解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深层文化基因与真理特质，成为破解“中国之治”的关键命题。习近平强调，解决中国问题、提出中国方案，必须坚持“中国人的世界观、方法论”，^[1]341其核心在于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兼具历史纵深与时代品格的理论体系。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既不是西方理论的简单移植，亦不是传统文化的简单复制，而是在五千多年文化根脉与马克思主义真理魂脉的交融中，生发出来的新的文化生命体。

一、中国人世界观方法论的“源”与“流”

习近平在2016年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解决中国的问题，提出解决人类问题的中国方案，要坚持中国人的世界观、方法论”。^[1]341何谓“中国人的世界观、方法论”，在当代中国就具体表现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创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既不是对西方现代话语逻辑的简单复刻，也不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教条化运用，而是以中国五千多年的传统文化智慧为“根脉”、以马克思主义的真理精髓为“魂脉”，在深刻彰显时代精神中进行的伟大理论创新。这三个基本要素构成了“中国人的世界观、方法论”的“源”与“流”。

第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精髓为中国人世界观、方法论的形成注入了科学的“魂脉”。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2]3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在数千年文明演进中凝结的智慧结晶，承载着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与价值取向，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然而，在历史长河中沉淀的文化基因并非完全适用于现代社会，部分传统价值理念与当代中国的发展需求已产生时代性错位。面对这一课题，如何激活中华文化的时代生命力，使其成为强国建设与民族复兴伟业的精神引擎，是亟待破解的时代命题。习近平提出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方针，为激发中华文明现代力量指明根本方向。这一理念强调以当代价值重构传统文化内涵，在扬弃继承中推动其与时代同频共振。而实现这一转化的核心关键，在于促进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交融。通过将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方法论与中华文化的思想精华相结合，既能为传统文化注入现代诠释，又能使马克思主义获得更深厚的民族文化滋养，最终实现中华文化的“旧邦新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筑牢精神根基。作为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指明了人类寻求自身解放的道路，推进了人类文明进程，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3]以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之光来激活中华文明的优秀基因，对中华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重新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第二，中国文化传统智慧铸牢了中国人世界观、方法论的文化“根脉”。习近平讲过，“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关键就在于始终坚持“两个结合”，尤其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行稳致远注入强大文化动力的同时，也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从“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到“知行合一”的实践论，从“阴阳和合”的辩证思维到“民惟邦本”的价值取向，从“民胞物与”的伦理观到“天下大同”的理想目标……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哲学智慧构成了中国人世界观、方法论的深层次文化基因。正如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4]这要求我们必须要始终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理论创新的文化之“根”，从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智慧中汲取营养，以此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表达，它蕴含着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的历史演进中积淀的生存智慧和对人类生存价值的理解和体验，这也就是习近平所讲的“根脉”。

第三，中国人的世界观、方法论彰显了时代精神。马克思曾说过，“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5]任何一种文化都是“活”的，它必然和时代的发展与需求同呼吸、共命运，每一种文化的存在都有它的历史合理性和地域合理性。历史合理性的辩证展开表明文化传统在保持连贯性的同时获得了适应时代的不同表达形式；地域维度的合理性则揭示了文化的空间实践智慧。

任何一种文化都不是凝固的符号集合，而是始终处于生成、演变与重构中的动态系统，其生命力正源于与时代需求的持续对话。中华文化作为人类文明谱系中极具韧性的文化形态，它既承载着历史积淀的精神基因，又在每一个时代节点上完成对自身的重新诠释，这种双重特质决定了其存在方式必然是动态的而非固态的。文化必须要与时代的发展与需求相契合。中华文化在形成、发展的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文化样态。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成为中华文化传统在当今的样态，就在于它深刻地把握了时代的主题，彰显了当今的时代精神。

二、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内在机理与历史展开

唯物史观认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6]135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生成与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在百余年奋斗历程中，持续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智慧结晶。这一理论创新成果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接受反复检验，不断丰富发展。

从本质而言，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对理论与实践关系的精准概括，更是一部动态展开的历史进程。当我们将目光投向历史，追问“我们是谁、从何而来、向何处去”的根本命题时，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理论逻辑便得以显现。它既不是脱离实际的抽象理论，也不是对既有成果的简单复刻，而是在回应时代课题、解决现实问题中不断演进升华。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就是文化逻辑在历史维度上的生动演绎。文化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精神凝结，其发展轨迹与人类历史进程紧密交织，而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历程，正是这种文化演进在当代中国最鲜活的呈现。马克思主义的内在机理与历史展开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价值和逻辑的契合性赋予了“化”的可能性。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7]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又再次强调：“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2]5如果没有契合性就不可能“化”。马克思主义本来产生于西方的文化传统，之所以能在中国被接受且生根发芽，根源就在于它和中国的文化传统具有内在的契合性，这种契合性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可能性。

第一个方面是价值的契合性。西方的文化传统产生了其独特的生存智慧，自柏拉图时代就已经确立了“二分世界观”的哲学基础，深刻影响了后世西方哲学发展。从文明基因的深层结构来看，西方文明本质上是一种以原子主义为内核的文明范式，这种特质塑造了其哲学思维中根深蒂固的形而上学倾向与还原论特征。而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6]139这一论断彻底颠覆了西方近代哲学将社会理解为“原子式”个体基于契约的抽象组合，实现了对西方原子主义思维的根本性超越。马克思对原子主义的批判实质上是对理性主义的批判、对资本的批判，因为原子主义思维产生的根源就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打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主体力量是无产阶级，马克思指出：“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一切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奴役下解放出来”。^[6]385也就是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他自己。这本身就赋予了马克思主义一种社群主义的价值传统，而这种社群主义价值传统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社群主义情怀则具有内在的价值契合性。

中华文化传统的形成与发展则具备相对稳定的文明基础，尤其是“天人合一”理念的提出，使中国的文化传统在生成初期就摆脱了宗教的影响而具备了哲学基础。早在新石器时代的龙山文化时期，“天相授时”的农耕实践就孕育了朴素的“天人相参”原始宇宙观，到了商周之际，这种原始宇宙观逐渐升华为具有哲学本体论意义的“天人合一”思想，即“天道”和“人道”的合一。比如《周易·贲卦·彖传》中提到的“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8]84《诗经·大雅》中表达的“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9]等等。这种“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将人和世界融为一体，人是以一种集体主义的思维方式来处理人和世界的关系，从而让中国文化传统具备了“社会性”基因。对于西方文明来说，其思维方式具有鲜明的“实体性”特征，在社会关系中具象化为一种契约关系，对于“生命”“意义”的追寻都是在契约、原子和个体中展开；而中国的思维方式由于注入了“社会性”基因表现为一种“关系性”特征，“生命”和“意义”在中国则存在于社会、伦理和集体中，从而赋予了中国文化传统一种社群主义的情怀。

第二个方面是逻辑的契合性。在西方文化传统中，追问事物本质的思维范式呈现出鲜明的还原论色彩和形而上学特质，并且采取的是一种“名词性”的追问方式。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将世界二分化为“理念世界”和“现象世界”，确立了西方哲学特有的“非此即彼”的形式逻辑。这种形式逻辑起源于巴门尼德，经由亚里士多德得以完善，最后在康德和黑格尔那里得以继承。因此，西方的文化传统总体上来讲是形式逻辑，虽然黑格尔赋予了其辩证法的内涵，但黑格尔的辩证法仍然是概念的辩证法，并没有跳出形式逻辑的思维范式。而马克思通过引入“实践”范畴，赋予辩证法以历史生成性和能动性。在马克思的“实践”视域下，主体和客体得到了良好的互动。这种实践转向使辩证法超越了形式逻辑的非此即彼，在承认事物客观规律性的同时，彰显了人类主体通过实践改变现存世界的可能性。

与之不同的是，中国的文化传统历来就包含辩证法的传统，中国的经典三玄《老子》《庄子》《周易》里面充满了辩证法的智慧。比如，《老子》中提到的“反者道之动”，^[10]172将矛盾的转化看作是“道”的运动规律：“祸，福之所倚；福，祸之所伏”，^[10]245“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莫之能先”；^[10]314《庄子·齐物论》中提到的“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则不见，自知则知之”；^[11]35《庄子·知北游》中说的“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11]391《周易》中提出的阴阳转化、五行相生相克以及通过六十四卦的推演衍生出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8]247的哲学智慧，等等，无不彰显着中华文化传统的辩证思维。

第三个方面是哲学本质的契合性。西方哲学的文化传统是一种理论哲学，追问的是本质和概念；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实践哲学，彰显的是“改变世界”的实践自觉。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再满足于对世界的抽象解释，而是深入社会历史的现实土壤，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揭示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并以此为基础探寻人类解放的现实道路。这种实践哲学特质，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改造世界的行动指南，而非束之高阁的理论体系。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品格与中国文化传统中深厚的实践智慧形成了深刻共鸣。西方文化的知识论传统侧重于对事物本质的认知与把握，而中国文化的人生论传统则更关注如何在现实生活中处理好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这种人生论传统在儒家的“修齐治平”、道家的“道法自然”、墨家的“兼爱非攻”等思想中均有体现，其核心在于通过道德实践与生活实践实现理想人格的塑造与社会秩序的构建。特别是《道德经》中对“道”的阐释，将天道与人道紧密相连，强调人应顺应自然规律，在实践中体悟“道”的运行，这种对天人关系的实践智慧，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将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特质不谋而合。因此，以上三个方面的契合性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提供了可能性和前提。

第二，文化传统和历史背景的差异性提供了“化”的必要性。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在价值、逻辑和哲学本质三个方面的契合性为其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化”的可能性，而不同的文化传统和历史背景则决定了“化”的必要性。正因为二者具备明显的差异性，所以才可以取长补短，才具有“化”的必要性。

一方面是文化传统的差异性。马克思主义哲学虽以实践革命重塑哲学范式，但其理论根基深植于西方文化土壤。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性继承者，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脱胎于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剩余价值理论建立在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传统之上，历史唯物主义对社会规律的探寻亦延续了西方理性主义对普遍性的追求。其核心范畴如“异化”“阶级”“生产力”等，均在西方哲学的问题域中生成。另一方面是时代背景的差异性。马克思曾指出，“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6]380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基于农耕文明而形成，而马克思主义是基于工业文明而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是农业生产方式，而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是工业生产方式。中国传统文化根植于自给自足的农耕文明，其价值体系、思维方式与社会伦理均围绕土地耕作、季节循环和家族协作展开，形成以经验传承、宗法纽带为特征的文化生态。而马克思主义诞生于工业革命后的欧洲，其理论建构紧密依托机器大生产、雇佣劳动关系和资本全球化等现实土壤。两种文明孕育的文化体系，在生产基础和实践路径上形成鲜明对比。

因此，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时代背景决定了不同的理解世界和人生的方式。比如，就实践这一概念而言，中国人理解的实践是“内圣而外王”，强调个人的修身养性，通过内在修养的完善与提高影响外部世界，这是一种“向内求”的实践路径。而马克思所理解的实践是“外王而内圣”，通过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在深入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程中揭开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主张以革命性的实践活动变更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通过外部社会结构的根本性变革实现共产主义，最终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是一种“以外求而向内求”的实践路径，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意义在于改造世界。它们的不同特点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的显著差异性，由此使二者的结合具有了“化”的必要性。

第三，时代主题和历史任务的具体性呈现了“化”的现实性。习近平指出：“一切划时代的理论，都是满足时代需要的产物。用以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的理论，必须反映时代的声音，绝不能脱离所在时代的实践，必须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将其凝结成时代的思想精华”。^[12]理论的创新不能脱离时代的发展需求，时代的发展需求为理论的创新提供了现实的土壤。“化”作为一个动态的过程，必然和时代主题、历史任务紧密相连。离开了时代、离开了历史，“化”就不可能生成。“化”体现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一个历史性过程。毛泽东深刻把握“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革命道路，并且在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从而为当代的发展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紧紧围绕“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开创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使中国人民实现了从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迈进，持续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继续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13]等重大时代课题，肩负起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历史任务。因此，纵观中国共产党的百余年历史征程，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出了不同的存在样态，也具有不同的核心要素，每一历史阶段的理论创新与飞跃都深刻体现了具体的时代主题和历史任务，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而“进”就彰显了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

三、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真理价值和现实意义

习近平指出：“‘结合’不是‘拼盘’，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2]6这种“新的文化生命体”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它不仅破除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而且使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始终坚持中华文化自身的主体性，更为人类社会发展和文明的进步贡献了中国智慧。

第一，破除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于资本增殖的内在逻辑，通过殖民扩张、技术输出与全球市场整合，客观上构建了以工业文明为载体的世界历史进程。这一进程既展现了生产力发展突破地域局限的普遍性——机器大生产打破传统自然经济的封闭性，国际分工使“历史成为世界历史”，也揭示了生产关系运动的世界性特征：资本逻辑的经济全球化运动迫使一切民族“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形成“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的历史趋势。然而，这种普遍性背后暗藏着资本逻辑的特殊性——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从诞生伊始便建立在“中心—边缘”的结构性不平等之上：先发国家通过殖民掠夺积累原始资本，依托技术垄断控制全球价值链，以“现代化=西方化”的意识形态输出强化自身主导地位。先发国家将后发国家纳入以西方为模板的发展轨道，实质是将资本扩张的特殊路径伪装成人类现代化的普遍规律。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6]405长此以往，发展中国家在向西方学习的时候，逐渐就把西方的以资本逻辑为底蕴的现代化当成了现代化的唯一模式。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则打破了资本主义现代化普遍适用的“神话”。习近平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取得了一系列历史性成就与历史性变革，从而成功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打破了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的迷思。

破除“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还涉及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域下重新理解传统和现代的关系。传统的现代化理论采用的是“现代—传统”的二分法研究，这实质上是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它将社会的发展进化简化为一个从传统向现代的单向度进程。它将历时性的差异转化为、固定为共时性的等级，将文明、文化的多样性分类为“绝对先进和绝对落后”，从而体现为一种抽象同一性、普遍性暴力，目的是为其殖民掠夺进行道德辩护。在马克思的哲学视域下，传统和现代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实践的关系，传统具有基于社会实践的连续性和开放性。连续性意味着“传统”本身和一个国家的历史相连，其并非一个凝固性的实体；开放性意味着生成性，意味着在传统和现代的辩证互动中，在有限性中不断创造无限性。现代的人绝不是简单地复制传统本身，因为现实的社会实践在不停地发展变化，实践主体只有将传统转化为自身实践的现实要素并将传统改造到更高水平，才能实现传统的延续。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使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能够始终坚持中华文化立场和文化主体性不动摇。习近平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2]8近代西方哲学确立了主体性原则，这种主体性是理性主体性。近代西方哲学认为，理性能够彰显人在认识领域和道德领域的主体性。然而马克思却看到，理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并不能成为主体生命的积极表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突出强调的理性，归根结底是资本和技术合谋而来的理性。马克思认为，要想真正彰显理性的积极作用和意义，必须通过实践的方式改变理性存在的社会土壤。只有通过现实的社会实践才能够彰显主体性原则。文化来源于现实发展着的社会实践，因此文化主体性意味着，基于永远处在生成过程之中的实践，以民族国家为载体的文化具有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性，这种独立自主性意味着它既不被西方强势话语所殖民，也不被古老的文化传统所束缚，它具有自我反思的能力，它知道自己从哪来，到哪里去，它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而要想做到这样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清醒的自我认知，只有通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一道路才可能实现。

文化主体性巩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实践和当代生成，坚守文化主体性其实就是坚持走自己的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正是着眼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要建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之中更深层次的文化自信。传统意味着建基于实践之上的主体自我理解，这彰显了一个民族深层次的文化自信。实践主体本质上包含着客体性的规定，这不仅意味着实践主体的社会性即这一主体能够成为他人的客体，更重要地，意味着实践主体能够成为自身的客体，这意味着实践主体能够自我关照和自我反思，从而“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14]

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中国是唯一一个以国家形态数千年来从未有过断流的文化形态。究其原因，最为关键的要素就在于我们具备了“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海纳百川”的文化理念。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中华文化的生成和发展过程本质上就是“化”的过程，我们正是在“化”的过程中确立了文化的主体性。而且无论怎么“化”，所有的外来文化都只能成为中华文化发展壮大的“养料”，而绝不会取代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地位。这种文化主体性使我们具有了高度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同时赋予了我们一种包容性，而有了包容性才能为文化的开放性提供可能。正如习近平所说的，“中华文明的博大气象，就得益于中华文化自古以来开放的姿态、包容的胸怀。”^[2]10-11正是由于具备了包容性和开放性，中华文化才能源远流长、具有活的生命力，才能通过不断“化”的过程创造出新的文化形态，并有力地驳斥西方“文明冲突论”的言论，始终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和文化主体性不动摇。

第三，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为人类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贡献了中国智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以政治经济学批判揭示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内在悖论：资本无限增殖的逻辑导致人的异化、社会两极分化与自然的透支。海德格尔承继这一批判脉络，以“座架”（Gestell）概念揭示技术时代的存在遗忘，也就是人本身被遗忘了——当资本与技术合谋将万物沦为可计算之物，人类文明陷入对自然的绝对统治与意义的虚无化双重困境，其悲观主义实质是对资本主义文明背离“存在之思”的警示。中华文明“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天下为公”的治理智慧与“和而不同”的文明观，恰能矫治现代化进程中的工具理性膨胀与文明冲突危机，这一论断并非浪漫化主观想象，而是基于对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特质的深刻指认。

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正是对这一文明期待的回应：它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性诊断，坚持以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来规制和引导资本，用资本逻辑来服务于人本逻辑。通过“共同富裕”破解资本逻辑导致的两极分化，以生态文明重构天人关系，又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实践智慧，将“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传统理念转化为全球发展倡议的价值基石。这种智慧既不是对传统的简单复归，亦不是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被动回应，而是在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的交融中，创造出既能化解资本主义现代性困境又能守护人类文明多样性的新形态——它证明，文明进步不必遵循单一轨道，通过激活本土文化基因中的实践智慧与价值内核，后发国家能够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对资本逻辑的超越，从而为人类文明走向“自由人联合体”提供兼具民族特色与普遍意义的探索路径。

总而言之，回到习近平所说的“解决中国的问题，提出解决人类问题的中国方案，要坚持中国人的世界观、方法论”。^[1]341而这个世界观方法论为什么管用？因为它具备了马克思主义真理的“魂”和中华传统文化的“根”，同时又面向时代精神而具有了现代力量。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彼此契合且相互成就，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底蕴让中华文明在新时代焕发了新的生命力，从而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提供了世界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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