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习近平经济思想作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其内涵丰富、逻辑严密、体系清晰。一是经济制度，突出表现在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创新发展，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何发展、怎样运行和有效治理的制度保障。二是经济发展，聚焦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发展新质生产力以实现高质量发展这“四新一高”体系，从而推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三是经济运行，紧密结合社会主要矛盾转化需求，从高水平供需动态平衡视角出发，着力振兴实体经济和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形成经济运行的载体支撑。四是经济开放，聚焦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和推动全球治理，形成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对外开放新格局。五是经济治理，聚焦完备的战略规划、精准有力的宏观调控、统筹发展和安全三个部分，是稳定经济发展、优化经济运行、拓宽经济开放的重要保障。六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方法论，包括对群众史观与人文经济观、系统观念与底线思维、两点论与重点论等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的全面应用和创新发展，体现出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性和实践性的有机统一。
关键词：习近平经济思想 逻辑体系 方法论 核心要义 理论精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有生命力，就必须与时俱进，必须立足于社会主义经济形态对象，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形成一系列独创性的经济理论成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思想家和战略家。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新时代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这一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论渊源出发、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中国化已有成果出发、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经验和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要求出发，提出了一系列能够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发展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张宇，2024）。习近平经济思想系统全面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新认识，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中国和21世纪世界的新境界，为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并为世界谋大同提供了锐利思想武器。
习近平经济思想具有严谨的逻辑体系和丰富的学理内涵，是在提炼和总结中国经济发展实践规律性成果基础上初步形成的系统化经济学说。它以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和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拓展性解构创新发展了经济制度理论，以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着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系统回答了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的路径选择问题，以新的供需动态平衡机制及对实体经济和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视指引了经济运行方向，以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和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为世界经济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以完备的战略规划、精准有力的宏观调控、统筹发展与安全从不同层次对经济治理进行指导，并以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体现出中国经济工作方法论内核之根基，是建立在群众史观与人文经济观、系统观念与底线思维、两点论与重点论相协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之上的方法论。习近平经济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是指导中国经济巨轮乘风破浪、行稳致远并赢得严峻复杂国际竞争的关键理论，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原创性成果，必须予以长期坚持、不断发展。
一、经济制度：根本制度与基本制度的创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严密完整的科学制度体系，起四梁八柱作用的是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也包含三部分内容，即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作为根本制度具有统领地位，基本经济制度与涉及经济活动的各项规则规制作为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相应展开。建立在根本制度和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上的重要经济制度由于涉及科技、金融、税收、产业等全方位制度安排，其实又构成经济发展、经济运行、经济开放和经济治理的理论体系。
（一）根本制度：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
加强党的领导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基本内涵，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也是中国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宝贵经验。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同样具备广泛依据。从理论逻辑看，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同样也会反作用于生产力。党的领导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突出表现，必然也需要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和生产力发展。在新中国经济建设时期，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提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的著名论述，强调了思想政治工作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引导作用，坚持党的领导就是思想政治工作的直接表现。从历史逻辑看，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党就根据不同阶段中心任务提出一系列经济政策，指导社会经济实践满足具体革命需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历史典范，全会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取得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成就。从现实逻辑看，党的组织体系和思想政治体系具有更广泛的渗透性和动员力，是只服从于国家整体经济利益需要的一种组织架构，形成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有利于避免各级政府财政经济利益与国家整体利益的矛盾冲突（裴长洪，2024），避免各级政府经济发展中的以邻为壑现象。从比较逻辑看，西方经济学虽然包含自由主义学派和凯恩斯主义学派，但两者就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始终没有找到最终契合点，没有形成协调的宏观经济发展范式，导致周期性经济危机频频发生，这对以党的领导破解市场与政府关系的难题提出新要求。
基于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度思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明了党对经济工作全面领导的客观必然性，提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根本保证”等论述，突出党具备全面领导经济工作的优势，并能够将之转化为治理效能。关于如何有效平衡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直接体现在以党的领导作为切入点，形成市场与政府作用的有机统一，这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大原创性贡献，不仅有效破解了市场与政府关系的世界性难题，更提高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一般性经济学原理的适应性和解释力。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注重加强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作用，经济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必然处于党领导的核心位置，是进一步释放我国根本制度优势的必然要求。习近平经济思想将党的全面领导引入社会主义经济工作中，不仅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经济行稳致远的直接理论基础，还极大拓展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研究视域，有效推动了基本经济制度的创新发展。
（二）基本制度：基本经济制度的创新发展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以前，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就是党的十五大报告确立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所有制，但随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不断发展对生产关系提出的新要求，分配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被同时纳入基本经济制度，拓展了基本经济制度的内涵。事实上，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是经济活动得以运转的紧密联系体，只从所有制角度并不能完全解释一个经济体基本经济制度的运行要求，还必须统筹考虑收入分配形式和资源配置方式，形成三位一体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决定着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性质，对经济发展的战略定位有着决定性影响；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是所有制结构的必然要求，有利于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与市场经济体制高效性有机结合，有利于保证经济活动的充分性、有序性。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内涵的拓展既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又一原创性贡献，也反映了党对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达到新高度，更为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科学的经济理论指导。
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是所有制创新发展的核心要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重申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正确认识和把握处于经济制度基础地位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便是关键环节，既要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又要重视民营经济对社会发展的积极贡献，这就必须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是由社会主义性质决定的，也是在经济发展的长期过程中形成的，必须始终坚持、不能动摇，要让它继续为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提供基本保障。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明确国有企业功能定位和国有资本集中投资方向，是习近平经济思想关于公有制论述的突出表现。非公有制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创新、扩大就业、提供税收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必须通过体制机制改革一以贯之地保障非公有制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在坚持权利、机会和规则平等基础上为其营造良好发展环境，最大限度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体现出习近平经济思想关于非公有制论述的重要内核。当然，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不是相互排斥、相互抵消的关系，而是建立在全面深化改革基础上的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巩固和完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协同发展体制机制，引导非国有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革，深入破除市场准入壁垒及其他隐性壁垒，是习近平经济思想关于所有制论述的最终价值旨归。
将分配与增进民生福祉紧密结合是分配制度创新发展的内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立足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问题，从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求出发，不再就分配制度单纯谈论分配问题，而是将其与民生福祉结合起来，将分配制度作为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安排进行阐述。因此，习近平经济思想关于分配制度论述具备更强的体系性和目标性，是在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基础上的创新发展，目标指向不断增强民生福祉、不断提高居民共同富裕水平。这种原创性贡献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进一步健全传统分配制度，完善按要素分配的体制机制。健全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分配制度不断完善的重点，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明确了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应当按其贡献参与分配，之后针对资本要素也提出“保障资本参与社会分配获得增殖和发展”的安排，从而有效增加中低收入群体要素收入、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二是在“两个同步”基础上提出“两个提高”，对居民收入和劳动报酬增长提出明确要求。“两个同步”最初是在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上提出的，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提出“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是对“两个同步”的进一步深化。前者形成手段而后者形成目的，对分配制度执行情况也做出了可量化追踪的评判标准。三是进一步强调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的职能，将其作为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提高民生福祉的重要手段。通过税收、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等再分配手段提低、限高，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支持发展公益性慈善事业等第三次分配，在具体操作层面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提供了多层次抓手，形成对既有分配制度的有益补充。
将市场与政府有机结合是市场经济体制创新发展的重大突破。从完善到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到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体现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守正创新的过程，也是习近平经济思想在市场经济理论方面不断完善的过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实现资源配置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上升至决定性作用是在充分尊重市场价值规律、竞争规律、供求规律基础上做出的战略选择，是习近平总书记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认识的一次突破。完善产权制度和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在此基础上则构成改革的重点内容，形成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的阶段性指引。但是，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全部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强调的也是转变政府经济治理职能，克服政府在调控过程中的越位、缺位和错位现象，减少政府对资源配置和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运用辩证法和两点论正确看待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市场经济理论认识的又一次突破。习近平总书记对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做出的一系列重要部署则属于再一次突破，强调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具体部署涉及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健全宏观治理体制机制、高水平的制度型对外开放、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体系等，这些都是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提高全社会内生动力的重要举措。
二、经济发展：“四新一高”与中国式现代化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经济思想聚焦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着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四新”体系，以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推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刘元春，2025）。“四新一高”与中国式现代化具备逻辑关联性和现实必要性：新发展阶段解决了发展方位的认识问题，新发展理念解决了发展原则的理路问题，新发展格局解决了发展空间的布局问题，新质生产力解决了发展动力的选择问题，高质量发展解决了发展主题的判断问题，中国式现代化则解决了发展目标的确定问题，共同构成习近平经济思想发展理念的逻辑体系。
（一）“四新”的科学内涵与原创性贡献
把握新发展阶段是认识中国经济发展机遇期的客观前提。在2013年7月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经济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阶段；在同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又提出“新常态”，准确概括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新发展阶段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从阶段性特征看，虽然我国已经完成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在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努力，但是我国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并没有改变，国内产业布局方式、要素资源约束等新情况的出现是这一阶段特征的集中表现；从国际经济大变局及其对国内影响看，全球化逆潮引发的科技封锁、产业脱钩、关税壁垒等阻碍经济分工协作的不公平竞争手段正在重塑全球生产格局，倒逼我国扩大内需、增强创新、促进发展方式转型，使得经济发展阶段进入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战略抉择期。只有清醒认识到当前和今后我国经济所处的新发展阶段，才能更好把握利用机遇、有效应对挑战。总体来看，新发展阶段开启了我国经济发展新篇章，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现实依据，更是习近平经济思想发展理念的逻辑起点。
贯彻新发展理念是事关中国经济发展全局的指导原则。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一定的发展实践都是由一定的发展理念来引领的，新发展理念阐述了新阶段关于发展的价值导向、发展模式、发展道路等重大问题，是决定发展成效乃至成败的关键理论。新发展理念涵盖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个层次：创新注重解决发展动力问题，要把我国依靠要素驱动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转向依靠以创新为主导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模式，克服我国经济发展创新能力不强的“阿喀琉斯之踵”；协调注重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聚焦经济发展的持续性、区域发展的协同性、群体差异的弥合性，通过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发展规划和战略性帮扶等手段，形成“全国一盘棋”的协同发展格局；绿色注重解决人与自然和谐发展问题，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将保护生态环境同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同发展生产力相统一；开放注重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通过高水平对外开放统筹配置国内国际两种资源、充分运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形成全球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共享注重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共同富裕目标，通过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渐进共享逐渐满足多样化的民生需求。新发展理念体现了习近平经济思想对我国经济实践的原则性指导，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把握中国经济发展主动权的战略抓手。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论述，确立了处理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国内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新发展格局构成习近平经济发展思想的整体战略部署，正确认识新发展格局必须关注三点内容：一是构建新发展格局关键在于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包括国内和国际两个循环。经济活动需要各类要素和商品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环节循环流转，从国内循环看主要聚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形成供需动态平衡的经济发展格局；从国际循环看主要聚焦高水平对外开放，寻求最佳资源配置组合和加快融入全球产业链，这就要求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深化外贸体制改革、深化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推动共建高质量“一带一路”等（肖贵清，2024），打破国际循环的壁垒和瓶颈。二是高水平对外开放必须建立在强大的国内经济循环体系和稳固的基本盘基础上。要形成对全球资源的强大吸引力并在国际竞争中脱颖而出，必须提高国内循环在双循环中的主导作用，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而这种优势在全球范围内又是最稀缺的；同时，要重视利用国际循环提高国内大循环的效率和水平，通过国际竞争提高产品质量和竞争力，夯实国内经济循环的基础地位。三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本质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主动地位不是空想的，而是具体的，物质的，是要立足自身不断争取的，只有在依托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基础上加强科技创新、突破产业瓶颈，才能克服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困难挑战，保证极端情况下社会大局总体稳定。
培育新质生产力是提高中国经济发展动能的必然选择。在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日趋激烈的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新质生产力概念，概括地说，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将新质生产力归入习近平经济思想体系主要源于其对传统生产力理论的创新发展。一是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生产力三要素理论基础上的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对生产力三要素提出更高要求，高素质劳动者、高品质劳动资料和新兴劳动对象及其创新性组合是新质生产力的基本内涵，是对传统生产力理论的超越。二是进一步强调科技创新对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作用，并提出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和发展方式创新，突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对生产力发展的驱动性。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原初文本还是中国经济建设实践均强调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断，但新质生产力突出了以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为代表的关键共性技术和前沿引领技术对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同时强调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使得科技创新成果切实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弥补了生产力转化环节的缺失。三是将全要素生产率概念引入新质生产力理论体系，创新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全要素生产率原本是西方经济学中用以衡量技术增进的指标，同政治经济学中劳动生产率概念略有差异，强调全要素生产率其实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创新发展，这是侧重科技进步的必然要求。四是新质生产力的创新包括管理和制度层面的创新，即形成新型生产关系，包括市场经济、全面创新体制机制等方面，必须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新质生产力作为习近平经济发展思想的原创性成果，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引擎。
（二）以“四新一高”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高质量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研判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所做出的战略选择，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在新发展格局中以新质生产力推动的经济发展新范式。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鲜明标志，是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然要求。“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需要“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更需要以新质生产力理论对其实践进行指导，推动经济发展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四新一高”系统集成，深刻回答了与高质量发展相关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是习近平经济发展思想由实践总结上升至一般性理论、再指导经济发展实践的具体体现。质言之，发展中的问题只能通过进一步发展来解决，高质量发展是解决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转向的总钥匙。高质量发展始终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由量的不断积累向质的跃升转向的发展，是生产关系更加完善、物质和精神财富更加丰裕、人民美好生活期许不断得到满足的发展，体现了习近平经济思想发展理念的丰富内涵和责任意志。
党的二十大报告在论述中国式现代化时指出，实现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说明高质量发展的目的在于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质言之，“四新一高”理论体系也要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这是新时代以习近平经济发展思想指导经济工作的根本遵循。新发展阶段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道路选择提供了指导。西方发达国家以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串联”起自身现代化发展过程，但中国式现代化要后来居上，必须选择“四化同步”的现代化发展道路，这也是新发展阶段的必然要求。新发展理念与中国式现代化五大特征和本质要求密切相关。中国式现代化决不仅仅是“单向度的工业化”，而是涉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现代化，与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相一致，致力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在新发展格局的国内国际比较中又能体现出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本逻辑，这是群众史观的生动体现。西方式现代化始终以资本逻辑为主导，而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这也是新发展格局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直接原因，要坚持把广大人民的利益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新质生产力是中国式现代化赖以实现的基础，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新动能。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需要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极大丰裕，依赖先进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为其提供支撑，新质生产力作为先进生产力的质态表现必然成为重要抓手。习近平经济思想发展理念由“四新一高”和中国式现代化构成，详细论述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方位、原则、空间、动力、主题和目标等问题，是指导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基础。
三、经济运行：供需动态平衡与振兴实体经济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主要矛盾的转化是习近平经济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矛盾理论的创新发展。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着力扩大有效需求协同发力，满足人民对物质和精神财富的美好期许；同时，实现供需动态平衡又要进一步突出供给端生产在国民经济循环中的前置地位，突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任务，在于实体经济的振兴和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构建，有利于形成多样化且自主可控的商品和服务产出，从而有助于主要矛盾的转化。
（一）形成高水平的供需动态平衡运行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新常态时指出，当前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因素，有周期性、总量性的，但主要是结构性的，必须把改善供给侧结构作为主攻方向，从生产端入手，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侧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习近平经济思想在宏观层面的重大理论创新，是依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生产在循环体系中的决定性地位创新发展的，与西方经济学中通过降低成本扩产增产的供给学派存在本质区别，体现在经济发展调控思路、政策覆盖范围、利益调整关联体等方面（裴长洪，2024）。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而达到这一目标的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提高供给体系质量的关键是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减少与需求不相匹配的无效供给、增加符合人民生活需要的物质文化供给。这就需要着力解决好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相匹配的资源配置问题，降低要素资源跨地区、跨行业、跨企业的流通交换成本（乔晓楠等，2025），从而提高供给体系对需求变化做出调整的灵活性。深化改革主要是指全面深化经济领域体制机制改革，包括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放活各类市场主体进行要素组合和资源调配的主动性和能动性以及发挥有为政府作用，通过财政政策、税收政策、产业政策等一系列政策工具的结构性调整，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经济政策体系。
作为调控经济运行的另一基本手段，需求侧管理和供给侧管理是协同推进的关系。供给侧和需求侧分别对应国民经济循环的生产和消费环节，两者是共生的。因此，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用好需求侧管理这个重要工具，促进总供给与新需求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动态平衡。需求侧管理的主要目标在于确保短期经济增长，包括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可以通过相机抉择的政策选择避免经济大起大落。但是，近些年来，逆全球化使得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外部环境出现重大变化，国内经济发展遭受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供给冲击可以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予以解决，但需求收缩和预期转弱均和内需不足密切相关——消费者预期未来收入下降导致不敢像以往那样花钱，从而约束自身消费习惯，降低商品和服务的“档次”（高培勇，2023）。问题的解决需要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着力扩大有效需求协同发力，使得国内大循环建立在内需主动力的基础上，强化内需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考虑到生产和消费之间还包括分配和交换这两个中间循环环节，相关制度安排就必须涉及居民增收、合理引导居民消费和投资等多个方面。扩大消费首先要促进就业，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发挥中等收入群体消费对经济运行的稳定器作用；其次要增强投资增长后劲，推动居民储蓄向投资合理转化，加大政府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力度和城市更新力度，形成良好的投资预期。只有培养起稳定、可持续的内需主动力，维持需求总量的基本稳定，才能更好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辅相成，持续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期许。
（二）以实体经济和现代化产业体系提升经济运行韧性
振兴实体经济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任务，党的十九大和二十大报告也均强调实体经济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着力点，是我国在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权的根基。实体经济又是由广泛的市场经营主体作为基点构成的，是我国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他们深谙市场规律，尤其是资源配置规律，是实现经济运行整体好转的关键力量，也就是高质量产品和服务供给的潜在提供方。马克思认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物质再生产过程是实体经济发展的基本内容，经济社会发展的物质技术支撑也不能离开实体经济；考虑到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实体经济既要实现供给体系由中低端产品为主向不断适应需求变化的中高端产品为主转变，也要大力提高各种产品质量和水平，这样才能更好满足人民多样化的物质和精神财富需求。反观虚拟经济，单纯是为了通过经济活动而获得价值增值，却忽略了生产过程作为中介，也就看不到这一过程对经济运行的巨大决定性作用，这种经济行为对我国规模庞大的衣食住行用需求并不会产生保障和支撑作用，反而会出现各种脱实向虚的隐患。因此，千万不能把关系国家安全、关系国计民生、关系国际竞争力的实体经济搞虚了、搞少了。
守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就能提升我国经济运行韧性。首先，实体经济是吸纳就业的主要渠道，是为人民群众创造财富的重要路径。实体经济发展所依托的广大经营主体包括企业、个体工商户等参与价值创造的所有经济单元，覆盖领域广、涉及群体多、参与经济层次深是其重要特征，其创造的众多就业岗位不仅为劳动者提供了自身参与价值创造的途径，也使得他们获得与之对等的财富分配机会。其次，实体经济为保障国内市场供应、满足国内市场需求提供了支撑，能够应对外部不确定性对经济体系的冲击。随着国际经贸规则的重构，产业链脱钩、贸易壁垒等因素使得内需的多样化、品质化难以得到保障，全面提高国内产品和服务质量是在供给侧着力振兴实体经济的中心任务，并且这种产品和服务质量的提升又符合需求侧居民对美好生活的要求，这就需要实体企业发扬“工匠精神”，加强品牌建设，提高质量标准。最后，实体经济中各经营主体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活跃因素，是经济体系自立自强的坚实基础。综合国力的竞争反映在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当中，科技实力又是提升经济实力的决定性力量，是提升经济体系抗风险能力的关键。实体经济作为一国经济实力强弱的重要表现，所具备的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成为经济发展的制胜法宝，也是经济体系自立自强和提高运行韧性的标志。因此，必须围绕激发实体经济动力和活力进行改革，推动经济运行持续回升向好。
振兴实体经济、调整供给结构，重点在优化产业组织，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着力解决产业体系失衡问题，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甚至是创新链的韧性和安全性。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党的二十大报告最先提出的，并将其作为重要内容予以阐述。在论述新质生产力的转化应用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从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这是解决产业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重要环节，是保证产业有序运行和抵御风险的基础。对于传统产业，由于其与粗放式要素投入发展模式相适应，效率低、能耗高、产能过剩、环境污染大是其主要弊端，需要通过现代科学技术对其进行智能化、绿色化、数字化改造，摆脱发展劣势，形成支撑经济平稳运行的基础。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关键共性技术和前沿引领技术突破为依托，对经济的长远发展具有重大推动作用，需重点聚焦符合商业航天、低空经济、深海科技等产业发展要求的新场景新技术的示范应用，提升经济运行质效和应对冲击的能力，是现代化产业体系壮大的关键环节。对于未来产业，现阶段还未能完全发掘其潜能，产业比重虽小但未来提升空间很大，是属于未来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是现阶段现代化产业体系中不可或缺的有益构成，提前布局建设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则为产业发展和经济运行提供了前瞻性指引。
四、经济开放：制度型开放与全球治理
习近平经济思想关于经济开放的论述聚焦新时代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系统回答了“开放什么”“如何开放”以及“怎样参与全球治理”等问题，为构建开放包容的世界经济、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做出了巨大贡献。“如何开放”主要体现在新发展格局中，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通过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大循环，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开放什么”和“怎样参与治理”则聚焦规章、标准、管理等制度型开放以及全球经济治理。
（一）引进衔接高水平经贸规则，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
制度型开放，即以制度创新为核心，稳步推进不适应开放经济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革，体现出对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更高适应性和主动应用性。中国的制度型开放其实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就已经开始，那次开放通过废除、修订和完善一系列法规和规章使得中国成功融入国际分工体系，以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和海关规则改革为标志，但对国内市场规则、管理和标准的改革尚未深入推进（裴长洪，2024）。习近平经济思想开放理念的创新之处在于，将制度型开放进一步推进至制度集成创新层面，使得国内市场的规则、管理和标准与国际规则衔接的适应性更强、匹配度更高。一方面，双循环发展格局要求充分考虑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制度型开放则将两类规则也纳入其中，聚焦国内现有市场制度与国际通行标准不相匹配的地方进行纠偏和革新，诸如增强国内营商环境的优化建设、投资和服务贸易开放的更深层次、准入资格和监管审查的便利化等；另一方面，亦要充分认识到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通行标准与国内市场体制存在不相适应的地方，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必须只能吸纳那些有利于国内生产关系进一步完善的高水平制度规则，从而实现国际国内两种规则的高标准衔接和互动。
鉴于此，习近平总书记在有序扩大制度型开放过程中提出以点带面、试点推广相结合的原则，要以更大的改革开放自主权和制度决策决定权，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在对外开放中的综合实验平台作用，形成更多标志性、引领性制度创新成果。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指示中指出，坚持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统筹发展和安全，高标准对接国际经贸规则，深入推进制度型开放，加强改革整体谋划和系统集成。截至2024年底，我国已经分批次、分片区批准了22个自贸试验区（港），形成东中西全覆盖、陆海双向互济的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新格局，形成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中开放发展的新高地，涌现出一系列可复制、可推广的成功经验，为高水平国际规则国内化提供了宝贵试点模板，同时也丰富了习近平经济思想关于经济开放理念的实践路径。
（二）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积极推动全球治理
经济开放理念中的全球治理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围绕国际经济合作如何展开等话题提出的一系列重大战略构想。进入新时代，全球经贸格局经历了自1994年乌拉圭回合谈判之后的最大一轮重构，发达国家以贸易保护主义、产业脱钩断链、技术封锁堵截等“逆全球化”手段打破了原有全球治理格局，导致现有治理体系出现碎片化、封闭化趋势，发展中国家难以在这一体系中获得公平待遇。但是，生产社会化和世界生产力的发展已经使得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国际力量和话语权得到积蓄，加强新一轮全球治理、推动国际事务变革将是大势所趋。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也是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和坚定支持者，始终将对外开放作为基本国策，在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过程中也必然需要面对全球治理规则、形式发生的巨大变化。为此，必须在高水平对外开放中推动全球治理变革，主动参与和影响全球经济治理，为全球治理改革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构建全球经济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意识形态转变适应全球治理新模式。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是基于人类整体利益的通盘考虑，是多层次和全方位的共同体，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安全等多个方面，其目的在于让世界各国联起手来推动全球经济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和共赢的方向发展。这一理念其实是对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意识形态的挑战，是对资本逻辑主导的以追求甚至攫取物质财富为目的的价值观的突破。这种以绝对利益观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使得西方发达国家始终将自身置于经济全球化的中心位置，而将广大发展中和新兴市场国家置于外围的依附位置，从而盘剥相关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红利。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纵深发展，“中心—外围”依附性国际分工模式的非平衡性逐渐显露，西方发达国家由于绝对利益观又试图通过贸易制裁等手段来维系这种国际分工，严重违背了多元主体、平等参与的基本经贸原则，进一步形成全球治理中最不确定性因素。相反，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经济发展要兼顾广大发展中和新兴市场国家，尤其是确保非洲等最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公平且有效参与国际分工，摈弃发达国家基于绝对利益观的霸权治理，坚持“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的价值旨归。
坚持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协调互促，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成功经验为全球治理提供指引。全球治理本应是全球化参与各国国家治理的延伸，通过协商机制将各主权国家的治理经验予以提炼和运用，体现出治理的先进性和适用性。但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始终未曾处理好国家主权与全球利益之间的矛盾关系，习惯性将国家利益凌驾于全球利益之上，将自身已经失效的国家治理经验强加于全球治理，严重影响到经济全球化的运行。实质上，经济全球化要求参与各国的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相互协调，既让成功的国家治理经验上升为全球治理法则，又能够学习借鉴全球治理中的可用部分，弥补国家治理中的可能缺失。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混乱的全球治理局势，习近平总书记始终要求聚焦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并将其作为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前提，推动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在治理机制方面有机联系起来。例如，民主集中制将协商作为民主的重要形式，“也应该成为现代国际治理的重要方法，要倡导以对话解争端、以协商化分歧”。由此可见，国家治理实践中的成功经验可以为全球治理提供参考，当然这需要建立在维护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国际机构的规则体系及解决国际冲突主导性地位的基础上。
加强区域合作共治，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全球经济治理注入新规则和新动能。“一带一路”倡议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度观察和思考世界形势的基础上提出的，其核心是在双边或多边联动基础上通过基础设施等具体项目建设对接各国发展战略，是遵循共商、共建和共享原则的联动发展倡议，已经成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样板工程。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为中国优质项目和优势产能走出去提供了更高层次的发展空间。例如，通过“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有助于推进中国创新发展战略与沿线国家发展战略对接，以区域合作的形式共同赢得国际科技竞争的战略主动。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顺应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时代要求。“一带一路”倡议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等发展逻辑融入沿线国家分工体系和交流合作的各个方面，形成了新型合作运行模式和多元合作平台，为全球经济治理提供了新案例、新规则、新动能，形成了新的中国智慧。2016年9月第71届联合国大会将共商、共建、共享作为各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基本原则，更加彰显了习近平经济思想中参与全球治理的国际视野和时代价值。
五、经济治理思想：规划、调控与安全统筹
经济治理主要是指为实现良好的经济秩序和可持续发展目标而进行的经济协调，并不是要管制和约束经济活动，而是为了充分释放经济体系的增长潜能。经济治理分为国内经济治理和全球经济治理，国内经济治理是全球经济治理的基础，全球经济治理又是国内经济治理的延伸，国内经济治理由此作为习近平经济思想治理理念的重点。治理理念涉及顶层战略规划、科学的宏观调控、发展与安全统筹等，与经济发展、经济运行和经济开放理念形成相互依存、动态联动的有机整体，形成稳定经济发展、优化经济运行、拓宽经济开放的保证。
（一）以系统完备的战略规划推动经济治理
战略问题是事关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是谋划经济如何发展以及怎样运行的前瞻布局。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抢抓战略机遇期，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情，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思考和把握国家未来发展脉络的主要宗旨，推动了我国新发展战略体系的形成，也成为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坚持科学制定和接续实施五年规划，更好发挥五年规划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和独特优势。在此基础上，针对农业农村发展落后和农民脱贫致富问题，战略谋划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农为邦本、本固邦宁，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重中之重；习近平总书记坚持科学制定和接续实施五年规划，更好发挥五年规划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和独特优势。在此基础上，针对现代化路径中的城乡关系问题，战略谋划了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通过加快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逐步实现城乡居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针对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战略谋划了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通过构建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分区域、分地区的局部性战略规划形成多中心、开放式的区域协调分工格局，增强优势地区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与其他地区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等方面并重，推动区域合作互助、利益补偿与国土空间有序开发，着力缩小区域发展差距；针对我国经济发展动能不足的问题，从源头治理深入推进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和赢得发展主动权提供了底层战略支撑；针对自然资源、环境承载力与经济发展的矛盾冲突，坚定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将绿色发展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置于经济发展的核心位置；针对国防工业和民用工业之间的脱钩问题，战略谋划了军民融合发展战略，通过将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为国防工业和民用工业提供丰厚的资源和发展后劲。
这种全国一盘棋的战略规划体系，不仅包括统领发展全局的战略谋划，还包括针对各地区、各领域、各部门的战略谋划，是系统性和完备性的有机统一，反映了习近平经济思想治理理念在战略规划层面的体系化，这是深刻洞悉中国经济发展不同层次隐含问题的必然结果，是立足实践治理中国经济问题的集中表现。而且，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等深度融合，说明其经济治理思想还注重各大战略之间的深度融合、高效联动、统筹协调（赵建英，2023），从而使得新发展战略体系的实际治理效应最大化。也就是说，各个战略规划之间并不是相互独立、互相切割的关系，他们都是新发展战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整体由局部构成，但并不意味着整体效能就是各局部效能之和，习近平总书记战略规划重要论述的体系化就是要发挥“1+1>2”的效果，强化规划的衔接落实，推动经济治理的现代化。
（二）以科学的宏观调控推动经济治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习近平宏观调控论述是经过党的十八大之后的数次重要会议逐渐发展和完善的，其基本立足点包括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经济发展环境的复杂性和挑战性、经济领域在供需两端的突出矛盾以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战略布局，均要求全面提高我国宏观调控的理念思路和路径安排。这一治理理念的科学性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进行精准有力的调控。精准有力强调宏观调控的质量和效益，更加聚焦当下经济治理中面临的突出困难和严峻挑战，在病根和源头上对症下药，以结构性调控凸显针对性和精准度；而不是沿用过往调控的老思路、老做法，对所有矛盾不加区分进行“大水漫灌”式治理，或寄希望于单一宏观调控手段能够解决大部分矛盾问题。二是针对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注重调控的动态性和适应性。在分析供给侧和需求侧调控谁为重点的问题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宏观调控必须适应发展阶段性特征和经济形势变化，该扩大需求时要扩大需求，该调整供给时要调整供给”，说明宏观调控必须依据一国宏观经济形势做出抉择。三是重视与宏观调控相关的基础性改革。实施宏观调控政策后的成效如何与政策传导机制是否畅通密切相关，这就要求通过调控进行制度改革，例如，通过利率市场化改革畅通了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传导路径，通过金融市场体制改革畅通了宏观审慎政策传导机制等，体现了配套制度改革对宏观调控的科学性指引。
当然，资本主义国家也有宏观调控，但与我国的宏观调控存在本质区别。资本主义国家宏观调控的目标是保证资本收益最大化，其政策执行手段主要聚焦能够调节需求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且侧重短期调控，导致经济的周期性波动较大。而我国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是为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服务的，是为促进共同富裕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服务的，需要长期坚持、久久为功，因而政策组合也更加多样化、经济治理也更加体系化，是兼顾供给侧和需求侧并协同发力的复杂体系，不仅包括财政、货币政策，还涉及汇率、监管、法律、社会政策等手段。这种协同发力体现在科学统筹方面，避免出现合成谬误（裴长洪，2024）。具体而言，不同宏观调控政策都会在特定领域产生独立的治理效果，但需要避免局部合理政策叠加后产生的负面效果，这就需要加强各项政策之间的统筹协调，最大程度熨平经济波动。
（三）统筹发展与安全，守住经济治理底线目标
继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概念后，针对“十四五”规划进行几个重点问题说明时又明确指出发展和安全的辩证关系，“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我们必须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树立底线思维”。经济安全作为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内容，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理念的创新发展，是区别于西方经济学只以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为目标、仅将调控或治理作为推动经济增长手段的突出表现。必须以人民为中心，将发展与安全问题进行战略统筹，把防风险摆在突出位置，着力破解阻碍经济发展的各种问题，包括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才能把握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主动权。
针对粮食安全，将其解决好始终是发展中大国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一个国家只有立足粮食基本自给，才能掌握粮食安全主动权，进而才能掌控经济社会发展这个大局”，说明国家经济发展的立足点和着眼点必须首先解决好吃饭问题，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针对能源安全，将其解决好对国家繁荣发展、社会长治久安至关重要。能源安全问题不仅仅涉及经济发展问题，还涉及国家战略问题，尤其在地缘政治冲突日趋激烈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环境中，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必要性更为突出。聚焦构建多元供应体系、带动产业升级、推动能源消费和体制革命、加强国际合作等渠道，是治理能源安全的重要途径。针对金融安全，将其解决好是经济平稳健康运行的基础。新时代以来，大国竞争不仅表现在军事实力和科技实力的竞争，还表现在金融实力的竞争，金融工具政治化、武器化趋势更加明显，金融制裁已经成为部分国家进行威慑的大棒。必须牢固树立“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是金融的宗旨，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的意识，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不仅有利于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还能够抵御来自外部的不合理金融冲击。针对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将其解决好是构建新发展格局、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础。我国虽然具备完整的产业体系，但基础投入不足、产业链集聚中低端等隐患依旧存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产业链、供应链在关键时刻不能掉链子，这是大国经济必须具备的重要特征”。必须在关系国计民生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点领域形成完整且有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提升国际产业链对我国依存关系，形成对人为脱钩断链的反制和威慑。只有增强忧患意识，着力防范化解各领域的重大风险，才能形成经济发展与经济安全统筹协调格局，为发挥经济治理效能起到托底作用。
六、习近平经济思想方法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我们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也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这种以稳求进、以进固稳的工作总基调深刻反映在习近平经济制度、经济发展、经济运行、经济开放和经济治理理念当中。要深入理解习近平经济思想及其体系构成，必须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必须进一步把握这一方法论背后的学理内核和哲学基础，包括群众史观与人文经济观、系统观念与底线思维、两点论与重点论这三大部分。
（一）群众史观与人文经济观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我们才能不断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习近平经济思想正是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实践相结合，通过总结我国经济建设经验和教训之后产生的，体现了对唯物史观经济分析方法的运用，其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对群众史观一以贯之的坚持，并创新性地将中国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其经济思想体系。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根”和“魂”，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群众史观的集中体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是为人民谋幸福、谋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体现了人民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的唯物史观。历史和实践经验已经表明，人民的历史主动性是实现发展道路多样性的原动力，只有在经济思想体系中贯彻人民立场和人民观点，才能保证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在经济制度论述中，“两个毫不动摇”决定了以人民为中心谋发展的根本宗旨，分配制度通过不断革新已经与民生福祉紧密结合；在经济发展理念中，新发展理念本身就是立足人民进行发展的思想指导，高质量发展也是为了人民，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必然要求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经济运行论述中，实现高水平供需动态平衡需要围绕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展开，从而满足人民对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在经济开放理念中，高水平对外开放旨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利于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包容、普惠、共赢方向发展；在经济治理理念中，治理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持经济秩序和可持续发展目标，为以人民为中心进行发展提供底线保障。
习近平经济思想对中国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是唯物史观的另一种体现，也是习近平总书记所提“人文经济学”的具体表现，即推动经济和人文相互促进、共同繁荣。中华文明是世界上现存的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其五千多年的灿烂文化蕴含着华夏祖先的卓越智慧、精神理念和价值追求，已经为人类社会进步做出杰出贡献。推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充分利用这一优势，根植于中华“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探索适合自己特点的经济思想理论和发展道路，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大创新。经济制度论述中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是继承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党政工作的宝贵经验；经济发展理念落脚于中国式现代化，其五大特征中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反映出习近平总书记在指导经济发展过程中对“贵和尚中”“天人合一”等人文理念的贯彻，这与经济开放理念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亦有所关联；经济运行理念中强调实体经济振兴和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这与实数融合和文化产业发展又密切相关，将实体经济的数字化发展上升为一种文化价值，以文化内涵指引多层次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推动文化与经济融合发展，实现文化的经济化和经济的文化化，是习近平总书记人文经济观的重要体现；经济治理理念则根植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经验和教训之中，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的长期经济建设，包含对过往工作经验的总结提炼，是能够推动经济发展更为平稳有序的必要准备。
（二）系统观念与底线思维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一方面需要采取一系列体系化举措对其进行促进，以求全方位形成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支撑；另一方面还要坚持底线思维，以最坏的打算制定防守型政策，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习近平经济思想就是系统观念和底线思维的统筹协调，从而实现总体国家安全观基础上的发展。
习近平经济思想涉及中国经济发展的诸多方面，其系统观念首先体现在经济思想的构成当中。习近平经济思想立足全面深化改革视角，可以梳理归纳为经济制度、经济发展、经济运行、经济开放和经济治理五个部分，它们之间不是相互割裂，而是协同互补的关系，这种构成其实已经深刻反映出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其次，经济思想的系统观念根植于习近平总书记对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建设的认识当中。“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构成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方针，经济建设当然囊括其中。最后，这种系统观念还体现在经济思想的各个组成部分当中。基本经济制度由所有制创新发展至所有制、分配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三个有机组成部分，将马克思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全流程纳入经济制度考量范畴，是系统观念的直观表现；在经济发展层面，新发展理念的五个部分相辅相成、不可分割，新质生产力要求生产力三要素质的跃升和优化组合，中国式现代化也是五大特征的有机组成，均是以系统观念指导经济发展的表现形式；在经济运行层面，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求从传统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全面着手，形成能够承载新质生产力的多维载体；在经济开放层面，高水平对外开放不仅是经济空间的开放，还是管理、规章等制度型开放，要积极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推动全球经济治理，而不是关起门来搞建设或者奉行孤立主义；在经济治理层面，无论是战略规划的覆盖面，还是宏观调控的不同着力点，都是贯彻系统观念进行治理的表现。
坚持底线思维主要体现在统筹发展与安全的考量当中。一方面，底线思维要求经济发展要有战略定力，要从长期视角进行谋篇布局。习近平总书记在谋划一系列面向未来的重大经济发展战略时，多次强调“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这种精神贯穿习近平经济思想始终，是能够应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道路上各种艰难险阻和风险挑战的坚实精神基础。另一方面，底线思维要求经济安全必须得到保障，经济治理必须确保居安思危、未雨绸缪，能够经受住惊涛骇浪的考验。“凡事要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结果，做到有备无患”，这是习近平经济思想底线思维的重要内涵。例如，在社会保障上，对贫困人口提出“兜底政策”；在脱贫攻坚中，将“两不愁”和“三保障”作为脱贫底线；在金融安全中，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为底线等。只有始终保持底线思维，才能在复杂严峻的国际局势中坚守战略定力，有效应对各种“黑天鹅”和“灰犀牛”事件，保证我国现代化事业的安全发展。
（三）两点论与重点论
第一，经济制度论述中“两个毫不动摇”与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两点论和重点论。统筹好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在“两个毫不动摇”中的关系，不仅要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提升其在国民经济中的核心功能和竞争力，同时也要为民营资本和民营企业发展营造良好市场环境，从市场经济基础制度视角为其发展创造充足空间。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决定性作用强调的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方式，政府在其中的作用是“放得活”，要做到少干预不干预微观经济活动；但这并非表明市场和政府之间是相互否定、相互割裂的关系，而应从两点论出发，真正做到市场在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政府以“管得住”的方式破除束缚市场主体活力和价值规律发挥作用的弊端。
第二，经济发展论述中新发展格局的两点论与重点论。新发展格局要求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从而更好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甚至是制度型开放中的两类规则，实现更加强劲、更可持续的发展，但这种格局必须立足国内经济循环体系，立足全国统一大市场和人民群众的内需发展。一方面，新发展格局不是关起门来搞建设，而是要鼓励扩大开放，以开放促改革、以开放促发展。面对全球化逆潮，新发展格局要求我们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增强国内国际经济发展的联动效应，实现国内国际相互促进、双向发力的经济发展新体制。另一方面，国际市场是国内市场的延伸，双循环必须建立在强大的国内经济循环体系和稳固的基本盘基础上，这是新发展格局的重点。只有不断推动形成顺畅的国内经济循环、发挥国内统一大市场的稀缺规模优势，才能更好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形成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
第三，经济运行论述中供需动态平衡的两点论与重点论。供给侧和需求侧均是管理和调控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手段，具备对立统一的属性。放弃供给侧谈提振需求或放弃需求侧谈供给改革都是片面的，两者不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割裂关系，而是需要相互配合、协同推进宏观经济运行，但经济政策究竟以供给侧还是需求侧为重点需要根据一国宏观经济运行态势进行决策。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立足发展的命题依旧是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抓手；同时，生产作为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前置环节，决定着供给侧在国民经济循环中的重要地位，是解决发展这一长期性、全局性命题的重要着力点。质言之，在现阶段我国高水平供需动态平衡运行机制当中，依旧需要重点把握生产发展，突出新质生产力的驱动和赋能作用。
第四，经济开放论述中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两点论与重点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成功与否的重要保障，也可以为全球治理提供科学指引。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又是协调互促的关系，推动国家治理标准和体系的不断完善可以深刻影响现阶段日渐混乱无序的国际治理格局，推动国内规则国际化；通过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又能够使国家治理衔接上高标准的国际经贸规则，实现国际规则国内化。但必须明确，国家治理是全球治理的基础，全球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延伸，必须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我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前提和重点。同时必须明确的一点是，推动全球治理是建立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之上的，是要通过科学有序的治理实现全人类的美好生活向往，其中必然包括国内居民的美好生活愿景，这是制度型开放背景下将国家治理作为经济治理重点的必然要求。
第五，经济治理论述中统筹发展与安全的两点论与重点论。统筹发展与安全其实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只有把安全问题与经济发展问题一同考量，才能正确认识事物的双重性，如习近平经济治理理念中对于金融和资本理论的阐述。正确处理不同形态资本之间的关系并发挥其各自功能，是维系金融安全的重要途径；在性质和定位上对不同资本予以区分，是规范和引导各类资本健康发展的前提。必须对资本设置“红绿灯”，在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同时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从而推动生产力，尤其是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这里重点需要明确国有资本的重点投资领域和方向，推动其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关系国计民生的公共服务、应急能力、公益性领域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持续深化国有资本对经济发展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推动作用。
葛扬、丁涵浩（通讯作者），南京大学经济学院，邮政编码：210000，电子邮箱：geyang@nju.edu.cn，hanhao_ding @fox mail. com。
原载《经济学动态》2025年第7期，注和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