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刻剖析，阐明了资本主义社会两极分化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演进的必然结果，揭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及其渐进性质，为实践中的社会主义追求共同富裕理想指明了方向。基于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国情，想要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中国探索共同富裕道路就不能与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完全相同。进一步地，共同富裕理想与经济发展现实存在的矛盾，表现为实践过程中先后呈现出的平均主义、收入差距与财富分配及如何正确认识资本的问题。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坚持守正创新和问题导向，凭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的显著优势，不断探索实现共同富裕的中国方案。
关键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两极分化; 共同富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1]在对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上，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到二○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1]。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强调：“聚焦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完善收入分配和就业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2]实现共同富裕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题中应有之义，意味着中国到2050年应基本实现共同富裕。可见，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和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已经有了明确的实现时间表和路线图，并被纳入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顶层设计之中。
从毛泽东同志提出“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3]，到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最终达到共同富裕”[4]，再到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宣布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1]。中国共产党带领全体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百年奋斗史始终坚持着共同富裕这一根本原则，并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共同富裕的内涵、赋予其中国化时代化的意蕴。“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1]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逐步探索出的适合中国国情、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共同富裕道路，是在将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实际有机结合的基础上形成的。一方面，只有阐释好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为什么行”，厘清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的内在逻辑，才能深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思想“为什么好”和中国共产党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为什么能”。另一方面，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坚持守正创新和问题导向，分析中国在不同时期探索共同富裕道路过程中所遇到的矛盾和挑战，进而阐明源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孕育而生的中国方案。
一、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的内在逻辑
（一）扬弃异化劳动——人向自身、向社会的人的复归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接触政治经济学的结果，异化劳动的概念在马克思的理论研究中起到了原始基础的作用[5]。“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6]185马克思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批判，使得“异化”这一概念蕴含了更多的经济学意味。通过对“劳动异化”概念的科学阐释，马克思揭示了劳动者与劳动产品、劳动活动之间，人同自己本质、同人这一属之间的异化，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非人化和反人道的性质。
在阶级社会中，大多数进行的生产都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生产。劳动者进行劳动活动并非出于热爱，而是为了个人生存被迫劳动，即为了生产而生产，他们并未从劳动中获得满足感。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被资产阶级占有，异化劳动促使工人不仅生产出与自己异化的劳动产品，而且生产出资本家同他的生产和他的产品的关系。因为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的产物，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私有财产的不断积累，反过来会进一步推动异化劳动。因此，共产主义社会必须扬弃私有财产，这个意义上的“扬弃”过程也是共产主义诞生活动和运动的过程，是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过程。即人只有向自身、向社会的人的复归，“人”才能真正意义上实现自己的全面发展，而不是被私有财产导致的“异化”所支配。
马克思并未止步于批判异化劳动，而是通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论述“异化劳动”概念的基础上，树立批判精神及这一精神所代表的基本方向[7]。进一步地，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将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和根本目标。马克思阐释了人如何消除异化劳动，社会主义社会将使人真正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社会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6]187。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8]共产主义作为一个新的人类历史的真正开端，必然要在扬弃异化劳动的过程朝着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目标演进。
（二）资本主义社会贫富分化的根本原因
“在私有制的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还没有真正弄清以前，异化理论是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最方便的武器。”[9]随着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入研究，特别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作为研究对象之后，马克思对“这种武器”进行了革新。马克思在批判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本质及其内在矛盾的过程中，阐明了资本主义社会贫富分化的根本原因，证明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所谓原始积累，是先行于资本主义积累，而作为资本主义发生的历史前提出现的。”[10]当分析资本主义社会贫富分化问题时，有必要从整体上联系资本的原始积累来找出资本主义社会与前资本主义时代的根本区别，追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原罪”。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无论是奴隶主对奴隶的全部占有，还是封建社会的农奴制，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占有者都是人身依附的关系。在美国，直到南北战争结束之前，南方奴隶主庄园所产出的棉花依旧是欧洲纺织业重要的原材料[11]。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这种人身依附关系不再继续存在。工人自由的一无所有主要体现在：一方面，工人阶级不占有生产资料，为了生存他们必须出卖自己的劳动能力去获得生活资料；另一方面，以法国大革命为标志的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者在法律上是自由人。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共同为劳动力商品的出现创造了经济基础和制度保证，创造了一种特殊的商品——劳动力商品。劳动力商品的出现与资本的原始积累在时间和空间上有机组合在一起，原始积累使劳动者与他们劳动所必需的劳动条件的所有权相分离。
同时，资本的原始积累充满了血与火。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奴隶贸易、殖民战争和运用国债、信用制度、保护关税制度等手段，不断加速资本原始积累。由于传统自给自足经济的解体，失地农民、小手工业者破产，不得不加入产业后备军中。产业后备军的扩大，加速了资本的积累。“但是同现役劳动军相比，这种后备军越大，常备的过剩人口也就越多，他们的贫困同他们所受的劳动折磨成反比。”[12]742产业后备军中的工人一旦没有工作，他们虽不会被这种异化劳动折磨，却会因此没有工资收入去购买生活资料以维系生存，他们及其家人都会陷入贫困之中。反之，如果他们获得了工作，就要继续这种异化劳动，成为机器的附属品，受到劳动的折磨，被资本家占有剩余价值，但由此获得的一部分收入可以减缓贫困的状况[13]。
此外，与前资本主义社会不同的是，资本主义再生产的特点是扩大再生产。资本家绝不满足于简单再生产，因为他们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剩余价值的资本化来扩大再生产，即将工人的活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即将剩余价值当作资本使用），通过资本积累不断扩大再生产。劳动力商品的出现为资本家占有剩余价值创造了条件，而剩余价值是资本积累的源泉，也是资本主义能够持续不断扩大再生产的源泉。因此，资本积累反过来会加强资本家的统治，这样周而复始，“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12]743-744。值得强调的是，马克思批判的重点是广义的“贫困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他对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的分析证明，这种生活条件绝不是个别资本主义时期特殊的病症，而是会在资本主义的各个发展阶段将这种“贫困”以各种具体的形态表现出来[14]。
资本不是物，而是一种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归资本家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不断演进发展，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的结合：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社会贫富分化是其内在逻辑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是个别企业有组织生产和整个社会中生产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最终，矛盾的一面是想要扩大消费的劳动人民具有消费意愿，却没有支撑他们消费的收入和财富；矛盾的另一面是具有消费能力的资产阶级的收入和财富不断增加，但总量上整个资产阶级群体的消费需求是有限的。因此，虽然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也会存在财富和贫困的两极差距，但资本主义却是唯一一种产品过剩成为严重问题的生产方式。
（三）共同富裕思想的提出、方向和原则
马克思认为：“分配的结构完全决定于生产的结构。分配本身是生产的产物，不仅就对象说是如此，而且就形式说也是如此。”[15]资本主义分配关系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决定。就对象来说，资本主义所分配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出的商品；就形式来说，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它的分配方式。工人获得工资，资本家获得利润（实际上是剩余价值），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决定了他们之间的分配关系。
“在目前的社会中，工人没有获得他的劳动的全部‘价值’，而社会主义的使命就是要矫正这种情况。”[16]矫正的方式是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掌握社会生产力，即“建立这样一种制度，使社会的每一成员不仅有可能参加社会财富的生产，而且有可能参加社会财富的分配和管理”[17]460。共产主义社会脱胎于资本主义社会，通过废除资本主义社会雇佣劳动所有制，消灭少部分人通过占有他人无偿劳动使自身财富增长，而多数人却只能得到工资收入的不公平状况。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根据社会主义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提出了不同的分配原则，从理论上明确了实现每个人全面发展的方向和原则，指明了实现共同富裕的方向。马克思坚持已在《资本论》中阐述的观点，即生产方式决定分配方式、经济关系决定法权关系，“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17]436劳动并不是如拉萨尔所说的“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17]428，而是价值的唯一源泉。自然界也是使用价值的源泉，是财富的源泉之一。即使是共产主义社会，劳动的产品也不能“不折不扣”地分配给所有社会成员。否则，公共物品的提供、扩大生产的追加部分、应对自然灾害等方面将不会有多余的生产资料投入。如果始终维持简单再生产，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就无法逐步提高。
分配方式必须建立在生产方式之上，马克思据此把共产主义的发展阶段划分为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一方面，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方式是“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以后，从社会领会的，正好是他给予社会的。他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17]434。这一意义上的按劳分配带有“旧社会的痕迹”，但与资本主义社会有本质区别：劳动者创造的价值中，除了劳动力价值之外的那部分价值，劳动者可以决定参与分配、分配多少和怎么分配的问题。另一方面，按劳分配不是平均分配。在形式上，虽然按劳分配的方式已较以往的分配方式取得了巨大进步，但由于个人和家庭资源禀赋的差距，天赋更好、需要养活他人较少的个人仍有积累和享受更多消费资料的可能。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虽然全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已经没有资本家占有剩余价值，消费资料能够更多地分配给广大人民，但受限于生产力仍处于相对较低的发展水平，消费资料没有达到能让所有人摒弃分工而完全从事自己喜欢的事业，劳动还不能成为人们的第一需要，“权力绝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17]435。只有在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17]435-436
总之，马克思阐明了资本家无偿占有劳动者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背后的规律，阐述了分配关系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内在联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的根本原因。马克思认为，生产资料私有制是一切剥削制度的根源，资本主义社会中不仅劳动产品异化，蒙上了拜物教般神秘的色彩，并且人同自己本质、同人这一属之间的异化[6]163-165。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在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剥削上，社会贫富分化是资本不断积累的必然结果。社会主义脱胎于资本主义，无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扬弃这种异化，必须建立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作为基础去组织生产，通过充分发展生产力为共同富裕的实现创造物质基础。同时，在分配原则上，应根据未来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科学运用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原则，持续推进迈向“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进程。
二、探索共同富裕的道路——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
中国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再经由社会主义革命确定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改革开放后，中国变“单一公有制”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变“按劳分配原则”为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并逐步摆脱计划经济的束缚，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实践来看，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决定了中国探索和追求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必然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不尽相同，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和复杂性。特别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本的双重属性使得现实的经济利益关系变得更为错综复杂。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表现为在不同历史时期，共同富裕的理想与经济发展的现实存在矛盾，进而决定了必须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并将其“中国化时代化”。
（一）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提出要“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18]。按照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历史进程，只有经过资本主义社会的充分发展才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这显然不符合中国当时实际面对的社会历史条件，更与中国尽快完成从落后的农业国向先进工业国蜕变的迫切需要南辕北辙。
一方面，“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19]。走资本主义道路，只会沦为帝国主义的附庸。毛泽东同志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认为私有制是人与人之间产生贫富分化的根源，只有社会主义公有制才可以消灭剥削和两极分化。“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20]。因此，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是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方式，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同时改变了中国的生产关系，建立起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结束了存续数千年的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这一根本变革，使中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为接下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探索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提供了根本的制度前提。
另一方面，基于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国情，面对帝国主义的封锁和遏制以及中苏交恶后的严峻形势，在资本原始积累严重不足的条件下，中国当时不得不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将农业剩余转移到工业领域，以此来加快推进工业化进程[21]。从拖拉机、汽车、飞机都不能造的国家，到研发出“两弹一星”、建立起较为完备的基础工业体系和国防工业体系，为保证国家安全和维护民族独立创造了根本的物质条件，中国农民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剪刀差”客观上导致了城乡收入差距的产生，并在叠加了户籍制度、教育、医疗、就业等方面的因素后，促使城乡二元结构逐步形成，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进而成为推进共同富裕的主要阻力。
（二）“先富”带动“后富”所遇到的现实挑战
改革开放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进一步明确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要“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78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384.7元，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171元，居民恩格尔系数高达63.9%，农村贫困人口为7.7亿人[22]。这表明，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探索共同富裕道路仍面临严峻挑战，主要原因是当时的生产力水平较低，只是解决了平均主义意义上的“平等”问题，还缺乏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事实上，回顾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历程，当时还没有哪个共产党国家成功完成了经济体制改革，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23]。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停滞不前，国内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亟待转变，是还没有认清社会主义本质的实质表现。这迫切需要中国共产党从理论上科学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找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能够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能动的反作用。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必须从生产出发去理解经济利益关系和共同富裕问题，要把共同富裕内生为生产的问题[24]。没有生产力的充分发展作为基础，即便再完善的分配方式也无法实现共同富裕。但“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平均主义使得经济活动缺乏有效激励，从根本上讲就是并未真正地坚持按劳分配，生产力在这种生产关系下被严重束缚。想要发展生产力，必须先解放生产力。通过渐进式改革和“先富带后富”的示范效应调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群体的致富积极性，平均主义的问题得到解决，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得以调整。一部分群体利用改革红利，先一步富裕起来，起到了示范效果，促进了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国民财富的快速积累，提高了中国生产力水平，为共同富裕奠定了物质基础。
然而，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体现在：虽然“先富”与“后富”群体的收入和财富都在增加，但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却在不断扩大，并在改革开放的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现象。21世纪以来，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逐年攀升，并在2007年达到峰值。党的十八大以来，这一比率逐渐降低，到2023年降至2.39[22]。同时，区域间的收入分配不均衡问题仍然有待解决。行业间的收入差距仍旧较大，并且未呈现收敛趋势[25]。此外，在财富分布方面，个人净财富前1%和前10%所占份额不断攀升，其中前1%个人净财富的份额到2021年达到了新高的32.6%，而个人净财富最低的50%份额则呈现逐年下降趋势，到2021年已经降为6.2%[26]。可见，先富的区域、群体与后富的区域、群体存在明显差距，“先富”带动“后富”遇到了现实挑战。
（三）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之间的矛盾
共同富裕不是所谓的“均富”和“同富”，而是在做大、做好蛋糕的同时切好、分好蛋糕，在公平和效率的有机统一中实现“共同”和“富裕”。因此，立足新发展阶段，解决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之间的矛盾成为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所在。
一方面，从生产力的发展和做大、做好蛋糕来看。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到“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从“落后的社会生产”到“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反映了中国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变化，更突出表现为人民对于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需求的提高。经济多年的高速增长和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客观上在不断提高人民对未来生活的向往，或者说绝大多数中国人民改变命运的阈值存在代际提高。社会主义社会既要避免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过剩和贫富分化的问题，同时也要在发展质量和效率上比资本主义制度体现得更好。在这个意义上，特别是进入到新发展阶段，做大蛋糕的要求更高、难度更大，所要解决的问题更为复杂。“以前我们要解决‘有没有’的问题，现在则要解决‘好不好’的问题。”[27]133“有没有”的问题可以靠经济总量的提高、制造大国的规模优势来达成，但“好不好”则必须依靠各方面的创新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才有可能实现。这就要求不仅要做大蛋糕，而且更关键的是做好蛋糕。此外，以往的发展方式，虽然能够保证居民收入保持稳定增长，但在关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住房、医疗、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均等化程度还不够高。
另一方面，从生产关系的调整和切好、分好蛋糕来看。在马克思经典作家的设想中，“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17]564。但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消灭商品货币关系、实现计划经济及单一社会主义所有制不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主要表征。“既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必然会产生各种形态的资本。”[28]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本作为生产要素具有双重属性。作为资本的一般属性，资本的逐利、扩张、剥削等特征依旧存在。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劳动者参与社会劳动主要是为了生存需要，并不是将“劳动”本身作为第一需要。特别是在非公有制经济中，劳动者所得到的回报是劳动力价值，生产资料在非公有制企业中的资本属性在一定程度上依然占有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资本对工人的剩余劳动占有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客观上存在。资本的过度积累、违规并购、过度虚拟化，资本利用监管的漏洞向公用事业领域侵蚀。此类资本无序扩张的结果是，进一步扩大了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和财富分布不均的问题[29]。虽然公有制经济在中国经济中居于主体地位，特别是国有经济主导国民经济的发展，而国有资本的特殊性恰恰在于其保值增值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国有资本的收益要为全体人民共享，同时对资本的逐利、扩张、野蛮生长等问题也有所限制。但由于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和90%以上的企业数量都来自民营经济，这导致中国实现共同富裕所面对的问题要比单一公有制条件下的更为复杂[30]。总之，想要做大蛋糕，必须利用资本，而资本的一般属性却不利于分好蛋糕，这中间的矛盾无疑增大了推进共同富裕的难度。
三、实现共同富裕的中国方案
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及其渐进性质，为实践中的社会主义追求共同富裕理想指明了方向和原则。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的共同富裕思想并非需要背得滚瓜烂熟并加以不断机械重复的教条。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并未因循守旧、抱残守缺，而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中国共产党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基础上，立足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守正创新和问题导向，不断探索共同富裕道路上所遇到的矛盾、挑战和问题，依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的显著优势，逐步形成了实现共同富裕的中国方案。
（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框定共同富裕的基本原则和方向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三者相互联系、相互支撑、相互促进，能够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根本的制度保障。
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核心，决定着社会的基本性质和发展方向。公有制为主体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保障，只有在生产资料社会占有的基础上，按劳分配才有实现的前提和基础，才能够有效防止社会的两极分化。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能够发挥“普照之光”和“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影响和带动各种所有制形式的经济主体协同推进共同富裕[31]。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民营经济是中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在创业、就业、技术创新、税收贡献等方面对国民经济发展都发挥了重要作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有利于形成各种所有制优势互补、相互促进的格局，是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力量。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在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同时，要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国民经济沿着共同富裕的方向发展，并不断夯实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
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分配制度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直接决定着人们在社会总产品分配中所占的份额。一方面，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同劳动者的劳动能力还存在差别，劳动能力还是一种“天赋”的权利。只有坚持按劳分配，才能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创造性，从而不断提高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效率，为做大、做好蛋糕创造条件。另一方面，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实质上是按照要素所有权参与分配，表现为劳动者获得工资、土地所有者获得地租、资本所有者获得利润或利息等。社会主义社会的共同富裕一定是共建共享的过程。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能够让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一切生产要素的活力竞相迸发。在此基础上，“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坚持多劳多得，鼓励勤劳致富”“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1]，从而把提高效率和促进公平统一起来，有效缩小收入分配和财富差距，进一步体现和发挥分配制度的优势。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标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集中表现为劳动力和资本的对立、相对人口过剩或失业、贫富两极分化、生产过剩危机等问题。相比之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反映现代市场经济一般特点的同时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优势，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也强调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将当前与长远、总量与结构、供给与需求、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发展目的上，“以人民为中心”取代了“以资本为中心”，最终要实现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在调节经济方式上，在坚持中国共产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国家作为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全体人民利益的总代表，能够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在全社会范围内合理地配置社会资源，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在对外开放模式上，扬弃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血与火”的原始积累过程，把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与坚持独立自主相结合，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通过自身发展带动世界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二）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分层次、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保证，需要在不同经济运行层面加以落实，并在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过程中，通过各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予以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分为三个层次的内容，即微观经济运行、中观经济运行和宏观经济运行[32]。不同层次的、高效率的经济运行是实现共同富裕不可或缺的条件。
微观经济运行是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企业是重要的微观经济主体。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等企业既互相竞争又互相配合、互为补充，具有不同于资本主义微观经济运行的独特优势：一方面，国有企业作为公有制经济的重要载体，决定了其生产经营活动能够按照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消灭劳动与资本的对立。国有企业做大做优做强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支撑作用，不仅保障和改善了民生，而且通过上缴税收、收益提取、划转社会资本充实社保基金等方面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非公有制企业受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深刻影响，在创造财富的同时也能催生出积极的、有利于共同富裕的因素。民营企业在提供就业、缴纳税金、增加产品、满足人民需要以及促进市场竞争、增强市场活力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外资企业在资金融通、研究开发、品牌管理、市场营销、经营管理等方面具有优势，国外的资金、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被我们所用，助推了中国经济发展。个体企业承载了中国大量的就业岗位，为劳动人民提供了众多的致富机会，为渐进式改革的推进提供了更大的制度选择余地。
中观经济运行是微观经济运行和宏观经济运行的结合部，产业政策、区域政策和地方政府对于实现共同富裕的作用十分突出。从产业政策来看，通过产业布局、产业结构、产业组织、产业技术政策加速中国的产业转型升级，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实现产业资源优化配置，并在部分产业形成了“竞争优势”，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完善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就区域政策而言，形成了区域间相互促进、优势互补的互动机制，按照统筹规划、因地制宜、发挥优势、分工合作、协调发展的原则，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1]。先富区域带动后富区域，推动区域间协调互动、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在地方政府方面，地方政府是本地区经济剩余的分享者，具有推动本地区经济发展的权利与资源。地方政府通过招商引资等多种方法构造了可持续发展的“投资奖励体系”，形成了中国经济强大的投资驱动力。地方政府通过提供更好的公共产品，吸引各类生产要素向本地区流入，促进辖区经济发展。多重因素作用下，地方政府对做大、做好共同富裕的蛋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并在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
宏观经济运行是整个国民经济总体的运行，是微观经济运行与中观经济运行的总和。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中国的宏观调控注重短期与长期相结合、速度与质量相协调、兼顾总量增长与结构平衡，能够在大多数情况下保持社会产品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从而有利于调整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助力共同富裕，特别是将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强化对民生指标的关注，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初次分配方面，可以通过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劳动报酬的比重；在再分配方面，通过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规范财富积累机制、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等政策措施，加大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的调节力度；在第三次分配方面，引导、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1]。
（三）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的基础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既是生产力的发展过程，也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实现过程。从生产力的发展看，物质产品的增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经济结构的优化、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加速，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实现过程来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城乡一体化，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努力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生产力的发展与生产关系的调整相统一，并通过具体的发展理念、发展战略、发展道路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在发展理念上，坚持新发展理念，推进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27]238坚持创新发展，增强发展动力，创造更多更好的优质产品，满足人民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美好生活需要。坚持协调发展，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实现生产和需要的动态平衡，增强发展的协调性并提升整体效率。坚持绿色发展，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满足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增强发展的可持续性。坚持开放发展，提高内外发展的联动性，更好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坚持共享发展，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将提高效率同促进公平相结合，通过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渐进共享，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推进。
在发展战略上，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及乡村振兴战略。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实施科教兴国战略，通过增强国家科技实力及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使得经济发展转变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形成国际竞争新优势，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全力缩小城乡差距，打破城乡二元结构，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问题，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助推农民富裕。
在发展道路上，成功探索出中国特色减贫道路。困扰中国数千年之久的绝对贫困问题从根本上得以解决，推动了共同富裕向前迈进一大步。中国将消除贫困作为重要使命实现全面主动减贫，坚持积极主动脱贫，寻求全面整体脱贫，打赢脱贫攻坚战，满足原贫困人口追求幸福的基本要求。坚持“精准”导向，围绕“精准”加强顶层设计，完善“精准”有关政策配套，加强中央与地方的统筹协调。此外，减贫道路还包括发挥制度优势推进减贫进程，将发展生产力作为减贫的根本手段，采取“减贫组合拳”综合治理贫困，“扶贫”与“扶智”相结合、“输血”与“造血”相结合，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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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城，辽宁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谢地，辽宁大学经济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辽宁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院长，辽宁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来源：《改革与战略》2024年第6期）
